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汉先生》读后感10篇
《普汉先生》是一本由约翰·菲利普斯·马宽德著作，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80元，页数：4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关于《普汉先生》这本书，并没有描述过多的爱恨情仇，每个人的爱似乎都有一种隐忍的克制，纵使在普汉与艾文刚刚陷入热恋期，作者笔下的欲言又止也让我对他们的感情怀有一丝悲剧的感伤。
《普汉先生》读来会有那么些许无聊，这份无聊不在于作者或译者的文笔，而在于描述的事件及背景。作者花费大量的笔墨来描写普汉先生的生活，普汉先生的成长，以及哈佛的校友文化，而这一切对于我来说又是那么的陌生。或许这种陌生也是作为平民阶层的艾文所感受到的吧，他们注定无法相守。
优秀的作品总是见微知著，普汉先生的成长、婚恋、具体而略显琐碎的婚后生活，似乎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缩影。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想摆脱自己所在阶层的影响，追寻一个全新的自我，但正如书中所说:或许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指针指向他要走的路，而他并不知道。
《普汉先生》读后感(二)：关于张爱玲的另一种传奇——我们如何面对。
说实话，我是不喜欢张爱玲的，作品在高中看完后，就扔在了一边。李泽厚说过以前的文学史不关注张爱玲，是政治，现在的人过于热炒张爱玲，是另一种政治。
张爱玲的“出土”，抛开夏志清的文学史在学界的影响，其实这股“热”能够在大陆能够生根发芽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老上海”重回我们普通人的视野，作为“十里洋场”风光的见证人与书写者，张爱玲的作品自然被抬到了神龛，接受各色人等的朝拜。张爱玲的传奇身世、凄绝爱情、乃至神情作态，更是为众多小资大资所推崇。
但，且住，我不客气地说一句，张爱玲，就有哪么好嘛？
抛除张爱玲的所有外在符号，去细读张爱玲的作品，说实话，好的作品顶多一两篇。先谈她的散文，她那些被人郎朗上口的名言警句都是些断句残篇似的散文，行文矫情，只是浅薄地搔着一些人情感的低潮点，根本没有深入到情致深处。有人认为张爱玲的文字中国现代文学排第二位，仅次于鲁迅，这句话说出口，我只觉得，且不说周作人沈从文排什么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张爱玲对文字的排遣能力和推敲在还不如朱自清。
张爱玲的小说，好吧，终于说到小说了，我真心不知道她的所谓的那些好的小说好在哪儿。我不想从是否接地气是否大题材这些要被人骂死的角度去评价（其实从这个角度，萧红要秒杀张爱玲的，当然，既然家国大事不管女性，女的也不该写，那就不谈萧红。）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写女性，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其中幽婉曲折，我不知道张爱玲早期的哪一篇作品比得上，如果你说《沉香屑第一炉香》，那我无话可说。
张爱玲非常善于讲故事，用传统的叙事者，穿插着的确独到的细腻心理描写，加上不时冒出的妙喻，如果这招使用得当，她的小说就会写得不错，但不幸，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水平线以下。原因在于她根本不能恰当地处理这其中的比例，这就是我们会经常如前所述在她的散文中妙喻佳句频出的原因，她无处安置这些妙喻佳句，只得把它们放到了散文中。不过可惜，即使在散文里，借用孔子的话“文胜质则史”，所以她的散文看着热闹一片，其实喧嚣过后，看过就是看过。与之相比，周氏兄弟的余味无穷，天壤之别。
写了这么多，终于要谈到这部小说了。
我还能说什么了，推荐看看这部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张爱玲的好，也不是好得那么纯粹，用苏友贞的文章就是《张爱玲怕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8257053/
我是真心希望张迷和非张迷，认真看完这部小说。
对我而言，这部小说让我对张爱玲进一步祛魅。
又及，小说翻译不错，那时的美国，梦还有。
《普汉先生》读后感(三)：仿袭？张爱玲的创造力——谈《半生缘》与《普汉先生》
