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斯河》读后感10篇
《汤姆斯河》是一本由[美] 丹·费金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50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汤姆斯河》读后感(一)：汤姆斯河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书评转载）
（来源：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5-07/12/content_746807.htm？div=-1）
□廖立湖
前不久，家乡发生了一起村民到乡政府闹事事件。原来是新办了一个塑料厂，而该村民在下游承包的水库里，几乎所有的鱼都死了。村民通过各种渠道投诉都得不到解决，最后自己到镇政府要喝农药自杀，这才引起当地新闻媒体关注，结果塑料厂也不得不关闭。看着这样的事件，心中挺沉重的，似乎远在大洋彼岸的汤姆斯河流到了身边。不同的是，可汤姆斯河边上的化工厂在1996年就关闭了，而身边的“汤姆斯河”，化工厂的兴建和关停都没有结束。
真正了解汤姆斯河，是在《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王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这本书里。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作者丹·费金是纽约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阿瑟·卡特新闻研究院“科学、健康和环境报告项目”主任。费金曾担任《华盛顿新闻报》环境记者长达十五年，两度获得普利策新闻奖。2013年出版的该书，获2014年非虚构类普利策图书奖、2014年蕾切尔·卡森奖等多个奖项。环境科学博士、科学传播团体“科学松鼠会”成员王雯将该书翻译过来，她说：“这本书写得非常严谨，下的结论非常谨慎。当你被‘癌症村’的标题吸引，会想去印证一种想法——污染必然导致癌症。而当你认真读完此书会发现，经过科学家严谨的研究，最终只证实了儿童白血病的高发与污染的相关性，而其他癌症与污染的关系没有得到证实。”
当然，没有得到证实并不等于没有关系。1952年，世界化工巨头之一的汽巴来到汤姆斯河镇开厂，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而带来的污染，也不容忽视。但是，丹·费金写道，当地人一开始并不是特别讨厌这些工厂，反而觉得这些工厂给他们带来了就业机会，甚至在1986年6月，当汽巴-嘉基公司宣布将逐步退出汤姆斯河镇，搬迁至工资和环境监管要求更低的亚拉巴马州时，工人们因为自己失业了而震惊又愤怒。
当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从有了大型的化工厂，汤姆斯河镇有蓝天，却再也没有碧水。汤姆斯河镇里连小孩也得癌症——高发病率让汤姆斯河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癌症村”。但是，在一二十年的时间里，人们都不愿意相信这是污染造成的。当美国环保局花了6年时间、耗资上千万美元进行调查，结果却并不令人如意。不过，随着调查的深入，美国人越来越认识到工业开发的理性问题：“不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工业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从长远看必将导致经济的崩溃。现在美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都是对环境监管最积极的地区，他们走的是绿色环保的发展道路。相比之下，那些环境监管不力的工业区正面临严峻未来，因为没人愿意住在那里。而当工厂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他们就没有任何竞争力。”这段话，是作者丹·费金的原话，也是汤姆斯河这个“癌症村”给后人的深刻教训。
汤姆斯河醒了，可是，1997年，也就是在汤姆斯河镇的化工厂关闭后的一年，瑞士总部就把化工生产迁移到了中国和印度。而其他的化工巨头也都在我们中国扎了根，化工厂在全国各地一座座地抢占着纯净的土地、河床。
中国有多少个“癌症村”？目前没有确切的调查数据，但像绍兴的三江村那样被贴上“癌症村”标签的村镇，已经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汤姆斯河的故事，真的值得我们细细探讨，惟愿我们国家的“汤姆斯河”不用纠结半个世纪才从噩梦中走出来。
廖立湖
《汤姆斯河》读后感(二)：美国癌症村用20年恢复了清洁和安全，靠普通人的力量（转载）
(文章来源：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54831)
澎湃新闻记者 徐明徽
2015-07-21 18:20 来自 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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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大学新闻系副教授、环境记者丹•费金历时7年，将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癌症村”汤姆斯河镇的案例写成纪实作品《汤姆斯河：科学与救赎的故事》。如今，汤姆斯河镇在当地居民的坚持和努力下恢复了清洁、安全，但汤姆斯河的悲剧仍在世界其他角落蔓延。
在《汤姆斯河》的最后，丹•费金描述了自己探访一家儿童医院的经历，他见到了许多工人的孩子，他们和汤姆斯河受污染时期的孩子一样，饱受白血病和癌症的折磨。日前，澎湃新闻用邮件专访了丹•费金。
位于汤姆斯河镇的汽巴-嘉基化工厂，其中的染料生产厂房建于1952年。照片拍摄于1984年。
居住在美国新泽西州汤姆斯河镇的迈克尔•吉利克几乎不用知道今天是星期几，需要的时候他看看他的药盒就行。小手提包般大小的药盒分成7个区，每区对应一周中的一天，一个区又被分成几格。每天迈克尔要取5次、138片药，有用来止痛的吗啡、有调节系统的类固醇、有抑制癫痫的苯巴比妥、还有用来抗恶心头晕的抗组胺……
三个月大时，迈克尔被确诊患有神经母细胞瘤，肿瘤夺去了他的左眼和左耳的全部功能，甚至扭曲了他内脏的位置。而迈克尔只是汤姆斯河镇化学污染的众多受害者之一。
1952年，世界三大化学巨头——汽巴、嘉基和山德士来到汤姆斯河镇，使得小镇成为全美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1957年，镇上的供水系统第一次检测出了化学污染物。随后的20年间，汤姆斯河镇的大气、用水屡现问题。1980年后，一批批汤姆斯河镇儿童被诊出患上癌症。当地居民谈癌色变。此后，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介入调查，最终在1996年，汤姆斯河镇化工厂全部关闭。
美国纽约大学新闻系副教授、环境记者丹•费金（Dan Fagin）历时7年，以严谨审慎的态度将汤姆斯河的案例写成纪实作品《汤姆斯河：科学与救赎的故事》。2014年普利策奖最佳非虚构图书、蕾切尔•卡森最佳环保图书奖均颁给了《汤姆斯河》，丹•费金的纪实调查再次引发了公众对于环境污染的关注。
汤姆斯河的环境战争以工厂关闭而告终，但“战火”继续蔓延到了其他地方。1997年汽巴-嘉基的化工生产迁移到了印度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化工公司巴斯夫和陶氏化工也都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大批工厂。
2004年，汤姆斯河镇的污染清理工作正在进行，金属桶中的是汽巴-嘉基化工厂产出的有毒废物。
澎湃新闻：《汤姆斯河》的故事已经曝光20多年了，并不是一新鲜事，你是如何想到将汤姆斯河的案例作为写作对象的？
丹•费金：我在《汤姆斯河》这本书中描述的大多数事情其实并不为人所知，哪怕现在居住在汤姆斯河镇的居民，了解其来龙去脉的也不多。人们知道这里有癌症集群和曾进行过的环保调查，但对于当地环境污染到如此恶劣的程度以及应该如何去预防污染并没有概念。我决定下笔写汤姆斯河，是因为这里进行过全面的科学调查，这在全世界都很少见。
通过汤姆斯河这个样本，可以让人们知道环境污染可以对一个地方造成多坏的影响。同时汤姆斯河的案例，也展示了一种力量：普通公民可以行动起来推动调查并最终着手清洁自己的家园。
澎湃新闻：《汤姆斯河》呈现了一段令人悲痛而沉重的历史，您在调查采访过程中是否遇到阻力？
丹•费金：当然。我大约采访了150人，阅读了成千上万页的资料文件，最终梳理出了这个故事。最困难的就是向受害者们收集信息，他们经历了丧子之痛，或险些丧子，这样的痛苦是我们这些不曾经历的人来说是无法体会的。时光流逝并未销蚀这些痛苦，过去的事总是令牵涉其中的人们情绪激动。但在他们与我的合作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不加修饰的真实的坚守，这同样展现在了他们协助揭露汤姆斯河秘密的时期。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尊重。
澎湃新闻：在许多环境污染案例中，许多普通人其实也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在你的《汤姆斯河》中，当汤姆斯河的供水系统第一次被发现污染时，民意调查显示，只有4%的人反对化学工厂的扩建，其余96%的人支持了工厂扩建，因为工厂扩建为当地带来了就业机会。在经济与环境之间，许多人会选择满足眼前利益的选项。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丹•费金：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也是个令人无奈和遗憾的事实。人们常常会被误导——环境卫生和经济繁荣只能选其一。但这是错误的。美国的经验表明，污染严重的城市往往是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而那些清洁、环保的城市经济反而更加繁荣，因为这些城市更容易吸引新居民和企业、商机。民众应当放下恐惧，意识到环境与经济并不是对立的状态。一旦大家意识觉醒，将会迫使政策制定者及公司超越短期利润，去专注于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
如今，汤姆斯河镇在当地居民的坚持和努力下恢复了清洁、安全。
澎湃新闻：化学污染会引发疾病、癌症，这似乎是个常识。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如你在书中所言，我们很难用科学证据证明污染与癌症之间的因果关系。小数据流行病学永远存在一种危险：即便一个关联通过了二十分之一的显著性检查，它依然有可能是偶然事件。你如何看待这一令人沮丧的现实问题？
丹•费金：从科学角度来说，“常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正确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污染会导致癌症，我们需要可以评估的证据。就如我在《汤姆斯河》中提供的资料，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一些重要的污染物是致癌的，不仅会引发白血病，还有其他各种癌症。不过我们不能说，某种毒素暴露会引发某种特定的癌症。“癌症”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术术语，大概包括了200多重疾病，每种疾病有着复杂的成因。
