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姑娘》的影评10篇

　　《中国姑娘》是一部由让-吕克·戈达尔执导，安妮·维亚泽姆斯基 / 让-皮埃尔·利奥德 / 朱丽叶·贝尔托主演的一部喜剧 / 剧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姑娘》影评(一)：Anti-Utopia

　　雖然最原始的社會主義不是起源於法國，卻在法國被真正發揚，至今還有無數的法國青年為這——社會主義他們的夢想而奮鬥著，反抗著，革命著。

　　但理想永遠不是現實，也永遠不會是現實。 社會主義不過就是過眼雲煙陣煙罷了。

　　《中国姑娘》影评(二)：我们应该大胆地对着戈达尔这孙子竖中指！！！！！

　　俺12年小西天买的vcd，看完觉得这片是狗屎，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戈达尔和所有《电影手册》出来的导演乃至整个法国影坛就是一滩狗屎，喜欢作者电影的人都该枪毙，草泥马。奥斯卡给个破黑白4:3无声片就该死，不论这电影多么nb。

　　电影永远都是愉悦我们视觉和听觉的快餐商品，凡是认为电影是艺术的都该凌迟处死

　　《中国姑娘》影评(三)：他提前退場了.尊敬導演先生.

　　他提前退場了.尊敬導演先生.

　　一種懂得用線條和色彩表現情感的行為是多麼迷人！（我看到讓-呂克-戈達爾電影《中國姑娘》中一幅紅色面容黑色短須淩厲的肖像）

　　斯大林有一雙紅色的眼睛,"馬克思強調生命和科學",日本人轉播北京人民廣播電臺,1960年代的法國少女談論中國文化大革命,黑人小夥子在課堂上朗讀課文,學生們裝訂紅寶書,列寧仍然戴著他的鴨舌帽.年輕人組裝自行車,打算從西方開往東方...一根煙中有他們的思想.

　　藍色的門被紅色的門打開.杯子下面為什麼有一個盆子.年輕人列隊做操,過集體生活.我愛你,我的伴侶!

　　為什麼要聽一個孩子談共產主義？為什麼要聽一個老人談革命？為什麼要聽一群中年人談和平？我們不做工人階級卻有錢花,年輕時已食禁果,成年後被帶走...

　　我們在一所房子裏整日抽煙。我們用這所房子消滅敵人。

　　請人無所事事的人穿好衣服,我要用一張弓和他們打仗.

　　圍觀的人民已經出海.江青同志是個什麼樣的姑娘？發給被手絹丟中的人一張電影票.發給每人一頂沾有上帝指紋的帽子.消息報傳來一個好消息.

　　反對你剛聽來的事情.

　　他提前退場了.尊敬導演先生.

　　《中国姑娘》影评(四)：我们是错误时代的不幸恋人

　　窃以为这算是哲学电影，话痨电影之一种。革命版的《爱在黎明破晓时》。这简直是一场梦，因为梦才接近现实。

　　“真有社hui主义吗？”“不知道，还在摸索中。”是的，那是一种主义，一种美好的假设，因为人性的存在，大概那很难做到，除非，人类发明某种药物，将人性同一化，只是那样人还是人吗？人活着还有意思吗？大家都是一个样子，大概跟机器没什么区别了。

　　“要关心劳动者阶级”、“努力倾听各方意见”……电影里每每充斥这样的句子，细细一想，这些都是心灵鸡汤啊。某某主义、宗教不都是用这些欺骗性的美好词句来吸引信徒受众吗？

　　“青春没有什么隐瞒的”，“错误的思想就是大跃-进”……

　　这个电影，就当一次理论的浏览，对青少年时代所学的一次回溯反思好了。不少人就是这样过来的，曾经狂热，被洗脑，随着阅历的增长，见地自会不同。大概连那些为了真理而牺牲者，活在今天也同样会迷惘，甚至被欲望吞没吧？理想主义者很多时候只是空想，理想很丰满，现实就是个讽刺。马·恩的主义说起来也更像是空中楼阁、画饼充饥，只是理想而已。一声叹息。

