《麦收》好看吗？经典观后感10篇
《麦收》是一部由徐童执导，纪录片主演的一部中国大陆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麦收》观后感(一)：簡評裏寫不下的
有這麼些人這麼活着，避而不見纔是不對，是虛僞，是遮蔽。
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再想倫理問題。
第一感覺是通常給出的“她們生活中/村子裏的人不是會看這個片子的人”的解釋真是不那麼負責的簡單粗暴，但其事實上的有效性更讓人心塞。
具有傳播價值/意義，與不適宜被廣泛傳播的矛盾好像只能靠時間解決，但即使紀錄片不像新聞一樣強調時效性，要等個六七十年，這片子討論的問題過時，或仍不過時，也都心塞。
強光手電是種姿態，但在“影片觀衆與主人公生活確實難有交集”這一條事實上成立的基礎上，這姿態顯得滑稽，影響觀影效果也是助長遮蔽。
那麼是不是對這類題材的講述都歸去劇情片呢？不不不，並不能夠，紀實是力量。
想想主人公畢竟是自願的，更與導演建立了明顯高於契約的信任，在認可“這麼一個片子應當存在”的基礎上，麥收是完成得極爲出色的。
呂老師反覆提醒的可能的傷害，一個是對於片子目前傳播，更重要是對拍攝此類題材的後來者說的吧。
《麦收》观后感(二)：纪录片导演徐童的『游民三部曲』：算命之下的妓女们，是一群麦收后的老唐头
七月里，除了重看杨德昌的电影外，最美好的电影时光莫过于纪录片导演徐童的『游民三部曲（《麦收》、《算命》、《老唐头》）』。《麦收》记录的是一个妓女的真实生活；《算命》里的算命先生在讲述自己与妓女的性经历之后，才让观众看见他的可爱；通过《算命》里的按摩店老板唐小雁，徐童又拍摄了《老唐头》，因为老唐头就是唐小雁的父亲。
毫无疑问，以『妓女』、『父亲』这样的元素，导演徐童把他的『游民三部曲』串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它的主题也就变得更加的宏大与壮观。
『游民三部曲』拍摄的对象是社会边缘人群，影像里充满了道德与隐私的拷问。徐童自己也说，如果没有那些人慷慨坦然地贡献了自己的生活，我将永远蒙羞于纪录片无休止的道德谴责，也无法跨越纪录片原罪的深渊。所以，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麦收》里的妓女，现在已经成为导演徐童的助理，并结婚生子过着正常的生活；为什么当《算命》里的唐小雁被拘留之后，徐童拿钱找人把她从局子里弄出来，然后她还把自己的父亲推荐给了徐童，于是就有了『游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老唐头》；为什么《老唐头》里的唐希信会把自己一辈子的故事原汁原味的，全部都奉献给了徐童。徐童并不想被道德与隐私所束缚，他是想一帧一帧的去刻录那些更幽微的人性，在这些更加幽微的人性面前，让我们看见并且理解那些丑陋的样貌，看见与理解这些样貌之后，美好和阳光才会真正充满力量。
此刻，我向屋外望去，暗黄的路灯下几乎每个路的拐角处，都会坐着一个等待嫖客的老鸨母。她们老面肌黄，即使是脸带粉黛，也勾引不起男人们的欲望，可是她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我无数次的经过路的拐角时，我设想过她们的处境，难道她们没有子女父母吗？我也观察过她们的日常，她们晚上接客，白天照常与人们相处为伴。你看，她们同样也是人们这个群体里的一份子。徐童说，从自己心里头挖掉道德优越感，才能根本上瓦解掉道德焦虑。《麦收》也给了我更多的震撼：在《麦收》里，在徐童所面对的这样一群社会边缘人的生命状态中，导演想要告诉我们的，既不是那些强硬的价值判断，也不是对现实花俏的隐喻，而是一个人的不同处境，人性中本来就存有的复杂。
徐童说，生活是要远比戏复杂而精彩，生活已经足够我拍上一辈子了。就像无数次我路过拐角时会去设想老鸨母们的处境一样，在看《麦收》时，我无数次的想起香港导演陈果的电影《榴莲飘飘》来，秦海璐扮演的阿燕同样也是妓女，但是前者是纪录片，后者是文艺片。电影的目标是表现生活自身无法估量的时时刻刻，所以，此刻在《麦收》和《榴莲飘飘》里，我也再一次体会到，生活要远比戏复杂而且精彩。
生活就是一颗榴莲，我们捏着鼻子走进它，但是又有多少人最终能够从恶臭中吃出甜蜜来。《麦收》里的牛洪苗更是如此。最后，父亲住进重危病房，男朋友跟她分手。双重打击下，她知道，生活除了恶臭之外，什么都不是。
《麦收》观后感(三)：等下一轮麦收
《麦收》这个名字取得真好。
夏天麦子高昂在田间的时候，我们认识了洪苗。秋末叶黄天入凉，一把镰刀将她的生活同熟透的麦子，一把狠狠割裂。麦收是一年劳作的收获，也是洪苗一年生活的最终结果，然而收获是喜庆，洪苗面临的却是一场接一场的悲剧。20岁的女孩刚刚开始她的人生，还好，她比秋麦茁壮。
