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读后感10篇

　　《寒夜》是一本由巴金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00，页数：28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寒夜》读后感(一)：《寒夜》——不算批评

想要对这篇小说写点什么的时候，脑中忽然想起不知谁说的“小说是没法概括的”，当时我并不认同，因为这与我在叙事学里学到的知识相矛盾。然而当我提笔想要写个《寒夜》的故事梗概时，却突然不知该从何写起。
  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巴金笔下的那些人物：汪文宣、曾树生、陈奉光、唐柏青、小宣、母亲、钟又安，他们苟活在抗战的动乱年代，饱受着现实碾碎梦想的沉重打击，每天提心吊胆，唯唯诺诺只为了能在乱世安身立命。汪文宣和曾树生的故事因为时代背景的烘衬而更加使人感概惋惜。否则一个不得志的肺结核患者的中年危机又能引来多少人的关注呢？然而在战机不时在头顶飞过，警报随时可能拉响，日本军队随时可能进城屠杀，人们朝不保夕的时候，汪文宣的遭遇则被打上了一个时代的印记。
汪文宣，曾树生，一对思想先进的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结婚，生子。他们怀着共同的从事教育事业的理想。战争的炮火撼动了美好的希冀。汪文宣到报社当校对员，每个月领着微薄的薪水。曾树生，在银行任职，每日应酬不断。刚开始他们还是有希望的，他们相信，只要战争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然而前线传来的或好或坏的消息，公司同事街坊邻里焦躁不安的议论猜测像是慢性毒药，侵蚀了两颗年轻鲜活的心。他们的心，一如重庆寒冷而雾气弥漫的冬夜渐渐地变得冰凉，简直要结成冰。
汪文宣是无计可施的。懦弱的性格叫他只会逆来顺受，纵然他心里叫嚣着控诉者不公平的时代，不公平的生活，却不敢付诸一点点的行动。这样的他总是被叫做“老好人”，这个称呼有时是称赞，有时却像是讽刺。公司里面对上司的欺负，同僚的讥笑，他声也不吭。在家里面对母亲和妻子，他更是夹心饼干，只能一味地劝说，一味地妥协，却不能狠下心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被一个女人深爱是幸福的，被两个女人同事深爱着是痛苦的，尤其当这两个女人代表着新旧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
曾树生和汪文宣终是不同的。生活让她绝望，可她却挣扎着想要摆脱这种绝望的境地。她厌倦了看不到希望的生活，厌倦了同汪文宣的母亲吵架，甚至厌倦了“战争结束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说辞。他想要改变，她需要一扇能让她看到生活希望的窗，他还年轻，她需要感受到血液流淌沸腾的活力和生机。我想她是爱着汪文宣的，然而现实的生活让她感受不到“爱与被爱的幸福”，相比于爱，她更希望好好的活！陈奉光的出现为她的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可能。她一面享受着在陈奉光为她编织的理想的生活前景，另一面她的情感和良心不断的谴责她的“自私”，紧紧地把她捆绑在三楼那间常常断电的破房子里。她犹豫着，彷徨着，不断地在“希望”和“绝望”中徘徊，她拿不定主意，只有上头下了明令调她走她才愿意跟着陈奉光到甘肃。她本能地想要为自己的“背叛”开脱，她不愿为着她的离开承担一点点良心上的不安。我也是被逼无奈，上面的命令下来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真的要我辞职不干，那么文宣的病怎么办，小宣的学费怎么办，一家人的生计怎么办，我有什么错，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命运，我没有做出一点点对不起文宣的地方。是的，我是坦坦荡荡，清清白白的，我离开反而可以给家里带来更好的生活。于是在无数寒夜中的一晚，她走了。
曾树生走了，带走了汪文宣生活最后一点儿光明。此后的离婚书信，渐行渐远不过是让一个冰封的心冻得更加结实而已。汪文宣不愿再受树生的救济，他回去上班，偶尔唐柏青的声音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完了，我完了”，他的病一天天的加重，有时候他觉得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可有时候，他有感到愤懑不平，觉得为什么自己就要受着命运的欺辱，凄凉的死去。唐柏青死了，现在他公司里唯一的朋友钟老死了，霍乱这样轻率的夺走他的生命，没有预告，也不留一点痕迹。钟老这个在故事中迟迟未露名字的人，第一次以全名出现在了读者的眼前：重又安。又安，谁说不是呢，在这样的世道下，唯有死才能再次给人带来平静和安息。而汪文宣也未逃离他一死的结局。那一晚，人们欢天喜地，燃放鞭炮庆祝抗战的胜利，在三楼的那间小破屋里，在母亲和小宣的悲凄中，汪文宣，他也走了。
或许，汪文宣不敢奢望曾树生会再回到那间小屋。但她回来了，或许是想起了“战争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希望，或许是是为了曾经的一点念想，她接着两周的假期回来了。她敲了敲门，应门的却是二楼的张太太，物是人非，她得知了文宣的死讯，母亲和小宣不知所踪。或许他们回了昆明，去投奔不知是否健在的亲人，她想到她的儿子，犹豫着是不是该把他接到自己身边，犹豫着该到何处寻他。她得知他们为了筹到船费，摆地摊儿变卖家当。她要去寻他们吗？向当初无法决定要不要离开一样，她再次拿不定主意了。战争结束了，生活不是该好起来了吗？然而曾经的那个男人不在了，现在身边的那个甚至不是道她还有个儿子。她在一片黑暗中下楼，她看见楼下的地摊儿，她突然不解自己有什么理由要在地摊前忍受寒风吹打。再一次，她选择推脱，还有时间，她这样想，她不知道这不过是为心中做好的决定延迟了执行的一点点可怜的时间而已。然而，她又有什么错呢？她求的，不过是这漫漫寒夜中的些许温暖罢了。