　　女主（导演后来的老婆）很纯啊，连抽烟的样子都那么好看。当然她最后惊艳露点一幕更好看。法国的女孩有不少这样清纯的，感觉，苏菲·玛索年轻时比奶茶陈都灵什么的亮眼一百倍。

　　《中国姑娘》影评(五)：《中国姑娘》：戈达尔的政治美学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美丽而空洞的口号，也不是意味着贫穷面前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样穷；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极大地发展生产力，以此证明自己比别的制度优越；否则，就无力对历史做出回答！

　　戈达尔的电影总是给人一种怪异而艰深的印象，尽管我佩服他对电影形式的理解和专注，但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就是，整个观赏过程并不愉悦。他的电影有一种独特的政治美学，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的忠贞不二，让人觉得他偏执又愤怒。在戈达尔的电影中，一切的一切都和政治有关，哪怕是爱情。

　　如果说他早期的电影是对电影叙事的探索，那么，他后来的电影则是对电影艺术形式的深究。在《中国姑娘》这部电影中，观众看见的是一些絮絮叨叨的对话，没有完整连贯的故事情节，但是也没有完全脱离对故事的依赖。整部电影在这些琐碎中度过，甚至成为一种预言，预示着某些政治事件的发生。

　　喜欢戈达尔的人会欣赏他的偏执，而讨厌他的人会厌恶他电影的无聊。

　　他所拍摄的电影并不是尊崇于讲故事或者如何讲故事这样简单的规则，而是用电影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用影像来抨击现实，同时希望借助电影来解决一些现实事件。在戈达尔的电影里，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对台词的设计，尽管那些台词出自不同的角色之口，但是，我可以想象，他在创作这些台词的时候，那种眉头紧锁的样子。因为每一句台词都是他的控诉。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部电影给观众提供的应该是双重满足，首先，电影呈现出来的应该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电影，一个出色的导演总是可以以独特的形式呈现出另一个世界的独特。其次，当观众进入电影世界的时候，可以重新发现自我，在角色和台词之间，你可以找到最真实的自己。戈达尔的电影也是这样吗？答案是肯定的。在戈达尔的电影中，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导演构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可以酣畅淋漓的肯定或者否定戈达尔的观念，你可以领略到一个西方导演对东方政治文化的解读和演绎。

　　在我们的传统电影中，政治一直是一个隐晦而敏感的词汇，在很多电影中，导演都避开和政治有关的所有。在那样的年代或者说，在那样的文化氛围中，我曾一度以为，电影只不过是故事的载体。而戈达尔的电影却告诉我，电影就是政治。他以一种偏执而激烈的方式让你看见电影的另一种魅力。

　　“摄影镜头是可怕的x光机器，任何虚假的东西都逃不过它的透视。它将生活放大数倍，将每一个脆弱无力或虚张声势的故事转折剥脱得一丝不挂，直到我们郁闷而惶惑地试图逃离。”

　　戈达尔的电影就是这样，他很多的作品涉及到很多边缘题材，让人毫无防备地进入一个阴暗晦涩的世界里。当他将电影题材转移到政治上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扛起武器的士兵，用咄咄逼人的台词横扫这个世界，在光影里消失，在政治里重生。

