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的读后感10篇
《拾年》是一本由王军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39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拾年》读后感(一)：城殇
y侯思铭
错误的城市规划往往造就难以挽回的浩劫。“那些奢华的住宅区域试图用无处不在的庸俗来冲淡它们的乏味，而那些文化中心竟无力支持一家好的书店……商业中心只是那些标准化郊区连锁店的翻版……快车道则抽取了城市的精神，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似乎在描述我们的今天，而事实上那是1961年之前的美国。发出抱怨的是加拿大记者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面对当时美国以“现代城市主义”为名的改造大潮：拆除老房屋、铲除贫民区、修筑高速路、建造摩天楼，她奋力地指责那不是对城市的改造，而是对城市的洗劫。
假如城市规划仅仅被当作城市设计，城市问题也只被看作社会问题，那么浩劫在所难免，正如今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已被千篇一律的建筑物和无所不在的车流裹挟，通勤时间过度消耗也被习以为常，世界似乎已经拥挤到只能容纳推土机的喘息，所有大城市都长着同一张脸。很少人能说清问题出在哪儿，但假如还有人觉得充足的资金可以改变这一切，那只能说这个美好的愿望真是天真到一厢情愿。
与五十年前的美国经历同样的抱怨，这大概意味着我们又走了一条早已被判定为错误的老路。而并不相似之处则是雅各布斯的质疑直指现代城市规划与重建改造的原则与目的，她拒绝接受规划对城市的洗劫，坚信城市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本身服务，而不是为车辆。雅各布斯为保卫社区不被高速公路侵占，写请愿书，发起游行示威，甚至一度被警察逮捕，她通过各种方式与错误的决策抗争，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被视作美国城市规划的转向标，并很快被公认为战后唯一一本向正宗城市规划提出挑战的书。她不是在讲述生硬的理论，而是诚恳地告诉人们城市在真实生活中是如何运转的。几十年之后，她的中国同行王军在梁思成逝世二十九周年的日子辗转得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彼时王军已经开始《城记》的写作，并致力于北京市的老城保护。相隔上万公里和五十光阴的结局并不相同：在雅各布斯的呼吁下，格林威治村和华盛顿广场得以幸免，未被高速路穿凿而过，而在王军所捍卫的老北京，推土机所保持的巨大惯性竟无人能挡。
新旧北京之战
在国人崇拜西方建筑的时候，美国费城的总规划师，也是迄今唯一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城市规划师埃德蒙·培根（Edmund Bacon），在《城市设计》（Design of Cities，Penguin Books, 1976）中写道：“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也许就是北京了，这个中国的城市，被设计为帝王之家，并试图成为宇宙中心的标志……它在设计上如此杰出，为我们今天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藏。”
梁思成仍记得1948年，中国共产党人在北京城破之前找到了他，请他标注古城需要重点保护的区域，以便在攻城中避开。当时北平城的全面保护被列为攻城重要级别的第一项第一级，而今仅仅过去不到十年，当初的保护者却变为拆除者，曾经的佳话亦成笑谈。
拆除老建筑，我们得到了什么？竞技比赛般拔地而起的摩天楼破坏了过去壮美的天际线；新兴的建筑物中不成、西不就、“城市自我休克，毫无个性可言”；无限拓宽的马路剥夺了人们步行的闲适与意愿，天桥与地下通道迫使人们“上天入地”……美国规划协会秘书长苏解放在2005年发出的抨击虽然尖锐，却撼动了很多国人的心，“这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
抗战之前，北京老城的破坏速度尚在正常范围之内，之后破坏的缰绳却越来越松，等到北京确立了城市的单中心结构，老城的破坏更快马加鞭。
