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经典影评集
《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一部由史东山 / 王为一执导，白杨 / 陶金 / 石羽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八千里路云和月》影评(一)：曲折有情节
江玲玉和高礼彬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结婚了。他们回到了上海。周家荣此时已声名显赫、不可一世。而江玲玉与高礼彬却生活窘迫，长期营养不良，损害了他们的身体，礼彬得了肺病，玲玉怀着身孕却不得已还要为生活而奔波。
一个雨夜，玲玉准备写稿揭发周家的罪恶。在回家的路上，不幸昏倒街头，礼彬和朋友们四处寻找，终于在医院找到了她……
《八千里路云和月》影评(二)：八千里路走不尽
有幸在学校标准放映厅看了。
现在看都觉得很超前和深刻。战争中唤起民众抗战意识，为捍卫土地和反殖民付出的人连看病的钱都没有，生活困顿，得不到尊重，还因为颠沛流离而贫病交加。而发国难财，无视人民的奸商一直过着奢靡的生活，战争也并没有影响到他们。虽然表演体系不同，他们的表演现在看上去有些夸张和可笑。但毫不影响叙事的效果。无奈，悲凉，又觉得真实。
有的画外音非常多余，有的镜头是可以省略的，或者调整一下景别会好些，表演也有些刻意和做作，但瑕不掩瑜，片子的思想内涵还是非常丰富值得回味的。
《八千里路云和月》影评(三)：站后的伤与痛
前段演剧队抗日宣传流水账，后段尖锐批判发国难财和战后的腐化堕落、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等弊端，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猛烈交锋。说教太重，让白杨对着镜头喊出“这是人的世界呀，永远不把别人当人，永远人吃人，这个世界是不会太平的”，直接字幕质问观众的责任。但那些批判、抨击，今天依电影本身有不轻的意识形态先行和教育意义，但很多对物价啊民主啊贫富不均啊机会均等啊的吐槽，七十年后看依旧有效。故事饱满，演员出彩，尤其那段阁楼提琴，云开月明，比《一》不足比《十》绰绰有余。结尾处理有些做作了，去掉那个添足的结语会更好一些一小时，正和片名一样，“八千里路云和月”。史东山太想以这一对爱人为锁链，串联一出贯穿中国八年抗战直至解放的史诗。但是因为拖得太长，元素拉杂太多元，最后节奏没法掌控了。结尾收得很潦草。可惜了。原本应该震撼人心的高潮始终没有出现。
《八千里路云和月》影评(四)：看《八千里路云和月》有感
作为国共两党较量时期，影片毫不客气地批判了国民党囤积粮食，抬高物价，送钱给美国的行为（表演团大合唱的歌曲内容）。其中也有表现因生活水准、生活经历不同而带来价值观的不同（周家荣请江玲玉吃饭，大概是说吃得再贵也没关系。江玲玉委婉拒绝周家荣。）因为江玲玉为了躲避敌人入侵，一路迁徙，路上经历风风雨雨，差点丢掉性命。
江玲玉来到姨父姨母家，当江玲玉看到其表妹的婴儿想去抱一抱时，其表妹却不让江玲玉碰她婴儿，原因或许是江玲玉穿得太脏，怕感染给婴儿。这不也是两种生活、两种阶级的对立吗？
江玲玉哥哥认为江玲玉两口子为了服务民众而错过了借助抗战发财的机会，很不值，很傻。而在江玲玉及其男友眼中，其表哥靠抗战发财就是腐败。这种价值对抗表现德直白生硬，但通俗易懂。
人物被剧情牵着走，为了表现作者想要的情况与意识，人物弧光被抹灭了。剧情不太顺畅，为了表现两种阶级的对立而设计剧情，有些剧情有点跳戏。
以及作者为了表现出对靠抗战发财的“腐败分子”的批判，将江玲玉表哥还塑造成一个不近人情、惟利是图、以钱财衡量一切的人，潜意识里渲染了一种对这类人的“不公平”的氛围，增加了百姓对这类人可能的误解。
用电影特技去表现人物内心想法（如男主看见雨夜妻子很晚未归，便准备出门寻找。当走到楼梯口时，男主想象着妻子带着微笑已经回来的画面。结果发现一场空，更加突出男主悲伤绝望心情。）
《八千里路云和月》影评(五)：最优秀的进步电影，侧面描写战后的伤与痛
影片以抗敌演剧队在抗战期间和战后生活为依据，通过江玲玉、高礼彬等爱国青年及民众的艰苦抗战和周家荣大发战争之财的鲜明对比，从几方面概括了战时和战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真貌。
影片由于它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生活的现实，轰动了海内外，深受广大群众及社会舆论的欢迎，认为它“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继承了战前国片的优良作风、而且将中国的电影艺术向前推进了一步”。
