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佩尔和希特勒》观后感精选10篇

　　《施佩尔和希特勒》是一部由海恩里奇·布罗尔执导，塞巴斯蒂安·科赫 / 托比亚斯·莫雷蒂 / 达格玛·曼泽尔主演的一部传记 / 历史 / 战争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施佩尔和希特勒》观后感(一)：再谈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反思问题

　　（开头语：原来6年前我写过这么中二的文章……囧。不过当中有些核心观点至今未变，请大家忽略我的中二语气和某些意识形态用词，且当参考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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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诸多德国参与拍摄的二战影片一样，《施佩尔与希特勒》是一部很认真思考战争历史的佳作，故事的主角是元首的基友——施佩尔，人称“魔鬼建筑师”。

　　所谓“魔鬼”不但指施佩尔的政治立场，也指他的才华，虽然希特勒称他为4000年来最杰出的建筑师过火了，但说他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绝对不过分。

　　对于建筑的看法，希特勒本人的观点很明确：“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能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我们的敌人和朋友一定要认识到这些建筑巩固了我们的政权。”

　　《施佩尔与希特勒》一片长达4个半小时，分3集播出（算上纯纪录片的第4集，共6小时）。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部影片的冷静格调，没有什么煽情之处，让人觉得客观但并不美化主人公。似乎是受了《帝国的毁灭》影响的缘故，作品对希特勒也深入描写他的心理状况，而不是简单的批判。

　　扮演施佩尔的是塞巴斯蒂安·考奇，大家都对他很熟悉了，他曾主演过《黑皮书》和《通往自由的通道》，而令他扬名全球的，就是《窃听风暴》了。

　　考奇的演技可圈可点，但要论形象的话，明显《帝国的毁灭》里那个演员扮相更为逼真。

　　本片与其说是剧情片，不如说是纪录片。光是纪录片和采访画面就占去了相当多的篇幅，而依靠演员扮演的那些剧情，也没有多少艺术加工的成分，几乎可以说是让演员们还原了当时的实际场景。可以说这部作品体现了德国人的严谨吧，而严谨的影片往往更偏重于写实而不是艺术，与一般人物传记片有很大区别。

　　总之，我强烈向大家推荐这部佳作，它可以算是从另一种思维去讲述纽伦堡审判。作为与《东京审判》同期公映的作品，本片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远胜《东京审判》。

　　对本片的看法就到这里为止，具体大家自己去观赏，下边就谈一下我对日本和德国反思二战的看法。

　　一：拒不认错的德国，反省战争的日本

　　对于德国和日本反思二战的差别，我的观点可以说改变过很多次。

　　最早我倾向于“外在压力”的说法，德国的地理位置处于被列强包围的状态，战后还被四国分割，而日本则是大海中的一个孤岛，被美国独占，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对德国非常不利。

　　但后来仔细了解了一下实际历史，发现这种观点错得离谱，是所有关于德日反思二战态度问题的观念中，最为偏离事实的一个，它纯属井底之蛙的自以为是。

　　实际上，真正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反了过来。

　　战后最初的几年，德国的态度可以用“死不认罪”来形容。战争刚结束时，盟军发布了一份调查表，结果显示大多数德国人依然支持纳粹（相关影片《欧洲特快车》），而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德国的历史书回避了二战时纳粹的暴行，以联邦德国（即西德）首任领导人阿登纳为代表的政客，对欧洲各国的政策也只是停留在“和好”的基础上，并没有反省二战问题，而在影坛方面，二战反思片更是了了可数，仅有的作品还大多是东德拍的。

　　二战结束后不久出版的畅销书《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就曾在后记中批评德国人不反省，而作者亦因该书被德国社会敌视，认为他有意跟德国过不去。

　　为什么德国敢这么做呢，就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军提供了庇护，原因很简单，因为战争一结束，西方列强和东方共产主义的矛盾立刻就显露出来了，为了拉拢德国对抗苏联等红色阵营，美国可谓耍尽了各种各样的手段（相关影片《德国好人》、61黑白版《纽伦堡大审判》）。

　　相比德国的不反省，日本人显得就积极多了，各种反法西斯的作品在战后迅速纷纷浮出水面，许多不久前还在给极端武士道唱赞歌的导演，也马上转过头来批判他们的旧领导（如黑泽明，另外他的反战代表作《我对青春无愧》的女主角原节子，也曾在二战中参与过军国影片），此期间的作品虽然不乏自我舔伤之作，但尖锐批判的作品也不在少数。

　　当然，不能忽略的一点是，虽然当时美国和日本奉行反共政策（直到1952年），但左翼势力的抬头也不可小视，当中有不少人在二战时因为反战受尽折磨，而共产主义派系又与右翼敌对，这些人对当年日本总体反思二战也起到不小的作用。左翼作家加藤周一曾批判道：“我看到以爱国主义之名牺牲如此多的价值，特别是人的生命——个人被要求在战争中为了天皇而牺牲自己。真是太可恶了！”

　　不管怎么说，尽管美国给日本提供了远比给德国更多的包庇，而中国和亚洲各受害者也不追究日本的赔偿责任，但日本社会此时急于摆脱与法西斯的关系，意图还是有的。

　　因此，真正屈服于政治压力的，明显是日本，而不是德国。

　　二：“档案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有一种观点认为，德国之所以认错，而日本不认错，是因为前者在二战中详实地记录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而后者没有记录。

　　这种说法扯淡之极，比“地理之说”还要肤浅。

　　事实上，根据上边提到的第一点，德国的态度并不受地理位置和外在政治的影响，而档案之说也不过外在政治的延续罢，二战结束初期的德国人，完全没有因为“档案”的问题而改变自己的心态。

　　我并不懂政治，也不懂经济，但是有一点是知道的，就是档案是相当严肃的，它的记录是一项重大问题，与记录者是否“变态”并无关系。

　　在政治、以及与政治挂勾的经济方面，犯罪者总会如实地记录下自己的犯罪记录。档案必须保留，这点是很明确的，至于公不公布，那是以后的事（东德的档案至今还未完全公布，德国政府打算分几次公布，目前还在整理中）。

　　就好比一个企业家，他可以用各种“成功学”对愚蠢的读者和自己的员工进行鸡汤洗脑，告诉他们只要犯中二病就能走向人生的巅峰，但这些中二内容也只能说给别人听，自己私下做了多少假账本、省（lou）了多少税、行了多少贿、最最重要的是自己的钱有没有被属下和合伙人贪掉偷走等等等等，这些自己必须清醒的知道，不能连自己都骗了。所以“档案”就成了必须的用品，作为领导层得亲眼过目上边的数据才能明白自己的勾当。不立档案的政治就等于给了别人一笔巨款却不立字据，完全凭一句“我相信你”就了事。

　　现实中我们要证实一个官员是否腐败，最有力的证据，无疑就是查阅他任职期间的档案。我们都知道东德官员很腐败，但根据是什么呢？档案记录得很清楚，东德灭亡后，可查阅。还有苏联制造的卡廷惨案，什么证据证明呢？俄罗斯政府提供档案，这个惨案的记录文件直到苏联解体后才公布，而此期间的数十年间，苏联并没有销毁档案，一直保留着。斯大林时代曾制造过多起排挤和屠杀犹太人、吉普赛人、及“反动派”的恐怖活动，这些同样是通过俄罗斯提供的档案公布的。

　　日本方面对自己罪行的记录真的不如德国吗？错！事实上，日本人也详细地作了记录，那么这些档案到哪里去了？答案是：大多成了肮脏的政治交易。

　　比如731部队的人体实验资料，基本都被“军神”石井四郎贱卖给了美国政府，以换取美国军部对731部队的保护，还有很多日军的犯罪记录，都被美国有意地隐瞒或销毁，因为美国需要拉拢日本加入资本主义阵营，以对抗苏联一方。