　　《寒夜》读后感(二)：无望的长夜漫漫

回想起来，巴金是我四年前入学中文系后深入接触的第一位作家。从激流三部曲到爱情三部曲，再到人生三部曲，读完了巴金的几近全部作品后，我才打心眼儿里觉得，嗯，这辈子学文学应该是错不了了。我永远都记得自己彻悟的那一天，因而也永远对巴金保留着文学之外的敬畏与尊重。
相比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中慷慨激昂的理想主义，我更喜欢人生三部曲中沉稳老练的文字和现实主义的张力，而这三部曲分别是《憩园》、《寒夜》、《第四病室》。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给我触动最深的一部，它的名字叫做《寒夜》，一部读罢能感到彻骨严寒的力作。
在中国现代文坛，塑造男性懦弱形象最为成功的作家当属巴金，而《寒夜》的主人公汪文宣就是一例典型。作品的背景设置在抗战时期，汪文宣携母亲和妻子曾树生自上海逃难至重庆，从1944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作品记录了汪文宣在这期间所经历的一切，以及他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终点的，换句话说，这部作品就像文宣的死亡日记。
树生和母亲之间无休止的争吵与嫌隙，夹缝生存的文宣只感到窒息，在故事开始不久他便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呵！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我！各人只顾自己。谁都不肯让步！”然而面对生活，文宣所选择的，只是一而再的隐忍与退让。他不曾想改变什么，也不曾真正改变过什么。“他没有方法把母亲和妻拉在一起，也没有毅力在两个人中间选取一个。永远是敷衍和拖。除了这个，他似乎再不能做别的事情。”这就是文宣，一个典型的懦弱知识分子形象，只有忍受苦难的折磨，却永远无法超度。
《寒夜》，文如其名，一场彻底的寒冷的夜，一些毫无生机与希望的生命。树生走了，抛下了孩子小宣，"她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个人的……”。唐柏青的太太难产而死，唐柏青被汽车活活轧死了，钟老也在一场霍乱中失了性命，还有梅表姐的死、小虎的死……身边人的纷纷离世，对文宣本就脆弱的神经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当然，文宣也逃不出命运的劫，他终染上了肺痨。冬天愈发冷，寒夜也愈发的长了起来，人们的绝望也变得更加深沉。随着病情的加重，文宣咳嗽不止，发展到后来竟至失声的地步，重病的他只能依靠纸笔与母亲交流。作品大部分笔墨都用在文宣的心理描写，那种赤裸裸的痛苦，和无能为力的苍白感，就像亲身体会了似的。
作品的无望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最戏剧化的是，1945年9月3日，当全国人民都在欢庆抗战胜利日的降临，文宣却在“这一天晕过去三次，而又醒了转来。他觉得已经到了一个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的顶点了，他愿意死马上来带他走。”终于，夜晚八点钟的光景，当街头锣鼓喧天的时候，文宣紧紧捏着母亲与儿子的手，咽了气。就像方太太说的那样，“胜利是他们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楣。”
读到这里，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人生的夜真冷啊。人生的寒夜真无望啊。
巴金先生在一篇后记中说道：“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
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体命运总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战乱也好，平安也罢，永远是那么的无望。
　　