我们怎么能确定是什么因素叠加诱发了某种疾病？这恐怕做不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家就只能坐以待毙了。我们可以依靠流行病学的统计来寻找危险因素和疾病发生之间的相关性。当相关性呈现强烈状态时，就应该采取行动来减少污染暴露的发生，改善公共卫生。我们无法找到所谓的“绝对证据”，但我不认为这是令人聚散的，相反我认为这一概念普及后是充满力量的，民众可以共同行动，减低诱发癌症的风险。
澎湃新闻：您曾经到访过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医院，如你所见，在汤姆斯河发生的一切也在那里重演。当政府监管缺失时普通人可以在这场环保战役中做些什么？
丹•费金：其实普通人可以做很多事情。第一步是尽可能收集你周围社区的环境条件、疾病率相关的数据，然后找可信赖的专家（比如大学教授）来帮你分析这些数据。最重要的是，你可以推动当地政府对当地环境污染问题的调查和监管力度。
这看起来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汤姆斯的故事表明，如果公民团结起来坚持自己的诉求，以及普及更多的科学教育，是可以在自己的社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汤姆斯河镇的居民同样面临着来自各方面巨大的阻力，如今汤姆斯河能够恢复清洁、安全，和当地居民自己的坚持努力密不可分，我相信在其他污染事件中，人们同样可以这么做。
丹•费金
《汤姆斯河》中文版
《汤姆斯河》读后感(三)：环境污染，再不治理就无法逆转了 （转自潇湘剑客博客，标题有改动）
环境污染，再不治理就无法逆转了
（转自潇湘剑客博客，标题有改动）
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陈树渠讲席教授）
王雯（天津理工大学，《汤姆斯河》中文版译者）
博主按：这是我最近(合作)写的唯一的书评。而我们评论的这本书甚至都不是社会科学类的著作，而是一本我认为非常重要的纪实报道的作品，《汤姆斯河》。
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用“严峻”来形容可能都不够，而是可能到了“再不治理可能就在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都无法逆转”的地步。
因此，特别感谢《汤姆斯河》的中文版译者，(从未谋面的)王雯老师能够在我国的翻译费普遍低得“让译者没有尊严”的情况下， 本着对中国环保事业的深切关怀翻译了这本“厚重”的书。也高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王巧贞编辑给我这个机会和王雯老师合作写这么一个书评。
如果说《汤姆斯河》的中文版有任何显著的不足的话，那就是应该有一个关于化合物和化学结构的索引(index)。这本书对于我这样受过一点生物化学的人都有些费劲，特别是没法把化合物的中文译法和化学结构以及化合物的英文对上号，让人读起来颇为费劲。而化合物和化学结构的索引显然也对我们关注我们每天面对的化合物有所帮助。
删减版(实在是删的有点惨不忍睹)发表在(深圳的)《晶报》的环保专栏上。标题是
“从美国流到中国的“汤姆斯”河”
链接如下：http://jb.sznews.com/html/2015-10/25/content_3367681.htm
《汤姆斯河》：从美国到第三世界
一个默默无闻的贫瘠小镇，因为一家大型化工厂的到来而彻底改变了它的命运。化工厂入驻小镇的最初几年，居民们享受着化工厂为他们带来的就业和收入，持续升值的房产，不断改善的公共设施，以及安逸的生活。与此同时，掩蔽在密林深处的化工厂也在享受着民众对它的信任和政府对它的保护，并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肆无忌惮地向周围排放污染。而一向缺乏存在感的镇政府也在享受着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稳定与繁荣，对于密林深处那些肮脏小秘密，它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挖掘……在这样的集体狂欢延续了二三十年之后，居民逐渐发现身边的癌症病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儿童：他们一出生就患上了致命的癌症。
这样的故事似乎更像是每天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上演的故事。不，你猜错了，这是一个发生在20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而且是环境运动如火如荼的美国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正是2014年普利策非虚构小说奖获奖作品Toms River(《汤姆斯河》)一书的故事，作者是美国著名环境记者，现任教于纽约大学阿瑟•卡特新闻学院的丹•费金(Dan Fagin)。
故事
1949年，一个隶属于汽巴-嘉基公司(CIBA-Geigy)的大型化工厂从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迁到了邻近的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此前毫不起眼的小镇，即，今天的汤姆斯河镇的镇上。汽巴-嘉基公司吸取了它在辛辛那提市的教训，将工厂建在了密林深处，但却离汤姆斯河不远的地方。这样一来，它就可以直接向密林和汤姆斯河排放大量的污染物。
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汤姆斯河镇上的供水系统第一次检出了化学污染物。但在其后的近二十年中，为镇上居民供水的水务公司始终没有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而汽巴化工厂对此的应对措施是十年后修建了一条排污管道，将一部分原本直接排入汤姆斯河的污水改道直接排入大海。
1979年，迈克尔•吉利克出生，三个月后他躺在了切除肿瘤的手术台上，但手术无法取出已经牵连到肾脏和心血管的肿瘤。其后的三十余年中吉利克一家都在与病魔和可能的污染源进行斗争。而此前，汤姆斯河镇上的居民，包括汽巴-嘉基公司化工厂的许多员工，早已在默默承受工厂对环境的污染所带来的恶果，从无法入口的地下水到难以忍受的空气，到闻不到看不见的其它污染结果。
1984年，汽巴-嘉基的排污管道在镇中心的部分发生破裂，从而让汤姆斯河镇和汽巴-嘉基的化工厂进入了美国全国性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视野。同年，“绿色和平”开始介入汤姆斯河镇的环保问题，试图堵塞汽巴-嘉基公司通向海底的管道排污口，并催生了此后汤姆斯河镇轰轰烈烈的环境运动。但直到1991年，汽巴-嘉基才关闭了它通向海底的排污管道。
1995年，美国联邦政府关于汤姆斯河镇儿童癌症集群的调查正式启动。这项历经六年耗资巨大的研究，最后却只能确认部分癌症有集群现象，而可以与污染物分布联系起来的仅一种。同期，患儿家庭针对汽巴-嘉基之间的诉讼以和解告终，赔偿金额至今未被公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不同家庭的获赔数额并不相等。
1996年，汽巴-嘉基公司无视它之前给汤姆斯河员工在当地建立新的制药车间的承诺，完全关停了本已严重萎缩的染料树脂生产，汽巴-嘉基从此全面撤出汤姆斯河镇。除了三十余个清理地下污染的岗位之外，汽巴-嘉基辞退了其他所有的员工，包括许多为工厂工作了多年的老员工。至此，汽巴-嘉基化学公司在汤姆斯河镇上的故事画上了句号。
但是，汽巴-嘉基化学公司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和其它的跨国化工企业一样，汽巴-嘉基在关闭了它在发达国家的高污染工厂的同时，早已将这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公地的悲剧：谁是受害者？谁是受益者？
毫无疑问，在汤姆斯河镇的悲剧背后，汽巴-嘉基化工是加害者，也是受益者。它们通过非法排污，为公司节约了大量的成本，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同样，那些和汽巴-嘉基化工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甚至是间接关系的汤姆斯河下游的居民都是受害者。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复杂了。那些汽巴-嘉基化工的工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似乎既是受益者又是受害者。工人们一方面“享受”着相对不错的工资以及这样的工资能够带来的购买力。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在危害性极大的工作环境下工作。而他们的家属一方面需要汽巴-嘉基工厂给他们的家庭带来的经济收入，也同样必须承受环境污染给他们的心身带来的危害。汤姆斯河镇的其他居民似乎也同样既是是受益者又是受害者。这些居民尽管不直接和汽巴-嘉基化工厂打交道，但是，他们许多人都是汽巴-嘉基化工厂给这个小镇带来的“繁荣”的短期受益者，虽然最终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因此，在小镇和汽巴-嘉基化工的交涉和斗争中，许多工人和居民的内心是矛盾的。当诉讼开始，原本团结一心与化工厂斗争的病患家属们不再能聚合在一起了，因为他们中有的通过了科学的严格检验被官方划入污染受害的行列，有的却没有。而当汽巴-嘉基最终决定关停工厂的时候，那些早已将自己的青春献给工厂，因而在环保抗争中曾经出于自身利益而力挺工厂却最终还是失业的工人们寒透了心。
而那些在汤姆斯河镇下游的城镇呢？他们显然视汽巴-嘉基化工为加害者，但他们同时也责怪汽巴-嘉杰化工的工人们、他们的家属以及汤姆斯河镇的政府没有更早地揭露工厂的黑幕，从而让汤姆斯河镇下游的许多城镇的环境都被不同程度地污染了。
救赎背后的科学：难道我们一直要等到铁板钉钉的证据么？
《汤姆斯河》还有一个副标题：A Story of Science and Salvation，可直译为“一场科学与救赎的故事”。但是，这个副标题其实有很强的误导性，因为它似乎暗示，整个的救赎过程是主要凭借科学完成的。这其实不是作者的本意。全书的叙事表明，救赎过程主要是凭借普通民众的觉醒和抗争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完成的，科学和科学家们只是为这个民众的自我救赎过程提供了一部分证据而已。事实上，一定意义上说，科学和科学家们追求铁板钉钉的证据延缓了救赎的过程。
因此， 本书还提出了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难道我们一直要等到铁板钉钉的科学证据才能够开始保护我们的环境么？
首先，我们想声明，作为长期接受自然科学训练的人士，我们对科学的支持是毫无疑问而且也是众所周知的。本书的作者丹•费金的立场也是如此。但是，和本书的作者一样，我们都质疑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要等到一个地方的环境污染已经在当地或附近的居民的身体上得到显著的体现，而且要等到有科学的铁板钉钉的证据才行动起来。
让我们用这样一个思维实验来思考这个问题。环境污染的危害显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在当地或附近的居民的身体上得到显著的体现。换句话说，在我们能够看到环境污染对人体的显著的危害时，某些危害已经在蔓延和积累。而即便我们看到了环境污染对人体的显著的危害，要获得科学意义上的铁板钉钉的证据又有多困难？答案是：非常困难。
