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家书的读后感10篇
《沈从文家书》是一本由沈从文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3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y企鹅君
生逢大时代的人是不幸的。时代的洪流无情地击碎每一个个体，无差别地毁灭每一个平常人或野心家，隐士或英雄，躲避政治者和时代弄潮儿。他们杀人，被杀，自杀，或者最痛苦地苟活；他们在城市和乡村彼此攻击，用子弹、拳头或口号。他们筑起无数的坟墓，用来埋葬阵亡者和死刑犯，饿殍和领袖。如果不是感到过于絮叨，我本愿意讲述真实的故事：我的祖父如何一夜之间由田间匹夫摇身一变成队长，在一个偏远的村庄中暴虐地破坏和凌辱；又是如何一夜之间失去权力，家庭破碎，在仇恨中将诅咒刻印给下一代人。不，这种极悲的闹剧曾经多么司空见惯，在千万个破败不堪的历史舞台上同时演出；或者，让我们将目光转向那些广为人知的灵魂，那些足够幸运，以至于能够书写和记录生命片段，并被后人阅读的个体。
用浩劫考验人格的说法近于一派胡言：在用现代的精密和野蛮的残忍共同组织起来的社会机器前，即使是被后世建构为自由反抗者的林昭，也在囚禁和酷刑中陷入彻底的癫狂和恐怖的呓语；而对于另一个曾经独立的灵魂——沈从文而言，他的精神危机来得更早：在鼎革之际通过直觉捕捉到未来恐怖的征兆时，沈从文在1949年就在思想的狂乱中陷入了崩溃。
或许可以不惭自矜的是，有过精神疾病史的笔者也许能更加切身地体会沈从文彼时的精神状态。更需要指出的是，沈从文的精神世界此后绝非经历了所谓启蒙革命逻辑般的“彻底崩溃-从废墟中新生”模式。相反的是，此后的心路历程是更加残忍的不断重建与再次破坏的过程。当然，这并非基于病理学的考虑，而更多基于之后时代的走向。灵魂不是从海中贝壳里冉冉升起的维纳斯，而毋宁说更像在绝境的痛苦中和沙砾搏斗的贝类，而且与启蒙逻辑构成反讽的是，即使没有外部介入，形成过大的珍珠对于贝类可能是致命的。这幅图景尽管牵强，但仍顽固地可以与极权铁幕下的人类情境构成比拟。
政权更替之后，沈从文目睹着自己通过直觉洞见的预兆一步步走向现实：文学生涯的彻底终结；土改、学习班和思想改造；不断地参与或逃避，但最后被导向了同一个归宿。1957年，沈从文在文联会议上公开批判自己昔日的学生萧乾，指责萧乾在1930年代协助威廉•阿兰编辑的八期《中国简报》(一份对外宣传中国新文学的英文刊物)是萧乾“早在30年代初就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的罪证。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常常困难而不惮地揣测各种文献背后的作者本意，实际心理，或是其他关于作者“诚实”与否的论题。然而，比起对作者横加道德判断或曲笔回护来，研究者更应该做的其实是忠实于文本本身，而悬置一切价值判断。文本的发生自有其原因，而动辄论及品格、行为等，无论毁誉，作为小说家言，也许有其精彩性，然而对于一个中立的实证研究者而言，它们只可能构成研究的干扰，或学者自己托物言志微言大义的诉求承载，而非学人的正途。
对于这一时期沈从文的书写，我的分析侧重于以下方面：一是从一个有着独特思想特点的知识分子角度，剖析时代巨轮对沈从文人格的碾压和改造；二是通过对比，分析沈从文早期和中期作品中思想观念与后期沈从文思想的异同、变化和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中，沈从文书信的主要来源是新星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沈从文家书：1966-1976》。
“多学学毛主席老三篇，文章虽短小，易明白，付之实行，即十分得用。另外把毛的语录反复读也有益。” 显然，这不是所谓应付性的政治口号，反而类似于《颜氏家训》中多读圣贤书一类的劝告，当然，是给大哥而非小辈的。
事实上，毛泽东（或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确实是沈从文能够深入阅读的第一套系统完备的现代政治-哲学理论（尽管从较广的视角来看，不客气地说，近乎三脚猫学问）。沈从文在早年各种思潮碰撞的时期有意识地拒斥理论，而在后来出于种种考虑开始努力阅读和研究毛的理论，我们无需质疑沈从其中能够发掘到较多前所未知的理论亮点和心得体会。
另一方面，沈从文在早年作品中曾经刻意描绘那种自己思想中“乡下人”优于“城里人”，未经现代性改变的“纯真人性”作为美好状态，以及呼告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的抒情。尽管这里的抽象术语使用和通用用法尤其是政治用法有所区别，我还是将沈从文早年拒斥理论而由乡土情结和作家直觉形成的政治观，称呼为一种“温和而人道的民粹主义”。