1949年，张爱玲平静地迎接了时代的巨变。是年7月，《亦报》找她写连载，她欣然应允，开始写《十八春》。写长篇，对当时的张爱玲来说，是个挑战。第一，那是她第一次写长篇，没有经验；第二，她需要向时代靠拢，向政府表明立场，她的那些传奇的弄堂的故事，显然与红色风潮不符。（张爱玲给了《十八春》中的人物一个革命的结局，多少年后，她对这个结局很不满意，改了改，《十八春》变成了《半生缘》。）时事而逼，她必须写。怎么写，成了问题。张爱玲想到了借鉴。对比《普汉先生》和《半生缘》很有意思。从文风看，张爱玲短篇小说的文风，走的是华丽风。但到了《半生缘》，她的文笔忽然转变成淡雅，这一点与《普汉先生》淡淡的忧伤不谋而合；其次，两书的结构十分相似。《普汉先生》中是波士顿和纽约的双城记，《半生缘》中，则是南京和上海。人物关系的设置，更是惊人雷同。普汉对应世钧，玛文对应曼桢，凯对应翠芝，比尔对应叔惠。场景和情节的设计也有许多重复。还有细节，比如狗，比如煤气味道，比如行李箱，等等。最令人咋舌的是“金句”。张爱玲《半生缘》中那一句荡气回肠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竟也是直接从《普汉先生》中翻译过来的。由此可见，尽管是连载，张爱玲《十八春》，是写之前就已经成竹在胸，故事大概已经了然。
那么作为华语文坛功力最深的女作家，张爱玲的自我发挥在哪儿？她的创造力在哪儿？她是如何把美国小说，改造成了轰动上海的言情经典？空间、人物的改动自不必说，毕竟张爱玲需要讲一个中国故事。就技术层面来说，第一，她变动叙事的角度——《普汉先生》是第一人称叙事，《半生缘》是第三人称。而用第三人称写，也一直是张爱玲最拿手的；第二，加情节。《半生缘》中，曼桢姐姐曼璐，隐隐对应《普汉先生》中普汉的妹妹玛丽，但又有位移，亲戚关系变了。而曼璐丈夫的形象，则是上海式的，张爱玲创造的。曼桢被阁楼里的一段，也显然是融合了张爱玲早年被父亲关在阁楼的亲身体验——张爱玲常常不放过任何一个写作资源。就情感浓度来说，《普汉先生》更淡雅，《半生缘》更苍凉怨念，更像是一个“苍凉的手势”。对于《普汉先生》的仿袭，张爱玲自己也不否认。在一封写给宋淇的信中，她提到《半生缘》其实是根据美国作家马宽德的《普汉先生》一书所改写的。事实上，从后面的创作来看，中短篇小说，才是最适合张爱玲的文体样式。长篇太长了，需要太多的精力和高屋建瓴的架构，更像个体力活儿。长篇不一定要求文笔的精致，但一定要磅礴有力，文气充沛。张爱玲后来的长篇小说，比如《小团圆》，更像是小片段的连缀，缺少了一种一以贯之的气韵，比全盛时期的《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差了一截儿。比晚期的短篇力作《色戒》，也少了一种言少意长的概括力。
独独一部《半生缘》，一出手就是经典，其中张爱玲本身的写作魅力自不必言，但终究也是该感谢《普汉先生》这样一部小作品。张爱玲对马宽德很尊重。她流落香港时，普利策奖得主马宽德正如日中天，他们在香港有过一面之缘。前香港美新处处长麦卡锡在高全对他的访问录中提到：“那一年，在美国颇负盛名，曾得普利兹小说奖的马宽德访港，我负责招待。是个星期日，我请他与爱玲吃中饭。爱玲盛装引起马宽德的好奇与兴趣。他偷偷问我为何张爱玲的脚趾头涂着绿彩。我问爱玲，她一时颇受窘，说是外用药膏。我交《秧歌》给马宽德，请他评鉴。他说应酬多，大概没工夫看。当晚下大雨，他就在香港半岛酒店里读完。次晨打电话来，我刚好不在家。他告诉我太太：‘我肯定这是一流作品。’他带了这两章返美，帮助推介，使《秧歌》在美国出版。”这世间的事就是如此有趣，曲曲折折的缘分，好像上天安排好了似的。现在《普汉先生》中译本有了。虽然是本小书，但对照着《半生缘》看，读起来也饶有兴致。喜欢张爱玲的朋友们，不妨随便翻翻。
《普汉先生》读后感(四)：阅读《半生缘》与《普汉先生》
张爱玲的《半生缘》确实借鉴了《普汉先生》中的情节设置。世均之于普汉，玛文之于曼桢，比尔之于叔慧，凯之于翠芝。普汉家在波士顿，父母总刻意安排凯在家吃饭撮合她和普汉，而普汉在纽约自己的工作中，总是与比尔和玛文，三人一起吃饭；乔伊已经和凯订婚，只因为见到了比尔，在游玩时和比尔的一次晚归，凯立刻决定解除婚约，乔伊马上找到另一个女孩，很快结婚；普汉因为父亲突然去世，回到波士顿，邀请玛文和比尔去玩，借机让家人接受玛文，但又很谨慎的没有公布两人之间的关系；玛文是一个自己养活自己的新式的女孩，她爱上普汉，却随时感觉普汉会离她而去；普汉失去玛文之后的空虚无聊，他觉得在那个时刻，他可以和舞会遇到的任何一个女孩结婚；普汉阴差阳错的娶了凯，他和凯琐碎而忙乱的婚礼，新婚之夜，凯问的问题，不相爱的两个人结婚了，怎么办；多年之后，四个人重新因为一场哈佛25周年同学聚会相遇，比尔这时候已经离婚，一边是普汉与玛文的约会，同时也是比尔与凯的碰面，两者在时间上交织在一起；当然还有最后那句著名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情节上的相同几乎不用细心论证，可以肯定，《普汉先生》一定为张爱玲创作《半生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故事框架。
更有趣的可能不是情节，而是细节，张爱玲对细节非常注意，精致而意味深长的细节是张爱玲小说成功的关键。其实故事梗概的借鉴并不能说明什么，真正能说明《普汉先生》对《半生缘》影响的是细节。玛文追问普汉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她的；玛文在普汉纽约回波士顿的前夜，特别为普汉收拾行李；普汉在玛文家看到玛文的书，心中想的是这些书是属于自己的；普汉从波士顿回来，到了和比尔与玛文的办公室，一心希望着比尔不在，只有玛文在，自己可以告诉她对她的感情；凯去参加晚宴，忘记自己的皮包，指使普汉上楼去拿；凯发现当年玛文写给普汉的情书，用嘲笑的口吻念出来。林林总总，你总能读到相似的细节、相似的感觉。
