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经典读后感10篇
《梁启超传》是一本由解玺璋著作，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2.80元，页数：64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梁启超传》读后感(一)：几点感受
再说这本书的结构，每一章节叙述梁启超与一位故人的历史纠葛，通过梁启超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构建起这本传记。这种叙述方式，可以更为真实的描绘梁，使其更具血肉，而且可以拓宽该传记的记叙范围，近代其他强人的事迹都可以涉及到。但私以为，以时间与事件为轴来立传可能更为妥帖。在读这本书时，常有重复之感，在叙述梁与一故人关系时，时间与事件常与其他章节重合，这固然可以展示历史的多个层面，但我认为大可以事件为题把这些故事集合起来。在读梁与其故人的各个章节时，常感这些章节是为这些故人立的小传，传主梁启超往往会莫名的消失。而且，对于不甚了解近代史的读者而言，可能会失掉线索，抓不住梁启超的生命脉络，常理不清梁启超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事。以传主的人际关系为单位来叙述固然内容丰富，但这容易让人产生叙述凌乱之感。
“谦和”使梁启超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从考据到维新到民权，梁启超不停的接受着新思想。他曾说道：“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尤其不成，数十年在旁皇求索中。”，而相对的，他的老师康有为曾自诩：“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其狂妄可见一斑。思维的不同使康梁师徒二人的思想逐渐出现分歧，直至决裂，梁实质上肯定了革命，而康执着于君主立宪。梁在维新后流亡日本，对清政府失望，在日本期间读了很多新思想的书，逐渐认识了清政府统治的问题所在。梁启超认识到，中国君王是以独术治天下，天下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统治者用教化愚弄民众，用功名收买民众，用暴力监管民众。而国家要强盛，必须以“群术”治国，要兴民权，要让民众知道，国家是他们的，政府只是民众所委托管理国家的机构（民权思想使梁反思“保教”）。这种民权思想就有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味道，这与康有为的自上而下的政府自革命相异。这种分歧，是维新派的内部矛盾所在。但梁启超并不是铁板一块，在康有为的辩驳与黄遵宪的劝告下，他也意识到了他的民权思想的激进之处，并进行完善。
虽说这本书于我来说阅读体验不佳，但这套七十多元的书还是不能弃掉呀。等考完试，心静时再读下册。
《梁启超传》读后感(二)：梁启超当年提出的问题，几乎没有解决
近日，知名评论家解玺璋携其新作《梁启超传》来穗，与公众一道，重新解读这位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知识分子。
过去，对梁启超的历史评判往往集中在他的“善变”、“反复”上，对苏俄式暴力革命的看法较少提及。对解玺璋来说，梁启超在这方面的认识大大影响到他。
上世纪90年代，解玺璋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写作《梁启超传》的过程，则直接促使解玺璋对自己反思，开始理性反思暴力革命的破坏性。他发现，“梁启超写的东西和之前接受的教育完全不一样”，最终“总是被梁启超说服”，开始从倾向“革命”转变为倾向“建设”，成为了主张渐进式改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就此，解玺璋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孟彤
1 他审时度势，始终站在历史潮头
羊城晚报：大家对梁启超在历史过程中的“善变”与不断的“自我否定”，有很大的争论。您怎么看待他和袁世凯、革命党之间关系的“善变”？
解玺璋：一个人变或者不变，不能作为评价他的标准，评价梁启超的变，要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当中。比如说他跟袁世凯、国民党的关系，都是他自己审时度势的结果，是他考察了周边的环境和历史任务对他的要求他才改变的。而他这种改变的核心，比如说，救国、要使国家更富强、要使国民更幸福，他的目的是不变的，只是这种手段和策略在变化。
他一开始是主张激进的革命的，他刚到日本的时候，接触孙中山，跟孙中山有很多密切往来。后来，康有为把他从日本调到檀香山，组织保皇党，但其实这时他的思想没有变化。虽然做着保皇党的工作，其实一边保皇一边说革命，在思想上还是同情革命的。而且，他给康有为的信件中，一再跟康有为讨论，虽然这时候康有为很恼火，但他仍要讨论这些事，比如说如何理解自由的概念，如何理解民主自由，他们之间的通信表明，一直都有这些讨论。
梁启超后来放弃了激进革命的主张，并不是屈从于康有为的压力，而是他后来到美国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发现，在现阶段进行暴力革命，带来的可能是一场灾难。于是，他希望退回到开明专制的阶段，一步一步往前走。恰好这时候，清政府宣布立宪，梁启超感到兴奋，愿意推动君主立宪。
后来发生的辛亥革命，一边是清政府专制的压迫，另一边是群众革命的诉求，甚至包括汉族上层人士（如上层官吏、工商界、各省咨议局中的人物、立宪派，等等）也对清政府表示不满，于是，这个时候的革命是顺势而成的。辛亥革命后，梁启超认识到，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结果，他愿意遵循顺势而成的东西。在他看来，辛亥革命不是某一个人，或利益集团强加给社会、民族和这个国家的，而是大势的一种选择。于是，他承认民主共和的结果，放弃君主立宪，帮助袁世凯进行民主立宪的进程。
