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生活史》经典影评集
《未完成的生活史》是一部由丛峰执导，纪录片主演的一部中国大陆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未完成的生活史》影评(一)：《酒伦浮生》
基础教育体系中的教师这个行业，在世俗眼光看来稍显尴尬，你说这一阶层属于知识分子吧又似乎市井得很，你说这一阶层是公务员吧有些待遇又实在是不如公务员。教师起得早走得晚，在学校里上有校领导下有混学生，是份不轻松的工作。虽然《未完成的生活史》里丛峰镜头下的教师似乎是高中教师，但他们的困苦和命运又何尝不是和芸芸大众的困苦接连在一起呢？刘东尧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花钱从黄羊川这个甘肃乡下的学校调到城区，美术专业出身的他却依然在城区的学校做着在黄羊川做的体育教学。城区的日子导致朋友圈一下子急剧缩小，刘东尧虽然依旧每日喝酒，但早已和黄羊川的喝酒不是一回事。老师们因为喝酒去世，因为喝酒升迁也因为喝酒一事无成。黄羊川的男老师们一方面抱怨着体制“喝些”到“喝血”的和谐，一边推杯换盏间还是要在这烂掉了的体制中为自己谋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刘东尧调到城区的庆祝宴会上，还待在黄羊川的老师一脸落寞。即便是忍受在城区学校更复杂更难以应付的现实，待在黄羊川的教师们依旧渴望这种更大的难题——这便是丛峰要在《未完成的生活史》里透露的一点信息，不管是在何种肮脏堕落的社会里，人们总是会立刻找到规则并循此一直达到理想中的一个位置。首先是必须要达到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即便是落寞和表面光鲜，人们也会因此而觉得具有一定的优越感。刘东尧在城区买了二手房，但每晚他却自己一个人躺在双人床上，屋子里也没有除了床之外更多的家具。刘东尧的家和老婆孩子都在黄羊川，他可能奋斗了一辈子，最后才会发现自己反而正在距离“飞黄腾达”、“3年后你再看看”的目标越来越远。刘东尧的问题浓缩了中国人的问题，我们企盼的目标有时仅仅是一个面子上的目标，它可能会改善生活和短暂安抚心灵。正如刘东尧自己对丛峰说的一样，“我其实真的怀念黄羊川那样自由自在的日子”。但在这样的日子里大家又心有不甘，这问题深想起来正好我脑海中回想起《未完成的生活史》最后的画面：几排破旧房屋中的空地上，杂草丛生，远处有行人面目模糊地游荡。《未完成的生活史》在叙述似乎还在持续时突然掐断，丛峰自己或许也并不清楚它应该从何结束。就像那无休无止的酒局一样，只有真的因此而死，一切才盖棺定论、戛然而止。
2011年11月22日
《未完成的生活史》影评(二)：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哀
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的休息之间，我和朋友在发短信，我们在讨论咖啡壶的功率，看是不是可以在宿舍里用。
这个片子，我们看的是245分钟版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页面上显示的是207分钟的。
就像现场一些朋友和有些评论提到的那样，导演的野心确实很大。我大概是在看到第一部分的一半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因为导演镜头下的人很多，谈的问题更多，包罗万象，企图把这个小圈子里的所有问题都暴露出来，所以他也需要四个小时来表达。可在我个人看来，稍显欠妥，让人觉得故事很零散，太大总是不太容易把握。其实这也算一个死循环吧，导演想表达全，那就必然导致故事大，故事大就比较难操控。
你不太可能要求一个独立纪录片导演说：你，把故事弄得短点，考虑一下观众的感受好吗？
“封闭”应该是一个关键词，与世隔绝，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喝酒作乐淡逼天南海北政治历史。
夫妻之间，可谓男耕女织，男人教书匠，女人裁缝，两个儿子，一起蒸馒头，令人艳羡。