保护老城与建设新城从此截然对立，一方面是古典文化建筑几百上千年的积淀，一旦拆除损失不可估量；一方面是整个北京城未来的整体发展，关乎生活在其中人们的切身利益。新旧北京之战早已打响，它们都被禁锢在同一片土地之上，天空之下，你多一分则我少一分，你退一步则我进一米，而老北京自始至终处于战争的劣势一方，到如今几乎被蚕食殆尽，但是王军认为，这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实则有着巨大的逻辑错误，只要让老城和新城分开发展，人们就会意识到，“原来新的和老的，是共生的而不是相克的。”
大城市的死与生
时间最终验证了梁思成的正确，这是他的幸还是不幸？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一方面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为北京的未来发展预留更大空间，对古城进行整体保护，避免发生大规模拆迁；另一方面则提出应增进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统一，采取多中心模式，完善各个中心的功能，从而防止跨区域交通的发生。世上没有真正的预言家，只有伟大的真知灼见者。今天，单中心的弊端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当年，意识到这一点的却寥寥无几。
偌大的北京城，偏要挤在老城发展经济，梁思成有言在先，“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他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
梁思成多么希望自己的预言不会被实现，但今日的北京正如他所言疾病缠身：无论如何呼吁将产业外迁，通州仍是北京最大的睡城；即使建设再多的公共交通，市民的出行依然不便；哪怕开通再多的高速路段，拓宽车道，道路还是堵，堵，堵……
对北京来说，错过“梁陈方案”是一次失之交臂，对王军来说，与梁思成的“相识”是一次相见恨晚。刚刚入职新华社时，初出茅庐的王军被分到城建口，很是写过一些后来被他自己评价为“野蛮”的稿件，北京新建了哪座桥、哪条路，他就赶过去写文章赞扬其建筑技术水平高超，但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却对自己之前的报道产生了怀疑。当时人们总说北京之所以堵，是因为公路增长的速度赶不上机动车增长的速度，而王军的质疑则是，“全世界没有一座城市的公路增长速度可以赶上机动车，如果这是一个正确的命题，那就该把城市的房子都扒光，变成一个巨大的停车场。”
梁思成的著作给王军解了惑，他开始了解梁陈方案，并对城市建设有了完全不同以往的认识，一扇窗背后对应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思维也摆脱了旧有疆域
如果说单中心结构仅仅是我们所犯的第一个错误，那么第二个错误就是试图让多种交通工具在一个城市内均衡发展。任何一种交通方式所匹配的城市形态只有一种，而小汽车仅止步于低密度。这是王军走访了世界众多大城市之后所获的心得，“设计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社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工具来彼此联系。”一种交通方式主导，其他交通方式辅助，而北京目前却呈现小汽车、公交通、自行车加步行，三种出行率均为30%左右的三三制发展。人们想找到哪种交通方式是好的，但如今我们连步行都再不方便了。小汽车可行吗？王军早有结论，“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可以真正被称为城市的地方，它的路网能够实现以小汽车为主导。”
要知道，汽车为主导所造成的危害远超人们的想象，它不仅会造成拥堵，同时危害国家安全，有的国家已经为此发起战争，而中国目前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也已达到57%。一座适宜步行的城市，离开汽车已然可以运转，但如美国喧闹的大城市纽约，一旦离开石油，就将成为一座寂静之城。
不均等的地权
当人们陷入城市规划的设计困境中难以抽离时，总试图在西方国家的范例中找到答案。然而中国曾经有过的盛世早已为后人提供了比效法西学更有效的途径，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便为中国的城市历史记录了另一种可能。《清明上河图》所记录的汴京，与隋唐长安相比，不啻为一场中国古代城市的革命。它的创举在于拆除坊墙、沿街遍布商业活动，同时还有最重要的，开征“城郭之赋”，这一税种由宅税和地税两部分组成，其中宅税，又称屋税，是按照房产所占地段的附加值高低来收取的，颇似今天西方国家所推崇的不动产税。