　　当然，德国方面的战犯虽然被判得很严（并非日本方能比），但也不是没有受到包庇的人物。德国的犯罪档案虽然如此之丰富，但想要给罪人开脱还是有办法的，魔鬼建筑师施佩尔就因和盟军有奸情，被网开一面，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想要包庇罪人，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基本上国家机器这种玩意，除了不能让死人复活，没有办不到的事儿。

　　诸多日本战犯之所以在战后屡屡逃脱正义的惩罚，或者被格外开恩（德国有几个施佩尔，日本则有一大批），可并非什么日本的“档案”不如德国来得丰富，而在于美国的刻意包庇，而受其惠者，有天皇陛下，有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朝香鸠彦，有731部队及其首领“军神”石井四郎，还有那该死的靖国神社！

　　档案之说就和地理之说同样不靠谱，这两者并非德日反思二战的最大因素。

　　三：叛国还是良知？悲情的反战派

　　德国还有一些事做得没日本好，特别是对待反战人士的态度。

　　二战后日本迅速释放被军国政府关押的反战人士，并恢复他们的名誉，相比之下联邦德国的手法要残酷得多。别看刺杀希特勒的独眼将军斯陶芬贝格在影坛很风光，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其他国家都把他视为英雄的情况下，联邦德国都不认领这个英雄，当然七月阴谋你可以视为纯粹的政治斗争，西德不认领并不过分，但西德的另外一些行为就很过火了，二战时有不少德军士兵因为厌恶参与屠杀逃离战场，被纳粹政府判了死刑，但西德拒绝替他们平反，这一问题直到前几年才勉强解决。如果士兵的问题多少还带有“悔过”性质的话，那么“白玫瑰”的反战少女索菲·朔尔被西德定义为“卖国贼”就不可理喻了。

　　以上这些情况，西德政府都一律维持纳粹时代的原判，并且不允许受害人家属上诉。西德政府的理由是依照纳粹时代的法律，反战人士的确犯有“颠覆国家罪”，所以他们是“卖国贼”，而对国家的不忠诚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否定的，歌颂叛国者不利于爱国教育，而且赦免反战人士的罪名对所有参加战争的士兵不公平，也不利于提振德国军队的士气（这种价值观明显不同于我国早期的“良臣择主而事”，忠诚是有条件的，它不同于“奴性”，爱国者有权利不忠于昏君）。

　　德国不认领的并不止反战人士，还有一些人道主义者，其中就包括了在南京大屠杀中拯救了600名中国人、并给20万中国难民提供政治庇护的约翰·拉贝，原因是他有纳粹党籍，所以西德不承认他的英雄地位，拉贝获得德国的认可还是这几年的事。

　　西德政府的这些举动完全都是自己的意思，没有其他国家相逼的成分，相反，当中的许多人，早已在德国以外的国度被大加歌颂。

　　以上提到的这些情况大多出现在西德、以及统一后的德国。至于东德，基本上出于意识形态的缘故，和苏联是同一个格调的，东德是共产主义国家，而德国共产党的命运地球人都知道，国会纵火案之后就被纳粹整得很惨，在政治上本来就与纳粹有血海深仇，所以东德立国后，对纳粹彻底来了个秋后算帐。而东德拍的二战片也离不开红色经典那一套，不过偶尔也会拍一些相当有意义或者很客观的作品，如《我19岁》，以及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善意的谎言》。

　　相比之下，在日本反而很少有这类情况，而参与八路军一起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日本人，虽然在战后受到了右翼的排挤，但总体情况也不像德国反战人士那么悲惨。

　　毫无疑问，这是德国不受其他国家政治影响的又一个体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战后德国（主要是西德）实行了多党制，而反战人士的问题沦为了各党派的相互掐架的政治筹码，这也是德国诚恳反思二战中的一个令人遗憾之处。

　　四：70年代与“第二代”

　　70年代是相当关键的时期，这意味着如果有人出生于二战时期或刚结束时，那么此时他们已经二、三十岁左右了，他们是新生的一代，是社会的未来中坚力量，他们的态度和价值观，也将影响着未来的发展，所以如何给这些“第二代”灌输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此，德国和日本的未来走向，在悄然在“二代”们之间萌芽了。

　　此时德日两国的影坛已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德国方面（指西德），各种反思二战的经典影片陆续浮出水面，其中《铁十字勋章》在欧洲引起轰动（此前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最后的桥》），这部有社会主义国家参与拍摄的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些欧洲国家打破了《音乐之声》创下的票房记录。影片改编自二战时期德军的真实经历，其中的反战思想引起了欧洲人民的共鸣（不过由于影片结局是悲剧，而美国人最讨厌悲剧，更讨厌看到主角有不幸的结果，所以该片在美国很不讨好，同样遭遇的还有同时期的英国二战片《遥远的桥》）。《铁十字勋章》曾被我国引进，由上译配音（个人感觉中文配音版比原版更好，尤其主角斯坦纳的声音太有个性了）。

　　东德和西德都拍过大量反思二战的作品，但东德大多时候是从政党立场去批判纳粹，而西德的影片则更以人为本，这大概是为什么人们常认为西德的作品更具有代表性的原因吧。

　　日本方面，可以说依然是左翼影片的天下，尽管这一时期已经开始有了《啊，海军》、《山本五十六》这些政治上暧昧不清的作品，但在当时没什么影响力可言（倒是引进中国后，因为上译的出色配音在中国火了一把），右翼份子投资、或者政治暧昧的影片，基本上是到了80年代后才有了市场，尤其《联合舰队》曾创下19亿日元的票房。在70年代，还是以反战片为主，尤其是山本萨夫的《战争与人》三部曲，都入选了《电影旬报》年度前十名，这部明显荟萃、场面宏大、批判日军暴行、对法西斯有着深刻思考的经典巨作，在当时可谓红极一时。

　　不过，无论多么的没市场，右翼片开始抬头却是不争的事实，它开了一个很坏的头，给了后来的日本影坛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德日这种微妙的演变，与当时的国内政治因素显然是分不开的。

　　二战后德日作为战败国，被胜利者推上审判席，然而两者受到的待遇却有所区别，纽伦堡审判虽然并非百分百完美，部分有罪之人逃脱了惩罚，但总的来说是比较彻底的一次肃清，但东京审判，则基本可以用“包庇”来形容其结果，大量战犯在后来纷纷复出，成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来源（至于日本天皇、南京大屠杀元凶朝香鸠彦、731部队等罪犯根本就没有被审判）。

　　部分原法西斯官员曾在二战后重新走上政坛，不同的是，在德国有女学生当场给这类官员一巴掌，而日本人则选择性失明，其结果就是，日本越来越避讳战争罪行，而德国朝充满思维的一面发展。

　　人会犯错，而国家是由人组成的，但如何去修正错误是一个“态度问题”，二战前德日有大量人士反对战争，但他们被捕的被捕，被杀的被杀，二战时德日两国依然有不少人对战争持不认同的想法，但他们并不积极反对，索菲·朔尔、绿川英子只是少数派，这种现象，可用我们熟悉的一段话来概括：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马丁·尼默勒牧师的遗言

　　二战时德日人民的态度是一样的，二战后，德国人选择了看管自己的政府，而不是一味地被政府看管。特别是“第二代”的德国人，他们拥有很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正是一代一代的承传，才有了德国长达数十载的不断反思，这是一种艰巨而伟大的成果，而并非浮于表面的“抱歉”。