　　《中国姑娘》影评(六)：离间之后的真实——简论《中国姑娘》的真实观

　　本文已转载于深焦DeepFocus微信公众号（2017.10.3）

　　1967年，戈达尔完成了《中国姑娘》（La Chinoise），影片的主角们——银行家女儿维罗妮卡、青年演员吉罗姆、从乡村来到巴黎的女佣人伊沃娜、画家基里洛夫和大学生亨利——都是激进青年，他们暑假在维罗妮卡家中组成了一个学习毛主义的小团体，试图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却最终在不断的激烈中歧出，在歧出中走向各自迥异的命运。影片甫一拍出即遭受到诸多质疑，被认为太过虚假可笑，但一年后“五月风暴”爆发，这部影片以其对学生运动的惊人预示而成为日后法国左翼史无法绕过的图传。1987年，戈达尔在为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艺术学院所作的演讲中对此般急剧的翻转还不无得意：“我认为《中国姑娘》具有相当真实的成分。很凑巧地，影片杀青后一年就发生了五月学潮，由此可见其中真的有些真实的东西，只不过我是在事件真正成形之前就拍好电影了。这正是我热爱电影的地方……总之，我们可以利用电影来做这些事，来观察外表形式的酝酿过程和胚胎学。”［ 戈达尔. 电影的七段航程［M］. 郭昭澄译. 台北：远流出版社，1993年.205］ 不过对戈达尔来说，这种惊喜实在是颇为意外的：那时候他爱上了巴黎十大的学生安娜·维亚珍斯基——维罗妮卡的扮演者，所以也去那里上课；有一天，他问她有没有其他的朋友——《中国姑娘》便在对爱人的这一句询问中诞生了。因此，他屡屡申说对他而言这是一部纪录片，是在研究一种自己不太认识的人种，“他们是巴黎一些自称马列主义信徒的小集团成员”，而他自己却对政治左右莫辨，有一些“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模糊意识形态概念，有些是别人灌输到我的脑袋瓜中，有些则是自己想出来的”［ 同1，204-211］。 然而我们却不能对这段多年后的自陈太过放心。众所周知，以1968年“五月风暴”前后为界，戈达尔出现了明显的转向：思想上从早期的存在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内容上从日常生活的悲伤、绝望转向政治传单式的抗议、呼叫；形式上也渐渐从新浪潮诸人奉行的纪实、长镜头走出，创造出糅合众长、却只能以“戈达尔”命名的独特文法。在与《中国姑娘》稍早或同期的几部影片如《男性，女性》（1966）、《我略知她一二》（1967）和《周末》（1967）等作品中，他已经开始对法国甚至全世界的问题展开政治批判、对置身于“马克思主义和可口可乐并存时代的青年”（《男性，女性》）的命运展开思考。可以说，这段时期里，迷惘与激进、悲伤与高亢、忧郁与奋进并存构成了戈达尔影像最显著的风格。也正因于此，对于《中国姑娘》，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并不新鲜却或许有效的读解策略，即将其中呈现的五位个性迥异、命途也分殊的青年视为戈达尔自身人格的化身，实行暗杀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自杀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那位渴望安定、因向现实生活妥协而被清洗出去的“细胞”都无不蕴含着戈达尔对自己生命的沉思。然而作者、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之间复杂的不可靠关系早已是叙事学的经典阐释，而历史本身的叙事性也成为了当代常识一种，前者意味着上述五个化身策略的风险，后者则意味着从影片追索时代真实的困境。 那么，对于这部具有“相当真实的成分”的“纪录片”，或许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有戈达尔所认为的真实以及他逼近真实的方式，而后者无疑更为有趣——毕竟我们将面对的或许是电影史上最特立、最富传奇色彩的几位导演之一。而戈达尔本人也确实在谈及《中国姑娘》时明言自己唯一的企图就是希望以某种方式来拍摄电影，重点不在叙述的事件本身，而是叙述事件的方式”［ 同1，206］。那么，戈达尔的真实观到底是怎样的？ 在《〈中国姑娘〉的红——戈达尔的政治》一文中，朗西埃敏锐地捕捉出一个细节：亨利喝了一口咖啡，往面包上抹黄油，他背后还能看见他家的热水器，他就这样一条一条讲出他对共产党回心转意的理由。“他话里的真实感完全是来自这些家常器具。要是他身后放一块黑板，身前摆一张讲桌，布置成他那老战友家里一样，那他这些话的说服力会失去八成。他话里的说服力来自他‘平常’的动作，来自他所处的这个‘平常’的厨房，这样，他的学生身份的额外含义也消失了，在这里，他的身份就是无产阶级的子女，不是打扮成无产阶级的学生”。［ 朗西埃. 《中国姑娘》的红——戈达尔的政治［J］.http://www.douban.com/note/161871726/］通过这种手法，戈达尔将文字与图像分离出来，从而获得了某种真实感。在整部影片中，这样的场景段落共有三段，另外两段分别是女佣伊沃娜讲述自己农村生活的种种艰难时出现的田园风物以及最后维罗妮卡在火车上与哲学家的对话是窗外飞过的外景。在朗西埃看来，这是戈达尔故意设置的一个机关，因为“马克思主义，跟其它理论一样，本来都是一组文字；而现实，本来是一组图像。所以，如果戈达尔要给我们讲述这个理论的文字，展示这些文字描写的现实，他就不能把这两者分开”，但最终他还是将文字与图像分离了出来，于是影片的全部主题都可以被解读为“小资青年脱离群众，住着资产阶级的房子，放言空谈”。［ 同4］由这种独特的设置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戈达尔彼时对待激进青年的态度：他们严肃而认真，但这严肃认真本身就是一种幼稚可笑。不过这种日常生活的呈现在这部影片中并没有太多，更多的是某种具有鲜明怪诞效果的镜头。其中多次出现的几个相似的布景和情节段落是维罗妮卡与吉罗姆坐在陈设雅致精美的屋子中优雅地抽着烟进行火药味十足的政治对话。资产阶级的孩子们坐在资本家的华屋广厦中谈论着反资本主义，无论如何看起来都像只是一场自我陶醉的青春假日游戏。