自从误打误撞进入城建口，王军从未停止自己的脚步与思考，看得越清楚的人，对遭遇到的困难也就有着越深的感知力，他对城市的关怀是人文式的，这大概是每个记者都该有，却又往往缺乏的特质，然而在王军的笔下，冰冷的数字也是有温度的，力透纸背的是对城市，更是对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热爱。王军的新作取名《拾年》，拾年正是拾起十年的光阴。这期间，曹雪芹故居被拆除，梁思成的故居也被“保护性拆除”。王军忍不住问，英国人会拆莎士比亚故居吗？德国人会拆歌德故居吗？但北京老宅却一样样从世间消失。有些事情王军一直在说，反复不断，他自嘲像喋喋不休的祥林嫂，但又恳请读者的原谅。因为有些事太重要了，让他即使自觉力量有限，仍要不断言说。
《拾年》读后感(二)：最后的坚守：那些注定将在历史的车轮滚滚中被湮没的声音
从2003年到2013年，记者王军用北京城“三部曲”向这座城市表白，向曾经的古都敬礼。
第一部曲《城记》讲述的是历史。我在上高中时花五十多元买下这本书，书中讲述的“梁陈方案”和北京城背后的故事让人耳目一新。第二部曲《采访本上的城市》讲述的是现实。作者表达了对于新世纪以来北京成为国外建筑设计试验场的忧虑，对于央视大楼、鸟巢等一系列新奇建筑设计的质疑。第三部曲《拾年》讲述的是作者2003年初以来为北京城市规划及传统建筑留存奔走呼号的心路历程，实为作者的文集。
三部曲毕，我要向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两位建筑大家致敬，也要向王军记者这样胸怀赤子之心的媒体人致敬。
但是，我对于三部曲的态度，却以此经历了一个从认同、思考到批判的过程：我们需要以史为镜，我们需要反思，但我们更需要自信，更需要前进的力量。特别是《拾年》，经历了前两本著作的铺垫，作者仍然一味地就历史而谈历史，却很少谈到未来。北京城常新，作者的观点却始终重复，阅读体验每况愈下。
关于“梁陈方案”，也许我的观点太左：“梁陈方案”失利原因不在于技术，一在于不懂政治，二在于不懂经济，而前者恰恰是决定性的。
刘敦桢先生在《批判梁思成先生的唯心主义建筑思想》提到“梁先生强调建筑的艺术性、思想性和民族性，未将建筑和社会条件密切联系起来，也没有把建筑最基本的适用、经济和技术三个因素放在主要地位，相反地把建筑的艺术性提到第一位。”即使抛开这篇文章的政治目的不谈，其观点依然有可取之处。其中的“社会条件”便是指政治。
北京是政治中心，这是一个最大的事实。
写到这里，我不禁愈发佩服起彼时政治家胸怀力排众议的气魄，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北京城从帝王之都扭转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首都。
六十年过去，“梁陈方案”销声匿迹，城市拆建风起云涌。但我们看到，除了北京的“首堵”令人堪忧之外，事情也许并没有走向万劫不复。
我是西安人，假期去大同游玩。西安与大同，这两座曾经在历史上显赫一时而又衰落的城市均在改革开放后再建了城墙，掀起了“夺回古都风貌”的城建运动。在这两场造城运动中，两座城市的市民都记住了他们的市长——张铁民和耿彦波。我认为在城市建设方面，他们是巨人，是真正的政治家：尽管背后有万千争议，但他们主持的城市地标建设、棚户区改造、道路拓宽等工程却能够让两座城市的市民真正受益其中，能让市民的生活一天好过一天，能强化市民的归属感和自豪感。这才是一个城市能够绵延存在的根本，从这个角度来说，争论实施哪个方案已经显得并不重要。
《拾年》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篇文章是《怀念陈占祥先生》，“梁陈方案”的另一起草者陈占祥先生始终强调“城市建筑设计即国家主权”，如果将此观点与当下北京成为世界建筑博物馆的现实相联系，心里不禁油然而生一种螳臂当车般的悲哀——他们的声音注定将在历史的车轮滚滚中被湮没。主权沦丧还是走向全球？也许答案已经明了。我们需要梁陈两位先生这样的一群人，让这个国家和时代的脚步前进得慢一些、稳一些，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一直向前。
《拾年》读后感(三)：北京，悲哀的北京《拾年》
北京，悲哀的北京《拾年》
这是我读王军的第三本书，王军一共就写了这三本书，这三本书都是关于北京的，第一本是《城记》，第二本是《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是第三本。一本比一本贵了，从58到69.5再到78，显示出物价指数明显的上扬，估计王军的下一本《梁思成传》就应该是88元了。
