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读后感10篇
《袁氏当国》是一本由唐德刚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页数：24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袁氏当国》读后感(一)：读《袁氏当国》有感
我想作为一部研究叙述民国建国初期的历史书籍，本书在史料上还是很有价值的，喜欢的朋友可以读一读、看一看，领略这一世纪大变革的精彩历史细节。读完此书，我想我的收获有以下三点。
第一，我知道了许多从历史教科书上没有讲过的事情，且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作者经过认真考究，有可信的历史史料来加以支撑的。这对于我们了解更真实的历史，让历史变得更加有血有肉，增长我们的见识来讲是大有益的。
第二，我从书中获得了许多思想上的冲击。本书的主角无疑就是我们骂的最厉害的袁世凯，但作者在书中力持的观点就是袁是我们国家历史转型期中一个悲剧人物，其悲剧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并非全赖他一人所作所为。这种观点似乎就是为袁翻案了，这可是惊天地泣鬼神了，与主流的对袁的历史评价大相径庭，不得不让人为之一惊。徇着作者的观点，书中一点一点去证明此论断的合理性，读罢全书竟也有些许赞同，这不可不谓是思想之洗礼也。我想读书的最大意义在于启发读者的思考，而并非全然相信书中所言。孟子曾在《尽心下》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第三，读完此书尤感唐德刚先生为海外华人之忠心爱国人士也。唐先生在行文中虽力求“半张纸”真言，但每到民族大义和仁人志士之处便激情而抒，也可见其人乃有真性情也。我也常常被唐先生的激情之言所感动，试问我中国何以五千年文明延续至今，即使在近代几近亡国灭种之际仍能绝地生还，这不就是唐先生所说的“黄兴一类的贤人烈士抵制了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而未至于绝代也”。
至于其他书中所言，也多发人深思，在给我们展现一部“有趣”的民国史的同时，让读者思考这伟大转型期中涌现的种种现象和种种人物，以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正在发生的历史的关注和借鉴，这恐怕是历史的最大意义了吧。
《袁氏当国》读后感(二)：传统史学独步全球以及历史学家也是人
嬉笑怒骂，自成文章。唐氏写史，别俱一格。黄仁宇写历史畅销书，唐德刚写性情历史书。都不满足于干巴巴的历史事件，更进而求文字的可读性，叙述的个人性。唐的文章，学的是司马迁、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浅近的文言，生动的白话，还有时不时窜出的一两句洋文、英俚。
开口“朋友”，闭口“朋友”，绝不同于一般史家的板起脸孔说教，反如路边偶遇的一位说书先生，诸君搬个板凳就可以入席听书。唐之文笔，底色是红楼梦的典雅与情感细腻，又特意添加水浒的粗砾与江湖气，以表征男性写作之特点。将二者熔于一炉，形成阴柔与刚健并济的文风。
历史不是完全客观的，历史有时甚至是主观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的主角是人。当我们以更微观的角度去观察历史时，发现历史很多时候乱哄哄，吵闹闹，一笔糊涂帐。历史从来不是道德模范课本，不是圣人贤达陈列馆。历史可以让我们看清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而已。
一般史家治史，绝大部分材料来自于书本，来自于考古发现，来自于墓葬古董，对他们来说，那是功课，是冷冰冰的，是必须的，是要还一辈子的债。唐氏治史，更多依赖于与当事人的交往，当事人的口述。历史对他来说，是人的关系史，是一部人的情感史。以人观史，这是唐氏治史最大的不同。
几点摘录：
2、寡妇孤儿相依为命的太后（隆裕），这时连身家性命都自觉难保，因而频频乞怜于宰相……三百年来的孽，不是她母子作的，但是三百年来的怨，却要她母子独当之。
3、谈黄兴：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待？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黄兴一类的贤人烈士，才能抵制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而未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试溯旧史，辄至感慨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已。历史学家也是人嘛！虽尽量压抑人皆有之的情感，仍难期其入至善之境也。读者贤明，当能体验之。
