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革命与日本》经典读后感10篇

　　《新政革命与日本》是一本由(美)任达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23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政革命与日本》读后感(一)：中国与日本：难以定义的情感

　　“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

　　这是《劝学篇》中的一段文字，1898年6月，保守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将此上呈皇帝，7月25日，正处于维新变法，对于国家的未来有着强烈企图的光绪颁下上谕，下令将此书印刷40份，分送总督、巡抚及各省学政。

　　此时的中日两国正开启一段亲密而复杂的情感经历。在给中国人带来深刻耻辱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到其后几十年的日本大规模侵华之前，日本曾在中国艰难而执着的现代化历程中扮演了持久的、积极地、建设性而非侵略性的角色。不管怎样，从1898年—1907年，中日关系是如此富有成效和相对地和谐，甚至被美国历史学家任达命名为 “黄金十年”。

　　“黄金十年”的概念在世人看来简直不可理喻，某种怀疑主义也是正常的。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对疲弱的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和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惨烈的中日战争和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不久，被强行褫夺了尊严的的清帝国与不共戴天的仇敌日本怎么可能有亲密的关系。这一概念与现存的逻辑背道而驰，在中国，它触发起对于日本侵华的不堪的回忆；而在日本，它则会引发日本急欲逃避的犯罪感。这一逻辑早已深深植根于中日民众心中，直至今日，我们仍未能从这一观念的沼泽中摆脱出来。

　　中日的“黄金十年”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耗尽国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取胜的日本并没有获得想要的安全感，而是意想不到的失落和巨大的耻辱。“三国干涉还辽”和紧随战争之后俄、德、法在中国势力的迅速扩张，都使得在当时广为流传的“种族冲突”言论甚嚣尘上。为了阻止俄国等西方国家可怕的推进，日本急欲与中国结成紧密的关系。正如日本近卫笃麿公爵在1898年1月1日本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太阳》杂志中所撰写的那样：“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种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这一难点铭记心中。”从这出发，近卫坚持认为，中日两国的命运不可分离……而在其后，日本农商务大臣的大石正已也在《太阳》中评论道：“如果希望彻底地实现此方针（以保护我在华既得的权益），首先必须防止清国分割的危机而确保其平和，诱促其进步，增长其资产及实力。这样，我帝国与列强的对立中，才能维持东洋的均势。”

　　于此同时，有感于1895年之后一连串的厄运，中国也掀起了自强运动，并在青年学者梁启超和前驻日参赞黄遵宪的影响下，鲜明地提出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内容作为中国改革的样本。

　　对于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日本欢欣鼓舞。两国对于西方的戒备，使得这两个前不久还兵戎相见的仇敌不仅克服了深深的敌意，甚至投入到一场近乎于浪漫的想象之中。当1898年9月11日，曾经三次担任日本首相，依靠在明治维新中的功勋在中国赢得传奇性色彩的伊藤博文抵达天津之后，正处于百日维新进程之中亢奋的中国竟然有热心人士奏请光绪皇帝任命伊藤博文为中国首相。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充满激情和天真的维新变化遭遇了慈禧等人的顽强反击。政变之后的中国统治阶层试图依赖中国式的价值观念和模式，沿着保守主义的道路在成功地保留传统的同时走向现代化。因此，这并不代表改革的全面撤退或是完全废止，只是按照中国的逻辑，在激进改革的结束之后，重拾和缓改革的精神。

　　大量的中国学生涌向日本，无疑是维新变法之后（至1911年）中日关系最富有戏剧性的发展。初略估计，在此期间，至少有2.5万名中国学生浮海来到日本，寻求现代教育。这其中有孙传芳、蔡锷、李烈钧等后来北洋时代的军事精英，也有蒋介石、梁启超、鲁迅、蒋方震等塑造了现代中国思想与政治的核心人物。在日本，他们既要接受文学、政治、思想、军事等方面的知识上的教育，也要接受诸如“不可随便打听别人的年纪”、“对女佣人要庄重”等现代生活的规训。在日本一年之后，梁启超回忆道：“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而蒋介石也认为，在日本将近四年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美国学者马里乌斯·詹森看来，中国学生到日本的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移民潮”。“日本街头的学童如中国的嗜鸦片烟瘾者一样多，日本的学馆也如中国的鸦片烟馆一样多”这种充满冲击的经历深刻地改变了这些中国青年，在他们归国之后，也在教育、政治、法律与司法、军制、文化、警察与监狱系统，乃至语言等各方面改变了中国。