羊城晚报：民国初年，梁启超曾组织进步党与国民党在议会对立，这对中国宪政的意义何在？是梁启超在共和政体下，通过政党政治实现权力平衡的实践吗？
解玺璋：是这样的。当初在进步党未成立的时候，没有一个党可以和国民党抗衡。无论袁世凯、梁启超，还是其他的人，如汤化龙、黎元洪，他们有一种倾向，希望在议会里有一股力量与国民党抗衡。所以他们才组成了进步党。
在我看来，当时的袁世凯、梁启超都希望把这个国家建设起来。袁世凯有其个人野心，这个是没有异议的，但最初他并没抛弃议会和宪政政治。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中国拐了弯。在国民党那边，他们不愿放弃自己在各省已经得到的权力，如李烈钧在江西抵制中央，不接受指派的行政官员，当时中央扣留其在日本购买的军火，更要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于是有了后来的宋教仁被刺，它导致的“二次革命”改写了民国发展的方向。
袁世凯、梁启超主张国家权力，是针对周边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如果采取各省自治的办法，中国将面临被分裂的可能。
2 他提倡的社会主义，为今人提供改革思路
羊城晚报：您曾谈到，梁启超对您的很大影响在于改变了您对暴力革命的看法。梁启超曾以“过激政府”这个词来定义苏俄政权。那么您怎么看他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看法？
解玺璋：他对苏俄的理解，主要可在他对欧洲考察后所写的《欧游心影录》中了解。其中有一部分，专门写到了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看法。他当时已经注意到，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有两派，即我们后来所说的第二国际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他认为这两者，其一是走议会道路的，如伯恩斯坦、考茨基这些人，他们在现行体制内运作，推进民主的社会主义，而且他认为他们在社会上已经很有影响，在国会也很有影响。他说也有一个过激党，指的就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很活跃，也很激烈，并最终夺取了俄罗斯的政权。
在梁启超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必然的走向，他认为20世纪，社会要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他不希望采取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后来到了20年代，他又跟张东荪有过一些讨论，有过几篇文章谈到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可见他一直都在贯彻这样一种思想。
访美归来，他写《开明专制论》，那时候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革命要产生暴乱，暴乱要产生一个绝对的权威，又要产生新的专制。他说，如果我们老是在这样一个固定的循环当中，那么这个社会将老处在灾难当中，就很难进步。他举法国大革命为例子，法国大革命后80年一直处于动乱当中，唯有后来法国采取新的政治模式，才终止这样一种动乱。跟英美相比，激烈的社会运动常见于法国，包括后来1968年的五月风暴，而暴力革命在英国则很难看到。
于是，他就有一种担忧，如果我们采取这样一种暴力革命的方式，所得到的政权将是不稳定的，很容易产生新的专制和新的暴乱。因此，他希望推进一种稳健的社会主义道路。
羊城晚报：您刚才提到，梁启超提倡稳健的社会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今天是否有重新发掘的价值？
解玺璋：我觉得可以重新讨论，包括第二国际所走的议会道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需要在体制之内作出进一步的改革，它至少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我们的体制内应该有不同的声音，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通过坐下来谈解决问题、伸张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不是变成全社会的暴力斗争。就像读者见面会上，有人提问如何从梁启超那里获得启发，解决社会不公，我认为应该在体制之内，探求更好的解决之道。
3 他警惕暴力革命，对世界各国革命深入研究
羊城晚报：梁启超对于过激的社会革命一直都是特别警惕的。
解玺璋：对，从1905年之后，他对革命是非常警惕的。为什么他认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呢？因为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弥合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穷人和富人的矛盾。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中国不急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没到时机。在欧洲所发生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在当时中国还不存在，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刚发展，中国这个时候的主要任务是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但他认为在发展工业的进程中，应该吸取西方处理劳资矛盾的教训，应该尽量地把劳资的矛盾控制在比较和谐的状态当中。当然，这只是比较理想的描述，但是他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未来社会的走向一定是要以解决这个矛盾为基本前提的。那么，解决这个基本矛盾，不应该采取鼓动工人造反的方式，应该从社会结构上考虑，他们怎么能够和平相处。这是梁启超的基本观点，从欧洲回来之后形成的一个观点。
