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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口述自传经典读后感10篇

2022-04-07 03:33:57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张发奎口述自传经典读后感10篇

  《张发奎口述自传》是一本由张发奎著作,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43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张发奎口述自传》读后感(一):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喧嚣声中正好在读这本书

  我也是很喜欢这句话:“三次所谓长沙大捷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他们志不在韶关,他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思路一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纪念抗战胜利仅仅是纪念胜利,回忆那为数不多的惨胜?多纪念下自己的落后与无能同样重要啊,否则肯定会在哪里栽跟斗。

  《张发奎口述自传》读后感(二):就隐晦地说一句被删掉的内容

  关于广州起义的回忆,删去了4段,没有使用省略号,因此是故意不想给读者知道。

  其它删去的关键内容包括最后一章的一大节,提到张发奎老爹的坟被挖掉了。该章还涉及对黄绍竑私生活的评价。剩下的被删内容较零碎。

  2016年读过杨天石的某文集(名字忘了),知道杨先生多年前获赠本书的胶片,他译了老张谈南昌起义的一段历史。其实“张发奎自传”的原稿是一问一答的访问记录,胶片留存了夏莲瑛的提问及张发奎回答的态度等细节,但现在的出版本却因技术原因删掉了。我发现这是不妥当,因为这样会丢失部分细节信息。比如张发奎提到蔡廷锴打电话放粗口骂人的那段,张在回忆时态度轻蔑,很可能是嘲笑蔡廷锴的粤西腔广东话不标准,而这个内容在大陆版和香港版都没有。另外,删去提问也使得部分行文突兀。

  《张发奎口述自传》读后感(三):张发奎说的是对的

  张发奎曾经说过:“三次所谓长沙大捷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他们志不在韶关,他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思路一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问题。”【《张发奎口述自传》,P267】

  作为昔日的北伐名将,张发奎的这一判断无疑是切中肯綮的,所不同的只是“大捷”在宣传上的重要意义,以及在作战中对于日军的打击程度。

  按照中日军队实力对比,从军事上而言,三次长沙会战乃是一平(国军伤亡4万,日军伤亡1万)、一负(国军伤亡6万,日军伤亡1万)、一胜(国军伤亡3万,日军伤亡1万),只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都在宣传中取得了胜利。双方伤亡结果为本人细致研究、分析所得,还算比较靠谱吧。

  薛岳之所以为薛岳,并不仅仅在于他确保了长沙的安全(1944年以前日军也不是很想占据长沙,若是志在必得,则势必加大兵力以确保占领),主要的正在于他使用苦心孤诣的“天炉战法”重创了日军,严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大长了国人的志气以及抗战必胜的信心。

  《张发奎口述自传》读后感(四):无愧于心

  十分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曾经启动了中国口述历史的若干项目,这才使我们今天得以看到包括胡适李宗仁张学良等在内的珍贵的口述历史的资料,不管最后是否整理完整公开出版,其涉及到惠及到的人物和历史毕竟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了关注,通过各种渠道留存了下来。这本张发奎口述自传也是其中之一。

  在国民党内部,张发奎不是最后时刻站在蒋身边的人物,虽然他在溃败前夕担任了陆军总司令之职。对于一个锻造了赫赫声名的铁军的军官来讲,他的军事指挥能力作战能力值得肯定,不仅其麾下将士对其甚为尊重,百姓群众也多对其部队爱戴有加。其中原因不外乎张发奎治军有方,军纪严明,以身作则。

  但是,这样一位很早就成为高级将领的军人,后期却并未被足够重用,或者说总是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其原因,又不外乎是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张发奎不仅不是黄埔系出身,话说黄埔系后来堪当大任的都是他的小字辈了,也不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更要命的是他曾经明确表示对汪精卫的效忠,在宁汉分裂等等时期都公开站在反蒋一方。一方面,蒋介石不是个嗜杀成性的人,对于异己常能善加利用,冯玉祥、白崇禧、张学良哪个没让他气死恨死,但都得到他的或任用或宽释。张发奎也是一样,虽然不致飞黄腾达,但一直活跃在部队,谁也不能忽视他的存在;另一方面,蒋又是疑心戒心很重的人,他不信任的人他是非常警惕的,内外也绝对亲疏有别,所以他对待自己嫡系的中央军和其他地方部队的态度截然不同,装备配给后勤都可看出差别。张发奎所在的历任部队都不是蒋的心腹部队。

