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经济学》的读后感10篇
《达尔文经济学》是一本由〔美〕 罗伯特•H. 弗兰克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253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013-7-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达尔文经济学》读后感(一)：经济大棋局、规律从谁来？
如果有人说达尔文可以取代斯密，你会怎么看？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这句“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话，如今有人要挑战说这句话的亚当•斯密。“无形之手”是现代经济学开山祖师亚当•斯密被奉为经典之名言，大意是：市场为个人利益驱使而自行调节，好比有一只无形之手在运作。达尔文是创立进化论的著名生物学家。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两位权威开战，是否有点像“关公战秦琼”？我们的答案是否！这并非开玩笑，而是颇有深意的严肃命题。
事实上，我们每当习惯一个事物时，总愿意一只走下去，在经济学中也是这样，在这本书的作者看来，我们的意识可能更重要，如果你认为你一直生活在斯密的世界里，而不是生活在达尔文的世界里，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将让你无法意识到：竞争有时只会让事情像“军备竞赛”一样越来越糟糕，而根本无法得到解决。
在作者弗兰克看来，我们的市场可以更有效率，政府可以更有作为，蛋糕可以越做越大，每个人可以分得越来越多。《达尔文经济学》描述经济社会中的竞争远比斯密更为透彻与准确，同时其结果影响深远。
任何规律都必须经受现实的检验，经受检验的时间越长就越可靠。亚当•斯密“无形之手”是在资本主义初创时期发现的自由市场规律，通过两百多年的实践检验，“无形之手”的调节作用确实存在，但也发现了一些与之抵触的事例，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无形之手”调节作用的局限性暴露无遗。达尔文的进化论相对较晚一点，并且达尔文讲的是生物进化的规律，如今把这些规律应用到经济学中同样适用吗？本书的作者说进化规律经过千锤百炼，比“无形之手”高明得多。 “达尔文理论的中心思想是，竞争根据个体之成功奖励其品格和行为，而不是奖励种族和其他集团。”其实世界的经济不就是在竞争吗？所有的经济学原理也同样在适用与不适用中被淘汰或保留。最近提出的合作进化说认为：生物进化不仅靠竞争，还需要同族成员之间的合作。证诸蜂蚁社会成员分工合作及其他群居动物个体之间的协同行为，此说有理。再者，只强调竞争而忽视合作，就经济学而言也有问题。作者弗兰克主张立法规范“无形之手”，只是一个方面，整个社会的繁荣昌盛除靠竞争外还有赖于合作。
在政府与经济、市场的较量中，到底谁的规则更有时效性呢？到底谁才能指导世界揭示世界呢？我们拭目以待。这本书的含金量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高的，市场的变幻莫测与进化，使得规则也在无形中变化了，也许这个规律还需要后来者发明，也许先贤早已指出，但是我们就在这个规律之中。
《达尔文经济学》读后感(二)：达尔文还是斯密？
一看到书名，我还是吃了一惊。以达尔文名字命名的经济学？会讲些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达尔文是闻名世界的生物学家，《物种起源》的作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提出者。
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预言：百年之后，经济学家更有可能把查尔斯•达尔文认为是经济学的鼻祖，而不再是亚当•斯密。放出如此大胆预言的是如何人也？是康奈尔大学经济学与管理学双科教授罗伯特•H.弗兰克。这位教授早几年出过一本《牛奶可乐经济学》的畅销书，为大家所熟悉。
阅读了这本书后，我相信你对经济学的认识会更进一步，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颠覆性的。作者是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阐述经济学的，这个学科是经济学科中的新兴分支。越来越多经济学者把心理学上的研究成果引人行为经济学中。作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行为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并提出了“有悔偏离理性选择”（Departures from rational choice with regret） 和“无悔偏离理性选择”(Departures from rational choice without regret)的两个新的研究课题。所谓“有悔偏离理性选择”，包括了人们容易犯的多种系统性认知错误，“无悔偏离理性选择”，则主要是指当事人对偏离标准理性选择模型的后果不会后悔。作者认为无悔偏离理性选择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这是很有道理的。一个人如果认识到自身存在认知上的失误，他就会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而其他人是没有办法的，可能也没有动机来改变这些并不令他们感觉后悔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在作者看来，达尔文自然进化理论中的核心观点之一：自然选择偏好的特性与行为主要取决于个人生物，而不是全体。在一种情况下，当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重合，就出现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所预期的结果。在另一种情况下，个体利益会对群体利益造成危害，甚至使群体灭亡。这样就会出现个体利益招致“军备竞赛”的巨大浪费这种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比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能更好地解释这些社会现象。在这本书中，作者列举了一些这样的社会现象。