羊城晚报：他个人对苏俄一直有些反感，是这样吗？
解玺璋：他对苏俄的反感主要体现在他跟孩子的通信当中。他的这种反感，主要是他认为苏俄式的革命，将破坏中国农村宗法社会的传统结构。他认为中国农村没有阶级性的矛盾，农民和士绅集团的和谐关系是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他跟梁思忠的通信里主要在讲这个。
后来，他发现社会运动许多都是苏俄在暗地鼓动的，包括后来的五卅运动。他们得到很多材料说明，苏俄在背后没有起到良性的作用。那时候，丁文江等人在外交方面都在不断地做工作，跟英国方面交涉，要求法律解决。他们的工作是通过法律和外交手段，维护民族利益。而另一边，为了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刻意要把这些事搞大。他给梁思忠讲了很多情况，包括后来他发表的一些声明，都讲到了五卅运动背后的一些问题。
羊城晚报：梁启超对苏俄式革命的看法，暗合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他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基于中国历史经验，还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立场？
解玺璋：我觉得他不仅仅是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传统知识分子立场，他还研究了世界上各个国家关于革命的结果，不光是中国近代的革命，还有中国历朝历代农民起义。他的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他所谓的革命指的是改朝换代，而每次改朝换代都导致中国人口的锐减，都是血流成河的惨状。同时他也研究了世界上的，刚才我说了，法国革命的惨状。甚至中美、南美、土耳其、印度的革命，他都做过很细的研究。他对世界上的各种革命带来的后果，有很充分的研究。他对革命的认识不是凭着他的臆想，他的结论背后是有大量的事实做根据的。
4 他的视角，成为今天思考社会问题的资源
羊城晚报：今天，中国大陆非常流行对于民国的思考，对于民国的介绍，甚至是有怀旧复古的情绪，您如何看待这种情绪的时效性和政治性呢？
解玺璋：大家现在怀念民国，甚至可能有一些将之变成时尚。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好。但是，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个不同的选择方向。我们在经过这个60年之后，回过头去看民国，就好像在梁启超所在的年代，回头去看明末清初是一样的。大家总是需要去寻找一个思想资源来进行思考。
比如，我们现在又再提启蒙、第二次启蒙这些口号，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启蒙就要寻找一个新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外来的，我们看国际上现在的新思潮、新理论，会拿过来，作为我们思考的出发点；二来，我们也会从自己的传统当中去找可以借鉴的东西。我觉得现在的民国热是这个性质。如果主流的知识分子能够把握这一点，我们回到民国、回到清代，甚至更远，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思考未来的出路，我们是从传统当中寻找我们需要的东西。那么，有人把它做成时尚，把它做成消费，甚至有过度消费民国的倾向，都不要紧。
羊城晚报：梁启超会不会成为我们一个思考的出发点和资源呢？
解玺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源。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形势，和他在清末民初所遇到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而梁启超在当时都做过思考，都给出过他自己的方案。当然他这个方案能不能应用于今天，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他当年提出的问题，一直没有彻底地解决，或者是说几乎没有解决。
我们需要重新重视这些问题，虽然今天的情况，如环境、社会基础、社会组织结构，都跟以前不一样，但在思考未来走向的时候，在宏观的方向性和原则性上，梁启超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是值得思考的。
（此为原标题，刊于《羊城晚报》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2-12/01/content_26437.htm？div=1）
《梁启超传》读后感(三)：该为他正名了
对梁启超感兴趣，是始于知道他家教有方，众多子女个个成才。仅此一项，就是多么不容易的事。看完本书，才知道，这只是梁启超的小小成就之一。而他，一个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式人物，是多么值得我们再去学习、研究。
梁启超有一只勤奋而有魔力的笔，他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才华横溢的文字，鼓舞着无数中国的热血青年，投入到变革中国、改良国家的时代洪流中，其中不乏胡适这样的大家。