因为情节和细节上有蓝本，《半生缘》就更像两种叙述的综合体。前一部分是《普汉先生》提供的故事框架，中间因为曼璐的一场阴谋，世均和曼桢的爱情变成意外断裂的悲剧。普汉和玛文的错过更像生活本身的逻辑，因为出身、家境、个人选择，世均和曼桢之间何尝没有出身问题，但最终起到决定力量的还是曼璐设计的突发事件。这总让《半生缘》显得传奇化，太多的巧合。世均的父亲偏偏是曼璐的熟客，这已经巧合，祝鸿才可以把曼桢囚禁在别墅里一年多，这更是显得不可思议。如此不可抗拒的外力，强拆散了一对相爱的男女，谁说张爱玲只写千疮百孔的感情，这样的分离，总能获得些许唏嘘，隐藏在背后的台词，往往是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遗憾。
杨绛曾经跟钱钟书玩笑说，如果《围城》让方鸿渐和唐晓芙终成眷属，再让他们逐渐平淡到分离，更能凸显“围城”的含义。杨绛的思路若真能被张爱玲写出来，世均和曼桢最后因为平淡而陌路，可能更能凸显“苍凉”的本色。因此，《半生缘》起码不是一个悲凉的故事，它比不上《花凋》，巧合冲淡了它无奈的底色。其实《普汉先生》也没有悲剧的意味，普汉和玛文的感情更像是生命的调味剂，玛文放弃不了对物质的渴望，普汉也离不开生来环境的惯性，多年之后，他们的重逢何尝不是中产生活贫乏后的一点感情波澜，“回不去”的话，惫懒多于遗憾，如果再有机会选择，他们也不会改变。
张爱玲研究现在有两个误区。一个是历史化。张爱玲独特的历史态度是她被发掘的原因，她确实能体现出一种和现代文学主流叙述不同的历史观，但不意味着她能替代主流。她的独特是主流最好的补充和反思，但若我们一直过分强调，甚至于想把她塑造成另一种主流时，我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扼杀了她的独特。“张粉”很多，我不是，但我喜欢读张爱玲，把她放到恰当的地位就好，看到她的优势和弱点，比一味把她塑造成为“偶像”要明智的多。很多人不是被棒杀的，“捧杀”也很可怕。张爱玲不喜欢背负太多东西，后人又何必借喜欢的名义非得将她不属于，可能也不在乎的东西给她呢？有时候，喜欢太执着，反而会负累。
另一个是“流言化”。看了《小团圆》、《雷峰塔》、《易经》、《异乡记》和最近很多的评论，包括有关资料的发掘，觉得张爱玲研究现在越来越“话题”化。说得好听是大量生平资料的发掘，其实有些看来真的就是“八卦”集锦的学术化。我想如果针对这个现象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从“传奇”到“流言”》。作家可怜，一旦成了名人，所有细琐的私事都被拿来消费，想到鲁迅对死后的担心，想到郁达夫说起自己卖日记、书信时的“文丐”心情，就觉得郑小谷那句“最无赖事惟谋食，大有为者不著书”说得切题。张爱玲不想把自己这份手稿发表出来，可能正出于这份担心。只是斯人已去，发不发表，已经不是本人完全做主，身边的亲戚、朋友怎样处置，又能收到哪些有形无形的利益，这些官司已经打不清楚，感慨人世间白云苍狗，谁又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是这些手稿看得人伤心，一个女作家真的只能在自叙传中拼命咀嚼渣滓了。不管写得如何精细，如何惊世骇俗，但总斤斤计较于周一径三，刻薄嘲讽身边一切的人，多少让人担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半生缘》多少挣脱了张爱玲自己经历的束缚，虽然不完全。作家自己的做地为牢就算了，评论家再参杂其中使出浑身解数的索引、考证，将所有人物对号入座，将八卦关系讲得津津有味，更让人觉得如蝇在耳。
．S拉杂写了这么多，最后想说的是自己阅读的最切身的感受。抛开一切意识形态的问题，单说读《半生缘》和《普汉先生》最基本的反应。《半生缘》是真心觉得好，有些地方读得非常得意，字句表达、细节掌控都好，张爱玲的好，真是要慢慢咀嚼的。《普汉先生》却难沉浸些，也许是美国作家的表达到底隔阂，很多地方读得很是困倦，没办法。
《普汉先生》读后感(五)：我们为什么要结婚
“我们为什么要结婚？"这是婚后大部分的人都会在心里这么问自己的。
《普汉先生》是一部启发张爱玲写出《半生缘》的小说，可直到现在我都没有看过《半生缘》的书，记得上初一那会儿，由小说改编的《半生缘》电视剧，是林心如主演的，在同学之间总是议论着，感慨曼桢的凄惨命运，憎恨曼璐的自私狠毒，讨厌世钧的犹豫不决。当时的我们只有十二三岁，只看到表面的情感，却不理解他们内心的挣扎，爱情与婚姻，美好又怎样，也会在哪天破裂的无法收场。
《普汉先生》是马宽德的作品，一部感伤的美国上流社会婚恋挽歌，与《半生缘》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都可以为自己做主，并非逼迫。
普汉先生与凯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是在一个舞会，有人有意撮合他们俩，可在普汉心里“她不是我想要的，我不可能会娶她。”
普汉先生与凯相恋的时刻，都同时是孤独的人，同时被爱情所抛弃的人。
或者正如凯对普汉先生所问的那句：“哈里（指普汉先生），你觉得我们是爱着对方吗——或者说试着去爱？”
我喜欢凯的这种表达方式，有什么说什么，从不去担心害怕，这样坦荡一点更好。
还有段对话，能够清晰的表明他们俩的共同点。
凯说：“空气像这样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变得明亮而安静，就像是一个阶段和一个阶段。”
普汉先生说：“没错，会觉得某种东西结束了。”