越是底层的人，性格经历越是惊人的相似。他们构成社会链最庞大也最基础的一环，见证着这个国家最羞于启齿的现实境遇。导演从来没有去深究过她为什么走上了这条路，悲情的故事有太多，再把洪苗置于其中显得不太公平。镜头下的她和我们没什么不同，爱扮靓；谈恋爱；有时候会说出好笑又有那么点意思的话——“不要和我在一起，我是个喜欢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上的人。”抛去职业的特殊性，她就像是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普通女孩，用厚厚的围脖捂住发红的脸蛋，抵着北京的雾霾孤注一掷的前行着。
但是我们不可能抛开她的职业来讨论她。导演的剪辑很巧妙，一边是洪苗爸爸说着女儿是个有出息的能干人，一边是洪苗打电话开口闭口操你妈。有些讽刺，也有些尴尬。她身上萦绕着摆脱不掉的职业特性，我无法判断这是好是坏，但总归是看了心疼。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全世界，我希望洪苗在在自己的世界里不需要穿盔甲。影片后段洪苗递给妈妈一沓钞票，又抽出薄薄的一张，说要拿着这钱再去北京的时候，我看的浑身发冷。天真和勇气是感人的，但如果这层情绪的始发点是为了活下去，那么也太残酷了。我们眼睁睁的看着洪苗被现实反复碾压，看着她在镜头前抽着烟拼命压抑自己的情绪，看着她为嫖客的一句讽刺生气又无能为力，我们也许能做些什么，也许什么都不能做。
徐童导演是个非常会观察生活的人，他知道观众需要些什么。没有夸大，没有介入，平实且克制的镜头下是对一个群体的审视。在《麦收》里，没有过多对小姐这个职业进行阐述，更多的是站在安全范围内，窥探其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带领着观众从对这个职业的好奇，走向对个体本身的了解。让苗苗暂时跳出“小姐”的身份，只是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女孩，有着些江湖气息，我们看着她如何去背负家庭的重担，如何面临友情爱情的混乱，如何看待什么是“义气”。她是如此有血有肉，真实可亲。
讨论女权或是隐私就没有意思了。我相信这部片子带给苗苗她们的积极影响一定多于其他，而且导演不也说了么，她现在结婚生子了非常幸福。所以与其再去批判去深究什么了，不如下次在路边看到站街女，给予一个理解的眼神吧。
《麦收》观后感(四)：架起摄像机
粗粝真实，其实我一直认为，对于底层，我一直抱有尊重，但我想，我所接触的底层还没有够底吧，你不知道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人与人之间可以有多大的不同。
其实，我一直相信真实的上层没有电影中那么奢华，真实的下层也没有那么多惊心动魄与可悲，即使是毒贩，那些生与死的瞬间也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人还是浑浑噩噩地活着。
我想要体验不同的人生，多种多样、丰富的人生形态，纪录片导演是一种能让自己短期和她们在一起的最佳手段，但你终归还是局外人。这部纪录片其实技巧性很弱，如果我有那样的机会，那些镜头我也能拍出来，但我知道我无法让镜头真正架起来让她们过自己的生活，这才是导演牛逼之处吧。
《麦收》观后感(五)：麦收∣妓女能恋爱吗
知道徐童是因为锵锵，刚刚查了一下，他上节目已经是2013年的事了。那次去讲的是另外一部纪录片《算命》。那次抱着猎奇的心态找来看，大概二十几分钟的样子，因为太狼狈太丑陋，我关掉不看了。依旧是社会边缘人物，《麦收》对准了北京西郊的妓女们。但这部比《算命》更早，是2008年的事。
2008年有两大事件，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这些东西渗透进纪录片里也是自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跟这些有扯不断的联系。但我们这些普通人，既不会因为灾难过分悲痛，也不会对盛会持续热情。完全是旁观者，路过显眼的什么，瞅一眼，接着过。
主角洪苗在片中数次往返于河北老家和北京城郊，你与她擦身而过甚至不会多瞅一眼。印象中妓女特有的浓妆和袒胸露乳的装束并没有出现，她就穿着最普通的T恤和牛仔短裤，跟她的小姐妹们像聊家常一样指点着嫖客们的做派。这个不好，坏极了。那个还好，那个还好。在电话里跟嫖客讨价还价，没有什么娇软的对话，只有一句，「你别跟我较真，能等就等，不等拉倒」，一副江湖儿女的理直气壮。聊起她最好的姐妹，那个叫格格的同道中人，说「你别瞧她外表看起来特别厉害，对待客人毫不客气，但只要一个神秘人物打来电话，她立刻化身成为最柔软听话的小女人」。这话多么耳熟，我们平时谈起哪个女生，好像也常这样讲。
镜头还真捕捉到了这个画面。两人在出租屋外的水池子底下洗衣服，格格看到那个男人的来电，紧张到站不直，嘴里嘟囔接还是不接接还是不接，哎呀接了又能怎么样，啊呀，没等我接他就挂掉了哈哈。
洪苗的男朋友也就是曾经的客人，在附近的工地开塔吊。那个瘦弱清秀的小男人让洪苗的眼睛放光，两人在路边的脏摊儿上吃饭，他喝酒她饮料，有一搭没一搭的调情。也不乏分别后频繁的来电。「他有时候一天能打三四个电话，也不说什么，就瞎聊。」洪苗笑说。