　　撇开各种不同的情况，怎样才能使用“革命”一词？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给出了基本论点。他认为，人类思维以特殊方式建构世界，这就是范式，科学革命的结果，是“相对新的范式全部或部分取代旧的范式。”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日本的巨大影响下，清末中国在思想和体制方面转变得如此激烈和持久，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将此称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种巨大的改变，无论在速度、范围，还是在持久性方面，在到当时为止的近代世界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其巨大的影响延续至今，使得即使是今天的我们仍然受惠于此。即使因为清末新政的失败，以及之后日本大规模的侵华史的冲击使得这段历史湮没不闻。但无论如何，这段历史提供了一条理解现代中国必不可少的基线。

　　1939年，日本史学家安藤惠秀写道“日清战争后到日俄战争之间的年份，是无比的日、中两国的亲和时代。关系密切得使其他外国人妒忌”安藤的最后一句话说的绝不夸张，那是事实。日中的全面亲密引起了西方的妒忌、焦虑，甚至忧心忡忡。针对日本人在华所取得的成就，英、美、法、德等国改变策略，对中国发动了强大的文化外交和文化争夺。1918年11月，美国即将离任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听从在中国长达30多年的传教士明恩傅的建议，参与了这场争夺。他宣称“治疗‘黄祸’的药房，不管它叫什么”，都必须使“（中国人的）教化和生活准则”依循美国的教育和基督的教义。为了付诸实施，罗斯福于12月28日以行政命令宣布，将中国1100万美元的义和团事件额外赔款，制定作为教育专款。由此，清华大学成立，并在其后的很长时间之内由中国的外交部，而不是教育部管辖。

　　西方在中国利益的增长和主动进取的增强，构成了对日本在中国特殊地位的挑战，也激发起了隐含在中国人内中深处的情感，中日的“黄金十年”由此戛然而止。正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接下来所讲的那样“……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形。事倍功半，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这一思维不仅存在于张之洞的头脑之中，也存在于今日中国人的头脑之中。中国人对于日本一直有着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心态，中国人愿意学习日本，到日本留学，并非因为日本有什么比欧美更好或是有什么值得我们作为最终目标的内在价值，而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能够更为便捷地走向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日本是快垫脚石，是获得西方知识、促进中国富强的捷径，对于其使用之后的价值我们并不曾深思。我们从来未曾对于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或是一种文明而产生深刻的兴趣或试图给予认真的评价。这种态度深刻影响了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并给其蒙上了一层阴影。

　　《新政革命与日本》读后感(二)：日俄海战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新政革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句耳熟能详的话，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一直统治着大陆的“革命”研究；“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在很长时间内，也想当然的将之视为华夏翻天覆地变化的开端与正途。

　　然而，任达显然有不同判断。在他看来，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的崛起，才是中国社会根本性变革的开端 ------ 从绵延残喘2000年的帝制，向着当时（也是如今）世界主流的宪政体制转化的开始。自鸦片战争始，中国一代又一代政界，学界，和商界的开明人士与精英份子，不断地探索着形形色色的变革图强之路，直到东乡平八郎那制胜的一声炮响，才使得中国改良与革命的先驱者，在刹那间，寻找到了共同的榜样，走日本式的维新变革之路。尽管由于清朝过于羸弱快速崩溃，之后群阀纷争，内战外侵不断，但这百年变革历史的主线，依旧是在宪政的道路上迂回蹒跚，哪怕有时是进一步退三步之毁灭性的挫折，观当今两岸三地，莫不如此。

　　《新政革命与日本》读后感(三)：晚清新政——中国第一次民主政治改革

　　对于“晚清新政”，我有一个看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民主政治实践！因为这次实践失败了，而且是异族人当政时期，所以，被有意无意的轻视了。

