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乐的困惑》读后感精选10篇
《纵乐的困惑》是一本由卜正民著作，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9.80，页数：38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纵乐的困惑》读后感(一)：人类这物种远比现代人想象中顽强和乐观
[像以往一样，这并不是一篇书评，是一不小心写长了的短评，或者读后感~]
首先，见微知著，从细微处着眼构建一个时代的风貌，这个形式我尤其喜爱，它所展现的时空更为扩大和立体。同时，我们也更容易深入一个时代的有温度的肌理，去触摸和感知。仅这一点，这便是一本值得细细品读的书。 人类历史有政府以来，商人，更确切的说是个人的自由意志，便是可爱的不安定因子，这不仅仅是明代禁锢政策下才存在的矛盾，而是长期存在于人类文明中，自由意志与政府管理的博弈从未停止。书中将明代初期与建国初期相对比，的确是个有趣的比较，但正如对纵乐的追求和因此产生的困惑也是人性本身的一部分一样，它可能存在于任何时代，只是在明代尤为突显。而朱元璋心目中理想的国家的崩坏也是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一个时代的发展方向的，是那个时代的群体意志，对自由的向往是人的本性。重八同志苦心孤诣构建的刻板制度在一段时期内稳定存在和它后来的崩坏同样有它存在的合理。 读这本书最需要警惕的陷阱在于，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体会当时的生活，当时人的情感状态。我们有空前先进的交通、通信、网络，时空对个人的局限也降到历史最低。当今政府维持稳定的基本要素也不再只是控制人的物理个体本身。 明代初期，回到一个人的本质需求，自由又能占据多少分量？生存下去、安居乐业、繁衍生息恐怕才是衡量幸福的基准。明代初期，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带着对父母妻儿的思念舟车劳顿，漂泊他乡？恐怕也是一小部分人天性如此或在既有条件下无法容身，才会去主动或被动地追逐那个时代背景下的所谓走出去的自由。在农耕文明主导的社会，安土重迁、应时而作是主流意志所向。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需求并没有因为政府的诸多限制而受到太多辖制，大部分人依旧可以在他有限生活的环境中，追求自己的快乐。 我对人类这个物种的坚强和苦中作乐，总有莫名乐观，或者从来认同先哲所言：生，本就是苦。
但，本书是一本流弊的书，这一点毋庸置疑。
《纵乐的困惑》读后感(二)：札记
《纵乐的困惑》是卜正民先生第一本有汉译本的书，卜正民先生以他书中流畅的叙事风格和节奏而闻名汉学界。本书是以一个晚明知县张涛的一段论述为线索而展开的，在这位知县的眼中，明朝的国运就像四季变化一样，洪武及明初是“冬”；之后商业因素萌发，社会的观念初步被冲击，这是“春”，而在“夏”中，商业价值对传统士绅的价值冲击开始肆虐，士大夫们一方面参与了这个过程，另一方面又感叹于世道的改变；而“秋”中，大明王朝轰然倒塌。
整本书围绕的便是商业化“纵乐”带来的对旧有观念的冲击及士绅在这个过程中的反应展开的。兹以整理几个卜先生书中比较引起我兴趣的观点：
1.太祖的对官方交通驿传系统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商人的往来，同时洪武及明初的乡村并没有真正的达到正德之后人们想象之中的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牧歌生活。
2.上层社会的士大夫通过采取一些对特殊物品的特殊占有来显示他们的特殊身份标识，比如上层士大夫应该吃何地产的橘子等微小的生活细节。而在“时尚”一章中更是通过“服饰”、“特殊文化物品”、“特殊行为”（比如他书中所说的“性的时尚”）等方式来区分真正的上层和那些企图混入上层的人（包括下层士绅、商人等）
3.人口生长的代际差异：他在书中提到的张溥、张岳、叶春及、张岱、李乐、张瀚等人，因为出身年代的不同而对这种“纵乐的困惑”产生出了不同的感受。首先正德之后的人们怀念明初的秩序尽然的生活；万历之前出生的人在“纵乐”中产生着巨大的困惑，反思着商业带来的核心价值的崩溃；万历年间出生的一代人基本适应了商业化的生活，在“浇漓”的社会中纵情声色，直至明末天崩地裂后的反思。
