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新遗产》的读后感10篇
应该说，这是一本“名不副实”的书，或许应该叫《赴台湖北哲人研究》更为合适，因为里面提到的殷海光、夏道平、徐复观均为一九四九赴台的湖北人，因此到底能多大程度上代表当时的“自由主义”那一批人还是值得商榷。当然，作者还是在自序中简单说明了本书内容和名字的由来，因此也不算欺。这里点明一下，希望不算多此一举。
说是“自由主义的新遗产”，一方面是因为与三者都有关的《自由中国》以及自由主义的论战——殷海光算是《自由中国》之魂，在台湾利用这份“体制内”的杂志与当权者对话，夏道平也是其重要写手，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阐释自由主义，徐复观则有一场精彩的论战。
而另一方面，也想说明自由主义作为当时并列于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潮的影响。从书中，我们会发现，自由主义在引进之初就由于中国当时的国情，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比如自由主义强调的平等，更多的变成了国与国的平等，这也正是为什么以号称“德先生”、“赛先生”主导的新文化运动，最终由于巴黎和会的不平等对待而最终发展成了民族运动。
当然，我想，《自由中国》在台发展的多年，恰好正是辨明自由主义真谛的一段岁月。而相对于自由思想者的殷海光和新儒家的徐复观，夏道平这位经济学家更为我关注。一方面，夏道平先生所学受到了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其翻译的米塞斯的《人的行为》一直被奉为经典，他也算是中国经济学最接近国际级大师的人。而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经济所引申出来的自由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从自由主义发展之初就形成了两条脉络，一是社会自由，二是经济自由。经济自由的重点就是产权和自由经济。虽然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我们从救国救民的角度努力学习西方制度和思想，然而这种大目的下，就可能将原旨扭曲。相反，只有当人人都从经济上寻求自由时，过去的不合理才更容易被打破。
纵观台湾的改革，其也是由经济自由入手，逐步转变为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有人人都拥有私产，不希望被制度剥削，我们才能一起探讨建立更为科学和合理的制度。
梦里，我把自己想象成为一株长在原野上的野草。微风轻轻地拂过我的那淡绿色的枝叶，雨露滋润着我那干涸的根，每一寸土地不是为我而存在，但是我可以毫不顾忌的去占领每一寸土地，只要我能把自己的根扎下，那便是我的领地。
梦外，我是一个被禁锢在生活牢笼里的落魄文字工。美妙的文字，在我的手下，经常性的不自由。有些东西本该直笔描写，我却不能使用直笔，只可使用曲笔描写。有些东西也许不宜使用直笔描写，使用曲笔描写倒也无妨，但是我只能选择沉默。
这便是我梦里梦外的自由，而人对自由，既有着天然的渴望，又有着后天的惧怕。这是因为自由可以最大释放一个人内心蕴藏的东西，又因为自由缺乏明确的界线，为自由而努力的人又会在不经意间影响彼此的正常生活。
如此，人们围绕着自由，便会轻而易举的分成两派，一派通过限制自由，乃至于取缔自由，来建成人类社会的秩序；另一派热情歌颂自由的力量，希望通过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克制，形成一种天然的和谐关系。限制自由，在人类社会前期也许是有效的，因为早期人类缺乏理智的思维，限制自由反而可以避免不理智的事情发生。或许，这也是古代中国能够领先世界的原因。释放自由，在人类懂得理性思维之后，其积极的能量被源源不断的底释放出来。或许，这就是西方世界能够打败老大帝国中国，掌握世界领导权的理由吧。
其实，随着自由的积极作用被不断的发掘出来，人类关于自由的争论也越来越少，但是我们真要争取属于自己的自由却是异常艰难。其一，不少人对自由依然有着天然的恐惧。其二，自由总会受到原有某些社会关系的阻挠。因而在形式上人们对自由的认可度很高，在现实生活人们拥有的自由却是非常的少。为此，不少渴望自由的知识分子，为自由大声疾呼，更有甚者不仅疾呼，还积极参与到争取自由的行动之中，为尽快能建立一个自由而美好的世界奔走。
《自由主义的新遗产》是一本为张扬或者纪念三位为中国早日实现自由而大声疾呼者的书，也是一本为唤起人们再次关心中国走向自由之路的书。书中提到“五四的儿子”殷海光、著名经济思想家夏道平、“现代新儒家”代表之一徐复观等三位著名学人。他们的生命并不见得比别人高贵，然而他们能为一个高贵的奔走，则使他们显得无比高大。作为普通读者，读此书可以了解自由主义的某些精神，最关键是可以再次走进这三位学者。
不同的学者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和阐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些不同的论述不断地丰富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内涵和外延。这本书选取和介绍了三位赴台的湖北籍的学人殷海光、夏道平、徐复观的学术思想，主题围绕“自由主义”来展开。这三位学者都是《自由中国》这本杂志有一定的关系，而这本杂志是一本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台湾言论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刊物。这本杂志大力宣扬自由民主理论，可以说是当时台湾唯一发出的异议的刊物，对于在台湾宣扬自由主义理论起过重要的启蒙作用。