　　《中国姑娘》影评(七)：导演说

　　《中国姑娘》仿佛把我国读者带回到那遥远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但如果认为此片只是西方人对那“史无前例”的“革命”的一种幼稚的模拟，那就是大大低估了它曾经起过的影响作用。

　　本片是戈达尔的第14部长片。在此之前，作为“新浪潮”主将之一，他已以《精疲力尽》、《小兵》、《随心所欲》、《我略知她一二》、《狂人比埃洛》等名片享誉国际影坛。《中国姑娘》可称为他第二个创作阶段亦即所谓“电影政治化”阶段的开端，随后接踵出现的《真理报》、《东风》、《弗拉基米尔与罗莎》、《英国之声》、《一切顺利》等等都是这种“政治化”的产物，都是对当时在西方知识界风靡一时的极“左”政治和社会思潮的电影图解。

　　然而《中国姑娘》却有其特殊的意义。它出现于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前夕，不仅被称作“‘五月风暴’的一场预演”，而且还受到了法国学术界一些名人的极力推崇。著名诗人路易·阿拉贡为此写了一篇题为《论拼贴》的著名论文，赞扬戈达尔在本片中所运用的“电影拼贴”手法是一种新的创造；国际电影学术界前辈、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亨利·朗格洛瓦在为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撰写的序言中，提出了整个电影史应以“戈达尔前”和“戈达尔后”来划分的论点。

　　朗格洛瓦对戈达尔显然夸大的评价，应该说是事出有因。在我国文化上几乎完全与外界隔绝的那十年间，戈达尔确是国际影坛的风云人物，据有关资料记载，各国出版的电影书刊对戈达尔的评论之多，仅稍次于对卓别林和爱森斯坦的评论。就连当时苏联的电影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就他的思想观点和艺术表现进行激烈争论，《中国姑娘》更被当作“反苏主义”的黑标本大加挞伐。尽管如此，为此片首先定了上述评论调子的著名导演尤特凯维奇却肯定它是“这位艺术家整个创作道路的顶峰”，并说它“对整个当代电影艺术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青年电影工作者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

