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新史读后感精选10篇

　　《丝绸之路新史》是一本由[美]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31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丝绸之路新史》读后感(一)：ZT 孙英刚：韩森《丝绸之路新史》“新”在叙事

　　韩森教授（Valerie Hansen）此书的英文版（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于 2012年8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三年后，此书即由张湛博士译为中文。在目前出版的众多有关丝绸之路的历史学著述中，此书有其鲜明的特色，体现了作者一贯的研究理路。在此书中，作者大量使用了比较新的考古资料、中国中古史新的研究成果，并融入了近代西方在中亚尤其是在新疆的探险史，尝试重绘贯穿欧亚大陆的这一物质和思想交流的大动脉。

　　历史研究的贡献，有的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展，有的在乎研究方法的创新，有的在于新史料的发掘，作者的一大特点，是其叙事极为精彩。作者的研究往往有一个鲜明的中心思想贯穿其中，将最新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通过场景拼接的手法呈献给读者一个“全新”的历史画面。作者有的著作书名就能表达其主要观点，比如《变迁之神》 （Changing God），比如《开放帝国》（The Open Empire）。而此书名为《丝绸之路新史》，所以作者在通篇的叙事中，贯彻其中的即所谓“新”，而其“新”，在笔者看来，并非是历史细节的探究和新信息的挖掘——这些工作大部分是由其他专业的考古学家、语言学家、专门的历史研究者完成的——而更多的仍体现在作者高超的历史叙事能力上。

　　作者采取了“历史群像”的历史叙事方法。全书并非是面面倶到的描述，而是选取了七个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汇点分别介绍：楼兰（中亚的十字路口）、龟兹（丝路诸语之门）、高昌（胡汉交融之所）、撒马尔罕（粟特胡商的故乡）、长安（丝路终点的国际都会）、敦煌藏经洞（丝路历史的凝固瞬间）、于阗（佛教、伊斯兰教的入疆通道）。这样讲述的一个依据，据作者所说，即丝绸之路是一系列变动的小路和无标识的足迹，这些路在绿洲城市中交汇，所以重心应放在这些绿洲城市上。（第9页）作者紧跟学术潮流，基本上是围绕近些年学界最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丝绸之路图景的重构，比如利用近年来发现的粟特人墓志讲述粟特人在中国境内的境遇，配合利用穆格山文书讲述阿拉伯征服前夕的撒马尔罕社会生活，也描述伊斯兰征服撒马尔罕的详细过程。（第165-175页）从更大的图景展示了曾经在丝绸之路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粟特人族群是如何从历史图景中消失的。

　　作者在此书中的观点非常鲜明。在西方的学术脉络中，作者试图改变西方世界关 于丝绸之路是一条从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大路的观念。给丝绸之路定名的李希霍芬（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曾经被委任设计一条从山东起始，经西安通往德国本土的铁路线。（第8页）这或许影响了他对丝绸之路的理解。长期以来，尤其是在普通西方读者眼中，“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商贸和文化交流大路。作者不厌其烦地论证，丝路贸易额很小，基本上是小规模的本土贸易，而不是长距贸易，对当地的生活影响较小。（第249-250页）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罗马帝国跟当时的中国有直接的贸易往来。（第10页）作者质疑了老普林尼关于中国和罗马贸易繁荣的记载。认为悬泉汉简（公元前111年到公元107年）从未提及贵霜，更不要说提到罗马本身了。（第21页）大多数在欧洲发现的丝绸，尽管标为“中国的”，实际上织造于拜占庭帝国。有学者检查了7到13世纪的一千多件样品，发现只有一件来自中国。（第23页）更多的是技 术和观念的传播，而且在中国没有发现罗马金币。（第24页）在尼雅流通的货币表明，该绿洲主要的贸易伙伴是于阗和贵霜，而不是罗马。（第61页）撒马尔罕和胡商也就变得极其重要，但是即便如此，在片治肯特没有看到商业贸易场景的壁画。（第177页）甚至很少有人从撒马尔罕穿行3600公里到达长安。（第11页）

　　就商贸和经济而言，作者认为，丝路贸易很大程度上是唐朝政府支持的副产品，并非如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是民间商人长途贸易的结果。（第141页）丝路贸易的繁盛得益于大量中国军队的存在，中央政府的投入对当地经济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第3 页）当士兵在当地市场购物时，贸易便兴盛起来。当军队被调回后，贸易就一落千丈。 （第10页）库车出土的焉耆语、龟兹语、汉语文书，没有证明民间商人的长途贸易，只看出中国军队对丝路贸易的重大贡献。（第104页）在龟兹，唐代存在一个唐人聚落。 （第101页）唐人从北方的游牧民族手里购买马匹。唐朝从龟兹撤军，流入当地的钱币也戛然而止。（第103页）8世纪，中央政府每年向西域的军事重镇输入几十万匹绢。按照这个数额，西州居民的税收远远不能支付军事开支。唐朝政府以军饷的形式向丝路绿洲的本土经济注入了海量的资金。（第135页）唐朝撤军后，当地经济回到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模式。（第141页）在作者笔下，丝绸之路主要的商品经济和贸易的兴盛，主要是中国中央政府往中亚注入资金造成的。

　　那么，粟特人的角色，在作者笔下，就不是往常商人的单一形象，作者认为那是汉文史料的故意扭曲，比如处在伊朗文化圈和汉文化圈的吐鲁番，那里的粟特人从事多种职业。（第125页）在长安的情况也是如此，作者也不止一处论述，粟特人的商业很多是给中国军队提供粮草，比如楼兰文书中记载粟特人付给当地官员1万石（粮食）。从汉文文书记载来看，楼兰的贸易无一例外是当地汉朝驻军用粮、钱、绢从当地人手中换取粮、马、衣服和鞋子。（第53-54页）这样的论述让作者有一丝不安。大量的证据依然证明，粟特商人通过商业、宗教，以及在不同政权之间的纵横捭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比如发生在高昌的曹禄山状告汉商的事件，揭示出粟特人曹禄山和汉商都把家安在长安，然后外出经商。（第130页）这应该是一种常态。中古时期，个人购买力有限，通过政商关系做生意，应该是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的现象。楼兰的粟特商人一次提供1万石（可能是粮食），这个数额并不小。在丝绸之路上，主要的商品应该不是日常用品，奢侈品比如珠宝一类应该是重要的交易对象。这种东西跟丝绸一样，同时具有金融属性。有的文献显示一次交易品中有达800克的麝香，这样的数额也非常惊人了。但是局限于考古资料提供的信息，确实很难证明商贸活动是丝绸之路的主要内容。我们只能从长安等大城市出土的粟特人墓葬图像中一窥富甲天下的粟特商人的风采。不过从逻辑上说，商业和自然经济形式不同，其财富集聚方式通过交换达成，而最终则体现在财富最后在哪里保存或者消费，很多地方仅仅是贸易的中转站。粟特商人应该采用的是行商和坐商结合的经商方式，财富的集聚和消费之地，或许才能看出商业积累财富的规模。正如佛教传入中国时，并非按照地理空间依次推进，而是传道者直接奔向文明中心洛阳等地，然后从那里再派出僧侣依次传教。商业的模式很大程度上，也如宗教的传播路径一样。

　　在这样的思路下，作者认为宗教、思想、技术的交流才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比如作者指出，纸张和造纸术的传播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更大。斯坦因发现的粟特古信札，说明纸张在发明之后很快就获得了广泛的使用和传播。而穆格山中发现的中国纸张是少见的长距离贸易的证据。武威的汉文官文书被运到3 600公里外的这里被再利用。（第175-176页)证据也证明中国纸张曾抵达高加索地区。（第176页）纸张是一个突破，使书籍变成大家可以负担的商品，提高了教育水平。（第177页）因为纸张吸墨，所以印刷也成为可能。纸张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信息传递媒介，它既是商品本身，同时也是促进商业的手段（比如作为记账簿、契约）。所以纸张本身也是丝绸贸易的明证，比如阿斯塔纳出土的来自长安的质库账历（第193页），说明长安和敦煌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作者认为，丝绸之路对宗教信仰在文明间的传播、传译和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4页）这条路不仅传播了货物，还传播了思想、技术、图案。（第5页）在近代西方思潮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大规模接受外来信仰、知识的通道主要就是丝绸之路。各种宗教信仰尤其是佛教，通过这条脐带给中国文明输入了新的养分。这条丝路不但是物质之路，而且是精神之路。不过，作者的论述显然主要集中在粟特文明，虽然讨论龟兹时讲述了鸠摩罗什的故事，讨论高昌时讲述了玄奘的故事，这些故事也都花了较大的篇幅，但是在作者的历史画面里，佛教的身影依然是很模糊的。作者讨论了尼雅的佛教戒律（第64-65页），也非常准确地引述了近代佛教研究的新观点，比如作者引用J. Silk的研究，指出大、小乘在早期并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别（第65、86页）。 但是，佛教在丝绸之路上的角色基本上是消失了，比如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前的犍陀罗酝酿时期及其与中国文明的关系，似乎几个僧人就代表了这一重要的历史场景。

　　作者选取的这七个讲述对象，除了撒马尔罕，其他全部集中在中国境内，从其中也能看出作者依据近年来新的学术成果重构丝绸之路历史的努力，不过这仅仅是亚欧大陆东部的情况，而且也并不完整。历史群像的叙事手法，对呈现历史画面很有效，也避免了面面倶到的缺陷，但是也可能导致重要历史场景的缺环。作者在此书中集中讨论公元2世纪到11世纪的历史。在这样的框架下，笔者觉得很多重要的历史画面被无意中抹去了。如果把高昌、敦煌、撒马尔罕等视为丝绸之路历史场景的代表的话，那么洛阳、巴米扬、布路沙不逻（Puruṣapura，富楼沙）等似乎也应该纳入。比如布路沙不逻，至少在4-5世纪，以佛法——佛钵为中枢，成为佛教世界的中心。该地保存至今的大量佛教寺院遗址也充分证明了这点。实际上早在法显到印度的时代，西行求法的高僧到这里朝觐佛钵，然后西行去那竭（今阿富汗东北的贾拉阿巴德）朝觐释迦遗物。布路沙不逻的雀离浮图（迦腻色伽大塔），在数百年间应该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当来自东土西行求法或者巡礼的中国僧人从阿富汗的高山上下到犍陀罗平原时，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座令人震惊的宏伟高塔。正如作者所言，丝绸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条商业之路，而是东西方宗教、语言、艺术和新技术交流的大动脉。（第297页）那么，佛教在亚欧大陆的兴起和传播，无疑是人类历史、也是丝绸之路上发生的不可忽视的重大事件。