(女大学生江玲玉冲破家人的阻挠，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宣传抗日。与队中的音乐家高礼彬产生了爱情。演剧队在各地辗转演出、宣传，也参加战斗。演剧队长途跋涉后到了重庆，玲玉的表兄周家荣也到重义以公务名义大发战争财，追求玲玉被拒。抗战胜利后，玲玉和礼彬结了婚。周家荣靠接收又发了战争大财，仍不放弃玲玉。礼彬做小学教员，玲玉也当上了记者，但此时上海物价飞涨，他们难以维持生活。礼彬得了肺病，玲玉怀孕也不得不工作。一个雨夜，玲玉为写一篇揭露周家荣罪恶行径的文章，于回家途中婚倒在街头……)
《八千里路云和月》影评(六)：导演说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编导史东山（1902～1955），是一位爱国、进步的杰出电影艺术家。他编导的电影作品具有明确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意义进步，旨趣高尚。20世纪20年代，他进入电影界，22岁编导了处女作《杨花恨》；之后相继编导了《同居之爱》、《奋斗》、《女人》、《人之初》、《狂欢之夜》等片，都力求探究一点“社会”和“人生”问题。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地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全身心地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他相继编导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还我故乡》等片，还导演了田汉编剧的《胜利进行曲》。这些抗战影片里，始终贯穿着史东山饱满的政治热情，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史东山由重庆回到上海，与阳翰笙、蔡楚生、郑君里等组建了联华影艺社，后又与昆仑公司合并，建立了战后进步电影的新阵地。与此同时，史东山编导了战后第一部震撼人心的现实主义力作《八千里路云和月》。由于该片深刻的暴露性，反映现实的及时性，公映后轰动了当时的中国影坛，受到社会进步舆论的高度评价。田汉认为，此片“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蔡楚生认为，这一作品是史东山“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好的诗篇”；还有评论说，该片“继承了战前国片的优良作风，而且将中国的电影艺术向前推进了一步”。
《八千里路云和月》以抗敌演剧队在抗战期间和胜利后的生活为依据，通过江玲玉和高礼彬这两个爱国青年历尽艰苦、服务抗战和周家荣利用抗战发财的鲜明对比，从一个侧面概括了战时和战后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生活的真实。表达了编导者史东山对抗战胜利由希望变失望的悲愤心情。梅朵评论史东山及其《八千里路云和月》时说：“因为它没有说谎，它没有欺骗，它不轻浮，它不玩异，它让生活真实的在我们面前展现。因此，它比别的国产片好，比别的国产片有价值，比别的国产片伟大。”“它让我们的精神跃然奋起。”
《八千里路云和月》在艺术上有显著的特色。首先是纪实性的叙述风格。为了真实地再现抗战历史和战后的社会现实，影片突破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电影惯于采用的戏剧式叙述方法，而大量地运用了纪实性的叙述方法。如，上海影剧界救亡演剧队沿津浦铁路北上，沿途深入群众、深入军队，在苏州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在徐州会战时为军队演出，陷入敌军重围，队员们化装成难民进行突围的情景；以及之后演剧队辗转武汉、长沙，在湘桂、黔桂撤退中，大批难民涌向火车、公路；演剧队不顾疲劳与饥饿，坚持慰问伤兵员，鼓舞士气等场面，都如同纪录片似的再现了当年特定时代的真实历史面貌。再如，演剧队到达重庆后，住的破房子，供给困难，队员们营养不良，许多人都病倒了。而玲玉的表哥周家荣也来到重庆，依仗做大官的姑父，大做投机生意，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日本投降后，周家荣亦官亦商，又乘飞机回上海做接收大员，发劫难财去了。而演剧队员也要回家乡、回上海，经过许多努力，才搞到一条木船，等待他们的仍然是失业与贫困。所有这一系列情节，仿佛就是生活素材本身，几乎完全是无线性因果关系的纪实化历史场景的连缀，完全以当年抗敌演剧四队和九队的真实经历为原型。在镜头形态上，也极力贴近纪录片风格。在表现历史环境的一些镜头上，如布满美军吉普车的马路，摆满美国商品的橱窗，当时报纸新闻标题的特写镜头：“大批国军空运东北”、“江西灾情——惨”。这些镜头都具有表意作用，使影片呈现出深厚的新闻纪录片的意味，从而有力地服务于影片的揭露与控诉的主题。纪实风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电影现代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正是这一变革步伐中的一部开山之作。