　　《寒夜》读后感(三)：长夜难明赤县天——读《寒夜》

卒读此书，已不禁数次掩卷叹息痛恨以致落泪。
他是一个怀有梦想的老好人，真诚、有正义心、上而对母至孝、中而敬妻如宾。“文宣”为名，真深得孔氏要旨。然而竟患肺病，贫困、家庭破裂，呕血而亡。“汪文宣”真有“枉为文宣”、枉为至贤的味道。
她是一个怀有梦想、追逐和珍视青春的激进者，青春与活力从来没有消失于她的外表，然而对家庭的责任又让她心灵已不再青春。“曾树生”，暗示着昔日的活力湮灭于今朝。
她只有五十多岁，然而老花、头发花白以致最终全白，她希望以封建的旧文化固守这个家，却被不断袭来的生活困境一次次击败，最后丧独子，凄楚地离开，不知所踪。
“寒夜”是谁导致的 ？是家庭吗？
一开始，他在寒夜的街上犯愁，就是因为家里和妻子吵了架，她离家出走。而母亲又不接纳这个不守礼节的儿媳，以致他把她请回家后，家里的战争还不平息。这场家庭战役直到他患病才稍有缓和，可好景不长。而妻子远赴兰州，这斗争还以暗战的形式进行着，直到他死。看来寒夜之寒，缘于家庭。
可是母亲之恨妻子，是因为她的放浪。妻子厌母亲，是因为她的管束。这很大程度上，是新旧文化的不相容的结果。
母亲是知识分子，却是缠过小脚的封建知识分子。她重视家庭的尊卑关系，因而要求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她重视身份名分，因而不愿做老妈子的工作。她并非不能吃苦，只是以为知识分子的名头不容她涉足低贱的工作；她也因而厌恶儿媳在经济上高于儿子，不愿花费儿媳的工资来养家，因为在她看来，儿媳的诚意相助只是对其处境的鄙视和对其权威的挑战；所以她能据以攻击儿媳来显示自己的权威的方式也只有利用名分：儿媳并非明媒正娶，她只是“姘头”。同时，母亲的封建世界观让她难以接受新生事物。她抵触儿媳的各种新式生活方式，如外出应酬、打桥牌、送孩子上新式的贵族学堂、让丈夫看西医等。也让她骨子里相信上天为代表的彼岸世界。从而更加反对儿媳的享乐。
然而妻子却是新式教育下的知识分子，她进步、有理想，重视平等的社会关系和自由的生活以及爱情，热爱青春和事业。在理想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她的内心是苦闷的，她于是通过表面的青春——交际、应酬、打牌、去咖啡馆来欺骗自己，求得对梦想未竟的失落心情的补偿。然而母亲却阻挠了她。这让她害怕回家。因为家让她看到了现实的自己。她于是更加远离家庭，早出晚归，让浮华迷醉自我。而这种不规范的行为更让母亲难以接受了。于是矛盾愈来愈深。
家庭的矛盾，反映了新旧交替年代中，新旧文化的矛盾。并且具有普遍代表性：代表了广大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斗争和他们每个人内心的新与旧的自我矛盾。
但是，矛盾并不仅限于此。这种新旧盾本不该如此激烈。真正使之激化的，是现实社会生活本身。而汪文宣就代表了这个现实。
如果汪文宣有权有钱的话，母亲的名分上的自卑感必然荡然无存。而妻子的大办教育的梦想必然实现，那么她的青春，照她所言，也不会浪费了，她也必不会以纸醉金迷的生活来自我掩饰，至少形象上不会给母亲留下过坏的映像。
然而汪文宣穷困而没有权势。
他有足够的才气，有足够的正直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然而他始终在下位徘徊。因为他过于正直了。他不愿媚上，他自立自强。于是他的才气便为机械化的、毫无自由的日复一日的工作所禁锢，他的心也便为虚假、谄媚、自私、冷酷所中伤。这一层的不得志，再加上家庭关系的扭曲，让他首先在精神上垮了下来，随即生了重病。妻子认为他的失败是因为过于老好、懦弱，可真正让他失败的却是社会，而真正损失了的，也是社会本身。社会应当让人们尽其才来去在其中打拼的，可是这个不合格的社会却让无能、腐败、投机和谎言占了上风，让它们肆虐在真正有能力者的头顶。“你应该看明白了：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人……”此言得之。这个不合格的社会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不合格：失去了真实的创造者，而靠虚无度日，只能日益堕落。战争来了，只能封锁消息来求得短期的稳定。这种亡羊补牢的行动，开始得恐怕也过于晚了。
他的懦弱，与其说是由于本身，不如说是由于社会。在那样一个变异的社会，为了生计，自然不能发表什么不满，于是出于累卵之境的他，对周主任的眼睛只能是在心底愤恨、对同事的嘲讽也只能假装视而不见。这简直是悲哀。心中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而对于家庭呢，只能说是出于爱。母亲和妻子都十分爱他，他也因此爱她们。她们互相攻击，他却处于维系家庭而把压力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要知道，贫穷的家庭更加吃不住这等矛盾。双重的痛苦加之于心而不能言之，他只学会了借酒、借梦境来派遣和抒发不快。要知道这种无私的爱是何等伟大，然而它在那个社会中竟无生息之地。
他反而并非懦弱的人。同学唐柏青、同事钟又安相继死去、妻子又写信说离开自己，他的心理防线就这样一道道地被打破，然而他最终并未放弃生的希望。当母亲说到死时，他悲愤地说：“我们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呢？”这是正义的勇士在向不公的世界抗争啊，这种生活的欲望怎能同“懦弱”挂钩呢？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在要求着公平，悲愤地抗争着现实的命运。
就连孩童也被恶寒所拘。小宣的麻木冷漠和少言寡语的过度成熟及病态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那个社会不仅毁灭了人才、毁灭了梦想，还毁灭了最朴实的爱。不准爱和梦想进入，焉得不寒，又焉得不黑暗？寒夜就是那个社会。寒夜，是指一种生理上的寒冷与黑暗，更指精神上的苦闷和无助，同时还是一个用冷酷无穷无尽地折磨人的时代。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他认识‘将来’，‘将来’像一张凶恶的鬼脸，有着两排可怕的白牙”。时代的可怕和黑暗，让人不相信将来。书的最后只有难明长夜：“她需要温暖”。这怎么不是那时每个真正的人的心声呢？
文中的现象是值得审视的，其悲中之愤，正如发硎之剑，直刺社会、直刺人心。这是读书人的血泪史，又何不是每个贫民的悲哀呢？那个“炒米糖开水”的冰冷喊声数次在寒夜的最深处响起，不正在控诉着社会的非人道吗？
这一家人一开始总把不幸归乎日本侵略，于是数以“抗战胜利”自慰，及至抗战真的胜利了，他们有有何改观？只是汪死、母迁罢了。不幸在于何处呢？作者以胜利庆祝日与汪文宣之死同日来引导我们思考。
这本书的艺术方面有很大的特色。
首先是象征和隐喻。整个环境都作为了喻体。寒夜、老鼠、路、雾、雨、蜡烛、屋内的灯光和停电后的屋子、母亲卧房的门、红灯……都有一定的寓意。构成了整体的幽暗、昏黑、寒冷、凄怆、孤寂、迷茫的色彩。象征了社会的难以捉摸和冷酷、可畏。
梦境作为象征者，有预兆和谶语的色彩。比如汪文宣做的第一个梦，梦到妻子和母亲矛盾的极端凸显，再如后来梦到妻子离去等等。
其次是大量的心理描写。文章通过景物移情、心理独白、人物书信、人物感官上的刺激和梦境来显示其心理活动，甚至大段故事情节都在意识流动中展开。而心理描写的主要对象又在他和妻子之间跳跃。从而剖析了二人的矛盾和联系。尤其是感官和梦境，使得情感更加真实和打动人心，用英语中的一个词形容较好：empathetic。如他的病痛和心理负担二者的表现，就主要以感官和梦境为媒介。最典型的莫过于唐柏青之死和钟又安之死了。对于唐柏青的死，作者并未作正面描写，而是以现场汪文宣的感官刺激为支点进行表现，有适当转换为半知视角的感觉。先是声音“轰隆隆”，接着是尖叫，接着是眼前的模糊，之后是“仿佛”的猜测，之后便宕开一笔，转向人群。看似不连贯的片段组合成一个通过想象即可完整还原的场景，同时景象本身的破碎感又加重了情感上的恐怖、悲恸。然而对这种悲痛，作者并不仅限于现场的描绘。后来汪便生病了，脑中时时出现的幻象不断敲打着汪，也不断刺激着读者的心。这同时也为其噩梦创造了氛围。以致他分不清梦与醒。他的回避的态度可见于此。再说钟又安的死。没有直接描写，只是间接地通过同事的传言得知。这又突出了人际关系的冷漠。汪在钟的葬礼上把花圈上的名字看成自己的，正是一种幻觉，显示了深深的畏惧。
在结构上，又有双线的意味。一条是抗战，一条是汪文宣调整家庭和工作矛盾。开始二者处于平行状态，后来二者有了极大的冲突，这种整体结构上的冲突显得尤其剧烈。在浪尖之上，主人公死去。悲剧性在此得到升华。胜利、死亡，一喜一悲，发人深省。
所有的事情都不该发生，但悲剧却在一个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的忠厚知识分子身上。同时这不是个例，包括唐、钟、汪母、树生在内的所有正直肯干的诚实的知识分子以致千万贫苦百姓，都冻死在、或挣扎在、或即将惨死在这寒夜。这就是寒夜，其中生活的人，需要温暖。

