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经典读后感10篇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是一本由梁漱溟 / [美]艾恺著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26页，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读后感(一)：所谓儒家 所谓民国
所谓儒家，所谓民国
文|李佳
身处今天日趋扁平化的时世，人们越发对那些曾经风云激荡的时代与人生充满神往。最近读到梁漱溟晚年与芝加哥大学艾恺教授的访谈实录《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让人对所谓儒家、所谓民国，更多了几分切近的了解。接受访谈时，梁老已逾90高龄，再惊心动魄的往事，经过老人平静和煦的讲述，也显得波澜不惊，平实但却意味深长，反而更显出历史的景深与信度。
谈到1921年在山西做阎锡山顾问的经历时，梁先生评价自己那时“年少气盛”，因为众人皆称阎锡山的思想主张好，而他自己却直言不讳：“你们总是恭维他，恭维长官；你们应当说一些不同的意见。”后来阎锡山一意孤行要打中原大战，梁漱溟便立即辞去了顾问的职务，放弃了500大洋的厚禄，离开山西。其人所言所行，皆秉持信念，不为威权、利禄所动，让人感佩。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梁漱溟、（美）艾恺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
刊于《能源评论》2011年第2期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读后感(二)：梁漱溟：从炸弹手枪到乡村建设
梁漱溟：从炸弹手枪到乡村建设
摘自：《 中国青年报 》（2011年03月29日10版）
梁漱溟不是书斋型的学究，亦非耽溺于玄理的空想家，一生孜孜致力的是迫在眉睫的“中国问题”，一切心思围着它打转；交游政学两界，以“救国建国”。论学思，论行宜，梁先生均为特立独行者。这不，事过境迁，晚年叙往，老先生以“过来人”的亲历亲闻，向后人展示了一幅幅真切的历史。《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外研社、人民社今年推出的梁先生晚年口述，所予后辈读者的印象，正是这一苍茫画卷。
先说梁先生的学思。自青年以迄暮晚，梁先生从来不以学者自期，也从来不曾着意建构什么体系性理论。其着力最著的乡建理论和比较文化，均非“为赋新诗强说愁”。在他看来，纸面上染苍染黄易，行动中践履理想难。因而，其所著文，有感而发，并希望有所进益于时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一言以蔽之，是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嘛！而且，一脉绵延，它至今尚未最终水落石出呢！自革命、君宪，到乡建、共和，而终归于宪政民主，梁先生的思绪随时代而流转，又独立于时代，时刻保持着对于时代的批判性反思，在开放性省思过程中，参与这个时代，并塑造着这个时代。因此，才会中年立志，弃教职，奔乡村，自眼前的乡村建设谋长远之中国建设。才会有中年自觉，奔走于国、共之间，却绝不依附于任何势力。也才有后来突然爆发的“廷争面折”，而展现出一代儒生之凛然节操。因此，梁先生慨陈“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明为文化中国的始祖讨说法，实替当下众生要活法，昭示的还是缱绻于人生与人心，以天下为己任的直道。
据本书记载，梁先生自述，其教学力避只在讲堂上传授知识，“我做教师是要与青年为友，在人生的道路上与青年为友，就是相互帮助，走人生的道路”。后世之人，曾以“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为结，总述老人的师道，赞美其生命形态，可谓触摸到了老人家的心思。梁先生向访谈者坦言，他对于一位先辈名士的评价不高，盖因他不是一个“投身到社会里头去”，“一个能够为苦难的局面来尽心尽力的人”，至多是一介风月之中的旧式文人。相反，梁先生自述一家父子两代“都崇拜梁任公”，直认“救中国非梁启超不可”。惺惺相惜，盖因他们同受儒家传统熏染，早将“天下己任”化为灵魂。
总括来看，无论致思还是交游，梁漱溟先生均秉救世之心，守独立精神，持悲悯情怀。由此，他的哲学与人生打成一片，知行合一，为我们演绎了一帧“最后的儒家”之绝世图景。本书既为梁先生晚年口述，则访者有心，幸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史料，万事遂如面前。书后附赠的光盘，节选了当年访谈录音，后世之人由此得以亲炙逝者心声。读者会心，重重往事过心底，万千兴衰在目前，则逝水年华原来都是人迹。