　　有一个批评是关于这次改革态度的。有人说当时慈禧和清廷改革“不是他们自愿、主动采取的，而是在列强和中国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逼出来的”，但是，指责“晚清新政”是“虚假的”改革，就有点言过其实了。任何一个改革都是对危机的一种反应，对于一个有两千年君主专制传统的国家，对一个当权的政府，对于一个皇帝，不愿意放权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而且放在哪个专制时代，哪个集权政府，哪个最高统治者都会有被动和抵触的心态。国权和民权关键看怎么去博弈，怎么去争取，怎么去妥协，有没有去信任。民初国会制宪过程中，激进的国民党和袁世凯的北洋实力派也是这样的问题。

　　萧功秦先生说，日俄战争日本人打败了俄国人，中国人产生了两个误读。第一个误读，认为日俄战争是“立宪战胜了专制”。实际上，日本当时是“伪立宪君主主义”，就是以立宪为幌子来实施开明专制。所以，日俄战争是日本的开明专制战胜了俄国的帝制。第二个误读，中国人没有学日本实际上的开明专制，而是学真正立宪的英国，英国就是分权。我觉得还有两个个误读。第三个误读是当时政府实际上是实行的开明专制，但是政府误以为自己在实行君主立宪。第四个误读是当时的士绅误以为政府在实行君主立宪，所以改革进度与心理预期有明显落差。前两个误读使中国选择了君主立宪，后两个误读是政府和人民无法达成共识，把整个社会推向了激进。满族觉得马上就要君主立宪了，自己的权利很快就要丧失了，所以更加保守。汉族觉得满族迟迟不肯放权，君主立宪遥遥无期，所以更加激进。虚弱的满族政府民心尽失，辛亥革命爆发了。辛亥革命把满人赶下台，换做汉人继续进行民主政治实践，也失败了，但是，在历史中的地位却明显不同，这是值得反思的。

　　历史不能假设，无法知道如果当时没有“满汉之分”“华夷之辨”中国会怎样发展，但是，现在更理性的对待“晚清新政”和民族主义，是有必要的。

　　《新政革命与日本》读后感(四)：黄金十年，相得益彰

　　黄金十年，蜜月十年。

　　这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好一些光看一眼题目，就觉“语出惊人”“新颖独特”，如《缀珍录》《闺塾师》，煞是吸引眼球，不得不翻看几页为快，以了解海外汉学，张耳倾听不同声音。这本《新政革命与日本》也不例外。

　　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从抗战胜利到中日钓鱼岛渔船事件，中日近当代关系似乎从未与“黄金”“蜜月”沾上一丁点边。甚至在2010年国人嗡嗡耳闻到的，依旧是中日关系走下坡路，日本对中国好感下降，日本右翼于中国使馆门前抗议，诸如此类。

　　然，当世人对中日关系展望最为低落之际，本书著者任达带来了怡乐和平的福音——中日关系存在过“黄金十年”。这个“十年”，近的不是中日冷战期间破冰建交，远的不是奈良、平安时代大唐与大和的友好往来，而是1898-1907年，这个被世人遗忘得几乎只剩下残垣断瓦的时代。

　　这十年，大概要从百日维新失败算起，到1900年义和拳运动后，慈禧不得不发起书中所称的“新政革命”。此前如果从1874年算起，中日军事对抗有规律的每十年爆发一次：1874日本对台湾惩罚性的远征；1884中日朝鲜爆发冲突；1894中日甲午战争。然而戏剧性的是，仅仅三四年时间，中日彼此却成了朋友，用任达的话言“甚至差不多是盟友了”，“出人意料的融洽”，“有建设性”。

　　毕竟还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怎么会瞬间即可化作盟友伙伴，即是是表面上的。这样的悖论对现实主义者而言，丝毫不难理解。但著者任达于本书内虽无忽略但并不着墨于此种现实主义利益考量与分配，而是指给后”世患有历史遗忘症的人看，黄金十年中，日本对中国的是“非常真诚的”，“非常热情的”，是“唇齿辅车”的；而中国无疑也是得益者，只要看看为今人熟知的东亚同文会、彼时膨胀的留日学生潮，以及法律、行政、文学对日语术语大量引用等等，即可了解黄金十年期间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革，并不能遗忘日本的功劳。