这个男人最后一次出现在镜头里是洪苗从妇幼保健院拿回让人松了口气的体检报告。大太阳底下小跑过去，拿出报告让他看。他抬起眼睛说了一句，「好，你多保重啊」。这话真有分别的意味。
然后大雨，在河北的老家。男人打来电话。
你老人家过得可好啊。
好啊。
妈妈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妈妈做什么都是好吃的。在家吃咸菜都香。
对头。
「我就是你生命的一个过客。你高兴就行，哪怕是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我也愿意。」
洪苗脸色骤变，提起父亲的重病，加上窗外的倾盆大雨，她突然不再笑了，捂着脸哭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徐童问。「他嫖去了，找别人了。」轻描淡写，再无下文。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背叛更讽刺。
恕我无知，问妓女能不能恋爱。当然是能，但我却非常困惑。一个又一个标签就是一个又一个人性的枷锁，这些锁子让我们所见非人。眼里的都不是「人」，而是符号。而谁又愿意剔除一切去问一个妓女的灵魂，问她是否爱过是否痛苦过。有那点闲工夫，还不如去吃碗饺子有益。
生而为人，自身难保。耻笑你并非有心，因为还有更重的人生要过。
又是一年麦收时，一切如常，一切无恙。
（常聊电影，也聊别的。科科。）
《麦收》观后感(六)：底层者、“伪善”与纪录片伦理——《麦收》争论之例
1月7日晚，北京蓝色港湾单向街书店外，几个戴口罩的女孩，对着同行者的手机摄像头说：“我们很愤怒”。被问到“紧张吗？”有人说：“第一次，又紧张又激动，”也有人说：“这种倡导活动我做过太多了。”
独立纪录片导演徐童电影放映会即将在单向街书店举行，这些年轻人进入书店，向在场者散发传单。短短5分钟，散发60份，完成预定计划。走出书店，她们说：“我们影响了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这个小团体就地解散，其中有人再次进入书店，成了一个“砸场子”的角色……。
1月9日，记录此次行动的短片《快闪行动 抵制徐童》在网上发布，主角们在片中始终带着口罩——她们自称为“口罩小分队”。
“口罩小分队”成员来自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办公室及公益活动中心一元公社，是民间组织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实习生、支持者。她们为什么要愤怒？……
2009年3月下旬，第四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在昆明举行，该展览号称是“国内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纪录片双年展和当代中国独立纪录片最主要的展映平台”，在大约一周的时间内集中播放大量纪录片，有众多电影制作者、评论人参与，当地及外地的一些NGO工作者也会携片参展或观摩。
在这次影展上，北京导演徐童的第一部纪录长片《麦收》获得“幻面奖”（创新奖），并被选为最受观众欢迎影片。然而，一些NGO工作者在观看后意识此片涉及对性工作者的侵权，于是，一张小小的抗议招贴出现在会场，针对《麦收》的抵制和抗议从此开始，在2009年从昆明串联到北京、香港、台湾，随后一度沉寂，然而出乎意料地，又在2011年底的上海再次搅动，并直接催生了1月7日的“口罩小分队”快闪行动。
※《麦收》怎么了——一部“偷来”的电影
《麦收》的主题是性工作者，主角是北京郊区一家“发廊”中工作的“妞妞”，角色包括多位女男性工作者及“发廊”老板、妞妞的男朋友及朋友、家人等，通过散碎的实际生活情节和“妞妞”自述，刻划她身为低贱边缘者却仍顽强自尊的个性。
多个电影节及评论者给予此片很高评价，再次不赘，抵制者们强调的则是，该片所谓的“成就”和“震撼”，以对性工作者的隐私侵犯为前提。
在此片中，出现了“妞妞”及多位性工作者及其身边人的正面及真实生活影像，凡曾与他们相识相见的人均可轻易识别。另外，画面中显示了“妞妞”的真实姓名和具体到村的原居住地，即使陌生人也可能将她锁定。
一些徐童本人承认或不否认的事实是：
徐童在进入“发廊”拍摄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明确告知自己纪录片工作者的身份及拍摄目的。
徐童在拍摄完成后从未向“妞妞”等角色展示《麦收》，她们不知道自己的哪些言谈和生活被播放。
“妞妞”在得知《麦收》播放后曾与徐童联系，提出三点要求：删除网上宣传、禁止大陆播映、看片。但从事后实际情况看，这些要求均未得到遵循，此片至今仍不断被介绍，徐童自称共在大陆有五次放映，并有DVD“义卖”。
出现在片中的另一性工作者“阁阁”在得知有此片后坚决反对，并曾多次与徐童交涉，均无结果。