　　德日反思战争的区别，有很多原因，但战胜国对战犯的处理，绝对是最大的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有拥护旧主子的人和群体存在，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不过，战后在德国（包括东德和西德）执政的，大多是法西斯的反对者（其中勃兰特本人就曾受到纳粹迫害），而在日本，则有相当数量法西斯的拥护者，这才是德日政治形势的最大区别。

　　五：知耻近乎勇——西方的“罪文化”

　　关于德日反思二战的区别，有人认为是“罪文化”在起作用。这种说法并不全面，但有一定的道理。

　　西方人追求“知耻近乎勇”，“认错”在西方是对自身的洗礼，意味着与过去的自己告别，如联邦德国勃兰特总理向犹太人的墓碑下跪（史称“华沙之跪”），就是在宣誓西德并非纳粹的继承者。普京下跪哀悼卡廷惨案遇难者，也是在表明俄罗斯不认同苏联制造的这场悲剧。

　　可是在东方，认错往往代表了“投降”，是一者向另一者“屈服”的象征。田中角荣访华时，曾将侵华战争形容为给中国“添了麻烦”，对此周总理私下不满地说：“什么叫‘添了麻烦’？就是你走在泥泞的马路上，不小心弄脏了姑娘的裙子，这就叫‘添了麻烦’！”

　　实际上，田中角荣的发言并非“一时冲动”或者“口误”，而是在日本国内经过深思熟虑、多方考虑的结果，日方访华前曾开过一场会议进行讨论，商榷与中国建交时，如何处理侵华战争的问题，最后的结果就是为了维护日本国家的尊严，不能对中国方表现出软弱的态度。

　　中日建交（或者说“恢复邦交”）是中日两国多年的努力，并非一时的决定，其间中国方已经多次做出对日友好的举动，例如释放沈阳审判中的原日军俘虏，以及放弃对日索赔（中方的理由很明显，如果对日索赔，那么日本民间就得承担很大的一笔债务，这不利于两国的正常往来）。由于中日双方已经准备充足，耗费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并不想因为田中角荣的发言而让邦交功亏一篑，所以最终还是友好地签下了邦交协议。

　　可你要知道，田中首相的“添了麻烦”，与勃兰特总理的“华沙之跪”，都是来自70年代初，只相差不到两年。

　　几年后，中国官方对日本靖国神社问题提出交涉，因为该神社内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希望日本官方能够停止参拜，但日方给予了拒绝，理由是日方认为自己有参拜神社的自由，不想受外国的干涉，中方因此降低了要求，希望日方能够在移出甲级战犯之后再参拜，但日方同样予以拒绝。

　　对此，我们不妨列举后来日本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言论来作参考。

　　日本官方（小泉纯一郎）：“向为国捐躯的英灵致敬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存在甲级战犯问题，但人一死都会成佛”。

　　日本官方（麻生太郎）：“为什么中国政府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总是纠缠不清？难道是想让日本难堪吗？在很多方面，靖国神社就像美国的阿林顿国家公墓一样。因此我认为任何人去祭奠英灵都是理所当然的。”

　　右翼政界：靖国神社就像中国的八宝山公墓、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都是纪念为国牺牲的人，不应该拿不同的标准衡量参拜一事。

　　神道部门：“神道死者全部成为神，外国的干涉是对日本文化的否定。”

　　战犯后代：东条英机的长孙女东条由布子反对将东条英机和其他战犯的名字移出靖国神社，理由是：“这样的做法不是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在外国提出了要求后是否撤出神社的问题，而是我们希望邻国的中国跟韩国能够正视过去那段历史，更加理解我们的心情。”

　　相比之下，施佩尔的子女看待自己的父亲时更为冷静一些，将亲情和历史分开评论，至少他们比起东条英机的后代有良心得多。

　　悼念死去的士兵亲人，这种心态在德国也有，这是人之常情，德国百姓也会在私人场所哀悼二战中战死的先辈们，但是，德国官方不会将其定为国策、并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大肆宣扬，在德国公众场合否定犹太大屠杀，是犯罪行为，得受法律判刑。正因为德国官方用法律强行维持打压纳粹主义的政策，才使得新纳粹在德国本土相对不像美国、东欧、俄罗斯等地那么猖獗。

　　六：转折点——德意志的重生

　　正如我前边所言，德国并非一开始就反思战争，日本人亦非一开始就不反思，这期间有个演变过程。

　　那么转折点到底在哪里呢？

　　日本方不难理解，那就是处理战犯不当（导致右翼势力抬头）的问题。战后盟军的政治压力，且不能让德国反思战争，那么美军对日本的包庇和漂白，又如何能让日本反省？

　　日本在战争结束初期表现得比德国“好”，固然有部分原因是左翼及反战人士的努力，但又何尝没有屈服于政治压力的因素？那时的日本，可不敢像后来那么嚣张，战犯们（即后来的右翼份子先驱）都被关在铁窗内，右翼势力还未成气候，日本社会可正急着与法西斯“划清界线”。

　　可当战犯从阶下囚变成座上宾、战犯的家属和支持者掌握着社会的命脉时，情况可就不同了，之后的演变，无需赘诉。

　　德国方面的转折，原因有很多，纳粹肃清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勃兰特的“华沙之跪”，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也是为什么东德和西德是同一个民族，观念却相差甚远的原因。韩国人并非一生下来就自动反感金家王朝，朝鲜人也不是在娘胎里就学会了反美反韩。一个国家的人民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机器的教育政策——尽管结果未必是国家首脑原意看到的（辛亥革命也是洋务运动的衍生物）。要求一盘散沙、数量众多的人民都“高觉悟”地主动反思重大问题完全是“科幻片”，这其间需要有“首领”起主导作用，因为人类是需要有领导者的生物。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脑，勃兰特带了一个好头，虽然当时只有一半德国人认可勃兰特的做法，但对以后的发展和影响无疑是良性的。此后响应勃兰特的反思举动的德国人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一股持久的主流，《铁十字勋章》无疑是那个时代氛围的产物。

　　到了今天，德国对战争的反思，早已超出了简单的批判纳粹，而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考，如《帝国的毁灭》和《施佩尔与希特勒》，都对希特勒进行了正面的描写，而《从海底出击》则还原了一群真实而普通的士兵，《过客》则大胆地思考今日德国人与当年受害者的关系，告诫德国人民不要忘记先辈们伤害他人的行为。

　　德国能够如此认真地反思二战史，与德国人自身数十年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它经历了很漫长、很艰辛、很痛苦的一段过程，其中流过的血与泪，绝不亚二战本身和柏林翻墙史。

　　其中的原因，既非单纯的“内在反省”，更不是所谓的“外在压力”，而是两者兼有之，并且还参合着更多复杂的因素，而“华沙之跪”无疑是一个良好催化剂。

　　我不认为需要反思战争只有德国和日本，整个西方的历史就是血淋淋的杀戮史，希特勒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混蛋，即便在二战中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屁股是干净的，包括先卖军火给纳粹和日本后来又有钱了就不当婊子装“正义”还在战后包庇大量日本战犯的美丽奸乌合众国，而把犹太人送进墓地的，可不只有纳粹而已，整个西方都是共犯，法国人和波兰人的残暴程度还更甚纳粹一筹，“文明圣地”梵蒂岗教廷更是对犹太人见死不救还协助纳粹份子逃往阿根廷，欧洲反犹传统由来已久，很多至今都被歌颂的政治“伟人”都曾参与过反犹，希特勒只是黑色耶酥，西方人集体对犹太人犯下了罪，然后把责任推给纳粹，最后却叫阿拉伯人承担后果。