4.关于商业化带来的一些生活上的具体的改变：包括商业旅游的兴起，诸如《一统路程图记》等类型的旅游指南开始出现；身份秩序的混乱:而这一点与明中期开始出现的大量的契约工人、佃农密切相关，封建性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开始减弱，这也是明末发生“奴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惊叹于身份秩序混乱的士大夫反而成了时代的异类——他周围的人都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白银帝国的出现:明中后期白银本位制的确立将很多的税收关系和商业贸易直接与白银货币挂钩。
《纵乐的困惑》读后感(三)：明朝四季：从静态的农业到动态的商业
在《纵乐的困惑》一书中，卜正民（Timothy Brook）运用了大量明清地方志和纪事文献，在白描式的平铺直叙中展现了明中晚期的中国的一次经济变革所引起的社会、文化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通过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知县的眼中的“四季”，展现了商业是如何渗透并改变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 一、明代四季 冬（1368-1450） 家给人足，局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绩，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 春（1450-1550） 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既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 夏（1550-1644） 未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牟。于是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异矣。 秋（1642-1644） 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于是鬼蜮则匿影矣。 ——张涛（1554-1618），湖北黄陂人，主要活动于明万历年间，1607年任歙县知县，《歙县志》（1609）编篡者，对晚明时期商业的兴起有着敏锐的警觉与猛烈的批判。 二、朱元璋的理想 朱元璋所期望的大明天下是一幅封闭、静止不变的男耕女织、其乐融融的和谐小农秩序，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以此，确保江山永固，朱明长恒。 三、走向解体的秩序 1、世界在变：大航海时代下的全球贸易兴起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欧洲人陆续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以及绕道非洲南端到达印度、东亚的新航线，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也策动着人们的欲望与贪婪，在此背景下全球贸易逐渐展开，一个新的时代和秩序正在到来。 例如：写满黄金、香料的《马可波罗行纪》勾起西方人对东方亚洲的向往；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门居住权。 但这个“世界在变”，作者在书中提及的不多，但我们在阅读时绝不该忽略这一点。 2、中国在变：工商手工业兴起的世俗化图景 通过卜加民对明朝各个时代社会景象的描述，我们看到一幅越来越世俗化的社会图景，具体表现在中央控制的衰退、游民化与流动性特征、茶丝商贸消费的兴起、追逐时尚鉴赏的纵乐倾向、贫富分化趋于明显、市井商人新贵的崛起、传统道德礼俗的松动与沦落等等。 例如：人口增加；交通道路改善；棉花种植；书品印刷扩展；雇佣关系涌现；白银大量流入；纵乐的欲望。 四、时空交错 1、相似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与文化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中国从农村农业经济升级为为城市商业经济主导，且随着时间的推进两者的分化越来越严重，由此也带来了社会大众的一系列紧张与困惑，比如人们一边充满了对追逐时尚与物质享受的消费欲望，一边又充满了对自身命运的难以掌控与变化不定的困惑焦虑。 通过明朝和现今社会的比较，我们还可以看到：一边是市场商业潮流下的社会大众的开放诉求，一边是统治者为了维持集团利益对封闭与控制的追求。 2、问题：死结与出路 历史地看，中国社会似乎总是在这种动静紧松的状态里来回打转，究竟该如何解开这个死结？ 处此世道，吾民安适哉？ Ps前些日子，还读过卜加民的《沦陷的秩序》一书。 2016年12月