　　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中文史料很少提及来自印度的移民。（第39页）在尼雅和楼兰，是犍陀罗移民带来了用木制书保存书面记录的技术，还从印度（很难定义为印度）带来了佛教。（第32页）鸠摩罗什的父亲也是犍陀罗人。犍陀罗作为佛教的飞跃之地，为佛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学者如辛嶋静志关于早期佛典语言的研究，证明《道行般若经》等早期佛典的原典语言其实是犍陀罗语，而不是梵语。早期通过犍陀罗语翻译的汉译大乘经典更接近原典，而今天看到的最古老的梵语佛经写本也是几百年以来不断进行梵语化、不断进行错误的逆构词、添加、插入的结果。因此，很多汉译佛典先于绝大多数现存的梵语写本，尤其是2-6世纪的译本。这也跟历史上犍陀罗的佛教地位，以及西行求法僧人们巡礼和学习的重点是吻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并不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而是在犍陀罗地区酝酿成的新传统。犍陀罗艺术也深刻影响了西域和汉地的艺术风格。比如米兰的带翼天使和波浪形花环，在犍陀罗艺术中早就非常成熟了。并不一定是从罗马艺术中借用的。（第67页）怯卢文官文书，“dharma”，即“法”，符合法律、习俗的正确行为，有时候指佛法。（第59页）在希腊—巴克特里亚和贵霜的钱币上，也有这样的表述。

　　作者有关佛教的表述有的显得不够准确而产生歧义，比如“人们相信菩萨在涅槃 时为了普度众生而回到了世间”（第37页），这样的表述或者观点很难理解。如果作者是在讲述佛传故事的话，恐怕是讲佛陀成道时，本来想自行涅槃，但是在梵天劝请（这也是犍陀罗佛传故事中的一个常见主题）下，放弃捏槃，转而讲法传道，拯救世人。或者作者是在说关于弥勒在未来下生的问题？有的地方观点比较新奇，但没有找到出处，比如：对当地人来说，整条羊腿是最隆重的款待，也是来世飨宴中的主菜。（第52页）

　　译者在翻译时，能够加入很多有助于读者理解的“译者按”，并且纠正了原书中的一些史料理解错误（例如第112页）。而且遵守了保留原文出处的做法，有关著作和文章都没有牵强翻为中文，为读者找到文献原出处提供了清晰的线索。有的地方虽偶有西文引文中出现“某某页”的情况（比如第39页注2），但文从字顺，表述清楚准确，是非常成功的译作。

　　原载《丝路文明》第一辑，刘进宝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丝绸之路新史》读后感(二)：真的存在丝绸之路吗？

　　以往我们都是谈政治史、谈断代史，以传统的角度面对历史，今天我们以历史学研究的全新角度、全新方法去拓展日常生活史与物质文化史、用考古材料还原历史真相。

上半部分 真的有丝绸之路吗？

1. 丝绸之路是张骞开辟的吗？

固有认知：

　　众所周知，张骞是西汉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他曾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由此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原同西域，乃至欧亚大陆的西侧各个文明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与发展。

历史实情：

　　可是丝绸之路真的是张骞发现的吗？并不尽然，传统思维中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主要来源于传统文献告诉我们的历史，这种历史是经过统治阶级精心挑选的历史，而当今历史，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的出现，尽可能的为我们还原出了历史的另一面，更加本真的历史全貌，下面让我们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归并考古材料来看几个例子。

（1）河南安阳妇好墓

　　首先，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甲骨文被发现于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

　　1976年，在小屯村西北约一百米处，挖掘发现妇好墓，妇好是商代第二十三王武丁的配偶，中国人都知道的“司母戊鼎”就是发掘于这个墓葬，不过据最新文字学研究成果，这个中国最大的青铜鼎，现在被命名为“后母戊鼎”，因为金文当中有很多的反写现象，而这个后指的就是“妇好”，戊是“妇好”的名字。妇好墓是目前惟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而确定其年代与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墓内共出土铜器、玉石器、骨器、象牙器、陶器、蚌器等各类随葬品一千九百二十八件，还有六千多枚海贝。墓中出土玉器七百五十多件，大部分是羊脂玉等软玉，有用作礼器或装饰的琮、圭、璧、块、环、璜及各种佩饰等;另外有板指、器座形器等杂器。这些玉器均为浮雕和圆雕制品，雕制相当精致，显示了当时高超的琢玉技术水平。墓中所出三件象牙杯是罕见的瑰宝。一对夔銴杯，通体雕刻瑰丽的花纹，并镶嵌绿松石;一件带流虎鋬杯，通体雕刻极其精细的鸟、饕餮和夔纹，并衬以云雷纹，技艺非常精湛，堪称商代牙雕珍品。

（2）河西走廊的干尸

　　新疆和甘肃干燥的沙漠中，有一些公元前18000年左右遗址，据今天考古学家在其中挖掘出大约500具干尸，其中很多男性身高超过一米八，比他们同时代的中原人要高出不少，这些尸体同时还有许多非汉人而更像是高加索人种体貌特征，比如浅色的毛发和皮肤。学者们从他们的外貌推测，很多行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并定居在其周围绿洲的人的祖先是印欧语的使用者。语言学家们相信这些人大约在公元2000年到前1000年间从他们的老家，很可能是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移居至古代的印度和伊朗。有些尸体穿着羊毛织物，这些织物的图案跟公元前元前两千纪爱尔兰的织物很像，这增加了这些人是印欧人后代的可能。有些学者推测这些人操吐火罗语，一种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然而由于这些墓葬均未出土文字资料，我们无从知晓这些人说什么语言：此外，交河遗址中还有器物显示出与北方民族贸易的发现。

（3）中亚、印度的中国痕迹

　　在吐鲁番，有一件来自公元前五世纪的类似织物，在褪色了的黄丝绸背景下绣了一只漂亮的凤凰，这很可能是中国的母题（或者是一个源自中国的母题）这表明该遗址与中国文化有联系。

　　在中亚，特别是同时期的哈密五堡遗址发现了大量贝壳，证明该地区与沿海地区存在贸易。这里所说的沿海有可能是东方的中国或南方的印度，亦或是西方的地中海。

　　西伯利亚的帕兹里克（Pazyryk）遗址年代为公元前五世纪。该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了中国的铜镜和丝绸有—件丝织物上绣有凤凰。

（4）张骞的发现

　　在第一次张骞出使西域时，张骞曾被匈对奴囚禁了十年后终于逃脱，并继续前往月氏。他在公元前126年左右回国，并向皇帝做了汇报。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得到关于中亚各民族的详细信息。在汇报中，张骞表示，他特别惊讶地发现中国商人和货物已经先他一步到达了中亚。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大夏，张骞在市场上看到了来自千里之外的邛竹杖和蜀布。他猜想这些中国货物必定是经陆路到达的。

2.汉代没开辟了丝绸之路，但是汉代坚定维护丝绸之路吗？

（1）西域都护府

固有认知：

　　在张骞通西域之后，汉代修建了西域都护府来守卫西域的安宁，来实现汉朝对西域的直接控制。

　　西域都护府为汉代在西域地区设置的行政机构。其最高军政长官为都护。西汉宣帝地节二年 (公元前68年)， 遣侍朗郑吉屯田渠犁， 与匈奴争车师，使护鄯善以西“南道”诸国。至神爵二年 (公元前60年)， 匈奴日逐王降汉，使郑吉发兵迎之，“北道”亦通， 于是以郑吉为骑都尉，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因总领南北两道， 故号都护。都护之置始于此。

　　西汉时都护治乌垒城 (今新疆轮台东北)。都护开幕府。属官有副校尉， 秩比二千石（相当于郡太守、今地市级）; 丞1人; 司马、侯、千人各2人。都护的职责是统领大宛 (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 及其以东城郭诸国兼督察乌孙(伊犁河流域)、康居(今锡尔河中游地带)等行国。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得发兵征讨。

　　新莽末年西域乱，遂罢都护。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 (公元45年)， 西域18国请求复置都护， 光武帝因忙于加强内部统治而拒绝。

　　和帝永元三年 (公元91年)， 将兵长史班超平定西域， 遂以班超为都护， 驻龟兹境内它乾城 (今新疆库车附近)。

　　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西域乱，征禧还，自此不复置都护。至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复平西域，遂以长史行都护之职。（长史相当于今天的副县级干部）

（2）悬泉置烽燧

　　张骞回国以后，汉朝逐渐向西北扩张。在公元前二世纪末就已经控制了河西走廊和敦煌。中国军队每征服一个新的地区,就修建烽燧上这些烽燧之间有固定的距离。烽燧之外，汉朝军队还在新征服地区建立军营。在居延（内蒙古额济纳旗、甘肃省金塔县东北90公里）和疏勒（甘肃省酒泉和敦煌附近）出土了很多竹简，其中有军队向当地人购买衣物和谷物的记载。

　　出土了最大量丝路早期文献的悬泉置，就是这样一个军营。悬泉置坐落在敦煌以东64公里。50米见方的夯土墙环绕着整个遗址。遗址南边有个马厩。为公务而来的官员可以在军营换马军营同时还有邮政的功能。

　　遗址的北部和西部是垃圾堆，西边的垃圾坑最深处可达12米。从这里出土了260件文物，其中包括钱币、农具、武器、铁制的牛车零件、梳子、筷子等日常用具，以及谷物、大蒜、核桃、杏仁、动物骨骼等食物残迹。

　　悬泉还出土了35000多件废弃的文书，23000多件有汉字的木简，12000多件裁好大小尚未写字的竹简。大约2000根简有纪年，在公元前111年到公元07年之间，这正是军营有人驻扎的时期。（第17页）

（3）悬泉汉简错置年份

　　今日出土的西北汉简中有多种西北简牍都出现了纪年超长的情况，其中最明显的当属敦煌的悬泉汉简，包括27枚汉简，时间跨度从汉宣帝到汉哀帝，不同程度上出现了纪年超时长现象。甚至在王莽已经篡汉两三年后，西汉都护府下辖边塞仍旧在使用西汉哀帝的纪年法。

3.如果说西域都护府是用来保护丝绸之路的，那么汉代有西域都护府，唐代有安西都护府，魏晋南北朝时期没有关于都护府的记载，丝绸之路就中断了吗？

核心观点：

　　据本书核心观点考证，丝绸之路的兴盛与否与中原正确具有统一王朝无关，丝绸之路从来没中断过，且公元3-4世纪，是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间，而这个时间段中的中国却在东晋十六国的纷争之中。

实例1：三世纪的过所

　　根据汉朝法律，每次途经关卡时都要向当地官吏提交“过所＂，即旅行许可证。官吏会检验过所与其持有人是否相符。在尼雅发现过一些三世纪的过所，上面写着持有人的身份（是否为自由人）及其体貌特征：并说明目的地。其中一件描述了一位三十岁的人：“中人黑色大目有髭须。”过所中还列出行程，必须按照既定路线走。有两件木简讲到如果有人没有过所官吏该怎么处理，但没有说这种问题出现之后实际上是怎么处理的。边境官吏是颁发新过所还是惩罚这些行商？无论如何，尼雅的汉朝官吏明显知道有关过所的各项规定。

实例2：克孜尔石窟

　　世界闻名的克孜石窟在库车以西67公里，开凿工作在著名高僧鸠摩罗什在世时便已开始，该石窟是新疆最吸引人的旅游景点之一。而库车就是闻名遐迩的龟兹。

　　克孜尔的很多洞窟都有相同的结构洞窟中心有一根柱子，信徒进洞来可以绕行一周。佛陀去世后，在北印度建起了佛塔以供奉佛骨，从那时起信徒们就以右绕佛塔的方式来表达虔信。在西域，人们也绕塔佛，与尼雅和米兰的佛塔不同，洞窟里的中心柱中并无佛祖遗骨，柱骰有放有佛像的佛龛，佛像现在大多已经遗失建于公元4年左右的克孜尔38号窟是开凿最早也可能是最璀璨夺目的一个洞窟。