　　《寒夜》读后感(四)：论巴金的鼓动性

先看了《家》，之后看了《寒夜》。

《家》是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寒夜》则是他的最后一部文学作品。老实讲，几十年的时间当中，在文笔上，巴金先生的文学功力并不能算是精美的，他的行文在我看来像是一种极其平淡的叙述，印象很深的是觉慧与觉民排演完剧本后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觉民含笑着听着觉慧关于表演的想法。这个场景在我的脑海中一直停留，真实的描述并不需要太多缘由便可以被人理解。

所以至此，不在对于其文笔做太多评述，足够真实的言语，附丽就不再那么重要了。我是在读完后才知道巴金先生的大哥去世的消息的，给我最大的震动在于这竟然是一件真正的事情而并不是所谓的艺术手法推向的高潮。这使我重新的思考了五四时期的许多在现在看来有些“简单”的事情，艺术既然是来源于生活的，那么生活，就必然高于艺术。

所以读巴金，就是要去感受那种极大的情绪上的冲击，每一个读过《家》的人，在当时的年代，都会讨厌觉新的唯唯诺诺的性格，都会因为看到觉慧的反抗而受到鼓舞，文中简单的几句没有任何方法的话语再加上感叹号，就会立刻生成一种豪情万丈说走就走的感觉，以至于《家》的发表在当时鼓舞了一批知识青年与自己的家族脱离了关系，不论这样的“出走”是否有用，这样的影响力本身就是非常神奇的事情，艺术的效果在这里反而显得可笑了。

这种影响力一直持续着，在《寒夜》中也贯穿始终。巴金先生写《寒夜》的目的其是为了批判旧的封建制度的，但在我看来《寒夜》的悲剧并不是时代的悲剧，或是说每个时代的“汪文宣”都会有这样的悲剧。但我不可以否认的是读完后对于他这样的人毫不掩饰的厌恶。绝不要做这样的人，绝不要有这样的性格，这是每个读完的人都会有的想法，《寒夜》是成功的，就是从这里来讲。

巴金的鼓动性，是会让人摩拳擦掌的，是会让人说有就走的，是会让人毫不犹豫的，这太难得，太难得了。

　　《寒夜》读后感(五)：有什么好悲哀的？

故事一开始矛盾就已经发生了，无从了解汪母跟儿媳冲突的源起。
但是一个不上进不努力各种消极的人，生活过得穷困落魄，有什么值得同情的？是别人耽误了他吗？还是别人坑了他？
还说什么理想，热情，我呸！他也配？
这种人放哪个时代都是那个样子，别把责任推脱到什么社会什么制度上。
只举一个例子，一次停电，引起曾的抱怨，问汪什么时候可以不过这种生活。汪是怎么答的？他说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我去，这尼玛放到今天，不就等于说是等到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吗？（当时战事正是最艰辛已经退无可退，连他供职的单位都准备再迁往兰州。）各位，如果现在真这样忽悠妹子，你们觉得合适吗？尤其考虑到曾的个性。
        “我烦得很。宣，你说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不过这种生活？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过得好一点？”
　　“我想，总有一天，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