《纵乐的困惑》读后感(四)：小人物的明代史
对比于《剑桥中国史》亦或者中国其他通史，这本书从晚明的一位小人物张涛对于帝国早期的回忆开始，以四季作为明王朝由建立到灭亡为止，但是不同于我们正常的季节的排序，冬天成为了象征明朝开始的季节，而作为丰收的秋季成为了象征明朝覆灭的季节。
张涛作为一个晚明的观察者，看到经济发展给原有帝国秩序带来的破坏，以及给社会造成的负面，不禁让人产生了对于现在的联想，市场经济给原有旧道德体系带来的冲击，以及帝国内部对于问题底层阶级的对应以及想法，这本书没有像其他史书盯着历史中高高在上的达官贵人，更多的通过底层社会的变动，解读一个王朝的兴衰以及百姓的生活圈子，尤其是到了“夏季”和“秋季”，矛盾冲突的激化以及帝国本身处理手段的落后，确出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民间社会，看到帝国对于基层管理失控后，老百姓如何去面对经济发展带了各种问题，更包括帝国如何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当时全球化的中心，通过贸易成了世界的白银中心，当然书中还特意区分了当时中国的商业模式与资本主义的区别。
当然在最后看到，一个庞大帝国的终结，在作者宏观的角度上不是因为后金的入侵，而是来自于白银，或许在大环境中个人的努力确实微不足道，北美白银产量的下降导致帝国财政破产才是幕后真凶。
《纵乐的困惑》读后感(五)：钱多也头疼：明朝有钱人和文化人的博弈
在茅盾的小说《子夜》中，吴老太爷第一次进到大上海，就被满大街穿着暴露的女人和眼花缭乱的大都市景观吓得不轻，甚至一命呜呼了。这件事听起来夸张，但在明朝完全有可能。
在明朝，像吴老太爷这样有文化的士绅，接受大上海这样被商业、物资毒害的经济社会的进程持续了两百多年。这几百年里，有文化的士绅阶层想尽一切办法指责那些满身铜臭味的有钱人，和他们划清界限，而有钱人则在有钱之后希望成为文化人。明朝阶层之间的流动和变化都在276年的经济发展中完成。
这是《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的主要内容。《纵乐的困惑》是加拿大学者卜正民的一部作品。卜正民是孔飞力的学生，孔飞力是《叫魂》的作者。卜正民写历史和老师一样生动有趣，故事多、研究透，妙趣横生。就比如这有钱人和文化人的争斗，看着是明朝礼崩乐坏了，但实际上，明朝的士绅阶层并没有失败，反而容纳了更多的商人特征，有了更多钱，获得了更高的地位。
明朝文化人的自信很大程度来源于朱元璋。朱元璋一直想建立一个小国寡民的社会，最好是老死不相往来，几户人家组成一个小群体，由群体中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领导、主持公共事务。大家种田纺纱，出门最多不过20里，各家各户之间的差距也不大，人人都心满意足。朱元璋想要一个内部秩序清明甚至固定的社会。所以他建立里甲制度、发展农业，修建国家大型交通设施，让民众断了出门和阶级流动的心。但他失败了。
首先，里甲制度，十户为一里，十里为一甲，这个制度在统计人口方面相当精确，从而让每个人没有逃税的可能，除非成为黑户、流窜到外地去。当时很多人为了逃避这种人口统计带来的赋税，选择当黑户，不报人口，或者到中部寻找荒地。有学者说，明朝人口有1.6亿，其间6000万都是隐藏人口。隐藏人口的后果是，很多走投无路的农民转行做起小生意。因为明朝初年农业发展得很好，人民有富余物资，国内交通又比较便利。穷途末路的人倒卖点东西并不难。
然而，这一倒卖，卖出问题了。朱元璋不喜欢自己的国土上人民移动来移动去，那些被朱元璋指派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绅们也不喜欢。他们觉得这是社会道德败坏的标志。不过说归说，他们的行动却不全是这么一回事。虽然商业让人民流动起来、商人增多，但交易有利可图。而商业发展的基础又在于土地，有钱的士绅开始大量收购土地，通过交易扩大自己的势力。
还有些商人借机进入到士绅阶层。他们培养自己的孩子参加科考，培养自己的人到府衙任职，重要的是，他们有钱、有土地，可以买到许多本来只有士绅才能用的东西。