　　今天就算再不细心的游人也能注意到克孜尔石窟的窟壁上有很多壁画被挖走了。世界上所有重要的东亚艺术收藏机构都有来自克孜尔的壁画，画上所用的青金石蓝和孔雀石绿还鲜艳如新。绝大多数壁画都是1904年“一战”爆发前被挖走的，其中柏林的藏品格外丰富。

实例3：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群

　　1908年，斯坦因在吐鲁番发现了阿斯坦纳墓群，直到1959年，大陆的新疆考古学家开始正式挖掘阿斯塔那墓地。

　　1959年以来，考古学家在阿斯塔纳和喀喇和卓共发掘墓葬465座．其中205座有文书出土。截至目前，发现了大概200件文书，其中有超过00件的契约。这些文书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可以一窥公元277-768年之间丝路上普通人的生活。这两个年份分别为最早和最晚的汉文文书的年代。

　　吐鲁番出土的其他钱币和文书明白无误地一致表明，伊朗世界，特别是撒马尔罕附近的东伊朗世界：而非罗马，才是高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此和年唐朝征服这里之后也是早在公元300年，高昌人就开始使用伊朗西部萨珊王朝打造的银币。萨珊银币以其85％到90％的高纯度著称，且有着鲜明的特点。每枚币的正面都是在位国王的侧面像。每位国王都有独特的王冠，可以以银此来分辨不同的国王。此外还刻有中古伊朗文的王名。银币反面的图案是有两名护卫的火坛，表现萨珊王朝的国教祆教。中国境内发现的最古老的萨珊钱币年代为四世纪，发现于高昌故城的窖藏中。由于流通不广，很多这些早期钱币都没什么磨损。吐鲁番出土的四世纪文书中记载当地用绢帛付账，与钱币流通不广的印象相符。

下半部分 丝绸之路经济带

1. 并非呈唯二或唯三路线分布的贸易点：

固有认知：

　　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有两条，即南道与北道，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有三条即北道、中道与南道，但实际情况是贸易点长期存在，并未随着时代而转移，西汉时期也有走所谓隋唐北道的路线，而且前文论证的当中原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时，这些贸易点仍然在生龙活虎的络绎不绝。

　　两汉丝绸之路，据《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和托勒密《地理学》的记载，其走向自东而西，惯常分为“南道”与“北道”，大体如下：

　　南道：从洛阳或长安出发，出河西走廊，经敦煌、玉门、阳关，分两道西去。南道沿罗布泊南，经鄯善(楼兰)、且末、精绝(今民丰)、扞弥(今策勒县境)、于阗(今和田)至莎车。北道经伊吾(今哈密)、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境)、危须(今库尔勒)、尉犁、焉耆、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温宿 (今乌什)、达疏勒(今喀什)。南道至莎车后再西行，越葱岭，过蒲犁(今塔什库尔干)、无雷，经“石塔”(大夏东界上)、大夏、木鹿，安息古都海克桐皮罗斯、米底爱克巴塔那到底格里斯河沿岸的塞琉西亚和泰西丰。自此过美索不达米亚，有多条道路通向叙利亚安条克、帕尔米拉等地。从这些地方再西可去罗马。

　　北道：自疏勒越特列克达旺山谷入大宛，过康居至里海顿河一带的奄蔡，再西可通达罗马。北道越葱岭至大宛后，还可过马拉坎达(今撒马尔罕)，至木鹿与南道汇合西去。

　　隋唐时期，“丝路”略有变化，分为三道。

　　北道：“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至拂林国，达于西海。”(《隋书·裴矩传》)即由新疆哈密经天山北麓，至中亚细亚，再经里海北岸通达欧洲。

　　中道、南道则大体上相当于汉代的北道、南道。汉唐是“丝绸之路”

　　宋元时期。中西海道发达，逐渐取代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但“丝路”贸易并未停止。明初西班牙使臣克拉维局一次就见到八百匹骆驼，载运货物由中国来到撒马尔罕，可见其时陆路贸易还保持一定规模。

实际状况：

　　丝绸之上的贸易点成片存在，并没有以时代为转移，只有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不存在相互为继的关系。

（1） 撒马尔罕

　　撒马尔罕是粟特人聚居的贸易之都，粟特商人在唐代丝绸之路上有着非常耀眼的地位，玄奘就是沿着所谓的隋唐丝绸之路的北道穿越西域，最终到达撒马尔罕，继而前往印度，后来因为《大唐西域记》，撒马尔罕为当时的中原民众所熟知，但实际情况是撒马尔罕的贸易在汉魏时期，就很繁盛。

　　在考古记录中粟特人的最初痕迹来自撒马尔罕最古老的定雕代为公元前七世纪。在亚历山大征服几个世纪以后，亚历山大的传记作者记载了马兰坎达（撒马尔罕的希腊语名字）居民激烈的抵抗他们还是屈服于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死后，不同的王朝掌握了权力。在很长时间里，一个以今塔什干为中心的联盟控制了撒马尔罕。

　　直到最近学者们一致认为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附近找到的粟特古信札是现存最古老的粟特语材料。

　　斯坦因在一座烽燧。当他傍晚回来的时候，工人为他展示他们发现的东西：一些染色的丝线、一个木盒子、公元一世纪的汉语文书、一件公元400年以前写有法卢文的丝织品，以及“一卷又一卷精心折起来的纸，上有明显是西方的文字”。3这文字很像阿拉米文：斯坦因记得他之前在楼兰发现过类似似的东西。直到后来这种文字才被确认为粟特文。

　　粟特古信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几乎是仅有的商人所写的丝路文书。其他文书都出自监管贸易并且抽税的官员之手。粟特古信札中描画了一群在异乡安宁地生活的粟特人，他们当中有商人、农民，甚至仆人他们在中国改朝换代的混乱时期依然从事商业和长途贸易。

（2） 楼兰

固有认知：

　　今天我们看上去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只有一个楼兰古城了，但实际上草原上的绿洲每200年出现一个，每200年消失一个，楼兰原来的面积有大不列颠岛那么大，在3-4世纪尤为繁荣，如果楼兰只是一个城市，那么它为什么会那么大？

实际状况：

　　斯坦因在1921年出版《西域考古图记》中把尼雅遗址比定为古代精绝国。斯坦因把尼雅比定为精绝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斯坦因还认为楼兰遗址是鄯善国都，这一观点尚存争议,汉语“楼兰”是伕卢文词的音译，该词既指楼“国也指其都城。

　　《汉书》记载从公元前77年起，楼兰被占领超过五个世纪，但从考古上却看不出如此长时间的被占领。最能直接证明汉朝占领的证据是新铸钱币·大概出自楼兰外的汉军戍堡。斯坦因发现了21枚圆形方铜币，平均分布于—个1米长、1米宽的区域内。这些新铸钱币是五铢钱（铢是重量单位，五铢指钱币重五铢）年代为公元前86年到公元前1年。

　　很多人认为，尼雅、营盘和楼兰出土的实物材料年代为公元二到四世纪，但具体时间则无法确定。与之相对，楼兰出土的文字材料则明确得多。汉文和伕卢文文书都显示，三世纪末四世纪初楼兰驻有中国军队。楼兰出土的汉文文书绝大多数都在263到272年之间。余下的几件则来自330年。此时鄯善国统治了尼雅和楼兰，东汉之后中国北方的几个朝代，主要是曹魏（220—266年）和西晋（266—36年）则在楼兰驻军楼兰出土了大概50件伕卢文文书，但是有700件以上汉文文书，包括只写几个字（一般不超过十个）的汉简和小纸片。一般民间交易都用纸做记录，戍堡的官吏则用木简。这表明民间比官方更早使用纸张与汉朝一样，楼兰戍堡属于中国的军事殖民系统，即屯田。戍守的士兵除了要准备打仗以外，还要种地来养活自己。中国士兵用牛、马等牲口犁田种地，作物包括小麦、大麦和小米。种地的不只有中国人，中国军队也招募当地人。屯田的士兵同时还带来了农业技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灌溉技术。

　　关于楼兰最后的情况只有著名求法僧法显留下的材料。

　　公元401年法显路过楼兰有如下记载：

　　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毡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

　　我们无法确定他到底到了哪个城市。由于以楼兰为都的政权被另外一个本地政权所取代，楼兰城在公元376年被废弃。中国正史中提到过五世纪前半叶的鄯善国。此时，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正在逐步征服中国北方的各个小政权。公元4“年一鄯善王臣服于北魏。二十年之后一漠北：的中亚部落联盟柔然占领鄯善公元五世纪的西域动荡不断，穿越塔克拉玛干的交通停滞了。公元5＂年之后中国史书不再把鄯善作为目的地提及，大多数人改走塔克拉玛干北道。

（3） 龟兹

　　龟兹由于地处通往中亚草原的咽喉要道，公元前三世纪来，汉武帝派李广利进攻今乌兹别克斯围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汉朝大军便途经龟兹。和楼兰王一样．龟兹王尽可能与汉、匈奴同时交好。

　　中亚国家间的不停征伐意味着汉朝只能时断时续地控制此地，公元9年，汉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他成功地又一次控制了并西域复乱，汉朝又一次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从这时起，白氏家族开在龟兹掌权，他们有时独立、有时依附于周边的强权，其势力延续了几个世纪到鸠摩罗什降生的四世纪，龟兹已经是著名的佛学中心，译师中有几位姓常，大多来自龟兹的王族。有纪年的最古老的龟兹佛教材料年代为公元三世纪，当时流行说一切有部，这是小乘佛教的一部。龟兹人通过印度传法僧来了解佛教。印度的影响在三世纪和四世纪最大。大约于一个世纪之后成书的《北史》记载 ，耕地者以粮食纳税其他人则纳银币、还列出了龟兹的特产：细毡、烧铜、铁、铅、哪皮（用来制靴）氍毹、铙沙（冶炼以及染布时用的重要物质）盐绿、雌黄，胡粉（化妆用）安息香、良马、犁牛等，629年玄奘经过这里时说这里的人使用金币、银币以及小铜币。

　　龟兹有贸易，如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出土的唐朝军营汉语文书所示，唐朝军队对马的需求是贸易的重要部分，即便在军事冲突不断的世纪未，当地统治者还在铸钱，这表明贸易和军队驻扎有着非常紧密联系库车出土的材料尽管不全面，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却与想象中那种带有传奇色彩的丝路贸易不同。这些文书中没有民间商人进行的长途贸易，却表明中国军队对丝路贸易有很大贡献。当中国军队在西域驻扎时·钱币、粮食、布匹三种形式的货币就会流入该地区。中国军队撤走之后，由当地旅行者和小贩维持的小额贸易便重新开始。