“哈里（指普汉先生），我们俩都不快乐，是吗？”
“你为什么这样问？我做错了什么吗？”
“跟我们做什么没有关系，可如果你不快乐，可以告诉另一个不快乐的人。发现有另一个不快乐的人感觉很好。我就是这个意思。”
凯说：“我应该矜持一点，我不应该整天在你眼前晃，我因该再找个好男人，否则我就太明显了。你觉得我因该再找个好男人吗？”
“不用。”普汉先生回答
“你想要我整天在你眼前晃吗？”
“是的，我喜欢这样。”
看，多浪漫的对话，至少我觉得这很浪漫。
普汉先生与凯结婚后的那天晚上，凯对普汉说：
“哈里（指普汉先生），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彼此相爱。”
“什么？”
“我不确定，如果我们以为彼此相爱却实际上并非如此，是不是很可怕？我的意思是——要是我们只是因为应该结婚而结婚。”
她想的正是我想的，而她并不害怕说出来。普汉这样想着。
“凯，也许所有人都这个样，也许千百万的人都这样，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凯。”
“亲爱的，我不想犯傻——但我觉得所有的女孩都很傻。”
“不，你不傻。”
“只要你在这儿就好，你不会离开我，是吗？”
普汉先生与凯结婚后的日子，如全天下大部分的婚姻生活一样，每天都和柴米油盐打交道，每天谈话中，都涉及到账单和钱，每天都被那些没有长大的孩子苦恼，推卸各自的责任，甚至为极小的事情吵架，却又在别人面前隐瞒吵架的事实，而书中多次提到一句话“我真不明白，我们当初为什么而结婚？”他们双方都提到这句话。
当朋友问起普汉先生来：“你幸福吗？”
“是的，我们很幸福。”
听起来很搞笑。至少我觉得很搞笑。
凯说：“这世上没有人会是幸福的。”
普汉先生说：“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很幸福。”
普汉先生一直爱着另一个女人玛文，总觉得自己可以放下，可提起来时，又有千丝万缕的挂念；凯也如此，挂念着另一个男人比尔，可最后的结果，都是同样的，他们都深深的体会到“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珍惜能够陪自己走完下辈子的眼前人，才是最重要的事实。
书中说：青春，所有人都努力要保持青春，归根结底，是一个混乱而可怕的阶段，有一个部分会纠缠着你，就像一件你再也不会穿又不能扔掉的旧衣服。青春就是如此，你总会在壁橱的角落里遇见它，要是遇见了有时候会一阵刺痛。你不得不把它清理掉，越过它。毕竟，家庭是最重要的。我想起一句埃德加·格斯特的诗“在一个房子里拉屎才能把它变成一个家。”
回到开头的那句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结婚？"
可能有人这么回答：我们的年龄到了该结婚的时期；
也有人这么回答：我们结婚了，父母就会安心，不会总是为儿女这些事情操心；
也有人这么回答：先结婚，后谈恋爱，对各方有个保障；
也有人这么回答：我们的爱情成熟了，结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也有人这么回答：我想有个安稳的家，有个我们的孩子；
……
或许还有人这么回答：不就是结个婚嘛，需要考虑那么多理由吗？
我可以说，你这是不负责任吗？
当然，有些事情，不必去追究什么理由，正如那句最浪漫最霸道的告白“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可我找不到喜欢你的理由。”
一千个人就会得到一千种不同的答案，正如爱情里是否甜蜜，只有两个人心里最清楚，而婚姻是否幸福，则不单单取决于两个人，而是两个庞大的家庭。不管是什么样的回答，婚前的人和婚后的人都有不同的感触，而婚前的人考虑很简单，认为很多事情都可以对付，而婚后的人则不是这样简单的想法，尽管到最后还是要对付，还是要买单。
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也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延续。可我却认为爱情是浪漫的，而婚姻是现实的，在现实中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真正的懂得爱情，或是看透了婚姻。而至于婚姻是爱情的延续也好，或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也罢，那只不过是当事人的体会而已。
我想起来今年佟大为主演的电视剧《想明白了在结婚》，这大概是结婚前和结婚后人士必追的一部电视剧，纠结的情感与婚后的矛盾，最现实的写照。不管怎么样，想明白了，再结婚，遇事三分想，人生更敞亮嘛！
而有多少人能想明白呢？连宋丹丹都说自己活半辈子了才活明白。
好了，不多说，毕竟我是个未婚人，无权利说婚后的事情，自个的生活还需要自个过，你说是不？
亲爱的，人生的路上很长，一定要找个有趣的人哦！
——夏末
《普汉先生》读后感(六)：转——张爱玲怕谁 苏友贞
张爱玲怕谁？
苏友贞
张爱玲没有所谓“影响的焦虑”。她谁也不怕地借用与改写她认为可用的素材，不管是西方的，中国的，经典的，通俗的，古典的，现代的，甚至是她同时代并相识的作者。