令人痛心的是，他这样的大师，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书中某人评价，他的历史作用，堪比国父孙中山。当然，两人不好直接比较。但在思想启蒙、传播新知和制度设计上，梁启超少人能敌。希望历史教科书能重新评估他的作用和形象。
从内容上说，本书并不完美。但对梁启超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人物，要面面俱到得写尽他的平生，也是极其困难的。期待有更好的梁启超传。但本身仍然值得力荐。
《梁启超传》读后感(四)：启蒙大师的短处
近世讲启蒙，实则深受欧陆影响。所谓启蒙，是指反对封建思想的束缚，打破思想上的专制控扼，提倡思想自由，个性发展。欧陆对个性的追求，大概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向下则是启蒙运动。欧陆启蒙运动实际上也影响到中国，只是晚了差不多两百年。梁启超作为19世纪开中国风气之先的大师，大概堪比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之类吧。只是因为时局的不同，梁氏未能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
我无意于花更多的笔墨来谈梁氏的生平事功，因为作者比我更加细致，也更加专业。我所要谈的是，基于《梁启超传》这本书，来谈谈梁启超在学术、思想上的不足之处。梁氏少年聪颖，最初所接受的教育实际上还是最传统的教育，其祖父梁维清所传授给他的仍然是儒家学派（岭南一派）的精神，固然梁氏后来深受乃师康有为的思想，以及在海外所受西方思想，但并未冲淡“儒家基准”。包括他对朋辈的态度，对妻子的情感，对儿女的教育，其实都离不开这个儒家基准。以他对谭嗣同、麦孟华、汪康年等人的态度来看，尽管也曾发生龃龉，但他始终秉承儒家的“谦谦之风”，以极好的“涵养”功夫消解掉。但另一方面，梁氏的躯体内实际上藏着一个热烈，激情澎湃，不断变幻的灵魂，这个灵魂与儒家的要求实际上相悖的。这就造就了他独特的个性。
假设梁氏的性格并非那么跳脱，能够如其祖父一般与儒家的义理、名节要求相一致，那么它就能够甘受淡薄，成为顾亭林，王船山一般的儒家宗师，成为学术上的集大成者。然而，他并不是那种能够顺守枯寂的人，这也是他在学术成就上为何不及章太炎的缘故。章氏与梁氏不同，二人同为宣传家，同为大学者，章氏初则为革命学者，后则成为职业学者；梁氏的学者身份则始终建立在其宣传身份上，他是一个始终行走在历史前沿的人，故而不会完全的退居书斋。这样一来，他不就不能避开俗务，青年时随老师为民族呼喊，上书也，办报也，筹款也，逃亡也……中年后则居官也，交游也，考察也，应酬也……似此等兜兜转转，自然不会有真做学问的功夫。然而，梁氏天分实在太高，加上其青少年时候受到的良好教育，以及后来的勤奋，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仍然居于当世之冠盖。然而，这种成就实际上并不符合他自身的规律，因为与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大师的生命轨迹相比，他应该是有可能成为启蒙之大哲的，那么原因何在呢？
实际上，《梁启超传》对此给了很好的答案。
清末以来，维新运动实际上堪称中国的启蒙运动，并出现了严复、黄遵宪、张荫桓、陈宝箴、杨度、蒋百里一流的人物，如果假以时日，这些人相互切磋，并成团体，则未必不会出现“百科全书派”那样影响历史进程的组织。然而，清末瓜分大祸在即，启蒙变成了救国，维新变成了革命（唐才常自立军），身为启蒙核心的人物，蜕变成了倾向革命的人物（与孙中山的交往）。实际上，此后中国的历史进程仍然是这个趋势，新文化运动本为思想文化的革新之变，最后变成了救亡运动（五四运动），所谓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其在此也。
另一方面，梁启超个性喜欢交游，事事躬亲（从他事无巨细的写那么多信件，达万余封）即可知，他的个性更适合宣传，而非像孟德斯鸠，或者卢梭那样建立起近世社会构成的哲学体系。梁的热衷于交际，使他终身奔忙不休，未能如清初三大家（顾、王、黄）那般在思想上自成一家，假设梁氏继承三家余绪，到清末之世，未必不能创立东方式的民主自由道路（此说纯属假说）。
历史不能假设，任公依旧好男儿。我所喜欢梁氏，时日极早，除其为人坦诚方正，更在其柔软心肠。既不矫揉造作，也不虚与委蛇。尤其是他与何蕙珍小姐的那一段才子才女的爱情，尤其感人肺腑。他之所以拒绝何小姐，并非他是一个无情的人，而是因为他不能背弃自己的信仰与道德，因为他曾亲自创立“一夫一妻世界会”，是时他不但成婚，而且已经是孩子的父亲。然而，他并非顾虑于道德的枷锁，而慧剑斩情丝，恰恰相反，他对何小姐爱慕之际，她不但是他精神上的知音，更是一个事业上的巨大支持者。他承认自己对何小姐的爱恋，思念，但终究还是拒绝。由此可见，梁先生并非无情之人，而是至情至性。他将这些丝毫不漏的写信告诉妻子，其为人之坦诚也可见一斑。人之面对情感的诱惑，并非如僵尸冷死人便是君子，而是爱一人而能不以伤害他人为前提，才是真君子。梁氏正是这样一个人。
梁氏著述极丰，在清华国学门中教授内，其学术成就却未必最大。其在思想的深度上，学术的成就上，都可谓有短处。然而，就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其“时务文体”的开民智之功，非学术上之大师王国维，陈寅恪可与之相比也。
大师的短处，未必不是历史该回味的地方。
《梁启超传》读后感(五)：许多年后，感动你的还是梁启超的文字
当初看到微博上，铁葫芦图书推广这本梁启超传，觉得封面的画像有些味道。加上他们一通各种神奇的文宣语，便留有印象。某次某网打折的时候，就入了手。
再过一阵子，读客出了一套经典的科幻小说，因为喜欢内容，入了手。但是封面恶俗久久无法忘怀，受其影响，这个仿照读客的人像封面马上就让我觉得也恶俗起来。
