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纪事读后感精选10篇
《"边缘人"纪事》是一本由杨奎松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6.00，页数：36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边缘人"纪事》读后感(一)：主流之外，边缘的悲剧
一直以来，我都对描述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的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一方面是因为猎奇心理，另一方面也是深感社会的不公、生存的不易，企图知道政府的粉饰下有着多少难以言说的伤痛和折磨。
基于这种心理，我翻开了这本书。本书虽然讲的是几个建国后被社会主流抛弃的边缘人的故事，但其中表现出来的，个人对体制的弱势，人的尊严被碾压，却是一直存在的。读史可以明智，真心希望，历史教训能够被记住，从而使得社会向着更好更光明的方向发展。
边缘人，根据勒温的解释，指的是那些困难以适应地位或环境改变而滑落到群体边缘，无法融入社会主流的人。
这种边缘人在新旧政权交替时总会大量产生，造成众多悲剧。新政权靠武力推翻旧政权，掌权后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一面接管曾经属于旧政权基础的那个旧社会，一面清理、整顿、改造，甚至铲除那个旧社会，再创一个真正属于并能够支撑新政权的新社会。
被清理出社会主流的人们，大部分都是无奈的百姓罢了，哪有什么反动的政治态度，可新政权急于肃清，给他们的时间太少，耐心太少。动荡的时代，小老百姓往往只是想在乱世中求得一口饭吃，却不小心走错了阵营，最后成了大局已定时首当其冲的靶子。这样的人物太多了，他们的不幸是历史的错误、政治的误判，他们的人生成为了推动政治反省的牺牲品。一想到此，我真的难以平复心情，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被当成政治工具，享受不到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这不是历史的倒退吗？
人的独立人格泯灭了，几十年的沧桑困苦简化成为了一份份档案，决定了今后人生的走向。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高度组织化，几乎没有人不被组织所掌握。一举一动都记录在案，以前人生的一个小小的选择或许会让他们背上一生的污点，怎么都洗刷不掉。而这污点，又不一定和道德品质相关，而是几方政治力量的博弈，这让个人身上的档案变得分外沉重。
记住这些曾经的边缘人，他们的故事应该带来体制的反思。
我们都是盛世蝼蚁，虽然渺小，但也应享有尊严和平等！
《"边缘人"纪事》读后感(二)：只是因为超了几个字
感想有三：
1.中国其实很少有回忆录的习惯，但老一辈写日记的很多，不知道这是不是和老写思想报告有关呢。
2.第一次意识到事无巨细的档案可以还原人的一生，那么等我死之后，我的档案会被解读成什么样吗。信息化社会，互联网上的轨迹可以更清楚地画像吧！恐怖又厉害！
3.这个写法实在是太无聊了啊，像读了七本材料。书是好的，也是闷的，还是散的。
4.摘一段话
档案决定人生。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高度组织化，几乎没有人不被组织所掌握。只不过，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下每个人被组织的形式有所不同。最严格的是全民所有制下的个人，他们是分别隶属于各个单位的。组织对单位社会中人的一个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就是为每个人都建立一份由组织上掌握、本人看不到的人事或干部档案。那里面或简或详地记录着每个人出生以来的每一阶段，甚至于重要时刻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个人的一生，档案如影相随，调动、升迁，甚至入团、入党，人生沉浮的每一步几乎都和档案里面记了些什么有关。由于每个人的历史经历不同，每个人档案的厚薄也不相同。但不论厚薄，只要里面有一项重要记录被打了劣评，记为污点，这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免会被这样的记录所困扰。
不小心超字了，可是也没有太多想写的，发现可读性已经成为了我评判书好坏的重要标准，大概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学术秃子吧。
《"边缘人"纪事》读后感(三)：小人物对于“边缘小人物”的思考
想看这本书是因为看了作者的另一本书《中间地带的革命》，但是相对于上一本，这一本所展现的世界则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一直以为政治是大人物们角逐博弈的游戏，但是有时候就如同诡异的蝴蝶效应，上层的风吹草动，到了下层就变成了狂风暴雨。作为小人物，从未想过闻达于诸侯，只求小康于盛世，前车之覆，不可不鉴。