王军的书都很厚重，不过每次都一口气读完，每次读完都感觉心变得很沉重，总是有东西堵着你的胸口，这么一座伟大的古城，在今天仍然在拆，在扒，那些从元大都开始留到现在，八百年历史的老胡同成片成片的拆。
去过苏州，老城虽然小，但是保护得很不错，老城里没有北京城里面那么宽的马路，行人都靠电动车和公交车出行，公交车非常方便，非常适合人的尺度，在老城里我走了好几天，真美啊！
可是真的无法想象，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北京还在拆，成片成片的拆，拆得让人心疼啊！在北京看到了扩宽的鼓楼东大街，看到了老城里的金融街和金宝街，看到了面目全非的前门，高楼下面保留下来好像鸽笼鸟舍的齐白石故居。总是奢望能够把整个老北京都保留下来该有多好。
的确北京城里有故宫，有景山，有北海，有中南海什刹海，有雍和宫，有天坛，有南锣鼓巷，有南新仓……可是这还远远不够，北京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都市，如果说那些被保护的古建筑是北京最重要的器官，那么城墙和城楼就是北京的皮肤，街道胡同的机理是北京的骨肉。现在的北京已经被剥去了一层皮，失去了城墙，难道还要把骨肉都挖掉吗？
书中有一句话，让我久久难忘，英国古建筑保护先驱威廉莫里斯说“这些建筑绝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它们曾属于我们的祖先，也将属于我们的子孙，……我们不过是替后代托管而已。”可是却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我们祖先一代一代留下来的宝贝给毁掉了，真让人痛心！
有人会说住在老房子里的滋味你尝过吗？我在苏州一个雨夜里去寻找顾颉刚故居的时候，走入了一片老房子，里面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居住条件实在是太简陋了。老北京也是这样，房子老得没办法住人，能搬走的都搬走了，剩下的都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似乎改变他们命运的只有拆迁。在书里作者反复讲了这个问题，问题的关键不是房子太老，也不是一套四合院住进了几十户人，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产权不清，里面很多都是经租户，文革后很多城市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唯有北京最严重，四合院中的住户有产权的被赶到小屋子里，剩下的房子住进了很多人，算是租房户，可是你却无权把他们赶走，而且你也无权确定租金，由国家统一收取房租，然后给房主百分之二十到四十，经租户没有产权，不能卖房，房主也同样无法把经租户请走，于是产权不清晰，所以房子就没有人肯去维修，说不定哪天就拆迁了，维修不是白花钱。也没法卖，只能任由房子破败下去，最终大家只能去盼着拆迁。
其实只要产权明确了，马上很多四合院就会被盘活，很多人想要买四合院，开饭店开旅店，甚至自己去住，可是就是私有的四合院也不敢买，怕买完了整修好了，就遇上拆迁了，自己的投入都打水漂了。
其实从元大都到民国几百年间，老北京的四合院和全国所有老城一样，都处于微循环中，老房子旧了就维修，破败了就大修，一般都是被火烧或者是富裕了扩建才会重新翻盖。一座一座四合院就这样一点一点的保留到了现在。可是现在产权不明晰，就堵死了这种大修和翻建的路，只能等待拆迁。
北京的规划已经确定，老城分片保护，可是保护区外还有众多的胡同和四合院，这些就都要拆除吗？老城应该作为一个整体保护，禁止在老城中进行大拆大建了。老城的胡同和街巷是一个整体，现在拆迁建小区已经很少了，可是拆迁修大马路，修仿古街还在保护区内进行。这种四车道六车道的大马路严重损坏老城的机理，修一条马路，就如同在老城中修起一座墙，车飞驰而过，两边的商家却留不住客人了。老城就应该如同曼哈顿一样保留原有马路的宽度，这样更适宜人的尺度，让汽车去城外奔跑，毕竟老城现在只占整个北京规划的百分之五，就这么大的地方，非要用大马路把汽车都引进来干什么？全世界的古城只有北京在这么做。北京城被拆到什么程度，别折磨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到头呢？
《拾年》读后感(四)：守望古都与十字路口的十年
