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源自地位经典读后感10篇
《权力源自地位》是一本由（美）魏定熙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权力源自地位》读后感(一)：多重意蕴的北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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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北大，不同的人群脑海里会冒出各种截然不同的答案与形象。观光客会赞美它湖光塔影的古典园林景象，中学生及其家长则醉心于其国内顶级名牌大学的光环，自由主义者会频频念叨它追求自由和敢为人先的传统，而官方机构则将其精神界定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即永远走在跟正确的国家发展道路一致的步伐上。当我们谈论北大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截然不同的答案？
美国学者魏定熙的《权力源自地位》一书，或许能给上述众所纷纭的现象给出一个比较充分的解释。这本书聚焦于北京大学1898—1929年的早期发展史，跟一般校史性质的论著不同，本书是将北大的发展历程，置身于中国近现代巨大历史变迁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全面考量知识分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和知识精英最为集中的阵地，一部北京大学的发展史，就可谓是整个中国百年变革史的一个缩影。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直接产物。而戊戌变法的发生，又跟清王朝甲午战败造成的政权合法性动摇，以及科举士大夫随即展开的“公车上书”直接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北大从诞生之时，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稳定状态下的教育机构，而是始终伴随着知识分子与现有政权之间的博弈与互动。而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北大之于清王朝的传统官僚结构来说，是一个堪称异数的“增量”。这种增量改革的性质，既给北大和其汇聚的知识分子的自身独立生长，赋予了一定的空间，又使得它始终处在国家机器的严密监控与制约之中。于是我们熟知的历史事实就是，只要政治风气一有大的变动，北大就始终处在这种政治变迁的漩涡中心。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被勒令停办，到民国初期和北伐成功之后的两次险些被叫停，都是这种互动关系的直接体现。
今天我们来谈论北大传统，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就是蔡元培先生。没有了蔡元培先生，北大或许仍然是一个敢为人先、积极参与政治的机构，但其在今天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传统，就或许不会有如此缤纷的多重意蕴。蔡元培先生的贡献，不只在于把北大从一个官僚的培养和输出机构，转变成一所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镇，还在于他用所谓“兼容并包”的理念，最大程度地汇聚了全国各个派别里最优秀的知识精英。在这些学者当中，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海归学者，开创了中国延续至今的自由主义传统；而以刘师培、辜鸿铭为代表的旧派学人，则在激进思潮不断蔓延的时代里，培育着护卫传统文化的力量，当今所谓的国学复兴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能与他们形成呼应；而以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学习者与传播者，也成功培育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骨干。正是得益于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影响中国现当代的各种思想流派，几乎都能在这一时期的北大找到其原生力量。
蔡元培在北大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之所以能顺利施行，表面上看，是得益于蔡在北洋政府中以浙江籍官僚为基础的广泛人脉，但深层次来说，则跟当时的政治格局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北大仍然位于首都北京，在当时又是唯一的国立大学，占据着各种资源和人才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北洋政府在后袁世凯时代，其中央政权又处于持续性的更迭与动荡之中，使得它无暇过度干涉北大的正常运作。正是这样天时、地理、人和的综合性作用，才使得北大在蔡元培的引领之下，成为全国变革与创新的大本营。
而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上述成功也就具备了明显意义上的不可复制性。随着国共合作的大力推进，广州和上海成为了革命的中心，而此时的北京，则笼罩在军阀张作霖的强权恐怖之中，大批的师生开始离开北大，南下奔赴新的理想与事业。而北大的这种衰落，在国民党北伐成功、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之后更加加剧。在二十多年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南京和上海分别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经济中心。处在已沦为故都的北平城，北大也开始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相对沉寂状态。
然而北大已经成形的诸多传统，仍然在一代代师生当中得以传承延续。正如魏定熙在书中所言，尽管北大一直不乏激进主义的拥护者，但占据师生主流的，仍然是潜心学术、不问政治的书斋型学人。而在当今这样一个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席卷一切的时代，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即便在北大这样的地方，也难抵世俗生活的大潮。传统的沿承与革新，成为摆在每一位北大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刚刚过去的2015年是《新青年》杂志创刊一百周年，从这个意义来上说，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丛书选择在这一年引进魏定熙的这本论著，也是在向北大兼容并包、勇于革新的传统的致敬。但愿魏定熙先生对于北大变迁这种大历史层面的梳理，能够给每一位关注北大发展的国人，以启迪和力量。
就此搁笔。
2016.1.13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刊发于2016年2月27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见报时略有改动。）
《权力源自地位》读后感(二)：历史中北大的转变
这是美国魏定煕学者以北大成立到1929年，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叙述了知识分子在清末民初旧秩序崩坏之后，为恢复自身地位并重建国家而作的各种努力，着重关注北大和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
作为一种公共类型的产物，京师大学堂所代表的既非是与过去的完全决裂，也非仅仅是中国既存教育模式的推陈出新，而是中西制度及思维模式相互碰撞之后的副产物。中国在各方面均面临重大挑战时，北大是随着思想和政治的起伏而起伏的。换句话说，是传统与新式的辩证互动孕育了京师大学堂，是产生了一种中国特殊历史环境所独有的融合。
对知识分子而言，‘西学’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用来指代欧美以及当时日本的学术研究。创立京师大学堂的运动反映了一个思想转变，即对知识的整体性和一致性的认知是不断扩充的，带着中西融合的全新文明希望。百日维新时期，新式学校快速增长。但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成为维新运动硕果仅存的项目之一。