就拿汤姆斯河镇的故事为例吧。显然，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怀疑，汤姆斯河镇上许多居民，尤其是儿童的奇奇怪怪的癌症背后的一个主要元凶是来自汽巴-嘉基化工厂的污染。
但是，要从科学意义上确立汽巴-嘉基化工厂的污染和这些奇奇怪怪的癌症之间有严格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因果关系是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截止成书之时，全美多年来进行的居民区癌症集群调查有几百项之多，而真正识别出确有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的癌症集群的调查只有五项。而这五项中，能够将某种癌症集群与某些化学污染联系起来的只有两项，汤姆斯河便是其一：在汤姆斯河众多罹患癌症的人群之中，只有女童白血病的发病率升高与污染的关系通过了病理统计学的苛刻检验。
而其他的癌症集群，要么因为样本不够(即，实际的受害者和潜在的受害者都不够多)，要么因为此前的证据没有被收集和保留或者其他干扰因素，无法通过病理统计学的苛刻统计检验。事实上，即便当地居民的数量足够大(即，实验人群足够大)并且保留了足够的证据，也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确定某种具体的污染物和某种具体的癌症或者其他病变有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因果联系。这背后的道理是：从癌症和其它病变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机理的角度来看，同一种污染物，完全可以因为每一个个体的基因差异，成长经历和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的个体身上导致非常不同的病变。
这些重重困难都指向一个结论：在环保这个问题上，不能拿我们自己做实验。
怎么办？不要让《汤姆斯河》成为中国的未来
汤姆斯河的故事“过去了”，却没有“解决”：故事只是从汤姆斯河镇迁走了而已。
汤姆斯河的故事其实早早就来到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绝大部分政府官员、老百姓甚至科学家都不知道环境保护的“改革开放”前，汤姆斯河的故事就一直在中国上演：中国的发展本身就需要发展化学工业。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成为潮流和政绩，许多跨国化工公司的工厂也来到了中国， 也就带来了它们的污染。
事实上，汤姆斯河的故事中的主角，汽巴-嘉基化工早已来到了中国。而在这一过程中，汽巴-嘉基化工也早已改头换面：它已经变成了至少三个公司。原来属于汽巴-嘉基化工的制药业部分通过和Sandoz(桑多斯制药)合并后变成了如今的Novartis(诺华制药)，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而桑多斯制药成为了诺华制药的子公司之后专门负责非专利药的生产。汽巴-嘉基化工的特殊化学部门最终被德国的巴斯夫化学(BASF)收购，成为巴斯夫的子公司。汽巴-嘉基化工的农业部门则和另一家世界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的AstraZeneca(阿斯利康)的农业化工部门合并形成了Syngenta(先正达)。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汽巴-嘉基肆无忌惮的向河水中倾倒未经任何处理的染料废水时，它的所作所为甚至在美国和宾夕法尼亚州都不能算是违法。几十年后，全世界的政府都设置了各自的污染排放标准和污水处理程序，民众对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充满了警惕。而由汽巴-嘉基演变而来的诺华制药也俨然成了绿色化工企业。但是，这些都没有能够阻止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变得愈来愈严重。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周围就足够了。
我们该怎么办？显然，在我们要求化工企业加大环保投入的同时，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普通公民都需要行动起来。
这背后其实还是一个责任和成本如何分摊的问题。显然，企业总是先尽可能地不在环保上投入，或者少投入。但地方政府绝对不是无辜的。一方面，当地政府需要工厂带来的就业机会、税收以及其他的间接收益。但是，许多时候，政府却和企业一样不愿意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和成本。因此，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只要它愿意接受一个有可能污染环境的企业，那这个政府就必须承担起一部分保护环境的责任和成本。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一个地方政府对一个有可能污染环境的企业的优惠政策必须在企业确实履行了它对保护环境的责任之后，才可以兑现。关于这方面的政治和政策问题，特别需要环境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更加密切合作的研究。
那作为公民的我们自己呢？就这个问题，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道理之外，我们并没有特别好的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面临汤姆斯河的居民们面临过的道义犹豫。我们都想享受蔚蓝的天空，清洁的水源，甜滋滋的空气和风景如画的绿地。但是，我们其实又都只是想自己享受就可以了。至于一两百公里之外的地方的民众要为此付出的代价，我们其实都是不太关心的。
因此，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们自己思考。我们也和大家一样，继续我们的思考。我们坚信，只有我们的绝大部分公民都觉醒了，中国的环保事业才会有真正的转机。政府和企业都需要觉醒了的我们来监督他们。遗憾的是，至少在环保问题上，绝大部分中国的地方政府都不希望有公民的参与。
最后，《汤姆斯河》一书运用的诸多领域的专业知识。书中除描述小镇救赎故事的主线之外，还穿插了丰富的科学发展历程，领域涉及化学工业、化学工业史、环境流行病学、生物化学、癌症病理学等等。这对中国新闻调查记者的专业水平也构成了相当的挑战。我们怀疑，中国的环境问题记者是否能够写出一部类似的环境深度调查报告。
中译本的不足
《汤姆斯河》是一部沉重的书，也是一部厚重的书。这样的一本书对于未受过相当相关领域的训练的读者来说，阅读都是一个挑战。而要翻译这样一本书就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幸好，本书的译者王雯女士是一位真正的专业人士，她持有环境科学博士学位，并且显然对环境保护有坚定的信念。
但是，本书的中译本还是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尽管不是翻译问题。最明显的恐怕是，尽管本书出现了大量的化学(含化合物)、化工、生物化学、癌症病理学的专业词汇，中译本却将这些词汇的英文全部删除了，更不用说提供书中出现过的化合物的结构式了!
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利于读者，特别是有心想进一步学习的读者的阅读和学习。因此，我们希望，以后这本书的中文版再版的时候，应该加上一个中英文对照的词汇表，并且将所有出现过的化合物的结构式一一列出。
结语
无论是在书中，还是在他的多个访谈中，《汤姆斯河》的作者丹•费金都表现出对中国环境的关注。他在美国国家广播电台(NBC)的访谈中说：“我现在很担心中国那些远离沿海的地方，尤其是大城市之外，大部分的生产都是在那里进行的。那些地方应该受到监督，应该有管理。而令人不安的是，如今在中国的网络上流传着很多‘癌症村’的说法，有很多业余的流行病学调查。但愿借着发达的网络，我们能够交流大量的信息，从而帮助中国避免我们曾犯下的错误。消息总是有的，我们知道情况怎么样，我们也知道如何去防患于未然。”
只有我们一起努力，才有可能让丹•费金的担忧最终不会在中国变成现实。但愿还为时不晚。
作者：[美] 丹•费金
译者：王雯
ISBN：978-7-5327-6911-7
出版时间：2015年5月
页数：502页
开本：32
装帧：平装
定价：59元
书摘
选自中译本第三章 第一枚指纹
（染色的河水、污染的水井、有色的烟雾和难闻的气味——汤姆斯河镇的居民开始后悔了。）
闷热的夏日午后，河水清冽。河岸边雪杉浓密，不过仍有一小块可以沐浴阳光。更妙的是，这个小水潭在密林深处难以到达，大人小孩都不来。对于上世纪50年代时十几岁的那一代汤姆斯河镇人，这个隐蔽的小池塘是夏日生活中一个共享的秘密，他们带着女朋友，偷拿着香烟啤酒来到这里。乔治•伍利回忆说：“我们管那叫黑潭。”他在镇上长大，但对连排栅栏对面的河上游只有模糊的认识。“我们差不多是在汽巴公司的废水里游泳，但大家全然不知。”
唐•贝内特也在河里游泳。他和伍利是高中好友（伍利是贝内特婚礼上的迎宾员），但后来两人疏远了，因为在即将到来的蔓延全镇的戏剧性事件中，他们俩分别在对立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伍利喜欢科学，1964年去了化工厂工作，一干三十二年。贝内特喜欢写作，成了报社记者，为当地媒体效力，时间还要更长。贝内特回忆：“我们都在那里游泳，不在乎那个味道。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但知道那里头有些不好的东西。那里在工厂下游，离厂子向河里排污的位置不足三分之一英里，所以都没怎么稀释。我们还是在那里游泳，就是在那里。我们都还小。”
三年之后，1962年夏天，二十岁的乔治•伍利心血来潮回到黑潭怀旧和避暑。湖和他记忆中的全不一样了，湖水深黑臭气熏天。硬着头皮，他小游了一会，咽了两口水，味道糟透了。水面上，他眼看着紫色的泡沫粘在身上。
再也没有人去黑潭游泳了。
汤姆斯河镇一开始扩张就没有停过。1950年到1960年间多佛小镇（汤姆斯河早期的名字）的人口增长了一倍以上，达到一万七千人，而欧申县的人口也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到十万零八千人。60年代增长得更快，当时欧申县是全美国增长最快的县之一，整个汤姆斯河镇看上去永远是在建状态。汽巴缓慢的扩张也在其中添砖加瓦。1955年，公司在辛辛那提的两个盟友嘉基公司和山德士公司从汽巴公司手中购买了少量汤姆斯河厂的股份。在这个密林深处的微型城市里，三家公司一起谋划着大事件，他们将公司重塑为“汤姆斯河辛辛那提化工公司”。三家瑞士重要染料生产商在辛辛那提和汤姆斯河的合作为后来一系列的合并拉开了帷幕。汤姆斯河化工厂最初由汽巴公司建造，早年间的正式称谓是汽巴有限公司汤姆斯河分厂。1955年嘉基和山德士购买了少量股权后工厂更名为汤姆斯河辛辛那提化工公司（这个名字在汤姆斯河镇很少有人提到，大家还是叫它汤姆斯河化工厂，有时就叫“汽巴”，因为汽巴始终持有绝对股权）。1959年，当合资企业最终关闭了辛辛那提的两家工厂后，汤姆斯河化工公司成为正式称谓。1971年的那个汽巴和嘉基两家公司合并时它又将变为汽巴嘉基汤姆斯河厂。最终，1996年山德士并入汽巴嘉基时，三家瑞士重要的染料生产商合并为诺华（Novartis）。次年诺华将汽巴嘉基染料与化工业务转为汽巴精化有限公司，2009年该公司被巴斯夫收购，标志着汽巴公司从创始人亚历山大•克拉维尔在巴塞尔开展染料合成业务起的一百五十年历史正式终结。因为还原染料需求小，工厂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有点不景气，但到五十年代后期，它开足马力开始了大扩张。1959年时，这家员工将近五百人的化工厂早已是县上最大的私人雇主。