建国初期，国家一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各种政治运动此起彼伏。虽然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不可理解，觉得有些夸大其词，上纲上线，而且不可否认由于个别组织和个人的曲解，造成了一些误会和错误。但是换个角度来想，那些运动真的是多余的么？我看未必。有形的东西易于根除，但是无形的思想却难以消除。各种运动，各种斗争，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把可能残余的敌对思想一点一点的从人们的脑海里挤压出去。思想上的统一，才能使行动不至于涣散。当初的种种措施，我认为更多的是在思想上为后面的的建设做准备，也只有先将阶级之间的斗争解决，才能集中精神搞经济建设。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前面的统一思想，后面三十多年的开放发展更是无从谈起。
一朝天子一朝臣，历朝历代都讲究一个站队的问题。如果选择了站队，就坚定的一条道走到黑，两边倒的墙头草，终究难逃被碾压的命运。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永远不站队，但是不站队只有两种结果：往坏了说，会被别的势力所挤压；往好了说，永远都在势力的边缘。选择，永远都在，说到底还是内心的欲望。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人可以不懂政治，但是不能看不清形势。谨言慎行，也说的是这个道理。嘴上不长门，满嘴跑火车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叫情商低，但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智商通常也不见得高到哪里去。或许为了出一时的风头，但是也更有被敲扁的风险。
《"边缘人"纪事》读后感(四)：边缘人物知多少
刊《中华读书报》，豆瓣审查手下留情。
近日，著名当代中国史学者杨奎松先生出版了新著《“边缘人”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讲述了的8个小人物在非常年代里的故事。他们中有因为隐瞒个人历史经历而饱受怀疑者，有因为上交日记而被发现了反动言论者，有因海外关系而成为现行反革命者……在新政权的雷霆万钧之下，无一例外，他们的命运都身不由己，沦落为彻头彻尾的“边缘人”。
杨奎松先生所谓的“边缘人”，源自于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意指那些因难以适应地位或环境改变而滑落到群体边缘，无法融入社会主流的人。如果我们将此概念具体到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语境，则可以将其与那些因为各种政治运动被清扫出来的“牛鬼蛇神”划上等号。这些“牛鬼蛇神”的名称五花八门，如“地主”“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富农”“坏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右派”这些“边缘人”不仅生活状况非常悲惨，而且政治权益处于被剥夺状态。其具体行状，在《“边缘人”纪事》里有生动展现，此处不赘言。
我读此书，心生好奇的是：在那个非常年代里，我们究竟制造了多少“边缘人”？这很可能是一个无法彻底搞清楚的问题了。因为“前三十年”里，各种政治运动几乎没有停息，每一次都有新的斗争目标，每一次也都会捕获新的“敌人”。日积月累下来，“边缘人”数量之庞大，情况之复杂，已是难以想象。仅以“地富反坏右”而言，据李若建先生的推算，中国就曾经存在过超过2000万名四类分子，受牵连的人口超过1亿，大体上占总人口的15%左右（李若建：《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初探》，《开放时代》杂志2006年5月）。
这其中，“受牵连”三个字读起来是轻飘飘的，但深究下去，会倍感沉痛。改革开放之后，类似于“地富反坏右”这样的“政治贱民”陆续摘帽、平反，但“受牵连”的影响挥之不去。我的祖父母是所谓的“地主”中的一员。在他们去世后，我发现了几份当初他们写下的思想汇报的草稿，记载了他们连夜收割水稻、挑灯学习毛著、反省自己反动思想的经历。对于他们的子女，我的父母这一辈而言，因为“受牵连”不仅丧失了接受文化教育的资格，而且被整个村子里的人歧视。这种歧视像烙印一般难以去除，在时过境迁几十年后，在与村民的口角中，仍会有人用“地主狗崽子”之类的语言来辱骂他们。林贤治先生编著的《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即指出，那些“政治贱民”的儿女“除了极少数较为开朗、豁达，愿意跟人们交谈来往者外，大多数长成内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动，沉默寡言，离群索居。他们敏感于周围细小的变化，对世上的人们多抱一种不信任感，包括自己在内”。曾经发生的带有情绪创伤的体验早已成为生命的有机部分，成为他们的天性。