　　1905-1906年间，中国留日学生最多，虽不同版本记载不同，然此间少则也有7283人，多则达到12000人。其中汪精卫、胡汉民、沈钧儒、汤化龙等人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旅日留学。相应地，1909年于中国的日本教习与教育顾问达549人，袁世凯家的长子，后来所谓的“大太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即是日本人。

　　彼时，清末自然科学的教科书几乎全是日文译本，日语成了获得西方知识的捷径。1897年梁启超于上海建立大同译书局，也特别看重日文著作。清末这些译书在植入新思想新事物的同时，也将大批日语词汇融汇到现代汉语。众所周知，“哲学”“科学”“数学”“美术”“抽象”等即是先由日本人用汉字组合去意译欧美词汇，再由中国人改造而成。而“服务”“方针”“解决”“申请”“想象”等，则纯粹源于日语对原有汉字的组合。

　　清末的警察与军事改革亦以日本为蓝图。早在1897年湖南就首先把保甲连坐制改称为“巡捕”警察系统。席卷晚清的军事改革，是仿效日本建立新型军队，包括提出建制表、军饷登记、建立陆军、建立军事学堂等级制计划，等等。彼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因翻译日本版本而得以于中国面世。

　　世易时移，彼时的学生已成为此时的先生，彼时的先生倒成为今日之学生。不可否认，日本频频提醒晚清政府存在共同利益，借此共同抵御欧美渗透，打着如意算盘坐大远东。与此同时，晚清政府在功利主义的掂量上亦丝毫不输给日本。张之洞于《劝学篇》中直言，“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日本只不过是垫脚石，有利中国更为便捷和便宜走向西方现代化之路。后来事实也印证，中日蜜月关系薄如蝉翼。

　　黄金十年，十年蜜月，其实并非是“新颖”概念，充其量不过是相互得益或彼此共同利用的关系，印证了19世纪英国首先帕麦斯顿那句老掉牙的话“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点，连著者任达任其多么浪漫主义多么理想主义也没在书中加以否认。

　　其实，聪明的任达虽不否认，也无妄自拍案下结论，所做的不过是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定量定性双管齐下分析日本对晚清影响，史实为证，读者自作分晓。这一举，既是难得，亦属明智。

　　《新政革命与日本》读后感(五)：成就了“辛亥革命”的开明保守派

　　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伟大革命———辛亥革命———归功于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明显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开明的保守派成就了“辛亥革命”也许是读了《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吧。

　　如果把袁世凯做了中华民国总统简单的言之为窃取革命成果绝对属于一种偏见，是对历史的不负责，因为袁世凯的远见、干才以及实务之能力，当时的中国是无人可以与其匹敌的，只有他有控制中国当时混乱局面的能力和实力。

　　满族建立清朝，本就属于一个落后民族征服一个文化、制度并军队占据绝对优势的王朝，就如历史学者所言，是明朝自身的苛政造成了明朝的灭亡。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被迫卷入了世界文明，尤其是太平天国以后，随着地方控制了兵权和财权大员的崛起，中国政治形势日趋复杂，思想意识形态也日益混乱。这本厚度不大的作品，史料极为丰富，作者批评了中国主流的历史学界依然没客观正确评价这段历史极度的复杂性。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以曾国藩等为代表的开明的保守派，清醒的认识到了中国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革，力主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发展工业，践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热烈的搞洋务运动，开创了当时振奋人心的“同治中兴”之局面。无奈中日甲午海战之后，以赔偿日本2万万两白银，并割让台湾等条件宣告了这场以求自强的洋务运动失败了。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就一直没停止过对中国侵占的意图和谋划，1874年日本对台湾的惩罚性远征；1884年中日军队在朝鲜冲突；1894—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全面爆发；1900年日本参加反义和团的八国联军；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中国东北和原属清朝保护国朝鲜的特权；1914—1915年日本取得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和特权以及德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土；1918—1922日本远征西伯利亚；1927—1928年，日本在山东武装干涉，反对中国军队北伐；1931年满洲事件；1932年攻击上海；1933—1937年在中国华北发动一系列军事行动；1937年—1945年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