1955年花园州花园州是新泽西州的别称——译者。大道的落成终结了这个地区自1812年——飓风封锁克兰伯里入海口瘫痪了汤姆斯河的海上贸易——后开始的封闭状态。历时八年，包括了一百七十二英里精心设计的路面的大型高速公路计划对经济大有益处。欧申县的全能的马西斯家族是花园州大道工程的受益人之一，他们和州政府签了一笔大单，得到工程中一部分价值不止三亿元的债券。花园州大道的落成大大缩小了从各个大城市到汤姆斯河的时间。在这个镇子多年的沉睡中，大部分时候它到纽约的时间需要不止一天，公路建成后时间缩短到不足两小时。周日游客们沿着高速公路来到欧申县的海滨，于是房地产价格飞涨。每年夏天去巴尼加特半岛和长滩岛的游客从几千人变成了十万多。一些人一路开向海岸，在沿途的镇上找可以年租的房子，包括汤姆斯河。卖鸡蛋的把地卖给了开发商，地价飞涨。镇子的性格开始变化。一波一波的人来到这里，汤姆斯河渐渐不再是那个家家互相了解，人人各安其位的地方。新区里的居民在这里没有根基，聚在一起只是因为相信镇子的地产升值很快，健康的形象一定是有保证，不管发生什么。
对于那些有幸在化工厂找到工作的人们，那是黄金时代。工厂疯狂招人，1961年员工数到了一千，而且还在上升。薪水很好： 熟练的仪器操作工差不多值每小时三美元。约翰•塔尔迪1960年二十岁的时候进了公司，因为他给面试的人展示了他用毕达哥拉斯定理计算直角三角形边长。他的周薪是七十八美元，作为一个没有大专学历的初级实验员，这个价钱在欧申县闻所未闻。塔尔迪高兴极了，他回忆说：“在1960年，你要是住在附近，那可真是个该去的地方。”他在那里的餐厅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她比他晚一周进厂），在工厂工作三十六年，直到厂子关闭。在一个房价上涨的水平超过很多蓝领工人支付能力的地方，工厂的工作是通往成功的稳妥道路。约翰•塔尔迪、乔治•伍利和成千上万的工人将对工厂报之以坚定不移的忠心，不管发生什么。
发工资并不是这家工厂唯一的向周围社会散发财富的手段。工厂总经理是兴建医院的幕后推手，这场运动历经九年最终建起了欧申县第一医院。1961年，在花园州大道旁，沿着从工厂出来的37号公路，社区医疗中心在一块精选的地段开张了。第二年，公司买下市区附近老奶牛场里的一块破旧的九洞公共高尔夫球场，建了新俱乐部和游泳池，汤姆斯河乡间俱乐部重新开张，它的六十七英亩土地很快成了镇上商业和政治精英们的私人游乐场。公司总裁们把持着汤姆斯河第一国民银行、欧申县童子军委员会、商会，还有汤姆斯河快艇俱乐部，他们是当地共和党的可靠捐款人（偶尔也捐给民主党）。人人都说，公司的高级总裁们对镇上的事务参与得很深，就算他们基本不在镇上。很多高级经理来自瑞士，他们的德国口音和高学历（很多有化学博士学位）很显眼。
尽管在汤姆斯河镇如此顺风顺水，汽巴公司还是遇到了麻烦。自1947年以来，公司一直在距费城西北三十英里的宾夕法尼亚州金伯顿生产环氧树脂和黏合剂。工厂在一个山顶，而山谷里有个村子。汽巴排的所有东西都会流下山，冲进为金伯顿提供饮用水的河里，但公司依然故我地挖了一堆没有防渗膜的漏斗式排污池来倒废物。本章中关于金伯顿污染的简单记录的来源是美国环保局的文件和对普渡大学环境工程名誉教授詹姆士•E•埃策尔的采访，他曾在1957年和1958年以私人顾问的名义调查了那里。到1957年，山上有八个污水池。同年，当地水务公司的工程师在山底的河中检测到了苯酚和盐，这是树脂生产过程中的两种主要污染物。汽巴公司面临着污染供水的指控，他们于是许诺为村子挖一个远离污染河流的新水井。这是足以逃脱官司了，却不能安抚金伯顿的居民，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敌意。同时，在辛辛那提，自1920年以来就由汽巴、嘉基、山德士共同经营的这两家工厂钱赚得越来越少，部分原因是城市的新管理者们要求工厂的污水在进入公共污水系统或俄亥俄河之前必须先经过处理。
1958年汽巴公司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关闭这三家工厂（辛辛那提的两家和金伯顿的一家），将这部分业务转到和当地的关系更友好，也有更多场地倒废料的地方去。新命名的汤姆斯河化工公司（把“辛辛那提”去掉了）不再只生产还原染料。
汤姆斯河新的招牌产品将是偶氮染料，这类染料的化学血统可追溯至一百年前威廉•珀金的苯胺紫的第一个竞争者——品红。偶氮染料不如还原染料耐久，但颜色更鲜亮，种类也更多，而且生产成本低。相比于合成还原染料所需的七步甚至更多的反应步骤，偶氮染料只用四步。它从19世纪80年代起就非常流行了，已经在辛辛那提生产了几十年。现在生产线挪到了汤姆斯河，就在还原染料厂房北面的一片建筑中。
1960年偶氮装置落成，其中包括四栋生产厂房、两个实验室和两个巨大的仓库。和还原染料不同，偶氮染料生产需要光气，这是一种无色有芳香气味的蒸气，接触可以致死，是一战期间使用过的最致命的气体（由德国人首先使用，协约国后来也开始使用）。这种气体太危险了，汤姆斯河化工厂后来为它专门建了一个独立的、碉堡式的建筑，有加固的混凝土墙壁，内有特殊的钢制容器，容量一吨，钢壁有四分之一英寸厚。那地方没有工人愿意去，尤其是参加过一战的老辈。它附近还有一个小建筑用来储存生产偶氮染料的另一种原料——对二氨基联苯——一种在辛辛那提化工厂制造过大麻烦的致癌物，不过汤姆斯河的工人们并不知道这个。
汤姆斯河化工厂的第二个新建筑群在还原染料车间的东面，也一样危险。同在1960年，公司建了一个大车间——108号楼——加一个大仓库来生产和储存一组全新的产品： 树脂、增白剂、不溶性色素，以及各种特殊化学品，大部分都是之前在金伯顿生产的。除生产给织物上色的还原和偶氮染料之外，这里现在开始生产给其他材质上色的产品，包括塑料、纸张、地毯、皮革、食物，甚至洗涤剂等，还有强力黏合剂和防护涂层。几乎所有产品的生产都需要大量使用易挥发性溶剂，特别是甲苯、二甲苯、三氯乙烯，还有更可怕的环氧氯丙烷。最后这一味有着四重危险： 易燃、对眼和肺刺激性极强、皮肤接触可灼伤、致癌性。尽管上世纪50年代时环氧氯丙烷对肺部和皮肤的急性毒性已为人熟知，但官方未考虑过它的致癌性。直到1976年，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的一项评估发现，实验大鼠在吸入该物质后形成了鼻癌。到上世纪80年代初，通过对工厂工人的研究，已经有一些非决定性的证据证明环氧氯丙烷可致人类呼吸系统肿瘤。美国国家毒理学项目现将其列为可能致癌物。1961年至1965年间汤姆斯河化工厂在它生产蒽醌的车间旁边的一个小建筑里生产环氧氯丙烷供自己使用，蒽醌车间是1957年建成的，这种生产活性染料的重要原料太易燃了又有致癌性——尽管它的致癌性当时还没人知道。尽管蒽醌一直被怀疑有致癌性，2004年之前美国政府没有任何官方机构将其认定为致癌物。美国国家毒理学项目2004年的报告中称，通过给大鼠喂食掺有蒽醌的饲料，他们发现了它对大鼠肝脏“明确的”致癌能力。报告同时发现了它对其他器官的非癌性损伤和可能的类激素效应。
汤姆斯河化工厂经营的初期，在那里工作的大部分人，即便是那些从辛辛那提调过来的人，对他们接触的化学品的危险性只有模糊的认识。女人们也是一样，她们中很多在临近的办公建筑中做秘书工作，对那些浓烈的味道习以为常。雷•塔尔迪在1962年跟着哥哥约翰•塔尔迪进厂之前在当地的A&P超市做理货员，当时他哥已经在工厂工作了两年。雷和他哥哥一样在工厂认识了自己未来的妻子。杰姬•塔尔迪1971年辞职回家照顾孩子，这之前她穿坏了很多双尼龙长袜。每个在空气中充满溶剂和酸性气体的生产车间工作的秘书，她的长袜都可能会在腿上溶化掉。杰姬•塔尔迪回忆说：“你最好就穿着这样的袜子，你要是跟哪个老板抱怨一下，他们会让你把买新袜子的发票交上去，然后说‘有工作就万幸吧’。我看没人交过发票。起初我们什么也不懂，在60年代，你说点啥会被头儿们狠狠挖苦的。他们有时候说，‘你以为这是哪里？冰激凌工厂？’”
塔尔迪兄弟和伍利都在化工厂的实验室工作，而不是生产车间，所以有机会看到工厂全貌。他们很快就知道了哪里有危险。102号楼，还原染料的主生产车间“阴暗空旷的车间里全是苯、氯苯这样的溶剂，那里是工作场地中最差的，路过都够呛”。雷•塔尔迪这样说。爆炸的风险始终存在： 1960年12月22日，102号楼第二层上一个装了八千磅焦油、染料和硝基苯混合物的增压釜爆了，炸穿楼板掉到了第一层，震碎了几十片玻璃，铁块被甩得到处都是，最远的有四十英尺。工人们“到处找掩体，有的只能平趴在地上”。J. Hohl, “Final Report on Explosion in Building 102 on December 22, 1960”， January 30, 1961, 1—5.乔治•伍利特别担心的是树脂和特殊化学品合成车间。“有些从108号楼出来的东西很糟糕： 环氧氯丙烷、环氧乙烷，还有甲苯和二甲苯，环氧氯丙烷比别的更要命。”光气也是个威胁。甚至实验室都是危险的地方，技术员们接触的是他们基本一无所知的化合物。60年代初的一天，约翰•塔尔迪曾意外地被硫酸二甲酯淋到。这是一种硫酸衍生物，后来被认定为可疑致癌物。工头让他去找护士，护士告诉他回家洗澡。之后，剃胡子打肥皂的时候，他发现整个脸都出血疼痛。之后不久他决定加入工会，随后他弟弟和伍利也加入了。
燃烧、爆炸、泄漏、溶化的袜子，在这些显而易见的恐怖背后，还潜伏着一些更黑暗的东西。伍利说：“甚至早在60年代，人们就在谈论在工厂工作的人得癌症的事情。这不是事后诸葛亮，当时就有。”很多是从辛辛那提和金伯顿调来的老工人们，他们暴露在这个环境中几十年了。少部分还很年轻，比如杰姬•塔尔迪，她在二十六岁的时候被确诊为乳腺癌，当时她已经辞职在家带了四年孩子了。又过了二十年，人们才开始尝试调查汤姆斯河化工厂的癌症发病率是否高于正常水平。在迅猛发展的60年代，没人愿意想这些，当时公司和整个社会都在像阳光下的蟹子草肿瘤因形态与螃蟹类似而得名cancer，与巨蟹座是同一个单词。——译者一样增生。让经理们和员工们了解火灾或泄露的风险是一回事，让他们知道仅仅闻闻工厂的空气就可能会面临严重的长期健康风险，就是另一回事了。伍利说：“他们更在意短期的安全性，谁被烧了，谁被炸了……对于日复一日地暴露在有毒烟雾中就不太关心。只要你不是死在岗位上，他们就无所谓。”
《汤姆斯河》读后感(四)：斗争之道
经济发展令人看到表面的繁荣，然而歌舞升平并不能掩盖那些不负责任的行为，环境对人的报复是无法闪躲的，隐瞒真相者终将成为罪人。2014年度普利策奖最佳非虚构图书、2014年蕾切尔•卡森奖最佳环保图书《汤姆斯河》，讲述美国新泽西州汤姆斯河镇1952-2001年的环境战争。大工业生产能够激活一个寂寥的城市，也能将它变成凶险恐怖的死亡之地，如同一只手的正反两面，这就是旧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必然造成的后果。光鲜亮丽的一面令人歌颂，黑暗颓败的一面往往被忽视和掩盖。
1952年，瑞士化工巨头汽巴-嘉基迫于污染指控，将大部分业务从辛辛那提转移到新泽西州仅有两万余人口的汤姆斯河镇。三十年间，化工生产为创造了巨额利润，推动了这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小镇完成现代化转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意识到化工生产将会带来的污染问题。企业不顾及这些，政府无视未来隐忧，居民忙于抓住机会搭上致富的快车，直到环境急剧恶化，导致汤姆斯河在1970年代爆发严重的环境危机，镇上的儿童癌症发病率激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汤姆斯河镇从发展的明星沦为“癌症村”。1996年，癌症高发在全镇引起巨大恐慌。受害家庭逐渐把健康问题和化工厂排污联系起来，他们在环保组织的协助下，把化工厂和水务公司告上法庭。从忽略事实、高高挂起到不顾个人安危地斗争，从零散地呼喊到合作寻求谈判、听证和诉讼，居民们的环境战争也逐渐达到高潮，最终于1991年迫使汽巴-嘉基公司停止向河流排污，1996年彻底关闭了汤姆斯河镇化工厂。