王德威在《落地的麦子不死》一文中描绘了张爱玲对六十至九十年代华文作家持久且无所不在的影响，并探讨这些“张派”作家如何在这影响力的笼罩下各寻出路的境况。其实这弥漫了华文文坛的“影响的焦虑”也伸展到了这个影响议题的另一个端头，那就是张爱玲受西方文学影响的问题。随着张爱玲传奇的日渐神话化，这类张爱玲与西方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几乎呈现了一意认同“张风压倒西风”的倾向，太多这类的研究最终都以唯诺的“张爱玲的作品超过西作”或是“张爱玲青出于蓝把一部西方作品彻底的中国化”等等笼统的概约之语作结。除了吐尽对张的迷恋之情，与加深张爱玲神话的长影之外，对了解张爱玲的作品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助益。王德威在《落》文的结尾曾以一句大声的“谁怕张爱玲！”作为张派作家企图出走的独立宣言，在研讨张爱玲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时，也许我们也可以套用一句类似的“张爱玲怕谁？”来把这类的比较工作拉回到“如何异同”的客观分析，而逃离计较“孰优孰劣”的悬念与焦虑。
“文学影响”本就是一个十分棘手的文学议题。不论从作者生平或是从作品本身的对照中所引导出的因果关系，都难不陷入牵强附会的泥沼。而这危险的构思滑坡在张爱玲研究上更附加上了额外的包袱。由于她避世的生活态度，使得她的生平资料稀少无比，珍贵到了凡是与她有一面之缘、一句交谈、一封书信往来的人都俨然成了某种权威，藉此而著书立说者也大有人在。从这只字词组与浮光掠影中所建立起的“张爱玲西方文学作品读书单”，或是由这份读书单所推衍出的文学影响说当然有着极大的局限性。而从文本取向，直接比较张爱玲与西方经典作品的研究却又面对了另一种幽微的心理障碍，这种心理障碍的来源自然就是张爱玲在华文文坛所占有的巨星地位，以及她数量不多的作品。这两种因素使得这项比较工作时时出现明显的判断上的偏颇，或是在选取比较的作品时出现不对称的突兀。
比如说，苦心研究张爱玲的水晶先生曾经仔细的比较过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和詹姆士(Henry James)的《仕女图》(The Portrait of a Lady)。从最浮面的文学背景来看，这样的比拟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龃龉。两部作品在篇幅分量(一为短篇小说，一为长篇小说)与创作的成熟度上(一为张的处女作，一为詹姆士创作全盛时期的作品)都有着极大的差距。当然，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把这两件作品放在一处来读，以阐明张爱玲所受詹姆士的影响。但是说张爱玲这一篇创作痕迹累累的初期作品深受詹姆士影响是一回事，而如夏志清先生那样热切地把张爱玲这篇放诸于詹姆士的那篇之上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牵扯到了个人的品味，是不容易争论得清楚。但是对于我这个同是张迷与詹姆士迷的读者而言，不论多么地崇拜张爱玲，把《第一炉香》放置于《仕女图》之上，是绝对过于牵强与偏心的。《仕女图》是詹姆士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语言与故事里百读不腻的“酣甜”，在东西方的文学中都属少有，张爱玲后期的作品也许有着相近的质地，但这样的文学品质在她的《第一炉香》中是还未出现的。
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原为不同的文学体制，所要求于作者的也是两组不同的创作技巧，所以面对《第一炉香》与《仕女图》这两部体制完全不同的作品时，我们除了说它们有着近似的主题(两者都在描绘天真少女从无邪进入堕落的成人世界的故事)，以及两部作品都是以孤女投靠姑妈为开幕的场景之外，其他的细目对比都难免显现出周旋于外缘的不贴切，或仅只是一些和作品本身并无必然关系的泛泛之论。在张爱玲和詹姆士的作品中，真正值得做一比较阅读的可能是《金锁记》和《华盛顿广场》(Washington Square)。而在詹姆士所有作品中，在精神上和张爱玲最为接近的却可能是《白鸽之翅》(The Wings of the Dove)。
张爱玲和詹姆士其实有着颇为相似的“世故”，使他们对于爱情与金钱之间的冲突倾轧有着独特的兴趣与视野。而他们这冷眼的世故却又和简·奥丝汀(Jane Austen)把金钱写上台面的世故不同，在简·奥丝汀的小说里，每一个角色出场时，叙述者必像京剧里的出场道白一样，告知读者这位角色的年收入有几千镑，这反而有了一种俗世的明亮与喜气。张爱玲和詹姆士却把金钱的力量写到了心理的底层和道德的纤维里，所以显得阴暗恐怖。在这一点上，张爱玲和詹姆士之间的比较阅读还是有它的潜力，虽然詹姆士的幻灭与失望就算沉重，总还闪烁着某种救赎的可能，不像张爱玲的却是彻底的绝灭，只有悲凉。
从张爱玲生平着手研究的人不能确定张爱玲是不是真正读过詹姆士。因为张爱玲自己谈起西方作品，也都是闪烁其辞，没有留下太多确切的证据。照她丈夫赖雅的说法，张爱玲对西方通俗小说的兴趣反而高过经典之作，更常一无忌讳地读所谓的垃圾文学。但是在张爱玲这一贯寡言的习惯中，她却曾直接谈到过一部西方文学作品，并且明明白白地说那是她作品的来源。