徐复观，是一位文化哲学家，也是一位新儒学大家。他试图沟通儒学和自由主义。他强调了西方自由主义立足于人性之外来解决自由民主问题的不足，认为儒学可以从行善为基础解决社会问题，可以化解西方自由主义的缺陷。借鉴中国传统儒学思想来完善中国的自由主义文化，的确是一个有待于深入探讨的问题。
这本书中的有关章节大部分直接是由已经发表的论文组成的，因此有些论述不免显得拖沓和重复，上下文论述的衔接也显得不够自然和紧密。这是这本书需要改进的地方。
阅读这本书后，我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可以更进一步。
“自由”是一个让人心动的词语，但这个词语其实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这个词语被提及时，总是伴随着具体的环境。但当人们谈论这个词语时，它往往成为一种象征——未知的愿景。比如说，有人说“人，生而自由”，但一个新生儿是自由的吗？绝不是，所以卢梭才会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虽然这种辩证的说法，看上去其实更多成分上是修辞的需要，因为既然“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那么其实也就不存在“自由的”的状况。但人们似乎并不理解这种真实状况，反而更愿意沉湎于“自由”的幻景当中。就拿这本《自由主义的新遗产》来说，三位学人所谈的自由其实各不相同。
殷海光这位五四之子，所追求的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政治自由。他所倡导的这种自由是以西方文化的强势为基础的，重在争取权利打破旧的制度。在他的思想中，自由主义成为了一种斗争的武器——无形却具有杀伤力。但他并没有看到西方制度下其实并未完全解决“自由”的问题，他拿这个不成熟的概念搬到中国来用以否定专制、肯定民主，这种做法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对既往中国文化的的否定延续了“五四”的偏颇与激进，所以才会有他和徐复观的论战。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其实正是处在了外来的新枷锁（西方概念）和已有的旧枷锁（东方传统）之间，或者说他其实是在双重枷锁下在呼吁自由主义。这种双重的枷锁使得殷海光饱受困惑的煎熬。而当其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内在冲突时，他的生命却到了尽头。
夏道平这位提倡自由主义经济的经济学家，他所提倡的自由主义经济在那个年代由主义经济还处于未被完全开发的状态，他也经历了自由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的过程，的确，自由主义的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市场，搞活了经济，但随着不断膨胀的市场，不断增长的欲望，那只“看不见的第三只手”由白转黑。当政府救市出现时，很多经济学家才发现，原来经济自由其实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它自身也需要其他形式的监督——正如夏道平先生通过选择宗教信仰来平衡知见上的亏空一样。
说徐复观先生是自由主义者，其实是有点牵强了，因为这位新儒家的代表，他并不追求自由主义思想。他讨论自由，但并不绝对，他提倡民主，却并不媚外，他提倡精神的自由，但并不把自由物化为绝对的对与错。也就是说，新儒家的融合视野，反而更符合文化的发展规律——泾渭分明只是一时，百川入海才是最终的结果。
总的来说，这本书做为三位赴台湖北学人的宣传册，达到了让更多人了解历史中的湖北名人的目的。然而，这种对前人往行的绍介，其实没有必要都归到某一概念下来进行汇总。
顺便说一句，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让我获益最多的是《徐复观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阐释》那一部分，在这里要向提供这一部分内容的刘金鹏先生表示一下敬意，道一声：谢谢。
四月初，袁伟时先生接受知行讲坛的邀请，来贵阳作报告。袁先生听说贵大也有一座文化书院，所以专程从贵阳赶到花溪，专门为贵大学子做了场关于传统文化、政治文化和自由主义的讲座。在讲座过程中，他避开了自由主义这个关键词，而是称为现代思想。何卓恩先生这部书中所谈到的殷海光、夏道平和徐复观，恰恰正好属于袁伟时先生所提到的现代思想的代表人物。我们不妨逐一分说。
一、殷海光
殷海光，原名殷福生，西南联大哲学系学生，何兆武先生曾经以为他是国民党打入学校内部的特务。后来，跟随国民党离开大陆，逃亡台湾，改为今名。
我们今天谈论殷海光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主要是根据他在《自由中国》发表的文章和翻译哈耶克的著作。但是，一般不会注意到他在台湾大学教授逻辑学过程中，对于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虽然，殷海光的弟子后来有所分化，不一定接受殷海光的自由主义立场，但是我们应该说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台湾大学的青年自由主义者，基本上都是受到殷海光的影响，除了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林毓生，成为道家研究者的陈鼓应，还有改变信仰的张尚德，当然我们不得不提的台湾的李敖，思想史研究者韦政通。
换句话说，殷海光作为《自由中国》时期的主笔人今天还未必被人提起，但是作为在台湾大学散布自由主义火种的，则不作第二人选。
二、夏道平