在这本书中，作者既然用很多生动的例子让人信服地论证了达尔文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经济学的鼻祖真的该换成达尔文了？！
《达尔文经济学》读后感(三)：麋鹿的角 为什么要那么大
已刊载于《北京青年报》（http://bjyouth.ynet.com/3.1/1306/21/8088978.html），请勿转载。
在《达尔文经济学》中，罗伯特·H·弗兰克提出这样一个论断：总有一天，人们会认为达尔文是经济学的鼻祖，而非亚当·斯密。众所周知，斯密的经济学贡献在于提出了“看不见的手”，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利己者，但是通过社会分工和协作，都能达到利己利他的作用。然而，弗兰克认为，人们与其说在分工协作，倒不如说在“军备竞争”。
弗兰克以麋鹿为例，阐述了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道理。雄麋鹿的角越大，越能在争斗中获胜，并得到雌麋鹿的青睐，于是在相互竞争中，麋鹿的角越来越大。然而麋鹿也有天敌的存在，在躲避天敌攻击时，角大的麋鹿在树林中反而不易逃跑。于是，一个悖论出现了，角大的容易延续后代，角小的容易生存，那到底如何是好？弗兰克提出这样一个假想，我们能不能让所有的麋鹿的角自动缩小一半，再进行自然选择呢？答案是否定的，即便缩小一半，有利于树林逃跑，但随着雄麋鹿间的再次竞争，麋鹿后代的角也会越长越大。
那么，麋鹿的二难选择是否适用于人类社会呢？弗兰克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看来，人类之间的斗争远比麋鹿复杂，但其根本目的就是“相对位置”。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比作羊群的话，那么相对位置就是个人位于羊群的位置，前面的头羊吃的是最新鲜的草，后面的羊只能吃前面的羊剩下来的，为了能吃到更新鲜的草，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向前挤。
通观《达尔文经济学》，虽然剑走偏锋，但其中的不少观点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是关于人的“非理性”，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一直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这一基础之上，然而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的非理性，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就是建立在人的非理性基础之上。二是关于稀缺性的思考。在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我们似乎不再为饥饿发愁，但稀缺性依然是经济学的基础之一，正是由于有稀缺才会有选择，虽然有人斥责弗兰克的有关理论是再次挑起阶级矛盾（“相对位置”的说法颇像其之前出过的《赢家通吃》理论），但我们依然不能忽视有限社会资源的分配。
不过，在《达尔文经济学》的所有观念中，其实还暗藏着一个最大理性，那就是我们知道答案。我们再看回麋鹿的比喻，弗兰克显然是站在上帝视角观察着麋鹿，“你们就应该长到刚刚好”。但麋鹿不知道，同样的，人类也不知道。没有一个上帝来告诉人们，什么才是正确的，恰好正是由于没有上帝，人们才能更自由的选择。正如西方国家的人民反对政府因为肥胖流行决定对糖制品加税，因为人们不需要“保姆”型的政府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健康的生活。况且，你又怎么知道这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麋鹿的角”？
《达尔文经济学》读后感(四)：达尔文的经济学世界
很难想象达尔文与经济学扯上关系，但众多人类的行为动机显示，进化论思想所影响的不仅仅限于生物学领域，在经济学领域也有很大的学术价值，甚至在整个社会科学中，进化论是学术上的永远挖不完的金矿。从20世纪60年代起，虽然进化论思想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但研究进化乱的路线并没有停止，如，1966年，乔治•威廉姆斯的《适应与自然选择：对一些当代进化思想的评论》、1976年，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等著作的出版标志等进化论思想并没有过时，反而更强化了该理论的在学术上的活跃性。
这一次，达尔文的进化论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畅销书《牛奶可乐经济学》的作者罗伯特.弗兰克近期在内地出版了《达尔文经济学》一书，该书从进化论的观点反对了经济中的自由竞争是如何战胜斯密“看不见的手”，从而证明自由放任影响社会进步的不利因素。
一直以来，学术界将亚当.斯密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他所倡导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由主义获得众多经济学家的支持，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渊源。斯密一生中著作并不多，但最有影响力的属于《国富论》。该书认为，人是彻底的“经济人”假设，在完全竞争体系中，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自然调节利于社会利益，“客观的市场力量会将原本贪婪的个人行为引至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因此，他提倡自由放任的政策，反对国家干预。