2012年1月27日，北京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毁事件经媒体披露，引发各界关注。记者王军听闻此事时，正在校阅新书《拾年》的“梁林故居”一章，他放下书稿，匆忙赶往现场，“悲忿之情难以言表”。随后，他写下了《一处典型四合院的生死映像》、《北总布胡同的哀思》等数篇文章，并编入《拾年》一书，又将多年前写的关于曹雪芹故居的文章收入其中，“正可让读者对这十年看得更加立体和真切”，因为从曹雪芹故居到梁林故居，均遭遇被拆除的结局，“这构成了一种象征意义”。“拾年”是北京的，却又不限于北京，它是中国偌大国土上所有城市的缩影，其发展变迁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并将深刻影响着后世，在以后的岁月中留下明明暗暗的烙印。
“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
“这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一位美国建筑学者曾从故宫附近出发，沿东长安街步行至五环路的城市边缘，一路所见让他难以释怀，写成《北京当代城市形态的“休克效应”》一文，发出这样的感叹。旁观者清，而当局者的“迷”是因为对民族传统的虚妄态度，还是仅仅出于无知与利益取向？在这样的导向下，一座座城楼被拆掉了，一段段城墙被剥去，胡同院落体系大批毁坏，这个城市的天际线也渐渐失守，“紫禁城的轮廓线正在被一处处‘混凝土屏障’阻断”。《拾年》中，作者慨叹着对宣南士乡的最后拆除，因为宣南地区是北京古城的发祥地，西周的蓟城、唐代的幽州、辽代的南京、金代的中都，皆盘根于此，“随着推土机将宣南夷为平地，拥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北京，将有很长一段历史无法说清。”而宣南的遭遇是北京近年旧城改造的一个缩影，这座城市的热爱者和专家学者的呼吁建言挡不住多方利益的纠葛，以及隆隆作响的推土机的到来。
其实，也不是没有新与旧之间取得双赢的范例，如南锣鼓巷和烟袋斜街，官方放弃了拆毁，将其划入文化保护区，使这两片街区的居民焕发出自助保障的热情，如今，想体尝北京胡同文化的人们在这里可以获得汁味本真的观感。但对于这座古城，南锣鼓巷、烟袋斜街如此的好去处太少了，更多的老街区、老胡同被拆掉，成为商业房产项目；还有一种令人担忧的改造方式，如南池子、前门大街，对其的改造是抹去、拆去原有的古旧样貌，重建一个仿旧的街区，刻意地做旧，但挡不住表皮底下渗透出的新新崭崭。我个人的体会是，走在这样的街道上，如见假古董，拍影视剧倒是合格，但对于想看到北京城历史文化之延续性的行人观者，显然是缘木求鱼了。
建筑学家吴良镛曾说，北京明清旧城，你就是把它拆光了，又能获得多大的发展空间呢？拆北京旧城以取得其土地的使用权，就像把故宫的铜鼎熔化掉用它的铜，拿古代的字画做纸浆来造纸。英国古建筑保护先驱威廉•莫里斯对此有另一维度的阐释：“这些建筑绝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它们曾属于我们的祖先，也将属于我们的子孙，除非我们将其变成假货或者使之摧毁。它们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我们任意处置的财产，我们不过是后代的托管人而已。”现代人对过往的历史应有温情的了解与敬畏心，因为那是我们的来路与精神家园，若放任不管甚或亲手将其毁掉，你又有何期待后世之人对待你自己与处身的文化？
城市规划的十字路口
如今的北京是首都，亦被人戏称为“首堵”，小路小堵，大路大堵，不论如何拓宽还是堵，几乎陷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怪圈。难道是北京的路不够多，不够宽？从二环、三环、四环到五环、六环，中国最长的环城高速公路形成；而城内的道路，多年来不断通过拆除路旁的民居建筑来加宽到原来的两倍三倍甚至更多，立交桥不断建起，以行人的不便增加汽车的便捷，修路修桥的热忱可谓无以复加。但，仍旧是堵，平时部分路段堵，一旦碰到天气状况不佳（雨、雪等）会导致全城交通瘫痪，出行者苦不堪言。显然，这不是局部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整个城市的规划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话题要回溯到1950年，建筑学家梁思成、陈占祥提出了北京城市规划方案，核心思想是平衡发展城市：展拓旧城外西郊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建设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在行政中心区建设新中轴线，行政中心区南部建设商务区。各分区配套住宅，以减少交通的发生。整体保护北京古城，对古城区的建筑以整治、修缮、利用为主，突出其文化、历史价值。