　　反思战争是所有国家的义务，战争本身就是一场莫大的悲剧，是对人类和文明的摧残，真正有良心的战争片，让人看了后会想远离战场和同情逝去的生命。近些年来，一些战胜国和战争受害国，也开始思考本国在二战中的错误和失误，如荷兰电影《黑皮书》就提到荷兰人也很反犹，并且对英勇抗击法西斯的战士有着不公正的待遇，而法国纪录片《悲哀和怜悯》则揭示了，盟军收复法国后，大量无辜平民被扣以莫须有的“同情维希政府”的罪名惨遭屠杀……

　　当今日本青年不反思二战，未必是因为“死不认罪”（况且他们不是加害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兴趣”（这点和中国很相像，大多数中国青年也不会主动去反思那几段灾难），基本上日本青年对娱乐、动漫、明星、腐文、萌元素……更有兴致些。导致日本民间对历史的冷淡，这是政府的错！

　　七：希特勒的最大罪过不是战争，是扼杀思想

　　人们常将希特勒称为“德国人”，但我想小希希本人大概不会同意，首先在国籍上，希特勒是奥地利人，不过这不是紧要的，在希特勒本人的心目中，他应该是“德意志人”。

　　历史上，德国、奥地利、捷克本属一家，同为德意志第一帝国（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阻挠德意志统一，是欧洲各国千百年来的头号国际任务，一战结束后，《凡尔赛条约》就严令禁止德奥合并。

　　“神圣罗马帝国”和我们的周朝非常相像，它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统一的国家，而是由多个诸侯国组成的，然后所有的诸侯听命于帝王。在最初的时候，由于有几任强势的帝王震慑着，所以整个国家比较强大稳定，这点比较像西周，后来帝王不行了，又开始变成诸侯林立各自为政的局面，这点又像东周了。伏尔泰曾形容这个国家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

　　所以希特勒在挑起二战前，最选干的事就是吞并奥地利和捷克，虽然这种行为带有侵略性质，但纵观整个历史，希特勒的确是第一个统一德意志的人。

　　希特勒要是能在进攻苏联前及时收手的话，他无疑会成为丘吉尔所吹捧的“伟大的人”，至于迫害犹太人，那就会像美国人屠杀印地安人、英国人屠杀印度人、法国人屠杀北非人、拿破仑屠杀西班牙人、查理大帝屠杀萨克森人、成吉思汗屠杀亚洲人……一样，成为他“伟大光辉”生涯中的一个“小小的污点”，后世史家提到时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掉。

　　很多人说，希特勒固然对他国犯了罪，但他是德国人民的英雄，不过，我认为希特勒是德国的罪人。有人说希特勒创造了经济奇迹，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实现了赶英超美的伟绩，所以他对德国人民“有功”，可是，这永远抵消不了他摧残德意志文化的罪过。

　　我在观看德国人写的书籍和德国电影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德意志是一个充满思维的民族，他们总是“想太多”，所以在这个国度，出现了无数文化天才。然而纳粹时代，这些天才全都消失了，他们把文学变成御用八股，把电影变成洗脑工具，把哲学变成军国主义，把艺术变成杀人武器。

　　汉奸胡兰成说，德国是打不倒的，因为这是一个拥有歌德和贝多芬的国度。可是胡兰成并没有搞清楚，纳粹时代的德国，并没有歌德，只有戈林，没有贝多芬，只有希莱姆。

　　这是一个扼杀思想的时代，这是一个剥夺人民思考能力的时代。

　　希特勒绝对是德国史上的头号罪人，他把德意志这么一个爱思考的民族，变成一群只会按领袖的意愿行动的奴隶。

　　纳粹时代有贝多芬吗？有歌德吗？同样是十几年的时间，魏玛时代创造的文化是灿烂而辉煌的，它体现着一种百花齐放，然而纳粹上台后奉行“一根筋”的国策，只允许一种价值观存在，造成了极大的文化破坏，此时弗里茨·朗、巴尔拉赫、凯泽、托勒、德布林、弗朗克、楚克迈耶尔、雷马克……这些魏玛时代的文化明星都到哪里去了？！

　　以前我看到打倒纳粹其实是解放了德国人民这种观点时，总觉得有替德国人开脱战争责任的成分，可现在我才知道，这话是非常正确的，希特勒不完蛋，德意志绝对会变成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族群、变成没有“自我思维”的人们，那么到了现在，我们就无法看到法斯宾德、文德斯、施隆多夫、赫尔佐格……这些德国艺术家将永远从地球上消失掉。

　　希特勒死后，有不少已经得知事实的德军士兵，仍然选择了抵抗，他们在弹尽粮绝之后，写下了这样一句遗言：“告诉元首，我已经尽力了。”看呐！死到临头，他们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他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把头脑交给了死去的伟大元首，把生命献给了这个不再有歌德和贝多芬的国度，让元首的表达就是人民的表达，让元首的决定就是人民的决定。有人将之称为“男人”，可我却称其为“奴才”。

　　八：希特勒离我们不远

　　一味地谴责恶魔，却不去思考恶魔形成的过程，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很多人都只会张张嘴巴骂下希特勒，仿佛希特勒是个从天上掉下来的恶魔，仿佛他从出生一开始就是恶魔，仿佛希特勒以外的人不会有变成恶魔的机率。

　　可是，斯坦福监狱实验、以及美国加州纳粹学生实验，都是发生在二战结束很久以后的事，这两个真实案例我已经重复过很多遍了，这里不再叙述，有兴趣的人士请自己去翻阅史料，这是一段不容错过的历史（相关影片有《实验监狱》和《浪潮》）。

　　更往后点的卢旺达大屠杀（1994年），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书面上的“暴行”和数字。短短的三个月，将近100万图西族人惨遭胡图族人的屠戮。

　　然而，行凶者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你的邻居、朋友、老师、同学、医生、同事、伙伴……他们全都是普通得无法再普通的人。前几天还在跟你一起喝茶的大妈，今天突然轮起大刀朝你砍过来，而原因仅仅是政府说了一句：“图西人都是坏人，杀光他们吧！”

　　是的，原因只有这么一句话而已，大家之间原本安安稳稳地生活在一起，你被不明不白地砍头，只是由于这么一个操蛋原因。它只不过是扩大了我以上提到的这两个实验的范围罢。短短的时间内，朋友突然变成了敌人。套用网友内江叶子评价日本军国主义的话，这种突然之间的改变，只表明民众“大脑没有自我捍卫的能力，政府可以随意的放入任何思想和情感。今天把‘爱’放在民众的大脑里，民众就会去爱，明天用‘恨’来替换‘爱’，民众就会开始恨。并且民众认为政府随意替换自己脑袋里的思想，是理所当然的……而对于没有按政府要求在大脑里胡乱放进一些思想的人，民众又是多么深恶痛绝。”（请对应下边希特勒的话）

　　德国人民对希特勒的上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你要知道，人性是有弱点的——而且人必性是“共通”的，你要求一个国家的人没有负面心理是不切实际的（人是天使与恶魔、善与恶的结合体，去除人的“恶”与去除人的“善”，都属于“灭绝人性”），况且希特勒的竞选承诺，最吸引人之处其实和同时代的胡佛、及80年后的奥巴马完全一样：“使每家掀开锅盖就有鸡腿吃”。无数魏玛人饿着肚子把票投给了希特勒的锅盖和鸡腿，几年后希特勒兑现了诺言，只是送来的锅盖上附带着枪支、鸡腿上捆绑着炸“蛋”。魏玛人要面包，不要自由，而多年后的东德人既要面包，更要自由，“二代”们真够“不满足”的，永远朝前看的孩子才是好孩子。