  看自传类材料,当然要特别注意作者会有意识无意识地美化自己,至少不会特别提及自己有错误的事情。读本书也当有此思考。但总体来看,我更倾向于相信其描述,对人的评价可以在多方了解后再下结论,但对事件的回忆大体都是可信的。因为他虽然只是一介武夫,自己也明白做不来政治家,但他胸怀坦荡,能够直面自己的看法,不会曲意逢迎,不说假话违心话。这样的性格铸就了他的成就,也造成了他停留在最后的位置上。然而,这并不是遗憾,一个人改变不了大局,就算他到了与陈诚比肩的位置也改变不了历史的走向,最后的结局也未见得更好。现在,起码他的晚年是平稳幸福的,也算善终。

  《张发奎口述自传》读后感(五):《张发奎口述自传》节抄

  张发奎是客家人,祖先来自河南中州。清化乡的张氏宗族声称自己系唐朝宰相、始兴伯张九龄的后裔。

  客家女人习惯于维持天足,妇女从不缠足,因为她们经常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读书人的妻子不让丈夫下田劳作,她独自揽下所有的重活,认为书生动手是羞耻的事。书生待在家里,养育孩子。所以客家妇女比男子更为强健,因为妇女下田劳动,而有些男子不下田。南方确实是这个传统,还不仅是客家人,我在桂林阳朔的时候,到了下午,男人们三两坐在门口喝茶聊天,街上拉活的拖拉机全是女性在驾驶。

  客家人对初生女婴漠然置之。倘若一连生下三个女婴,第三个女婴就会被溺死。也不是只有穷人家才这么做?富人生了女儿又生女儿时,父母会埋怨姐姐拖来一个妹妹,为何不拖个弟弟来。溺毙第三个女婴后,他们期望下一胎是男婴,因为女婴会畏难却步。所以溺婴的动机并非经济困难。客家人不管家中人口多少,从来不会溺毙男婴。

  还有一 奇怪的风俗叫“过三胎”——在贫寒的农户尚未诞下男婴时就把女孩送进门,等对方诞下男孩与之成婚。倘若亲家头一胎生女,婚事就告吹了。于是人们就等候第二胎,如果第二胎仍然是女孩,人们就再度等待。以三胎为限,设若第三胎仍是女婴,这户穷人就让女孩再嫁另一户,借此赚一笔钱;但若第三胎是男婴,不管男女双方年龄相差多大,是一定要成婚的。有时,男比女小十几岁,甚至小二十多岁。在这种个案,女孩从男孩诞生起就充任他的保姆。男方家庭之所以愿意要童养媳,也有怕家道万一中落,孩子找不到老婆。

  省政府为振兴实业训练技工所设的增步习艺所招收徒工,张发奎去报名被录取了。同期还有两个学徒,一个叫陈策,另个叫刘沛泉。陈策与张发奎学习织布与染色。首先学清洗与漂白棉纱,刘沛泉学习陶器制作。若干年后,人们说,这三人代表了陆海空军——陈策在海军(历任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军委会海军军令处处长),刘沛泉在云南空军。正是乱世出英雄,一个习艺所就可以出三将军。

  张发奎离家读书,有与父亲赌气的成分,时常搞的一文不名,又不敢回家。但又绝处逢生,是这人还是比较机巧的。能随遇而安。其母爱子但不敢言。最终忍痛长逝。后张稍有能力,希望其弟也能出来,费用由其负担。但其父不同意。

