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90年代找到源头

　　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90年代找到源头

　　今天的一切，源头都在90年代。中国人从90年代开始就是成功主义导向。90年代，新世代还未上位，90后刚刚出生，80后还在成长，而他们的父母正在阶层之路上打拼。

　　1989年3月26日，年仅25岁的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身边带着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他的遗书中写着“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尽管《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今天被传诵至泛滥，他的死却预示着一个时代终结，另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假如说火红的80年代是理想主义的，娱乐的新世纪是消费主义的，那么中间的90年代填个什么词呢？“讲求实际”的90年代，它是这个小时代的预演，从关注世界与国运到关注个人境遇，与宏大叙事渐行渐远。

　　今天被认为是美好的东西在80年代都展现过了，无论多么短暂。90年代全面转向功利化、世俗化，用1997年因心脏病突发在45岁辞世的作家王小波的话讲，就是“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湖南台《快乐大本营》刷新了年轻一代的娱乐方式。年轻人避重就轻，远离政治话语、宏大叙事。

　　对，经济第一，政治第二，尤其是个人经济上的成功。

　　我是1992年到的广州。彼时满大街放着《涛声依旧》、《弯弯的月亮》、《小芳》等伪伤感的流行歌曲。没有了摇滚的激烈，也没那么惆怅，大家都忙着挣钱呢。

　　我初步落脚在海印桥下的一间广告公司，那里商业气息扑面而来，猛吸一口，喔，一个时代开始了。

　　普通百姓只想着怎么发财。怎么迎接新时代，让文人骚客自行去伤感吧。

　　90年代，新的阶层分化正在演进，有人不适。中国是个“忽然”阶层化的社会，30年间，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或阶层标签可能几经变换，要形成西方成熟阶层社会的所谓“阶层共识”和“利益代言人”是困难的。这便是中国的“阶层之谜”。

　　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横空出世，引发强烈共鸣。季羡林说，20年后，《废都》会大放光芒。《废都》一度因“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遭禁，一禁成畅销，盗版过千万，创了纪录。简单讲，该书讲了知识界主角庄之蝶对新时代的不适，引发人们对权力、财富和话语权的吐槽。

　　回看《废都》最让我感慨的还是那段顺口溜：

　　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万代享清福。

　　二等公民是官倒，国内倒完国外倒。

　　三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都报销。

　　四等公民大盖帽，吃了被告吃原告。

　　五等公民手术刀，拉开肚皮要红包。

　　六等公民是演员，扭扭屁股就挣钱。

　　七等公民搞宣传，隔三差五解解馋。

　　八等公民是工农，有的富来有的穷。

　　九等公民是书生，海参鱿鱼分不清。

　　十等公民憨百姓，学习雷锋真来劲。(情感故事 www.wenzhangba.com)

　　这个标准版集中了那个年代民间对中国社会阶层流变趋势的判断，颇为准确，今天看来，连它的误判都耐人寻味。

　　中国阶层的演进仿佛一幅快进的清明上河图，西方三百年历程，中国短短几十年就完成，许多人肯定有不适感甚至幻灭感。

　　肇始于80年代的社会结构剧变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体性分化运动。这场分化运动是划时代的。一个家庭在分化，一个班级在裂变，社会各群体间拉开了距离。

　　人们终于明白“只有身份不同，没有财富积累”的社会一去不复返；人们还明白了，曾经高歌猛进的改革开放运动，对于不同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300年的路程，这个过程是压缩的、仓促的、冲突的，也是迷人的。

　　每个中国人都在向上奔

　　90年代，以《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时尚》等创刊为标志，传媒开始引领和培养“新中产”的生活品位。

　　“新中产”，与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等老中产区别开来，他们在住宅、衣着、谈吐等方面也与新兴工商阶层的“暴发户”不可同日而语。大家纷纷愿意“跟土豪交朋友”是近年来才有的事。虽然文化上占据一定优势，但“向上奔”和“穷忙族”才是新中产的两个基本特征。

　　美国专栏作家Paul moony赞叹，他所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学生、农夫、职员、CEO、学者、科学家，都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强烈的进取心。

　　这种全民驱力使整个国家步入一个上行社会。社科院陆学艺等社会学家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中有一个重要结论——“中国社会的职业结构正在渐趋高级化”。

　　1978年以来，中国职业结构渐趋高级化，即在职业结构的总量中，低层次职业（生产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比重下降；而中层职业的比重则增加了。中高层职业人员30年来呈持续增长趋势，形成“向上流动的潮流”。

　　从1999年开始，一个英国年轻会计师胡润开始编制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中国正颠覆西方“三代造就贵族”的阶层更替节奏，像潘石屹这样的新富阶层一代之中就换了三次身份，从农民到知识分子、经理人、富豪。

　　新世纪初，社会学家邓伟志主持的一项调查表明，61%的上海人“愿意和比自己阶层高的人打交道”。

　　不得不承认，在一个“上行的”社会结构中，势利是其必然产物。所以，你只能铆足了劲儿向上奔，如果你还想出人头地、占个好位置的话。当前“与土豪交朋友”、喊王思聪为“老公”，源头都在90年代，阶层的分化和固化延续至今。

　　人们选择默然接受这个现实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从90年代开始就是成功主义导向的，意识形态被放在了一边。

　　90年代，新世代还未上位，90后刚刚出生，80后还在成长，而他们的父母正在阶层之路上打拼。

　　1996年春，北京某公司在中关村竖起了一个硕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这句广告语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到来了：点击、娱乐、漂移、全球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