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居民出于谋求发展的质朴愿望，迎接入驻此地的工厂，但也察觉到了环境的恶化；第二部分追踪了居民与企业冲突的初期，政府、企业、居民的所作所为；第三部分描述了城镇和居民为污染承受的沉重代价，及他们愤怒地追逐真相的历程；第四部分探讨了悬而未决的污染问题，及随着高污染工厂外迁而导致“癌症村”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作者丹•费金现任纽约大学新闻学院“科学、健康和环境报告项目”主任，是资深环保记者，曾两夺普利策新闻奖。他在十多年当中锲而不舍地追踪调查相关各方人员，收集到不同利益群体的观点，于2013年创作完成了这本非虚构作品。希望本书对中国新兴工业化城镇的忠告，能为更多人了解并重视。在更多政府只顾着发展经济的小城镇，居民的发言权更弱小，更无力承受污染造成的病苦。作者倡导科学界人士更主动地集体来到舆论前台，负起传递真相的责任，将污染的后果更清晰地告诉社会，避免酿成更多城镇的环境危机。
刊于《凤凰都市》杂志2015年8月荐书版
《汤姆斯河》读后感(五)：美国癌症村用20年恢复了清洁和安全，靠普通人的力量（转载）
美国癌症村用20年恢复了清洁和安全，靠普通人的力量
(文章来源：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54831)
澎湃新闻记者 徐明徽
2015-07-21 18:20 来自 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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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大学新闻系副教授、环境记者丹•费金历时7年，将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癌症村”汤姆斯河镇的案例写成纪实作品《汤姆斯河：科学与救赎的故事》。如今，汤姆斯河镇在当地居民的坚持和努力下恢复了清洁、安全，但汤姆斯河的悲剧仍在世界其他角落蔓延。
在《汤姆斯河》的最后，丹•费金描述了自己探访一家儿童医院的经历，他见到了许多工人的孩子，他们和汤姆斯河受污染时期的孩子一样，饱受白血病和癌症的折磨。日前，澎湃新闻用邮件专访了丹•费金。
位于汤姆斯河镇的汽巴-嘉基化工厂，其中的染料生产厂房建于1952年。照片拍摄于1984年。
居住在美国新泽西州汤姆斯河镇的迈克尔•吉利克几乎不用知道今天是星期几，需要的时候他看看他的药盒就行。小手提包般大小的药盒分成7个区，每区对应一周中的一天，一个区又被分成几格。每天迈克尔要取5次、138片药，有用来止痛的吗啡、有调节系统的类固醇、有抑制癫痫的苯巴比妥、还有用来抗恶心头晕的抗组胺……
三个月大时，迈克尔被确诊患有神经母细胞瘤，肿瘤夺去了他的左眼和左耳的全部功能，甚至扭曲了他内脏的位置。而迈克尔只是汤姆斯河镇化学污染的众多受害者之一。
1952年，世界三大化学巨头——汽巴、嘉基和山德士来到汤姆斯河镇，使得小镇成为全美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1957年，镇上的供水系统第一次检测出了化学污染物。随后的20年间，汤姆斯河镇的大气、用水屡现问题。1980年后，一批批汤姆斯河镇儿童被诊出患上癌症。当地居民谈癌色变。此后，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介入调查，最终在1996年，汤姆斯河镇化工厂全部关闭。
美国纽约大学新闻系副教授、环境记者丹•费金（Dan Fagin）历时7年，以严谨审慎的态度将汤姆斯河的案例写成纪实作品《汤姆斯河：科学与救赎的故事》。2014年普利策奖最佳非虚构图书、蕾切尔•卡森最佳环保图书奖均颁给了《汤姆斯河》，丹•费金的纪实调查再次引发了公众对于环境污染的关注。
汤姆斯河的环境战争以工厂关闭而告终，但“战火”继续蔓延到了其他地方。1997年汽巴-嘉基的化工生产迁移到了印度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化工公司巴斯夫和陶氏化工也都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大批工厂。
2004年，汤姆斯河镇的污染清理工作正在进行，金属桶中的是汽巴-嘉基化工厂产出的有毒废物。
澎湃新闻：《汤姆斯河》的故事已经曝光20多年了，并不是一新鲜事，你是如何想到将汤姆斯河的案例作为写作对象的？
丹•费金：我在《汤姆斯河》这本书中描述的大多数事情其实并不为人所知，哪怕现在居住在汤姆斯河镇的居民，了解其来龙去脉的也不多。人们知道这里有癌症集群和曾进行过的环保调查，但对于当地环境污染到如此恶劣的程度以及应该如何去预防污染并没有概念。我决定下笔写汤姆斯河，是因为这里进行过全面的科学调查，这在全世界都很少见。
通过汤姆斯河这个样本，可以让人们知道环境污染可以对一个地方造成多坏的影响。同时汤姆斯河的案例，也展示了一种力量：普通公民可以行动起来推动调查并最终着手清洁自己的家园。
澎湃新闻：《汤姆斯河》呈现了一段令人悲痛而沉重的历史，您在调查采访过程中是否遇到阻力？
丹•费金：当然。我大约采访了150人，阅读了成千上万页的资料文件，最终梳理出了这个故事。最困难的就是向受害者们收集信息，他们经历了丧子之痛，或险些丧子，这样的痛苦是我们这些不曾经历的人来说是无法体会的。时光流逝并未销蚀这些痛苦，过去的事总是令牵涉其中的人们情绪激动。但在他们与我的合作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不加修饰的真实的坚守，这同样展现在了他们协助揭露汤姆斯河秘密的时期。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尊重。
澎湃新闻：在许多环境污染案例中，许多普通人其实也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在你的《汤姆斯河》中，当汤姆斯河的供水系统第一次被发现污染时，民意调查显示，只有4%的人反对化学工厂的扩建，其余96%的人支持了工厂扩建，因为工厂扩建为当地带来了就业机会。在经济与环境之间，许多人会选择满足眼前利益的选项。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丹•费金：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也是个令人无奈和遗憾的事实。人们常常会被误导——环境卫生和经济繁荣只能选其一。但这是错误的。美国的经验表明，污染严重的城市往往是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而那些清洁、环保的城市经济反而更加繁荣，因为这些城市更容易吸引新居民和企业、商机。民众应当放下恐惧，意识到环境与经济并不是对立的状态。一旦大家意识觉醒，将会迫使政策制定者及公司超越短期利润，去专注于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
如今，汤姆斯河镇在当地居民的坚持和努力下恢复了清洁、安全。
澎湃新闻：化学污染会引发疾病、癌症，这似乎是个常识。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如你在书中所言，我们很难用科学证据证明污染与癌症之间的因果关系。小数据流行病学永远存在一种危险：即便一个关联通过了二十分之一的显著性检查，它依然有可能是偶然事件。你如何看待这一令人沮丧的现实问题？
丹•费金：从科学角度来说，“常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正确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污染会导致癌症，我们需要可以评估的证据。就如我在《汤姆斯河》中提供的资料，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一些重要的污染物是致癌的，不仅会引发白血病，还有其他各种癌症。不过我们不能说，某种毒素暴露会引发某种特定的癌症。“癌症”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术术语，大概包括了200多重疾病，每种疾病有着复杂的成因。
我们怎么能确定是什么因素叠加诱发了某种疾病？这恐怕做不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家就只能坐以待毙了。我们可以依靠流行病学的统计来寻找危险因素和疾病发生之间的相关性。当相关性呈现强烈状态时，就应该采取行动来减少污染暴露的发生，改善公共卫生。我们无法找到所谓的“绝对证据”，但我不认为这是令人聚散的，相反我认为这一概念普及后是充满力量的，民众可以共同行动，减低诱发癌症的风险。
澎湃新闻：您曾经到访过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医院，如你所见，在汤姆斯河发生的一切也在那里重演。当政府监管缺失时普通人可以在这场环保战役中做些什么？
丹•费金：其实普通人可以做很多事情。第一步是尽可能收集你周围社区的环境条件、疾病率相关的数据，然后找可信赖的专家（比如大学教授）来帮你分析这些数据。最重要的是，你可以推动当地政府对当地环境污染问题的调查和监管力度。
这看起来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汤姆斯的故事表明，如果公民团结起来坚持自己的诉求，以及普及更多的科学教育，是可以在自己的社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汤姆斯河镇的居民同样面临着来自各方面巨大的阻力，如今汤姆斯河能够恢复清洁、安全，和当地居民自己的坚持努力密不可分，我相信在其他污染事件中，人们同样可以这么做。
丹•费金
《汤姆斯河》中文版
《汤姆斯河》读后感(六)：关于这本书的一些感慨
一个默默无闻的贫瘠小镇，因为一家大型化工厂的强势介入而改头换面。居民们享受着化工工业为他们带来的就业岗位，升值的房产，安逸的生活。掩蔽在密林深处的化工厂也在享受着民众对它的信任，政府对它的珍爱，并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肆无忌惮的排放污染。而一向缺乏存在感的镇政府也在享受着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稳定与繁荣，对于密林深处那些肮脏小秘密，它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挖掘……在这样集体狂欢了二三十年之后，居民逐渐发现身边的癌症病人越来越多。有一天，病魔的阴影笼罩在了镇上孩子们的头顶……这样的桥段你可能并不觉得新鲜，但将故事的背景放到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环境运动如火如荼的美国，不禁让人感到匪夷所思。这正是2014年普利策非虚构小说奖获奖作品《汤姆斯河》一书的主线故事。
该书的作者，美国著名环境记者丹•费金现在纽约大学阿瑟•卡特新闻学院任教，为研究生项目“科学，健康与环境”（SHERP）的项目主管，业余时间从事科学与环境领域的相关写作，作品经常发表于《纽约时报》，《自然》，《科学美国人》等多家著名媒体。2005年任教纽约大学之前，他曾在《纽约新闻日报》做了14年的记者，负责环境类选题，这期间他所在的团队曾两次入围普利策奖。而他此次获奖的《Toms River: A Story of Science and Salvation》，其副标题直译为“一场科学与救赎的故事”，书中除描述小镇救赎故事的主线之外，还穿插了丰富的科学发展历程，领域涉及化学工业，环境流行病学，癌症病理学……
