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读后感精选10篇

　　《读书》是一本由著作，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页数：，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读书》读后感(一)：十里五里，长亭短亭

高中时候《读书》杂志是我的最爱，那个时候掰着指头算下一期《读书》杂志，究竟还有多长时间会发刊，就像爱吃糖的小孩子每天忙着计较还有多长时间母亲才会再给一颗。我现在还记得高中时候将读书杂志摊在教科书下，一边听音乐一边向每天忙着认真听讲从来没有走神过的同桌吐槽老师讲课有多糟糕的画面。当时我每天晚上的睡前读物特别多，床头乱糟糟的，但总有几本读书杂志点缀在其间。每个周末学校放风，我一定会去我们温州小镇的旧书店上搜集以前的读书杂志，基本上汪晖时代出的《读书》我是收齐了。

现在的高中生大学生可能不知道以前的《读书》杂志成就有多高，毕竟如今的《读书》杂志是越出越差，我已经有一年时间没翻完一本《读书》了，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一本领风气之先的读物，王蒙说：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以不读《读书》，曾引起了整个知识界的共鸣。在刚走出猫时代阴影的八十年代，第一次有人提出“读书无禁区”，并身体力行实践之，引进推介了大量国外社科人文专著，便是读书杂志。中国学术界许多重要的学术事件，比如社会史大论战、人文精神讨论等等，要么是被读书引爆的，要么读书杂志就是主战场。如果有人为近三十年中国文化史著书立传，却放过读书杂志，那么这本传记也就没有阅读的必要。

读书杂志从来没有将自己定位为学术性的杂志，其语言通俗易懂，就算我是没文化的高中生，也能看进去，并大有收益，就算以我初中的水准，也不是不能读进去。然而读书杂志上文章的学术水平，要远远胜过一类院校的学术期刊，毕竟为之撰文的往往是中国的学术大家或学界新秀，而讨论的话题都很有前沿性，基本上外行人看《读书》，就能知道学界最近在关心什么，在某些领域有什么样重大的新视野被发现。并且这本杂志非常便宜，汪晖时代大概在4-到6块钱左右，我高中涨到了八块，就算小学生都能负担的起。

而装帧和排版上，也一直贯彻着三联简洁朴素的习惯，不像《书城》花里胡哨的，也不像《书屋》一看就非常老土，至于《万象》、《文史哲》之流，更是远远不能与之相提并论。除此之外，年纪稍大的读者，应该还对以前读书杂志的插画深有印象，在我经常翻阅的各类杂志里丁聪的插画是我最喜欢的，线条简洁，对众生相的讽刺每每与人提起，都会心一笑，至于哲学家赵汀阳先生的插画就有点不知所谓了。可惜我高二时候，也就是2009年丁聪就去世了，后来接替他的那位我非常不喜欢，太浮躁了。

就我个人而言，我最喜欢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读书杂志，知识性强，语言优美，文章风格博雅大气，不像日后越来越科班化，读久了行文欧美翻译腔就出来了，就像读那些该死的专著一样。八十年代则显得非常稚嫩，幼儿尚在襁褓之中，但已见原初之丰饶，日后必然发扬光大，只是那个时候的人们有洞见没学问，（现在是有学问缺乏洞见）因此许多非常无厘头非常何新的文章都能出现，比如八六年有一期就刊登了一篇文章，认为达尔文进化论乃是当时大英帝国为了论证自己统治世界正当性，而推出来的阴谋。

到了汪晖时代（九十年代后期到2008年），是我读的最痛苦的，这一时期争议也最大，订阅率急速下降。我对汪晖先生的文章水平没资格评价，但是他的文风是我们体育老师最批判的那种，我们一直觉得如果谁喜欢写汪晖这种概念晦涩定义含混不清的文章，那么他的学术前途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但这一时期的读书杂志，踊跃参与现实生活的批判，虽然都是新左派的文人在写作，我一向不认同他们的观念，但好歹读这一时期的读书杂志，我知道了谁是德勒兹、谁是拉康、谁是福柯、谁是齐泽克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老一辈左翼明星的脑残粉，并大彻大悟大学坚决不要读以上任何一个人名的著作，现在一以贯之身体力行中。摊手。