“总是见大几万人各处走动看大字报……我心中总不免怀有一点杞忧。” 虽然沈从文努力用新学到的理论为游行，武斗，大串联等洗脱：“闻儿童医院和市政机关即各死五六人。有个什么机关还有上千人斗，伤必不少……大民主总得从一个较长时期中训练才可望取得进展。一切活动公开来搞，还是合理的，正常的。” 然而，尽管主流意识形态为恐怖杀戮和集体暴力正名，沈从文儿时看杀人的恐怖印象还是不可避免地在脑海中浮现。在形容“正义的”武斗和大型群众运动时，沈从文在字里行间不可避免地使用了“……才平息”“……不可免”之类词语，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否定情绪。在官方对武斗的态度发生变化后，沈从文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恐惧：“群众对我已够好。可是去年八月一次廿来人小会一嚷后，我即永远感到恐怖。” 尽管试图为运动辩护，沈从文的感觉并没有失灵：他不可能否认内心对于这种革命重来的巨大恐惧和担忧。然而对于身边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沈从文怀着极为矛盾的心情又加以支持：“大哥听来便觉得太文雅了，因为他们学校里，半夜中听窗下追喊赶捉是常事，可不是小将那么闹着玩的！” 这里的大哥几近乎《狂人日记》中吃狼子村恶人的大哥了，当然描写时是用揶揄（和鼓励）的语调。
尽管面临这样大的变动和命运的捉弄，沈从文倒还没有对整个时代产生本质性的怀疑，依然以改造过的新人身份和思想面对生活。他说道：“我一定还得努力来保持下去……才对得起党和国家……我一定要好好的来使用这点有限剩余生命！” 他甚至被反苏修气氛所鼓舞感染：“战争若发生，我将请入宣传部，再拿笔写文章” ！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升天之后，沈从文创作了长诗《红卫星上天》。这首诗被沈从文认为是自己的得意之作，并且在之后也会被多次引用。当然，从文学性角度来看，这首诗简直是灾难。诗如“因此结新果，升起红卫星。环绕地球转，同庆大功成。”“历史前进快，胜利属人民。日出东方红，天下齐照明。”
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沈从文试图从一位文学家的视角出发，努力调和文学和政治之间不可调和的目的差异。他甚至认为：“文学是可以帮助政治的，但用政治来干涉文学, 那就糟了。”然而，这种朴素的论断显然逻辑不自洽：既让文学为政治服务，却不可以用政治改变文学走向？膨胀的政治权力永远不可能扮演一个安静的文学合作者的角色。至于沈从文对各种政治理论和政治党派的排斥，是在其基于乡土理念的世界观内自洽的。他呼吁用爱、教育、文学美育改变中国政治面貌，固然自成一说：然而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这种温和而人道的“小清新”呼吁却只会被同代人嘲讽为幼稚。
事情正在起变化：在苏联老大哥的“月球1号”卫星发射成功后，沈从文感叹道：“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黄永玉对此评论道：“在不懂政治的沈从文看来，“党”是可以一‘个’一‘个’地‘入’的，且还是心里高兴的一种‘纪念品’。”
然而，沈从文参与政治的热情却并非如此简单，以至于可以用“不懂政治”一笔带过。在民国时期创作的“七色魇”系列中，沈从文实际以积极的姿态介入了社会主流议题：民族建构，国家救亡，国民性改造等等。尽管他的介入方式和其他人有所不同，然而，就那股热情而言，确实很难与反复强调“不懂政治”“不关心政治”的沈从文自白画上等号。
而在鼎革之后，沈从文在土改中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认为文学必须积极服务于政治。同样是土改，沈从文并不像张爱玲那样拒斥合作，而是真诚地（不得不再次使用这个引起争议的词）认为土改需要文学作品描述，而未能创作出与政治呼应的作品是文学家的不负责任。他为土改写作，为卫星写作，时刻准备着为（虚幻的）与苏修的战争写作，而痛惜“卫星上天，大桥成功，成昆路通车，都没有有分量的文章配合！” 在谈论文学时，沈从文以《红卫星上天》作为自己的得意之作，并希望自己的服务政治的文学创作“有十分之一左右，能达到《井冈山清晨》和《红卫星上天》那个水平” 。从上下文看来，这话里并没有许多读者希望看出的反讽语气。
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萧乾又一次和沈从文结下了梁子：1970年前后，两人相遇时，沈从文“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而去。”据萧乾事后分析回忆说，“沈从文对我说‘我还要申请入党呢’，我认为他的用意无非是奉劝我这个‘摘帽右派’少管他的事。我不相信他真的想申请入党，只不过是用此话来表明，他没有像我那样沦为次等公民，在政治上占我的上风。”事实上，沈从文想入党未必不真，不过我的看法依然是，这种类型的心理学考据实在毫无必要。
然而这种亢奋而几近癫狂的热情在沈从文被迫迁往湖北后由于环境的恶劣而衰竭。“我像是队伍中最老的一人”“我成了个吃闲饭的人了”“我近于事事拖他们的后腿了”这种词句反复在家信中出现。但是在这种痛苦中，他坚持着自己晚年的精神归宿——文物研究。他重抄了文房四宝和文字书法的关系研究的文章 ，并感到“和过去写完《边城》心情差不多”——看来是个很高的评价，并且——“也和前二诗完稿后差不多”。前二诗自然是指《井冈山清晨》和《红卫星上天》。