“制度”是另一个关键词，悲哀的根源在于交易，而交易的本源在于制度。常有人热议说不要把一切问题归咎于制度，但从这个片子里，我看不到任何不责怪这个制度的理由。哪个人物说了一句，什么共和国就和清朝没啥两样，也是买官卖官。什么评职称，要搞关系，要调离，要搞关系，我真的懒得一一赘述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了。
之前讨论得很热的逃离北上广，后来又有说法，白领们回到家乡，不适应当地讲求人情关系的现实了，后来又回到北上广，这个片子给这个说法提供了注脚。许子东以前在一起节目里说，同事以常识来说，应该是最要防范的了，可是你看看片子里的同事们，对于送钱之类的事情，毫不避讳，虽然他们称自己为兄弟，我们也这样觉得，但是不是有一张更微妙的东西在里面？对，就是已经不顾一切了。
“孩子”是一个关键词。导演说得好，他们要换学校，要调工作，都是为了小孩子可以在县城受更好的教育。
整个片子，当然这肯定不是刻意或者说本来要表现的就是主人公的悲哀，但事实就是，一个本来逍遥快活的人，受旁边人影响，也走上了和他们一样的道路，到最后发现，自己不能接受改变。环境之势，看来往往是不可逆的，但里面有孩子的因素，所以这种不可逆也许原本就是一种必然。
这个片子的点太多，姑且说一个。
学校门口摆摊的老头说，地没了，他们给了一万块钱，但是钱很快花完了，没了就没了。可是如果地还在，至少每年或多或少可以种点粮食出来。
这根本不是一个人的悲哀，也不是一代人，建国以来，甚至是我们这个民族五千年历史的悲哀吧。
还有一个个人关键词，“初解放”，我奶奶常说，九岁来你们家做童养媳，“到来年”解放，“初解放”的时候怎样怎样。这是属于他们的记忆。
《未完成的生活史》影评(三)：《未完成的生活史》与三大困境
2012年9月15日，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豆瓣组织了纪录片《未完成的生活史》免费观影。在离开兰州千里之外，又是涉及甘肃题材，便欣然前往。
生存困境
纪录片的拍摄是期间是2005年7月到2008年10月，镜头对准的是甘肃古浪黄羊川的一个乡间教师群体。这个群体以古浪县黄羊川职业中学为核心，以普通教师刘东尧为切入点，反映了一群普通教师们的生态。
古浪县隶属甘肃河西走廊的武威市。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工业基础薄弱，2011年财政收入仅1.4亿元。河西走廊地广人稀，戈壁滩绵延千里，每年春天从敦煌飞起的沙尘一路向东，吹入兰州。除了张掖市有湿地为肺，气候和水源条件较好，偶尔会让沙尘拐弯外，其余地区难以幸免。纪录片中的镜头多次重复这样的镜头——小小的龙卷风吹着沙尘在学校的操场上盘旋，学生们奔跑避让；躲在教室里的拍摄者和老师们透过玻璃看窗外风沙卷起尘土和白色垃圾；大风卷落挂在学校栅栏上的标语横幅；甚至有一回大风将学校为应付上级检查制作的宣传牌的顶子不断掀起直至吹倒，吹掉的不锈钢部件被教师们拖进教学楼，在水泥地板上发出刺耳的声音。
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职业教育的招生对象基本上是未考上高中和中专的初中毕业生。这些学生因为成绩不太好，无法进入高中进而考取大学，也无法进入中专就读。按照1994年以年的毕业分配格局，大学生和中专生可以进机关单位，有干部身份，而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进工厂，身份为工人。随着大学不断扩招，以及国家分配政策的调整，大学生和中专生自主择业，不再分配工作，与职校生职业、身份的界限渐渐模糊，但职校生并没有因此而使自己的前程更加光明。
正是面对这么一个教学的群体，美术专业出身的刘东尧进入学校后，曾经跑到兰州学裁剪，以便教授服装缝纫；他的妻子与他一同学过裁缝，入校当民办教师，终因工资低、无法转正而在黄羊镇上做起了窗帘生意。刘后来又陆续教过音乐、体育，学校安排他教什么他就学什么再教什么，一把手风琴，几个篮球，就是教具。理想在这样琐细的无奈的生活中消于无形。他最怀念的是开了服装缝纫班后，没有学生，自己整天在学校外面游荡，打着台球混工资的快乐时光。