（4）于阗

　　于阗就是和田，是今新疆新南最大的居民点。

实际状况：

　　于阗兴盛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唐代统治之前的三四世纪，其佛教艺术达到顶峰，一方面是唐代灭亡后的五代时期（公元9世纪），于阗的贸易文化依旧坚挺、并没有因为唐代的灭亡，河西走廊沦入瓜州沙陀人割据势力、乃至是党项羌的势力范围而衰亡。

（5）高昌（吐鲁番）

固有认知：

　　吐鲁番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640年唐朝征服之前，唐朝统治时：期(60755年）以及803年回鹘汗国在此建立统治之后。在唐朝统治时期之前和之后，此地的经济大体上自给自足。记载中在陆路往来的大多数是使节或者难民。丝路贸易的高峰与唐朝驻军的时期相吻合，因为正是唐朝的驻军给丝路贸易带来了繁荣。唐朝政府向当地经济注入了海量的钱币和丝绢，导致贫农借债也要付高额利息。但是当755年唐朝军队撤走以后，当地经济就回到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模式。之后的几章也会讲到，其他绿洲（特别是敦煌）中也保存了大量关于唐朝政府支出规律的信息，其整体的规律性非常明显。丝路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唐朝政府支出的副产品，并非如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是民间商人长途贸易的结果。（114页）

实际状况：

　　吐鲁番在历史上一直是—座多民族的城市。来自中国和国和撒马尔罕周边粟特地区的移民构成了最大的聚落。公元220年东汉灭亡之后大量汉人迁入西北：高昌（今吐鲁番）和龟兹今库车）是塔克拉玛干北道最大的两个绿洲。高昌人在公元273年时就已经用汉字了。这是该绿洲出土的最古老文书的年代。吐鲁番出土的材料格外重要，因为当地人把有字的纸重复利用，做成鞋，腰带、帽子和衣服用来陪葬。如此这般偶然保存下来的未经剪裁的记载使我们得以一窥巅峰时期丝绸之路上人们的生活。

　　早在公元300年，高昌人就开始使用伊朗西部萨珊王朝打造的银币。萨珊银币以其85％到90％的高纯度著称，且有着鲜明的特点。每枚银币的正面都是在位国王的侧面像。每位国王都有独特的王冠，可以以此来分辨不同的国王。此外还刻有中古伊朗文的王名。银币反面的图案是有两名护卫的火坛，表现萨珊王朝的国教祆教（见见彩图4B）中国境内发现的最古老的萨珊钱币年代为四世纪，发现于高昌故城的窖藏中。由于流通不广，很多这些早期钱币都没什么磨损。吐鲁番出土的四世纪文书中记载当地用绢帛付账，与钱币流通不广的印象象相符。

　　公元500年之后，丝路南道逐渐被弃用。很多旅行者选择经高昌走丝路北道，玄奘（约596—664年）就是其中之一。629年，玄奘决定去印度研读佛经的梵语原文，因为这些佛经的中文译本根本读不通。但他选择的出行时机实在差得不能再差了，当时唐朝刚建立，明令禁止出境。

　　高昌麴氏家族于502年开始掌权，完全接受了汉人文化。和很多汉人统治者一样，他们也扶持佛教。他们模仿中原的官僚体系，以汉语为行政语言但他们也将其翻译为本地语言，可能是龟兹语或粟特语。640年唐朝军队灭掉高昌国之后，这里变得更加汉化了。曾经款待过玄奘的麴文泰（623—640在位）是第十任也最后一任高昌王。他在唐朝进攻时忧惧而亡，其子投降。唐朝在这里设西州，建立了直接统治，交河成为西州治所。唐朝还在此处设安西都护府总管西域事物。

（6）敦煌

　　众所周知，敦煌石窟最兴盛的是北朝隋唐时期，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唐代灭亡后，敦煌的贸易历史。

　　曹议金是敦煌归义军统治中期的一位统治者，于公元914年上台。之后这里划归西夏与元朝统治。二十世纪早期的谢尔·阿里·汗商队携带的绝大多数是本地生产的商品，只有刚刚在克什米尔和叶尔羌上市的英国布匹是例外。他的商队路线很长，不过斯坦因和赫定遇到的大多数商人做的都是短线贸易。敦煌文献显示，一千年前的商队基本也是这样。九、十世纪的敦煌经济中，本地制造的商品小量流通，长途旅行很有限，外国商品很稀少。贸易对于当地人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继续在自给自足经济中生活。国家派遣的使团在货物流通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使者，包括僧人，肯定往来于路上。这一丝路贸易的图景与其他遗址出土的材料所显示的相互吻合。我们并不需要试图解释为什么敦煌文献中没有提到与罗马或其他遥远地点的长途贸易而应该认识到，敦煌文献中呈现出的丝路贸易图景详细而精确。

结论：

　　所谓两汉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以及隋唐时期的北、中、南三道，大致为两汉隋唐时期著名旅行家如张骞、班超、甘英、玄奘所选择的路线，以及两汉、隋唐在西域中亚一带战争的行军路线，这些路线是见诸于史书记载的，但并不代表就历史真相而言，就只存在这些路线。另外，这些被史书记述下来的路线是否真的是主要路线，就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层面而言，并不尽然，我们完全可以从以上材料中看到这些贸易点，每一处与每一处都存在着紧密相连，那么就此可以看出西域地区的“丝绸之路”并非呈现固定路线的传播，而是一整个集群化的经济贸易带。

　　在撒马尔罕有着丰国考古学家葛乐耐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整个粟特艺术中富有商队、一条船，只有阿弗拉西阿卜壁画上中国皇后的游船是个例外，片治肯特发掘出的130座房屋中发现了很多壁画，无—有贸易场景。类似穆格山文书中，除了纸张和丝绸，只有本地生产的物品。而产这两项物品的技术恰恰在这个时间点正从中国向西传进中亚。

　　目前掌握的证据表明丝路商业大体上是本地贸易，由小贩在短距离内进行。造纸或制丝一类的技术，以及祆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都随着移民传播他们带着家乡的技术和宗教信仰在新的地方安家落户。（177页）

3.丝绸之路上只卖丝绸吗？

　　答：丝绸只是很少的部分，丝绸之路的贸易不仅局限于丝绸，而且还存在着玻璃、貂皮、丝绸、金银、纸张的贸易。

实例1：“狗尾续貂”的成语

　　语出《晋书·赵王伦传》：

　　另外同时期史料标明：

　　为何貂皮不够了需要狗尾续，因为中原并不产貂皮、而西伯利亚、蒙古两地均为丝绸之路贸易带辐射的范围，而当时的东北与朝鲜为乌桓、鲜卑人所控制，此处均为边境贸易所及。可见貂皮贸易是丝绸之路贸易中的重要物品。

实例2：吐鲁番文书

　　吐鲁番文书，指新疆吐鲁番所出土之古代文书。收藏在新疆博物馆等单位。此文书即历代被高昌居民埋藏在地下的文物一部分。 出土地点主要为阿斯塔那以北、哈拉和卓以东这两个墓区，高昌古城内也有少量发现。其中除一些以文书形式直接随葬(如衣物疏、地券、功德录、告身及一些契约等)较为完整外，大多是当作废纸被用来制成死者的服饰(如鞋靴、冠带、枕衾等)，或是一些俑的构件，乃至葬具(纸棺)，故多已残缺。

　　主要为汉文，也有回鹘文、粟特文等。文书撰写地包括吐鲁番、敦煌、庭州、伊州、洛州、长安等。解放前大量被掠至国外。解放后出土近3000件。内容涉及晋至唐历代政治、经济、 文化、宗教生活等各方面，很多可补文献记载之不足，史料价值极高。不仅是我国古代文物之珍品，也是研究高昌地区乃至西域诸族历史的重要资料。这批文书出土后，绝大部分已由新疆博物馆工作人员作了初步清理、折揭和修复。自1975年末，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组织各方人力，组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在原有基 础上，将全部文书核对、缀合、标点、定名。并陆续出版了8册汉文文书。

　　我们之所以能知道唐朝西州官员记载了未授田是因为西州人废纸给死者做衣服，鞋帽和腰带的葬仪，似乎其他地方的唐朝人纸给死者做冥衣。此外，为了减少文书所占空间，唐朝规定所有文书只保留三年。有时也用民间材料做冥衣，包括信件、契约、诗药方、学校作业等。吐鲁番文书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冥衣的内容包罗万象。吐鲁番的干燥气候有助于保存纸张织物等。

　　遗址中出土文书的待遇则要好得多，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唐长孺教授高瞻远瞩。在他的领导下，政府组织了一群学者在北京会面，分析遗址中的文书，有时一件文书被分成几块，分别用在不同的衣物上。学者把这些部分摘下来，拼出文书的本来面目。所有修复的文书都发表了，每件都有清楚的照片及录文。1959年以来，考古学家在阿斯塔纳和喀喇和卓共发掘墓葬465座，其中205座有文书出土。尸截至目前，发现了大概Zm件文书，其中有超过3的件的契约。这些文书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可以一窥273到768年之间丝路上普通人的生活。

　　吐鲁番文书的发现，是吐鲁番地区到了唐代时，其丧葬习俗仍旧是用纸来包死尸入藏，即在中国最早的历史中纸并不是用来书写的，而是用来丧葬的，而吐鲁番文书本来是唐代人卖废纸，把长安城里面的各种废纸卖到吐鲁番去废物利用，最后吐鲁番的尸体风化了，而吐鲁番文书都留下来了，吐鲁番文书写的不是吐鲁番的历史事情，而是长安城的故事。（参考本书第5章）

4.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吗？

实际状况：

　　西安乃十朝古都。自公元7世纪-9世纪，法显等高僧去印度求法，均从海陆至广州沿驰道回到长安，而之后唐代末期的黄巢之乱，也曾沿着这一路线到广州屠杀阿拉伯商团后，一路向北攻破长安城。之后宋元海上贸易兴盛，贸易总额大多最终汇聚到长安-洛阳-开封一带。陕西省博物馆的何家村窖藏特展可以反映出唐代长安贸易的发达状况。

5.结论：

　　丝绸之路上的经贸点虽然有兴替，但是都为同时存在的，有的兴盛于前期，有的兴盛于后期，有的前后均有，而长安为一切西来文化贸易的终点。可见丝绸之路所辖范围是一篇非常广大的贸易地带，并不存在所谓的丝绸之路的起点说，只有最后的汇集点——长安。

　　《丝绸之路新史》读后感(三)：封面展开是一副地图

　　悟空是取经路上碰到的，八戒是取经路上碰到的，沙和尚是取经路上碰到的，白龙马也是，所以要碰到可与你一路同行的人，你须先上路！《丝绸之路新史》讲的就是唐僧取经路上的故事，作者是耶鲁大学历史教授，著名汉学家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在整理唐僧路上的考古材料，文化典籍，历史名人轶事的“路上”作者也结识了自己的团队，在序中，作者感谢了20多位各国的考古、历史、文化、汉学家们，这些的汗水、智慧、努力汇聚成了这本书。我很少给书打五星，给这本书五星，是因为它真的值得。