有文化的士绅自然是感觉到威胁了。除了动用老方法指责这些商人败坏社会道德之外，他们还想出一个招儿，就是想尽办法说明自己有品味。比如说1530年有一本《惠安县志》，作者张岳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他专门分析了桃花的颜色比梅花好，但是梅花比桃花香。这种分析在明朝中叶相当受欢迎，士绅阶层通过对各种日用之物的鉴别，说明自己是有鉴赏能力、有文化的，和那些只有几个铜板的土老帽不是一类人。
虽然朱元璋把士绅看成社会的重中之重，但他毕竟死了很多年了，而且朱元璋只是这么一说，并没有给士绅实权。明朝中期又有许多商人等着挤掉士绅的位置。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张岳等文化人还提出要恢复推举制，这样就能保住自己人的势力。实际上，明朝中叶也确实出现了很多精英集团。
到了明朝后期，事情变得越发不可控制。明朝初年想要的那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基本不可能了。商人不仅爆发性增长，地位还迅速提高了。一大原因是，富人直接介入了公共事务，利用自身的商人身份解决社会危机。比如万历年间的饥荒，劝富人救济灾民是最常见、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士绅政府都比不上大富豪。
商业也渗入到了上至王孙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中。吃的粮食靠买，穿的衣服靠买，看的书靠买，而且是想看啥书有啥书，书的种类花样翻新，就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连出门坐车还能付钱就给送。商人不再只是局限于农产品交易，而是分门别类，精细化运作。大商人分割一个地区的贸易，在国内不同地区乃至国外进行跨地区交易。
物质的繁荣带来奢侈的风气，在1541年明朝政府还有服装要求，普通人不能穿戴云冠云履。但到了明朝后期路上看到的全是穿绫罗绸缎的，当时的士绅无比崩溃，因为他们不能通过着装来判断一个人的身份了。于是，他们想了个办法：引领潮流。通过走在时尚最前沿，标榜自己和那些跟风的土包子不一样。但是这种时尚的更新换代实在是太快了！士绅刚设计出一套衣服，晚上家里的丫鬟小厮就做出来了，用不了多久就满大街都是了。追逐时尚的士绅和普通人除了越来越奢侈越来越标新立异，压根儿停不下来。
士绅除了用衣服来说明自己与众不同之外，还发展出了许许多多的癖好。比如明朝文化人很喜欢旅游。这个旅游和商人穿梭各地做买卖不一样，和普通人辛苦迁徙也不一样，文化人旅游讲究意境，要吟诗作对，发现奇景，最有名的就是徐霞客。也有一些士绅选择包养名妓或者男童来说明自己地位独特，像柳如是就是红极一时的名妓。
不过这些在有大把财富又有极强求知欲的富人看来都不是困难。他们为了进入士绅阶层，在物质上豪掷千金，到处寻找文化人当老师学习提高文化品味。但是这些豪奢争斗都在李自成起义和满人入关中宣告结束。
也正是这两个事件，才让我们发现，原来明朝文化人和有钱人几百年间的博弈，并没有动摇文化人的地位。相反，士绅不仅接受了商人的财富和部分观念，还通过获取财富的能力使自己在战乱中得以保全。
1641年，河南灾荒，1642年，李自成起兵河南东北角，一个叫李挺生的书生从生员沦为难民。他一路逃难，日渐拮据，于是想了个办法。他白天的时候化妆成小商人，在岔路口卖点小东西挣点钱。又拿着钱卖桃子，桃子卖得不错，家人生活稳定了一些。1642年中秋，有人请李挺生去当老师，他觉得自己学业日疏，有些迟疑。但是父亲说卖货始终不是正经营生，还是当文化人好，于是李挺生不再乔装打扮又当上了士绅。
从明朝建国开始，明朝社会的主流文化界人士就鄙薄商人，但到了明朝灭亡之际，却是商人的行事方式保全了士绅。这样的例子并非少数。文化人对有钱人的态度和接受在几百年的争吵、谩骂、博弈中悄然转变，儒家文化也少了对商人的污名。然而，转变的结果并非双赢。大商人富豪得以进入士绅阶层，加官晋爵，从而成为士绅。而中等商人想的依然是如何多挣点钱。商人被接纳到士绅阶层，不代表所有商人都翻了身，更多商人依然是个卖货郎。
《纵乐的困惑》读起来相当有趣，粮食、交通、图书、贸易，每一方面的描述都是贯穿全明朝的。但是就像作者所说，这是一部和商业有关的明朝文化史，而非经济史，想在这其中找到明朝经济发展的主线、全景是很困难的，想得到一个放之四海的结论也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