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电影史（第二版）读后感10篇
《世界电影史（第二版）》是一本由[美]大卫·波德维尔 / 克里斯汀·汤普森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8.00元，页数：97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世界电影史（第二版）》读后感(一)：这本电影书籍看完，将会颠覆你的“电影观”！
花了近三个月，终于将波德维尔的《世界电影史》第二版看完，由于本书体系庞大，卷帙浩繁，所以虽然看完一遍，也难说能够厘清本书的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但是即使如此，还是收获颇丰，最起码形成了对世界电影发展史和当下的格局的印象。
从波德维尔这本电影史学著作中，我认为他充分将电影作为一个文化元素，放置在由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社会思潮组成的社会背景下，进行一步步的发展和演变，并在80年代后，由跨国集团引领的经济全球化，以及90年代后，由网络时代形成的全球即时网络背景下，电影，这一传媒领域中影响巨大的文化形式正在发生突变，并对整个世界的文化形成强大的影响。
由于影院的分离，致使以前由大制片厂统一配额自己的电影进入自家的院线，改变为由影院从市场受众角度出发，引进片厂电影和每日的排片；这种由市场主导的电影需求，导致很多小制片厂慢慢复苏，以及更多感官刺激的电影和剥削电影成为票房的宠儿，在资本和场面比不过大制片厂的前提下，小制片厂凭借着廉价恐怖片、色情片、暴力剥削电影等类型慢慢在电影市场中表现热火，让大制片厂形成颓势。
而在1930年颁布的“海斯法典”在五十年代慢慢地形同虚设，因为大量的血腥暴力和色情电影充斥银幕，而MPPDA在这一趋势日益泛滥的情况下，终于在1960年形成了分级制，这一制度通过M级、P级、R级和X级等对电影进行观影门槛限制，好莱坞的这一做法也在后来被香港地区广泛采纳。
所以从反垄断的决定出发，到后来导致好莱坞片厂制度的衰落，以及电影分级的诞生和类型片的多样化，在波德维尔的观察下，这一决定还在欧洲电影市场有更多的实质性影响。
而本书除了以上提到的——重视电影内部事件因果演变，更多是在关注“全球化电影”格局的形成。我们从本书最后的第27章和第28章，知道了世界电影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已经形成了如同其他商业行为和贸易往来的格局——全球化和一体化，这一由好莱坞主导全球电影市场，各文化区域作为多样化格局是如何一步步的形成，这应该说是波德维尔研究的最大的命题。
从第一章对于电影形成三因素的分析、电影诞生的技术因素和早期电影设备的演变来看，波德维尔似乎是在强调，电影虽然是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形式，但是根本来说，还是由于科技的不断推进，才让这一世界第七大艺术形式——电影，能够以如今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从最早的卢米埃尔兄弟的定位摄影机到后来好莱坞制片厂形成的多机推轨，从无声电影结合影院现场配乐到后来现场录音和后期多音轨配音，更不用说宽银幕、西尼玛斯科普、3D等多样化形式组成的观影体验，无数观影体验的改变，根本来说是因为影像技术的不断革新。波德维尔再次向我们揭示了技术对于一门艺术的巨大影响，尤其是电影——这门视听综合艺术，其受之科技的影响更大。
在电影本体这块，波德维尔接受了由法国《电影手册》那帮影评人在60年代提出的“作者论”，这一理论通过美国著名影评人安德鲁·萨里斯，在其《村声》上撰写的影评中不断提及，并形成美国式的“作者论”，波德维尔虽然深受“作者论”的影响，但是在7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转向了更加多元的电影理论研究，结构主义、符号学、苏联形式主义等思潮为其对电影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思路，在本书中亦有同样的反映。
由于“作者论”已经成为电影界不言而喻的主流理论，所以在本书的第19章《艺术电影和作者身份》一章中，作者通过20世纪最有“作者论”风格的八位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英格玛·伯格曼、黑泽明、费德里科·费里尼、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罗贝尔·布列松、雅克·塔蒂、萨蒂亚吉特·雷伊）的介绍，为自己的“作者论”背书。