1902年恢复的京师大学堂，第三任当事人张百熙解雇了京师大学堂所有的洋教习，聘请了曾留学日本的中国人担任教习。京师大学堂最初期的学生生活相当优渥的，除了丰盛的免费伙食之外，还能享受一笔不菲的津贴。但1903年4月清廷对京师大学堂风潮的镇压，出乎意料地催生了反满分子：很多年轻人终于认定清廷本身才是问题所在。1916年春秋之际，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将基于调和精神和对国家利益的共同认识，在政治舞台上做出积极的改变。这种情况下，蔡元培接管了北京大学。德国学习的蔡元培，进化史观使他不再相信儒家思想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并且认识的现代科学的重要性。
京师大学堂的建制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开始向当时的日本大学靠拢。民国初年，北大这所最高学府不仅以达官显贵的子弟为主，而且也继承了晚清以来的追名逐利之风。一些学校风潮的发生并不全源于崇高的理想，也是由于大部分学生仍囿于过去京师大学堂内的权势地位之争。真正对北大的风气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并非是辞退外籍教员一事，而是蔡元培选聘教员的原则：百家争鸣、兼容并包。北大的掌门人认为培养专家、养成健全人格并非北大的全部使命；北大的责任是将学者们作为‘启蒙’思想的传播大使输送到公众中去，让他们培养人们对社会活动和平民教育的兴趣。
蔡元培的用人制度的最大功绩在于：使新文化运动从中国政治和文化舞台的边缘走向了中心。蔡元培相信应该让学生为自己的生活担负更多的责任，这使得学校的课外社团出现井喷现象。学校还允许负担不起学费的学生缴纳象征性的一点费用之后注册成为旁听生。
虽然蔡元培聘请具有不同教育背景和世界观的学者，并允许百家争鸣的政策，确实如愿地引发了创造性的交流，但也导致了教育和文化的不断政治化。关于文化的学术争论很快成为宣泄不同政治诉求的渠道（《国故》对《新潮》）。1918年5月，由于学生不听劝阻而执意上街游戏，蔡元培感到颇为尴尬和懊悔，提出辞职。1919年3月在国会里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这又引发了新一波捍卫学术自由的言论。
新文化思想的上升并非是五四运动的必然结果，而是源于北洋政府未能认识到整个社会对国家的外交屈辱都感到愤怒不已；北大的新文化力量并不是这种情绪的制造者，只是巧妙的引导者。政府将炮口对准北大（尤其是蔡元培），这给了文化激进主义者一个机会来维护广受支持的五四游行，进而置身于主流政治之中。
北大在1919年春夏之际转变为一个现代‘清议’的中心，这催生了一大批更加同情源自北大的文化批评的观众，转而使北大成为20世纪中国反专制的民主堡垒。
知识分子的生计在1920年受到了军阀政府数月欠薪不发的威胁。北京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依赖于与上海文化市场之间的联系，这更加淡化了那种不应为市场写作的禁忌。五四那一代的学生已经将新闻业视为一个体面的行为，同时也表明北大成功地利用它扩大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话语权。在这过程中，知识分子为自己开创出一个相对官方更加独立的空间，与国家间的关系因此也得到了重塑。1920年代中后期，尽管有很多人努力想使北大专注于学术，但政治却常常光临最高学府。北大最终也被笼罩在京城上空的黑暗所吞噬，而南方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则受益于由此带来的人才流失。
相比较北京，上海能提供更多的社会、文化和知识创新的空间。传统的书院强调的是独立的精神，上海的公学则突破了旧有的知识畛域，转而谋求科学认知和西方政治思想。政治的变动让1927年蔡元培辞职标志着其北大生涯的终结。而李大钊在北大辛苦经营起来的共产党基层组织与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一样都获得了成效，加上所起到的弥合两党的重要作用，使得北大成为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五卅运动表明，社会抗议运动不再像以前以学生为中心了，转而变为一种受政党和工人组织领导的形式。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张作霖将北大分为文理两科，北大不仅失掉了主体性，连活力和生气也没有了。
对于那些在北京衰落之时依旧固守兼济天下理想的知识分子而言，对市场的欣然接受却变成了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知识分子仍然怀有一种精英主义的价值观，这导致了他们不甘于被边缘化，因而总是希望借助学生运动也好、出版市场也好来重新巩固自己实际上已在不断削弱的权威。
市场并不仅仅是一个传播其思想的渠道，更是一个竞技场。驱动它的价值理念不仅与知识分子的不同，更不受他们的控制。知识分子不得不承认，所倡导的文化不过是众多文化形式中的一种，而且还不是大众最想买的那种。京派在攻击海派的肤浅粗俗之时，也在哀悼那种以北大为中心的、理性至上的五四式现代性之路的式微。
《权力源自地位》读后感(三)：北大早期生态
北大肯定是一个持续、多元的话题。读了《权力源自地位》一书，采摘一些枝节片段，录下一些数字，证明自己没白读。
（一）
以“太学”起底，“将科学嫁接在科举上”，大体体现了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初衷。（P17）
“教育现代化的支持者多是科甲出身”。（P21）
孙家鼎为京师大学堂拟定的学科清单：“一曰天文科，算学附焉；二曰地学科，矿学附焉；三曰道学科，各教源流附焉；四曰政学科，西国政治及律例附焉；五曰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焉；六曰武学科，水师附焉；七曰农学科，种植水利附焉；八曰工学科，制造格致各学附焉；九曰商学科，轮舟铁路电报附焉；十曰医学科，地产植物各化学附焉。”（P31）
按照方案，府州县小学毕业生称为“生员”，省会中学毕业者称为“举人”，而从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学生则获得“进士”出身，成为朝廷命官。（P38）
学生的毕业证书是用一毫米厚的宣纸制成的，每边印有象征祥瑞之意的飞龙两条，盖有西太后的印，并载明学生的成绩和排名，最后因任授官。（P75）
伴随清朝的崩溃，京师大学堂并没有随着旧制度一同消亡。1912年5月12日重开，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校。（P84）
张作霖军阀势力的破坏终结了北大的“光辉岁月”。
1929年北大恢复，但已失去了往日的独特性。中国的首都是南京，国民政府已在那里以及武昌、广州建立了国立大学，这些大学吸引了南方那些原本属于北大的生源，并要“与北京大学分庭抗礼，争夺知识界的领袖地位”。（P260）
北大也不再是唯一一所可以标榜自己是敢为天下先的大学了，除他以外，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的高校也都采用了类似的运动技巧和民族主义导向。在“一二.九”运动中，北大落在了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之后。（P260）
“尽管如此，北大对自己历史的铭记及其回顾历史的方式，都使之继续作为一个可以自由思考的圣地，与千篇一律强调实用学科的其他高校迥然不同”。（P260）
（二）
1998年，光绪帝批准梁启超的《大学堂章程》，令户部分别筹拨所需兴办经费35万两、常年用款18万两。（P35）
京师大学堂设立两名总教习（校长），一位主管西学一位主管中学。其中西学总教习邀请同文馆总教习、具有传教士背景的美国人丁韪良出任，丁韪良开出的条件是：每月薪水500两和官衔由三品升为二品顶戴。（P37）
1907年，学部拨给官费留学生15万两白银，拨给京师大学堂19.2万两，而用于国民教育的经费却只有区区1.2万两。（P75）
从1913年到1916年，北大年预算由300万元出头增长到近450万元，学生数量也迅速增加，到1914年末本预科共录取学生约900名，两年后则超过了1500名，每年的报录比是四或五比一（P103）。罗敦伟回忆，1919年与他一起参加北大入学考试的有将近3000人，最后只有180通过（P192）。
1914年录取的423名本科生中，213人来自南方的四个省份：广东78，浙江71，江苏44，福建20；然后是山东43、直隶37，合起来70%来自沿海。423名学生中有213名选择读法科。（P103）
1914年末，53名大学教员中有10名外国人，29名海归；38名大学预科教员中有7名外教，21名海归。据1918年初统计，北大共有90名教授，平均年龄不足35岁，同期本科学生的年龄不到24岁（P136）。
1917年，北京大学教授的工资基本都是每月200元。同时期北京初小教师工资大约每月24元，高小教师是32元。李书华1922年执教北大，每月薪水280大洋。每月100元便可以租到有20间房屋的四合院，外加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车夫（P220）。
陶钝回忆，他在北大一年的花销只要250元，其中山东省教育厅津贴80元，县教育局津贴40元，剩下的钱由家里支付。
国民党一向在北方力量不足，但到1924年已经很受北方学生欢迎了。当被问及“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的大人物是哪几位”时，北大学生有473人选择了孙中山，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别是陈独秀（178票）和蔡元培（153票）（P242）。