伯拉纠派的神学对大时代绝不适用，而应当听奥古斯丁那原罪与恩典的昭告。在大时代中，每一个呱呱坠地婴儿都背负着原罪，而每一个本身高尚或卑琐的灵魂如果试图继续存在，则别无选择。当我们注目过去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最令人痛苦的并不是恶人的邪恶，而是善人的扭曲，每一个平常者的共谋与参与，和目睹伟大人格的苟且偷生。而另一方面，在“喝着狼奶”的时代，人类又这样活着，在极度的压抑和扭曲中活着，和沈从文那梦想过的纯朴初民构成最彻底的反义词。然而，毕竟是活着了。在过去，或是将来的大时代中，即使是如太平犬一样苟活，又焉知不是人类能够达到的最好境况？
参考资料：
刘红庆编，《离乱期的郁虑深忧：沈从文家书[1966-1976]》，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张新颖，《沈从文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凌宇，《沈从文正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自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张森（武汉大学文学院）《论沈从文的政治思想》，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5卷第4期
《沈从文家书》读后感(二)：那些过去
其实在翻这本书的时候，内心还感慨了一下，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书信集的书了。纸质的书信已经退出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连带以前小说里惯用的书信体小说，或者书信类情节都不会再有了。
现在人们也写e-mail，但那更多是商业信函或工作内容，偶尔能有的会表达情感的email也会由于它的电子化，使得保留下来的可能性很低。
这是时代的变迁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确凿的变化。胶卷、磁带、纸质相片，甚至以后的报纸、纸质书籍都会变成一种怀旧的东西。
书信这种文学类型，有它独特的地方，因为很多书信集是真人真事，由于他们在写这些信的当下，并不知道这最终会是出版物，它所表达出的情感，是真真切切的，那是一种绝对真实的力量。你会由于那些自然真诚的情感而感动。所以书信集具有一种非虚拟类的真实，但同时又有虚拟类的抒情，兼而有之的特点。
更由于这种特点，很多小说家会在小说里用到书信这个工具，通过它来表达对白所不能传递的情感。
而这种情节可能以后会在描写现代生活的小说里越来越少的看到。
这也许跟他的自我性格有关系，你能看到他在信里表达他对沈虎雏（二儿子）一家的思念，对小红红（沈虎雏的女儿）无限的爱，但沈从文的这些表达都体现在信里真实的家长里短上面，比如寄200块的路费，小红红画画很有天份，嘴甜惹院子里的老奶奶欢喜，都是一些具体的事情，他没有在抒情。这更像是一个真实的普通人所写出来的信。它过于真实，甚至过份真实，而显出无聊和无趣。
他整个的情感被压抑在那些具体而琐碎的生活事件里了。
读到最后，我似乎觉得他的这些书信，更接近我和母亲之前在现在这个时期的聊天，我已经长大，而她开始衰老，我们之间操持克制的情感，在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的那种表达方式，她拿个毛衣在那里织织，或者择择菜，然后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起过去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些人的现状，而我拿本书坐在那里听着，偶尔地回应着。如果有那么一个睡完午觉的冬日下午，我们就愿意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爱你，没有拥抱，没有亲吻，只有隔着一段距离的闲聊。
《沈从文家书》读后感(三)：“风暴眼”中的执拗文人
今人所作述旧文章，大凡谈到“狂儒”刘文典，几乎总要提起两个段子，拿两个人当炮灰：一个是传说中被他踢打过的蒋介石，一个是传说中被他讥讽过的沈从文。事实如何已不可考，但刘文典对沈从文的不满，显然透射着当时“老学者”对“新文人”的轻视。
这轻视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司马相如、扬雄的那个时代，朝野大儒就瞧不起这些以文学辞章成名的才子。在大儒们看来，纯粹的语言艺术不仅是无病呻吟，还会招来病害。铺天盖地的华辞丽藻有如障眼术，掩盖了种种实质的价值，虽不致将家国天下引入浮华的邪路，至少也有损道德与学术的淳朴。
况且文人的感觉总较别人来得敏锐一些，他们预感了尚未到来的风霜，便不自觉地发出感慨。而学者长于忆古思旧，往往知道世事古来已然如此，便泰然或麻木了。于是，后者对于前者的乱发感慨，总不免看做神经过敏或哗众取宠。
这种隔阂与不满一直延续下来，直至今日，在学术圈的私下闲谈中还时有所闻。而刘文典与沈从文的故事不过是历史长文下的一个小注脚，无足轻重了。
刘文典逝世于1958年，后来沈从文吃过的苦头，他吃不着，也看不着了。
1958年至1966年是一段历史，1966年以后，又是一段历史。
这本《沈从文家书:离乱期的郁虑深忧(1966-1976) 》就是沈从文这段时间的家书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