自由主义在西方流派甚多，上文提到了哈耶克是原来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属于从自由市场经济领域论证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但是，我们又知道殷海光其实是金岳霖的学生，主要是做逻辑研究的。因此，他在台湾宣传自由主义的时候，主要是介绍罗素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他的学生林毓生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后，他才了解到罗素并非严正的自由主义学者。
夏道平跟殷海光一样，在五十年代是作为《自由中国》的重要执笔人，但是随着雷震案，他们纷纷进入大学任教。但是，他们对于自由主义的热情却没有因为政治迫害而稍减。于是，哈耶克的弟子周德伟翻译了《自由宪章》，夏道平则翻译了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和《经济科学的最后基础》等重要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著作。
三、徐复观
最后一位人物，很难说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为按照现代学术系谱，他与唐君毅牟宗三一道，属于新儒家的阵营，并共同与张君劢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共同为儒家及中国传统的命运向全世界发出宣言。
这样一位新儒家知识分子，为何被何卓恩先生归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呢？除了桑梓情怀外，我想这与新儒家自身的立场还是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五十年代因为师尊熊十力投靠共产党，所以徐复观先生在香港对此发表了激烈的批判。但是，如果我们仔细了解熊十力到牟宗三及徐复观的思想发展，就会发现袁伟时先生将自由主义称为现代思想，何卓恩将徐复观称为自由主义者，新儒家与自由主义之间是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
据说，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已经撰写了《隐秘的颠覆》来揭示新儒家的现代性内涵，但是似乎学者还甚少提及徐复观先生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面。当然，这往往被徐先生六十年卷入与殷海光、李敖的笔战有关。如果，殷海光代表自由主义的话，那么徐复观显然是他们的对立面。
对于这个问题，何卓恩先生巧妙运用徐复观的夫子自道，讲述出了新儒家与自由主义，在朝向现代性的立场上本无二致，但在如何走向现代社会的取径上有所不同而已。在徐复观看来，胡适殷海光这种全盘西化，完全放弃民族文化，很容易遭到青年人的抵制，必须为自由主义披上一层中国文化的外衣，才能为中国社会注入自由主义的基因——这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糖衣炮弹。
四、流亡的自由主义者
在某种意义上，这当然能够换的有心人会心一笑，但是作为学术研究来说，未免落了影射史学的窠臼。脱离了历史背景，仅仅将这三位学者的言论寻章摘句出来，就成为自由主义的研究。那么，我只能说今天自由主义所以不能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可，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知识分子不肯面对实际的现实，而往往回到书斋里，通过摘章逐句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种做法，既不真诚，也不现实。
结语
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学生，何卓恩竟然对逻辑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只字不提，而只是将五十年代殷海光在报头发表的文字玩弄一番，并将其称为自由主义的言说，这似乎未免太过取巧了。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对于夏道平先生的研究中，何卓恩先生似乎对于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也不甚了了，所以对于夏道平引进米塞斯的价值与意义，估计也是评估不足。同样，对于徐复观的新儒家方面，估计何卓恩先生是没有精力去阅读熊十力与牟宗三先生的作品，所以对于新儒家何以与自由主义暗通曲款不甚了了。
这样一部著作，有个人小传，也有三位知识分子的作品选，充其量可以称为传统学案体的复活，却离现代知识学分析与建构还有很长的距离。据说，殷海光称比唐牟进步一百年。借用此言，也可以形容何先生的思想比他的文章进步一百年，他的文章比他所描述的思考退步一百年。
自由的遗产《自由主义的新遗产》
这本书里讲了三个人，是三位台湾自由主义的学者，他们是殷海光、夏道平和徐复观，殷海光大名鼎鼎，徐复观也有所耳闻，只有夏道平不太了解。
为什么把这三个人列在一起呢？原来这是湖北社科基金资助的“湖北赴台哲人研究项目”，这三位都是湖北赴台哲人中，对自由主义有过深入思考，所以就并列在一起了。
说起来民国期间湖北湖南真是出人才的地方，比起来我们东北只有忏愧的份了。这三位湖北籍的学者是大陆解放以后，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要是以前，真是没可能研究的，现在可以拿出来做一个专题的研究项目，这也说明，内地和台湾的关系逐渐走向了缓和，虽然打过仗，但是毕竟都是中华儿女，都是一家人。