末了顺说一句，两份梁先生晚年口述，均为美国汉学家艾恺先生笔录，而国人未有如此用力者。虽号复兴儒学，却赖汉学家有心费力，才为我们保存下如此珍贵的心迹，遂又令人再生一重感慨。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读后感(三)：跟梁漱溟学立志——读《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最近总算看完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说“总算”倒不是说花了太长时间，只是这书纠结了我们部门数位同志一整年，好不容易出版了，我也好不容易完完整整的看完了一本我们自己出版的书。其他书倒不是不好，只是稍显学术，使得我这样不学无术的人很难静下心去学习。天天在稿子中生活，虽然自己还没做出来过书，但是看着各类的半成品在同事手里变成据说有着油墨香气的书（自己有鼻炎，不大闻的到），还是感到挺幸福，就像保姆看着主人生下小孩儿的感觉一样。《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书的出版实在很不易，从录音整理到编校、再到送去中央几个研究室审查、再到审了大半年没审出毛病批准出版、乃至后面的封面设计、和人民社合作出版发行等等过程，确实是折腾大家的够呛，本书执编老李一度的飞信签名都是“吾曹不出，如老李何”。
讲完此书的“难产”经过，说说俺对此书读后的些许感受吧。从本书命名之日起，很多人抱怨书名本身就让人看不大懂，我就给此书起了个大俗名“我不给力谁给力”，聊为戏言，没想到前几日一个网店宣传时还用到了这个“俗称”。书名相信看官都能明了，大意就是说我辈不努力出来做事情，天下苍生该咋办。非常大气的名字，也是选取自梁漱溟先生的一篇文章名，那时军阀混战，黎民遭劫，梁公忍不住大声奔走疾呼，希望救万民于水火，故写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之前2006年曾有一本名为《这个世界会好吗》的非文学类畅销书，是198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采访梁漱溟的录音整理而成，当时引起非常大的轰动，梁漱溟也重回公众视野，该书也一度洛阳纸贵。这本书可谓上述一书的姊妹篇，是1984年艾恺采访梁漱溟的录音整理而成。两本书的差距，据艾恺本人讲，《这》一书偏重梁公的思想，其时和梁公相遇不久，梁先生急于向他这个西方人介绍自己的思想和中华文化；而《吾》一书则偏重梁公的行止交游，艾恺自己觉得梁先生口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具有更大的史料价值，闲谈时他曾跟我说，和名人交往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是本人忽略或不好动笔的，说的多了会让人有攀龙附凤之感，梁公更是不屑，故他要多保留这方面的史料，身为中国人，俺不得不佩服艾恺的观察和用心。
梁漱溟评价说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从不把饭碗当成第一考量，而是去从事自己想做的事儿。就算是让他少年成名的哲学，他也觉得不过是自己比较爱思考问题，思考了半天别人说你那一套叫哲学，他才发现“哦，原来这就是哲学”。梁公生逢乱世，传统儒家的那种“兼济天下”的胸怀在其身上表现的很明了：无论是离开北大去做乡村建设、还是建立民盟来寻求统一建国、乃至建国初期和毛主席在政协大会上闹，无一不是从“苍生”二字来考量。观梁公，再看当下，实在是让人惭愧不已。“莫谈国是、一切向钱”已经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只知有己、何论苍生”！
掩卷沉思，貌似除了“敬佩”，心里还是有点儿堵。一切风流人物，总被雨打风吹去。而看今朝，活着如蝼蚁一般，为了五斗米、三尺铺，做着各种想做的不想做的事情。在这个空空的年代，理想都成了奢侈品。洗脸时不经意间照了下镜子，镜子里的自己很熟悉也很陌生，封面上的梁公很近却很远。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读后感(四)：最后的儒家 遗世的绝响——解读《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
最后的儒家 遗世的绝响——解读《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
作者：艾恺、吴子桐 《中华读书报》第298期 2011-1-19
梁漱溟
艾恺
梁启超致梁漱溟,1920年
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特且惊人的见证者”。他讲论东西文化，投身乡村建设，发起民主同盟；观世变，悯苍生，投袂而起。面对20世纪初民生凋敝、风云变幻的中国，他何以疾呼“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是狷，是狂，还是最后一个儒家的使命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近日联合推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本报记者专访该著的作者之一、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Guy S. Alitto）。
读书报：您曾在1980年和1984年两次访问梁漱溟先生，第一次访谈内容以《这个世界会好吗》为题出版，第二次访谈内容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题目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个世界会好吗》的书名源于梁漱溟与父亲梁济的对谈，那么《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个名字是否也有典故？为何以此命名这本书？