　　《寒夜》读后感(七)：彻骨的寒

彻骨的《寒夜》，由泛黄的书渗入到触及纸张的每一寸肌肤，每一个毛孔，乃至心灵。
汪文宣，三十有四，正当壮年，有一份稳当、颇令人艳羡的职业——公务员；他母亲和蔼宽厚，始终把他当作小孩子；妻子是他大学时期的女友，与他一样有“教育救国”的理想，毕业后自由结合；儿子小宣十几岁了，住在寄宿学校。
看似风平浪静的生活，实则暗涌不断，尤其是在波澜四起、战火纷飞的年代。
他正值好年岁，本应该在工作上争取表现以大展拳脚，可小小的职位不仅“多劳无多得”，还受气受累，同事中除了潘老，其余都以刻薄言行待他；上有老下有小，本应是幸福美满的家庭，无奈夹在母亲和妻子中间，无论他怎么做都“左右不是人”；而活力四射的妻子在银行工作赚的钱比自己多得多，甚至小宣的学杂费也是妻子包办……在外受人欺，在内受人气，生活可以说处处不尽如人意。
他固执地等着“抗战胜利”救自己出火坑，无奈现实到处都在张舞着爪牙，一次次撕咬他已疲惫不堪的身体——先是得了肺病，后来又哑了喉咙。他原本并不觉得苦，身旁有树生，他年轻貌美的妻子，守候着病重的自己；还有老母亲，不辞辛劳地嘘寒问暖，竭尽所能照顾他，他打心眼里感激她俩。偏偏又是他爱的这两个女人伤他最深，没日没夜地互相争吵，斗气，甚至逼着他给出“留下谁”的答复。不是有一个经典的问题，问“如果你母亲和你的老婆，同时落水你会救哪一个？”
对于男人来说这是最为痛苦的抉择。汪文宣这个“老好人”，有话只往心里咽，暗地里苦恼悔恨自己不争气，抱怨她们的苦苦相逼。那边厢，树生再也受不了没有生气的家和处处计较的婆婆，离开了文宣和小宣，随陈主任“私奔”去兰州。而汪文宣累垮了身体，累坏了心，抗战胜利消息传来之际，他离开人世，留下满腔无奈和怨恨。
无疑，汪文宣是可悲可怜之人，在乱世中祈求温饱不得。由外而内，备受萧条、寒冷的空气的吮噬。稍合上书，面黄肌瘦，无一处不显病相的他即刻显现眼前；他仿佛无意述说自己的过往、自己的悲惨、自己的不幸，可难以掩盖的病态、不称年龄的老态，自作主张地替他倾诉与我们听。
《寒夜》不止从汪文宣这一面展现其时世道，它既顾及了男性角度，又从另一面赋予了女主角曾树生自由说话、自由思想的权利。《寒夜》面前，读者是全知视角，我们一方面为汪文宣的痛苦所纠结叹惋，怨树生不应与婆婆苦苦争斗平添丈夫的烦恼，甚至觉得她不应弃他而去，另一方面通过曾树生自我感受的真情流露，我们真切领会到她的苦处，明白她身处乱世的进退两难。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汪文宣所处的抗战时期战火纷飞的重庆，比起唐代杜甫的处境，可谓更加艰难。况且他满腔的郁结无处宣泄，硬生生地化作一肚子苦水，无法将“长夜沾湿何由彻”的内心苦楚与母亲和妻子一一道出。
读巴老的《寒夜》，其时正值寒假。读罢此书，我竟然大病了一场，连续几天躺在床上，四肢无力，疲乏不堪。或许是身体调适不当吧，我却更相信是因为此书对我心境的影响。从头到尾，此书的一章一节都笼罩在令人无法呼吸的氛围中，不时引起我怜悯且叹惋。
妈妈和奶奶整天在我床边围着转，时不时为我端上姜汤，熬中药；冷飕飕的风透过窗缝向我袭来，盖了几条被子仍起鸡皮疙瘩；妈妈和奶奶老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拌嘴，我又无力去顾管；爸爸像是冷静的“局外人”，一天到晚都在客厅呆着，很少表露自己的情感；我自己也没多余的精力和朋友们联系……
这些不就是汪文宣在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困境的一瞥吗？我仿佛置身于《寒夜》中，与汪文宣虽相交不深，却又惺惺相惜。个体脱离不了社会而独立存在，那个时代，再加上他的家庭环境，直接导致了他的悲剧。
可是汪文宣的悲剧还在于他忽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他认为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起作用，他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缓和婆媳矛盾，他相信的是自己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他曾经尾随妻子和陈主任，见他俩在前面走着，却又不敢上前质问，内心的软弱压抑了所有的行动，试问哪一个男人能够忍受？在那个没有信仰的年代，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还有谁能帮他呢？
《寒夜》结局，是树生回到她之前抛弃的家，却发现自己已被家抛弃。她的梦化成了支离破碎的现实。但是撇开她抛弃丈夫儿子出走他乡的事实不说，她起码有勇气反抗现实，有胆量为自己作出抉择。她是站在自我的立场，不去委曲求全，不去迎合他人。汪文宣也曾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现实面前却畏缩不前。
《寒夜》于我的启示是，即使前方是艰难险阻，即使不如意事十有八九，都要对自己充满信心，且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寒夜》读后感(八)：她为什么“需要温暖” ——《寒夜》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寒夜》是巴金先生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后期创作中成就最高的现实主义作品，曾树生则是《寒夜》中塑造的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自1979年巴金研究者们开始广泛关注《寒夜》以来，研究者们对她的评价一直都是褒贬不一，有的认为是她“是一个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在旧社会的压迫下，失掉了正确的人生态度并且正在不自觉地走向毁灭深渊的小资产阶级女性”，[1]有的则认为“曾树生是一个要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在她的心灵深处，东方妇女的道德观念并未泯灭。”[2]其实，巴金先生早在1962年写的《谈<寒夜>》中就曾指出：“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3]小说结尾所表达的思想正是理解巴金先生这一创作意图的关键——“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那么，曾树生她为什么“需要温暖”呢？
      首先，从个人来看，曾树生身上既有现代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又有传统女性恪守家庭道德的品质。曾树生是那个年代凤毛麟角的女大学生，有过和丈夫一起创办“乡村化、家庭化学堂”的教育梦想，在她身上处处闪现着现代女性追求自我价值、独立自由、敢于同封建礼教和男权文化进行不屈抗争的光芒。她与汪文宣自由恋爱而结合，在战乱的环境中凭着自己的美貌和才干在大川银行谋得一份薪资颇丰的工作，摆脱了传统女性对于丈夫的经济依赖，并且替代患病的丈夫承担起全家的经济重担。曾树生天性活泼开朗，爱动爱热闹，追求热情的生活。她积极地参加社交活动，出入舞会、宴会、咖啡厅，没有将自己束缚在狭小的家庭生活中成为一名贤妻良母，而是勇敢大胆地走出家门做现代职业女性。在家里，面对婆母的辱骂和威逼时，她也是不卑不亢，决然回击，丝毫没有传统女性对长辈的低眉顺眼、委曲求全，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个人尊严。当婚姻失去爱的基础时，她敢于自由地解除与汪文宣的夫妻关系。可以看到，曾树生已经不同于旧社会中的传统女性，在精神上充满了新女性的自信与优越。
      但与此同时，曾树生也并没有真正地彻底摆脱传统文化对她的影响，东方女性的道德品质在她身上并未完全泯灭。她虽然努力地在社会中追求着独立、自由和个人幸福，但始终没有抛弃对家庭、对丈夫、对儿子的责任，虽然她并不满意自己在银行的工作，但丈夫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支撑一家四口的生活，还有丈夫治疗“富贵病”的医药费和儿子就读贵族学校的大笔学费，而“花瓶”的工作可以让她比较轻松地获得较多的收入，所以为了养家糊口她不得不继续忍耐地做着这份工作。当汪文宣病倒在床上，她就暂时断绝了社会交往，在家悉心照料丈夫，为了丈夫心里好受，还曾一度答应他不再跟婆婆吵架。在与上司陈主任的交往中，她也坚守着道德的底线，始终没有越雷池半步，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丈夫的事情。她对丈夫的懦弱、婆婆的尖酸、儿子的冷漠尽管非常失望，但兰州之行还是让她犹豫再三，到了兰州后也时时牵挂着，即使在她写信跟汪文宣分手后，仍每月按时给家里寄生活费。当两个月没收到家里的来信时，她便匆匆赶回家，面对的却是丈夫病死、亲子离散、人去楼空的悲惨现实。她的内心充满了深深的内疚：“她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个人的······她再也受不了这个房间和这些家具，每件东西都在诉说他和她的故事，每件东西都在刺痛她。”[4]曾树生这种良心的责备是她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没有很好地履行传统女性的家庭职责，更是知识女性意识深处的个性解放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她的这些痛苦都在表明她是多么需要温暖！