08年我上高中，汪晖离开读书，读书杂志的水平虽然开始上下起伏，但好歹还是能读的，风格不再像汪晖时代那么晦涩。但到了11年我上大学那一年，就越来越差，装帧质量也越来越漫不经心了，有一期重复印刷，下一期却一个声明都没有。下半年上大学，由于每天忙着玩，没有时间看书，更何况看杂志，读书在我的生活中慢慢淡去，也越来越找不到高中时候慢慢等待读书到货的激情了。我认识的那些在读书上发表过文章的老师、学长，也越来越没动力为读书撰稿了。这不能不是一个很让人遗憾的事情，但人间世，也就这样了。

斯宾格勒以为万事万物必将经历生长发育年老凋亡，而宇宙则是不断重复轮回这一过程，直到宇宙自身的凋亡。日光之下，无新事可言。但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我们只有一个生命可供回忆，因此每当想起平生心事，不免要纪念走过的时间里那些匆匆的身影。行人不再停留，然而旅栈却要等待下一波客人，读书杂志，对于我这种曾经的忠实读者来说，就是这个意义。


华中吃饭大学 陈毓秀 兔子洞主人

　　《读书》读后感(二)：《读书》（三联书店·1997年第2期）

《读书》（三联书店·1997年第2期）
这期《读书》，有一个主题话题“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发言者有韩少功、戴锦华、旷新年、李陀四人，谈的还算扎实。不过现在读当年的观点，不免有些陈旧过时，毕竟1997年才是大众文化刚刚风行的时候，而在2010年的当下，又是一番风景。另外马文通谈海德格尔与纳粹、刘小枫谈基斯洛夫斯基、杨念群谈礼物交换的本土精神、单纯谈冯友兰等文章皆可读。刘小枫关注波兰导演，看重的是基斯洛夫斯基在《蓝》《白》《红》里所传达的“爱”，也就是刘小枫标题里写的那样：“爱的碎片中的惊鸿一瞥”。海德格尔是大哲学家，但他跟纳粹的关系一直受到人们的指责，这种情形跟冯友兰在文革批孔有点仿佛。正好这两人，本期《读书》都有作者在谈，对照来看，令人唏嘘。

　　《读书》读后感(四)：《读书》（三联书店·1996年第12期）

《读书》（三联书店·1996年第12期）
本期《读书》，打头的文章是几位人文学者讨论“考古学与人文知识问题”，作者有李零、陈平原、葛兆光、陈星灿，其中只有陈星灿是专业的考古学者。但并非人文学者所谈的就不重要，从各自领域出发思考考古学问题，把专业话题引向大众化，其意义自有价值。刘浦江的“唐突历史”一文，在网络时代的今天重读，才知道唐突历史在当下已是寻常不过的事。网络时代里，历史就是被用来唐突的。儒学一直是热点，新儒家更是风头极劲。但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指出：儒学是被制造出来的。一个同质性的儒学口号不仅掩盖了历史上中国血亲组织充满冲突的实情，更是东亚社会里现存的劳工冲突、妇女斗争和种族压迫的遮羞布。重读斯言，惟有感慨而已。

　　《读书》读后感(五)：金声玉振，读书来破阵

2013年，多事之秋，群魔乱舞，一群咱不认识的所谓专家们在报亭里找不到的某些报纸上，挥舞着吓死人的大帽子，行反自己反人类之诡异行为，说着法西斯才津津乐道的鬼话。

20年前，为了改善家境，我们兄弟俩的学业，父母毅然决定全家从封闭的三省交界小县城侧，搬迁到沿海的城市工作。那时候我们感受到的，还是一个努力向国际向全人类靠拢的社会，思想政治课本上还赫然写着“要学习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这句话我记得从初中读到大学。
20年后，当我们真正身处社会之时，却发现所谓高层所谓专家已经背叛当年向孩子们许下的诺言，转身向着中国历史的阴暗面走去，再次拥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用或者说庸俗观念。40年前文明大毁灭的成果，在老红兵执政时代得到了彻底的彰显。

《读书》5月刊一直没有空读，直到端午节假期第一天，在去建材市场的路上才翻开。意外的是，这期杂志在这个喧嚣到疯狂又同时沉默到窒息的时代背景下，竟然格外堂堂正正、振聋发聩。有骨气的学人，毕竟还在支撑着社会良知和头脑，让我们能够发现希望。