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会将同胞打为异类，制造这么多边缘人？这个问题非三言两语可以解答。笼统地回答，这其中既有因为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缘故，也有冷战格局下大国角力，建立稳定的政治环境的现实考量，更甚至是路线斗争带来的意外之物。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庞大群体的存在，造成了某种“替罪羊”的效应，使得“前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纺锤型结构。
当前，对于那个非常年代里的边缘人，除了一些亲历者的口述、回忆录，或者文学作品以外，像《“边缘人”纪事》这样，以个人档案为基础，梳理传主在新政权下的人生际遇，仍然较为匮乏。至于进一步追溯这些边缘人精神世界、历史记忆的研究则更少。“前三十年”早已过去，时间在流逝，许多历史记忆就悄无声息地湮没了。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如何面对那段历史，既是挑战，也是责任。
《"边缘人"纪事》读后感(五)：小人物构建历史的力量
全是档案解读，触摸那个时代的最为深刻且直观的资料。
小人物在特殊时期的苦难细节。
我是在他们的审讯报告和所填的无数的表格当中，认识这些小人物。年岁相当于我父辈或者祖父一代人，他们的命运随着运动的潮汐而起伏跌宕。其中有小职员，有知识分子，市民无业者。他们在旧时代过着普通的生活，一度由衷感激新政权带给他们生活的希望，但是后来发现是在一步一步地滑向深渊。
那些档案审讯笔录表格，记录着新政权基层工作人员的非凡的敌情想象力，以及常常出人意料的揣测。我尝试进入当时情境，将自己当做被提讯者，面对其中一些审讯者，我几乎可以肯定的说，会很快落入他们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符号所编织的罗网中，莫名其妙的认可并不存在的事实。
这些小人物的苦难人生，必将进入历史，汇成中国人在那个特定时期的集体记忆。
《"边缘人"纪事》读后感(六)：政治不会因为你是小人物而绕过你
在《忍不住的“关怀”》之后，忍不住又看了杨奎松先生的又一本书《“边缘人”纪事》。都是记录建国后政治运动中人物的命运，比起前者所重点聚焦的三名著名知识分子，“边缘人”记录的都是籍籍无名的小人物，若非作者翻档案翻出来，恐怕他们的事迹不甚可能为人所知。然而读下来，这些小人物随时代浮沉的命运，给人的冲击并不亚于那些大知识分子。
书中那些建国前出生的人，无论是教员、医生、财会人员还是普通工人，似乎都带有几分这个时代罕有的天真，竟毫无政治敏感性地释放各种“反动”言论。其中一个教员尚昊文就在日记里对统购统销政策大为不满，说党和领袖是权贵和新的统治者，而且言论不自由，报纸只说好的，不说坏的。而一个失业的米店店员车绍文则认为美帝国主义是“文明国家，工业最发达，出品最好，能够协助中国人办教育事业，五年民选一次总统，是民主的”。也正是因为这些真忱与见识，在运动中难免被一把揪出，成为牛鬼蛇神，进行深刻改造。不晓得为什么，看到这些人，往往联想到那些含沙射影拐弯抹角写文章的公知，那个天真的年代已经被弄丢了，再也不复回了。
令人庆幸的是看完这八个人的故事后，还没有出现林昭或者张志新这类被残酷镇压至死的故事，比起《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那种翻两页就有人被枪毙的可怕阅读体验还是稍微好一些（更可怕的是该书有700多页）。虽然主人公在精神高压下度过十几年，也看得如坐针芒。但作为读者来说，看完最后能够平反，还是感觉略微有点希望。
只是用这样巨大的绝望换来的希望，太渺小，太惨痛。
《"边缘人"纪事》读后感(七)：读后感
看完本书，讲三句话：
一、我党的档案工作，审干工作做的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之前读此类书犹如雾里观花，及至身入体制，才体会到这一工作所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是如何巨大，它的意义、它的威力，又是如何的巨大。
三、最近，中纪委有很多新提法，如“对抗组织审查”；如“做好干部审查，严防带病提拔”；又如今天，正在读本书的我，突然刷到了财新最新的报道，《中组部通报干部档案造假典型 杨栋梁等在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读完本书和高老师的《红太阳》，对我党的组织生活、行为选择基本上就可以有比较准确的理解了！