“阁阁”在网上留下了大量愤怒而惊恐的文字，2009年夏，曾在“云之南”及北京抗议此片的一些NGO工作者与“阁阁”见面，并记录了她的控诉。“妞妞”从未现身，其“默认”态度只有徐童的转述，而“阁阁”的反对证据确凿，徐童自己也不否认；因此，《麦收》侵权是事实。
在中国性工作是违法而被污名的职业，为自我保护，性工作者需要向外界和亲人隐瞒自己的真实工作状态，更不希望从业经历影响自己未来的婚姻和生活，“妞妞”和“阁阁”并不例外。所谓隐私，即与公共利益无关、不欲外人知晓的个人信息，隐私受保护是人权的一部分，随着人权意识的提高，在学术研究、新闻报道，乃至所谓“扫黄”执法当中，不泄漏性工作者的正面形象和真实个人信息已经成为共同遵循的行为标准。
因此，《麦收》是一部根本不应出现、更不应该播放的电影，对其“艺术质量”的评论同样不应该存在，如同不可赞美偷来的财富。片中角色停播此片的要求，更必须得到尊重。这就是从2009到2012,《麦收》系列抵制行动的出发点。
至今，对《麦收》的集体或个人抗议发生在如下现场：
2009年3月下旬“云之南”影像纪录展；
2009年3月31日北京伊比利亚艺术中心；
2009年5月香港“华语纪录片节”；
2011年12月上海“华人女性与视觉再现国际研讨会”；
2012年1月7日北京徐童《老唐头》放映会；
参与者中，有来自大陆多个组织的NGO工作者个人，香港性工作者权利组织紫藤、午夜蓝、自治八楼。其中，香港的抗议行动导致放映延迟及警方干预，有多家媒体报道，曾号称是该电影节“迄今最大风波”。另外，就2009年7月台北电影节的播放，台湾独立媒体苦劳网、破报等亦提出公开批评。这背后，是一些NGO工作者的志愿付出，在2009年，他们结成非正式小组，通过邮件和会面在大陆、香港、台湾间串联，撰写抗议信，向策展人和评论家们游说交涉……他们在那段时间对《麦收》的紧盯，使“争议”成为总伴随着它的关键词。
但是，NGO人们并未成功阻止过任何一场《麦收》的放映。两年多后，徐童已经成为独立纪录片界的知名导演，“阁阁”的呼喊只在他身后。
“如果两年前她就说不可以看，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看？”2011年12月，在“华人女性与视觉在线”国际研讨会上，一位参与者这样问道。这个简单的问题，原来早已经被复杂化。
※《麦收》之诡辩——谁是伪善者
没有纪录片界的支持，《麦收》就不会得到那么多放映机会和荣誉。“云之南”组织者之一、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华人女性与视觉再现国际研讨会”纪录片展映部分负责人、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台北电影节策划人游惠贞，均是在业内和公众中声望甚高的学者和评论家，他们都在了解抗议者的主张后，仍坚持播映《麦收》并为之公开辩护。吕新雨、游惠贞同时是女性主义者，还须提到的是，台湾妓权组织“日日春”的支持，也增加了《麦收》的正当性。
支持《麦收》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角度：
第一，反对播放《麦收》是限制言论自由。张献民曾这样写道：“我是个观看者，一个成年观看者不希望由别人来限定哪些他可以看、哪些不能看。不管这个做出规定的人是以个人的名义还是集体的名义，不管他以公德还是以个人良心为出发点。不管它是政府机构还是非政府机构。……一些非官方机构在一个普遍道德沦丧的大环境中积极地参与道德重建没有问题，但认为自己是人民的代表、有权力代替沉默的大多数发言、甚至阻碍言论自由，就不对了。”
第二，反对者们是基于“中产阶级”的“性道德不适”或“自居正义”的虚伪。这一观点在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郭力昕2009年在台湾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及他2011年12月在上海放映现场的讲演中表述最为得力，在文章中，他说：“徐童导演在《麦收》里态度非常清楚，他想给这些“没有面目”的人一个正常的、坦荡的面目，让观众看到，最底层的性工作者，跟我们一样也是有责任感、有七情六欲、有尊严、屈辱与与自信、有挫折也有快乐的人。这样的一种对性工作者之真正人权的伦理彰显，还不够清楚？抗议者们看不到这样的道德意义，只会不停地重复着‘没有马赛克、没有隐去姓名、剪掉画面’，这些难道不是一种琐碎的、洁癖式的中产阶级道德层次？”“徐童在一份访谈中说：“正像‘日日春’秘书长王芳萍女士所说的：妓权运动的重点，不止单纯的在于修法工作，而是对性道德的作战。相形之下，内地和香港对《麦收》的抗议，恰恰没有抓住这个问题的核心。”“大家习惯于把自己圈定在自我完善的人性与道德的范围里，自然会对直截了当的东西产生道德不适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道德不适感是很狭隘的，甚至是可耻的。与其说人们担心片子会给当事人带来麻烦，不如说更担心自己所希求的完美道德遭受玷污。”