P11《查士丁尼与人性的幽暗面》
中世纪之初，几乎恢复罗马帝国昔日荣光的查士丁尼大帝（东罗马帝国）曾经被极力赞颂，包括他同时代的杰出历史学家普罗柯比，然而到17世纪，普氏以犀利到污秽的语言辱骂查士丁尼的一部手稿在教廷图书馆被发现，令人大跌眼镜。
普氏说：“当某些人在世时，按照历史学家本应做的那样去记载其真实言行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么他们的间谍就会发现，并且置我于最悲惨的境地……这就是我为何在前几部著作中被迫矫饰历史并隐瞒自己真实观点的原因。”
人性具有两面，这部《秘史》印证了西方世界一直以来对于人性幽暗面的一种警惕。阿克顿勋爵进而认为，要了解人世的黑暗和人类的堕落，最值得重视的因素就是权力，因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大人物几乎都是坏人！”
认识并对抗人性的幽暗面，是西方世界探索并总结千年的课题，所以我们看到了启蒙运动的发展，看到了宪政的诞生。
反观咱们东方，以“人初性善”，“内圣外王”“致君尧舜上”为理想，不敢正视人性之丑恶，在权力的步步紧逼之下被凌辱到毫无尊严，几千年的治乱死循环。


P28《革命概念的本义与语义膨胀》
革命之词源，与语义之获得。
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作为社会暴力变革的“革命”和行星往复运行在英文里为什么是同一个词revolution！包括在微博上去问陆谷孙先生也没有得到回答。刘毅这篇文章终于解答了我的心头之惑。
原来，revolution这个词第一次指代社会变革，是1688年英国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从荷兰迎回他的女婿女儿（威廉和玛丽）的“光荣革命”，在这里，君权复辟了先前的正当性和光荣，君主revolution到了原本的神圣性。（阿伦特《论革命》）

接下来，“革命”从循环/复辟走向革新，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美国革命），因为他们抗议和摆脱英王的野蛮统治，试图“复辟”古典自由，却演变成了一场全新意义上的革命。之后的法国革命赋予了革命“不可抗拒性”，这也同天文学上的“非人类所为”相对应。为了这神圣的“不可抗拒”，人们有了足够的正义理由来实施暴力变革。

在中国来说，革命一词来自古代“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将revolution译为“革命”则来自日本。1920s国民party为论证自身合法性而将1911武昌兴师称为“辛亥革命”，从赋予了革命“从下而上推翻秩序”的意思。在法国、俄国革命影响下，必然和暴力，反抗和翻身，成为中国革命之特色。

然而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提出，“革命之义有广狭”，最广义指一切大变动，次广义之划时代新动向，狭义则是“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是也”，并指出“吾中国数千年来，唯有狭义的革命。”
最终，革命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进程中被赋予最庸俗化的意义，翻身和通吃。

作为对比，西方每次革命变化虽剧烈，但体现了主要目的，“它改变了西方的法律传统，但最终它仍保持在该传统之内。”

作者提出，应摒弃狭隘的“革命”观念，重新并全面解读“革命”。作者同意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的观点革命是长期、全面的变革，我们仍处在这场革命进程之中。将革命市委文明的突破和重构。近500年来（自哥白尼revolution开始？）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进入到一个全新阶段，可称之为“现代阶段”。现代革命，具体说是现代革命最根本的是解决了人类历史上从未解决好的两大问题，一是对权力的限制即宪政法治，二是打破了对权力的垄断即民主。任何对之的曲解和附加都是谬论，都会导致灾难。
革命之要旨不是暴力/复辟/翻身，二是文明的提升和突破。从这个意义上，继承中山先生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P53《都是中央集权制的错？》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中提出两个问题，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会突然发生，为什么迎来的不是自由平等而是更为专制的政府。作者认为托克维尔事实上已经做了回答，即有两种集权制，一种是政府集权（governmental centralization），利害关系集中于上；一种是行政集权（administrative centralization），即地方建设事业之集中。
法国革命前，王权膨胀，虽然克服了社会零散、特权林立的弱点，却用巴黎取代了法国，手伸得过长。革命时期不仅没有分权与民众和地方，而且手伸得比王权还长。（继承所反对对象的方式和手段，革命之吊诡）区分两种集权，才能解决法国革命模式的问题。

其他文章也很赞，不一一举出。
如P89《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分野》，介绍《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