杨、高二先生的学术洞察力、社会责任感、以及最后做出来的成果，基本上国内无出其右了。
《"边缘人"纪事》读后感(八)：运动之内，体制之外
1976年，一首诗把22岁的杨奎松送进了半步桥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王八楼”。在这栋关押政治犯的“王八楼”里，杨奎松结识了一名三十多岁的“老犯人”。“老犯人”出身书香门第，幼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因种种偶然和必然，在少年窃贼、惯偷、“四类分子”、“反革命”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此后的岁月里，杨奎松成了大学教授、知名学者，然而当年“王八楼”里的因缘始终困扰着他：“为什么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我们的社会会以那样一种轻视人的生命、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方式运行呢？为什么我们当年一定要根据人们对特定的阶级、政党、民族、国家等态度的不同，把人简单地分为‘革命’和‘反革命’，或划成三六九等，并决定人的贵贱生死呢？”因此，学者杨奎松带着工人杨奎松的疑惑，“不务正业”地爬梳起 “牛鬼蛇神”们的原始档案来，最终有了这本《“边缘人”纪事》。
全书正文部分讲述了八个为“人民”之名或挣扎或堕落的“‘问题’小人物”的故事。他们之中，有“成功改造的旧警察”，有“身败名裂的团支书”，有“提心吊胆的大夫”，有“疗养院里的‘反革命’”，也有“自甘‘堕落’的青年教师”、“爱讲怪话的文化教员”、“‘搞关系’的业务员”、“‘特嫌’缠身的技师”，以及更多杨奎松并没有为他们作传而仅仅是列在附录里的各色人等。
纵观这些“问题人物”的人生际遇，无一不因一波接一浪的政治运动而或跌宕起伏，或急转直下，或一蹶不振，日日提心，夜夜吊胆，夹着尾巴做人，及至自暴自弃。他们中鲜有大奸大恶之辈，多为凡俗平民。可悲的是，导致他们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之境的最初契机，往往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些小事，放在“当年当地的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新政权却容不下他们在旧体制下做出的这些自然而然的主动或被动的选择。在坦白与隐瞒之间，他们辗转反侧，举步维艰，却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被批判、被批斗、被剔除出人民队伍的命运，沦为阶级斗争社会的“边缘人”。
在全民皆运动的背景下，被逐出体制，立于人民之外，便意味着人生从此支离破碎。即使如廖学昌一般最终重归体制，也是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哪怕他本人已将之内化为习惯。这是一切问题政治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在此逻辑之下，正常的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已不可能存在。可以说，这些小人物们的悲剧人生，其实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悲剧，这其中没有胜者，只有输家。
至此，学者杨奎松历经40年的时光，以33万字的规模，答复了工人杨奎松的质疑：“有没有可能有些‘反革命’是被这个社会不合理的制度或其他形式的迫害行为所逼出来的呢？”
身为史家史书，本书基于大批量的原始档案写成，为史学研究方法之正宗。不过就主题而言，相对于传统史学历来的帝王将相叙事，本书以凡常芸芸众生为考察对象，实属“边缘书”。再看作者杨奎松一贯的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国共关系史、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中苏关系史、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史等，并从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的角度研究国际冷战史”，本书在作者本人的著作中也是一本“边缘书”。一本讲述“边缘人”众生相的“边缘书”，却因其问题意识而折射出的一个国家曾经的时代风貌，而显得不那么边缘，反而以小见大触目惊心地直击当代史学的主流。
在第三章的结尾，杨奎松这样写道：“但是，自三十岁以来，他提心吊胆了三十年，如今至少不必再害怕什么了。”书中反复呈现的那个剥夺了无数普通人为人之基本需求的安全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实在是值得庆幸。然而，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