简而言之，“梁陈方案”主张的是多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既可避免城市的无限膨胀及容量的超饱和与超负荷，也可有效地进行城市传统文化与风貌的保护。但遗憾的是，这一方案遭到了批判，被完全放弃，北京城的规划采取了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的方案，“以旧城为单一中心、以改造旧城为主导方向发展城市，形成了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单中心+环线’生长模式”。在如此的模式下，北京城的文物保护、环境保护、交通问题均遭遇了极大的危机与难以挽回的损失，讽刺的是，初始的蓝本莫斯科早已认识到原有城市规划的弊端，“将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结构，并将市郊森林的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但北京还是依照旧思路在单中心的轨道上一路狂奔，直至如今如心脏重度病人样难堪重负。
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获批，提出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调整城市结构的战略目标，要求“逐步改变目前单中心的空间格局，加强外围新城建设，中心城与新城相协调，构筑分工明确的多层次空间结构”。新规划事实上又回到了“梁陈方案”的思路上去，是对前辈学者的无言肯定，也是对北京城的再绘蓝图，但如何不折不扣地执行新规划却是个大难题。老城区不断被毁坏（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事件即为触目惊心的个例），中心城区的职能仍在集中，修更多、更宽的马路为小汽车提供便利，公共交通与小汽车出行方式齐头并进等，与多中心发展的城市模式未免相背离，只能进一步加深陷入的僵局。北京城在交叉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我们的当政者是时候拿出更大的智慧与魄力了。
那一些古都的守望者
城与人是相契合的关系，城有其古朴与威严，人有其灵动与活力，两者的映衬，方显完整的人文风貌。作者王军说，对相关历史人物的追忆，是将“所牵扯的思绪与历史线索，和一个个具象的生命加以交织，领悟城市与心灵的关系”。
“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这是梁思成先生的痛，“浸入了他的血脉”的痛。他出身名门，专心治学，对于北京城的深情使其制定出完整的方案，却不获认可，他痛心地说，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你们是错的。梁思成极力保护古城、城墙、城楼、牌楼等，却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最值得珍惜的东西毁在了自己眼前，他的泣血之痛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么？或许当我们对这座城市投入如此深情的时候，方能更大限度地接近这颗伟大的心灵。而梁林故居在无知和利益的驱动下被毁坏之时，我们又一次愤怒与无奈地失语了。
陈占祥先生，“梁陈方案”中另一位合作者，优秀的建筑学者与诚挚的爱国者，建国前夕撕碎前往英国的机票，留在国内参与建设。与梁思成先生共同提出的北京城市规划方案未被接受，几年后被打成右派，蹉跎二十余年，似乎已被这个世界遗忘了。王军感慨地说，“他的一生，壮志未酬，却获得了与一个伟大城市共命运的意义。”
还有徐苹芳、吴良镛诸位专家学者，美国的埃德蒙•培根，都满怀对北京城的爱，为这座城市的保护与规划投入了难以量计的心血，他们是古都的守望者，也是最为契合的城之子。
每一座城市都需要自己的守望者，他们是文化传统最好的认知者与传播者，将城的过往与现今饱含深情地联接在一起，是处于十字路口徘徊的城市“魂灵”的定心针。他们的希冀亦为我们及子孙的利益所在，只望这片土地上大大小小的城市，不要偏离自己的路途太远，还能在守望者的热望中打通新与旧的关节纠葛，延续文化的血脉。
《拾年》读后感(五)：城殇
y侯思铭
错误的城市规划往往造就难以挽回的浩劫。“那些奢华的住宅区域试图用无处不在的庸俗来冲淡它们的乏味，而那些文化中心竟无力支持一家好的书店……商业中心只是那些标准化郊区连锁店的翻版……快车道则抽取了城市的精神，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似乎在描述我们的今天，而事实上那是1961年之前的美国。发出抱怨的是加拿大记者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面对当时美国以“现代城市主义”为名的改造大潮：拆除老房屋、铲除贫民区、修筑高速路、建造摩天楼，她奋力地指责那不是对城市的改造，而是对城市的洗劫。