但是，很显然，如果我们将视野放置在全书体系中，便可以发现，波德维尔总是用两个层面、双重视野去看待整个电影史的发展。两个层面指得是：第一，每个时代的电影所处何种政治、经济、军事的国家和区域格局中（这是每个章节最开头的部分）；第二，区域电影工业的发展和电影风格的流变。而双重视野则是：第一，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商业电影是如何同这个国家内部发展交互关系的、好莱坞工业如何影响该国的商业电影；第二，每个年代中各区域或国家的艺术电影和先锋电影是如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并在电影浪潮、流派以及对周边国家或世界电影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这样四重维度的观照下，本书通过近千页的篇幅和密集的影史资料，为我们讲述了百年电影史的完整发展脉络，自然说，这部书在电影史学和电影理论上有着不可小觑的学术地位。
这算是我个人对于这部皇皇巨著的不成体统的细微看法，这么一写，也算是对自己这段时间观看本书的一个梳理吧！
2016年10月16日 凌晨
《世界电影史（第二版）》读后感(二)：电影史的写法
【媒体用稿，请勿转载】
为电影著史，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与诗歌、戏剧、文学、舞蹈、音乐，以及世人印象中的历史著作本身不同，电影诞生得是如此之晚，以至于其出生年月、流变过程、甚至细枝末节都清晰可考；而若要放手著述一本电影史，其最大的窘境可能还包括：大部分的读者也许也曾经历、乃至正在经历电影史的某个断片、脉络乃至时代。
于是乎，电影史的困境就在于，作者必须时刻同海量的包括资料、档案、胶片、回忆录、来往信札、轶事传闻的“矿藏”中，缕出历史那隐秘、扭捏而又充满欺骗性的“矿脉”，同时还要面临着数不胜数的历史亲历者们的指摘、讥刺和不满。
与此同时，在电影研究方兴未艾的上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也是人文社科学科在思想、方法论和视野上狂飙突进的时期，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批评、新文化史，人类在第一次经历思想和认识的全球化过程中，迸发出了难以计数的新观点和新思路。其中相当多新鲜的理论方法，不是由电影媒介所激活启发，就是对正在长成的电影研究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而初版于1994年，再版于2002年的《世界电影史》，无疑就是一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渊渟岳峙般的鸿篇巨制：它坐拥翔实的史料基础、秉持着具有权威性的学界共识，但又不乏作者个人的品味与视角。而本书的作者大卫•波德维尔和克里斯汀•汤普森夫妇，作为美国电影学界的泰山北斗，以学者的严谨态度、渊博学识、独特眼光，同时却以让大众读者能看懂、理解为己任的写作策略，完成的这部从电影创世纪之初，一直延展到当今3D时代的电影史著作，毫不取巧、而又举重若轻地直面处理了电影史写作所面临的种种先天困境，在最繁难处迎刃而解。
【双剑合璧，数十载治学】
大卫•波德维尔和克里斯汀•汤普森无疑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电影学者。
仅从著述上来说，大卫•波德维尔的《好莱坞的叙事方法：现代电影中的故事与风格》与《电影诗学》早已是学界经典，任何研究好莱坞和电影理论的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他的观点，都不得不正视他的观点，或借重他的理论，或受到他的启发，或在他的思路上拓展发扬，或被迫与他的观点正面对话。总而言之，你可以不同意他，但不能忽视他。
而其夫人克里斯汀•汤普森在学术上的成就，也丝毫不逊色。其名著《新好莱坞怎样讲故事》，深入浅出，通过对十部影片的精读，准确地提点出了1970年代之后美国电影席卷全球的电影视听叙事的秘密。此书与她早期的《输出娱业：世界电影市场中的美国1907-1934》，堪称是她研究早期好莱坞和新好莱坞的两部典范之作。