艾恺：1917年10月，梁漱溟先生在湖南目睹军阀交战、民不聊生的惨景，心中悲悯，写成《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他自费印刷千册散发，呼吁民众自水深火热中奋起：“余以为若不办，安得有办法。若要办即刻有办法。今但决于大家之办不办，大家之中自吾曹始，吾曹之中必自我始。个个之人各有其我，即必各自其我始。我今不为，而望谁为之乎？嗟乎！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种救世济民、舍我其谁的气概，在20世纪激荡的时代风云映衬下，“最后一个儒家”的个人形象颇为凸显。每每思之，都令人神往。梁先生一生的治学和实践，都以这样的儒者担当一以贯之。有鉴于此，我和编者都认为以《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为题，最能概括梁先生在本书中所述行止交游的意蕴，最能代表梁先生以及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担当和气节。
读书报：1980年访谈时，您和梁漱溟先生聊到了中国的思想、梁先生本人的经历与交游。1984年的访谈与第一次有什么不同呢？您为何要进行这第二次的访谈？
在第一次访谈中，我的问题被梁先生的答案所引导，他在第一次访谈中有意提供他自己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观点；在第二组访谈中，我试着引导他朝他和重要的历史人物间的交往来作发挥，希望保存他能记住的任何东西。因此我在这次访谈中问的问题完全集中于梁漱溟漫长且曲折的一生中所认识并交往的人物。在1984年作的这些访谈中，梁老轻松回忆起许多不为人所熟知的人名。梁老立身处世正直诚信，早为世人称道，我想他断不至于故意闪避问题乃至捏造回答。
由此，我不禁想起口述历史的另一项好处，它能尽量补充生活中各层面因未留下足够文字记录而产生的盲点或缺憾。这份访谈笔录，如同已出版的首份笔录（《这个世界会好吗》），完全以录音为准，段落文章亦未经润色。当然，这也表明，我有限的中文能力恐将难逃读者的眼睛，想来甚感惶愧。
读书报：目前，口述历史类书籍可算是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个热点。《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口述历史，您认为这本书和通常人们所知的口述历史类书籍有什么异同？
艾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并非“通常的”口述历史出版品。以我所在的美国为例，口述历史大体上有两种形式：“大众式”和“学术式”。在两种形式中，又有一般群众及历史名人口述历史的界线。第一个形态（包括两种形式中的“一般群众”方法）——“大众式”口述历史——强调自某一时间和某一地点着手来掌握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脉络。
第二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不同在于，在对重要人物所做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受访者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自传叙述是为了“历史”所录制。他们是在制造待收藏（被编辑之后）的文件，这些文件可能成为历史记录的主要史料来源。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计划为例，受访人的某些预备性和具警示性的回答反映出他知道他正在为“历史”留下记录。这些访谈资料具有一定的准备性、计划性的特质。它们不但经过了仔细编辑，甚至给人留下准备出书前的书稿形式的印象。
和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谈内容相较，我和梁漱溟间的访谈显得更为自然，这是很清楚的。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计划中占有相对大的分量。而我和梁漱溟的访谈内容，当时无意以口述历史的形式出版。1980年和1984年的两次访谈，我的动机主要有两重。首先，我希望为我所著的梁漱溟传记的修改工作增添他在生活方面的资料；其次，虽然梁先生当时健康情形颇佳，神志清明，但毕竟年事已高，故我想尽可能保存他在漫长且曲折的人生中的珍贵经验。
但我当时无意对其进行编辑或入档收藏，而这正是一般如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采行的模式。这些1984年的访谈资料历经二十余年仍未经誊写，尚保存于录音带中。我在1986年出版的梁漱溟传记第二版推出以后，全然忘记手上保有这些录音带。直到最近，外研社请我将其整理出版。当我好不容易将这些录音带找出来后，发现其中有很多标签已脱落，不易辨明录制日期。我又一一仔细听过，才得以确定它们的录制顺序。现在，我提供这些与梁先生的录音访谈作为珍贵的“原版”历史文件，希望能在更大范围内为人所知道和保存，我也有意将其译成英文并附加一些评论。在此，我要谢谢外研社与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这些文件有机会呈现在读者面前。
读书报：自1984年访谈后，您和梁漱溟先生还有过晤谈吗？