科学，一场场福尔摩斯式的探险
1856年，当威廉•珀金费力的将那一小坨紫色的残渣从烧瓶底儿上弄下来的时候，他意识到了自己得到的是自古罗马以来求之而不能得的贵族色，他没意识到的是自己开启了人类现代化工合成的大幕。两百年后，人们穿着对二氨基联苯合成的纤维织物，坐在聚氯乙烯包裹的转椅上，翻看这本封面由偶氮染料染至鲜红的书时，回望历史，由珀金展开的这块幕布之后，不止有财富，更有各种美妙的生活，贪婪的人性，甚至疾病与死亡。
与此同时，1854年，约翰•斯诺奔走于霍乱横行的伦敦索霍区街头，以详实的疫病时空分布识别出嫌犯（布罗德街的一口水井），并将其捉拿归案（拆掉了这口井的摇柄）时，他并不知道嫌犯杀人用的是什么障眼法，他只是循着流行病学先辈皮埃尔•路易斯，西莫恩•德尼•泊松，威廉•法尔……的足迹，用统计学方法捉到了它。四十年后，1885年，罗伯特•科赫才将霍乱弧菌，霍乱的致病菌分离确定出来。而今天，研究人员用基因测序构建分子进化树，借此分析甲型H1N1流感病毒从墨西哥传入中国过程中的每一次变异。
1913年，在山极胜三郎开始往兔子耳朵上涂抹煤焦油以验证他煤焦油致癌的猜想时，欧洲的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癌症的病因是致癌微生物而非化学污染。从文艺复兴中期帕拉萨尔苏斯否定体液学说，到与珀金，斯诺同时代的沃尔瑟•赫西在施内山研究矿工中的肺癌，接力棒交到山极手上时，癌症病理学研究的每一步都坎坷曲折。他没想到，自己本就耗时费力的研究不单被日本同行质疑，还会受到天灾破坏，当猜想终于被证实后这个重要的研究成果长期被忽视，诺贝尔奖也对他视而不见。但如今，大部分癌症的主因是化学物质诱导，而首个确定的致癌物是煤焦油，这早已成为教科书中的内容。
书中记述了很多科学史上这样激动人心的时刻，兼具可读性与科学性。而当被问及以记者的出身，何以对科学问题有如此精准系统的认识时，费金的回答是：“我并未接受过科学方面的专门训练，而是在30年间的环境类写作中积累起环境科学的相关知识的。不过现在我教学上的工作是推进SHERP研究生培训项目，这个项目接收的学生都接受过很好的科学训练，我们来教导他们如何成为优秀的记者。所以显然，我认为能够将科学知识与高超的叙事技巧结合起来是非常重要的。将实证主义的科学与精彩的叙事融合在一起往往会非常有力。我推崇的是以证据为基础，特别是结合了高效的叙事的新闻报道。”他对中国科技类记者的建议是：“对证据的使用要严谨，尽最大努力去获取政府机构和公司的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小心的对科学进行解读，并尽可能的借助叙事手段，这能吸引大量读者——但千万不要夸大其词。”
救赎，并不完美
不同于科学这条虽然充满坎坷，却在不断推进，没有终点的副线，汤姆斯河镇的主线救赎则是一个已经落下帷幕的故事。只是，对于习惯了顺着侦探小说事发，追查，水落石出，恶人伏法，苦难终结，大仇得报……结局圆满的套路跟进情节的读者来说，这个真实的故事却处处不落窠臼。费金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说：“这是一个不完美的救赎。”
究竟谁是恶人？化工厂是在那片土地上排放了几十年的污染，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污染源，当觉醒的居民开始和化工厂斗争的时候，一个曾经被非法排污浸透了每一分土地的废弃农场还一直落在人们的视线之外。一直到本书终了，给全镇造成种种痛苦的污染，究竟有几分来自工厂，几分来自农场，依旧难以说清。而这个第二嫌疑人，却因为历史原因，甚至没有在被告席接受过审判。
谁是受害者？镇上有一个冒着滚滚浓烟，流出五颜六色废水的化工厂，身患绝症的孩子和家长是最容易想到的受害人，还有那些患有癌症的工厂工人。而当污染大幕揭开，环保闹剧高潮迭起，将镇上的丑闻传遍全国时，在这个临海小镇上指望夏日旅游业谋生的其他居民也遭受着牵连，以往平静安定的生活已难再回来。当工厂步步退缩，最终决定关停迁址之后，那些将自己的青春献给工厂，在环保闹剧中力挺工厂，如今却失了业的工人们寒透了心。而在与民众的一次次对质中失却了信誉，不得不完全公开一切水质数据的政府机构，如今在疲于奔命以图赎罪。更没有人去怜悯大量投入资金人力最终却灰溜溜撤退的汽巴。在这场有全镇出演的耗时费力的大剧中，没有人全身而退。
成为“癌症村”有多难？截止成书之时，全美多年来进行的居民区癌症集群调查有几百项之多，而真正识别出确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癌症集群的，只有五项，其中能够将这种癌症集群与某些化学污染联系起来的，只有两项，汤姆斯河便是其一。即便如此，在汤姆斯河众多罹患癌症的人群之中，只有女童白血病的发病率升高与污染的关系通过了统计学上苛刻的检验。因此，当诉讼开始，原本团结一心与化工厂斗争的病患家属们不再能聚合在一起了，因为他们中有的通过了检验，有的却没有，这不单是赔偿金额的问题，更牵扯到他们的苦难能不能得到“救赎”。
汤姆斯河的故事“过去了”，却没有“解决”。如今，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化工行业大规模迁居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而汤姆斯河镇上空笼罩的儿童癌症阴霾也似乎随它们飘走了。
未来在哪里？
同书中的内容一样，该书作者丹•费金在多个访谈中都表现出对中国的关注，他在美国国家广播电台的访谈中说：“我现在很担心中国那些远离沿海的地方，尤其是大城市之外，大部分的生产都是在那里进行的。那些地方应该受到监督，应该有管理。而令人不安的是，如今在中国的网络上流传着很多癌症村的说法，有很多业余的流行病学调查。但愿借着发达的网络，我们能够交流大量的信息，从而帮助中国避免我们曾犯下的错误。消息总是有的，我们知道情况怎么样，我们也知道如何去防患于未然。”
汤姆斯河悲剧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于政府监管的不作为。无论是化工厂向土壤中浇灌污染物时的监督，废弃农场污染后的清理，或是城市供水系统检查出不明物质后的处理……任何一个环节中政府如果能多做一步，无人幸免的局面都可能避免。如书中所说：“汤姆斯河，一个在各方面都如此平常的小镇，却因为自身不同寻常的混杂着人类的愚蠢与坚毅，伴随着大量的运气（厄运或好运）而形成了它所不愿见到的状态。几十年间，事情错的离谱，然后又惊人的被修正回来。”
除了政府的监管，另一个费金经常提及的重要因素是信息的透明度。在汤姆斯河，正是长久以来对信息的隐瞒，将民众的不信任放大到了恐慌的地步，情况曾一度濒临崩溃。也是在政府坚持了最大限度的信息公开，并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患者家庭的监督之后，才最终与居民达成了和解。费金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专访时说：“在美国新闻界有一句话——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汤姆斯河的案例证明了这句话。我相信，这句话在中国也是正确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汽巴肆无忌惮的向河水中倾倒未经任何处理的染料废水时，它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甚至不能算是违法，而民众还沉浸在企业盈利带来的狂欢之中。几十年后，由汽巴演变而来的诺华已成为绿色化工的佼佼者，而全世界的政府都设置了各自的污染排放标准和污水处理程序，民众对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充满了警惕。希望借由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引导，这三方的成熟能够最终吹散那片正随着产业转移飘向亚洲上空的阴霾。
《汤姆斯河》读后感(七)：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引发中国思考
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引发中国思考
2015年06月26日04:39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蒋肖斌《中国青年报》（2015年06月26日12版）
丹•费金
《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封面
1982年，当一个13岁的孩子被确诊患上了成神经管细胞瘤时，纽约医院的医生发出感慨：“又一个从汤姆斯河镇来的。”
汤姆斯河是美国新泽西州一个人口不到十万的小镇，名字来源于那条流经当地的小河。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这里的居民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1952年，瑞士化工巨头汽巴在此开设工厂；20世纪七八十年代，镇上的儿童癌症发病率显著提高……
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曾获得2014年普利策奖“最佳非虚构图书”。作者丹•费金经过7年的研究和写作，揭秘了环境污染和癌症关系的真相。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癌症村”的故事也不时见诸媒体。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通过邮件独家专访了丹•费金。
尽管人人都向往田园生活，恐怕没人愿意过原始人生活
丹•费金是纽约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阿瑟•卡特新闻研究院“科学、健康和环境报告项目”主任，做过15年环境记者。汤姆斯河的化工厂如今早已关闭，污染也被清理干净，费金采访了140多名相关人士，查阅了公司档案和政府报告，还原了那场跨度近半个世纪的工业和环境、工厂和居民之间的拉锯战。
1952年，世界三大化工巨头之一的汽巴来到汤姆斯河镇开厂，成为当地最大的私人雇主，也使小镇发展成全美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1957年，镇上的供水系统第一次检测出化学污染物；1974年，居民再次反映饮用水味道不对，但县卫生部门调查后不了了之；1984年，化工厂排污管道破裂，天机泄露；1986年，新泽西州卫生部门展开全面调查；1991年，化工厂关闭了汤姆斯河镇的排污管道；1996年，汤姆斯河镇的化工厂关闭。
丹•费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我还是记者时，经常收到读者来信，告诉我在他们的社区、工作地，癌症发病率很高，他们担心这是由污染引起的。而我同时也知道，这些担忧很少得到科学的调查。”于是，当听说汤姆斯河的案例后，费金知道自己找到了“想写的东西”。然而，在调查过程中费金发现，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非黑即白。
1986年6月，当汽巴-嘉基公司宣布将逐步退出汤姆斯河镇，搬迁至工资和环境监管要求更低的亚拉巴马州时，工人们的反应是既震惊又愤怒——他们失业了。其实早在1963年，河水被污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化工厂的总经理提醒当地媒体，公司每年的工资支出是8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5600万美元），“尽管人人都向往田园生活，恐怕没人愿意过得像印第安人”。