而波德维尔夫妇二人还一同合著过三本书，其中初版于1979年的《电影艺术》，自刊行以来，经历了7次修订，重印了将近20次，在学术观点更新极快、且电影研究达到钟鸣鼎盛的20世纪最后二十年，仍然行销海内、长盛不衰，其理论范式的坚实和实证研究的经典性，不言而喻。他们坐镇美国电影研究重镇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数十年，所凭的就是本本都分量极重、但却极为明了悦读的学术经典。
更令人叹服的是，作为身在全世界电影产量最高、名气最盛、工业链最为成熟的美利坚的两位根正苗红的北美学者，他们并没有将自身的目光局限在好莱坞，而是用一种更为全球化的眼光，尊重、了解乃至关心世界其他角落的电影和电影工业。克里斯汀•汤普森最早研究苏联电影，其博士论文就是关于苏俄电影大师爱森斯坦的《伊凡雷帝》。而波德维尔更是涉猎广泛，《德莱叶的电影》针对的是这位丹麦导演，而《香港电影的秘密 : 娱乐的艺术》、《小津安二郎和电影诗意》更是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国度。其夫妇二人电影研究的世界视野，虽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电影这门最易超越国界和语言限制的艺术其自身的特点，但也同样是本学科的学者轻易所不能企及的。
而这所有的一切，无论是理论架构，还是史料储备，以及全球化的治学范围，抑或还有如陈年佳酿一般学术沉淀之后的某种通透，都像是为酝酿这本厚达千页的《世界电影史》，而在自觉不自觉中所做的历经数十载的万全准备。
【一本书，厚与薄】
为电影著史之难，上文已略有提及。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貌似也异常简单（或曰危险），因为似乎只要把汗牛充栋的材料稍加组织罗列，一部厚厚的电影史也就呼之欲出了。
事实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历史只是史家进行的史料陈列，那么未免也太过低估历史学家这一职业。事实上，假若在一本书中堆砌着成千上万个电影的名字、以及它们的演职员表和故事情节，那么，无论电影史写得有多厚，其价值也与黄页电话簿无甚区别。
波德维尔和汤普森所做的，不仅仅是摆出坚实的史料，还要从纷繁复杂、优劣杂糅、混沌无序的材料中，梳理出支撑着每部影片其背后的电影工业的兴衰、嬗变与发展，摸索出电影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阶级立场乃至叙述方式的流变，甚至还要兼顾到除了欧美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境况。
换言之，如果把波德维尔夫妇《世界电影史》所探讨的电影世界比作一片森林的话，那么他们关注的不仅包括具体的树木（电影）、某一片林地（某个地区或国家电影），还关切着整个森林的生态系统（电影工业体系）、整座森林的情状概貌（世界电影）、不同林地之间的互相影响（全球化）、像气候环境、外来者对森林的改变（社会思潮和政治压力对于电影的作用），还有在一长段时间内植被的进化（电影技术和风格的变迁）。
面对如此林林总总、勾连繁复、缠夹不清的电影史体系，波德维尔夫妇提供了一种具有三种向度的学术框架：即1）电影这门艺术是如何随时间的变化，而形成了自身内部的艺术规律（时间维度），2）电影在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上的位置（空间维度），以及3）电影制作工业对一部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的影响（环境/语境维度）。通过时间、空间和环境这三大向度，波德维尔夫妇厘清了电影所生长的那片或生机勃发、或繁茂兴盛、或日渐凋零、或残枝败叶的复杂深邃的生态世界。
饶是厚达千页、材料翔实、缀满了无比丰富的细节的《世界电影史》，其两位作者治史治学的理论框架还是非常简洁、明晰、全面、有力。我们可以借波德维尔夫妇所提举出的时间、空间、语境的坐标系，快刀斩乱麻般地将世界电影的历史脉络打理清楚，在能透彻审视一部电影本身的同时，还能将其还原到其创作和发行的时代，增益我们对于一部电影在其放映之时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意义的理解，乃至更进一步的理解之同情，将这部几乎有四指之宽的巨著，慢慢读薄。
【史前与支流，一次正名】
相比于充斥着红男绿女、纸醉金迷、精工细作的后默片、后有声片、后彩色片、3D数字时代的电影“视听盛宴”，相当多的早期电影早已被很多当代观众视为“史前”影像，不能也不应被收入电影艺术史的族谱之中。