这一次，花了几天时候，间断的看完了。图书中排版字体较小，厚厚两册，实货较多。读完收获不少。不过这般年纪，书本看了就忘记。想写点书评，都要拿起书来找当时，写在边角的评语了。还小的时候养的坏的毛病，看石头记，看金圣叹批评才子书，学着古人，喜欢在边角的地方，写上点，“无趣”，“一笑”，“混账”，“好”诸如此类。倒是现在写书评的小提示了。
【非线性笔法】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抛弃了常规的线性传记写法，而采用了多点写法。
各章取名梁启超与其子女，梁启超与谭嗣同等，把梁启超的人生因为打交道的人的不同划分到不同的部分来书写。
方式很新颖。梁启超一生多变，生命中的不同时间，观念追求有所不同。分配到各种不同的人物上来合并的写，反倒可以看出来梁启超在某一段时间里的一致性，也更容易让你理解不同的人物在梁启超不同的时间点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比如，梁启超自述见到康有为的感觉：
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推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这种感受，好像晴天霹雳，你也就更好理解。梁启超后来和康有为理想不同时候，分道扬镳，但却时刻敬重之。
同时此种写法，效果上也有不足之处。最明显的一个问题，许多事件在人物内容上有重复，作者已经做了各种取舍。同样的事情，涉及多个人的时候，只有这里写一笔，那里写一笔，不重复，则松散。
其实关于传记的写法，除了结构有特点外，我其实很欣赏比如维基百科的那种超广本的方式，某处可以点击，展开。不同的阅读者，便可以有自己的读法，哪里想了解细节。哪里想粗略过之，自取其需。也许，随着电子图书的发展与发达。未来的传记，历史书的模式总有一种我喜欢的模式。
【文体】
不知道这本书算是传记文学还算是人物研究，说是文学，略感味道不足，大量原文引用，少有精彩的令人舒服的结论与衍生。说是学术点的著述，
我看豆瓣上还有别的文章指出解老师某些细节不重视先人的研究成果，不够重视原始的报章文字，多是转引。发的议论也无太多新议。
学术的高度，我做不了评判，但是这本书的文学性对于我这种普通的读者来说，就差了许多了。每每书中令我感动之言语，大多出自引文。而解老师的自发议论却不少让我批作“无趣”了。下面略举一二：
说到任公早期教育的情形，解老师引入议论为什么当下高学历人群自杀时有发生？引发对于做人做事的思考。这种没有来头的无关议论实在无趣的很，且不说结论如何（中国特色，自杀人群是否高学历更多一点，这个要有统计数据作论据的[zx]），只觉离题较远了。
第三章，解老师居然给任公解起星座之学了，双鱼男人若何怎样。读到此处，不免失笑，都说要追求年轻的姑娘，是一定要懂点星座之学的。这样的姑妄听之的文字，还是略去的好。无文学性，也无学术性。
【任公】
说其那么多，多是书的框架与边角细节的批评。关于梁启超本人，却少有涉及。这里不如略引一二与历史事件无关的任公的文字来，似乎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伟大的人物的细节之后。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
“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而同时，可以看到康有为的自负之处：“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
民主与自由
“西儒之言曰，天下第一大罪恶，莫甚于侵人自由；而放弃己之自由者，罪亦如之。余谓两者比较，则放弃其自由者为罪首；而侵人自由者，乃其次也。何以言之？盖苟天下无放弃自由之人，则必无侵人自由之人；此之所侵者，即彼之所放弃者，非有二物也。”
更多的任公的美妙之处，大家可以直接读书，或者找《饮冰室合集》一解文采。
对于解老师的这本书，我看豆瓣上有不少人诟病引文太多，而任公文字风格略有文言。现在读来略为生涩。但对于我，倒是激动起来，有时间的时候，一定找来《饮冰室合集》好好一读。解老师的大功劳便是引吸了更多对于梁启超发生兴趣的年轻人去通过先生的文字了解他本人。这未尝不是一个好处，近百年前的文字，还能让今下的人产生共鸣，本身就是任公思想的魅力所在了。
最后说段好玩的八卦，梁启超游美其间，有美人何蕙珍，应当是ABC，英文流利，各种才女形象，顿心生爱恋。写信给原配，先说一通如何喜欢上人家，各种心头小鹿。再用事业大事来说：“吾因蕙仙得谙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若更因蕙珍得谙习英语，奖来驰骋于地球，岂非绝好之事？”小心翼翼，有了色心，却没有色胆，各种讨好老婆。最后老婆回信，
我要和你老爸报告此事。吓的任公只好“发乎情，止乎礼”了。
[zx] 统计称中国农村自杀率为城市3倍 http://news.163.com/11/0908/03/7DDAFSPP0001124J.html
《梁启超传》读后感(六)：梁启超与司法的缘分
1913年，进步党“第一流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这并不是梁第一次和“司法”沾边。早在1911年，清政府责成袁世凯组阁，任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梁辞而未就。
梁启超1913年9月参加熊希龄内阁，任司法总长，1914年2月辞职，在任5个月。他在任时期的司法政策相对稳健，同时，因为其显赫的社会地位与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他的政策也得到了整个北京政府的大力支持。