　　《读书》读后感(六)：《读书》笔记

2012年10月刊

回首二十世纪 P26
托尼 贾特
怀着道义理想的知识人。
《记忆小屋》《沉珂遍地》《思考二十世纪》社会民主制

"世界上的正义原则、价值或者真理是多元的，它们不能被还原到一种简单的真理，无论那种真理多么诱人，前景多么美好。"

"一元论往往走向文化偏狭；而多元论的知识人为了超越狭隘的地方性偏向，不仅关注并通晓本地的事务，而且以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关注世界各地的事务。"

“由于美国人生活在一种托克维尔所说的从众主义的公共空间，知识人也更容易陷入主导舆论的操控，因为多数人的意见似乎牢牢的披上了合法性外衣，多数人暴虐毕竟是美国的平民主义的一大特色。防治煽动法、麦卡锡主义、小布什反恐...”

“除了巴金在《随想录》中有过一些尝试外，中国知识人对二十世纪中国‘极左思潮’的追忆文献中，最为缺乏的便是对于自身灵魂的拷问。没有虔诚的灵魂拷问，说不定哪一天又会发生狂热激情之下的民族性灾难。”

　　《读书》读后感(七)：《读书》，我到底在读什么？

今年刚开始订阅《读书》，所以还没有深的看法，像前面网友说，是好奇开始的，只是就现在阅读了三期，对我来说，
1.阅读内容大约每期是三分之二；
2.理解其中的内容大约仅三分之一（很高了）；
3.能有印象说上来的，还没有；
4.我会对其中的某些晦涩难懂的句子或者词用铅笔标注在旁，有空会查字典或者百度；
5.第一印象，每期杂志到手，拿在手里，厚度适中，封面有质感，确有想翻的冲动。
也许《读书》本来就不是给我读的，其实我也只是想借《读书》来冲淡现实社会中碎片化的时间，我真的不想让电子设备占据我那么多的时间。
《读书》是在“现实社会”的对岸吗？
《读书》，我真的在读啊！

　　《读书》读后感(八)：《读书》（三联书店·1997年第4期）

《读书》（三联书店·1997年第4期）
这一期的《读书》，打头的是两篇红色文章，分别乃是杜润生谈邓小平及郁之谈邓选，不值一读。倒是专题“来自伦理学界的声音”内容不错，关注道德重建，当下的意义犹大。罗厚立的书评《文无定法与文成法立》是谈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九世纪》，对葛兆光构建新法的努力做了支持性的阐述。正所谓史料都摆在那里，就看各人的眼光取舍与见识领悟了，大学者之成功，全在于眼光视野的深广。陈平原的《老北大的故事之一》，把北大的渊源延伸到“太学传统”，尤对北大的学潮进行了挖掘，特别强调校长的视角，而以前多从学生的角度出发，遮蔽了其它的一面或多面。读之，让人觉得意在言外，有所深思。严永兴的《无可奈何花落去》谈“俄语布克奖”，本是好话题，但作者似乎有点左，对英国人设立的“俄语布克奖”不以为然，字里行间充满了怨妇式的语调。其实何必呢，俄罗斯之奖，关卿何事。

　　《读书》读后感(九)：《读书》（三联书店·1997年第3期）

《读书》（三联书店·1997年第3期）
前几篇都是关于历史问题，探讨历史是什么的本源性命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然是一种态度，但历史自有其面目，如何揭示历史之本来面目，方法论之不同，结论亦自不同。李庆西谈《阿Q正传》、李振声谈《九月寓言》，是难得的两篇文学评论。虽有过度阐释之嫌，毕竟有一种让人阅读的兴趣，其角度新颖，值得我们关注。李零的《药毒一家》，写来舒展大方，对各种史料掌握的比较全面，读之令人受益。程映虹消解“瓦尔登湖的神话”在《读书》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何怀宏对此表示了异议，他的《事关梭罗》虽不是再度反正之作，但确实也是为梭罗辩解的一篇好文。梭罗“他有一颗美丽的灵魂，他有一颗美丽的灵魂”，这是爱默森的原话，说的很好。梭罗的一举一动自然有非议的地方，他并非完美，但其精神却值得后来人的尊重。梭罗的瓦尔登湖不是现在所谓的炒作，而是他自己的一种自然选择。正是这种选择，让梭罗留下了他在后世的影响：“瓦尔登湖”更重要的不是史实的细节，而是其中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