4、谈孙中山建铁路：近阅内地史料，1998年铁道部曾开动员大会，确定今后五年总目标是，2000年铁路营运里程达6万8千公里；到2002年，突破7万公里……时至今日，中国铁路营运还未突破7万公里。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20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袁氏是知其不可而故意使其浪费国帑，设阱以陷之，这就是袁之大奸巨滑的表现了，中山因无行政经验，乃有此失。
5、根据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现存史料，中山一到日本，尚住在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家中时，他就开始组织这个新党（中华革命党）了……孙公出任临时大总统时，宋蔼龄曾是他的英文秘书。不久蔼龄因与孔祥熙结婚需用去职，乃改介刚自美国学成归来之二妹以自代。殊不知宋庆龄刚抵日本，行装甫卸，席未暇暖，新上司竟忽然向她求起婚来（此故事是庆龄晚年亲口告诉斯诺夫人的）……当孙、宋婚事为头山满所闻时，头山满不免大惊说：“不是要同姊姊结婚吗？怎么换了个妹妹呢？”（见头山满晚年谈话）
6、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上批评我国传统史学为帝王家谱。可是梁说此语，是在我们文化转型的启蒙期食洋未化的似是而非之论。其实我国史学是源出于“谱牒之学”，早见于甲骨。此后在我们国家强于社会的帝制时代，谱史合一原是个必然现象。耶教的旧约，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还不是从家谱开始？中国传统史学是独步全球的；西方的现代史学史，尚未超过三百年。梁氏对中西比较史学初未经心，始有此启蒙期的哗众之言。
7、关于古德诺：……要研究制宪，就应向实行宪政最成功的英美学习，为什么向把宪政弄得乱七八糟的法国学习呢？解答这个问题，所牵涉的就不是政治学，而是政治斗争了。辛亥前后革命党人所追求的原是美国模式的总统制。但为了限制新总统袁世凯弄权，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那时实行内阁制最先进的，就只有英、法。但英国是君主立宪，法国是共和立宪。英的君主立宪，原是戊戌变法时保皇党康梁所借用的蓝本，不应再用。则革命党人今日所要学习的，就只有个法国式的共和立宪了。
8、李公（李宗仁）说，他们那批小排骨，还管什么皇帝不皇帝，共和不共和？反正当军人就要打仗就是了。这是护国军中的“小排骨”当时对内战的观念……语云一将功成万骨枯，枯的都是“小排骨”、“小两脚规”；哈共和？啥帝制？他们死掉做鬼也不关心啊！
《袁氏当国》读后感(三)：袁老四大战地痞流氓的故事
清帝退位之后，600多个政党闹哄哄乱糟糟，最终全国达成共识：民国不如大清。当内忧外患燃眉之时，孙大炮为了换取日本的支持把满洲、内蒙、华北、海南送给日本，袁老四再也坐不住了，还是让老子当皇帝吧，看透了，你们这些痞子、流氓，只会把国家越搞越乱。
国人的尿性，实在搞不懂，当初劝进袁老四，那是举国一致，逼得老袁不称帝不行，称帝之后，又一窝蜂的反对。大概国人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就是闹腾，反正科举废除之后，大批读书人，没有商业可以经营，没有科技可以研究，那就闹腾吧。
古德诺老学究，搞出的帝制与共和的比较，倒是极为有见识，我都抄下来了。
其实大清灭了也只是个偶然事件导致的，北洋和国民党远不如大清时代，老百姓的生活更安定。如果大清修修补补慢慢来，不断引进西方科技、制度，总比不断打仗强吧。
卖国最甚、误国最深，中国现代史上二号罪人，莫过于孙大炮。为了当总统，已经丧心病狂，相比起来，袁老四真的没什么大错。袁老四的人品，比起这些地痞流氓，可真是好多了。后来KMT多么无能腐败，给china造成灭顶之灾，已经很清楚了。
袁大头，也不可过于拔高，毕竟文化水平一般，很多事情他也不懂，没有主见。不知道他怎么混到最高位的。可能混乱期，高人、能人都不愿意出来吧。袁的整体素质，比曾国藩、李鸿章何止差几公里。
《袁氏当国》读后感(四)：独上琼楼，望断共和路
在各种历史课本的薰陶下，我印象中的袁世凯，是一个跳梁小丑，历史的车轮辚辚而过，他却依然沉迷于过时的帝王梦。直到翻开《袁氏当国》，我才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单纯一个志大才疏的小丑，怎么会在这个转型的节骨眼被推上舞台？
通读下来，袁世凯当得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兵戎相见，和平建立中国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以他的经验，手腕与实权，的确是当时众望所孚的领导人。如果安安心心地当他的大总统，也许历史为之改写，他也就是中国的华盛顿了。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既惦记，又害怕，半推半就着，放手一搏之下，袁世凯还是当上了中华帝国皇帝，留下一世骂名。每每看得我想痛骂鼠目寸光，又茫茫然不知应该归咎于谁。从革命党议立之时的三权分立总统制，到为了制衡袁而更改的国会共和制，总统之衔显得有名无实。加上在共和之路上屡屡碰壁，理想主义如孙中山都改组中华革命党走向独裁之路，袁世凯这样在清廷成长起来的旧官僚又怎么会有更高的眼界？因此，解散国会对他来说显得顺理成章。只是走到皇帝这一步，除了”太子“假造舆论推波助澜，也只能说时也命也。