第三，纪录片业在获得许可方面并没有成规或法律依据，也不应受限制。张献民说：肖像权“也不意味着被拍摄人的书面许可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徐童也引述张献民说：“我们按照普世的道德标准去做事的时候，比如去拍纪录片，可能我们永远会在一个限定的范围之内，它规范了我们什么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看。作者如果在这样圈定的范围之内去看，那么这个范围之外的事物我们将永远看不到。……你被它捆着手脚，什么都别干了。”2011年12月在上海，徐童更以一种近乎不屑的态度表达了对许可的看法：“如果拍什么都要征求同意的话，那我们这活没法干了！”他认为“剪辑方面……事实上最后全应该由作者决定。作者应该对他的片子全权负责。”吕新雨在微博上也说，同意限制会让纪录片只有“好人好事”。
第四，声称受伤害的“阁阁”之言论不可靠、不可信。郭力昕认为“阁阁”聪明强悍，说不知道自己被拍、将被播放，“缺乏说服力”，并将焦点转移到“阁阁”的动机和人品：“我感觉她有可能想对影片导演挟怨泄愤。挟怨，可能是因为影片在后来无意间也暴露了她偷了红苗男友的事，或其它复杂幽微的私人问题或心理。甚至于，有没有可能因为《麦收》在云南放映时引起了这些议题上的抗议，让阁阁发现到有机可乘，而借着上网‘见证’、攻击导演‘偷拍’、‘侵权’，可以因此向徐童导演要胁一些好处？”“为何那些中、港、台的抗议者与批评者，完全不思索、不理会这些可能，就全然相信了一个他们也未经查证或细究过的网络言论、和那位网络‘阁阁’呢？为什么‘阁阁’一定就是善良、纯真、受害的落难天使？”徐童则曾质问抗议者：“你知道阁阁是什么人么？……她的那些事，我都不想说。”
第五，《麦收》令观众了解到“真实的中国”和边缘者被主流视野遮蔽的生存状况，因此应该受到充分的肯定，而一些观众“震撼”、“感动”的感受就是其价值的证明。郭力昕说：“《麦收》的价值与道德，正是希望借着一部平等、诚恳地看待性工作者的纪录片，多少改变一般华人对性工作与性道德的偏见。”他认为该片提出了真正的“人权”关切，相比之下抗议肤浅而琐碎。徐童说则说“妞妞”“以她个人的力量，颠覆了污名之下的性工作者的形象。就像很多观众朋友们看后，都说她很阳光，很可爱。甚至我的一个警察朋友看了，当面告诉我说深受感动。”“了解是改变的开始”。
第六，鉴于此片的公共价值，可以接受它对少数人的伤害风险。郭力昕在上海播映后的讲演中提出了这一点，徐童则说，“这是长远的整体利益和眼前的局部利益的冲突。”1月7日在单向街书店，亦有一位观众希望徐童转告片中人：牺牲“我们”的利益换取该片的“真实”值得的。
第七，《麦收》的播映范围已经做了足够的限制，不会对片中人造成实际的伤害。徐童强调自己只让该片在一些小众场所播放，吕新雨则称在上海的放映是内部学术研讨。
然而，以上种种，从抗议者的角度来说，多是有意无意的含混或诡辩：
第一，抗议者主张负责任的拍摄、播映和观看行为，而不是限制言论自由。将言论自由等于什么都可以拍、播、看，在常识上就是错误的，自由与负责是一体两面，自由的边界需要以责任划清，明知电影存在侵权还提供播映机会是不负责任的。抗议者并不赋有强权，不可能限制言论自由，他们的言行本身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将批评、抗议、抵制等同于限制言论自由、从而拒绝，这是一种在中国常见的误会或误导，恰恰说明尚未完全走出强权限制的心态下对理解和接纳言论自由无能。
第二，抗议者并非来自中产阶级，亦并不恐惧性工作者的公开亮相，所谓“性道德感不适”的诛心是想象。仅以参与抗议的香港诸NGO为例，均是长期为性工作者权利工作，并主张性工作合法化的草根组织，他们以往发表过的许多言论，可证他们对性工作的道德评价与主流社会大不相同。鉴于大陆的环境，大陆NGO对性工作是否应该合法化未必有明确公开的态度，但去污名、减低伤害、保障健康及人身权应是一致观点，特别是在民间妇女组织中，对这些组织来说，与边缘人群一起工作是重要的理念，旁观者的优越评判在这种工作方式中是不能幸存的。或者说，抗议者们对“妞妞”和“阁阁”是否道德并不关心，甚至对该片在文本脉络中是否尊重性工作者也不是很关心，他们所关心的是在文本诞生前就应解决的那一重道德：侵权。
第三，保护隐私是有法律和伦理基础的，纪录片和其他所有创作及再现方式一样都必须认可这一权利，没有自赦的理由。所谓隐私，即无关公共利益、不欲他人知晓的个人信息，对性工作者来说，从业经历属于隐私，除非她们自愿公开，否则他人不可泄漏，“阁阁”担心隐私进一步曝光，而不敢对徐童提起法律诉讼，有良知者不可利用这种无法自我保护的可悲。对纪录片来说，获得拍摄许可本身就是一项功课，是工作的一部分，如果如徐童所说，许可限制会导致无法拍摄的话，那就只有一个答案：别拍。当然，独立纪录片本身在中国也是灰色生存，但这并不表示，对他人的隐私权就可以不再负责，只能说，中国纪录片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同时，也亟须建设共同的伦理底线，不可含混。