那么，在罗伯特.弗兰克看来，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显示，在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出现重合时，斯密的观点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现实世界并不总是这样，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出现冲突的概率远比出现重合的概率高，斯密的自由主义无疑是不符合常规的。弗兰克认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论自由》一书中的观点可以解释自由也是有限制条件的，“如果以其他方式均无法限制个人行为对他人造成不合理的伤害，那么，限制这个人的行动自由权即是最合理的方式”。
斯密与达尔文在经济学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其实也是经济学上难以解释的终极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博弈，提倡政府干预还是自由放任的政策？在20世纪初，这两个观点的代表是凯恩斯和哈耶克，但在这里，俨然是斯密与达尔文的博弈。弗兰克在行为经济学上的造就使他更相信非理性人的选择，从而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既然弗兰克认同政府干预的观点，那么他所提倡的经济学理论就离不开与政治密切相关的自由、竞争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让众多政治家头痛的事。在本书中，弗兰克认为，背景和相对位置对经济学的影响更大，但要读者理解这两个词的含义则有些困难，作者也并没有对这两个词做出明确的定义。根据笔者的理解，弗兰克认为，所谓背景是不同行为所产生利益的相对概念，而相对位置是不可消灭的比较鸿沟。
首先就“看不见的手”理论而言，增加额外收入的效用仅取决于绝对消费增加量，但在达尔文看来，决定消费行为的是其相对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为什么父母宁愿接受风险较大，收入更高的工作，送孩子去最好的学校，其原因在于，较好的学校有相对其他学校的教育质量，如果父母选择安全性较高而收入较低的工作，那么孩子的教育也比其他人低。
位置性在博弈论上很常见。军备竞赛说明，当大多数人具有同一优势时，那么这种优势也将不存在优势。弗兰克认为，军备竞赛在环境因素的某些影响下，会带来浪费性的资源错配，而位置性商品就是军事竞赛中的一种，因此他建议，在位置性消费过度而非位置消费不足的情况下，应该放弃现有的累进式所得税，而逐步推行一般性累进消费税。
在本书中，穆勒的伤害原则对自由主义的影响比较大。弗兰克从科斯的伤害他人利益的成本分析上得出，一旦可以从讨价还价的成本有利于问题的解决，那么讨价还价可以改变法律程序。科斯的成本和收益方法有一定道理，但部分决定是违背道德的旨意，因此，弗兰克在此观点上建议通过税收机制向低收入者提供减免特权。
经济学家推崇在经济萧条情况下，减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这点符合公众的意愿，政治家为了讨好选民，不断地实施减税政策，然而事实证明，减税并非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良药，而增税恰好可以达到目的，但却违背了公民的常识性认知。弗兰克认为，通过税收政策比政府管制更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对有害行为增税，但在笔者看来，这种想法过于天真，征税远比制定政策更有难度。
另外对于本书所提及的涓滴理论实际上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美好，在中国，这个术语可简化为先富带后富，但现实中进一步拉开贫富差距，永远达不到共享经济蛋糕的理想状态。总的来说，弗兰克的这种提出新知识的创新性思维值得借鉴，但不足之处还很明显，在很多问题上，他所提出的意见也有所保留。
2013年8月2日 北京晨报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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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经济学》读后感(五)：书名叫《达尔文经济学》并不完全准确
我认为，本书叫《达尔文经济学》并不完全准确，因为作者并不是将进化论的核心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引入经济学，而是重点描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有时候与集体利益不一致”。
作者这样区分斯密的经济学和所谓的达尔文的经济学：斯密经济学认为竞争力量引导本性贪婪的个体采取的行动，在看不见的手操纵下会自动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达尔文经济学认为竞争会造就最有利于个体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有时候有利于集体利益，有时候与集体利益发生分歧。
比如，公麋鹿的角越大就越能吸引异性，但大角麋鹿在遇到敌人时逃跑不便。大角有利于个体，却拖累了整个种族。
家长为了让孩子上好学校，去买学区房。如果大家都这么做，结果只能是推高学区房的价格。而不管家长们怎么努力，只有50%人能进入高于平均水平的好学校。这种“军备竞赛”对整个群体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 作者的观点是这种竞赛应该被限制。
另外，作者反对自由主义者的反征税思想，主张对有害活动进行征税，用于补贴或促进有益的活动。比如征收燃油税，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主张对富人征收累进税，以保护穷人的利益。
基本同意作者的观点，不过对于中国，征税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是怎么透明化税收的使用。
《达尔文经济学》读后感(六)：达尔文对经济学不经意的启示