（三）
不知为什么此书的中译名叫作“权力源自地位”，the power of position，京师大学堂当年的地位自不待言，此后北大在20年代末的失落也确实与“地位”有关，但power对译“权力”好像还是让人有些莫名其妙。窃以为“力量”更好——当然，我说了不算，归根结底是原作者起的英文书名是怎么想的，以及为什么有这样的对译。
《权力源自地位》读后感(四)：沙龙实录——当我们谈论北大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宋老师：那我们就先开始，今天非常高兴（开始）“金陵读书”春节之后第一期（沙龙）。主题就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系列的这本——《权力源自地位》，讲的是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讲北京大学的早期历史。今年从这一期开始，金陵读书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合作，每个月都推出一本“海外中国”系列的好书。所谓“海外中国”系列，就是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的学术专著。江苏人民出版社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陆续引进，凡三十余年，现在已经蔚为大观，给中国学界打开了一面窗口。
今天这一期的主讲是许金晶老师，他主讲的题目是“《权力源自地位》与北大的多元传统”，大家欢迎。
许金晶：先给大家说明一下，因为金陵读书创办到今年是第九年，到明年就将迎来我们创办十周年的纪念日。我们读书会创办八九年下来也有一些固定的传统，比如说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国学经典的系列专场，主要是由宋老师和丁老师主讲为主，这已经从我们最初的一次沙龙读一本书，具体到现在读某一章某一节，或者某一小段。
这是国学系列专场，另外还有一块，也是比较形成传统的，就是做一个逝者纪念专场，会为一些最近去世的国内外著名的作家或者学者举办逝者纪念专场，一般这个讨论的也是这位学者或者这位作家最知名的代表作。比如我们之前的逝者纪念专场，像我们之前做过科斯的《变革中国》，这个也是他跟中国关系比较紧密的著作，也做过陈忠实的《白鹿原》。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大概在3月15号的时候会做一个世界知名的社会学家，英国的波兰裔的社会学家鲍曼，讨论的书也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我们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现代性与大屠杀》。
今天这样的一个系列专场是我们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跟宋老师和丁老师一块儿商量，在谋划今年新年读书会的沙龙主题的时候共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读书会从2012年开始就跟江苏人民出版社有比较紧密的合作，之前做过多期江苏人民出版社优秀出版物的沙龙。
所以我们觉得就南京这个地方而言，江苏人民出版社是最重要的学术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最重要的产品，最知名最有影响力的产品应该是从80年代延续至今30年时间的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所以我们跟清波兄跟小曼姐一拍即合，决定我们今年推出一个海外中国研究系列的专场，从今天开始是第一场。接下来还有11个月，正好做11本海外中国研究系列里面最经得起时间考验，最为公众称道的书籍。
这期我们做这本《权力源自地位》，讲北大历史的。下一期我们是做彭慕兰的《大分流》，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探讨中西发展比较的一本书。到四月份正好江苏人民推出了一个修订版的《佛教征服中国》，我觉得探讨佛教这样的外来宗教跟中国文化的互动关系，也是一个延展性非常强的主题，我们也是觉得比较好，四月份讨论这本书。暂时先定了三期的选题。
今天这个题目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书名叫《权力源自地位》，其实副标题更能反应这本书的主题，副标题叫“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1898-1929，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一方面是北京大学从创办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基本上初步平定中国地区的局势，大概是这样一个跨度，长达31年时间段。
这样一个时间段既是北京大学开创之初的30年，同时也是整个中国从一个相对腐朽、没落一个帝制的中国，转变为一个全新的经过北洋军阀的分崩离析的过程中，初步转变为一个具备一定集权效能的政府形态的中国。
所以说我们借这本书的话题来探讨北京大学这样一所学校，然后跟中国的近现代的政治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应该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其实一提起北大，不同的人脑海里面可能冒出的是截然不同的答案和形象，比如对于一个普通的观光客，可能会赞美它湖光塔影的这样一个古典园林的景象，以至于很多人提出北大要设门岗，不对游客开放的时候，这会成为一个媒体讨论的公众话题，在媒体广泛讨论。对于中学生以及中学生的家长，就更加是醉心于他国内顶级名牌大学的光环，以至于有大量各种各样高考状元出来谈心得，有比如《在北大等你》、《在清华等你》这样的书，我个人当年也看过这样的书，深受其感染和影响。对于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可能会频频念叨他追求自由以及敢为人先这样一个传统，而这种对于官方的政府机构来说，则将北大这样的一种精神界定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以至于北大非正规的一个校歌《燕园情》里面有一段歌词，大概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样一段歌词，八字方针概括起来说，就是永远走在跟正确的国家发展道路一致的步伐上。
请允许我们借用美国著名的作家雷蒙德•卡佛这样一个经典短篇小说集的标题来说，他说，当我们谈谈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谈什么，我们也要问这么一句，当我们在谈论北大时，我们再谈谈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截然不同的答案。
美国学者魏定熙这样的一本《权力源自地位》，或许就能够给上述众所纷纭的现象给出一种比较充分的解释。这本书是聚焦于，刚才已经提到了1898-1929年的北大的早期发展史，但并不是一本一般的校史性质的论著，是把北大的发展历程置身于中国近现代巨大的历史变迁的时代背景下去加以考虑的，来全面考量知识分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应该来说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以及知识精英最为集中的阵地，一部北大的发展史可谓是中国百年变革史的缩影。
我们今天谈改革开放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增量改革”，什么叫增量改革？就是在不触动现有的这种政府，现有的这种国有经济的这样一种体制的人员的利益之下，另辟蹊径对民间的经济予以放活，使得整个经济总量之外多出来一块，再围绕多出来的这一块来做文章，从而盘活整个经济。而北京大学这样的一种诞生，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增量改革的一种方式的体现。
北大的前称——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直接产物，而戊戌变法的发生，又跟清王朝中日甲午战争当中战败造成的政权合法性的严重动摇，以及科举士大夫随即展开的公车上书，强烈要求改革的举措是直接相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北大从诞生之时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稳定状态下的一个教育机构，而是始终伴随着一个知识分子跟现有政权之间的博弈与互动。
正是因为他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所以北大之于清王朝的传统官僚结构来说，他首先是跟传统的官僚结构有错综复杂的互动和纠结的关系。