梁启超上任后,并未马上提出其司法政策,而是一面基本遵循前任政策,一面耐心考察,总结弊端到1913年底,他才向大总统袁世凯详细陈述了自己对于目前司法状况的看法及改良措施"。梁启超认为,民国以来的司法制度在有很大的进步的情况下,却不被人理解,反遭谤议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是人才未经历练,刚刚毕业就成为司法官,难以做到审判公平,即“所养人才，既不足，其择而用之也又不精。”;第二是缺乏法官回避制度,/法律有所难施亲故。第三是法院建设速度过快,人员不敷分配,而程序又不能灵活变通,导致案件积压,审判效率低下;第四是法规不善,法律西化倾向严重,不符合国情,而民商诉讼又缺乏法律依据,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在分析完原因后,梁启超驳斥了当时一社会上要求恢复前清司法状态的倒退思想,提出：“用人办事之流弊固宜尽力排除，而司法独立之精神未可根本反对。并宣称：“此次入阁，即抱定改良宗旨，拟以积极的方法创建依法治国模范。”
他提出了自己的改良方案:
(1)慎重任用司法官。
他主张用考试与甄拔相结合的方式来人用司法官,即使符合法官资格者也要考核察验。
(2)严格淘汰不称其职的司法官，采取考核的方式,以功过定去留"同时赋予其上级随时举报弹劫的权力。
(3)采用司法官回避制度，禁止其在本籍内任职。
(4)从速编订民商事实体法及程序法，使法官有所依从。删改不合国情的法律条文,并切合实际,精简程序,以提高办事效率。
(5)规范律师制度，梁启超认为，律师的好坏，是决定司法是否公平的关键"，贤者当其任诚足以扶微弱而张人权;不肖者尸其名则足以庇奸邪而坏法纪,尤宜厉行督察。他还提出，一方面需要严定其资格;另一方面需要撤销己经成为律师但品行不良者的律师资格"
梁启超反复强调,现在的司法制度为人民所不满,存在着许多问题,
应当着力改善，但绝不能因此认为其完全不合国情,而否定其存在价值。
袁世凯在收到梁启超的呈文后,表示完全支持其主张。
应当说,梁启超的主张是得到了具体落实的"司法官回避制度的启动,法典编查会的成立就是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但是，其在1914年2月即告辞职,任职时间过短,未能将其政策完全开展。
他任司法总长的这一段时期,正是其进步党与袁世凯北洋集团密切合作的一段时期"他的司法政策,由于切实可行,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落实,对接下来一段时期司法部的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梁启超另一段与司法的渊源，是他在司法储才馆的工作。从创立到发展，从教学到筹款：在司法储才馆的筹备发展过程中，梁启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在梁启超晚年的生活中，司法储才馆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北洋军阀时期，军阀割据的形势造成司法依附于军阀或军队的不利局面。在很多地方司法官如果不听命于军阀，表现出依法审判的独立性格，就有可能遭到打击迫害，甚至生命安全都会到威胁。司法独立更是无从谈起。时任“司法储才馆”馆长的梁启超先生在提及“司法独立”的问题时，强调“将来怎样能表现司法尊严？怎样能够为司法界放光彩？在司法界人，当受压迫厉害或者过着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责任所在，为保全司法权起见，什麼都可以牺牲，这不是靠一人力量，是要靠大家有团结一致精神的。”
在1926年在北戴河养病期期间，梁启超便被确定为负责储才馆的事情。在相关的信件中有王亮俦和罗均任催促梁启超回京的记载，回京后，两人又专门拜访了梁启超进行商量。梁启超稍作考虑之后便答应，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因素，便先让林宰平以学长兼教务长的身份代替自己全权办理，并聘梁启勋为总务长兼会计，自己主要是负责职员的聘任。此后，司法部长罗文干按照司法储才馆章程正式聘请梁启超任馆长。
在1926年9月14日、17日，10月14日的信件中，梁启超和自己的亲友都谈及储才馆，并表示自己将为储才馆的创立和发展尽心尽责。12月9日，梁启超又和林宰平在通信中商讨储才馆招生考试和开学的事宜。在1927年初，他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谈到委托司法部的老司长林宰平代为办理，并邀余绍宋担任学长总管教务的事情，当时的梁启超因大病初愈且同时在清华任教，又有京师图书馆馆长的职务实在应付不过来，但是储才馆又是他心心念念记挂的要事，“顷拟一公电，谅弟志必赞成，请持示宰平(林志钧) 、越园(余绍宋)一商(能并示博生尤妙，但以速发为佳)。若无甚反对(请两公对于文字代为斟酌)，即送钧任代发之。”
1927年1月2日，梁启超在给梁令娴的信中提到自己因为储才馆和学校的事情很繁忙，但身体已经康复，故不是很累。1月11日，余绍宋致信梁启超报告筹备情况和开学典礼及之后的事情安排。17日开学典礼，梁启超发表讲话，阐述了储才馆的使命，“收回法权为目前最重要之事，虑无不知者。既欲收回，则须预备。前清以来，颇有筹备，惟中经时局变迁，时作时辍，应再更进一步，以期促成，本馆之设正为此故。”
储才馆开学之后，梁启超也在馆内承担人生哲学的课程，并有专门接见学生的时间，虽对学生的英语基础差表示担心，但总体还是很满意。
北伐战争的发展对于北方时局影响越来越大。梁启超也感觉自己需要做一些准备，比如离开北京去天津。6月1日，梁启超与余绍宋通信表示要商量储才馆的事情。同月，张作霖直系军阀控制北京，准备于南方政权对抗。新组建的内阁由姚震担任司法总长，姚震上任后，储才馆制定了新的章程，“新章姚(姚震)已寄到，荒唐已极”，内容涉及很多限制，并有裁撤经费的条款，“削除奖学金”、“收学费”，剥夺了馆长很多权力，“馆长聘教员及任用事务员皆须经司法总长同意等等要之”。这时，梁启超已因时局和新章程坚定了辞职的决心：“此章如行，则馆长除吃饭、睡觉外，无复自由权，而学生必至不复有一人也。”他在23日写给弟弟的另一封信中表示了遗憾与痛心，“据现在形势，不惟不能办至毕业，再办足一学期，恐亦不易。”学生是梁启超最为珍视的对象，“先无以对学员。”
梁启超在在储才馆两年多的历史上只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无论是从储才馆的筹备创立，资金筹集，人员选拔，章程制定，学生录取教育，梁启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中国近代司法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走向近代的法制化做出了努力。