　　那么，究竟如何来理解朗格洛瓦所作的“戈达尔前”和“戈达尔后”的划分法以及尤特凯维奇所谓的“对整个当代电影艺术……无可争议的影响”呢？

　　就“新浪潮”时期而论，戈达尔显然较诸阿斯特吕克、梅尔维尔、夏布罗尔或特吕弗等人给传统的电影叙事形式带来了更加沉重的打击，在破坏整个电影章法方面也比他们走得更远。主人公们行为的心理动机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们行动的非逻辑性被奉为基准，整个蒙太奇思维结构受到了毫不妥协的重新审查。不是格里菲斯首倡的平行蒙太奇，不是爱森斯坦引进的理性和隐喻蒙太奇，也不是维尔托夫的诗意的强调，而是蒙太奇进程的急剧跳跃式的、爆炸性的转换，使戈达尔的影片令人目瞪口呆地有别于他所有同时代人的影片。例如，一个正坐在汽车方向盘后面驾驶的人，可以不经任何衔接和毫无根据地跟这同一个人物逗弄一位在爱丽舍宫广场漫步的姑娘的裙子的镜头组接在一起（《精疲力尽》，1959），而拍摄演员们长时间的对话时，可以只拍后背，没有一次表现他们的脸（《随心所欲》，1962）。次要的东西被突出成实质性的东西，主要的东西则一笔带过。至于随意采用与情节及主题毫无关联的旁人的冗长的独白，在他的影片里更是屡见不鲜。

　　这种以“跳接”或“硬接”闻名的剪辑手法被西方评论界誉为戈达尔的一大创造。然而人们在津津乐道他的“形式革新”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他思想观点的演变。

　　早在50年代初，戈达尔就发表了题为《创造政治的电影》的论文，认为“当今唯有俄国在自己银幕上具备了反映其命运的形象”。在两年后写的《什么是电影？》一文中，他认为电影“首先要表达善良的情感”。关于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他也发表了相当正确的见解：“内容要先于形式，统御形式。如果内容是虚假的，形式也必然如此。”并认为，“电影中才能的第一个标志就是要赋予摄影机面前发生的事情以比摄影机本身更大的意义”，要首先回答“为什么”的问题，然后才是“怎样”表现。随后，他宣称自己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6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有所激化，由来已久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新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具体社会政治条件下，在知识界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新左派”思潮，它对资本统治基础产生了一定的震撼作用，却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现实斗争无多少关联。戈达尔是这股思潮在法国电影界的突出代表，他敏锐地觉察到了当时法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显然是天真幼稚的。

　　在《中国姑娘》中，戈达尔企图把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套做法照搬到法国来。“反对美帝”、“反对苏修”、“支援越南斗争”等等，是当时我们中国常喊的口号；声称要炸掉巴黎大学、卢浮宫和法兰西喜剧院，与我们红卫兵的“破四旧”、毁坏珍贵文物古迹如出一辙；采取暗杀之类恐怖行动，这跟“文革”中大肆残害无辜、谋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等等相比之下，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至于否定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在我们那个“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就连“孔老二”也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年代里，更是不在话下了。

　　维洛尼卡在车厢里与工会领导人及《当代》杂志记者的一场对话，最足以表明影片作者此时的思想观点。在谈到“文化的阶级性”这个题目时，维洛尼卡举出前不久在巴黎开幕的埃及法老遗物展览来作为例子。在她看来，工人们纷纷跑去看那展览，就因为那里展出了黄金，所以工人也变成了资产阶级。从对话中我们得知，那位记者原则上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恐怖活动，但对那个在咖啡馆里扔了炸弹的女革命者扎米莉雅却很赞赏。维洛尼卡当即表示，也应该往各个大学扔炸弹。她的交谈者对此不以为然，说扎米莉雅后面站着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民。然而达戈尔的“中国姑娘”却声称，她也在维护自己的独立，为此已经花费了整整两年时间研究恐怖主义问题了；俄国的那些年轻的虚无主义者开头也是不断地扔炸弹，才导致十月革命的成功的。记者试图反驳，说不能把沙皇俄国与当今法国的情况机械地加以对比，维洛尼卡所设计的路线在他看来是没有前途的。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制止这位狂热的姑娘。紧接着，她就把进行暗杀的宣言付诸行动。