同时，他又是一个戊戌变法这种堪称艺术造成的一种增量，这样的一种增量改革的性质，它既给北大及其汇聚知识分子的自身独立成长予以了一定空间，但始终让他处在国家机器的严密监控与制约之下。所以我们熟知的历史事实就是，只要政治风气一有大的变动，北大就始终处在这种政治变迁的漩涡中心。
在魏定熙的这本书里面提到两次，第一次是在民国成立，1912年的时候，北大险些停办，后来又提到一次，在五四运动爆发达到高潮的时候，当局也是以威胁停办北大为由，迫使学生就范，而到了1928年国民党占领北京或者收复北京，重新完成中国的一统之后，原本以为，因为北大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投身国民革命之中，但没想到国民党也把北大设为一个比较容易惹麻烦的异数，也曾经一度想把北大停办，后来是因为学生的不断抗议，才使得这所学校得以延续。
而这本书没有讲到的还有很多，这本书提到，从义和团运动时期，（北大）也被勒令停办。在极度反西洋、反西化运动时期，北大作为一个学习西方改革的一个产物，也被停办，而到民国初期，跟北伐成功时期的两次险些被叫停，都是互动关系的直接体现，但是就是这种政治势力的掣肘，并没有使得北大就成为一种普通意义上的一个教育的科研场所。
根据书里面的统计数据的话，民国初年，北大的历届学生当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东部沿海省份，这其中是以江浙一带的江南地区人数最多。这一点可能跟我们现在的新中国概念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分省招生制，基本上这样的一种格局，江南地区独占某所名校，独大格局是不太可能形成的。
北大这样一种学生的分布状况是跟明清两代科举的取试情况是完全相同的。江南自古以来经济发达文化鼎盛，也历来是新生思想的发源地，而北大成立之初，它其实是一个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另一方面也是全国的教育管理机构。用现在的话来说，它就是教育部和中国第一大学，这两个牌子是一肩挑的。这种身份自然而然让人们将其跟之前历代王朝所开设的太学视而同之。
所以无论是江南士大夫阶层在明清两代的一个抗争和革新的传统，还是历代的太学生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这样的一种历史事实，都使得北大跟国家的最高政治保持着一个极其紧密的互动关系。鲁迅做北大老师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北大是常为新的”，这句话就可以给从“五四”到“一二九”，再到建国后历次由北大主导的学生运动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注脚。
今天我们来谈论北大的传统的话，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就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的像也是矗立在北大未名湖的北岸。没有蔡元培先生，北大或许仍然是一个敢为人先，积极参与政治的机构，但是在其今天为众人所津津乐道的传统的话，就不可能出现我们今天沙龙的主题这样，会呈现如此缤纷的多重意蕴。
蔡元培先生的贡献在于不止把北大从一个官僚的培养输出机构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镇，而在于他用所谓的兼容并包的理念，最大程度上的汇聚了全国各个派别里面最优秀的知识精英。在这一批学生里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海归学者是开创了中国延续至今的自由主义传统。而以刘师培、辜鸿铭为代表的旧派学人则是在激进思潮不断蔓延的时代，培育着捍卫传统文化的力量，而我们当代所谓的国学复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能跟他们开创的传统形成呼应。以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学习者与传播者，也成功培育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骨干。正是得益于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使得影响中国现当代的各种思想流派几乎都能够在早期的这一时期的北大，找到其源生的力量。
蔡元培在北大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之所以能顺利实行，表面上来看，是得益于蔡在北洋政府当中以浙江籍的官僚（蔡元培是浙江人）为基础建立一个广泛的人脉，但实际上从深层次来说，是跟当时的政治格局有很大的关系。
一方面北大仍然处于首都北京，在当时就是唯一的国立大学，占据着各种资源和人才上的便利，然后另外一方面，北洋政府在一个后袁世凯的时代，其中央政权一直是处在一个持续性的更迭和动荡之中，使得他无暇过度干涉北大的正常运作。也就是说北大在蔡元培的引领之下，成为一个全国变革与创新的大本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性的作用。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蔡元培在北大时期的成功，明显具备一种不可复制性。随着国共合作的大力推进，广州和上海成为了革命的中心，而这个时候的北京就笼罩在张作霖的强权恐怖之下。所以书里面也有详细记述，大批的师生开始离开北大，南下奔赴探索新的理想与事业。而北大的衰落在国民党北伐成功，定都南京，把北京改为北平之后，就更加加剧。在二十多年的国民政府的统治时期，南京和上海分别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经济中心。
而处在已经沦为故都的一个北平城，北大也开始了一个较长时间相对沉寂的这样一种状态。然而尽管如此，在北大早已成型诸多的传统，我们刚才提到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诸多的传统，仍然在一代代的师生当中得以传承和延续。正如魏定熙先生在书中所言，尽管北大一直不乏激进主义的拥护者，但是占据师生主流的，仍然是潜心学术、不问政治的书斋型学生。
在当今的这样一个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席卷一切的时代，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即使在北大这样的地方也难抵世俗生活的大潮，所以我觉得，魏定熙在这本书也提到，当今要延续北大这样的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以他的多元传统，最大的挑战其实并不是来自于一个政权的强力控制和干涉，而是来自于消费主义和实用主义席卷一切造成的这种世俗化的状态，使得这个时代可能已经不再属于一个英雄的时代，不再属于一个理想的时代。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的这样一种延承和革新就成为摆在每一个北大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刚刚过去的，我当时写这篇书评的时候，刚刚过去的2015年是《新青年》创刊100周年，今年又是蔡元培先生正式执掌北大100周年，从这个角度来说，江苏人民出版社在这样的时间点引进这本书，也是向北大兼容并包、勇于革新的多元传统致敬。
这本书里面，魏定熙先生对北大变迁的大历史层面梳理，是能够给每一位北大的校友和每一位关心北大成长的国人以启迪和力量的。这是我曾经在《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发表的一篇关于这本书的书评的大致内容。下面我围绕我之前准备的一个提纲，谈一谈延伸开来的一些话题。
比如说像北大，在他的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分析要素，他也是借用了很多西方社会学流行的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这样一种理论。他不断地考察北大植根国家、社会、公民等这种要素之间的一种张力。
北大他是位于北京这座城市的北大，但他绝对不止是北京这一座城市的北大。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北京这座城市的诸多城市文化，这样一种气质，也会对北大产生很多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
首先北京这座城市，自从早在金朝的时候，当时还是地方政权之一，后来到了元、明、清一直是全国性政权（集中地）——首都。在政治中心的这种大学自然而然会离政治风气和政治浪潮比较近的感觉。同时北京又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这种历史文化名城的延承，也使得位于城市里的大学开展学术研究有了一种得天独厚的条件。