在一封写给宋淇的信中，张爱玲提到《半生缘》其实是根据美国作家马宽德(John Marquand)的《普汉先生》(H.P.Pulham,Esquire)一书所改写。莫寄台先生曾于喜玛拉雅基金会第十届会议上提出一篇论文讨论过这两部作品。但是除了莫先生这篇论文之外，在已成一小型企业的张爱玲研究中，《普汉先生》却居然还没有受到太多的注意。这似乎是对张爱玲钜细靡遗的追索研究中的一颗遗珠。这个疏漏不知是否和马宽德在西方文坛的地位有关。也许有人不太能面对张爱玲居然会取材于一个不入流的美国作家的事实。
马宽德虽然算不上是经典作家，但他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却的确风光过，也得到过地位颇高的普利兹文学奖。《普汉先生》也被拍成了电影(中译为《富家子弟的婚姻》)，表示该书曾是一部广被阅读的畅销书。其实就算《普汉先生》只是一部垃圾文学，它也能提供一个研究张爱玲如何化腐朽为神奇的契机。张爱玲素以借用其它文学作品中的“细节”著称，但她的《半生缘》不但在细节上大量地借用了《普汉先生》，更出乎寻常地全本沿用了该书的基本情节与人物。因此这两部长篇小说的比照阅读，提供了一个审察张爱玲在改写过程中的取舍决定，是有助于了解张爱玲的创作过程，并可能在理智的层面解析出《半生缘》这部张爱玲最成熟的作品的文学质地与艺术成就。
《普汉先生》其实算得上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但它的文学质地却和《半生缘》绝然地不同。马宽德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所要描写的是美国上流社会的情感贫血。在事事讲求成规章法的长期捆绑下，上流社会的人已渐与自己的情感疏离。小说以主人翁亨利·普汉(Henry Pulham)的第一人称为叙述观点，记录自己门当户对却欠缺爱情的婚姻，在大学二十五年重会的前夕，忆及他生平唯有的一次爱恋，却因上流社会对婚姻的种种考量而无疾而终。亨利·普汉生长于波士顿的世家，从小就上贵族学校，直到哈佛毕业为止。在大学中，他的社交圈也超不出和他从小上同样学校的上流世家子弟。毕业后，这群人也都相继进入家庭企业，加入相同的乡村俱乐部，娶了圈子里家世相当的女子，从此相互社交，在精神与情感的瘫痪中，终老于这一乏味的人群之内。但在这贫乏的一生中，亨利·普汉却有过一次值得记取的违规，在哈佛大学里他结识了外向聪慧的比尔·京(Bill King)。比尔并非来自波士顿的上流社会，也没进过那些贵族小学及中学。他出身中产阶级，又来自中西部，对东岸上流社会的势利与做作，嗤之以鼻。亨利被比尔对事不同的态度与见解所吸引，两人成为好友。自哈佛大学毕业后，比尔没有家族企业可言，只能就职于纽约一家广告公司，他劝服了亨利放弃继承父亲在金融界的事业，到纽约加入他们自我创业的行列。就在纽约就业期间，他结识了在同一公司里的玛文·麦尔(Marvin Myles)，两人坠入爱河，并论及婚嫁。亨利的父亲却突然去世，他回波士顿奔丧，丧事后又必以长子之身照顾家业，最终没再回到纽约，在波士顿上流社会的生活节奏里，他逐渐掉入了他所熟悉的生活惯性中而与玛文疏离，同时他也意识到，玛文并没有一个能与他论及婚嫁的背景。在三十年代，如玛文这样必须外出就业的职业妇女，是没有太高的社会地位的。及至适婚年龄，亨利就近娶了同为世家的女子凯·迈佛(Kay Matfords)。比尔多次造访波士顿，亦结识了凯，两人隐约产生情愫。即在与亨利婚后，凯似乎仍不能对比尔忘情。玛文最终下嫁亨利在哈佛的另一同学。在哈佛二十五周年的同学会上，亨利与玛文两人不期相遇，往事已矣，而情何以堪。中规中矩的亨利，不胜唏嘘后，习惯性地乖乖回到凯的身边，并庆幸自己并未做出越规之事，而他所看不到的却是自己的妻子与老友，早已旧情复燃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从这简单的勾勒中，我们已可看出，《半生缘》完全承袭了《普汉先生》中这“四角恋爱”的结构。世钧当然就是亨利，玛文是曼桢，比尔是叔惠，凯则是翠芝。而《半生缘》里上海南京两地分离的空间设计，也是依循了原书中纽约与波士顿的蓝图。《半生缘》从《普汉先生》一书中所移植的细节更是不胜枚举，这些细节并有着相当惊人的相似性。有些场景几乎是彻底的照单全收。比如说《半生缘》中写的翠芝和叔惠最初建立情感的一段，是在曼桢与叔惠到南京时，众人一起到清凉山出游的那一次，那时翠芝已与叔惠的老同学一鹏订婚，但翠芝与叔惠两人却在出游的过程中从人群中消失，两人一起迟迟归来，第二天翠芝就与一鹏解除了婚约。这一段是完完全全从《普汉先生》里移植过来的。另外像曼桢和世钧刚刚要好，世钧回南京前，曼桢帮他理行李的一段也是完全整个章节的移植。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而在细节与对话上的雷同，为数就更多了。审查这些例子，可以透露出张爱玲对于某类细节的偏好，比如世钧总在他和翠芝的家中闻到煤气的味道，还有翠芝总是要世钧去溜狗的段，落，都是张爱玲从原书中挑选出的。这些细节和故事无关，全是为了制造故事氛围与象征意义。张爱玲的取此舍彼，自然透露了她在感性上的特质。像气味，就是张爱玲特别钟情的文学材料。
面对这些算是庞大的雷同，作为张迷，当然难免有着某种程度的失望，因为这些布局与细节到底不是张爱玲凭空想出来的。连《半生缘》中最叫人低回的几段对话与描写，竟也都是来自《普汉先生》，这还包括书尾两人重逢那荡气回肠的一句“世钧，我们回不去了”。