　　可以看出，戈达尔在这里并非像某些评论所说“完全接受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是有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欧洲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作为其深远的根源的。

　　中国“文革”中的极“左”思潮显然也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戈达尔随后不久拍摄的《东风》里有一个镜头：一位戴着深度眼镜的女大学生坐在树下看书，她的两个男同学一个手里拿着镰刀，一个手里拿着锤头，嘴里喊着“要把你的资产阶级思想敲出来！”。在那部表现弗拉基米尔·列宁和罗莎·卢森堡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先驱的影片《弗拉基米尔与罗莎》里，戈达尔让一位怀孕的年轻妇女站在三岔路口，路旁分别插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路标，意思当然是指究竟要选择哪条道路，再把孩子生下来。在那部为他的“电影政治化”仿佛打上了句号的《一切顺利》里，屠宰场的工人们因不堪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愤起造反，因受到当局镇压而以失败而告终。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他的思想观点的某种“欧洲特色”，也表明了他之反对资本主义、拥护社会主义还是出于一片真诚的。但他也和众多“新左派”代表人物一样，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现实深感不满并对其进行尖锐批判，另一方面却并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戈达尔在“新浪潮”时期的反电影传统及其在“电影政治化”时期的反资本主义传统，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及非洲各国的青年电影工作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些国家的“新电影”或“新浪潮”的出现，除有其本身的社会条件等因素外，戈达尔影片中所显露的思想倾向和表现形式无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特凯维奇所说的“无可争议的影响”看来并非言过其实。法国进步影评家阿纳贝里也指出了戈达尔对第三世界许多青年电影工作者的“强有力影响”。

　　最后谈谈阿拉贡所推崇的“电影拼贴”手法。“拼贴”在绘画中出现于本世纪初。它把取自现实世界的物件或材料引进画中来，从而给整幅画打上问号，即使人怀疑画中所表现的世界是伪造的。“拼贴”是对艺术家的不可模仿性的一种承认，同时又是绘画新结构的一种出发点，即从艺术家拒绝模仿这一事实出发。运用“拼贴”手法是艺术家表达其绝望的一种独特方式，与此同时又对所再现的世界进行一番重新思考。阿拉贡在谈到这种发明的当代意义，谈到它与近期在其他艺术领域发生的现象殊途同归时，认为“戈达尔影片所特有的 ‘电影拼贴’方法与它具有令人惊奇的近亲性”。他不仅就人们对戈达尔影片中的“七拼八凑”、“寻章摘句”的指责进行辩护，还认为《中国姑娘》的“新的小说结构”是他的一大发明，以文学性副标题把影片分成若干章节会使人耳目一新。

　　影片中的许多场景，尤其是用美、苏、中、法、英等国国旗来代替吉罗姆眼镜的镜片，“美帝纸老虎”和克里姆林宫通热线电话，玩具飞机在伊沃娜周围来回盘旋，在剧情进程中不断采用字幕、标语口号、人物画像等进行穿插，可谓达到了“拼贴”的极致。这在一般观众看来实在难以接受，但在戈达尔心目中却是对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的一种巧妙运用。《中国姑娘》注定不会有多少观众，但它却给世界电影史留下了颇具特色的一页。

　　《中国姑娘》影评(八)：Notes

　　Le titre de l'album reprend le début d'une célèbre citation de Mao : « La révolution n'est pas un dîner de gala ; elle ne se fait pas comme une œuvre littéraire, un dessin ou une broderie ; elle ne peut s'accomplir avec autant d'élégance, de tranquillité et de délicatesse, ou avec autant de douceur, d'amabilité, de courtoisie, de retenue et de générosité d'âme. La révolution, c'est un soulèvement, un acte de violence par lequel une classe en renverse une autre. »

　　Répliques célèbres et droles :

　　- Mon Dieu, pourquoi m'a-tu abandonné ？ Parce que je n'existe pas.