针对这些观点，台湾破报、苦劳网等在2009年就有过回应，迟至两年之后，似乎双方仍是鸡同鸭讲，难以沟通。其中深层原因，或许更令人深思。
※《麦收》还会放映吗——赋权与传播权
1月7日在单向街书店，徐童改变此前在上海的傲慢态度，向现场观众说，他理解NGO工作者的观点，自己也因此深入思考纪录片的伦理问题。
但是，徐童始终不回应的焦点问题是：是否还将继续放映或修改《麦收》。
恰因此，追随《麦收》和徐童的抗议就有了继续的必要，在主流大众媒体不会传播的时候，非正式的持续宣讲很有必要，直接目的是让更多观众了解并知情选择。有复旦会议的参与者，会后对徐童在现场争议时向会场拍摄感到愤怒。
徐童在复旦会议现场拍摄了争议过程，并告诉与会者：“我都拍下来了。”有与会者事后在网上愤愤于他此言中流露的权力感。
影像即权力，谁在拍，怎样拍，拍什么，不同的答案完成不同的再现政治。因此，口罩小分队对单向街书店的“突袭”活动也催生了一个民间影像小组——“雷民影像工作室”的降生，它的定位就是拍摄和发布短小有力的民间行动视频。这是以影像为行动者赋权的实践尝试。
当雷民影像工作室的视频发布后，网上有人质问：这是否在帮助徐童炒作，让更多人想看这部电影？
《麦收》在网上并没有下载资源，如果徐童自己不传播，一般观众很难看到此片，因此，令更多人知道《麦收》之名并不会扩大其传播范围。同时，抗议者诉诸观影道德，希望并相信大多数人在了解内情后能做出负责任的决定。
主流媒体的假大空之外，纪录片说出更多中国现实，在特定社会背景下被赋予了更多使命，而它所言说的现实，则更多是非主流的、底层及边缘的现实，中外观众都期待着震撼深刻的记述，而不是平实言说。但对这种题材的偏爱，特别需要影像伦理的护航，否则，难以保证不沦为对拍摄对象的出卖，或制造出来供消费的他者奇观。
《麦收》中的人物没有因这部电影而获得收益，它在赋权方面的成绩是负数。纪录片如何回馈拍摄对象？赋权的概念同样应适用于民间影像领域，“作者电影”的价值观，或许很应该接受权力分析视角的批判。已经有许多优秀的纪录片，或出自NGO工作者之手，或出自专业导演之手，在赋权方面深有发掘，在2011年2月复旦会议上播放的粉色空间《宠儿》和冯艳《禀爱》，或许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麦收》对比，做出了这方面的示范。
《麦收》之争，或许也是传播权之争的一个范例，断续两年，或许仍将继续。
雷民影像视频：快闪行动抵制《麦收》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xMTkyNTg4.html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xMTkyNTg4.html
原文链接：女声电子报108：底层者、“伪善”与纪录片伦理——《麦收》争论之例http://www.china-gad.org/Infor/ShowArticle.asp？ArticleID=13001
《麦收》观后感(七)：我们要实事求是一些
三部曲分别刷了两遍。总想说点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不需要别人的各种廉价的同情，即便自己过得不好，也不需要。真的，事实就是如此。
对于片中的女主人公，这位小姑娘来讲，她真的没有那么苦大仇深。
我承认她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她。那问题来了，你当她父亲真的不知道她干这行吗？没学历、没文化的一个小女孩，在城市打工，要做什么工作每个月想要钱就能给得上呢？？？？请参考拍片的年份，及在城市打工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吃穿用度。所以如果家人不瞎，不可能猜不出小姑娘是做什么的。但肯定不会有人点破罢了。你花着人家的钱难道还要在道德上去谴责人家？
我并不是说小姑娘就是堕落。并不是的。而受小姑娘自身条件所限，又想短时间挣许多的钱，于是就这样了。所以后面小姑娘和姐妹们不也去ＫＴＶ包鸭子去了吗？这段真是赤果果的讽刺啊。
小姑娘在那批Ｘ姐里心眼算是最多的了。镜头前不多言不多语，不象那些姐姐们啥话都敢往外放。就象她父亲说的，我姑娘是一把好手。的确她父亲说对了。可是她能出坑吗？这个真不好说。
如果这部纪录片看完令到你去同情这类的人群，那你的感情真的太泛滥了。我这样说会有人喷我吗？小姑娘回乡的时候在市场里遇到了小学同学，两个人聊了几句。她同学好象孩子都有了。这就是不同的两条路，怎么走都是自己选的。
小姑娘和来玩过两次的工地小伙子暧昧着。最终在小姑娘回家探亲的过程中，小伙子又找了别的小姑娘去玩了。这就是露水情缘，你要当真，你就是ＳＢ了。但说到底，做Ｘ姐的就不配有爱情了？不是不配，只是接触的没好人啊，还用说吗？
小姑娘和另外两个Ｘ客成为了朋友，三个人晚上去吃夜宵，其中一个讲错了话，其实不是在讲小姑娘，但小姑娘借题发挥了。抛除工作性质不讲，在现实中，我真的见过和小姑娘一模一样性格的人，这样的人真的比较交不了心，难相处。这种喜怒无常真的真的是环境造就的，如果对方不说，你永远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对吗？