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在这本书所探讨的早期的北大，跟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北大，其实在地理空间上是有一个差距的。早期的北大其实是位于，用现在的地名叫“五四大街”的地方，在景山东面一点，现在这个地方相当于是北京大学的校史纪念馆。当时这本书提到的应该是北京大学新落成的图书馆的所在地——北大红楼，这个红楼现在也还在那边，但是那边现在遗留下的北大建筑可能也是以红楼这座建筑物为主。
基本上它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跟紫禁城皇宫、天安门都只是咫尺之遥。北大西边一点就是景山，景山正对着的是神武门，神武门就是故宫的后门，故宫的前门是天安门。为什么北大在当时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会那么频繁地进行游行，一方面可能是得益于校园的文化，另外一方面也跟地理优势非常接近，学生们走几步稍微沿着紫禁城、护城河，稍微转个圈就已经到天安门广场了。可能也是处于这种因素的考虑，等到建国以后，实行高等教育的改革之后，就把北大从紫禁城旁边迁出来了，迁到后来的西郊燕园，就是以前的燕京大学。
毛泽东有一篇著名的文章，也是中学课文里都要学的——《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曾经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就把它迁到西郊的燕园去了。这种迁址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有使得不安分的力量远离政治中心这样的一种考虑在里面。这一点也是非常的值得玩味。
这本书里面还提到了北大源远流长的传统，就是北大的旁听生传统。在蔡元培执掌北大的后期，在有一些院系里面，它的正常上课和讲座，有的时候这种旁听生跟正式的在籍学生的比例达到3：1的程度。在这个旁听生里面，最著名的旁听生就是共和国的开创者毛泽东。
而这种旁听生的传统，流传到现在仍然是北大源远流长的传统。我个人在2004年正式进入北大读书之前，曾经也是在2001年到2003年，曾经有过两年的时间也是一直在北大做旁听生。当时上午的时候是在我们北航上完计算机系本职的专业课，大概上到十一二点骑着自行车到北大，下午文史哲、社科各个学科听课，听一些讲座。一般是到晚上10多点以后才回来。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我可能正式到北大里面读书学到的知识宽度，可能还没有我做旁听生的这几年宽。
曾经大概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时候，当时有一批在北大旁听这样的一些（学生），他们到现在这一批人自称北大的边缘人，写了一系列的回忆性的文章，出成了系列，关于北大边缘人文集的，成为了佳话。
除了极个别的比较古板的北大的老师，大部分的老师对旁听生非常的欢迎。我之前在新闻传播学院旁听一些跨文化交流课程的时候，他看你听课比较认真，也参与互动，到学期末的时候还让我上去做小论文的展示，直接让我上去讲一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应该来说，今年回忆起来仍然是非常温暖的一些记忆。
在这里面还提到了，像北大有最早的中国女大学生，这一点也是非常吊诡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是文科的硕士、博士生里面，女生人数已经超过了男生。但是你要想到仅仅是100年前，女生要想上大学，女生跟男生混在一个学校上大学，这是一个多么惊世骇俗、离经叛道的事情。以至于在这里面。到了大概1917年、1918年的时候，整个北京大学大概只有几名女生，而且她们上课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很多男生出于各种的好奇心来窥探，这些女孩子在那边干嘛，很多人不断的在报馆上大肆的抨击，说有伤风化。
魏定熙的这本书里，对北大的衰落以及与上海的崛起有一种比较明确的对比和分析，这一点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说北大代表着一种传统的致学，以学术为本的思想，到了南京、上海这一带，学术带有了很强的经世致用性、实用性。比如我们知道的南大，尤其以商学院为例，很多教授的财富不亚于一般的中小企业家。
因为我经济学是在北大读的，我后来到南京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你一个人学经济的怎么不炒股、怎么不想着赚钱。因为我们当时在国家发展研究院，那时候还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们接受的教育，经济学就是经世济民的科学，就是一个学术科学，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老师会把这个东西跟炒股、赚钱联系在一起，我们也是觉得不同高校之间的文化也是非常有意思。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本书里也有纪录，随着国民党重新的一统中原，最后是北大的学术本位，这种相对看起来更加书斋式的一种学术传统，让位给了上海，当时大家知道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都是在上海，而且一大批中西方的报刊——《申报》、《国闻报》都是在上海。
最早一批到上海的，比如像鲁迅、茅盾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上海的收入是靠什么为生？就是靠他们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小说、随笔、诗评的稿费来维系（生活）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很多人会看不起一些微信公众号的自媒体作者，觉得你不断地追热点，这个热点追来追去、说来说去，抢热点就是为了赚流量。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今天再来回顾鲁迅当年的那些《且介亭杂文集》、《热风集》，他写的那些诗评也是在追当时的热点，如果不是讨论当时最热点的东西，他没有办法赚到最多的稿费，没有办法保证他在上海相对丰厚这样的一种生活。
所以这样的一批知识人，从北大的书斋本位、学术本位转到上海的实用主义本位的话，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书为什么要在1929年终结，他觉得北大早期发展到1929年的时候，一个属于北大的时代已经终结了，这样的一种呼应话语。
我们之前也提到，如果要真正说起来，真正是由北大创立起来的三重传统，一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这种从西方，从他的老师杜威，从西方这边引进的自由主义传统，一种是辜鸿铭、刘师培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这样的倡导国学复兴的传统，一种就是共产主义传统。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新文化运动在1915年到1917年主要是提倡白话文、提倡革新的国民文化。
但是从1917年之后，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就有了一个明确的转向，以陈独秀、李大钊这样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把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往传播共产主义，主张中国应该以俄为师，学习共产主义革命的传统。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另一批知识分子，主张应该少谈一些主义多谈一些问题。
从1917年10月革命爆发为分界点之后，北大的这样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同仁已经开始出现了分流的景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北大开创的这一系列的共产主义，仍然是带有很强的书斋性质、学术本位性质的共产主义。当年这一传统的开创者，后来都因为种种原因，淡出了党的权力核心。共产主义真正延续下来，恰恰是靠北大的一个旁听生，而不是正宗的北大老师或者是一个学生。他以书本和实践的高度结合，开创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使得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一点也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最后一点想强调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所谓的新北大与犬儒时代的到来。我今天也是蛮感慨的，我们北大南京这边有一个校友会的群，里面已经加满了，500个人。中午的时候大家在热火朝天地讨论房子、讨论代购、学区各种各样的问题，以至于我发了这样一个活动的时候，我说，欢迎各位对北大历史感兴趣的和关心北大发展的校友来参加时，没有任何人回应，大家还是在讨论这些东西。