司法储才馆的历史，以及20世纪初中国人的司法统一之梦，今人早已遗忘或不知前人的辛苦，然而这位曾经试图以挽救时局为目的宣扬践行 “法治主义”的伟人并不应该被历史湮没。由古知今，这一批字字精义的信文，无一不凝聚了梁任公的思慧菁华与他的殷殷期盼，他对于司法独立的呼吁和推动司法改革的方案，是制约强权和军阀政治、改革政治体制、推进法制现代化的最强音，今天看来仍然发人深思。
《梁启超传》读后感(七)：读书少，看不太懂
在不长的读书经历中，人物传记是我很少涉猎的领域，但读罢解著《梁启超传》让我本来对传记兴趣缺缺的热情越发稀薄。个人理解人物传记，应该是以时间为轴，讲述传主的成长求学、政治和社会活动、思想理论的形成与转变、对历史或社会的诸多影响。
解著看得我稀里糊涂，开篇记述梁启超的成长历程还算正常，第二篇莫名其妙就是梁氏子女，我是知道梁启超家教很好，子女都颇有成就，但是放在这里未免太突兀了吧，包括婚姻那一章。在我看来，完全可以揉碎了分散到各个章节内（前提是以年份分阶段的章节划分）。
蜀中过于直接抄录材料，大段大段的引用看着烦死了，完全可以丢到注释中去，跟起点网文凑字数一样的感觉……
还一个问题，梁启超与XX这是shen me gui？最合适叙述方式应该是随着时间的流转和事物的发展趋势来展开，解著这么高端的写法对于我这种渣渣太耗脑细胞了，很难看得进去。还是得感叹一句，读书少，看不太懂啊。
《梁启超传》读后感(八)：立传当从史中来，自成章句——评《梁启超传》
从真实程度上，我说不清。但从体例上，我不喜欢；从文字上，我不喜欢；从风格上，我还是不喜欢。
这是2012年9月份约评的书，沉积这么久，一块泛腐的砖头才缓缓从我手中举出，或许此时不会破坏很多人认为的清香，抑或许激不到太多的水花——溅到身上水总是不好的，隐而不发更是不好的，所以——扔吧。
这本应是一部好书，因为任公的专传并不多见，年谱虽然是有的，但那是细数的过往，没有细节，没有舞台的穿越与人行走，就像碑文，记述着过往的一切，时光流走，人，就像过客匆匆，所幸，留下了痕迹，那么清晰那么亲切那么真实。但是，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要素，他无论多么高大，多么令人影仰，他终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所以，他经历着人世间一切应有的东西，友情、爱情、亲情、敌情，在那些纷繁的背后，有一条时间之线，时间线上的人绝不是所列那十几个人，这不是他交往和生活的全部，一部人物传记，如果说有风骨和脊梁，那就只能是大背景下的时间之轴及其赋予。这是符合国人的阅读习惯的，无论是通史、断代史，其人物列传概莫能外，时间的引线，是人思想、经历、斗争变化的主线，没有这些主线，如何串起散落得零乱的人面珠黄？有一种回忆录的写法，倒与其近似，那是很多人去回忆同一个人，用不同的人讲述与其交往的见闻、观点，但这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这是传。
文字之见，算作自见，不做他效。但凡古人，皆有其生活环境，其文字习惯，我不喜欢如《明朝那些儿事》的揶揄之状，那是哗众取宠的通俗，但作为整朝史事，以轻松之态一一陈述，亦属于有些手段。但是作为一位大师的传，恐怕就要斟酌了。何样文字？窃以为至少要具备相当的文学性，甚至于古意，流畅而不张扬，字简而达意。譬如读史，当会其境，不可完全以今人之思维度之，而语境之妙尤为重要。既然是作传，就是半学术半通俗，全通俗则失去索然无味了。或许有人就是喜欢这种通俗，那也未尝不可，个人习惯而已。
风格又是如何？其实体例与文风相左，风格自然要踩，摘章抄句，著书者所应避。
凡立传者，先有中心，其人风骨，其言其行，其功其过，其得其失，于任公而言，公私兼顾——为国奔走不寻其利但行其德；教子先行培栋梁之才。附革命，兴教育，弘国学，引西学，一时风云人物，与任公比肩者少矣！华夏未平，中西交错，饮冰一室，成多少思，遗多少恨？任公其实是晚清近代中国的一个集中体现，有过矛盾，中西文化间，师生之间，政体之间；有过彷徨，忧国之出路，忧变法之途；有发奋过，有落魄过，有振臂高呼过，有避祸逃亡过，凡些种种，未弃其心者——国。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苟利国家生死矣，心存大志而不灭，投身风雷而不惊。
我们所期待的是一部大作，不乏恢宏，不缺细雕，期待——此书可过矣。
《梁启超传》读后感(九)：低于预期
第一次看这种结构的人物传记。除了前三章讲述梁启超出身、婚姻、家庭生活外，其他皆以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性人物的关系为章节。初识的解玺璋是新闻人的身份，没料到书这么难看……文笔很差，味同嚼蜡，而且有大段大段诸如《饮冰室合集》之类的引用，很难发现作者本人语言组织能力的出彩之处。 而关于梁任公本人，当然是不服不行。从前在选修课本上就特别关注戊戌变法时此人年龄（因为他长得帅……要是我早生一百二十年……），会发现他的年轻有为真的让人从心底生发敬意。在和我现在类似的年纪赴京参加会试未中，但腹中学识和积累的人脉已经非常丰厚，而筹办《万国公报》和强学会时不过比我大三岁…… 我也更加了解了戊戌变法的全过程，对汪康年、唐才常有了基本认识，知道了庚子六君子等历史小知识，清楚了梁启超这个“善变”的人经历了多少思想和立场上的变动。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也让我受益颇多，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尤其养心之术最能拯救我心神不宁而荒于学业的现状。从他给子女写的书信之中也能发现他教子有方，难怪梁家满门俊秀，九个儿女都是杰出人才。我们终究要为人父母，我更是要传承“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之校训，梁任公的教育之道，值得日后多加学习。 