这三位学者算是台湾自由主义群体中的代表，其中殷海光和夏道平同属《自由中国》编委会，也是《自由中国》的主笔，当然两者也互有侧重，殷海光思考的重点是民主政治，夏道平的思考重点是自由经济。当然两者的观点也有很多交叉，毕竟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互为因果，难以分割的。不过徐复观和他们放到一起就有点特别了，因为他们的观念有很明显的冲突，甚至可以说是论敌都不为过，不过他们的大目标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民主和自由，只是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方法和手段不一样罢了。
删节版刊发于《新京报·书评周刊》2013年11月23日
http://www.bjnews.com.cn/book/2013/11/23/294215.html
又题为《历史局限与智识谦卑》
文/张洪彬
要了解台湾转型的思想渊源，何卓恩教授的近著《自由主义的新遗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何先生长期从事台湾政治转型的思想史研究，此前出版过《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自由中国>与台湾自由主义思潮：威权体制下的民主考验》，掌握了大量相关材料，对这一段历史有较为全面、整体的把握。《自由主义的新遗产》一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1949年后台湾思想史上的三位重要人物：殷海光、夏道平和徐复观。把他们三位作为台湾思想转型的代表来综合考察，并不是说仅有他们三位做出了贡献，而是说他们的思想分别代表转型时代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文化思想。他们从不同的思想进路论证自由作为一种价值，在现代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他们与张佛泉、周德伟、雷震、徐复观等学者一起，就像扳道工一样，共同促成了台湾思想的转轨，为台湾政治局面的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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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人物传记中常见的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叙事模式，该书尊重历史事实，指出促成思想转型的人物，自身也经历了复杂的思想转变。以自由主义斗士著称的殷海光，早年曾是国民党宣传部门的一员健将，是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的忠实拥趸，对强权人物蒋介石一度甚是崇拜。但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世界思潮的转移，殷海光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作者细致而精彩地描述了殷海光思想的转变历程，指出殷海光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三民主义都推崇有加，但重心由民族主义转向民生主义，意味就颇为不同。在强调民族主义时，他把国家、政府、国民党乃至党国领袖捆绑在一起，爱国就是爱政府，就是服从国民党，就是崇拜政治领袖；而重心转移到民生主义之后，强调民生、关注贫富悬殊，矛头所向就是国民政府的腐败和不平等的经济政策。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国民政府重新获得美国的支持，国民党在台湾重新强化威权体制，并继续以三民主义作为思想统制的框架。重压之下，殷海光的思想重心转移到民权主义，并最终逸出三民主义的拘限，服膺哈耶克等人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殷海光的思想历程并非孤例，雷震、傅正等人亦是如此。这些追随国民党而退居台湾的思想人物，许多都曾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在内外刺激下变成了国民政府的批评者，成为战后台湾自由主义思想脉络中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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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殷海光、张佛泉、夏道平主要涉及的是制度层面的自由问题，徐复观作为新儒家学人之一，关心的则是自由的文化层面，亦即如何把西方的民主自由与中国文化传统融贯起来。这是近代中国另一个持久不衰的议题。如果说殷、夏两位学人的意义在于更为深入理解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内涵的话，徐复观的努力则主要是思考和探索发源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这也是现代中国新儒家的核心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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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与个人生命体验有关，与权力当局的政治形态形成呼应，还与世界思潮的转变息息相关。具体的历史考察让我们认识到，思想家是活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人，其思考和言说不可避免地受限于历史背景以及他们特定的问题关怀，此即思想的局限性。