很明显我觉得魏定熙，因为他是在80年代，在那个理想主义蔓延的年代，在北大读了几年书，后来回到美国去写这本书的，虽然他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身上也有很强的北大情结和理想主义的情结。他有一句总结非常一针见血。今天对于所谓的北大传统和理想主义传统，威胁最大的或者影响最大的并不是一个政权的控制、政治的干涉或者政治的压制，而是这种实用主义、犬儒主义以及消费主义席卷一切，这种世俗化浪潮席卷一切，造成的一切的理想，一切崇高伟大的东西都显得烟消云散。
在这样一种传统下如何坚守理想，如何坚守批判传统，我觉得这就是就是魏定熙先生给我们今天，不管是北大校友也好，还是关心北大发展的人，对北大感兴趣的，所有在座的每一位书友也好，都是一个非常严峻而且非常有意思的命题。
好，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
宋老师：金晶是北大才子，在北大读书多年，同时也有北航和南大的教育背景。所以他既是北大的局中人，又可以超脱出北大，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北大阐释北大。
去年我们做孔飞力教授的《他者中的华人》那一期的时候，我也说过这样的观点。我觉得江苏人民出版社引进的海外中国系列，给中国学术界读书界带来三个非常大的启示，首先第一点就是素材选取。原来的时候我们学术界选素材的时候不会选这个素材，不会选这个切口。第二，方法的引进。因为由于学术的划分，我们的研究往往很局限于某一个学科，而海外汉学家由于他自己的专业教育，或者其作为他者研究中国，总有独到之处。汉学家们的研究总是比较立体。第三，视野与行文的借鉴意义。我们总能感觉到，同样一个题材他写出来的结果就不一样，视野的广度，行文的流畅，让人读起来感到非常舒服。
魏定熙与《权力源自地位》
《权力源自地位》的作者魏定熙（Timothy B. Weston），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历史系副教授，是新一代美国汉学家中的杰出代表。1986年，他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并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来到北大学习汉语。1988年他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攻读博士，在这之后的七年间，他师从著名汉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教授。魏定熙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与他老师魏斐德同姓“魏”，我相信这也代表了某种意义上的学术传承。
前几年金陵读书也讲过魏斐德的《洪业》，也是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系列的图书。《洪业》是讲清朝开国史的，讲明清鼎革之际的政治、社会及学术的一些情况，也包括江南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心理变化。魏定熙则关注中国近代巨变时期的社会与政治的变迁。
2015年底，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系列”引进出版了魏定熙的代表作《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The Power of Position: Beijing University, Intellectuals,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1898-1929）。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这本书，从北大看中国的近代历史。
京师大学堂与北京大学
《权力源自地位》选的是什么时间点？正好是近代中国的鼎革时期。他选的时间段是从1898年到1929年，属于清末民初。1898年就是中国戊戌变法的那一年，戊戌变法有若干项改革，其中有一项就是设立京师大学堂。我们都知道百日维新很快失败了，慈禧太后保留戊戌变法唯一的成果就是京师大学堂。
当时设立京师大学堂，光绪帝就请自己的老师孙家鼐来当京师大学堂的校长，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孙家鼐本人是帝师，他选的教务长（实际掌管校务的）当时跟他提的要求是，要二品顶戴到三品顶戴。二品顶戴到三品顶戴，大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正部级领导干部。
直到今天为止，北大和清华的校长和党委书记都是中管干部，在某种意义也是正部级、副部级。现任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依然有很多是北大毕业的。北大的这种政治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并非今天才这样。
作者魏定熙选清末民初鼎革时期的北大作为论题材料，也能看到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研究的兴趣以及特殊之处。
回到北大本身，北大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校。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学校，就像哈佛、耶鲁之于美国，牛津、剑桥之于英国一样，北大、清华之于现代中国。北大的历史意义就是，北大既是近代社会运动的重镇，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性学校。
因为近代以来的很多著名人士都是这两个学校毕业的，或者跟这两个学校有更大历史的渊源。如果放到书中去，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1898年戊戌变法设立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改到北大是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民国建立，从那开始，北京就不叫京师了，过去清朝首都叫京师，民国之后改称“北京”。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民国定都南京，蒋介石把北京改为北平，但是北京大学的名字没改。一直到1949年建国，又从“北平”改成了“北京”，北大还是北大。
由国子监到京师大京堂，再到北京大学。这就是北大历史的先天地位。冯友兰先生当年曾就读在北大国学门，后来去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他是河南考出来的公费学生。当时北大的学生很少，在老北大红楼，靠近景山公园，那个地方很小。他们的毕业照也很简单，第一排是教授，后面是几排学生。
后来冯友兰先生回忆讲，当时人们认为北大是一个什么呢？县学毕业相当于“秀才”，省学毕业相当于“举人”。如果北大毕业的，就相当于是一个“进士”。人们总是习惯于这样去理解，这种新的学术体系跟过去的科举体系。北大就是人们心目中新的“国子监”、“太学”。
正是由于京师大学堂从先天上就有这种国子监的影子，所以北大人自己或是北大外的社会人士都认为，北大又多了一层非学校的概念。北大既是一个学术机构，一个学校，又还有一次政治上的特殊身份。正因为如此，当时人们才认为从北大毕业的相当于进士。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
去年2016年是新文化运动的100周年，非常值得纪念。近代在北京发生了几件影响全国的运动，都跟北大有关。第一次运动就是1916年的新文化运动，应该说最早的时候是1914年开始。新文化运动的标志刊物《新青年》最早是在1915年创刊，当时叫《青年杂志》，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这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一本杂志。
然后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间既有传承的关系，又有所不同。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自己在提如何来拯救中国。当时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科学和民主，开启了近代文化的启蒙运动。
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当然内因是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外因是什么？还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把当时德国在山东的特权重新移交给了日本，而没有还给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这激起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救亡和革命压倒了启蒙。五四运动之前的就是“火烧赵家楼”的事件。