梁启超的文字也非常有力量，执晚清舆论界牛耳，那一代人的回忆录中也常常有为康梁文字倾倒的记载，他的文字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又明白晓畅，自由奔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感谢作者多次引用梁启超的著作，让几乎没怎么读过梁启超的我领略了他文字的风采。 而让我最受触动的，是梁启超的爱国之心。目睹国家之危乱，没有退居避世，而是挺身而出，冲破枷锁，百折不挠。 可现在却是，我一天天发现这个国家的恶星，可我只想洗洗睡…… 我没有让国家变得更好的斗志。没有能力，没有胆量。 今天一位友人告诉我: 斯大林体制的精髓在于流放，清洗和杀戮，清洗异议者的精髓是，不塑造英雄，让每个人都像条丑陋的狗一样死去...…天朝则在吸纳这种精神的同时，对异议者继续加以批判和构陷，到了个人隐私无从隐藏的日子，这更加容易……这样的，官方发起的批判不会塑造出与自己对立的领袖形象吗？可能性很低，原因就在于这种批判只发动在社会底层，大众的愚昧是其力量的来源和催化剂，精英阶层则受到振动而形成广泛的寒蝉效应...任何被打倒的人物从此都是不合时宜的，能让一个人“像落水狗一样死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伟大的进步…… 会痛心，却没有一点想要做出改变的动力。我不配做中国少年吧。
《梁启超传》读后感(十)：这种人现在到哪里去了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活跃，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以办报出版的方式，推动着古老中国步履蹒跚的现代化进程。然而，与梁启超的重要性相比，关于他的生平传记却十分罕见，寥寥几部著作，也多以梳理思想为主，对生平事迹却着墨不多。近日读到的解玺璋先生的新著《梁启超传》，却算是两者得兼，是难得的佳作。
窃以为，解先生的《梁启超传》，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他以钩沉人物为主，以梳理思想为辅，笔法通俗易懂，但又不失严谨客观，很适合我这样的普通公众阅读。在书中，解先生分章别类，条理清晰地叙述了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孙中山、袁世凯等一连串如雷贯耳的大人物与传主之间的关系。解先生用人物脉络的大网，打捞近代中国的思想政治上的片片浪花，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彷徨与艰难在时代的大变局中娓娓道来。把这本书，摊开来，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记得历史学家张灏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转型时代”的概念。张先生认为，1895年至1920年前后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在那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还是思想的内容，都有突破性的巨变。换句话说，那二十五年，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的奠基时代，今日我们中国讨论的种种论题，都可以在那二十五年里找到源头。
梁启超无疑是“转型时代”里当之无愧的领袖之一。他是百科全书，汪洋大海般的人物。以政治论，他与乃师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慷慨悲歌，至今音犹在耳；辛亥革命后，他奔走革命，反对袁世凯称帝，举国为之侧目。以思想论，他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一起名列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留下的诸多著作，虽历经百年洗礼，仍时读时新，成为后人无法绕开的经典。就连他的子孙后代，也因为姓“梁”而为人瞩目。凡是大变动之时代，总会涌现出许多大人物，究竟是时代成就了他们，还是他们成就了时代呢？恐怕谁也说不清了。
今日的中国，对外是全球战略格局的变动，对内是市场化改革的步步推进。某种意义上而言，当下的中国，和百年前梁启超所面临的时代一样，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与机遇。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很大程度上面临的依然还是老问题：中国如何现代化，中国向何处走？一什么样的生活才叫有尊严，什么样的国家才是富强的？这些，都没有超出梁启超留给我们的政治文化遗产范围。龙应台就曾经颇动感情地写道：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沉浮，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
也许，像我这样动辄谈论“百年如何如何”“时代如何如何”是矫情与空洞的。但对于我个人来说，梁启超就像一个知识分子的标杆一般，实实在在地促使我去内省，反求诸己。在读《梁启超传》时，我常常想起殷海光的一段话。在《中国文化展望》中，殷海光这样写道：“当着‘众安混浊’的时候，梁启超‘独否’——他不安于混浊。一群鱼在混水里待久了，它们不觉得水是混的。同样，一群人在混浊的空气里呼吸久了，他们不觉得空气是混浊的。唯有清醒的心灵和锐敏感觉的人才能觉察一个时代和地方的混浊。梁启超就是这种人。梁启超不仅是有清醒的心灵和敏锐的感觉而已，他并且主动地与混浊的时代为‘敌’。这种知识分子，除了有真知灼见以外，还有不盲从附和及特立独行的气概。这种人现在到哪里去了。”
是啊，这种人现在到哪里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