  上学的时候也学人搞起义,以演习名义申请枪支弹药,结果军械库恰好无存货,诸人事情做不成,仓皇跑了。

  薛岳原先叫薛仰岳,他和林直勉、梁树熊、谭惠泉等人在广州湾(今湛江)被法租界当局拘捕。法国巡捕鞫询姓名时,薛仰岳漏报仰字,此后就成了薛岳。

  入伍粤军,张发奎详细介绍了各级军官如何克扣军饷,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吃的什么。张发奎说部队一日两餐,上午九时与下午四时。每个班任命一名伙夫,每天清晨,连部的上士出去采购,伴随着三个戴着红色“购粮班长”袖标的值日班长以及三个值日伙夫,这是为了防止上士舞弊。上士与三个值日班长有权挑选食物品种,唯一的限制是买干辣椒必须得到所有士兵的同意。那三个值日伙夫跟着挑运大宗的补给品,其中主要是蔬菜与猪肉,偶尔也买牛肉,它售价比猪肉便宜,因为吃牛肉的人不多。事实上,农村见不到牛肉,只有市镇上才有。军队喜欢猪肉,因其富有营养。我们常常买肥肉,它是最廉价的猪肉,也最富有营养,吃了容易强壮,而士兵都是骨瘦如柴。模范团的伙食比粤军好得多,因为那几年物价上涨了许多。当部队奉命驻守某地时,士兵会自己饲养猪与鸡,栽种蔬菜,以改善伙食。一头猪需要几个月才能喂养到百多斤重,然后被屠宰。军人最爱吃鸡,但除了农历新年与节日,是吃不到鸡的,甚至军官也很少吃到鸡。

  陈炯明为“陈老瘾”,他嗜烟十分酷肖他的嗜“俭”。我们都很尊敬他。他的私生活极为严谨,据我所知没有任何恶行,不贪污,憎恶烟赌,也很有学问。

  张发奎对武汉的工人运动印象甚好。武汉是中国拥有大型工厂与大量工人的少数几个城市之一。他也常常见到湖北工人联合会主席向忠发。向忠发日后被批的很不堪,但由此可见人家工作做的还是不错的。

  朱德曾经协助张发奎征聘干部,经过如下:张告诉郭沫若,我需要干部。他与邓演达把朱德介绍给张发奎。郭沫若与朱德是四川同乡。朱德看上去很粗鲁,不像是军校毕业生。他建议张发奎派他去四川征聘优秀干部,我同意了。

  张发奎委任朱德为待命军官团团长,要他训练他聘来的干部。一个多月后他离开武汉去南昌投奔他的云南讲武堂校友朱培德。朱培德当然比朱德年长。这就是后来人们说“朱培德培朱德”的由来。

  世间的事情,就这么简单。

  《张发奎口述自传》读后感(六):从广东到广东·世事弥艰

  不知道该怎样评述《张发奎口述自传》(以下简称《张发奎》)这本书,但是感觉总该为这样的好书写点什么。看过很多中文或新闻人士写的历史书,文采飞扬,但是总感觉缺点什么;也看过许多外文人士翻译的各种著作,总感觉语境渺远,意蕴若有若无。而读完《张发奎》一书竟全无上述憾事,我毫不犹豫的给它打了五星。(定价56元真的是超值。)

  《张发奎》一书的校订可以说是极好的,读遍全书我没发现一个错字。在现在的这样一种出版语境下,对于一本五六百页的书来讲,这是不可想象的。

  全书翻译准确,各种老外的中文名字都“修旧如旧”般的译出,而非专业人士所音译而出的名号。这一点也能从作者的后记中看出作者所下的功夫。

  作为一本回忆录,译者并没有只单纯记录,不论其他。书中所附了大量的注释,这些注释也占据了相当的份量。(对比某些全书连一条注释都没有的回忆录,作为读者就会感到注释的可贵。)通过这些注释,给读者所呈现出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可藉以了解事件的因由;同时这些注释也提供了争议观点,虽不能全,但有渠道了解争议所在,不致盲从。

  此外译者将各类话语予以标出,将删减情况告诉读者,这种做法显然厚道的多。

  这本书的内容着实丰富,自己读书的水平实在不能较好的概括这本书,只择自己感兴趣的一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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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大多数的回忆录一样,开篇先要讲述自己的身世。本书也不例外,张发奎自然也是从他的出生地广东始兴县的一个客家人村庄说起。不过书中没有谈论闻名的“土客矛盾”,只是提及客家村落的贫困以及溺婴等习俗。

  “任何老师想影响或感化我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很懒,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玩耍。”当读到这里的时候,似乎能从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有多少人在成年后悔不当初,虚度了光阴。

  遭了学校批评,挨了父亲的打。所以,觉累不爱。“父亲不喜欢我”、“不关心我”。其实只不过是父爱深沉,不善于表达。当其母去世后,张发奎提出给其父续弦的时候,其父亲害怕对虐待其兄妹而予以拒绝。当张氏欲前往保定的时候,其父也是卖田举债助儿前行。怎奈贫贱百事哀。

  在省城广州,连找份文职工作“都要寻铺保”;张氏举目无亲, “没有其他赚钱谋生充饥的门路”,于是当兵就自然成行。

  虽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可当兵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这点从张氏早年的经历也可以看出。张氏反反复复当了几次兵,最终才是行伍之身。