所以，北大的校训有两种表述，一种就是最早提出来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是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现在提的北大校训是“科学、民主、爱国、进步”。前者“科学”、“民主”就是“德先生”、“赛先生”，是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后者调“爱国”、“进步”，则是五四运动带来的理念。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就是北大文化的DNA。
还有一件事跟北京有非常大的关系，1935年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一二九的爱国运动是中国到了救亡图存的时期，1931年日本人就占了东北，1937年日本人已经到了卢沟桥，1935年正是在全面抗战的前夕，现在教科书已经改了是14年抗战，是从1931年算起，但是全面的大规模的抵抗还是从1937年算起。
“一二.九”爱国的学生运动也具有非常大的意义，毛泽东曾经在延安讲过，“一二.九”爱国运动像五四运动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运动。“若大的华北都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近代以来中国的内忧外患，特别是日本的侵略，使得中深陷与民族生存危机。如果用后来的话语来讲，“救亡压倒启蒙”。在这近代思想与社会巨变的潮流中，北大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之上。
北大的学术与政治传统
北大从来就是精英，这个精英有多重身份。在国子监的时代，你天生是一个政治精英。近代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你首先作为一个学术精英，同时也具有政治精英的属性。北大的内在张力，就是在于学术与政治之间，韦伯有一本书《 学术与政治》，就专门讲这种学术之路与政治之路，这两者之间既不同，有有内在关系。所有北大的知识分子，都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身份。
科举考试也好，读国子监也好，最后的想法还是“学而优则仕”，还是为了当官。而现代大学，首要的是要培养学术精英的。就是所谓的你是以政治为志业，还是以学术为志业。韦伯曾经做了两次演讲，专门来说这个事情。
当然学术也要关心政治，政治也会影响学术，但这两者之间明显还是不同的。作为北大来说，在变革时期，它显而易见起了政治上的引领作用，特别是在“五四运动”的前后，中国文化界、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全都云集到了北大，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
当然还有以辜鸿铭，以及后来到北大的章太炎、刘师培，则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所谓说的传统知识分子，也应该发现，像章太炎也好、辜鸿铭也好，他跟过去乾嘉学派的老式文人还是不同的。辜鸿铭懂多少门外语？你章太炎开展的新国学又是怎样一种新的方法和境界？即便是在国学层面，北大学人也是既有继承又有了新进展。
无论在近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或者改革开放以后，在座各位所能够见到的近30年，北大之所以被人们更多的关注。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学术的中国最高学府，北大所有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当局和全社会的关注。“北大无小事
”一直如此。国人都对北大形成了非常大的聚焦。现在的北大人，都能感觉到这种无形压力。同样的一件事如果是北大发生的，或者是北大学生身上发生的，明显会引起更多的关注，更容易上头条。对于别的学校可能就不是一个事，对于北大就可能引起社会关注。
作为北大所创立的新学术传统，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国学和西学的互动。北大既是西学的最前沿，也是中国最国学最重要的继承者。为什么这样说？从成立京师大学堂的那天起，北大的外国教授和外国老师的就非常多。时至今日有海外学术背景的老师我觉得大概占80%。
北大是国学重镇，北大的文史哲都很有基础。比如北大历史系，北大中古研究中心，代表了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每个朝代研究都有最重要专家，宋史有邓小南教授，魏晋史有阎步克教授，历史地理有辛德勇教授，西域和丝绸之路研究有荣新江教授……如果别的学校的历史学院可能只是在一个朝代或一个领域比较强势，而北大的历史系是从先秦史到近代史，每一段都有国内的一两个顶级学者在。别的学校商学院总是想着炒股赚钱，而北大的则想的是经世济民。林毅夫不当院长，去世界银行当副行长，它思考的事情不是怎么赚钱，他想的是另外一个层面，更高层面上的事情。这可能就是北大的境界不同。
另外，近代的北大还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出版机构，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新青年》以外，还有重要的几本杂志。比如1919年创刊的《新潮》、《国故》，《国故》是章太炎他们办的，《新潮》就是胡适他们办的。还有1924年创办的《语丝》和《现代评论》，这比较偏文学一些。当时的那些杂志，可能没有多少读者，但当时的读者都是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当时的大学生比现今的博士还少。后来的文学研究也好，历史研究也好。这些杂志都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研究素材。有博士专门研究这些近代的杂志。
中国的北大和世界的北大
北大不仅是北京的北大，从北大诞生的那天起，它就是中国的北大，中国最重要的学校。因为它为中国提供思想，为中国培养领军型的人才，它就是中国的北大，全中国都关注着北大的发展。
北大的学术水平代表了中国在学科的学术水平，当然受到关注。而时至今日，北大人也有自己的期许，中国也对北大有自己的期许。希望以北大能成为世界的北大，能为世界提供思想资源。既有中国的立场，又有世界的眼光。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以林毅夫为代表的经济学者，当然他关注的主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他强调了中国学术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创立了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能够创立一个中国经济的学派。林毅夫本人就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运用他的知识影响世界。希望有更多的北大人走出国门，更多的将中国的思想带到世界中去。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中国本身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朋友，也会更多的关注中国的声音、中国的思想。
北大不仅仅是“中国的北大”，我们希望北大能够成为“世界的北大”！“以天下为己任的北大”，才永远是“青春的北大”！
谢谢大家！我们还是依次发言。
卞清波：我叫卞清波。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我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这里。能亮个相，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讲的消费主义，按照消费主义的观点，大家算是我的衣食父母，非常荣幸。我想分享一下我编书过程中的两个体会给大家。
第一，翻译有难度。有书友说这个书的翻译不是很好，“权力源自地位”，应该是地位源自权力，“权力源自地位”似乎不对，我们当时也确实困惑过。这个书最早翻译的书名还不是这个名字，最早初步的翻译是主义的权力。英文原名叫power of position，就是位置的权力，但是为这个权力似乎不通。所以最早译者翻译书名叫“主义的权力”，稍微提炼了一下。但是我们觉得很凝练，我先把我们的过程报告一下，最早是主义的权力，我们觉得过于抽象了，似乎不知所云。所以请译者再斟酌一下。考虑以后第二个方案叫身份的权力，北大的老师有特殊的身份，有一定的力量，所以有一定的权力，身份的权力。我们说你再想一想，还有没有更好的（书名），后来他跟作者魏定熙联系，因为魏定熙经常到中国来。中文也不错，他去年到上海搞了一次讲座，用中文讲的。他们商议以后提出了一个最新的方案，就是“权力源自地位”，作者的中文肯定不如我们好，书名我们始终是有点忐忑。