艾恺：是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中的大部分访谈均是在1984年9月录制，但其中有一个例外，即本书所收录最后一节是1986年我和梁先生之间一次随意闲聊的部分录音。我那时为何身在北京，说来话长，我也愿意在此与读者分享：197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旨在推动中美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事宜。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以后，双方开始互派访问学者。然而莫斯利事件后，那些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美国专家在中国失去了研究基地。他们开始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施加压力，申请这样的研究基地。当时，麦克·奥克森伯格（Michael Oxenberg）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主席，他直接写信给邓小平提出了这个请求，请求被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但是最终只有山东省社科院院长刘蔚华给了肯定的答复。1986年春，奥克森伯格代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委派我去邹平进行考察，并写出一份调查报告。他告诉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正考虑在邹平设立一个研究基地。邹平考察之后，我在北京拜访了梁先生，向他讲述了我在邹平的所见所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将与梁先生的部分谈话内容录了下来。后来，我给梁老先生写了封信，信中描述了对美国学者“开放”的邹平以及这一发展的重要性。梁老一直以来对邹平的民生非常关注，他将我的信登在了《光明日报》上。
1985年后，梁先生和我仍有许多面谈的机会，但我并未将内容录下来。这些谈话都是较为轻松的闲谈，而非正式的访谈。例如1985年我和内子一起拜访梁先生。他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我们如同老朋友般天南地北地聊天。我现在仍然可以一字不漏地记得当时谈话的部分内容，但我并未将这些内容收入本集之中，因为这部作品是我们访谈内容的原始录音文本。我目前正在重新撰写梁漱溟的传记，我计划利用和他所有的谈话记录——无论录音与否——作为修改的资料。
读书报：您从年轻时就开始研究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您以梁漱溟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最后的儒家》获得“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后来您又因梁漱溟而开始更深入地研究中国。除了梁先生的思想和理论，他身上还有哪些东西吸引着您以此作为一生学术事业的重点？
我为什么把他的传记起名为《最后的儒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主要是根据他的为人。儒家的观念是，一个人对社会是有责任的。梁先生一向崇奉明代泰州学派的思想主张，也算是王艮的传人，一直非常重视实践。他的这些行为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表里合一，不随波逐流，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我觉得这也是他很了不起的一个地方，让我非常佩服。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像他抗战时回山东去，差一点就让日本人枪毙了，类似的经历有好几次，他都不怕。有勇气，有风骨，我觉得这是他人格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100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不单单是由于他独特的思想，也是因为他有着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接近传统儒者的形象——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阔论。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读书报：您谈到梁先生的个人魅力与人格力量，这也是我们在《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本书中透过他的行止交游看到的。陈丹青曾用“民国范儿”形容那个时代的坦然率真、特立独行和色彩斑斓，您觉得梁先生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是否有某种共同的特质？