也许汤姆斯河的老辈人还记得河水清澈渔业兴旺的年代，但他们同样也记得当年依靠农业、苟延残喘的经济。根据1967年对汤姆斯河镇的民意调查，86%的人认为化工厂是地区的财富，只有6%的人觉得是负担；尽管有34%的人认为化工厂是当地水污染的主因，但如果工厂想扩张，只有4%的人反对。
民意调查员对化工厂说：“看来你们闻着不像化工厂，倒像玫瑰。”只有当汤姆斯河镇的儿童癌症发病率越来越高，恶果已经酿成后，居民们才改变看法。
“我经常听到‘先污染、后治理’的说法，我非常反对。汤姆斯河镇花了几十年得到教训：不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工业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从长远看必将导致经济的崩溃。”丹•费金说，“现在美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都是对环境监管最积极的地区，他们走的是绿色环保的发展道路。相比之下，那些环境监管不力的工业区正面临严峻未来，因为没人愿意住在那里。而当工厂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他们就没有任何竞争力。”
科普是一条任重道远的路
汤姆斯河的污染调查耗资上千万美元、耗时近6年。那么，在污染与疾病的关系没有得到定论前，我们能做什么？丹•费金认为，首先需要一个严谨、专业、独立的调查，获得第一手的真实数据；同时，居民自发的表达也很重要。他强调，在对大型企业的监管上，当地政府一般比较无力——这一点美国和中国是相似的，所以需要“国家层面的专家调查和监管”。
本书译者、天津理工大学环境生物学专业副教授王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正如丹•费金所说，人们对美国环保局有两个误解：一个认为它负责检验检测，一个认为它执法能力很强。事实上，美国环保局需要监督几十万家污染企业，员工数却从来没超过1.8万人，而与执法相关的更是不到1800人，很多检验都是外包的。中国环保局的情况也相似。”
在王雯看来，科普是另一条任重道远的路。王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本书写得非常严谨，下的结论非常谨慎。当你被‘癌症村’的标题吸引，会想去印证一种想法——污染必然导致癌症。而当你认真读完此书会发现，经过科学家严谨的研究，最终只证实了儿童白血病的高发与污染的相关性，而其他癌症与污染的关系没有得到证实。”
“在这一点上，美国老百姓和中国老百姓其实是一样的。”王雯说，“看到很多人得癌症，就会认为和环境污染是密切的因果关系。但其实癌症高发有很多原因，环境污染这样单一因素的因果关系很难建立。比如寿命就是一个重要原因，现代人普遍寿命较长，而80岁的癌症发病率必然比50岁高，就显得整体发病率高。”
王雯是国内著名科学传播团体“科学松鼠会”的成员，在做科普的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种无奈的情况：如果对方已经认定一个观点，比如核电站、PX工厂运行起来有很大风险，那么就算你列出了很多科学的数据，对方也不会相信。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王雯认为，是人们在受教育过程中，缺乏科学的认知方式，习惯接受权威给出的标准答案，没有自己的思考过程。“在他们心中，必然有一个权威、一个愿意相信的立场。可惜这个权威未必是该领域真正的专家，倒很可能是电视台养生节目主持人之类的角色。”王雯说。
汤姆斯河一案“过去了”，但它“没有解决”
1967年，汤姆斯河的化工厂和当地水务公司曾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化工厂同意赔付水务公司4.5万美元，作为给居民生活用水中加氯（能消除水的异味）的费用，而水务公司不再追究责任。
丹•费金指出，直到现在，环境执法仍然基本靠自发的报告和协商。这带来的结果是，对工厂来说，因为执法依赖于自行报告，他们对于是否遵守规则的判断就成了商业计算：被发现的风险有多大？支付罚款是否比一开始就遵守规则更廉价？很多人得出明确结论：“遵纪守法不划算。”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而言，污染和疾病并不被那么重视，因为还有更加迫切的社会问题，如，饥饿、无家可归、失业、犯罪。
现在，汤姆斯河的每个人都和癌症集群说再见了。丹•费金说：“汤姆斯河一案‘过去了’，但‘没有解决’。”
1996年，汤姆斯河的化工厂关闭，1997年，瑞士总部就把化工生产迁移到了中国和印度。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产品生产国和使用国。1996~2010年，中国的苯、乙烯和硫酸的产量翻了两番。巴斯夫，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公司，在中国有7000名员工和40家工厂；陶氏化学，在中国有4000名员工和20家工厂。
“癌症村”的称谓如今在中国的新闻中并不罕见。本报今年5月13日就曾报道，浙江绍兴的三江村就因周边重污染企业众多，而被贴上了“癌症村”的标签。2007年，费金来到中国重庆采访，在重庆儿童医院看到了儿童癌症的阴云。一名医生告诉他：“我们收治了很多工厂工人的孩子，会不会是污染造成的呢？我觉得是，但这很难确定。”
王雯带来的好消息是：“目前，大型化工厂的生产过程正变得越来越清洁，因为从企业生产角度，技术的进步可以使有毒有害的废料变为可以利用的原料，既降低成本又减少污染。目前，中国的环保部门也在逐步推动对大型化工厂排污的在线实时监控。”
丹•费金坦言：“我是在8年前去的重庆、杭州和上海，的确看到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现象。但现状如何，我没有资格评论。我很高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环境问题感兴趣，也希望能由此带来行动。”
（原标题：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引发中国思考）
《汤姆斯河》读后感(八)：近距离观察美国“癌症村”
近距离观察美国“癌症村”
近几年，癌症在中国呈现高发态势，已是不争的事实。坊间关于各地癌症村的传闻，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和不时披露。尤其是席卷大江南北的雾霾，严重的时候甚至扰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使得人们对空气污染、水污染等因素与癌症高发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多的关注。但关于癌症集群和环境污染之间的相关性，在国内尚无科学的研究。或者即使某些学者做过详实的调查和科学的分析，但由于种种原因，其研究结果也尚未公开。因此，围绕着癌症和污染这一话题，有着诸多真假难辨的“传闻”，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谣言止于真相。在污染致病的研究中，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一书，揭开了环境污染和癌症集群之间关系的诸多谜团。
汤姆斯河原本是美国新泽西州一个无名的农业小镇，名字取自于流经当地的一条小河。20世纪50年代，世界三大化工巨头入住该镇，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就使得汤姆斯河镇成为全美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虽然化工厂对当地的环境污染很早就有端倪，但由于能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带动地方经济增长，普通民众、地方媒体，甚至地方政府对化工厂的排污行为，几乎都视若罔闻。对于汤姆斯河镇流传的水污染传闻，地方卫生局做出调查后不了了之，地方水务公司做出调查后，为了不引起民众的恐慌，竟然秘密地和化工厂达成协议，公开告知民众“饮用水是绝对安全的”。
然而，污染对当地民众的伤害并没有止步，20世纪七八十年代，汤姆斯河镇上的癌发病率异常，甚至引起了纽约医院医生的注意。1984年，化工厂排污管道的意外泄漏，更使得新泽西州卫生部和绿色和平介入，全面调查自此展开。
美国纽约大学新闻系丹•费金教授所著《汤姆斯河》一书，详实地再现了这一事件的全貌。费金在书中还追踪了现代流行病学的发展历程。污染调查以及流行病学如何揭开污染与疾病关系的真相，构成了本书的两条主线。
费金做过十五年的环境记者，目前是纽约大学“科学、健康和环境报告项目”主任，他把记者的敏锐洞察力和学者的科学严谨态度完美融入《汤姆斯河》一书的写作中。因此，此书2013年在美国一经出版，随即摘得2014年普利策奖、蕾切尔卡森奖、国家科学院科学图书奖和海伦•伯恩斯坦图书奖等多个奖项。
《汤姆斯河》就像一面镜子，既映射出了人性的复杂，让我们看到美国小镇在发展经济和治理污染道路上的漫长历程和艰难选择；《汤姆斯河》又是一座警钟，引发了行进在工业化征途上的国家和他们的人民深思。
1991年，汽巴-嘉基关闭了汤姆斯河镇的排污管道。1996年，汤姆斯河镇化工厂关闭。1997年，瑞士总部把化工生产迁移到了印度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
在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上，污染治理是不可回避的，也是无法回避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让老百姓过上富裕的生活虽是重中之重，可尽快还老百姓清洁的环境，同样刻不容缓。
《汤姆斯河》读后感(九)：“汤姆斯河之殇”不该再发生
文/夏丽柠
美国环境记者丹•费金的《汤姆斯河》，获得了2014年非虚构类普利策图书奖。
如果没有这本书，也许美国新泽西洲南部的“汤姆斯河镇”依旧是个籍籍无名的地方。无人关注这个独立战争之前的海盗天堂、20世纪60年代的工业重镇， 和如今的旅游度假圣地。这一切全是这条流经小镇的河惹的“祸”。
开篇的镇上居民迈克尔•吉利克每天“打开药盒数药片”的镜头，只为说明一个问题：尽管迈克尔是癌症患者，但他的病症是与生俱来的！由此，促使读者急于揭开“汤姆斯河之殇”的真实面目。
丹花费了十几年时间来调查、收集和研究汤姆斯河“灾难”的因果，及其长久的影响。力图通过本书向读者讲述一个为了推动经济发展而进行的工业化大生产，导致环境污染、公众健康安全危机，以及旷日持久的污染诉讼案的事实。
如果说罪恶的起源是资本，那么汤姆河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是祸非福。
“1952年，世界三大化工巨头：汽巴、嘉基和山德士来到汤姆斯河镇，成为当地最大的私人雇主，也使小镇发展成为全美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然而，化工企业选择了最简单最便宜和最秘密的排污方式：将污染物排放进河里。
如果说罪恶的本源是人性，那么镇上居民对好生活的向往是祸非福。
弗尼科拉兄弟向赖克农场的地下埋藏污染桶，只为了每月区区四十美元的酬劳。不到三个月，他们已经埋下了五千只桶。最具讽刺意义的是，他们隐秘的勤劳为居民们带来了永远也抹不掉的伤痛。
“1957年，镇上的供水系统第一次检测出了化学污染物”。随之而来的小镇居民成了癌症和白血病多发的集群，在新生儿和未成年儿童身上的病状尤其明显。居民终于意识到这条百年来流经小镇的河生病了。从此，居民卷入了冗长疲惫的抗议、申诉、调查、举证或者推理来证明“河病了”，所以“人也病了”。