　　世上不存在童话式的公民，有阴暗心理是正常现象，再怎么宣扬自由主义的国家也无法避免其黑暗面，法国号称“自由”，但自由制度并不是“乌托邦”、“世外桃园”，并不能改变国内有一些极端暴力、恐怖现象的发生，法国前几年就发生了黑人反抗歧视的运动，但法国之后正视了这场悲剧，让它成为电影和书籍的讨论话题，放在公开场合让人评判，这种自省就是一种“自由”，而这是“制度”决定的。如何将民众的卑怯面引导向好的方向发展，是国家机关的职责，否则要政府干什么？魏玛时代被称为共和，但她并不是一个稳定成熟的共和政府，与今日的美国有很大区别，这种不稳定和不成熟伴随着各种制度漏洞，给纳粹“走后门”提供了方便。

　　德国人选择了纳粹，是一种过错，但是，这不过是“选项”中的一次公平竞争罢（事实上并不公平，因为纳粹党收买了很多腐败官员和集团），允许纳粹这个候选人存在，魏玛政府难道没责任吗？我想今天中国来一个高喊“东京大屠杀”的候选人，他的选票也不会少到哪里去吧？或者说有纳粹这个候选人并不过分（前几年法国也有极右翼五毛政党获得了相当的选票），但魏玛政府并不具有对错误的“修复”能力，这才是不幸的地方。批判纳粹的时候，还得思考一下纳粹如何上台，魏玛政府的腐败是最大的过失，一个新政党的竞选成功，就彻底地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制度，这种没有修复能力的“共和制”，难道是健康的吗？同样作为不安定的战败时代，一战后魏玛的不稳定诞生了希特勒，二战后联邦的成熟则有了勃兰特，而如何保证一个国家制度的成熟和人民的自觉，无疑是国家最大的问题。战后德国有新纳粹主义（大多在东德），但政府和法制很好地作了控制。新纳粹主义最凶恶的所在地，是曾在二战中饱受战火之苦的俄国，这个进行过壮烈的卫国战争的民族。光头党崇拜希特勒，手挥纳粹礼，以“爱国”的名义排挤一切有色人种，华人是他们眼中的劣等人种之一。而在波兰、东德、美国、奥地利、希腊、法国、挪威、蒙古、南斯拉夫等原二战受害地区，以及二战后纳粹份子的避罪圣地阿根廷，亦有新纳粹的存在。比起批判法西斯的暴行，你更应该去反思法西斯本身——极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毒害，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衍生物罢。

　　（纳粹德国疯狂的三条原因）

　　不要让青少年有判断力。剥夺青少年的思考力，根植他们服从指导者命令的服从心。让他们对批判国家、社会和领袖抱着一种憎恶。让他们深信那是少数派和异端者的罪恶。让他们认为想法和大家不同的就是公敌。——希特勒

　　腐败并不是有人贪脏枉法了——这不过是个人的品质低下，真正的腐败，是有人贪脏枉法，却没有人站出来指责这是错的。——田中芳树

　　真正的爱国者，应该看好你的政府，别让它乱来，最后毁了自己的国家！——奥立弗·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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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截止于2011年8月，评选出我所喜欢德日视角二战片（各十部，排名不分前后）

　　[德国部分]

　　《帝国的毁灭》（个人的最爱，加长版多出了不少有意思的内容）

　　《从海底出击》（真实的战争是如此的无聊。完整版长达5小时）

　　《铁十字勋章》（二战版的《西线无战事》，上译配音很棒）

　　《斯大林格勒》（又一部二战版的《西线无战事》）

　　《最后的桥》（1959年的黑白版，后来翻拍的彩色版反倒逊色了很多）

　　《过客》（当代德国青年与昔日战争受害者如何相处）

　　《浪潮》（真实案例，在所谓自由平等的今天，培养纳粹，只需五天）

　　《玩具岛》（奥斯卡获奖短片，一个关于谎言和罪过的故事）

　　《生死朗读》（美德合拍，普通法西斯的“平庸的恶”）

　　《施佩尔与希特勒》（正篇有3集，第4集为纯纪录片）

　　[日本部分]

　　《战争与青春》（今井正执导，工藤夕贵主演两角）

　　《战争与人》（总片长9个半小时，分三集播出，山本萨夫执导）

　　《何以为人》（总片长9小时，又名《做人的条件》，小林正树执导）

　　《大地之子》（CCTV和NHK合拍，分14集播出）

　　《望乡》（熊井启执导。一群被日本社会践踏的可悲之人）

　　《川岛芳子》（黑木明纱主演，日本视角的“男装丽人”）

　　《李香兰》（上户彩主演，分上集“满洲篇”和下集“上海篇”播出）

　　《溥杰与王妃》（原名《流转的王妃，最后的皇弟》，分两集播出）

　　《虎！虎！虎！》（日美合拍，客观冷静的珍珠港事件）

　　《广岛之恋》（日法合拍，发生在一天之内的故事）

　　：德国和日本的影坛有很大区别，欧洲大多国家只有中国一个省大，彼此之间又常有往来，很流行合拍片，如《钢琴师》、《兵临城下》都有德国的大力支持，而日本的二战片多为独拍，《东京审判》、《叶问》里的日本演员可以说都是私人立场参与，与欧洲那种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性质不同。

　　《施佩尔和希特勒》观后感(二)：希特勒的传奇建筑师电视电影传记片－－施佩尔和希特勒

　　希特勒的传奇建筑师电视电影传记片－－施佩尔和希特勒Speer und Er (2005年)

　　二战电影馆 发布于： 2010-04-26 21:42

　　艾伯特施佩尔 - 他是战争罪犯的未来设想人，是希特勒的建筑师和军备部长。希特勒的传奇建筑师——艾伯特·施佩尔设计了纳粹游行的场景和第三帝国的建筑巨大的建筑物都住在国家社会主义妄自尊大忍受了不朽的丰碑。他不是纳粹无知的追随者，因为他一直坚持，包括但股的强迫劳动者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负责。

　　海因里希布雷勒尔在这三部分发展的历史，传记，以自己的一人在整个影片，在德国历史和他自己的证词后，纽伦堡审判最黑暗的一章希特勒最好的朋友的帮凶。

　　附：纳粹建筑师的儿子—阿尔伯特·施佩尔

　　低调的人

　　尽管所经之处皆被改变，但他还是尽力保持一副低调的形象。在中国，他白手起家地建设城市。作为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Yury Luzhkov）的顾问，他正规划着俄罗斯首善的整个京畿。他已经为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构思出了一个华丽的滨水休闲区。在尼日利亚，他正在设计一个可以容纳50万居民的城市。

　　从俄罗斯的黑海到加里宁格勒，再到阿尔泰山脉，阿尔伯特？施佩尔在这个国家最漂亮的风景区设计了高档的度假村。莫斯科的经济发展部希望鼓励俄罗斯人明白本国风景之魅力，而不要总是到像土耳其这样的地方去度假。所以冀望于城市规划师施佩尔，设法说服大量俄罗斯人留在国内。

　　越来越多的德国人现在参与到国外的建设和城市规划项目中，73岁的施佩尔并非是最成功的建筑师中的唯一一个，他是德国建筑业海外开花潮流中的先锋。40岁时，他在利比亚开始将自己的事业延伸到海外，接下来是在沙特阿拉伯和中国完成数个项目。

　　纳粹建筑师

　　施佩尔尽管在法兰克福与7个合作者共有一个公司，雇佣了100多人，但他还是很低调，部分原因也许是因为他父亲是希特勒的传奇建筑师——老阿尔伯特？施佩尔设计了纳粹游行的场景和第三帝国的建筑。