艾恺：在我和梁先生的对谈中，我透过他理解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这是最值得一提的部分。梁先生和我说了许多关于佛家的想法，让我很感疑惑，便问：“您不是早在多年前便公开放弃佛家思想了吗？”他说他算放弃也算没放弃。谈到拙作的标题《最后的儒家》将他定位为一位儒者，他表示他可以接受。然而有时他也向我表示马列主义的科学很好。当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时，他也赞美道教。有次提到他因组织民盟而见到马歇尔，他对马歇尔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本报记者 吴子桐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读后感(五)：大道至简
1917年10月，梁漱溟先生在湖南，目睹军阀交战、民不聊生的惨景，心中悲悯，写成《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他自费印刷千册散发，呼吁民众自水深火热中奋起：“余以为若不办，安得有办法。若要办即刻有办法。今但决于大家之办不办，大家之中自吾曹始，吾曹之中必自我始。个个之人各有其我，即必各自其我始。我今不为，而望谁为之乎？嗟乎！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种救世济民、舍我其谁的气概，在20世纪激荡的时代风云映衬下，“最后一个儒家”的个人形象颇为凸显。
60余年后，1980年代，美国学者艾恺赴北京数次采访梁漱溟，至今年方整理出版。阅读原汁原味的梁漱溟先生的答问，既感慨于老先生惊人的记忆力，对五六十年前的往事、人物等记得清清楚楚，又感触于大师的平淡平和中蕴藏的风范风骨。
斯人已逝，其境可追。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读后感(六)：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梁漱溟：从我做起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梁漱溟：从我做起
雷颐
2011年04月26日07:5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上世纪80年代初，梁漱溟开始逐步为年轻人所了解，但一时并未成为社会“热点”，其“意义”尚待发掘。他的《东方学术概论》与《人心与人生》两部书稿的遭遇，颇能说明彼时的境遇。他数十年沉思、潜心写就的《东方学术概论》一书手稿，在出版送审过程中居然丢失，足见其被忽视的程度；而其一生力作《人心与人生》的书稿，送到多家出版社后也通通被拒。最终，通过种种努力，才得以在1984年“自费”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倘在今日，此稿绝对“洛阳纸贵”，各家出版社一定竞相出高价抢出此书。虽为自费，现在想来，学林出版社当时出版《人心与人生》，也颇见眼光，功莫大焉。
就在梁漱溟出书无路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生艾恺却选择研究梁漱溟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1975年他写完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在1979年出版为《最后的儒家》一书，这是第一部研究梁漱溟的专著，也促使梁漱溟“走向世界”。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艾恺终于在北京第一次见到梁漱溟。经过精心准备，他为梁漱溟作了口述史，并录音存档。1984年，他再次为梁漱溟作口述史。
时代热点说变就变。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梁漱溟的人品学问突然成为“热点”。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代表的一些梁氏早期著作被重新出版。他的东西文化观、对传统与现代的看法，影响不小。2006年初，梁漱溟的长子把艾恺与梁漱溟1980年的对话录——《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作为单行本出版。由于出版后引起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高度关注，艾恺最近又将1984年的访谈“整理”出版，名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由人民出版社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共同出版。这次的“整理”，其实只是录音原文照录，全然未经编辑，更真实体现了口述的“原生态”。因为编辑难免会有主观取舍，可能丢失更多信息。
细读梁氏口述，感到许多历史细节格外生动有趣，而且很有现实意义。他回忆说，他无大学学历，但是蔡元培却坚持聘他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不过由于当时他仍在司法部任职而无法分身，于是就提出由自己在图书馆认识的好友许丹代课，蔡元培欣然同意。所以，许丹几乎带课一年，代他讲“印度哲学概论”。后来，他就以许丹的讲义为基础，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一书。这种故事，实在有点难以想象。他与当时的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也很熟悉，李大钊当时已经信仰共产主义、并开始组党活动。很多人都曾回忆说，李大钊的性格温和厚重，但是梁漱溟却从一些细节看到了李大钊性格中热烈的一面，他回忆当时李大钊领导学生上街游行的时候，并不温和，而是很有热情，很热烈。