以下我捡录几项这样的段落，稍可呈现一下张爱玲“借用”的取向与广度：
一、在《半生缘》一开始的一段：
曼桢曾经问过他，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她的。
二、世钧第一次从南京回来，曼桢急着想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了她好好收过的箱子：
曼桢道：“你母亲好么？家里都好？”世钧道：“都好。”曼桢道：“他们看见你的箱子有没有说什么？”世钧笑道：“没说什么。”曼桢笑道：“没说你理箱子理得好？”世钧笑道：“没有。”
三、世钧第一次了悟到曼桢对他也是有意的
其实他等于已经说了。她也已经听见了。……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像这样觉得心地清楚，好像考试的时候，坐下来一看题目，答案是他知道的，心里是那样地兴奋，而又感到一种异样的平静。
四、世钧一直保留着的一封曼桢的来信，从一本书中滑出，被翠芝捡来读：
世钧，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这些我一向喜爱的《半生缘》里的段落，竟都不是张爱玲的原创。失望之情自是难免。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张爱玲可以把这些来自一部英文小说里的句子，毫无痕迹地铺陈在她绝对是中国情调的小说中，反而该是她才情的另一个脚注了。
对读
这两部小说虽然有这许多相似之处，其最终的结果却是两部截然不同的文学作品。我不太愿意用笼统的中西文学感性来区化两者之间的不同，虽然不同的文化与文学质感可能驱动着这两位作家创作过程中的各样决策，但比较实际的分析，可能还是应该诉诸客观的文学手法，与这些手法的执行，也许这样的取向能使我们比较清楚地看见，相似的题材与故事，如何在两位作家的手中，捏造出了不同的作品。
首先，两部作品的叙事观点是造成不同文学质地的一个重大的因素。《半生缘》用的是一个传统的全能第三者的叙事观点，铺陈出一对男女由相爱到分手的故事，有着章回小说的缓慢与稳重。但是因为在时序上用了倒叙的方法，一开始就讲出了分手的结局，它的趣味就不再是章回小说的悬疑，而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的伤逝基调。而《普汉先生》却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小说的世界因而局促狭小，没有《半生缘》那样的舒展，但这局促狭小的格局却是马宽德所特意要制造的，《普汉先生》的用心所在，并不是在讲一个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它所要描写的是主人翁情感贫血与瘫痪的境况。所以马宽德不仅选取了一个窄小的叙事手法，且刻意用了十分僵硬的语言，以反映主角亨利·普汉的情感状态。而这特意地缩小叙述者视野的文学手法，更在读者与叙述者之间划下了一道知悉上的鸿沟。读者对情况的掌握(如凯与比尔之间的恋情)，早已超过了懵然不觉的亨利，所有繁复的反讽意义，就从这道鸿沟内不断地升起。《普汉先生》用心最深与其文学兴味最浓处，就在于这所谓“不可靠的叙述者”的文学手法的运用。
其次是“女主角”在这两部小说中的不同地位。张爱玲在《半生缘》里要讲的是曼桢的故事，她的第三人称的叙述多半时候是跟随着曼桢的。她的一颦一笑，喜怒哀乐，历尽沧桑的悲惨遭遇，以及几是死而复生的命运转折，都使读者在小说的阅读中，与她在情感上产生了强烈的相连。而在《普汉先生》里，玛文却只是一个影子，像是《伟大的盖滋比》(The Great Gatsby)里隔水的那一盏灯，闪烁着人生中错失过的也许。她的象征意义远超过了她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角色的意义。她象征着亨利呆滞的一生曾经有过的一丁点火花，她也象征着一个未走之路的机会损失。读完《普汉先生》我们仍不认识她，这是作者有意制造的效果。无怪乎同样的一句话，曼桢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时，剧力万钧，天地震动。而玛文声泪俱下地说：“Darling,we can't go back”时，我们只感愕然，甚至还有滑稽的感觉。
当然《半生缘》与《普汉先生》最大的分野还是存在于处理男女主角如何分手的情节。在《普汉先生》里这一段是毫无故事可言的，没有明显的外力阻挠，没有戏剧化的诀别，只有因为主人翁在情感上的无能所造成的慢性的死亡。与这只存于内在的无疾而终成为强烈对比的是，张爱玲在《半生缘》里却为男女主角为何分手，编排下了一个最凄厉的通俗剧(melodrama)的情节：觊觎曼桢的姊夫祝鸿才和姊姊曼璐串通好，诱奸曼桢，又将她强行监禁，后来曼桢怀了祝鸿才的孩子，因不能与孩子割舍的母性驱使，在姊姊曼璐死后，竟下嫁祝鸿才。
从第一次读《半生缘》起，我就对祝鸿才奸污曼桢这一段有着“不忍卒读”之感。年轻时总认为是因为这情节里的不堪与猥琐。及至和《普汉先生》对读后，才想及自己素来的不安，也许并不是来自内容，而是来自故事结构的不平衡。祝鸿才诱奸曼桢这一段是张爱玲附加于《普汉先生》之上的另一个她自己写的故事。所有《半生缘》多出来的角色如曼璐、张豫瑾、祝鸿才等都是为了支撑这一段情节而创造的。我所感到的不安，也许是来自祝鸿才这个角色旋转乾坤的过分比重，也可能是来自两个故事融合时的断层。