2016年，距离袁世凯称帝刚好100年，而世界已经天翻地覆。百年之前动乱之世绝对想像不到这么一个由互联网连为一体的世界，而我们回看百年之前只觉每个人都被时代洪流挟裹而前。泥沙俱下之际，宋教仁杀身成仁，孙中山早逝成全国父美名，而千古骂名，只能袁世凯一个人背负了。
《袁氏当国》读后感(五)：传统政治的惯性
【http://blog.sina.com.cn/leiwon】牛顿第一定律说：任何物体都要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直到外力迫使它改变运动状态为止。也就是说任何物体都有惯性，所以牛顿第一定律也被称作惯性定律。假使运动的物体受到的外力不够大，恐怕还不足以变它的运动方向或轨迹。读罢《袁氏当国》一书，深感中国两千年传统政治惯性之大，实在不是几个英雄人物在几年内便可以革旧鼎新的事情。即便是满腹西学的革命先行者中山先生，亦不能免俗；遑论古典官僚袁世凯。
中国传统政治惯性之一：集权。顺水推舟掀翻了清王朝之后，袁大总统面对的是共和政体这一新鲜事物。国会也好，临时约法也好，统统对自己的权力形成制约。对袁来说，好在军权在握，革命党硬实力有限，于是他能够一步一步挣脱束缚，最后索性弄出一部可以传子传孙、千秋万代的《大总统选举法》来，嘿嘿，还是集权来得快活过瘾。在这方面，虽至大圣大贤之中山先生也是要搞绝对权力的，与袁相比，大家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总理在日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党章明确了军政—训政—宪政之程序，并要求所有党员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看官会问：此规定与独裁何异？哪里看得到民主、共和的样子啊？对此，孙总理如是说：“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北辙。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就你懂，满意了吧？
中国传统政治惯性之二：控军。对此，毛润之先生一言以蔽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宋教仁遇刺之后，孙总理振臂一呼，二次革命应声而起。后世学者，包括《袁氏当国》作者，对于孙总理的决定颇不以为然。认为好不容易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有关各方应以法律为基础，通过司法途径认真解决宋教仁遇刺一案。二次革命开了不好的先例，即一切矛盾纷争皆以武力论胜负，打乱了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这些观点，初看貌似有道理，其实不然。若相信民选、法治，何以中山先生将大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还不是因为人家拳头大？乱世用重典，有兵才有权！当时之势，唯有大军头才能维持稳定，唯有稳定才能保住民国这一丝微弱的血脉，否则中国势必再陷四分五裂矣。宋教仁遇刺一事已经充分表明，旧势力坚决扼杀民主共和的进程，此时此刻还谈什么法律？有的只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个中缘由无他，控军之政治传统使然。
中国传统政治惯性之三：求稳。三国时代，孙吴向曹魏示好，孙权写信劝孟德取汉天子而代之，孟德笑笑说：这小子是要把老夫放在火炉上烤啊！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后来，曹丕称帝，追认其父为武皇帝。由此可见，即便如曹操这样的一代枭雄，在国体大事上面，也是要再三求稳的。戊戌变法之时，康有为、梁启超力主君主立宪，倾向于改良帝制而非推翻帝制，是为求稳。后来国体既变为共和，一杆反动文人又要拥袁复辟帝制，梁启超依然反对，他认为国体一经确定便不可变动。辛亥革命之前，梁公反对革命的原因也在于此。可惜，革命党也好、袁世凯党羽也好，都听不进去他老人家的善意良言。革命来、复辟往，翻云覆雨、乱来一气，国家内忧外患之势愈演愈烈，直闹得民不聊生。虽然如此，求稳之政治传统依然有它的生命力，清末民初之乱象终究成不了历史的主流。君不见，蒋介石也好、毛润之也好，及其众多的后来者，还是要以保持稳定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十年浩劫属于晚年昏招，例外），在此前提下方能顺利开展其他工作。而求稳的先决条件则在于集权和控军，否则一切免谈；三者既是中国传统政治惯性，也是历代雄主的政治智慧。此为题外话，不多讲。
引用书中一段以作结尾：“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封建制、郡县制，都是根据机运和智慧，相激相荡，慢慢地磨练出来的……我民族下一个民治阶段在将来的具体形态，也必然是经过同一程序，慢慢地磨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