但处于时代背景中的思想家却似乎极少意识到这一点，即便他们认识到自己思想发生过巨大变化，也以昨非而今是，而断然自视为真理在握。而以真理自居的人，似乎从来意识不到自己只是历史语境中一个非常有限的个体，而仿佛成为了居高临下的审判者。这样的人绝不可能把自己的观点与异己的观点平等对待，他们最想做的就是打倒对方，消灭对方，以“肃清流毒”。这样的论辩模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甚为常见，古代有，现代有，当代还有。近些年中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自由主义与新儒家的论争仍然深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从而使得论辩各方都较为缺乏理解和体谅，以至于互为攻讦、互相咒骂，网络平台上的骂战更是一种极端低劣的表现。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有太强的道德关怀，匡世之心太切。太强的道德关怀可以产生正气凛然、气势磅礴的战斗檄文和道德文章，却很难发展出思考深入、推理严密的巨著，尤其无助于养成智识上的谦卑和对异己的宽容。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哲学，它主张个人自由发展、个人自由表现的人生观，主张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最早由英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约翰·洛克在他的《政府契约论》提出，此后不断发展，演化成为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追求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在近现代西方社会影响巨大，二战之后更是居于支配地位。
中国的自由主义属于泊来品，是与近代中西方文明的冲撞而同步传入中国的。当然，对于自由的追求在中国古已有之，最为有名的莫过于魏晋风流，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族崇尚自然，超然物外，行为狂放，风流自肆，成为追求一致、崇尚秩序的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个意外。但是，他们只是出于对自由的一种追求，而没有相应的理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思想，据说最早是由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介绍进来的，他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约翰·穆勒的《论自由》，系统的介绍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此后蔡元培、胡适、梁实秋等人对于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然而，自由主义自传入中国之后从来就没有成过气候。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特别突出集体的一面，强调大一统的观念，与自由主义的主张格格不入；另一方面，近代中国恰逢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一直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无法给予主张温和、改良的自由主义以合适的土壤、稳定的环境；与此同时，最不能忽视的一点则是，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是为解决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以实现救亡图存目的而作为 工具介绍进来的，显然自由主义无法胜任这一任务，它与中国残酷的社会现实无法形成呼应，只能被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激进的社会思潮淹没，奄奄一息。
这三位学者，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对自由主义作出了新的解读，与台湾的现实结合，丰富了自由主义思想。特别是他们作为《自由中国》的主笔，借助于这本杂志大力宣传自由民主理论，对台湾蒋介石当局开展批评。虽然后来该杂志遭到封禁，但对于启蒙台湾民众的民主意识已经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此后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可以视作台湾民主政制的先声，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应该说，现在台湾民众民主意识的普及，经济发展的成功，民主政治的成功，他们三位功不可没。
他们三位的学术贡献，直接接续于20世纪前半页中国并不显达的自由主义，接续于“五四”的传统，于早已断绝自由主义的大陆而言，可以为我们更好的理解自由主义思想，及其与传统文化、民族主义的关系提供帮助，重新发现其价值；而由他们启蒙的台湾此后的民主政治发展，则为大陆今后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这便是作者所称的“自由主义的新遗产”原意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