假如城市规划仅仅被当作城市设计，城市问题也只被看作社会问题，那么浩劫在所难免，正如今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已被千篇一律的建筑物和无所不在的车流裹挟，通勤时间过度消耗也被习以为常，世界似乎已经拥挤到只能容纳推土机的喘息，所有大城市都长着同一张脸。很少人能说清问题出在哪儿，但假如还有人觉得充足的资金可以改变这一切，那只能说这个美好的愿望真是天真到一厢情愿。
与五十年前的美国经历同样的抱怨，这大概意味着我们又走了一条早已被判定为错误的老路。而并不相似之处则是雅各布斯的质疑直指现代城市规划与重建改造的原则与目的，她拒绝接受规划对城市的洗劫，坚信城市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本身服务，而不是为车辆。雅各布斯为保卫社区不被高速公路侵占，写请愿书，发起游行示威，甚至一度被警察逮捕，她通过各种方式与错误的决策抗争，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被视作美国城市规划的转向标，并很快被公认为战后唯一一本向正宗城市规划提出挑战的书。她不是在讲述生硬的理论，而是诚恳地告诉人们城市在真实生活中是如何运转的。几十年之后，她的中国同行王军在梁思成逝世二十九周年的日子辗转得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彼时王军已经开始《城记》的写作，并致力于北京市的老城保护。相隔上万公里和五十光阴的结局并不相同：在雅各布斯的呼吁下，格林威治村和华盛顿广场得以幸免，未被高速路穿凿而过，而在王军所捍卫的老北京，推土机所保持的巨大惯性竟无人能挡。
新旧北京之战
在国人崇拜西方建筑的时候，美国费城的总规划师，也是迄今唯一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城市规划师埃德蒙·培根（Edmund Bacon），在《城市设计》（Design of Cities，Penguin Books, 1976）中写道：“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也许就是北京了，这个中国的城市，被设计为帝王之家，并试图成为宇宙中心的标志……它在设计上如此杰出，为我们今天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藏。”
梁思成仍记得1948年，中国共产党人在北京城破之前找到了他，请他标注古城需要重点保护的区域，以便在攻城中避开。当时北平城的全面保护被列为攻城重要级别的第一项第一级，而今仅仅过去不到十年，当初的保护者却变为拆除者，曾经的佳话亦成笑谈。
拆除老建筑，我们得到了什么？竞技比赛般拔地而起的摩天楼破坏了过去壮美的天际线；新兴的建筑物中不成、西不就、“城市自我休克，毫无个性可言”；无限拓宽的马路剥夺了人们步行的闲适与意愿，天桥与地下通道迫使人们“上天入地”……美国规划协会秘书长苏解放在2005年发出的抨击虽然尖锐，却撼动了很多国人的心，“这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
抗战之前，北京老城的破坏速度尚在正常范围之内，之后破坏的缰绳却越来越松，等到北京确立了城市的单中心结构，老城的破坏更快马加鞭。
保护老城与建设新城从此截然对立，一方面是古典文化建筑几百上千年的积淀，一旦拆除损失不可估量；一方面是整个北京城未来的整体发展，关乎生活在其中人们的切身利益。新旧北京之战早已打响，它们都被禁锢在同一片土地之上，天空之下，你多一分则我少一分，你退一步则我进一米，而老北京自始至终处于战争的劣势一方，到如今几乎被蚕食殆尽，但是王军认为，这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实则有着巨大的逻辑错误，只要让老城和新城分开发展，人们就会意识到，“原来新的和老的，是共生的而不是相克的。”
大城市的死与生
时间最终验证了梁思成的正确，这是他的幸还是不幸？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一方面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为北京的未来发展预留更大空间，对古城进行整体保护，避免发生大规模拆迁；另一方面则提出应增进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统一，采取多中心模式，完善各个中心的功能，从而防止跨区域交通的发生。世上没有真正的预言家，只有伟大的真知灼见者。今天，单中心的弊端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当年，意识到这一点的却寥寥无几。