　　其他人看这本书，都被出土的几千年前的馄饨、饺子给吸引了，我觉得那都没什么，那个几千年钱春舞者带的绢布头花其实不错，估计让明星们带着去走个红毯还能重新风靡一下世界。让我拿到书就想读下去的，是封面展开背面的一副地图，超级喜欢这个设计和这副地图，地图画了整个丝绸之路，标注了古代遗址和地名。

　　特别让我有好感的是年表，我一直对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地理半懂不懂，这个年表设计的太强了，横向是地理坐标，纵向是时间，一目了然，超级好，这是继朝代歌以后，我遇到的又一历史记忆“神表”。

　　虽然讲的地理和历史，很涨知识，但《丝绸之路新史》一点都不枯燥，以故事的形式写的，而且有点“野史”的意思，不是通俗的那种丝绸之路的通史，通过大量惊人的考古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这条商路的惯常理解。书里有这样一个关于感情和智慧的故事“王子有智讲的故事是这样的：一名工匠制作了一个机械玩偶，并把玩偶放在了一个年轻的画师的房间里一夜。年轻的画师爱上了玩偶，可当他伸手去摸的时候，玩偶碎了。画师因此用墙上的一条绳子上吊自杀了，当工匠发现画师自杀时，他便招呼邻居和官员过来。等人到了，他准备把挂着尸体的绳子剪断。就在这时，画师从墙后走了出来，对工匠说“画师不是画，画不是画师。”画师以假乱真的自画像是他对机械玩偶的回应，毕竟玩偶没有智慧。”这个故事，或许能给那些执着的人，一些启示。研究的方向也不是那种老介绍运了多少货，挣了多少钱的研究，重点是传播的思想、技术和艺术图案具有更大的意义。还重点写了玄奘的事，是慧立记载的玄奘西行的事，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正经的从人种，国家，文化的角度写玄奘取经的事，还给配了地图。

　　很多观点第一次看，却觉得分析的很有道理，比如比起丝绸，纸的传播更有意义，因为文字的传播意味着文化的传播。用考古材料，考古的实物，再现了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和生活。 谈到丝绸之路，不可少的就是佛教的故事，书里写了很多丝绸之路沿途被时刻、佛寺记录的佛本生的故事，有幸福的可以细细的看。

　　配图也很给力，比如安伽墓里的袄教的图片，还有敦煌藏经洞的希伯来文祷文，新疆首位穆斯林统治者的墓，还有粟特头人的汉式墓葬，这些都是第一次看，很有意思。

　　我喜欢注释多的书，这本书的注释很多，而且都很让人涨知识。可以看出作者和译者都很认真。 每段都有五六个注释，这些注释都是精心编排过的，有很多书、文献、考古日期的索引。对于做文献工作的人可以作为参考资料。

　　看到有评论说这本书是为了响应“一带一路”写的什么的，这个太搞笑了，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 先生多年之前在美国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没想到能赶上吧！

　　《丝绸之路新史》读后感(四)：说到底还是文化

　　记不清有多少次往返于新疆各地与北京之间了，只是每次到乌鲁木齐机场都有种回家的亲切感。为了养成“一次出差一本书”的习惯，就带着这本《丝绸之路新史》上路了。航班是北京飞往德黑兰的，经停乌鲁木齐。恰巧邻座的，是一位文雅的伊朗大叔。他看见我手中的这本《The Silk Road》，于是简单地聊了两句。

　　其实，这本书应该叫《丝绸之路新史之中亚陆路》，因为地理上从西安讲到撒马尔罕就结束了，还没走出中亚，重点全在讲新疆。新疆，是清朝开始的叫法，即“新的疆土”。汉朝称其为西域，即“西面的疆域”。没到过新疆的人会觉得这里缺水，其实这里是中国最大的芦苇产区。没到过新疆的人会以为这里最好吃的是羊肉，其实每次来最想念的还是这里的鱼。这些主观的臆断，与我们对于丝绸之路的刻板理解类似。而这正式作者试图告诉读者的。

　　没读过公安大学，不妨碍我们将《福尔摩斯》读得津津乐道；不是历史系或考古系的科班生，同样可以跟随作者的思路，一点点去考证有限的证据，得出新的结论。本书更像是一个历史研究的范本，让读者可以一窥其研究思路和原则。因此，在我看来，书中技术和方法层面的信息，其营养远大于本书的结论。如果只是关心结论，读最后7页即可。作者认为，丝绸之路，不是一条道路，而是如毛细血管般的道路网络；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货物，不是丝绸，而是包括纸张在内的区域性特产；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不是商业利益，而是政治力量驱使的来往使节与兵力驻扎；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贸易，而是文化的传播。也许，所谓的丝绸之路并不存在，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的，发生的只是文化的全球化。

　　飞机降落乌鲁木齐机场时，书才读了一半，而这段路玄奘走了好些年。尽管两千过去了，汉文化中心与伊朗文化圈之间，还是绕不开这个叫做新疆的地方，商人在这里卸下物品，使节则修整后继续上路。两千年过去了，这条路上的行人，还是很少径直往返于西安与大马士革之间，每一个城市都是商人的市场，每一个国家都有使节的足迹。

　　西部大开发也好，丝绸之路经济带也好，都需要依靠政府注入大量的流通性，进入沿途的城市和国家。而我们这些商人，与汉唐的商人，其实别无二致，都在追逐着这毛细血管里面的氧气。希望在这过程中，也能将纸和印刷术带到文明机体的每一个角落。

　　《丝绸之路新史》读后感(五)：丝绸之路，有何新论？

　　“丝绸之路”这个议题自李希霍芬在上上个世纪提出后，已有百多年历史，人们围绕这个主题，也作出了众多研究。同时，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条横跨欧亚的物质、人力交流路线古已有之，由来已久。

　　这些观点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并基本上塑造了“丝路”研究的主要领域。这为我们敷设了知识轨迹的同时，也为后来者的探索设置了一些阻碍：在这些已有的认识中，如何获得一些新的观点。耶鲁大学汉学家芮乐伟·韩森决定迎难而上，勇挑重担，在《丝绸之路新史》中开宗明义地将“新”字作为她这部新作的关键词。

　　在《新史》中，韩森旅行的顺序分别是楼兰、库车(龟兹)、吐鲁番(高昌)、撒马尔干、长安、敦煌以及于田(于阗)。不像以往力图呈现“路线”的研究，作者将重点放在了“点”上。尽管对这几个地点的安排顺序有些令人费解，并没有呈现某种连续性。但正如作者在序言里引用的一则案例所呈现的那样，韩森的确表明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的切入点：丝绸之路是否如李希霍芬所表示的那样，是一条古已有之的贸易之路？

　　这个序言中的个案非常有代表性地传递了全书的主题，在一片来自吐鲁番墓葬出土的冥衣中，发现了一张唐代胡商的状纸。状纸的主人向官府起诉其亡兄的中国合伙人，因为在其兄去世前曾向那位合伙人借出了275匹丝绢。而他的目的则是希望法庭能授权继承其兄的债权。非常明显的，本书非常有趣的重点在于，它没有像以往作品那样接受“丝路”这一既定的概念，然后大谈这条“丝路”上发生的种种文化交流痕迹，而是试图寻找“丝绸之路”名副其实的证据，即“丝绸”是如何在这条道路上运行的明确痕迹。她的证据包括“契约、诉讼、收据、货单、药方”，甚至“人口买卖合同”，不论这些证据是用汉语、梵语或是粟特语写成的。

　　对于关心结论的读者，我们可以先剧透一下，经过作者对上述七个“丝路”站点的考察，得出了令人感慨的结论。虽然“每一处丝路遗址中……贸易都存在，但规模有限。年代在三四世纪的尼亚佉卢文书有近千件，只有一件提到了‘商人’。”“本书中的很多材料证明丝路贸易常常限于当地且规模不大，……难以否认的是，并没有大量证据支持丝路上曾出现繁荣的大规模贸易。”而这些贸易中自然也包括“丝绸”。

　　《丝绸之路新史》一方面证实了欧亚大陆古代人口、物质流动“路线”的存在，这其中包括宗教、技术、农作物，甚至以“玉石”为代表的奢侈品。但另一方面，也提到并没出现围绕“丝绸”展开的大规模贸易活动。这部《新史》恰以非常反讽的方式，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然而，作者又非常有意思地提供了另外一个有趣之处。韩森发现，“罗马人从未用金币直接购买中国丝绸”，因为中国能找到的罗马金币都相对较晚。同样，在西方也很少能找到中国的铜钱。她还注意到在汉朝和唐朝，“丝绸便有了另一种重要的功能，很多西北地区的军饷是丝绸。”也就是说，丝绸的确存在于丝路沿线的众多地区。她一面承认了“丝绸”在欧亚大陆腹地从东向西的广泛存在，另一面指出其中又没有值得注意的贸易记录，这的确有些无法自圆其说了。

　　因此，当我们调用一些书中没有提及的知识，给她的丝路考察提供更大的背景时，才能解开两者的矛盾之处。事实上，在唐宋之间，在整个中国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兴起之前，便已有了著名的“绢马贸易”。唐代诗人白居易在《阴山道》一诗中曾经这样写道：“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直。”讲的就是回鹘和唐朝之间发生的丝绸换马交易。回到韩森在序言中引用的胡商状纸的案子，她也同样表明，“素绢，即未染色的平纹丝绸，在唐朝和铜钱一样用作货币。”这这段叙述中，我们发现，丝绸除了被人购买的服装原料外，又多了一层支付功能。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从韩森提供的所有素材中发现一些她所没有发掘的“新史”，围绕丝绸展开的大宗贸易的确没有被显而易见的文献记录。诚如她通过大量的文书资料发掘的那样，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西方人用许多金币来购买丝绸的贸易活动，中国境内自然也就没有留下能记录这些买卖的金币或者文献档案。因为，对于中国而言，“丝绸”本身并不仅仅是商品，而是货币本身。正是这样一种将“丝绸”视为购买对象的刻板观念，阻碍了她对丝绸之路的“新”发现。

　　站在中国的角度，丝绸其实就是货币(尽管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像“实物税”)，不但可以用来支付戍卒的薪水，还可以用来支付购买马匹等大宗商品的支出。借助这种新思路，我们重新省视韩森所描绘的“没有丝绸的丝绸之路”时就会发现，中国用丝绸购买回鹘、党项等草原部落提供的畜牧产品，而草原人群则沿着天山等大陆腹地的地理通道，将这些丝绸向西转换成从里海到地中海的服装原料。这很难被韩森所考察的绿洲贸易点所记录。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丝绸实现了从货币向商品的转变，开玩笑地说，西方人只是把中国古人的货币穿在了身上。而这样一种全新的观点，也解释了在“丝路”的东端常能发现罗马、拜占庭金币，而在西方很少出土中国铜钱的原因，因为丝绸本身就是丝路通行的货币，不过长期以来被我们视而不见罢了。

　　完成了“丝绸是用来支付，而非被人购买”的视角转换，终于可以为我们对丝路的认识提供了新的维度。丝绸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一种亮闪闪的昂贵服装原料，它在历史的很长时间里，还承担着重要的货币功能，而且正是以这种独特的形式在欧亚大陆中流动，为中国购买了马匹或其他西域的物质产品，而这种功能在长期以来可能都被我们忽视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或许就是，韩森教授本应揭开但未能揭示的“丝路新论”。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1月29日 版次：RB05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5-11/29/content_16336.htm#article