      其次，从家庭来看，曾树生更需要温暖。曾树生虽然始终放不下这个家，但这个家并没有带给她内心的温暖，反而让她感到痛苦和恐惧。曾树生是个受新思想深刻影响的现代女性，对自己在社会上谋得的工作并不满意：“我觉得活着真的没有意思。说实话，我真不想在大川做下去。可是不做又怎么生活呢？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里去做个小职员，让人家欺负，也够可怜了！”她在外交际，常常想到家里，可是一回到家，沉闷窒息的家庭氛围又让她受不了，这个家没有困境中相濡以沫的温情，丈夫的软弱、婆婆的刻薄、儿子的疏远，这一切让在寻求依靠的曾树生反生浮萍之感。
家中的主要矛盾是婆媳之间的冲突。汪母很爱这个家，爱他的儿子汪文宣和孙儿小宣，但对于儿媳曾树生却是百般的挑剔和责难。曾树生也毫不示弱，跟汪母针锋相对，闹得整个家鸡犬不宁、乌烟瘴气，以至于到了曾树生所说“有我就没有她，有她就没有我”的敌对状态。曾树生跟汪母的矛盾实质是新旧观念的冲突，是现代与封建两种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取向的抵触。汪母早年丧夫，独自将儿子抚养成人，所以将儿子看成她全部的希望所在，对儿子更是百般的呵护和依赖，而儿媳的出现让她感觉分走了儿子的爱，于是对曾树生满怀嫉妒和怨恨，辱骂她是“我儿子的姘头”，“比娼妓还不如”。她还用封建家庭伦理观念来约束管教儿媳妇，她认为儿媳就应该在家好好伺候公婆、相夫教子，看不惯曾树生打扮时髦地在外应酬，骂树生是“花瓶”，“不守妇道”。她也不能接受儿媳比儿子强的事实，对在外工作挣钱养家的曾树生说三道四，尖酸刻薄，还极力挑唆儿子拿出丈夫的权威来压制儿媳，甚至不顾儿子的痛苦，逼他撵走儿媳，“她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母的威权和舒适的生活”。而曾树生接受的是现代新思想，绝不会在任何阻碍她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行为前屈服：“你管不着，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二十二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她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在那样污浊恶劣的社会中，她仍然能保持住独立的人格精神。但在家中得不到长辈的关爱，还要常听婆婆莫名其妙的毒言恶语，她怎能不未进家门就心生痛苦和倦意啊！
       再说曾树生的丈夫汪文宣。汪文宣同曾树生一样，也曾共同有过“教育救国”的宏伟理想。但社会的战乱和经济的贫困，终使两人的理想破灭，彼此间思想上和性格上的差异开始逐渐显现并进一步扩大。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当校对，刻薄古怪的上司、冷漠无情的同事、繁重琐碎的工作，换来的仅是一点微薄的薪水，汪文宣在艰难的生活中很快消退了锐气，变得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猥琐懦弱，成了不折不扣的“老好人”。偏偏在这样的环境中汪文宣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卧床不起，不得不靠妻子养家，这更使他在妻子面前有强烈的愧疚感和自卑感，就连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走在一起又说又笑，他也不敢迎着他们走去。当母亲和妻子发生激烈争吵时，他从来没有拿出一个男人应有的理性和气魄来分清是非、谏母劝妻、化解矛盾，而总是以叹息和哭泣的方式来乞求冲突的终止，有时甚至到了自残自虐的地步，用曾树生的话说就是“永远是敷衍和拖”。这一切都是健康、美丽、乐观的曾树生深感失望的，她不能忍受“永远亮不起来，永远死不下去”的生活，正如她给汪文宣的那封长信所说：“你只用哀求的目光看我。我就怕你这种目光。我就讨厌你这种眼光。你为什么这样软弱！······可是我只能怜悯你，我不能再爱你。”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曾树生的无奈和委屈，她确实需要一个真正疼她爱她、能给她温暖的丈夫啊！儿子小宣的一切同样让她感到无望，特别是儿子的冷漠与疏远更是让她感觉到自己在家中孤立无援的地位，她的心灵充满了悲切与凄凉。这个家对于曾树生来说像寒夜一样的阴冷，她不能从中得到丝毫的温暖和幸福。
      第三，曾树生的所有努力和抗争在那样一个黑暗腐朽的社会环境中，注定都将变成虚妄。巴金在《关于<寒夜>》说：“我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的母亲。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5]这就是说，曾树生的理想悲剧、爱情悲剧、家庭悲剧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更主要的是那个动乱时代和黑暗社会造成的。
     《寒夜》的故事发生在抗战胜利前后的重庆，当时正处于国名党的专制统治下，社会动荡、政治腐朽、物价飞涨、人心惶惶，高官巨贾凭借特权大发国难财，而普通百姓却食不果腹，倒着国难霉。汪文宣一家的境遇就是千千万万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黑暗社会的无辜者的一个缩影。夫妻二人大学毕业，如果没有战乱，本可以在上海实现他们的教育梦，跟婆母、儿子一起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可是战乱迫使他们全家辗转逃难到重庆，腐败不公的社会制度摧毁了他们的梦想，贫穷苦难的生活磨灭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温馨和谐，连曾树生的最终出走也未能追寻到自己想要的自由和幸福。当时的时代赋予了女性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独立的勇气，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却没能给她们的理想提供实现的基础，哪怕是一点点的生存空间都不曾有过。像曾树生一样的现代女性仍然背负着封建传统文化的历史重压，女性的经济独立也远远没有达到能够支撑她们人格独立的程度。曾树生起初由于生活的重压，被迫当了“花瓶”，“她并不愿意做‘花瓶’，她常常苦闷、发牢骚。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做‘花瓶’。”在与陈主任的交往中，她获得了物质上的极大享受，但她的内心却常常空虚，她并不爱陈主任，可是她不想也无法摆脱陈主任的物质依靠和情感纠缠，她是一个“无所爱的、在精神上流浪着的女人”[6]。从曾树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知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尴尬处境，她们好不容易挣脱了家庭的束缚走向了社会，可是社会中腐朽黑暗的政治制度、残存的封建文化因素和崩溃的经济状况等等，都让她们在独立面对社会时不堪重负，困境重重，她们始终摆脱不了男权文化的压制，永远都处于精神和物质的矛盾冲突中无所适从。
      小说结尾处，曾树生依旧独自徘徊在寒夜中阴暗的街道上，黑暗沉闷的社会环境和冷漠疏远的人际关系永远像“寒夜”一样笼罩着她，她既没有追求到自己想要的幸福和解脱，也无法再寻回自己的家庭，她的前途更渺茫了。巴金在《谈<寒夜>》中曾说：“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7]曾树生不可能寻找到正确的出路，因为她所要抗争的不仅仅是某个封建家长和作恶者，而且是包括了封建传统意识在内的旧势力、旧观念，还有整个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总之，只有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才能给她以温暖，而新时代、新社会到来之后，巴金即“万分愉快，心情舒畅地歌颂向初升太阳一样的新社会”，并说“那些负屈含冤的善良的小人物要是死而有知，他们一定会在九泉含笑的”！[8]
    [1] 陈泽光：《一曲感人肺腑的哀歌》，《文学论》1981第1期。
    [2] 戴翊：《应该怎样评价<寒夜>的女主人公》，《文学评论》1982第2期。
    [3][7][8]巴金：《谈<寒夜>》，《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1983年2月第1版，第292页，第295页，第301页。
    [4]巴金：《寒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以下所有《寒夜》原作引文均出于此版本。
    [5]巴金：《关于<寒夜>——<创作回忆录>之十一》，《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1983年2月第1版，第439页。
[6] 刘慧英：《重重樊篱中的女性困境——以女权批评解读巴金的 <寒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第3期。