  有一首歌中唱道,“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这首歌中所颂者正是北伐中的名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时人称“铁军”。彼时张发奎任四军的军长。就像历代名将成长于戎中那样,张发奎显赫于北伐阵中。

  在张发奎看来,他治下四军的成功的要决就是民主。这一点在书中也是很容易发现。通过军中民主做到上下齐心,如张也得服从剔了“陆军头”。

  有一件事情对张氏其军的口碑影响极大,那就是军队的后勤。像当时其他军阀一样,粤军及后来的国民革命军都存在薪饷的拖欠、“军官薪饷打折扣发放”的情况。张发奎在军中建立了一种制度,使官兵的薪饷的及时发放成为定制。各路军阀所需皆取之于民,兵灾为各朝各代民众所愤恨。张氏的四军在彼一时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后勤,军队有“野战厨房自行煮食”,而不像北方的部队那样“都要求老百姓提供伙食”。“国民革命军仍然强征挑夫……我则从来没有这样做。”部队行进之处较少扰民,因受百姓拥护,箪食壶浆。

  盛名之下,张也坦诚有些群众运动对北伐的支持也非实情,也表示诚湘省农运并不过火;实属难能可贵。

  成名武昌城下,却也奠定了以后的基调。功勋卓越,却忠于汪;即非黄埔,又非保定,终其一生徘徊于嫡庶之间。

  对一个旧时代的军人来讲,没打过日本,你就不好意思说当过兵;无论你是参加过第一次中日战争也好,还是第二次中日战争。不过对于中日战争来讲,国人的叙事往往是一种苦情叙事,其中充满了各种悲情,充满了各种落后就要挨打。

  苦情终归苦情,真相只有一个。

  记得曾经看过的一篇文章有写关于九一八事变东北军的不抵抗问题。张学良自述,“他自己的说法是当时他判断只是小股日军闹事,不想把事情搞大所以不抵抗”。因为没有看到原文,难辨真假,所以不做评论。但是关于一•二八淞沪抗战,张发奎在书中却也有类似的表述,“坦白说,许多人都盘算扩大上海战事”。

  译者在书中的一段小注也颇有价值。“(胡汉民)派刘纪文、陈友仁赴日本见首相犬养毅,要其出兵东北。如此一来.坐镇北京的张学良,势必回师东北。冯、阎……即可直捣南京。同时两广……由衡阳进攻武汉,实行推倒南京政府。”“西南政府见计划不行,再请日首相犬养毅撤兵回日……;哪知被日本少壮派反对,要实行田中奏折计划。犬养要维持撤兵信用用,双方坚持不下,遂被少壮派刺杀。”(p145)。

  抗战期间,三个重要战役张发奎均参与其中,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讲句真话,我从未取得过一次胜利。”“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攻势刚开始,战争就结束了。”

  1945年,张发奎开始负责战后接收广东。“说到国民党贪污问题,真的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我真的拣不出任何干净的层级”。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最终属于那个时代的军人张发奎落脚于广东之侧的香港。

  《张发奎口述自传》读后感(七):挖掘出张发奎潜藏于心的历史秘辛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2013年1月20日第B08版,作者:黄道炫,原题:《挖掘出张发奎潜藏于心的历史秘辛》

  时下屏幕上常常出现一些神话般的抗日剧,剧中中国军队玩弄日军于股掌之中,使战争变得如此轻松、有趣甚至不乏俏皮。难怪有网友要发问,为什么这样一场以大对小的反侵略战争,竟然要打八年。

  其实,真相很简单,尽管常常让人痛苦。抗战时长期担任战区司令长官,对这场战争可谓了如指掌的张发奎晚年回忆明确表示:“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思路一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问题。”(267页)

  抗战时期三次大规模会战:淞沪、武汉和豫湘桂会战,张发奎均亲身参与。淞沪会战时,他和张治中分任右翼、左翼军总司令,全程参与战事,目睹“士气高昂”(171页)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强大炮火下遭受惨痛损失。武汉会战时他是第二兵团总司令,在江西九江、湖北通城一带历经硬战。这两次会战,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均保持绝对的人员优势,两军在前方直接对垒的人数比例基本保持在五比一左右,以此稍稍弥补双方武器、训练、战斗意志等方面的差距。即便如此,中国也无法阻挡日军的攻势,只能依靠广土众民,依靠正面的持续抵抗及敌后的广泛游击战,依靠国际间尤其是日、苏、美的相互制约,逐渐把日军的强大攻势化解于无形。