跳过书中专业的图表、化学和医学名词，以及普通读者不易理解的资料数据，丹在本书最后的“致谢“里这样写道：《汤姆斯河》讲述的是一大群充满了激情的人们的故事”。他们当中有汤姆斯河镇的居民代表、科学家、流行病专家、政府官员、律师……“如何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难题”并非是以一己之力能够解决的问题。
“1996年，汤姆斯河镇化工厂关闭。1997年，瑞典总部所化工生产迁移到了中国和印度”。这些急于推动经济发展，吸引外资的国度也面临着跟汤姆斯河镇一样的问题。
世界上的每条河流都应该是“长寿”的，它们有能力流淌千万年。大自然可以没有人类，但是人类不能没有自然。 决不能让“汤姆斯河之殇”再次发生。为此，人类应该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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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斯河》读后感(十)：迁徙的污染 ：从汤姆斯河到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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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所著2014年普利策新闻奖非虚构类获奖作品《汤姆斯河》中，美国著名环境记者、纽约大学新闻系教授丹•费根（Dan Fagin），详细调查了位于美国汤姆斯河区域的一个小镇的环境污染状况，讲述了这个小镇癌症高发、污染以及确定两者因果关系的艰难工作。
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汤姆斯河流域的河水和空气，就受到附近多家大型化工厂的污染。直到80年代，当地大批儿童身患癌症的消息被曝光，才逐渐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然而，当地居民与科学家以及污染企业之间的斗争，仍然持续了数十年之久。2001年，曾经在汤姆斯河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化工企业，最终同意向受害者提供巨额赔偿，这标志着围绕它的一系列环保事件最终画上句号。
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污染跨过大洋转移到波兰、印度和中国等地，这些地方像汤姆斯河一样渴望工业化，并且愿意忽视环境污染。在《汤姆斯河：科学与救赎的故事》一书的最后，费根将视角转向中国，记述了他探访重庆儿童医院的经历。在这个中国工业腹地，他见到了许多工人的孩子，他们和汤姆斯河受污染时期的孩子一样，饱受白血病或其他癌症的折磨。
费根忧心忡忡地指出，类似汤姆斯河的悲剧，正不断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演。
《汤姆斯河：科学与救赎的故事》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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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丹•费根
翻译| 郑惠文 邓楚阳
自来水公司的秘密
早在1965年8月中旬，汤姆斯河自来水公司就已经知晓偶氮染料对3口70英尺深浅井造成污染的事实。这3口井为全镇7000个家庭和商家供水。政府没有预警，而报纸也没有一篇报道。汤姆斯河的生活一如往常，即便水尝起来不对劲，但因为天气过热，人们还是不得不继续大量摄水。只有两家单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自来水公司和化工厂——但它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合作紧密，甚至有时偷偷摸摸地在底下搞些小动作。
一份1965年3月23日汤姆斯河自来水公司的内部报告指出，一口井里的水散发着强烈异味，有显著可见的颜色，并查出污染源是工业染料。但它们所做的补救措施，仅仅是朝水中添加更多的氯来掩盖颜色，剂量之大绝对已经超过了安全标准，而干燥的夏天使得这种情况更加糟糕。
卡迪诺车道的藩篱
雷•林沃斯和他的妻子雪莉，在卡迪诺车道定居的时间很长——他们最初在1986年搬进这里的一间错层式砖房时，房屋后还没有那些围栏。他们家的院子有一条小路，一直通向林子里，这使得他们这处四分之一亩大的院房显得别具牧场风格。
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院子后面的围栏建起来的时候，林沃斯家的孩子——1967年出生的吉尔和1969年出生的兰迪——也从未觉得那道围栏是他们不被允许翻越的障碍。
“你问我兰迪是不是曾经翻越围栏，跑到汽巴•嘉基的林子里面玩？当然了。住在我们这片的孩子们都会这样。”林沃斯回忆道。那些孩子还会在附近的河里游泳。
位于汤姆斯河镇的汽巴•嘉基化工厂，其中的染料生产厂房建于1952年。 图片来源：www.colorantshisto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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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沃斯一家人知道这片土地属于汤姆斯河化工厂，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相反，他们还挺喜欢这家私有企业的。有时候，这里的空气中会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通常是在晚上，因为晚上正是化工厂的那些看不见但闻得着的烟囱最忙碌的时候。他们家朝西的那扇窗户正对着化工厂，从肉眼就可以看出西窗比屋子里其他的窗子要粗糙得多，它的窗檐就像是被砂纸磨过一样。但这并没有对住在屋子里的人造成大碍，因此很容易被忽略。
在卡迪诺车道，人们有时会谈论这片区域里奇怪的疾病，就像一英里之外的普兰兹特普林路一样，那里的人们，也生活在一家位于赖克农场的化工污水厂带来的阴影之下。但与那里的居民不同的是，卡迪诺车道和橡树岗其他地方的人们，都是从汤姆斯河自来水公司的管道取水，并没有直接从他们后院的水井里打水。
这片区域在上世纪60年代就用上了公共自来水，大多数时候，人们都觉得这些水喝起来很正常。但还有一些家庭，仍然从他们的后院钻井打水，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一点水费。他们用从井里打上来的水浇灌草坪和花园，也用来给自家的游泳池注水，但他们几乎不饮用井水，也不用它来洗澡，因为井里的水总是有一股怪味儿，闻起来像涂料稀释剂一样。
上世纪70年代，污染控制的相关法律颁布之前，这样的场景在美国较为常见。 图片来源：cen.a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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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癌症村”
39岁的刘玉书（音）长着一张59岁的脸。她脸上的皮肤很松弛，看起来就像是长期睡眠不足一样。每天晚上，她都在重庆儿童医院的血液科病房地板上铺上自己的毯子，睡在她9岁孩子的病床旁狭小的空间里。
在中国中部地区的这家医院里，还有很多病人家属甚至是患者，都睡在住院部拥挤的走廊里，所以刘玉书觉得自己算是幸运的了。刘玉书和她的丈夫都是建筑工人，丈夫负责砌砖，刘玉书就负责混合胶黏剂。
一年前，他们把孩子留给婶婶照顾，两人则前往几千英里之外的广州找工作。在经济繁荣的南方地区，外资企业如同雨后春笋般迅速增长。刘玉书在广州找到了工作，但她不能一直待在那里。因为留在家里的孩子一直高烧不退，去附近的诊所检查，检验结果表明其血小板含量异常低，孩子处于危险状态。后来，他们又去了重庆儿童医院进行骨髓化验，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和其他儿童癌症一样，难以治愈。
重庆儿童医院的病房里，甚至中国其他地区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癌症治疗标准，远远低于美国和欧洲的治疗标准。在过去几年里，与汤姆斯河区域流行着的相同的儿童疾病，在中国广东、湖南、重庆等地频频出现。
作为全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重庆市的污染状况近年来同样令人担忧。 图片来源：aol.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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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独立记者和积极分子们，不断在寻找非官方、未经科学证实的关于污染和癌症的数据，自己制作“癌症村”地图，将它们发布到互联网上。他们的调查显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往往都在城市之外，因为中国最具污染性的工厂通常都建立在郊区，同时，因为郊区的社区有足够的社会稳定性，所以居民们能够意识到他们所处的危险环境。（非传染性的疾病在闹市区几乎是无法被察觉到的。）
就连卫生主管部门也承认，污染——包括排放进入河流和地下水的废料、工厂和电站排放到空气中的废气——已经使得癌症成为了中国人口死亡的第一大原因。
但由于在中国，癌症病例不会被记录在案，政府也几乎不会去调查癌症集中发生的地区，那些非官方的“癌症村”地图，通常就成为了获得当地癌症发病规律的最好资料，包括医生在内的一些研究人员，都会给予这些数据很大的信任。
刘晓梅（音）是重庆儿童医院血液科的一名外科医生，她说她的病人中有很多都是工厂工人的孩子。当被问及是否认为污染导致了这些孩子患病时，她说：“我认为是的。但是要确认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中国如今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有毒化学产品的制造市场和消费市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化工产业也在蓬勃发展，但中国在其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1996年，汤姆斯河化工厂关闭，在这一年，美国和欧洲国家生产的塑料分别为中国所生产的8倍多；而到了2010年，中国的塑料产量已经与美国和欧洲的塑料产量之和持平。
在同一时期，中国的笨、乙烯和硫酸产量上涨了4倍，其他化工原料的产量同样也有大幅上升，包括自1856年就开始作为染料剂的苯胺。正是那些熟悉的企业，造就了化工产业的繁荣——巴斯夫，原德国苯胺制造商，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公司，在中国拥有7000多名员工和40多个工厂。现在，巴斯夫正在重庆建造一个占地50多公顷的工厂，用于制造苯胺、硝基苯和亚甲基二苯。其中，亚甲基二苯的原料是一种毒性很大的气体——碳酰氯，当年，汤姆斯河就是用它来制作含氯染料的。
（原文刊载于微信公众号“清单（worldlist）”，标题为“《汤姆斯河：科学和救赎的故事》节选”，《赛先生》获授权刊发，略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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