　　《寒夜》读后感(九)：生命被时间拖垮

我看此书是用很零碎的时间看的，但还是觉得若用一个完整的时间读它，更能体会到巴金先生在其中传达的，让人几乎透不过气来的悲伤感。
痛苦，这个感觉始终弥漫在书里。汪文宣是痛苦的，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想，在现实面前不得不妥协，不得不为了生存苟延残喘。变成一个唯唯诺诺缩头缩尾的庸人，或许他心中仍有想要呐喊的念头，但是卑微的社会地位让他无奈地选择在现实面前下跪。
汪文宣精神上的痛苦也蔓延到身体上，肺病在生活的煎熬中愈发加重，直至最后酿成悲剧。
“痛苦继续着，而且不停地增加。”
在工作上，是自私自利的同事以及压榨员工、形式主义的上级让他痛苦，尽管有“和公司间唯一的联系”钟老，让他在工作的寒夜中感受到一丝温暖。但也正是这份温暖，让他在钟老因霍乱离世后，独自站在钟老的坟头，像是看着自己简陋的新居一样，感受到了更加寒冷的夜晚。
在家庭里，树生和汪母之间的争执让他痛苦。“永远都是这样的控诉、仇视。”“他甚至想说：你饶了她吧。”他陷入了梁楠楠的境地，但他的可悲也在于他只是妄图伪造和谐的假象，实质上并没有为母亲和树生着想，促使她们的互相理解包容。
对于曾树生而言，这份痛苦首先在于青春年华的不在以及家庭纷扰的疲惫。“这里不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她必须飞，趁她还有着翅膀的时候。”
她这么想着。
她的离开并不是因为对汪文宣没有爱，而是在生活中，这份爱已经成了令人疲惫不堪的包袱，压得她想要逃离。尽管多年的夫妻情感让她割舍不下，但是在婆媳关系上汪文宣的怯懦，逼得她想要离开这个地方。在这里她只感受到烦躁与痛苦，而没有归属感。
汪母是一个可怜的老母亲，为儿子操劳一生，年将就木仍旧奔奔走走，最终甚至白发人送黑发人。她的思想有一定的封建的地方，有一种封建当家主母的影子，看不惯儿媳的各种行为。“她咬牙切齿的说，仿佛就在咬那个女人的肉似的。”恨意至此。
但她也从未理解过儿子和儿媳之间的感情，正如汪文宣心中的呐喊“既然你爱我，为什么不能也爱她呢？”
她不清楚，自己也是压倒儿子生命的稻草，也不明白自己对儿媳的讽刺话也是深深伤了儿子的心。她的一生充满了痛苦，也十分可悲。
记得书里不断出现这样的问话：
“我们没有偷人、抢人、杀人、害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
以及到最后，汪文宣终于在街道嘈杂声的掩盖下呐喊出来：
“为什么他们都应该活，而我必须死去，并且这么痛苦地死去？”
他的一生，是被时间留下的烙印拖垮的。他甚至不能认识到自己的可悲，当然即便认识到也于事无补。是这个名为生存，名为将来的野兽拖垮了他的生命。
然而谁又不是承受着生活的拖累呢？
唐柏青、钟老、邻居张家、睡在他们台阶前的两个孩子……
说实话书中这种压抑沉重的感觉让我觉得有些无法适从。或许也正是因为一些细节的生活矛盾似乎更有真实感而让我觉得无法适从。
甚至也有点困惑，当我离开校园，是否还能怀揣着梦想一路前行呢？还是也会因为生活的任务与负担而拖垮了原本旺盛的生命？