《八千里路云和月》在艺术上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其富于激情的政论风格。新中国成立前三年左右，是国民党统治区最黑暗的时代。史东山敢于冒着被国民政府迫害和镇压的危险，在上海编导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愤怒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他借主人公江玲玉之口，用大段台词痛斥其表兄周家荣的罪行：“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我有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良心，我该说的话也是一样要说的。这个世界，都像你们这样搞下去，还成世界？明敲暗诈，强夺霸占，人人切齿痛恨你们。人家被逼了，稍微发几句牢骚，你们就把什么帽子套在人家头上，常常一个一个的人不知道被你们拖到哪里去了！你们就不想一想，你们欺侮了人家，还不许人家诉一声苦，是多么野蛮、残酷的事，这简直连人性都没有了！你居然嘴上也挂着‘民主’、‘自由’，你简直在糟蹋这两个词。”这些如炮弹般有杀伤力的语言，是编导者史东山内心抑制不住的怒吼！是他通过电影主人公在银幕上面对千千万万观众，向反动统治者发出的怒吼！人们透过白杨饰演的江玲玉形象，可以真切地叠化出编导者义愤填膺的身影，如闻一多拍案而起的气概！这是何等强烈的政论色彩！这个段落是《八千里路云和月》整部影片的高潮，亦是史东山导演艺术的经典段落。因此，演剧队九队队员致信给史东山称该片“在目前的国产影片里，是一部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八千里路云和月》在艺术上的第三个特色，是细腻的心理刻画。史东山认为，三流导演排场面，二流导演排动作，一流导演排心灵。心灵是思想和意志，性格和感情的总和；心灵是内在的，只有借助于与之相适应的外在动作，才能成为感性的艺术形象。史东山善于运用各种艺术手段来表现人物心理状态。如影片开头，江玲玉受抗日洪流感染，也想参加演剧队，但遭姨父母及表兄的一致反对，内心斗争很激烈。她在昏暗的屋中踱着步，她耳边响着《毕业歌》，接着画外又响起《义勇军进行曲》。编导在这里运用比兴手法，以屋里的昏暗暗喻主人公心中的迷惘，然后通过歌声的增强表现了她受到启发、下了决心的心理历程。她一抬手亮了灯，昭示了她内心的明亮，于是拿出皮箱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再如影片最后段落中，江玲玉晚上在报社写完文章，回家的路上遇雨，昏厥在街边。高礼彬在家久等妻子未归，他走到楼梯口俯视，楼梯冷清无人。由于思妻心切，他眼前出现了幻觉：江玲玉从门口走进来，一步一步沿楼梯走了上来。实然又消失了，楼梯上仍然无人。导演在这里运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方法，揭示了高礼彬此时的心理真实。这个幻觉是有心理依据的，表现了在特定情境下人物的内心活动。
对于史东山的导演艺术造诣，蔡楚生有真知灼见的总结。他认为史东山作品，“结构的完整、风格的清新，节奏的明快、蒙太奇的谨严，构图取景的美好，处理手法上的洗练等等，都有其独特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史东山于1951年编导了影片《新儿女英雄传》，实现了他想从正面表现人民战争的夙愿。该片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荣获了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导演特别荣誉奖”，成为新中国在国际电影节第一个获奖的影片。之后，他又满怀信心去大连造船厂深入生活，构思新作。同时，又接到出任北京电影学院第一任院长的任命，他兴奋不已，感到任重道远。谁料，他因长年积劳成疾，身患肝炎而病倒，不幸于1955年2月23日去世，享年52岁。资深的老文艺家梅朵在纪念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的时候，撰文怀念史东山说：“历史已经证明，史东山先生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大写的人。”“在黑暗年月，他敢于斗争；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他不说假话。”“为了民族，为了人民，他把一切献出来，直到把自己的生命献了出来。他的死，他以自己的手结束生命，绝不是什么怯懦，而是抗议，是对借人民之名施行暴政者的抗议。我们中华民族不正因为世世代代有着这样的硬骨头，所以才能经得起一切风浪，永久不倒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