　　作为纳粹战时的装备部长，老阿尔伯特？施佩尔和元首的首次相遇却很有趣。1933年1月，兴登堡总理逝世，新总理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lter）上台。随着德国在29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复兴，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党）需要大肆扩建由他们刚刚掌权的德国。而刚刚大学毕业的待业青年施佩尔却在一次改建房屋过程中赢得了元首的赏识。

　　希特勒是一个喜欢效率而又缺乏审美的“艺术家”，在他流浪奥地利的年轻时代，有很多建筑梦，正如所有年轻人的想法一样，他的设计也是充满激情而又缺乏成熟感的普通作品，但随着纳粹掌权之后，元首却准备把他年轻时候不切实际的建筑作品付诸实践，去改变现有的德国建筑理念，这时他就需要找一个同他有相似风格的人来实践这个梦想，他找到了，施佩尔完美的体现了他的所有需求。于是，新的元首，和他新的建筑师，首先开始了对柏林的翻修，欲将其打造成“日尔曼尼亚”（Germania）。

　　施佩尔第一个完整的作品是新的帝国总理府大厦。他把后哥特式风格和雅典的建筑风格融入到了这座新的大厦里面，称作“拟复古主义”风格。

　　在得到元首的御用之后，希特勒便全盘脱出了他自己的建筑梦想，并把他口述给了施佩尔，当施佩尔将这些设计草图拿给他父亲——也是一个老建筑师，看的时候，他父亲只是呆呆的说了一句话：“你们都疯了”！年轻的建筑师当然无法理解他父亲的思想。但是，当他年长以后再次回忆起年轻时候的这些作品的时候，他失望了，他觉得这些声名狼籍的作品如果真的付诸实践的话，那将是德国设计界的悲哀！

　　时光飞逝，转眼之间，战争已经结束了半个多世纪。小施佩尔继承祖父和父亲的衣钵，今天施佩尔年轻的雇员们活跃在中国。目前他们正在中国的工业中心之一的长春旁边兴建一座占地120平方公里的汽车城。为了和浩大的项目建设保持同步指挥，施佩尔在上海设立了办公室。

　　同时他也没放弃在德国的生意。在法兰克福，他和市长佩特拉？罗特正在商讨这个闪烁的金融中心今后20年的规划。施佩尔希望建设一个更紧凑的城市，土地使用更加有效率。这个规划的一部分涉及在老的港口和铁路运输区开发新的居住和商业建筑。科隆也希望自己大杂烩的城市能够得到梳理，施佩尔开出的药方是对在市中心区域实施“捆绑”理念。

　　一个缺乏规划的城市容易被分辨，但在一个高效设计的城市，其建筑师和规划者留下的烙印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的。规划得好的城市的标准是内在矛盾已经被和谐解决人们无法感知；看起来自然天成。施佩尔喜欢称自己的工作是看不见的，因为拟订总体规划，他仅仅为其他建筑师、道路建筑师和空间规划师提供详细彻底的说明——以更多明显的创作来进行修饰。

　　例如，行业之外，很难有人注意到一个名叫施佩尔的人为慕尼黑著名的新足球场馆提供了总体规划。他为轮胎状的结构设计了总体空间和交通通道，该建筑物是现代建筑的一个标志，并让瑞士建筑师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和皮埃尔？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获得了国际声誉。

　　除了提供总体规划，施佩尔的事务所还提供建筑设计，但是他承认自己个人刻意避免建筑设计。事实上施佩尔有正当的理由让自己的角色时隐时现。

　　可怕的阴影

　　老阿尔伯特？施佩尔不仅仅是希特勒的建筑师，也许还是这位杀人魔王唯一的朋友。在纽伦堡战犯法庭的审判中，他被判处20年的监禁。直至今日，小阿尔伯特？施佩尔仍不是很愿意谈及自己的父亲。“我73了，这个岁数你会因为老被人提到是某某的儿子而变得疲惫，”他说。当然，将小施佩尔与他的恶魔父亲总联系在一起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不应该的。

　　在小施佩尔的早期职业生涯中，他故意匿名参加竞标，这样他将绝不会感到自己是因为父亲而败北或是胜利。数十年来他几乎不提自己的父亲。但是就在8年前他决定在《镜报》（SPIEGEL magazine）的采访中详细地谈谈自己的父亲。采访刊登之后，施佩尔当时很惊诧这并没有影响公众对他的看法。他更能坦然地面对自己和家庭的历史。2005年的一个名为“施佩尔和希特勒——魔鬼的建筑师” （“Speer und Er” or “Speer and Hitler -- the Devil’s Architect”)电视纪录片播出，其中包括对当时的证人施佩尔的儿子和妹妹和兄弟的访谈。

　　“真相是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小阿尔伯特？施佩尔说。纪录片由亨利希？ 布里勒（Heinrich Breloer）导演，获得了德国电视奖。看了该片的观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老施佩尔的亲戚们在片中都作了真实震撼的陈述。

　　日前，施佩尔在汉堡出席了德国运动协会的代表会，就慕尼黑的冬季奥运会进行可行性研究。以决定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是否申办2018年的冬奥会。

　　施佩尔在午饭时间再次与《镜报》记者见面。他确定吃完饭后将对汉堡的Speicherstadt（一个正在进行改造的市区）进行考察，沿途观察交通状况和行人。他看起来喜欢置身于一个繁忙的城市之中。这位老人仔细研究着菜单，点一个配合情绪的菜：“来点汤吧，”他说，这可是冷天里的好东西，接下来的是海鲜，对于汉堡这样的港口城市这可是理性选择。他边吃边谈自己的日常生活。在施佩尔的描述中，世界就真是一个地球村。他谈及自己的旅行时说从莫斯科到利雅得就好象在两个相邻的城市之间旅游一样。

　　但是作为一个有趣的健谈者施佩尔没有必要探讨自己的工作。他可以只是泛泛谈谈天气、德国政治或是流行电视剧的最新情节。他滔滔不绝，语言是他的内在操控系统。他第一段婚姻中的妻子是一位电视播音员，现在的妻子是一位演员，结婚已经30多年。施佩尔以手势来强调自己的语气，并看着谈话对象的眼睛，表达很少出现停顿。谁会知道，他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患有严重的口吃？

　　采访结束后，施佩尔决定在雨中步行穿过汉堡市中心。他没有短途坐出租的习惯。行走，观察和直接地感受一个城市是一个规划师重要的爱好。他看起来兴致很高，就好象已经确信自己的可行性研究将会在次日的会议上被完全采纳一样，似乎慕尼黑将毫无疑问地进入到举办奥运的轨道中一样。

　　他对于慕尼黑冬奥会硬件的构想包括新的运动场和其他周围地区的体育设施。1972年临时修建的奥运村将成为一个焦点部分。一条高速公路将不得不被延伸到阿尔卑斯山，这样运动员和观众将不再在比赛开始之前受现有公路上的堵车之苦。施佩尔看起来对每件事都有所预见，甚至环保主义者可能试图阻止高速公路向濒临灭绝的青蛙的栖息地延伸的情况。“我们处理这样的问题得心应手，”他说，“甚至我们迁移了毛虫的整个栖息地”。

　　“之前我们没有见过这个？”

　　布里勒的电影上映之后，阿尔伯特？施佩尔决定从父亲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时候到了。但是这又被证实是艰难的。英国的《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最近批评施佩尔大胆地为北京设计了一个中轴，并联系他父亲曾尝试以自己的东西轴和南北轴设计来摧毁柏林的旧事。