　　《寒夜》读后感(十)：知识分子在旧中国时代的坎坷命运

巴金的作品总是会给人带来一种沉重感，而这部《寒夜》则将这种沉痛感发挥到了极致。
故事讲得是抗战期间，主人公汪文宣一家的悲惨命运。表现了在当时社会里只是分子的社会地位和艰难处境，也通过汪的母亲表现出了旧思想的人的愚昧和顽固。
汪文宣是故事的主人公。他是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曾经与妻有着教育事业的理想，年轻时抱负远大，充满了理想。可是，日军打来，国家陷入战争，多地失守。又由于社会上知识分子地位低下，汪文宣处境落魄。他又是个性格懦弱的“老好人”。他的妻子和母亲不和，他夹在中间无法处理，只是一个劲的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他发现妻子和她单位里的陈主任走的很近，可是，他却不敢前去质问，最后还是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认为都是自己不出息。他在公司里，老是觉得别人看不起他，生病了也不敢请假，就怕丢了饭碗。他常常苦恼，妻和母吵架，他甚至痛苦的直打自己的头。他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抗战胜利，他认为造成他现在的局面的是因为时局，只要抗战胜利，他就一定会变好。可是，最可悲的是，最后，抗战胜利了，而他却在庆祝抗战胜利的那个晚上，在痛苦中死去了。
汪文宣在故事中是个典型的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的悲惨的命运也是那个时代里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的好友唐柏青也是悲惨的先于汪文宣死去。
汪文宣的妻子树生是一个挣扎在旧中国里的女性形象，受过良好教育，也曾心怀梦想。可是，动荡的时局并未给她实现理想的机会。在艰难的生活中，在与婆婆的争吵中，她觉得自己在消耗青春，她想要逃离，想要抓住青春最后的尾巴，她想要幸福的生活。可是，她爱着汪文宣，又同情汪文宣。她觉得他太老实，太懦弱，看到他的隐忍，看到他生病，她常常狠不下心来离开。但是，与婆婆的争吵最终逼着她选择了离开。她跟陈主任去了兰州，在那边开始了新的生活，也在不久后和汪文宣离婚。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了之前住的地方，才发现汪已经死了，甚至不知道他被埋葬在了哪里，婆婆和自己的儿子已经不知去向。故事的最后，她在犹豫着要不要去寻找婆婆和孩子，在我看来，她还是会选择独自一人回到兰州，她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对于她来说，她再也不要跟婆婆过那种毫无意义的争吵的日子，而她的儿子对她也从未有过依赖感。
对于树生以及她的选择，我想也无法说出对错来。在那样的时代，她的矛盾是必然的。要么选择追求幸福，要么选择在漫长且毫无希望的等待中逝去青春，等待生命的枯竭。不论选择哪一种，她总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来。
汪文宣的母亲是个十分顽固的老人。她不甘心媳妇分去了儿子的爱，她看不起媳妇的工作和行为。她虽然爱儿子，但事实上却是爱她自己，她是自私的。她从来不知道她的儿子要的是什么，她按照她自己的想法给儿子她的爱和关心，可是结果常常是让儿子陷入更深的痛苦。她从没给媳妇好脸色，总是喜欢用难听的字眼咒骂媳妇，每次骂赢了她心里就觉得痛快，可是却不知道这给儿子带来更大的痛苦和绝望。最后，媳妇被她气走了。她却仍旧不知悔改。她按照自己的想法照顾儿子，最后，儿子在痛苦和绝望中悲惨的死去了。她也只能典当家产，独自带着孙儿离去。
汪文宣的母亲顽固不化，常常让人觉得无语。造成她这种性格的，是旧社会的思想。她接受不了新潮的媳妇，我想这其中也许是因为她嫉妒媳妇的年轻和充满希望，而她却在时局和旧思想的残害下步向死亡，失去希望。
汪文宣的儿子跟他一样，沉默寡言，懦弱忍让，他对家人尤其是他的母亲十分冷淡。他专心于学业，是个十足的书呆子，没有思想，更无理想，他只是跟着其他的孩子，麻木的学习。虽未提及他的结局，但是从对他的描述来看，很有可能步入他父亲的后尘。
《寒夜》是一部悲剧，从头到尾都贯穿了深深的沉重感。汪文宣的一家只是那个时代里的冰山一角。在那样动荡的年代，到底埋葬了多少人的理想，多少人的青春，甚至多少人的生命，我想，无人知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