　　《丝绸之路新史》读后感(六)：译后记

　　译后记

　　说起来，本书的翻译起源于一封豆邮。原著刚一出版，韩森教授就寄了一本给我。我第一时间读完之后在豆瓣上晒了一下，紧接着就收到编辑张鹏的豆邮要我翻译此书。我当时没想太多就应了下来，没成想这翻译工作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很多。

　　除了要克服自己的拖延症（这个最难！）以及把中文说顺溜之外，还有两处特别的难点。第一点是将原著中译为英语的汉语文献复原，这是翻译任何涉及中国古代的外文著作都绕不过的。查阅原文复原出来自然不在话下，不过还原之后会失掉原作者翻译时对汉语原文的解读，需要读者自己解读古文。第二个难点是地名的翻译。同一个英文地名常常依时代不同对应好几个不同的中文名字，比如高昌－西州－吐鲁番或者龟兹－库车。在翻译过程中，我尽量依据时代选取译名，但有时并不能完全做到，比如一般不把撒马尔罕称作康国。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让读者知道文中讨论的地方在哪，而不是向读者炫耀我自己知道一个地方有多少个不同时代的译名。因此，我们还制作了一个简要的丝绸之路主要地名中英古今对照表，供读者参考。

　　本书的最大特色是涵盖范围广，时间空间跨度都非常大，光是参考文献中就有中英法德日俄六种语言之多，涉及到的死语言就更多了。要掌握这么大的跨度难度极大，作者不免有些疏漏。如读者所见，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对原著做了一些补充说明。由于专业的关系，我对非汉语文书的情况比较熟悉，反而对于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所知不多，因此在这方面更可能出错，请读者朋友们批评。

　　本书插图和彩图选择精当，要么是新发现或是稀见的图片，要么是常见但高画质的图片。此外，本书地图制作精良，特别是其中带有地形要素，对于把握整个丝绸之路的地理非常有帮助。以上两点值得读者朋友们关注。

　　在翻译过程中，陈丽娜、钱艾琳、严子晗三位朋友通读了部分译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豆瓣上有个翻译一星运动，即豆友们组团给差劲译本打一星。我虽然有不被打一星的自信，但非常希望各位读者能不吝赐教，提出宝贵意见。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编辑张鹏，没有他的眼光、耐心和细心就没有大家面前的这本书。

　　张湛

　　2015年2月24日

　　《丝绸之路新史》读后感(七)：重新认识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一个源于西方的现代发明。虽然那些与它有关的历史、传说、遗迹一直存在着，但直至1877年德国历史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之前，往来于这些亚洲腹地的沙漠绿洲商路上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词，当然更不可能使用它。这就像“亚洲”这一欧洲概念传入以前，中国人也不知道自己原来是生活在“亚洲”——梁启超直到1890年在上海的书店里看到《瀛环志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而中国位于亚洲东部。

　　明了这一点十分重要。在我看来，与“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相关的种种误解，大多都是由此伴生而来的。这些似是而非的“常识”包括：“丝绸之路”是一条笔直的商路；它由中国通往欧洲；丝路富有异域情调；其存在主要是为了经济和文化交流；丝绸是其间主要的贸易货物；存在某种象征开放、和平交流的“丝路精神”；如此等等。“丝”比“路”更容易引人误解，因为丝绸只是丝路货物中的一种而已，矿物、香料、金属、马具及皮革制品、玻璃和纸都很常见。用“丝绸之路”为它命名，推想起来本身就是因为“丝绸”是罗马帝国时代对东方最感兴趣的商品，虽然要论对文明交流的贡献，它远不及纸的传播。

　　由于讨论丝绸之路的许多著作都出自欧美学者手笔，而且在近代以来中国的语境中，东西方并举时的“西方”经常是指欧洲，因而当人们谈到丝路的对外交流中，其中的“西方”经常被置换为欧洲，仿佛丝绸之路是从洛阳/长安笔直通向罗马的高速公路，虽然在汉唐时代的中国人心目中，“西方”分明是指西域、波斯和印度，当时的人们如果知道“丝绸之路”，也不可能将其终点设定在欧洲或罗马。在真实历史中，罗马并非中国的直接贸易伙伴，其中真正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中亚粟特、波斯商人，几乎找不到什么证据表明当时的罗马帝国参与了丝绸之路贸易——当然，这也取决于人们如何界定“丝绸之路”。不过这是一种有用的虚构，在当下几乎所有关于“新丝绸之路”的报道和讨论中，“东西方交流”的“西方”一词，都确定无疑指的是欧洲，尤其是西欧。

　　因此，在“丝绸之路”的概念之上，投射着许多后人，尤其是现代西方人的观念。“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与欧洲的一条直线”的潜在设想影响深远，但李希霍芬提出这一设想不是偶然的。在他所生活的19世纪中后期，美国、加拿大先后完成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通道，美国铁路大亨爱德华•哈里曼甚至设想了一条环绕世界的铁路，各欧洲帝国也都在设想贯通非洲或亚洲大陆的铁路线（无论英国规划的开普敦至开罗线，还是德国设想的3B铁路），以强化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李希霍芬当时在华调查多年，目的之一就是设计一条从山东出发，一路穿越亚洲内陆并最终通向德国本土的铁路线。这就不奇怪，在他标列出来的地图上，中国和罗马时代欧洲之间的道路被描绘成一条笔直的大道，“在很多方面，他的丝绸之路都像是一条横贯欧洲的铁路线”（本书p.8）。

　　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当然不是一部观念史，不过她在系统整理前人研究并结合新出土文献的基础上，对许多这类早先的理念提出了挑战。首先，“丝绸之路”不是一条高速公路，而是一个道路网络，一个体系，或不如这么说：它应该是复数的Silk roads，而非单数的Silk road（不过韩森原著书名中对“丝绸之路”仍使用单数）。可以说，任何这一类“某某之路”都是网络。现有研究表明，即便是中国长城、罗马边墙（lime）之类看起来是防御职能的边界“线”，其实也是由堡垒、营地、后勤支援和道路网构成的纵深防御体系和复杂网络，那就更不用说开放流通的商路网络了，那会包含着无数节点、干道和支流。

　　韩森真正具有挑战性的观点是：她虽然赞成丝路文化交流的国际化，但与流行的观念中那种西域胡人商队驱赶着驮运昂贵货物的骆驼、穿越沙漠远道跋涉而来的“标准丝路印象”不同，她坚持认为丝路经济活动主要并非长途贸易。她举出许多敦煌、吐鲁番文献，认为丝路上“实际的贸易额相当小”（p.3），那些绿洲聚落大多以农业而非商业维生，“贸易大多发生在当地，而且多以物易物而不是用货币交易”（p.4），而唐代时丝路经济也主要依赖中国中央政府投入布帛财物的强力刺激，并非源于活跃的国际物资交流，因此“丝路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唐朝政府支出的副产品，并非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民间商人长途贸易的结果”（p.141）。当然，在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唐军撤离西域，流入当地的钱币戛然而止，这种状况就更糟糕了，商业文书急剧减少，“没有提到任何传统观念中丝绸之路上该有的东西，没有带着大宗商品千里跋涉的商人”（p.103），有些地方甚至退回到以物易物的经济当中去，“九、十世纪的敦煌经济中，本地制造的商品小量流通，长途旅行很有限，外国商品很稀少。贸易对于当地人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继续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中生活”（p.250）。

　　在此，她否定了丝路作为国际贸易商道的重要性（“丝路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条商业道路”，见p.297），转而肯定它作为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方面的意义。这无疑是个颠覆性的观点，因为以往的“丝路形象”，主要便是奠基于长途贸易的经济活动之上的，而现在所说的“新丝绸之路”、“丝路精神”其实也特指那种经济货物的流通以及由此而来的开放性。在某种程度上，她所说的当然是对的，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本身是政治、外交和国家安全，而非重视贸易，汉唐中国对丝绸之路也不大可能从经济收益和对外开放的意义上去理解，而当地那些绿洲城镇毕竟也不是香港或新加坡，其经济活动不大可能那么依赖外贸。

　　但要论证这一观点也非常困难。韩森教授的证据，说到底是“没有证据”——也就是说，出土文书只能证明当地存在小规模经济活动，而没有证据表明存在远距离国际贸易。然而，证其有易，证其无难。我们很难设想，一个自给自足经济下的封闭农业社区，其文化交流却是国际化的。的确，关于远途奢侈品贸易的文书极为罕见，但在中国境内的那么多波斯、粟特人的墓地和文献记载却比比皆是，如果不是有着巨额利润的可能，又是什么驱动着这些逐利的商人长途跋涉呢？在中国传统文学文献中，“胡商”的形象通常都与珠宝有关，这恐非偶然，因为高利润高风险的长距离贸易大多以高价值的商品为主。

　　早在2004年时，韩森已提出这样的观点，因为她在检查高昌国正税之外一个单独税所留下的三十七笔税收记录时发现，“这些文书让我们最吃惊的是，居然没有一个商人购买丝绸织物！”但她随后自己给出解释：“因为丝绸是按长度而非重量出售的，所以不列于称价钱文书。”（见法国汉学第十辑《粟特人在中国》p.117，韩森《丝绸之路贸易对吐鲁番地方社会的影响》）实际上，这些文书记载常常也不包括丝路上最频繁的两项贸易：动物或奴隶买卖。即便我们假定这些商人都会像现代人一样忠实地过关申报，文书也不可能忠实地记下所有的过境贸易，因为它本身就只记载部分信息。韩森的基本假定是：如果存在长途奢侈品贸易，那它至少应该留下证据，但说实话，唐代中央政府每年投入西域90万匹绢帛（据《通典》），又留下多少实物或当地文书能证明这一文献记载呢？而长距离贸易也不是没有证据，现在对粟特文古信札的解读已证实：在这4世纪的信札中，寄信的商人叮嘱对方如果从中国到楼兰，一定要买丝织品或樟脑，然后“带回来给我”。

　　在前现代文化中，“经济”或“贸易”不是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下那种已分化的、自我规范的领域，因此人们长途跋涉往往并不是纯商业目的，但无论如何，有组织商队的存在、沿丝路沿线的移民聚落，这些本身意味着对人们而言，存在着刺激他们远距离流动的机会，而如果没有一个商贸网络的存在，他们也不会知道远方存在那些对奢侈品的需求。当然，丝路也经历了诸多变迁，在汉唐的和平年代，长途贸易可能更多（因为这本身要求安全的环境）；而韩森用以否定丝路国际贸易活跃度的文书，本身就有很多是出自那些长途贸易已经衰落的年代。安史之乱后，陆路通道长期经历战乱，到最后连长安也被毁弃，而海上的新航路又已开辟，以至于繁荣的长途贸易衰落了。但更重要的是，即便是一个对外贸易活跃的社区，它的经济活动必然仍有大量是本地性的。如果一千年后，人们根据出土的某些菜市场、商店的文献来推断当下上海的经济生活，说不定也以为这个城市没多少外贸活动。