  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战争受多种因素影响,战争胜败不可唯武器论,这自然是至理名言;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战争终究是实力的较量,枪杆子在战场上最有发言权。在考察战争时,不研究兵力对比,不追问武器良窳,同样无法真正了解一场战争的底蕴。只有经历过战争洗礼,对后世、对历史抱着一种负责的任态度,当然还有渴求历史真相的访谈者的努力追索,才会得到本文一开始张发奎那样的结论。

  张发奎、蔡廷锴这段往还,可以清楚显示民国年间一些政客或军人,为人处事的基本手段:处处留情,不把事做绝,这是当年生存的不二法门。它也提醒我们:看人读史,切切不可仅仅看到别人想让你看到的部分,不管是什么人、什么事,都是如此。

  作为一部由哥伦比亚大学专业人士所做的访谈回忆,《张发奎口述自传》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留下不少关于军队组织、供应的记载,通过这些记载,可以更加准确认知当年的军队乃至政治、社会状况,这是这本回忆录独具特色之处。

  张发奎长期供职粤军,历经多个层级,对粤军状况可谓了如指掌。他详细讲述了粤军的征募、训练、薪饷、伙食、衣着、武器、奖惩、通讯、情报、补给等方面的状况,有趣的是,他提到,当年“当部队奉命驻守某地时,士兵会自己饲养猪与鸡,栽种蔬菜,以改善伙食”(18页),看来部队自力更生在中国也是其来有自。当然,他也没有讳言:“每当商人们告诉我们,他们想设立一些番摊(赌桌)或烟榻,允诺每月缴付一笔贡金,我就答应了。用这一方法,我赚了一大笔钱。”(41页)坐地分肥,这就是当年军人的常态。

  成为国军后,张发奎从旅长做到国民党临败退前的陆军总司令,风雨沧桑二十多年。对每个时期国军的状况,张发奎都有回忆,他回忆北伐时期,“民众为我们当挑夫、当侦探、抬伤员。烧水煮粥,也帮助我们破坏铁路。有时他们收取酬劳,但有时也会自愿提供服务”(59页)。这样的状况,历史研究者常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对抗战时期后勤供应的回忆,尤具意味。

  抗战爆发后,中国不仅军事上受到强大压迫,后勤系统要维持庞大的战争机器运转,也相当艰难。张发奎提到:“士兵每月有两元医药费,但随着通货膨胀加剧,几乎买不到什么东西。有时冬天过去棉衣还没有运到,士兵只好挨冻。随着战事的持续,士兵们的情况无疑日益恶化。”(228页)1941年,鉴于粮价飞涨,军粮购办困难,国民政府推行田赋征实,即将原来的货币纳税改为农产实物交税。这一改变,张发奎认为最大的成效就是避免了军队与民众的冲突。因为“部队的食米供应方面,由中央向各省规定每年应征粮的总数,各省主席再将征粮数摊派到属下各县,然后保长告诉民众把应缴粮食送到县政府,由县府报给行政专员,后者依次呈报省政府。省政府交给我一张全省各县的征粮统计单,我将食米定量分派给军级单位”(236页)。军粮供应,由军队和地方政府接洽,军队不再和民众直接发生关系,避免了军民关系因此恶化。

  作为读者,对张发奎所述这样一种制度的改变特别注意,是因为当今的普通读者乃至史学研究者,对当年许多制度的演变及其后包含的意义,缺乏足够了解,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口耳相传的讹论长期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很少有人能够耐心对当年实际运作的状况做细致入微的考察。作为一个口述访谈,能够花这么多的篇幅谈论这些话题,足可见访谈者的精心、关怀和训练,而张发奎作为一个相对单纯的军人,其回忆也颇具参考价值,值得阅读者认真对待。

  一部访谈不可能涵盖一切,能够在访谈中尽可能挖掘出访谈对象潜藏于心中的历史秘辛,已经难能可贵。这部访谈面对历史的态度,可以部分纠正笔者已经形成的对回忆录深刻疑虑的偏见。在诸多自吹自擂的回忆录的汪洋大海中,这部回忆录告诉我们,毕竟,回忆录也还是可以这样写的。尽管,没有也不可能有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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