梁漱溟一直都很注重乡村建设。当时阎锡山治下的山西农村被称为“模范”，但他去实地考察之后，却很不满，认为问题很多。在梁漱溟看来，建设农村尤其要重视乡民的自觉主动性，要充分启发民众的觉悟，只有当获得了充分的民众自觉，“农村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如果缺乏群众的自觉，“农村建设”的效果就难以持久。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读后感(七)：梁漱溟论近现代名人
评段祺瑞：袁世凯的手下也有一个很正派的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叫做段祺瑞。（第7页）
评张学良：张学良心眼儿实在，他不知道蒋介石心眼儿小。（第11页）
评张申府：学问上他比我强，因为他外文强。外文好像英、法、德他都能看，他在欧洲留学。我没有出去过，他留过外国。（第29页）
评袁世凯：袁世凯是很坏的。他很坏，他是一个两面派。他借着南方的革命势力，欺负欺压当时的皇室。当时的皇室是那个4岁的小孩，宣统，还有也算是宣统的母亲，叫隆裕太后，孤儿寡母。袁世凯就欺负他们，借着他们的名义跟南方讨价还价，袁世凯他是两面。那么我们知道他这个两面派，这个人很坏。（第50页）
评章士钊：他不是在艰苦的环境中，为社会、为国家奔走的一个人。他嗜好太多。（第56页）
他才高啊，他用中国的老话叫雄才大略，实在了不起。（第67页）
主要的是这个开头是佩服他，后来彼此争论。（第69页）
评梁启超：言论界虽然康梁并称啊，他比康还有名啊，大家都崇拜，我也是很崇拜他。我父亲和我都爱读他的文章。他跟我的关系呢，就是一方面我是很崇拜他，我父亲特别崇拜他。救中国非梁启超不可，我们父子都崇拜梁任公。（第76、77页）
评陶行知：到农村里头，自己领着青年学生创办晓庄乡村师范，跟农民要打成一片。这个人好啊，陶先生人好啊。（第83页）
评陈独秀：陈独秀这个人呢，脾气很怪，不是很平和，不是很温和的人。有时候也不太讲礼貌。总之有这个毛病。（第92页）
评李大钊：李先生你看上去是温和的，说话总是很平和的，总是有点笑容的，对人都很好。可是实际上这个人很激烈。他有时候领导的学生到街上去游行，那你看他就不同了，他像疯狂一样，很厉害。（第93页）
评高岗：高岗人很高啊，身体很高，满脸的麻子。（第109页）
他在东北嘛就是称王称霸了。他东北有单东北用的货币、钱，跟关内不一样。他自己有军队，有财权，掌政权。我以为这个事情不太好办，哪里想到后来毛主席把他调到北京来，死在北京的。（第110页）
评章太炎：我主要是从看著作而佩服他的。只见过一面。（第149页）
评黄炎培：他这个人是一个很滑头的人，他也没有做很坏的事情。他的名声始终很好，在社会上的名声。可是内心他是沽名钓誉，是这样一个人。（第199页）
评张君劢：张君劢不滑头。（第199页）
评孙科：孙科就是孙中山的儿子，不过这个人不是一个好人。（第 201页）
本文删节本曾发表于《中国青年报》
梁漱溟先生不是书斋型的学究，亦非耽溺于玄理的空想家。不是书斋型的学究，故一生勤思不辍，虽神驰八极，而孜孜致力的是迫在眉睫的“中国问题”，一切心思围着它打转，积劳积慧;并非一味耽溺于玄理，故交游政学两界，奔走大地，期期于以身说法，身体力行，以裨益于“救国建国”。论学思，论行宜，二十世纪的激越幕景下，梁先生均为特立独行者。这不，事过境迁，晚年叙往，老先生以“过来人”的亲历亲闻，向后人展示了一幅幅真切的历史。细数源流，化绚烂为平淡;娓娓声中，将风云归于掌故。其所留于后人者，岂止是浩叹!其之启发遐思者，更且超越了具体时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今春外研社重力推出的梁先生晚年口述，所予后辈读者的印象，正是这一苍茫画卷。
先说梁先生的学思。自青年以迄暮晚，梁先生从来不以学者自期，也从来不曾着意于建构什么体系性理论。以其着力最著之乡建理论和比较文化为例，均非“为赋新诗强作愁”。毋宁，世上有苦难，心中存问题，笔下生风云。在他看来，纸面上染苍染黄易，行动中践履理想难。因而，其所著文，有感而发，激越于时代，并希望有所进益于时代。当其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朋友，一言以蔽之，是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嘛!而且，一脉绵延，它至今人在途中，尚未最终水落石出呢!处此关节，自革命、君宪，到乡建、共和，而终归于宪政民主，梁先生的思绪随时代而流转，又独立于时代，时刻保持着对于时代的批判性反思，在予时代以开放性省思过程中，参与这个时代，并塑造着这个时代，而高自标立了一脉学统，也就是道统，而实际超前引领着这个时代。因此，才会中年立志，弃教职，奔乡村，自眼前的乡村建设谋长远之中国建设。才会有中年自觉，奔走于国、共之间，却绝不依附于任何势力。也才有后来突然爆发的“廷争面折”，而展现出一代儒生之凛然节操。说是“突然爆发”，可事后回视，因有半个多世纪的距离为凭，梳理脉络，其间之不期然实为有以然，更蕴藏着之所以然，早已是机理昭然!因此，举世滔滔之际，梁先生慨陈“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明为文化中国的始祖讨说法，实替当下众生要活法，昭示的还是缱绻于人生与人心，以天下为己任的直道而已!