　　美国艺术史家Bernard Berenson曾说，一些19世纪的评论家“打碎一块手表观察它的零件，企图听见它如何发出滴答响声”。这话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迷失在细节中”（lost in details）。韩森的论述无疑是实证主义的，她的怀疑也完全基于“证据”——但这就像“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这个经典的问题一样，有时一些看似关键证据的缺失未必就能动摇原先的假定，但这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从全书的写法来看，她一如既往地强调以最日常的文书为主，这和她在《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等书中展现出来的风格一致：注重日常生活以及最原始的材料所呈现的真实，并往往由此对传统的历史认识提出质疑和挑战。在《开放的帝国》中，她认为中国不是世人眼里“封闭、停滞”的帝国，并关注趋势性因素；但在《丝绸之路新史》中，她又认为丝路的经济生活并没有那么开放，对一些潜移默化中推动历史变化的趋势性因素又提出了怀疑。

　　“开放”和“封闭”也许本身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过分执其一端难免有些偏颇，会给自己带来不少难以解释的压力。丝绸之路本身是否像我们想像中的那样“开放”和国际化，当然值得讨论，在历史中也一直变迁不定，韩森的质疑无疑是有价值的。也许正因现代社会特别关注经济，人们的脑海里就存在着某种商品货物流动、流通网络的图景，才使得我们确信“国际化”、“多元化”和“开放”都是好事，说实话，“开放”、“流动”本身就是现代的隐喻，当我们将这些投射在丝绸之路上时，我们也许只是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影像。那就是真实的丝绸之路吗？还是一个我们按自己的期望设想出来的、位于历史长河中的乌托邦？那有赖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以及重新认识我们自己是如何认识丝绸之路的。

　　已刊2015-9-28《经济观察报》，有删节，此为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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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误：

　　致谢：p.4：安吉拉•盛（Angela Sheng）：盛余韵（Angela Sheng）

　　.40：巴克特利亚（阿姆河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地区，其首府是巴尔赫）；p.51：远在西方的大夏（Bactria）；他们生活在阿富汗的巴克特利亚地区，即今阿富汗北部马扎里沙里夫周边：按，“巴克特利亚”和“大夏”两个译法的确均可，但似宜统一；其中心是巴尔赫（巴里黑），该城在古代远比马扎里沙里夫著名

　　.43：[《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楼兰的别称）据长安6100里；p293“据喀什不到一个小时车程的阿图什”：两处“据”均当作“距”

　　.43：印文作“鄯善军印”：鄯善郡

　　.48：《太平御览》……卷820,3652-3653页，“白叠条”（棉花）：“白叠”是指布，卷820本身就属“布帛部”

　　.87：[后秦姚兴401将鸠摩罗什掳到长安]希望鸠摩罗什能够有自己的“法种”，便让他在寺院旁边建立家庭，跟几个小妾同住：按，《高僧传•鸠摩罗什传》原文是：“姚主常谓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后世，何可使法种无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尔以来，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供给丰盈。”故“几个小妾”应是“妓女十人”，离寺另住是在此之后，且那也多半不是“建立家庭”，“廨舍”显然不是平常住家。这应是原作者的理解问题

　　.135：在唐军平叛的过程中，回鹘军队于762年占领了洛阳。回鹘人的领袖在这里遇到了一位粟特摩尼师：按，回纥是788年更名为“回鹘”，此前应作“回纥”，如p.199均作“回纥”。“摩尼师”似当作“摩尼法师”

　　.153：安阳（漳德府）：应为“彰德府”

　　.192：今天还树立着的唐代建筑仅剩两座砖塔：大雁塔和小雁塔：竖立

　　.209：华轩绣縠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毂

　　.213：斯坦因在这里的发现为他赢得了英国的骑士头衔：按指其1912年被授予K.C.I.E（Knight Commander of Indian Empire），但这其实当译为“爵士”，虽然knight直译是“骑士”

　　《丝绸之路新史》读后感(八)：毒药首发丨还原历史的流动性

　　早先在鹿鸣书店听讲座，史学教授就同大家谈了一个问题：丝绸之路，是一条路吗？

　　这个乍听上去类似“白马非马”的问题，其实的确很有深究的必要，因为稍一细究，便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丝路并非一条路。

　　事实上，丝绸之路，更应当被认为是远大于一条路之外的存在。它是一个概念，一段时空，一种譬喻。从《丝绸之路新史》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接近这种更虚拟，其实也更实在的丝路光阴。

　　关于王道士，关于鸠摩罗什之类的传奇人物，我们在《道士塔》里读过，在《不负如来不负卿》里读过，但那些文学化的评传似乎戏剧感太强烈，总教人难以相信这些存在于丝路上的真实人物只有惊世骇俗的一面，而在《丝绸之路新史》里，抛却民族主义的面罩，丢掉清规戒律的羁绊，我们更多接近的，是当时生活于这段时空之中的人。

　　同样打破刻板印象的还有他们在丝路上的活动领域，在经济交往之外，丰富的文化交流、生活融合，都在文字、货币乃至语言上流露出来。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安土重迁的帽子之下，其实在历史上，我们和周边疆域的交流一直频繁，这种频繁甚至已经不仅是交流，而是融入，是互相同化。

　　有时候，在这些充满细节意味的史料面前，我们会失去价值判断的兴趣，就像是之前所说的，民族主义在丝路的考证中究竟是隐隐作痛，还是大可不必上纲上线呢。史家或许各有态度，但史料的客观留存又常教人无需过度政治化。文明相互碰撞的瞬间，说掠夺，说霸占，说强权，似乎都太不符合当时当地的情状，并且显得过于代古人言。

　　假使历史需要一些踏踏实实的还原感与趣味性，那《丝绸之路新史》就恰好提供了一个范本：将曾经生活于迷雾般神秘地带的先人印迹呈现给今天的人看，那时候的包容，合作与亲密，可能会教今日的我们汗颜。而在大刀阔斧的经济建设中，被遗落的文化沟通，可能是今人要向古人学习构造的“巴别塔”。

　　《丝绸之路新史》读后感(九)：一条沧桑古道的美丽幻想

　　对于大多数选择阅读本书的读者而言，兴许同笔者一样难免怀揣着这样的美好想象，即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车水马龙，大批来自欧洲、西亚、南亚、中亚以及中国内地各种肤色的商人，牵着长长的驼队，将丝绸、陶瓷、茶叶等中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域。

　　耶鲁大学历史教授、著名汉学家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着重研究了丝绸之路上的楼兰、龟兹、高昌、撒马尔罕、长安、敦煌、于阗共七座绿洲，在对大量惊人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进行科学梳理和细致分析后，努力还原了这条名声远播古道的沧桑历史。然而，当历史露出久违的真容后，人们对丝绸之路的那些美丽幻想或如肥皂泡般灰飞烟灭。

　　丝路并非一条普通意义上的“路”

　　芮乐伟在序言中便直言不讳地指出，“丝绸之路这个词甫一出现就被看作是一条商旅往来不断的笔直大道，但实际上从来就不是这样的”。在她看来，丝绸之路从来并非一条“路”，至少算不上我们现在印象中有着清晰足印或明显车履压痕的道路。

　　虽说丝绸之路早就有之，但“丝绸之路”这四个字的发明却要等到1877年。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是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1877年，在中国考察多年的李希霍芬推出了5卷鸿篇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正是在这套书的“第一卷中，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在地图上进行了标注”。自此，“丝绸之路”概念便被逐渐发扬光大。

　　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的描绘大体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将丝绸之路概括为中国与罗马之间的道路，二是将丝绸之路“描绘成一条笔直的大道”。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在1936年出版的《丝绸之路》一书中，将丝绸之路进一步明确为“从中国边境到欧洲的诸多道路”。两相对照不难发现，李希霍芬的定义过于简单和理想化，斯文的定义是在与中国同行对西域进行实地探察后得出的，理论上更接近真相。芮乐伟并不认为许多人真会沿着这条路直达罗马，中国最远最大的贸易伙伴可能只是今天伊朗地区的居民。

　　事实上，历史上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各色人群，无论他们是为了躲避战乱，还是仅仅为了谋生，抑或从事贸易活动，作为丝路上多种势力中的绝对小众，他们不得不尽力躲避各种干扰。再者，“丝路地区的地形复杂得令人吃惊，这些地方大多很艰险”。从力量上看，丝绸之路沿线曾是匈奴、汉唐、突厥、羌人、大月氏等多种势力曾经逐鹿之地。正因道路艰险和措手不及的刀光剑影，所以“旅人几乎总是需要向导引领，路上如果遇到障碍就会改变路线”。为了避开冬季南线祁连山绵延的雪山，穿越丝绸之路的人们不得不选择难于行走、效率低下的沙漠。这也就是说，丝绸之路只是一个极其大概的走向，从来没有固定，这才是熟悉当地地理和政治环境的向导之所以存在的重要条件。

　　虽然不乏文章和影视作品想当然地把丝绸之路描绘成从长安直达罗马的洲际大道，然而，除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初端，走出非洲大陆的人类祖先，在较长时间内可能沿着这条路线进入过东亚和印度次大陆外，自有史以来，对于相距上万公里的两地，凭借当时极其原始简陋的交通工具，要想跨越陆路的重重险阻，无异于徒手登天。况且从商业和政治角度看，也掂量不出太大的实用价值。事实上，已知的考古结果也表明，“罗马人从未用金币直接购买过中国丝绸”，而中国考古发掘的罗马金币，绝大多数只是仿制品。

　　商业并非丝绸之路的头号主角

　　丝绸之路到底是怎样的一条洲际道路？芮乐伟的研究结论可能让一些曾因丝绸之路而倍感自豪的读者顿时泄气不少。因为芮乐伟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一条存在大量丝绸运输的道路，甚至算不上以商业著称的道路。

　　“在本书所讨论的每一处丝路遗址中，包括尼雅、楼兰、龟兹、高昌、撒马尔汗、长安、敦煌、于阗，贸易都存在，但规模有限。年代在三四世纪的尼雅佉卢文书有近千件，只有一件提到了‘商人’”。“丝路贸易最详细的描述之一”、大约书写于313或314年的八封粟特古信札“提到了羊毛、亚麻、麝香、铅粉（化妆用）、胡椒、银等具体商品，可能还有丝绸。商品量都不大，从1.5公斤到40公斤不等，是适合商队进行的小额贸易”。

　　进一步解读考古资料可以得出，绝大部分贸易也仅仅是短距离小范围的转手贸易。考虑到沿线地理环境的恶劣，以及各种势力长期犬牙交错，通关手续繁杂，“且都被严密监视”，从事大规模远距离的商业活动的困难难以想象。即便张骞在大夏看到过中国邛山（今四川荥经西）的竹杖和蜀地的细布，但无论从商品数量还是历史记录上，均无法证明超长距离商品运输是丝绸之路上的主流。

　　著名学者葛剑雄亦曾撰文指出，“公元前二世纪，张骞通西域，开了这条路。但这如果仅仅是一条交通路线，在张骞通西域以前，早就存在了”。据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张骞发现了丝绸之路的存在，但那时并不叫丝绸之路，是李希霍芬定义了这条道路。