　　对此，施佩尔说《星期日时报》的记者并没有花力气多作调查和采访他本人，否则他将告诉他们自己的轴设计中的神秘根源。就在文章发表后的当天，德国小报《图片报》（Bild）决定刊登这篇文章。但是《图片报》的记者与施佩尔通电话之后发现了《星期日时报》报道中的谬误，决定枪毙这篇文章。

　　大多数有点名气的德国建筑师都在柏林留下了自己的“手迹”，但是阿尔伯特？施佩尔不在此列。他也许无法逃出父亲留下的“遗产”的阴影。许多与施佩尔打过交道的人都有同样的心理惯性——当施佩尔谈论转移毛虫的栖息地来完成道路建设的时候，他的倾听者情不自禁地会心里一顿，并回忆起他父亲曾经的“人类再安置计划”。

　　施佩尔清楚这些，他有自知之明。但他谈及自己在上世纪60年代在利比亚工作时，他很快地指出这个国家资格值得怀疑的总统——卡扎菲上校当时还没上台。

　　他还知道因为父亲的原因，他在一些西方人喜欢横加指责的国家开展项目时更容易遭来非议。

　　让自己尽可能地隐身是施佩尔对自己的身世作出的足够让步。也许这导致他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混合性性格特征——隐忍和务实的自信的混合，这让他在中国这样的东方价值发源地取得成功。与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今天仍然傲慢的态度不同，施佩尔在远东地区的表现非常谦和。他深深理解亚洲人在历史上的伤痛，谨慎相处。个人的痛楚使他在其他国家获得发展机会。

　　施佩尔在巴伐利亚湖边拥有一处傍山的亚洲简约风格的度假居所。小巧且采用大量木材和玻璃，简直就要消失在景观中一样。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这是他唯一为自己设计的房子。在法兰克福，这个他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中，他与妻子租了一套公寓住。

　　他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建筑师。祖父擅长为当时的资产阶级人士设计私人宅院和别墅。

　　施佩尔喜欢谈自己的祖父，他爸爸的爸爸。

　　但是他最喜欢的话题还是奥运会和他和他的公司的准备工作。他今年73了，活到2018年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事情按照他的设想发展，那他将成为为这项盛大的体育赛事提供硬件规划的一员，到时候，至少一家尖刻的报纸会拿柏林1936年的奥运会来进行一番影射，将毫无疑问地刊登超粗黑标题来哗众取宠：“施佩尔规划德国奥运会：我们之前没有见过吗？”

　　当然，届时已经84高龄的施佩尔在看到报纸的时候会受到伤害，他永远都是恶魔的儿子。但是这不会阻止他全力以赴地继续工作。他还能做什么？历史让他无法选择，惟有坚持。

　　《施佩尔和希特勒》观后感(三)：《末路枭雄》一部“文献式的电影”

　　《末路枭雄》一部“文献式的电影”

　　汉森

　　艾美奖导演轩烈治·布莱尔(Heinrich Breloer)继得奖作品The Manns之后，拍这部文献式电影，讲述希特勒及他的好友建筑师史比尔的大半生经历。电影“末路枭雄”共分三集，为观众揭开纳粹政权的神秘面纱，阿尔拔· 史比尔(Albert Speer)是个争议性人物，他在二十世纪中期献身邪恶的纳粹德国，他以自己的专长控制战时的武器工业，也曾为“千秋万世”的德国大兴土木。这个曾经深受希特拉器重的人，竟然在主子临终之前背信弃义，他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承认要对战争负上一定的责任，他的证供虽然含糊不清，但也可说是唯一肯承认战争罪行的前纳粹领导人。

　　一千一百万大军进佔世界三分二国家，“第三帝国向五十三个国家攻战，死亡人数多达六千万，当中包括二千五百万名俄罗斯人及六百万名犹太人，纳粹德军缔造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灭族大屠杀，令世界进入长达五年的死亡岁月。

　　第一集 - 日耳曼狂魔

　　故事发生在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末期，主角是“专家从政”的德国军备部长阿尔拔·史比尔，他本身一位出色的建筑师，也是希特勒的知心好友，这位权倾一时的重臣现今沦为阶下囚，被囚禁在纽伦堡等侯国际军事法庭的等侯裁决。影片回顾「史比尔」的光辉岁月，他为“元帅”希特勒筹建梦寐以求的“帝国”，也协助主人徵讨整个欧洲大陆，希望主人能够名留青史。希特勒为了彰显个人的伟大成就，决意重建柏林成为现代化都会，并授权史比尔负责工程，他为了完成重任，不惜没收犹太人居所，并在欧洲各地运送战犯到柏林当苦工。史比尔的子女在片中回忆童年的情景，并揭露父亲当年追求权力的行径，在战后为了自保性命，在法庭上指证希特勒的恶行。

　　第二集 - 纽伦堡审讯

　　纳粹战事罪行审讯的帷幕在纽伦堡揭开，史比尔自然成为法庭上的主角。他在庭上批评执法者的恶行，他否认自己是纳粹暴民，也不是元帅的党羽，他在庭上满怀悔意，他承认参与战争，引起公众恐慌，但否认参与屠杀，自己并非冷血的杀手。他此举令到狱中的党友对他不满，但却赢得检控官，德国报章及读者的同情，他在接受盘问时表示自己是一个从政的建筑师，他在位时只是执行职务，对好友希特勒的事亳不知情。本片在战后从多方面搜集史比尔的罪証，文件显示他曾经积极参与驱逐犹太人，也曾与希姆莱在杜拉集中营秘密制造V2导弹，假如这些文件在当年曝光，他必定会被判处死刑。

　　第三集 - 判刑史班多监狱

　　本集讲述史班多监狱的情况，狱中囚禁著七名前纳粹重臣，他们在怀缅昔日的光辉岁月，也有人对战败事互相埋怨。史比尔被判刑二十年，他在狱中仍然满怀信心，期待出狱后再次大展鸿图，他遥距管教六名子女，又筹备出狱后出版个人回忆录，他在自传中隐瞒真相，蒙骗读者。另一方面，在他坐牢期间，德国已转型为经济主导的国家，战败的废墟，经史比尔的旧同僚，一群杰出的建筑师悉心设计下，已变成现代化的都市，而他的六名子女也事业有成，各自为民主的德国作出页献，但他们有一共通点，就是对父亲的往事所知不多，也不想去追查父亲的过去。

　　《施佩尔和希特勒》观后感(四)：与魔鬼结盟——施佩尔回忆录

　　与魔鬼结盟——施佩尔回忆录《Inside the Third Reich》

　　作者：Living H

　　qqpanda.yculblog.com 2007-10-01

　　在复旦周围的一家旧书店里意外淘到了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的回忆录《Inside the Third Reich》。施佩尔，纳粹德国战时的军备部长，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一个充满诡异色彩的人物。对施佩尔的公众形象在战后几十年里一直不断变化，彼此相左的意见纵横交错，反倒使施佩尔的真实面目日益模糊起来。

　　施佩尔并不是一个军事将领，也不是纳粹官僚，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知识分子家庭。早在二战前，已是著名建筑师施佩尔便与希特勒结为私交。由于军备部长托特的意外死亡，希特勒这才大笔一挥把这个对军事一无所知的建筑师塞进了纳粹政府的内阁。由此，在纽伦堡审判时，施佩尔一再强调他出任纳粹部长完全是希特勒个人任意而为的偶然结果。在审判过程中，施佩尔显得极为合作。