《世界电影史》则以最为直接和正面地方式，回应了这一看法。一百多年短暂的电影历史，虽然早已沧海桑田、白云苍狗，但电影诞生之初的种种理念、各种技法的发明与践行、故事叙事上的借鉴与反思、在艺术理念上的突破与继承，仍然深入现代电影的骨髓之中，以至于近百年来，仍能把我们迷恋、感动、慰藉的目光牢牢锁在了光影变幻的银屏之上。一代又一代的电影作者，在他们自身的创作陷入瓶颈或自我重复之时，也都会时不时回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电影原点，去反思那些生野稚拙、但却元气淋漓的手法因何而生，希冀从中得到反哺，以突破时代背景和类型片定式的限制。
《世界电影史》不仅为那些“史前”电影正名，同时还注目着那些在好莱坞、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德国表现主义之外的亚洲和南美电影。无论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立的苏联电影，还是盛极一时的香港电影，还有台湾新浪潮、大陆1980年代后的第五代和第六代、塑造了独特审美气质的日本电影、中东甚至非洲电影，都被纳入了波德维尔夫妇的考察视野之中。而这种对于难称主流的“非欧美电影”的正名，也正全面体现了这本《世界电影史》的价值诉求：即一种公允全面、深思精警、同时试图达成某种超越性价值的电影世界观。
《世界电影史（第二版）》读后感(三)：《世界电影史》译后记
克里斯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夫妇二人合著的皇煌大作《世界电影史》俨然已是电影史学界的案头必备，被译成了数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其中也包括中文版（第一版）。笔者翻译的是本书的第二版。
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两位原作者做了大量的修订和校正，并增补了1980年代之后至二十一世纪初世界各地电影的发展状况。作者认为，尽管数字环境下的媒介融合是必然趋势，但电影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行业和重要的艺术形式，活动影像——无论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无论是在影院里、在家中或在手掌上——都依然保留着自己的力量，依然激发着无数观众的激情与迷恋。这也正是译者所认同的。因为有了电影，世界才为我们显现出真正的丰富与无限，因为“是电影，让我们变成了更善良、更包容的人。”
从本书的厚度和涉及问题的广度即可看出，撰写这样一部浩瀚的著作，必定是一项艰巨而繁复的工程。翻译此书亦大抵如是。
首先，要感谢好友周彬先生，他也是此书和众多优秀电影书籍的策划者和责任编辑。没有他的敦促、理解、鼓励以及在时间上的一再宽容，要完成此书的翻译工作，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他的认真细致以及广博的专业知识更是本书质量的根本保证。
非常感谢我的恩师、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远婴教授以及北京大学的戴锦华教授于百忙之中拨冗为此书撰写了封面推荐语。杨老师渊博深厚的学识以及爽朗温良的个性一直令众多学子敬仰不已，也对我的学习和生活道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戴老师对青年学子的提携有目共睹，她关于电影文化的精彩看法赢得了众多影迷的景仰，而她那些奥妙华美的著作亦带给了译者无数的启发。
重庆大学电影专业硕士研究生刘楠楠同学参与甚多，她的协助不可或缺。此外，王斯马、肖闱、任嘉霖同学也参与了少许工作。还有一些同事及朋友也对此书的翻译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特别要感谢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他们为我提供了最为强大的后盾。而尤其值得欣喜的是，在本书即将译竣之际，小女歌悦降生于世。她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最伟大的礼物，让我得以重新理解生命并再次体验成长的奇妙意义。
范倍
2013年3月15日；11月27日再修订
于重庆大学民主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