司马新先生在论及《半生缘》时曾说曼桢和世钧的分离是一出夸大的戏剧式的故事，和张爱玲在别的小说中惯用的手法大相径庭。他认为张爱玲采用这一手法来分离两个情人非常奇怪，并违背了张爱玲一向的风格。司马新接着用张爱玲自己曾被父亲监禁的亲身经验来解释为这段“奇怪”的情节何以会被采用，他甚至详细地比排了张爱玲的散文《私语》与《半生缘》里的段落，以说明两者来自同一创作冲动。
我却认为祝鸿才这一段情节其实是很典型的张爱玲的故事，张一向对歌特式(Gothic)黑暗的深宅与私密那一类文学感性有着明显的着迷(这也许是可以追溯到她自己被监禁的经验)，也对人性中的畸零与污秽有着独特的兴趣。她写凄厉的故事，可以不留情地写到彻底的绝灭。
司马新先生虽然用作者自身的经验“解释”了这一段“何以”出现，但却似乎暗示这是张爱玲文学执行上的一个缺失。我不能明确地决定祝鸿才这一段是不是《半生缘》的失败之处，因为那一段故事独立来看，是写得极为成功的，只是放在整部小说中，就显得突兀。这可能是来自情节本身的激烈性与突发性，但也可能是来自作者不足的伏笔，或是因这事件中不寻常的暴力和阴暗与小说其它部分的缓慢家常形成了太强烈的冲撞。
在改写《普汉先生》的过程里，张爱玲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直觉告诉她，马宽德所写的那种爱情慢死，精神破产的故事绝不符合中国的文学感性。她必然要加入某种式样的外力，才能成就一个两个情人分手的悲怆故事。这是我们常说的中国文学里只有悲情没有悲剧。在此，悲剧是指亚里斯多德所定义的以悲剧性格缺失(tragic flaw)为先决条件的悲剧。照这定义，悲剧的产生必要和性格的缺失挂钩，全然因外力介入而无辜受苦的只是悲惨的受害者(victim)而不是非剧英雄。在某种层面上而言，马宽德和张爱玲选择了内在与外在两种不同的动力来处理这场爱情不能圆满的结局时，是隐约地循依着这样的线索。标准的希腊悲剧英雄，在中国文学欣赏的感性中，有被谴为“罪有应得”的危险，是不能激起太多悲剧的情操。这是否要追索到中国与西方伦理观的不同，就不是我在此可以讨论得清楚的了。
不过这悲剧与悲情的简单化约，却又不能完全用在张爱玲的作品上。审察张爱玲作品，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张爱玲对完全无辜的可怜受害者是没有太大的兴趣的。所以在《半生缘》里她会安排曼桢最后愿意“自甘堕落”地下嫁给祝鸿才。虽然这样的情节把曼桢的境域写得更为不堪，却把曼桢这个角色从一个被动的受害者提升到了有某种自主权的受苦的人物。如果略去了这一节，而把曼桢写成是从此冰清玉洁，烈士式地为她和世钧有过的爱情守节，那《半生缘》就真有沦落为一个通俗剧的危险，也绝对不是张爱玲的文学视景。曼桢是另一个张爱玲自己所谓的“不彻底的人物”：
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选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悲凉。(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张爱玲没有所谓“影响的焦虑”。她谁也不怕地借用与改写她认为可用的素材，不管是西方的，中国的，经典的，通俗的，古典的，现代的，甚至是她同时代并相识的作者。马宽德和张爱玲有过一面之缘。前香港美新处处长麦卡锡在高全之对他的访问录中提到：
那一年，在美国颇负盛名，曾得普利兹小说奖的马宽德访港，我负责招待。是个星期日，我请他与爱玲吃中饭。爱玲盛装引起马宽德的好奇与兴趣。他偷偷问我为何张爱玲的脚趾头涂着绿彩。我问爱玲，她一时颇受窘，说是外用药膏。我交《秧歌》头两章给马宽德，请他评鉴。他说应酬多，大概没工夫看。当晚下大雨，他就在香港半岛酒店里读完。次晨打电话来，我刚好不在家。他告诉我太太：“我肯定这是一流作品。”他带了这两章返美，帮助推介，使《秧歌》在美国出版。
所以马宽德和张爱玲的缘分还不只是在文字上的。马宽德在此之前也写过以一个日本侦探(Mr.Moto)为主角的系列侦探小说，十分畅销，现今读来，却只是典型的对东方充满异国情调的臆想之作。在当今的美国，马宽德是一个已过气的作家。最近几年有数位文评者有心想重新为他定位，二○○三年，雅地利(Jonathan Yardley)在《华盛顿邮报》上写专文，认为马宽德被当代文评忽略是一个叫人不解的现象。二○○四年文评家史包汀(Martha Spaulding)又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中重提马宽德曾与巴尔扎克、刘易斯(Sinclair Lewis)等文学大家齐名，她认为马宽德是值得被“重新发现”的。世态炎凉，在文名的起落上更见其一斑。这些文评家大概难以相信，曾改写马宽德并曾受他“提携”的一位中国女作家，却在地球的另一端享受着如日中天的地位与崇敬，而《普汉先生》里的故事正透过了《半生缘》被更多的读者用不同的语言阅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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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