杨奎松：《“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
原载季风书园微信2016年3月30日，发表时有改动
《"边缘人"纪事》读后感(九)：《“边缘人”纪事》随手记——以《隐瞒历史的后果》为例
杨奎松是个人喜欢的史学名家之一，其学术敏锐程度与出手速度也向为人所称道。与其个人经历有关，他的学术抱负与关怀更值得敬佩。前言里说“我们所研究的历史，说到底都是人的历史”。代序里最后五段，句句令人深思。
本书所谓“边缘人”，源自库尔特，意指那些困难以适应社会地位或环境改变的群体边缘，无法融入社会主流的人。可以说，历史书写者向来偏爱帝王将相，于是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说法流传甚广。近代以来，梁启超等呼吁新史学，倡言眼光向下，无疑对拓展传统史学记叙对象有帮助。过去，所谓边缘人难以进入史学视野，当然不仅仅与观念有关，其实也与教育水平、书写工具、留存意识等等有关，且两者互相牵缠，彼此影响。
用时髦的话讲，《边缘人纪事》的记叙对象是比较“接地气”的。首先，边缘，意味着这些人物并非所习见的那些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大家或于一时、一事中扮演要角的人物，书中具体人事看似个案，但在那一历史阶段，它很可能广泛地存在中国各地；纪事，意味着该书颇具可读性，将共和国与地方史与个人生命结合，展现人物的命运。但一事两面，这样的选题自然也会有些问题。第一，书中人物的“边缘性”。所谓边缘，与不同人物参照自然有不同指代。以李乐生为例，他在建国后一度成长为团干部、工会副主席之类的，在M市×厂自然不算边缘，甚至在该县也算得上人物了。“选”题，就是一个选字。可以成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东西太多太多，人物也太多太多，但究竟如何选、选谁，选哪种程度，是否有材料都考验着学者的眼光。换言之，选题本就是学者能力的一部分，而且是基础的一部分。第二，作者自承，该书以档案为主。这其实就是所谓边缘人物研究所带来的困境。既然边缘，与之相配，资料状况就可能不佳。而档案，往往仅有重要节点，不可能完整。当然，这些不算问题的问题大概只能算是苛责，完美主义的通病。
因为最近正在研习写法，所以这篇随记侧重结合杨著与自身体验，记录自己阅读时候的一些所思所想。否则，过了段时间，除却感慨运动荒谬，人物值得感慨，事件必须反思等大而化之的感言，那些边缘人物的名字、遭遇注定会慢慢忘记，这些思考也可能随之磨灭。
个人喜欢史事编年，意即以时间为线索，将事件按序排列，找出前后发展的脉络，彼此间的关系，姑且称之为时间逻辑。但安排叙述时，分章分节，前后的起承转合、事件安排又不会完全按照时间来确定，而是有一个叙述逻辑。如何处理这二者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表述问题，也与写作者对事件逻辑关系的认识有关。
《隐瞒历史的后果》一章讲李乐生，共有12节，按序为：前途似锦、内心有鬼、历史见光、自找麻烦、有惊无险、战队站错、吞吞吐吐、节外生枝、畏罪自杀、竹筒倒豆、摘帽劳动、自陷牢笼，基本按档案节点的来安排，时间逻辑与叙述逻辑基本吻合，但其中有些安排或有启发，或有疑问，兹记录如下：
“前途似锦”交代了李乐生建国前后的个人经历。按个人习惯，在第一部分可能会对李做一个详细介绍，提供尽可能多的关于李的历史信息给读者。但杨著极为克制，严格按照自己提炼的标题“前途似锦”来组织叙述，对李的生平交代点到为止，而且有意不提其可能会引起读者注意的有争议的经历。
“内心有鬼”开始就显现出这种安排的优势，作者描绘了李的容貌，继而谈及性格，再论造成这种性格的原因与其隐瞒历史有关。整个论述一气呵成。但似乎也有一个问题：李乐生向组织隐瞒历史问题并非一朝一夕，1953年就有辞职之意，但在“前途似锦”一节里丝毫没有提及，似有割裂之嫌，毕竟那节时间已到1956年。同样问题还存在：在“畏罪自杀”一节里才提到的流氓问题，在当节被叙述为比帮助国民党、加入帮会更加严重的问题，却没能显示出这段经历对之前李乐生造成的影响，给人造成此前李乐生辞职、性格患得患失仅与前面问题有关，但其实这应是综合影响的结果。在李乐生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很明白看到，他交待问题的方式基本是挤牙膏式的，必须外有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运动造成的形势，也来自形势之下他人的检举。那么，根据他交待事件的先后来确定对其心理影响大前后、大小似乎不妥。很有可能，他认为最致命的，也恰恰是藏于内心最深处的，最后交待的。
其实，这种写法瑕不掩瑜，反映的仍是书写者对材料、议题关系的处理态度与能力。
《"边缘人"纪事》读后感(十)：从《“边缘人“纪事》来看杨奎松教授的研究取向