　　当然，作为中国重要历史文明象征的丝绸在西域确曾大规模出现，但并非体现在贸易价值，而是作为货币。据《通典》记载，730年到750年，唐朝政府每年向西域投入达90万匹丝帛，这比任何有记载的个人贸易的交易额都要大得多。丝绸之所以源源不断地运向西域，是因为唐朝囤兵边疆的需要。丝绸易于携带，受气候等环境影响不大，所以才会在唐朝囤边军队中用作货币。当唐兵用丝绸大量购置军需时，自然会大大提升丝绸流向西亚的概率。不过，这一盛景因为安史之乱而不提不夭折。

　　既然丝绸之路不以丝绸贸易为主，那么丝绸之路上到底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芮乐伟的研究表明，丝绸之路显然不同于茶马古道，难民才是这条路上的主力军。迫于战争或自然灾害，西亚、南亚、中亚各地难民均在此交集，苟且偷生。而像张骞那样肩负政治重任的使节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过客，再接下来才可能是那些靠贩运商品谋生的商人还有宗教朝圣者。单纯地突出丝绸等商品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这很显然有违史实。

　　丝绸之路是多种文明交汇的黄金通道

　　就丝绸之路，著名学者葛剑雄曾经指出，“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了贸易和利润开辟过这条路”。当然，这并非抹杀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只不过表明，限于众多难以克服的原因，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并没有上升到权力主导的更高层面。换言之，丝绸之路仅局限于民间的自发交流。

　　芮乐伟描绘了这样一幅丝绸之路图画：“难民、画师、工匠、传教士、劫匪和使节都走同一条路。他们有时做做生意，但这并不是他们在路上的主要目的”。商业贸易只是他们的“副业”，不过，恰恰是这些有着不同目的的过客，使得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更为丰富。

　　只要人口出现流动，就会有文明的交汇。作为连通中国和中西亚、印度次大陆乃至欧洲的重要陆地通道，“这条路不仅传播了货物，还传播了思想、技术、图案”。尽管这条道路无比凶险，行人数量极其有限，但是在有限的交流中，除了中国的丝绸，还有中国发明的纸张最终还是到达了欧洲，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重要基础。流向中国的商品则包括“矿物、香料、金属、马具及皮革制品、玻璃”、宝石等。在这种交流中，汉字彰显出强大的包容性，据考察，仅丝绸之路沿线“汉语吸收了35000个新词汇”。此外，来自各个地方的民间技术也会在这条道路上广为传播，而中国正是从这条路上引进了棉花及其种植技术。

　　繁荣的宗教是丝绸之路上无比璀璨的一页，这条路上曾经多种宗教并存。在这条路上曾出现过的宗教主要有萨满教、袄教、佛都、道教、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天主教等，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至今仍旧发挥重要作用的佛教和伊斯兰教。

　　既然丝绸之路并非以商品贸易著称，那么，自海洋贸易勃兴以来，运量大、成本低，受地理和气候环境影响更小的海洋贸易，必然进一步挤压丝绸之路并不突出的商贸空间。也是自海洋贸易兴盛那时起，许多原来不得不冒险踏上丝绸之路的行人，纷纷改道更安全更便捷的海路，使得原本就不多的丝绸之路行人更加稀少，最后只能由考古学者苦思冥想，拼结历史真相。

　　作为历史文明交汇要冲的丝绸之路，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更深的内涵。2013年，中国首次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宏伟蓝图，引起世人高度关注，一度披上神秘色彩的丝绸之路，再一次闯入公众视野。

　　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最大亮点在于，通过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突破丝绸之路历史上的交通瓶颈，为中国与中西亚乃至欧洲的商品贸易打通一条快捷的陆上通道。假以时日，当人们飞驰在这条便捷的洲际通道上时，过去人们对这条沧桑古道的美丽幻想，或许会因繁荣的商业贸易而逐渐变成现实。

　　《丝绸之路新史》读后感(十)：夜深时星星探出夜幕，人能仰望，就是幸福

　　书的278页，敦煌藏经洞中于阗－梵语常用语手册有些简单的对话：

　　你好吗？

　　很好，谢谢！

　　你好吗？

　　你从哪儿来？

　　我从于阗来。

　　不要生我的气。

　　我不会扯你的头发。

　　你要是说让人不愉快的话

　　我就生气了。

　　他爱很多女人。

　　他做爱。

　　你有书吗？

　　我有。

　　[什么书？]

　　经、律、论、密。

　　你有哪个？

　　你喜欢哪个？

　　我喜欢密。

　　看着这些简单的对话，心中有热流涌起。当初进行这些对话的人们啊，如今早已逝去，漫漫黄沙淹没了人们生活过的痕迹，如今只余废墟，藉着片言只语、墓葬发掘，像拼图一般，拼出人们当初在那片土地上的生活，近百年来的艰难研究、新发现的考古史料，遂有这一本《丝绸之路新史》。

　　丝绸之路，不是陌生的名词，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

　　我自己，关于丝路的知识碎片也有不少，比如：

　　齐秦的歌《丝路》

　　喜多郎的《丝绸之路》

　　井上靖的《敦煌》和其他西域题材的短篇小说

　　关于玄奘法师的纪录片《玄奘之路》，曾经看到落泪

　　敦煌曲子词

　　唐诗宋词唐传奇里的敦煌

　　金庸的《白马啸西风》

　　关于鸠摩罗什的穿越小说《不负如来不负卿》

　　等等。

　　然而，这就算了解丝路了吗？

　　在这个著名的符号背后，还有些什么？那些横亘千年的时光，无数活动其中的人们，他们当初怎样生活？在艰险的路上，遇到过什么？除了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里的描述，除了小说家们的想像，真实的丝路，究竟是怎样的？

　　历史的组成，固然主要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他们由于拥有丰富的记载占尽优势，然而，也还有千千万万的“蚁民”，他们处身社会的底层，也拥有自己的生活，他们从呱呱落地起，长大成人、婚丧嫁娶、从事不同的职业，为了生活而奔波。他们也许会成为巨商大贾富甲一方，也许在路上默默死去变成白骨。丝绸之路上活跃的，不只是各国使团，也还有这些从事商贸或就在其中生活的人们。在《丝绸之路新史》里，我看到了他们的存在。

　　米娜，被丈夫遗弃，带着女儿艰辛地生活，虽然有五次机会离开敦煌，但因为给不起路费，贫困到要帮人放羊为生。她在信中指责丈夫：“嫁猪嫁狗也比嫁你强！”

　　而一份710年的婚约和新娘副本，规定了丈夫和妻子的权利和义务，还包括了如果事情起了变化该怎么办，比如丈夫如果另外娶妻或纳妾，则应该送给妻子路费并把她送走，妻子也有权利结束婚姻。

　　如同书的序章中指出的，“这些文书常常能为我们展示一个非常鲜活的过去，具有私人性、确凿性、轶闻性、随机性。”纸片拼接起来的，是普通人的人生，他们的爱欲挣扎，生活烦恼。这样的事情，在千年之间，在“一个穿越了广大沙漠山川的、不断变化且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间，每天发生。

　　与之前的想像相反，丝绸之路上贸易的，并不是以丝绸为主，丝绸只是丝路货物中的一种，矿物、香料、金属、马具及皮革制品、玻璃和纸都很常见。其实丝路最大的意义，并不只是传播货物，还传播了思想、技术、图案。从书中了解到，由于玄奘和鸠摩罗什的译经工作，汉字音译梵语的做法，使汉语大概因此增加了35000个新词，比如般若、刹那等。

　　如今的塔克拉马干沙漠绝大多数河床都已经干涸，然而1899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却曾经乘着一艘12米长的船，探索了那一地区的水路，他总共航行了82天，里程达1500公里，对比今昔的变化，不能不让人黯然。

　　这本书对我来说的确很多是新知，这当然与我对丝路的不了解有关。在书的开始，有一页年表，上面标注了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200年间，尼雅&楼兰、龟兹、高昌、撒马尔罕、长安、敦煌、于阗、中国、伊朗、伊斯兰世界、南亚、欧洲分别发生的重要大事件，让人对1400年间的变迁一目了然，当然，这只是大事，而小事如米娜的遭遇，充斥在这千年之间，生生死死，争战杀伐。战乱频仍的时代，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幸运。我在初听齐秦《丝路》时，开始并不懂“夜深时星星探出夜幕，人能仰望，就是幸福”是什么意思，慢慢地才懂得。

　　丝路当然不可能在一本书里讲清楚，所以这本书的侧重点在于新的发现，书的章节是按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国家区分，分别论述，又有关联，这种结构非常清晰。斯坦因做为丝路上的重要人物，几乎贯穿始终。对这个人，如同韩森的论述，感觉上非常复杂，既有痛恨，又有敬佩，还有一种难以说清的情绪：如果不是斯坦因的劫掠，那些文物，想必也逃不过文革，站在人类历史的角度，又觉得庆幸。记得到龙门石窟那次，看到被砍掉佛头的很多佛像，心中百味杂陈，第一次对斯坦因改变了看法。

　　玄奘是高昌和撒马尔罕两章中重点描述的人物，他曾经在高昌逗留，谢绝了国王的挽留，继续踏上未知的朝圣路途。玄奘法师对粟特人的描述很有意思，现在看当然是充满了偏见，但在没有实际接触的时候，文字往往会影响另外的人对被描述的人的看法，尤其是，如果被描述的人们，缺少自己的文字或者其他呈现的方式，比如图像等，就更容易被误解，历史原本就蒙着层层面纱，众多湮没了的故事，因此而经受重重误解，考古学家拼凑着只言片语，力图还原当初人们的生活情状，被尘封的历史，由此而逐渐显示出另一面。

　　现代的人们热衷旅行，而旅行的环境不再像昔年的玄奘、法显、马可波罗、斯坦因那样艰险，然而如果只是地理位置的变换，而不能在到达当地时，深入到那片土地，了解它的现在也了解它的过去，其实，所得有限。那样的旅行，我都建议不要出门，学会PS就够。

　　读历史，也是旅行，是穿越时空的旅行，当然这个旅行不能聚焦在宫庭穿越，尤其是像“马震”这样的噱头，如果能够去探求普通人的生活，先人们行经的足迹，也就能够从中发掘人类的根脉，并探求出自己的血脉由来，如同电影《云图》中的台词，“我们的生命不仅是我们自己的。从子宫到坟墓，我们和其他人紧紧相连，无论前生还是今世。每一桩恶行，每一项善举，都会决定我们未来的重生。”

　　我们的生命终将逝去，然而人类却不会因此灭绝，所谓重生，并不见得是自身血脉的延续，每一个人都是相连的，除了身上流淌着的血，还有精神血脉。鸠摩罗什和玄奘的译经工作，耗时长久，呕心沥血，然而他们的成果，给多少人带来慰藉？这样的千秋功业，造就比肉体更加久远的精神传承。

　　这本书既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是通俗的文化读本，如果有一天，要去西域，应该带着这本书一起，在蓝天和黄沙间展开重读，应该会有更深的感受，天地和岁月的大美，人间正道，真是沧桑，但始终也还是有一种不能摧折的生命力，流经岁月，始终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