我觉得本部纪录片中，活得最明白的人莫过于这次宵夜中中间坐着的那个书报亭的老板了。这个人绝对是个明白人。他问得罪小姑娘的那个男人，你有钱吗？你就告诉我你有钱吗？如果你没钱还说那么多干什么？什么意思？言外之意就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大家都混成这样，谁也别说谁，一句不中听的都不要讲出来，在这个卑微的环境下，我们更应该彼此尊重。如果你不遵守这个规则，对不起，你会被这个小群体剔除。你有事儿了别来找我们，我们不会帮你。因为你瞧不起别人……
我不想指摘任何人，你不能否认有些人就是不想按部就班的去打工。有些人就是不想打了十年工一分钱也余不下，有些人就是不想一辈子就挣这点儿辛苦钱。所以有的人去做了Ｘ姐或鸭子。我知道家庭背景也是一个很不可忽视的原罪，但真的就实事求是，为了钱就直白些，不用比谁到底更苦。
如果说这部纪录片里的人物还算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那我推荐大家去看另外一部纪录片。但不好意思的是，我记不得片名了，这不废话吗？那我简单讲讲吧。
那部纪录片也是跟拍Ｘ姐的生活。那里的众主人公真的就过得没这么舒心了。
在这部片子里小姑娘向老ＢＡＯ提出的价格是做一次一百，包夜低于三百不去（这里面的老ＢＡＯ抽成非常厉害，所以能拿到手的不知道有几多。）。尽管如此，这类价格算是比较高的了。为什么我知道呢？讲起来还特别意外。我有个朋友，男性，中年。一生不想结婚生子，取向正常。他所在的城市也是灯红酒绿的地方，充满着诱惑。他所在的城市里每家大酒店栅栏外的场地上，每晚总会站着几个分散在四面八方的穿得清补凉的女性，人家也并不会做出什么特别尺度大的动作来勾引你，人家外表看上去就是那种寻找夜生活的女子，背着一个小肩包走来走去的。我这个朋友有一天晚上走路，刚好路过这个地方，居然有个女子上前搭讪。话语真是短平快，她说：喂，要不要来玩一玩，二十块一ＰＡＯ……
当朋友给我讲完之后，我震惊了。居然这么便宜？？？？？？？？？？？？？？？？？？
我问朋友，那你去了吗？朋友说没有，我嫌脏。（看到没有，不是你觉得自己还是个可塑人才别人就会也这么想。这就是做这行的悲哀。所以路是自己选的，就这样。）
无独有偶，后来我和朋友来到这个朋友的城市玩，亲眼看到了朋友描述的这个画片。真是眼见为实啊。说来说去长得都蛮好的，身材也有，做别的行业可能找工作也不难。那做这行不就为了来钱快吗？不然又让别人怎么想？
我们聊天还说，一次二十，这太便宜了，那一晚上也挣不到多少钱啊？那对身体来讲也是伤害，得不偿失吧？？？？
当然这个价至少是七八年前的价格，也许通货膨胀，现代的价码水涨船高了也不一定。否则，真不值得。这是外人的一番想象。
好了，接着讲那部纪录片。里面也是几个Ｘ姐租了一间房住在一起节省成本。她们是没有老ＢＡＯ带队的。姿色和年纪都不行了，所以选择晚上出动，化妆化得象个鬼。有几个人晚上就走在马路牙子下边，看各色车辆经过，如有把车减速跟着你的，就是有这方面的需求，价钱谈好之后就开始。一般这样的价钱特别少。后来有一个被包了夜，到回家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把票子，看薄厚程度应该是一千左右。所以这位Ｘ姐非常开心。
Ｘ姐中间，有一个的小孩两岁左右的样子。是她在一次工作中不小心的产物。所以只能她自己养。这个孩子就轮班由大家一起照顾。还有一个大肚进行时。这个大肚婆每天挣钱的方式是走到马路上，看到车就往上扑，碰瓷。有的司机怕事，给点儿钱了断。但有些人就选择报Ｊ。这个大肚婆在局子里其实已经被挂上号了。只要有人抓她，她就躺在地上撒泼打滚不起身。ＪＣ也不敢贸然行动，怕她肚子里的孩子出事到时候吃锅烙儿。但最后一次还是被拘了，在看守所里呆了十几天放出来。看到这里我就在想，你自己挣钱就算了，到处去碰瓷害人，这就过分了。
所以，如果你遇到没有底线的人，你会选择和对方讲道理吗？
如果一个人连底线都没有了，一定要远离。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她）能做出什么事情。
小姑娘的父亲最后去了大医院看病。大夫说他脑子里的四个主动脉现已堵了两个了。并没有什么救治的方法。言外之意就是回家等死吧。这种事情就是最无常的，谁家也许都能遇到，生老病死无法抵挡。
问题来了，同情小姑娘的人们，你们觉得一旦小姑娘的父亲走了，她会退出Ｘ姐行业吗？
也许真的不会哦。
人，再退回艰苦的生活，基本每个人都回不去。这就是事实。
《麦收》观后感(八)：正视 sexworker
年代和制作原因，画面感不好。大概拍摄是允许的，而播放宣传未经允许所以引起了蛮大的争议，但仅从片子内容本身来说“真实”，原来以前我家楼下那些发廊店的小姐姐们谈论的都是这样的话题，原来她们一晚的收入是这么多，原来她们职业背后的生活又是那样。对，我们抱着窥探心里看了这部片子，但也是了解并且正视性工作者的方式之一。