也就因此，据本书记载，梁先生在与友人的对谈中自述，其之教学，力避只在讲堂上传授知识，毋宁，“我做教师是要与青年为友，在人生的道路上与青年为友，就是相互帮助，走人生的道路”。后世之人，曾以“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为结，总述老人的师道，赞美其生命形态，可谓触摸到了老人家的心思，而全盘道出其忧思。其实，古往今来，但凡开宗立派的大贤大德，莫不如此，非以六经敲门的书蠹所能理会。循此理路，不难理解，为何梁先生向访谈者坦言，他对于一位先辈名士的评价不高，盖因他不是一个“投身到社会里头去”，“一个能够为苦难的局面来尽心尽力的人”。毋宁，至多是一介风月之中的旧式文人。与此相反，梁先生自述一家父子两代“都崇拜梁任公”，直认“救中国非梁启超不可”。夫子教训：“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言孙行”。可梁先生一生直声，不避刀锋，风骨嶙峋，真正是千万人吾往矣，则其臧否立现，自有源流存焉!进而言之，惺惺相惜，盖因他们同受儒门传统熏染，早将“天下己任”化为灵魂。故尔，观世变而怀不忍，悯苍生遂投袂奋起。仁智激荡之下，亦狷亦狂;儒释一体之中，遂心出处。而综观其生命形态，还是痴心希望于反躬自省中，一点一滴，践履一己的感悟，于改善社会与人生中，凭一己奔走感化大地。
这里，有意思的倒不是那些大是大非的时代壮剧，而是梁先生所见证的人际交往的平常琐细，反倒更见人情之常，而略窥时代烙于人性之迹，令人一唱三叹。比如，青年梁漱溟撰“穷元决疑论”，一文既出，多方关注，梁任公居然携林宰平先生，以及长子思成等一行四人，屈驾梁宅，谈佛论理，一顷心愫。其实，梁先生的人生起步，概多得力于先辈的慧识。上述“穷元决疑论”发表后，梁先生倚文自荐，往访蔡元培先生。蔡先生慧眼识俊，当即邀聘25岁的梁漱溟任教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七年北大粉笔生涯，亲历“五四”，并埋伏了与“伟大领袖”超逾半个世纪的悲剧性交集。
当年国共争天下，属于“主义”之争讲不通，谁也不服谁，于是兵戎相见，拿盒子炮为“主义”张本，各展其力，各伸其理。因而，都还谨慎，都还谦虚，都还尽量笼络四方。这不，梁漱溟参与发起民盟，标立第三方，老蒋于是拉近乎，“漱溟兄”长“漱溟兄”短的，虚不虚不论，倒还有些旧风范。就像毛润之虽身居僻壤洞穴，而志在天下，同庚北大老人来访，也是“满面笑容”，辟头开口就是“您是老前辈啦？”。既在探路，亦示尊意，于家常里短中通达正题，通情达理嘛!哪像日后位尊九五之目空一切、蛮不讲理呢!这些细节，在晚年梁公道来，波澜不惊，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场景，可吾辈后人展卷惊心，就不免遐想联翩了。
总括来看，无论致思还是交游，一生一世，梁漱溟先生均秉救世之心，守独立精神，持悲悯情怀，以天下苍生为念，真所谓儒在苍生矣!由此，他的哲学与人生打成一片，知行合一，为我们演绎了一帧“最后的儒家”之绝世图景。所以季羡林先生喟言，“我佩服的人，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本书既为梁先生晚年口述，则访者有心，幸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史料，万事遂如面前。编者用心，透过轻声慢语，重现百年时代风云。特别是书后附赠的光盘，节选了当年访谈录音，后世之人由此得以亲炙逝者心声，那遗世绝响遂成空谷足音。读者会心，重重往事心底过，万千兴衰在目前，则逝水年华原来都是人迹。除开本书，责任编辑吴浩君还一鼓作气刊行了梁先生的另一份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早已洛阳纸贵。天下读书人一册在手，当感念吴君有心有志，出力出汗，功莫大焉!