　　- La France en 67 c'est un peu comme des assiettes sales

　　- Quand le soleil se couche, il est tout rouge. Pour moi le soleil ne se couche jamais.

　　- Sur le chemin du socialisme on rencontre toujours la révolution.

　　- D'où viennent les idées jutes ？ Elles tombent du ciel ？ Elles viennent de la pratique sociale et de la lutte pour la production, de l'expérimentation scientifique et puis.. de la lutte des classes.

　　- Supprimer les examens parce que l'on y apprend rien, parce qu'il est interdit de copier et aussi parce que c'est une sorte de racisme parce qu'ils sont réservés à ceux qui travaillent à plein temps et parce qu'ils sont générateurs de névrose, d'angoisse et de frustration sexuelle.

　　- Le club Méditerranée fait sur le même schéma que les camps de concentration

　　Le dialogue de Véronique et de Francis Jeanson:

　　- Formidable ces universités fermées.

　　- Oui mais il faudra les rouvrir.

　　- Mais pour l'instant les étudiants sont aux champs et je trouve ça formidable (...)

　　C'est le fait d'avoir fait ce travail manuel, physique, avant qui m'a permis de réussir le bachot, qui m'a aidé en tous cas à réviser avec toi.

　　- A bon c'est ce qui t'a permis de mieux comprendre ce que je te disais quand je te parlais de philosophie !

　　- C'est un très grand problème l'éducation. Tu trouves pas qu'il faut tout reprendre à zéro ？

　　- Oui mais comment ？

　　- Et bien d'abord fermer les universités comme en Chine

　　- Ce qui me gêne c'est que la culture c'est toujours une affaire de classe. Les ouvriers, ils viennent voir l'exposition Toutenkhamon parce que c'est de l'or. Si c'était du papier, ils ne se dérangeraient pas, ils s'en foutent.

　　- Fermer l'université avec des bombes. Pareil qu'en Algérie

　　- non répond Jeanson. Il y avait un peuple derrière Djamilla des hommes et des femmes qui étaient déjà entrés dans la lutte

　　-C'était pour l'indépendance et moi aussi je veux mon indépendance

　　- Toi tu veux ton indépendance mais vous êtes combien à la vouloir ？ Je t'ai posé la question tu m'as dis deux ou trois

　　-Mais justement il y en a beaucoup qui n'y pensent pas encore et nous on pense pour eux

　　- Tu penses qu'on peut faire une révolution pour les autres ？ Tu peux participer à une révolution, tu ne peux pas l'inventer.

　　- Si je veux acquérir des connaissances, il faut que je passe par la pratique

　　- La pratique révolutionnaire suppose une connaissance de la situation. Quel contenu vous donnerez ensuite à votre action ？

　　- Le terrorisme c'est un début d'action

　　-A quoi ça sert de tuer des gens si tu ne sais pas ce que tu feras après. Vous savez seulement que le système actuel vous est odieux et que vous êtes terriblement impatient d'en finir avec lui.

　　- Apres, j'étudierai la situation. Je n'arrêterais pas.

　　- La situation où l'étudieras-tu après ？ Vous vous ferez arrêter au bout de huit jour.

　　- Francis toi aussi tu as été poursuivi.

　　- Oui mais il y avait beaucoup de complices parmi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Parce que parmi ceux qui n'étaient pas tout à fait favorables à l'Algérie indépendante, ils n'étaient pas prêts à nous dénoncer. Vous n'aurez pas de complices qui iront jusqu'à se rendre complices de meurtres en séries. Vos actes ne mèneront à rien s'ils ne peuvent être pris en charge par une communauté, une classe par un grand nombre d'hommes et de femmes qui s'y associeront. Tu imagines qu'on peut comparer la Russie tsariste à la situation française actuelle ？ Oui je pense que c'est une erreur, oui je pense que tu t'engages dans une voix sans iss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