　　按理说，中日甲午海战之后，中国与日本绝对会成为仇敌，相反从1898年百日维新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蜜月般的黄金阶段，让人不可思议。原因不外乎一个，那就是在寻求自强上，日本给了中国最好的榜样，还在于，日本与中国同属东亚文明，核心价值都是儒家。面临着西方诸多列强的虎视眈眈与争夺地盘，对中国来说图存自强是压倒了战争带来的暂时疼痛。

　　义和团运动后，促使了慈禧太后决定发起推动新政运动的改革，在这个过程里，一大批开明的保守派是渴望缓慢的温和的有步骤的推动中国新政的实施，袁世凯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加上与中国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儒教，1898年，一方谋求新政，一方不停的劝诱，为了实现对西方共同的戒备，在中国一股向日本学习的风弥漫着朝野，而日本也为了改善与中国关系，也决定通过教育、军事，司法等，帮助中国进行新政，以阻止俄国和西方其他列强的推进。最初帮助中国改革的目的之一还在于为了实现黄种人和白种人的竞争，以达到黄种人与白种人平等的目的。在这个过程里，美国出于国家外交和文化攻势的需要，提出拿义和团额外的庚子赔款1100万美元为中国培养新人，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输入美国价值观，在新政中能培养自己的人。

　　新政一旦得到清政府的正面支持，一大批热衷改革的精英人物必然踊跃异常。全国不同层面不同地方的精英人士，则开始殚精竭虑的为这个目标开始奋斗了。开始是大量的留学生去日本留学，从1898年到1911年，至少有2.5万人去日本留学，虽然层次不齐，并且许多非常功利，只为了在新政中获得一个更好的职位，但这些人去日本，毕竟接受的是现代化教育，回到中国后，又必然成为地方的中坚人物或某些方面的领袖，必然要按照新的思想和思维来行事。

　　在这12年的时间里，也是中国与日本关系的黄金阶段，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中国不仅有大量的学生去日本留学，而且清朝的许多改革也直接聘请日本人做顾问，直接参与改革。在这12年的时间里，袁世凯领导的直隶省在新政上取得的成就最大也最彻底，但这些成就的取得可以说与聘请日本人直接参与是分不开的。

　　在地方，开明的保守派，以直隶省的袁世凯最出名，其建立新式军事学校，现代教育、警察系统、监狱等，都取得了非凡的全面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有日本人的直接参与。

　　日本对中国现代新政思维的最直接影响，不仅仅在于培养人才，还在于译书，通过翻译书，日本通过与本土结合，已经成熟的现代化话语直接翻译介绍给了中国，这些新的概念和词汇，影响了新政的思想和体制。而以往的事实却是严复等人，在翻译介绍西方文明过程中，其创造性的融汇本土语言来创造新的话语失败了。因此现代词汇是从日本流入中国的，比如今天军队编制的师、旅；还有“服务、方针、解决、申请、想象、法律、封建、共和、经济，政治、思想、社会，文学、美术、抽象、原则、同盟、现实、科学、观念、政府、资本、商业、数学、哲学”这些耳熟能详的词语，都是日本学人创造性的成果。

　　以前的清朝如果说依然沿袭着数千年的专制体制与原理在运转的话，那么1898年百日维新以后的中国，思想和体制则有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因为在这短短12年的时间里，中国开始切实的迈向现代化，在这个过程里，中国保守派不仅接受新政，而且积极实施新政，许多成为了新的领袖，接受的是新的管理体制。清朝末期的统治者并没有随世界潮流继续谋求新政的推广发展，相反随着慈禧的去世以及其继承者日益对满族特权贪婪索取，使得忠实于清朝的开明的保守派也放弃顽固不化的慈禧的接班人，开明的保守派继续沿着他们的路子谋划中国的现代化。

　　因此可以说，粉碎了中国长达2100年帝制模式与哲学的，不是以孙中山和其同伴领导的政治革命，而是1901年至1910年发生于清朝内部以实施新政图自强自立为目的思想和体制的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革命者，只是偶尔的被历史给了他们荣誉而已。

　　袁世凯则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