刚刚得知教授又出新书的时候就很激动，特别是理想国这个系列的书，很有一种学术质朴的味道，愈发勾起人无限的阅读兴趣。题目就更加吸引人了，《“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整本书就是八出悲剧，悲剧的主演就是封面和封底上的八位愁眉苦脸的肖像——成功改造的旧警察、身败名裂的团支书、提心吊胆的大夫、疗养院里的“反革命”、自甘“堕落”的青年教师、爱讲怪话的文化教员、“搞关系”的业务员、“特嫌”缠身的技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边缘人群体，即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进入当时社会的主流中心，或主动或被迫地滑落到社会的边缘。
读完本书的序言就有种一口气读完此书的冲动。杨奎松教授以自己的故事作为本书的开篇，直言不讳地讲述了七十年代被捕入狱的经历（有趣的是，教授被关押的半步桥监狱和当年王学泰被关押的应该是同一处，两人的记述中都提到了K字楼和王八楼，或许当年这里就是专门关押“现行反革命”的地方？王学泰后来写的《监狱琐记》就是在半步桥监狱被关押的回忆）。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是材料，在这本书中，教授用的便是最基本的史学研究方法，根据单位或基层行政单位保存的关于这些人的历史材料，结合以所处的时代背景，还原他们各自的故事。
但正如教授自己所说的，“基本上还是一种社会史的研究素材，而且也不去尝试还原传主个人历史的全部真相。”只是希望借这些人的经历，来透视那个时代社会基层的生态万千，近距离观察人性社会的千姿百态。故事的主角们都出生在建国前，与“旧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斩不乱、理还乱的历史联系，成为他们后半生悲剧的重要来源。历经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当然，他们个性殊异，有的奸诈圆滑，有的耿直一条筋，有的老老实实……但是，无一例外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建国以后，密集、有力的一次次运动，如过筛之网，在这个社会上难有漏网之鱼。而面对塑造新人的洗礼，他们的反应也不尽相同，虽然少有“宁折不弯”的勇气，在那样的强权下，妥协、让步、退缩、颔首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教授守住了历史学家的本分，不做道德评判。材料在这里，引注在下面，故事在这里，教授只是看材料、讲故事而已。这些“边缘人”，有的如廖学昌，真的把自己完完全全塑造成了革命的“新人”，付出奉献似乎已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也有如迟尉荣，一堕再堕。当然我们可以说，个性的不同，相同的境遇也可能让人走上不同的道路。但是，这些人的悲剧，更多的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大潮中，被裹挟，翻来覆去，最终被历史的潮水所淹没。
之所以读此书有一种强烈的感动，是因为从此书的研究主题映射出来的以为历史学家的越发成熟之感。早在之前的《忍不住的“关怀”》里，杨奎松教授就已经洋溢着浓浓的人文关怀，“能不能看出历史发展的大势，能不能站在‘人’的角度看社会政治问题。”“对历史和历史中人，最需要的，首先是理解，然后才是评价。”从原来的革命演变的大视角，到知识分子的个案分析，再到讲述“边缘人”的小故事，杨奎松教授的研究轨迹所流变出来的人文视角显而易见。虽然，社会史学方兴未艾的影响不可忽视，但是史家内在的温情关怀亦不可忽视。早在2014年在厦大的一场名为《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宏观思考与问题意识》的讲座中，教授就不止一次的表现出对于人之个体的尊重与理解对于历史学研究是多么的重要。以至于那场两个多小时的讲座，留给我唯一的印象是——教授何时变成这么一个苦口婆心的长者了？当年怒批《苦难辉煌》和汪晖的那个刀笔如锋的飒爽英姿呢？相比《忍不住的“关怀”》余论中旁征博引的理论高深，在这本书中，教授就用自己最平白的语言来表达内心中按耐不住的情愫——“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让每一个关注历史的读者了解‘人生而平等’的道理，懂得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学会因关注他人的命运而养成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进而达到改善人类生存状况和质量的目标；如果我们的研究反而会因为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立场，造成更多的仇恨、对立，甚或伤害，那我说，这种学问不要也罢。”史家之良心，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