偌大的北京城，偏要挤在老城发展经济，梁思成有言在先，“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他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
梁思成多么希望自己的预言不会被实现，但今日的北京正如他所言疾病缠身：无论如何呼吁将产业外迁，通州仍是北京最大的睡城；即使建设再多的公共交通，市民的出行依然不便；哪怕开通再多的高速路段，拓宽车道，道路还是堵，堵，堵……
对北京来说，错过“梁陈方案”是一次失之交臂，对王军来说，与梁思成的“相识”是一次相见恨晚。刚刚入职新华社时，初出茅庐的王军被分到城建口，很是写过一些后来被他自己评价为“野蛮”的稿件，北京新建了哪座桥、哪条路，他就赶过去写文章赞扬其建筑技术水平高超，但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却对自己之前的报道产生了怀疑。当时人们总说北京之所以堵，是因为公路增长的速度赶不上机动车增长的速度，而王军的质疑则是，“全世界没有一座城市的公路增长速度可以赶上机动车，如果这是一个正确的命题，那就该把城市的房子都扒光，变成一个巨大的停车场。”
梁思成的著作给王军解了惑，他开始了解梁陈方案，并对城市建设有了完全不同以往的认识，一扇窗背后对应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思维也摆脱了旧有疆域
如果说单中心结构仅仅是我们所犯的第一个错误，那么第二个错误就是试图让多种交通工具在一个城市内均衡发展。任何一种交通方式所匹配的城市形态只有一种，而小汽车仅止步于低密度。这是王军走访了世界众多大城市之后所获的心得，“设计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社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工具来彼此联系。”一种交通方式主导，其他交通方式辅助，而北京目前却呈现小汽车、公交通、自行车加步行，三种出行率均为30%左右的三三制发展。人们想找到哪种交通方式是好的，但如今我们连步行都再不方便了。小汽车可行吗？王军早有结论，“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可以真正被称为城市的地方，它的路网能够实现以小汽车为主导。”
要知道，汽车为主导所造成的危害远超人们的想象，它不仅会造成拥堵，同时危害国家安全，有的国家已经为此发起战争，而中国目前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也已达到57%。一座适宜步行的城市，离开汽车已然可以运转，但如美国喧闹的大城市纽约，一旦离开石油，就将成为一座寂静之城。
不均等的地权
当人们陷入城市规划的设计困境中难以抽离时，总试图在西方国家的范例中找到答案。然而中国曾经有过的盛世早已为后人提供了比效法西学更有效的途径，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便为中国的城市历史记录了另一种可能。《清明上河图》所记录的汴京，与隋唐长安相比，不啻为一场中国古代城市的革命。它的创举在于拆除坊墙、沿街遍布商业活动，同时还有最重要的，开征“城郭之赋”，这一税种由宅税和地税两部分组成，其中宅税，又称屋税，是按照房产所占地段的附加值高低来收取的，颇似今天西方国家所推崇的不动产税。
自从误打误撞进入城建口，王军从未停止自己的脚步与思考，看得越清楚的人，对遭遇到的困难也就有着越深的感知力，他对城市的关怀是人文式的，这大概是每个记者都该有，却又往往缺乏的特质，然而在王军的笔下，冰冷的数字也是有温度的，力透纸背的是对城市，更是对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热爱。王军的新作取名《拾年》，拾年正是拾起十年的光阴。这期间，曹雪芹故居被拆除，梁思成的故居也被“保护性拆除”。王军忍不住问，英国人会拆莎士比亚故居吗？德国人会拆歌德故居吗？但北京老宅却一样样从世间消失。有些事情王军一直在说，反复不断，他自嘲像喋喋不休的祥林嫂，但又恳请读者的原谅。因为有些事太重要了，让他即使自觉力量有限，仍要不断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