末了顺说一句，两份梁先生晚年口述，均为美国汉学家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先生笔录，而国人未有如此用力者。虽号复兴儒学，却赖汉学家有心费力，才为我们保存下如此珍贵的心迹，遂又令人于喟然百年世变之外，不得不再生一重感慨矣!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读后感(九)：“中国近现代史上独特且惊人的见证者”
“中国近现代史上独特且惊人的见证者”
作者：林耀国 《中华读书报》第298期 2011-1-19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梁漱溟、【美】艾恺 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第一版，定价：38.00元（随书附赠访谈录音片段光盘）
现在，梁漱溟的传记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Guy S. Alitto）将他1984年第二次访问梁漱溟时的录音整理成书，即以《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为书名（艾恺第一次访梁是在1980年，而那一次的录音整理稿以《这个世界会好吗》为题出版，曾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窃以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振聋发聩的呐喊，中国之所以不亡，盖因有此精神在，有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在。此语也最能体现梁氏一生的志业所在。
既然访谈者以保存史料为目的，那么在《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位“中国近现代史上独特且惊人的见证者”，其生命贯穿了20世纪前80年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事件。透过梁漱溟不厌其烦的讲述，家国、天下、风流人物，尽成纸上烟云。
书中有一些记录，让人大开眼界。比如梁氏乃是袁世凯之后的民初政局的当事人，1916年，“南北统一内阁”成立，云南的张耀曾（镕西）代表西南反袁势力出任司法总长，而梁漱溟作为张的亲戚，为张所信任，成为替张“掌握密码电本儿”的秘书。这些密电都是什么内容呢？梁说，“主要是西南方面的，蔡锷、唐继尧，还有贵州的刘显世，刚才提到的陆荣廷，他们算是西南的。主要是他们有什么对北京的意见、要求，想了解北京的情况，就跟我有函电往来。”所以梁可不算太小的角色，他是真正参与到了政争之中，能够与闻机密。以这样的身份来观察当时的政局，当然更加真切。
有一天招待处处长就来告诉我，他说我们高岗主席来了，在客厅里头等着要见你，我说那好啊，我就赶紧到客厅里头去跟高岗见面。……这人身体很高，很高大。但是这人呢好像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身体很高大啊，谈话啊他有时候他眼睛往上翻，这个翻啊翻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这个眼睛有黑眼珠有白眼珠，他一翻就都是白的了，旁人很少能这样。……他在东北嘛就是称王称霸了，他东北有单东北用的货币、钱，跟关内不一样。他自己有军队，有财权，掌政权。我以为这个事情不太好办，哪里想到后来毛主席把他调到北京来，死在北京的。
类似这样的“精彩”段落，书中比比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东西恐怕还不仅仅是“八卦”。前面已经说到，梁氏虽然以“思想”见长，但却常常在历史上处于特殊地位，他不是局外旁观者，而是很不小的角色，这就非常难得。
此外，梁氏立身处世正直诚信，表里如一，所以我们应该相信，他与许多写（或口述）回忆录的大人物不一样，“断不至于故意闪避问题甚至捏造回答”。梁一生均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乐观、自信与抱负，于是乱世中能坚持气节。他本人有气节，于是他对历史人物的臧否就更值得我们重视，而他所讲述的“轶闻野史”，或许更接近当时社会的认知，也更接近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