从学科划分看，眼球经济学属于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必对行为经济学大师弗兰克在本书中“百年之后，经济学家会将达尔文视为经济学的鼻祖，而不再是亚当斯密”这样惊世骇俗的预言感到过分吃惊。生物学家怎么成了经济学的鼻祖？这不是扯淡吗？别急，不这样咋呼你，在柳絮般飘舞的经济学畅销书中，你会关注这本书吗？但这种咋呼并不能掩盖这本书的杰出观点，作者确实发现了达尔文进化论对于现代经济学的一种矫正性启示，哪怕这种不经意的启示，即令达尔文再生，可能也意识不到。
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思想，后来辗转反复被严复归纳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竞争”是核心关键词之一。竞争产生的根本原因，乃是资源稀缺与欲望无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点在生物界、在市场中，都是相通的，因之亦为作者用达尔文视角来理解、阐释经济现象提供了逻辑可能性。在斯密一脉的经济学家看来，市场竞争用“看不见的手”来实现优化配置，因此，基于这样经济学基础的国家理论就是自由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最小国家理论，要尽可能限制国家干预，因为市场通过竞争就可以做的很好了。这种自由放任的国家理论很早就遭遇了理论与现实的挑战，不过，弗兰克通过阅读达尔文，站在了一个新的视角来挑战自由放任的传统观点。
弗兰克认为，充分竞争在很多情况下不一定为群体和个体带来利益。他引用了达尔文发现的很多例子来阐明这一观点。比如海象，个头大的海象可以在竞争配偶的战争中击败个头小的海象，从而占有更多的异性，生育更多的后代从而延续自己的基因，但是个头小的海象却因为较小概率的交配而绝种。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然选择案例，但是这个自然选择的后果是海象的个头越来越大，更容易成为天敌的食物。这对于海象群体而言是不利的，如果所有海象都按照同样比例缩小，那么他们躲避天敌的概率就大大增加，而对于每个海象而言，这种缩小却不影响竞争结果。通过诸多类似例子，弗兰克支持更多的国家干预，而否定斯密一派自由主义者的放任理论。
那么，何以评价弗兰克这一观点？个人以为，弗兰克的论断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的民族性。其实，完全自由竞争的状态与完全国家干预的状态都是不存在的，而且都是灾难性的。一个理想的状态，乃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的那种各种要素的均衡，经济体的良好运作，需要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的均衡。在美国，市场竞争的力量远大于国家干预，这自然无可避免的产生相应弊端。身处美国的弗兰克感受到了这种弊端，于是借达尔文的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无可厚非，对于美国经济而言，也有重要启示。但是，这种观点如果进入我们中国，则要谨慎对待，因为中国经济的国家干预不是太少了，而是过多了。如果在中国回答本书副标题所提的问题“自由、竞争和公共利益如何兼得”，答案恐怕还是“增加市场竞争”而已。
《达尔文经济学》读后感(七)：单纯的竞争是有悔的。
单纯的竞争不可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我赞同这个观点，但是对于我们是生活在达尔文描述的世界里，还是亚当•斯密的世界里，我觉得我们不能单纯地下判断，毕竟单纯的结论永远不是真理。但是为了更好地、更透彻地了解一些问题，让人们更加信服这个观点，我们往往选择剑走偏锋。
斯密想象的核心是承认每个人都是有私心的人，往往走着利己的行为，在竞争中通过无形的手来自然调节，由此得出自由市场，而国家干预则减少到最低。但是费兰克认为这个思想是危险的，假如当个体的利益伤害到群体的利益时，那么后果是难以设想的，甚至使得群体灭亡，所以需要加强干预。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国家，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是并在的，但是国家的干预还是有点多，市场竞争依然不够充分，例如国有企业的垄断。
赫伯特•西蒙认为，“人的思维是有限的，人所具有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因此，有限理性的人在行为上并不总是追求效用最大化”。那么我想到了人失去了有限的理性之后的疯狂，这也是就是作者谈论到的“有悔偏离理性选择”和“无悔偏离理性选择”，我想无悔的偏离总是过于愚蠢的，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有时也是难以预计的。假如我们对偏离理性的选择的后果都不会后悔，那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好像谈一场没有理智的恋爱一样，甚至甘愿付出生命。
市场不会放过任何获利机会，对“资本”的掠夺从来没有停息过，当我看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深深地被“资本”的无情所震撼到，假如我们作为个体都失去了理智，那么世界是多么地疯狂！不过，现在的世界就是如此地疯狂，市场也绝不会放弃任何获利的机会，当我看到贫困的人民时，我的心就隐隐作痛，虽然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国家的干预也还是必须的。
我们肯定不忍看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社会却依然令富人受益，而穷人挨苦，对于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是非常残酷的，但是在残酷的背后，我想，我们必须建立起我们更加强大的慈悲之心，更好地控制好自由市场，实现造福社会，而不是说，通过互相残杀而完成进化的。我们人类之所以拥有智慧，我想，这是上天的恩赐，那么我们就要好好地利用它，来造福于人类。
y 当当特约评论员 江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