看着网上的争议，我还没想通徐童播出这部片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现在大概有点理由了。
比起不断窥探、猜测人们一些不了解的职业真相，主动把真相赤裸呈现出来更能解决由窥探导致的矛盾。
至少，看了这部片子，我能想到性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她们的生活状态是怎样？她们又因为社会歧视而有什么难言的苦衷？不会再一昧的歧视，并且给予一些尊重，因为 有市场需求才会催生“产品”，没有男性最最原始的动物欲望就不会有用金钱换取的性交，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并不应该责难、歧视性工作者，尤其是“妓女”这样的字眼。
说到嫖娼的男性，岂不是更应该尊重她们？如果又产生了“甲方”与“乙方”的关系，又一个劲站在道德制高点骂人家脏，那我就只能说，活该你没有床伴。
《麦收》观后感(九)：正视性工作者，给他们该有的尊严
不知不觉就看完了，平凡也精彩，一个可以说是社会底层的性工作者，和同样靠着辛苦工作的赚血汗钱的嫖客，通过这部片子让我看到了他们的不凡，他们也同样是有尊严的，只是迫于生活。
至于很多人会说侵犯隐私权，说是本片是建立在片中人物的痛苦上，那么我可以说你仍然是在歧视性工作者这个职业，正因为你认为这个职业见不得光，所以它被曝光的时候你才会如此义愤填膺，那么假如是一位同样是底层工作者，但是工作是清洁工或者其他什么工人，你还会说侵犯他人隐私了吗？你反而会大肆赞扬，但换成性工作者，却截然相反，所以问题不出在它是否侵犯隐私，而是你对性工作者的态度。
正视他们的工作，给予他们该有尊严，而不是打着保护隐私的口号，背地里还做着伤害他们的事，他们需要的是认可，如果这个职业能被认可，他们也无需藏着掖着，怕被别人发现了。
《麦收》观后感(十)：导演意图引导纪录片对于被记录者的片面解读
看过《麦收》，百度云盘轻松下载，土豆优酷随处可见。
然后看到“女权之声”影评，对此片争议持一端见解，略叙如下。
第一，被拍摄者不完全知晓自己的言行被传播的程度，甚至不知道自己成为传播对象；被拍摄者的生活存在因为此片被严重干扰的可能；这是我们应该抵制此片的最主要原因。
根据一些片中细节及相关论述，徐童应该存在部分偷拍及无视被记录者感受的拍摄行为。
我不敢想象，如果周浩是在偷拍《市长》，他的纪录片甚或是他能安然无恙。我们很想了解某些领导人的私生活，谁给我拍个纪录片看看？任何一个人，无论是性从业者，还是政府高官，都应有隐私权，都有拒绝被记录被公开的权力。麦收能够公映传播，显然就是在欺凌弱者。
第二，纪录片是一种艺术创作。纪录片不可能不受到导演意图影响、被导演观念左右，不可能完全还原被记录的现实。现实中的妓女真的是片中所呈现的那样吗？不尽然，或者说很片面。因为这片面，可能导致对这一特殊人群的误解。
就片中所看到的：她们经常去体检，挺健康的；普遍比较乐观的，生活环境差点但蛮惬意；男朋友、老客户都很体贴，还能叫只鸭子；闺蜜同事前老板也还不错（闺蜜撬个墙角比白领还不输优雅）。搞得我也想去找个妓女聊聊人生了。
第三，纪录片也是商业行为，虽然获利不多。那被拍摄者要么是志愿（完全知情的前提之下），要么因报酬而牺牲隐私。
毕竟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这段隐私的曝光会对被记录者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可以没有马赛克，化名行么？可以显示工作地点，别把人老家都写上去。徐童导演，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关心这些女人可能遭遇的羞辱与暴力吗？
第四，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说：“我是个观看者，一个成年观看者不希望由别人来限定哪些他可以看、哪些不能看。……阻碍言论自由，就不对了。”请张教授跟国家相关部门说说，让大家随便拍拍、上传下载看A片吧。
第五，台湾教授郭力昕提出“鉴于此片的公共价值，可以接受它对少数人的伤害风险”。徐童就说“这是长远的整体利益和眼前的局部利益的冲突。”
你要是去卧底挖煤，拍了个矿工的片子，我会非常崇拜你。可是你可以要求别人做英雄吗？你自己咋不去做？你让你媳妇体验生活给你讲述一下性从业者的真实感受？诱使或逼迫别人当英雄，请别人牺牲换取公共价值，这算什么强盗行径，什么狗屁逻辑？
或者没有公共价值，只是满足你们一批精英知识分子的偷窥欲。因为徐童强调自己只让该片在一些小众场所播放，吕新雨则称在上海的放映是内部学术研讨。
关注性从业者或者警醒社会对于性从业者的关注，有很多艺术手段，也有很多影像纪录中能采用的隐私处理方法。徐童的《麦收》，只是一种无视被记录者权利的粗暴行为，应予坚决抵制！徐童对于该片争议的应对方式（网络片源泛滥有其责任），迹近无赖，应予坚决痛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