翻译有难度，这是很深切的体会。
再说到刚才金晶开始刚介绍到的，接下来我们还要做的一本书，还要读的一本书，也有这个问题，那本书叫《佛教征服中国》。这个书出版了已经十年左右了，影响非常广泛，在佛教的研究领域是经典之作，但是对它的书名翻译到现在依然有争议，我那天发了微信，因为书刚拿到，我说书终于来了，下面就有人评论了，这个书名翻译得有错误。这个书的原文叫什么呢？叫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Conquest 是征服，但它是个名词，佛教对中国的征服，应该是这个意思。
译者也回应过我这个问题，说佛教征服中国似乎过于绝对化，是一个单向的，但实际上你可以理解它是双向的，它是中国征服佛教，而且是佛教征服中国，同时也是中国征服佛教，它是相互的过程，这样理解就通了，就没有问题。他在译者答里写到了这句话。
我的一个深切体会，做这套书翻译有难度，很难，翻译的你说十分的准确不容易，意在言外。
第二个体会，出版有力量。因为刚才宋老师也提到这个问题，宋老师说这个书里写到，北京大学不光是一个学术教育机构，也是一个文化出版机构，出版新青年、出版新潮，非常有影响。
我编书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小的细节，我加深这个体会。它有一个情节，大家仔细看能看到，后面哪一部分我不记得了，讲张元济是一个著名的出版人，他最早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蔡元培大概是现在类似于教育部的一个普通公务员，当时是这样的好朋友。
后来蔡元培因故离职了，不能再干北大校长了，要换人了。换谁？当时官方的一个重要提案就是请张元济来当校长，张元济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编撰，就是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我觉得现在来看，北大副部级机构，张元济是局级，但是这里有张元济的心理动态，他说不能去。他认为他要实现他的理想，出版机构最合适，他要实现他真正的理想。
他说北京大学是一个官僚机构，到那儿以后受制于方方面面的力量，不能施展他的抱负，不能达到他的理想，他经过这样的（思想）斗争他决定不去，留在商务印书馆，我想出版社很有力量。当然跟现在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提到出版似乎很多人都认为是夕阳产业，出版现在似乎没有那么大力量了，但是我最后想说，今天大家聚在这里，又来讨论，我感到出版还是有力量的。
所以最后对大家再说声感谢！
张玥：大家好，我叫张玥。我是南师大教育系的研究生，这本书我是选了章节来看的。我看到一句话，我特别感慨，梁启超应该是在一个典礼上讲的，他说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欤。
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中国最本土的学术学术之路应该走向何方？其实我们知道他这个讲了北大应该是讲北大精神，学为国用，也就是对于世界公民的一种精神，还有国家意识的培养。但是我觉得恰恰现在中国的大学，包括学生对于这种精神和意识是非常缺乏的。
小曼：首先非常感谢金陵读书会把我们海外中国研究这套书选为阅读的方向。这套书因为影响还是很广泛的，很多媒体都要我来做一个大而统的概述。当然我觉得这套书实在没有办法来做这方面的统起来说的东西。后来我觉得，就以像我们这种方式深入讨论每一本书的内容，是更加适合的。
去年魏定熙教授到中国来的时候，有机会给他做了一个采访，采访的时候他谈了一些。其中有一段就是讲到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他的采访稿子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他是魏斐德的学生，其实后来他也做了叶文心的学生，最大的感受印象是他跟叶文心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叶教授可以让他看得更清楚一点。魏定熙先生是这样讲的：在20世纪早期，北大的教授和学生都是中国的精英，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对普通中国人和中国的社会有些不屑，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精英，可以做好更好更开明。这个倒并不是说他们不关心普通民众，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更多的关注中国这个国家以及国家的老百姓生活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其实是更加传统的，他们觉得自己高于普通老百姓，同时对普通老百姓负有责任，他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以这种方式可以显示出儒家思想对他们的影响。
所以刚才主讲讲到他的一种责任感，我就在想，是不是北大人都是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吴双：谈到现在大学里面的权力与地位，我发现三个现象：一个是像南大搞末位淘汰制，催促学术，什么意思呢？让每个老师每年有多少个期刊（发表文章）会有一个标准，如果没有达到标准或者是处于末位的话就直接回家。在这种情况下像有的常年做一个研究，但出成果很少的学者，可能不会被学界所看重，为了自保和饭碗，可能会做一些浮于表面的研究，甚至有些交给研究生做。
第二，他的学术研究的话题和它的项目是跟他自身的地位是有关系的，副院长和正院长的拿到的项目是不一样，副教授和正教授拿到的项目是不一样的。这种现象一方面肯定说，正教授方面的学术话语权会重一点，或者是研究的经验会多一点，但是可能有时候研究项目的多少或者是重要、不重要，一定程度上对学术的发散式的研究（影响），会把它规定到一个场里面，或者会限定学者研究学术的自由。
第三,就是现在的南方的新闻传播学院依附政府的现象比较（严重），就好象现在学院离开政府就发展不下去了。我之前去了北外参加了一个培训，北外的老师给习办做了一个外国报道的语境，就感觉他们学术领域这块投入的精力很少，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服务政府，我现在对学院学术自由发展的方面还有一些质疑。
宋老师：我总结几句话，刚才有朋友讲是家和国的关系。《大学》里面就讲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事从小事做起。朱熹的话“仁者，以天下为己任”。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刚才有朋友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实每个人可做的事情非常多。刚才谈到了很多学校怎么长怎么短，很大程度上就是“英雄不问出处”，成才全凭自学。哪个学校无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己”，一个老师教的学生多了，都很厉害吗？不可能，还得靠每一个人自己努力情况。
再一个，如何面对文化界和思想界种种的乱象。用北大钱理群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太过看重自己的得与失。在一定程度上，你的工作、生活和理想并不矛盾。你有理想，为社会做贡献，往往并不拘泥于你的工作，受限于工作本身，你可做的事情很多。你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过程中，难道你连养活自己的本事都没有了吗？这个也并不矛盾。当你做好自己工作的时候，你也可以与此同时为这个社会提供很多的正能量。
包括在春寒料峭的时刻，我们能有这么多的朋友聚集在一起讨论一本北大早期的历史书，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即将崛起的前夜的象征。刚才丁老师说，金陵读书是古代书院传统在当代中国的传承，这是对我们的一种勉励。包括江苏人民出版社30年来持之以恒，出版“海外中国”系列书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现在能够蔚为大观，由一本书到N本书到一系列，那是几代出版人的接力赛。这么多作者、译者、编辑，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件好事做好，是中国图书出版的大好事。
春寒料峭，这两天梅花也开了，引用主席的那篇《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献给我们在座所有的朋友，谢谢大家。
(本文是金陵读书2017年2月22日晚“《权力源自地位》与北大的多元传统”沙龙的发言讨论实录，因篇幅限制，实录有所删减。）
《权力源自地位》读后感(五)：作为“符号”与集体记忆的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