　　威廉·夏伊勒曾在他的名作《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曾如此描述：“施佩尔在这伙人中，他给人以最直率的印象。在长期的审问中，他的讲话很老实，无意逃避他的责任和罪责。”在审讯过程，施佩尔甚至宣称：在1945年初，他曾经计划通过将毒气送进地下会议室来刺杀希特勒。与此同时，他亦表示对种族屠杀、集中营等滔天罪行一无所知，那些完全是党卫军暴徒所执行的。至于奴役战俘和犹太人劳动的问题，施佩尔则是将全部责任通通推给了他的部下弗里茨·沙尔克。最终，他总算逃过一死，被军事法庭判处20年徒刑。1966年，施佩尔刑满释放，出版了回忆录以及他的战时日记。

　　巴伐利亚电影公司去年拍摄的剧集《施佩尔与希特勒》（Speer & Hitler-The Devil's Architect）对这个历史人物进行了一次新的审视。这部剧集的拍摄手法十分独特，在追忆历史的同时，才特意采访了施佩尔的后人，聆听他们对自己父亲的看法。从施佩尔的角度来观察希特勒乃至整个第三帝国的意义在于一种文化上的反省。相对于政治领域的活动, 纳粹在文化事务上的关联并不太受人注意。但事实上除政治体系之外, 还有一系列的文化运作在支持整个纳粹政权。按照桑塔格的说法就是，文化现象虽然看似离散，但却与纳粹的行径有着直接的联系。

　　残酷的战争是他整体行为艺术的一部分，而艺术家则是帮助他获得了权威的工具。比如莱尼·瑞芬舒丹（Leni Riefenstahl）的名作《意志的胜利》在成为电影里程碑的同时也为纳粹俘获了民心士气，至于他日后的《奥林匹亚》更自不待言。施佩尔的角色也同样如此。

　　他建造了希特勒的官邸，设计了柏林市内的新地标，为纳粹集会张灯结彩。在纽伦堡的纳粹集会上，他破天荒地集中了几十盏探照灯，排成一堵炫目的光墙。希特勒就如同弥赛亚一般降临在会场的中央。这一幕成为了纳粹文化颠峰造极的罪恶象征。施佩尔正是通过建筑和仪式勾画了整个纳粹文化的表现形式。战后，施佩尔更是在今日的企业管理教材中被尊为“企业文化认同之父”（Father of Corp identity）。希特勒的上台给予了他一个宏大的舞台，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宏伟构思有了付诸实施的可能。

　　于是，施佩尔毫不犹豫地选择支持希特勒，这就如同浮士德将灵魂出卖给梅菲斯特。在《施佩尔与希特勒》中，施佩尔的儿子小阿尔伯特在接受采访时，毫无掩饰地说：“我父亲是有罪的！”

　　施佩尔的回忆录并非是忏悔录，但却能让我们窥视一个艺术家精神堕落的过程……

　　《施佩尔和希特勒》观后感(五)：为《Speer und er》所写影片描述

　　《Speer und er》译作《施佩尔和他……》这个名字很费解，er在德语里是指示代词，是指元首希特勒还是施佩尔自己，大家各自理解了。

　　影片共三集，第一部：日耳曼尼亚《Germania》；第二部：纽伦堡《Nürnberg》；第三部：施潘道《Spandau》。分别是阿尔伯特•施佩尔人生的三个时代。

　　“日耳曼尼亚”是希特勒授命施佩尔设计的第三帝国新首都的名字。因此第一集讲述了施佩尔从第一次见到希特勒，到如何设计帝国总理府以及纽伦堡党代会会场，并受到赏识，进而成为希特勒的挚友。影片用了很多笔墨描写施佩尔与希特勒之间的友谊。值得提出的是，虽然《第三帝国兴亡录》里说纳粹高层有一批“相公癖”即同性恋者。但施佩尔和希特勒的关系并没有这样。希特勒本人很讨厌同性恋，并因此处分过高层将领。

　　纽伦堡主要反映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战后如何审判纳粹要员。施佩尔并没有直接参与大屠杀和进攻其他国家，加上战争末期拒绝摧毁德国的工业设施，被判监禁20年。但在法庭上，施佩尔曾企图刺杀希特勒结束战争一事被揭露，导致副元首鲁道夫•赫斯、帝国元帅戈林等人与施佩尔决裂。

　　施潘道监狱是纽伦堡审判后专门用来关押7名未判死刑的纳粹最高领导的监狱。施佩尔等人在此不仅受到了屈辱的对待，也尝到了丧失自由的苦果。穿上了当初他们给犹太人穿的囚衣和鞋子。而且在监狱中，其他六人因施佩尔将达屠杀责任归咎希特勒而与他不和，特别是邓尼茨海军上将，一直到出狱都把自己入狱认为是施佩尔造成的。只因希特勒死前曾征求施佩尔继任者的人选，施佩尔觉得邓尼茨比希姆莱和戈林都要温和，而推荐邓尼茨。邓尼茨认为这是导致他入狱十年的原因。最后服刑20年的施佩尔未获一天减刑，刑满出狱，撰写回忆录《第三帝国内幕》，1981年终老伦敦。

　　整部影片，采用历史影像资料，采访当事人，和情景再现结合，衔接的非常艺术。所选演员与历史人物惊人神似，特别是副元首鲁道夫•赫斯和帝国元帅戈林，采访 了施佩尔的子女，甚至莱尼•里芬施塔尔，重访历史故地，比如奥伯萨尔兹堡的元首别墅等地，具有较高的艺术和史料双重价值。演员塞巴斯蒂安·考奇表演亦刻画到位，十分出彩。

　　《施佩尔和希特勒》观后感(六)：当一个建筑巨大崇高的时候，人的意义就倒下了

　　前两天看《施佩尔与希特勒》，也是搞建筑设计的天才，为纳粹设计的新柏林宏伟至极。300米高的国会大厦，如同山一样庞大。就算是看电影里的模型，也能被它的气势震撼，让人不由得惊叹希特勒的了不起，在震撼下不由得接受纳粹的思想。这建筑正是思想的最好载体。施佩尔太了解希特勒的精神气质，太了解希特勒需要什么，以及如何通过建筑实现其需要。施佩尔和导演《意志的胜利》的里芬斯塔尔这两个人是把纳粹的灵魂吃透了的人。

　　但是再走进一步就能体会到在宏大建筑的背面，在巨大砖石的下面，所反应出的对人的轻蔑、侮辱和冷酷。在宣称日耳曼人优越的同时，通过对它的驱役和压迫，引诱它去实现一个超现实的世界之梦。在这过程中，日耳曼人同样是被蔑视的，因为超现实的梦里根本就没有有血有肉的活人，不论他是什么种族，尊贵的只是这个梦本身而已。第三帝国不是毁于战争，而是毁于对自己的轻蔑。这与它主张的日耳曼人至上是隐晦的内在矛盾，是表与里、现象与本质的矛盾。所以希特勒临时前对秘书说：德国太小太弱，不能承载我的梦。

　　施佩尔的建筑本身并不是所谓的超现实，它是非常现实的，具有明确的意义。

　　今天各地有数不清的宏伟建筑，比如北京的鸟蛋鸟巢，它们就是这个时代的象征，它们代表的就是这个时代对待人的态度。人们真的理解那些巨大钢结构与幕墙下的精神，以及这些建筑所体现出的对人的心态么？

　　党的报告里始终谈的是宏观数据，强调所谓的民族复兴。它代表的意义与现代建筑相同，都是宏大的。它要展示的、要实现的正是一个超现实的梦。在这个梦里，没有人的地位。今天的各种世态景象；国家对待人、以及人对待人的冷酷与轻蔑，它们的本质与这个梦的精神是相通的，来源于梦，成为梦的一部分。

　　当一个建筑巨大崇高的时候，人的意义就倒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