座落在古浪县南部山区的这个学校几经分合变迁。当过小学，中学，1995年成为完全职业技术学校。那正是刘东尧到学校工作前后。十几亩地的学校自成体系，门前有摆卖的妇女，一天大约挣个二十来块钱。没有什么娱乐活动，除了喝酒。无事喝酒成为日常生态。是以很多影评者认为，纪录片表现的是一群低层知识分子的自我麻醉。喝酒，在这里，其实有更多耐人寻味的东西。他们在划拳争胜中娱乐，通过拳好量大找到胜利的快感。他们推崇酒品如人品，通过喝酒鉴定一个人品格如何，是否跟自己一路。他们在喝酒中形成圈子，这样的社交圈也反映出自己与其他人的生活连接——大多数时候，圈子里只有他们自己，偶尔会有县城工作的同事，某某在银行当行长的亲戚。在这样的圈子里日复一日，他们不再看外面的世界。直到有一天身边同事的弟弟在云南的机场里将车开进停机坪接人，才又感到奋斗的意义，并抚摸着孩子的头将这意义寄在他们身上。身边的人也有因为喝酒而死去的，记录片中就出现了三个。他们并不关注喝酒对健康的影响，而是津津有味地挖掘他们死前的故事。
他们住学校提供的免费宿舍，当学校建起新的教学楼后他们搬进曾经的教室，并按自己的爱好进行改造，一家几口住在一间大教室里。刘东尧还占了一间已经成为危房的调走同事的宿舍，在那间房里，他与妻子一道架起巨大的笼屉蒸馒头。他们在农忙时也回老家务农，帮家里干些农活，如搓玉米。刘妻的家里，几个弟兄，有的早已死去，有的脑子有些问题，有的仍在贫瘠的土地里耕作。在这样的对比中，有正式工作或在镇上开铺子的他们才略有优越感。
他们也有现实的梦，那就是工作调入县城。在他们眼里，县城工作的人活得挺滋润，挺让人羡慕。当省上的领导来检查工作时，他们躲在传达室数进来了多少车，哪辆车最高档，里面坐了什么级别的领导。躲在办公室里演练面对领导怎么说又自我嘲笑。可镜头随之对准了与他们曾一起工作、后调入县城的县办公室副主任及其他同事，他们的生活充满压力与无奈，在一起又常常怀想以前在黄羊川的快乐时光。他们聚在一起谈论进县城的实现路径，需要找什么关系，要花多少钱，谁谁谁花了多少钱就进了县城哪个单位等等。有时觉得很遥远，似乎是一个无法企及的梦；有时又很近，这样的事就降临到自己身上。当刘东尧真正如愿调到县城，花了8万多买了一套二手房（2008年在北京可能仅能买到几个平米），躺在没有家具的空荡荡的房子里，面对新的无法把握的同事关系时，他同样怀念起了自己在黄羊川的时光。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老婆孩子仍在黄羊川，这就是自己要的生活吗？
拍摄困境
《未完成的生活史》导演丛峰在当天的观影结束后与观众进行了互动。现场的一些观众显得很了解丛峰，提问中还谈到了《马大夫的诊所》。这两部纪录片与《信仰》一起，构成丛峰《甘肃的意大利》三部曲。
我是第一次感受丛峰的纪录片，《未完成的生活史》用了270分钟时长，来展现古浪黄羊川这所学校里的人物日常活动。从当天下午五点开始，到影片放映结束，中间仅仅休息了五分钟。只有少数观众中途离场，很多人没吃晚饭坚持到了最后。这部片子的“生活史”分为过去和现在两个部分，“未完成”即是强调生活还在继续，拍摄也将可能继续。
丛峰借助自己曾在黄羊川支过教、有很多熟人的优势，扛起摄影机，在2005、2008年两次扎进黄羊川，平行拍摄了这个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乡镇、学校的无数日常生活场景，将数百小时的素材剪成不同的纪录片。
对于大量的素材来说，最终剪入片子的也不过270分钟。丛峰说，他曾做过一个较短的片子，但自己认为还是这部长片更能体现自己的拍摄意图。但对于一部电影和它的观众来说，270分钟确实很长。在这270分钟里，喝酒的场景一再重复出现。跟学校同事喝，跟以前的同事喝，同事来了朋友喝，下班无聊时喝，乔迁新居喝，庆祝提职喝，有了重要消息大家聚在一起边议论边喝…… 这凸现出一个拍摄的困境，除了拍喝酒，还有多少可拍的场景？
酒场不断重复的拍摄困境从反面也成就了纪录片。一则，是因为喝酒本就是他们的日常娱乐以至日常生态，二则只有在酒场上，这些人物才个性鲜明，性情流露。他们在镜头前跑调地大声唱歌，没有节奏地跳舞，肆意谈笑社会阴暗面，满口脏话地论己及人……而一组晚上无酒场时刘东尧包着被子大睡的镜头，也提示出没有酒精的刺激，他原本是个沉默寡言人。即便是在工作场合谈到酒，他们马上变得神采飞扬。当然也有醉酒，第二天实在打不起精神上课的教师。
对于是否被拍摄，这里的很多人毫不在乎。因为拍与不拍，改变不了他们的任何事情。片中还用几组酒场中人打断他拍摄的镜头，比如刘东尧以前的一名学生、后面的同事曾对镜头说：“把机子放下，我们划两拳！”所以在纪录片的拍摄人员名单中，出现了刘东尧的妻子、同事等若干人，导演自己有时也进入了镜头。
唯一对拍摄表现出敌对的，是刘东尧进了县城中学后的校领导。片中纪录了一个夜晚，与拍摄者一起从学校走出来的路上，刘东尧转述校长对拍摄的反感，说你们那个大胡子的什么人，整天扛个摄像机拍什么拍？告诉他再不要拍了！
但拍了和不拍，还是有很多不同。当我问到丛峰：你的朋友看到过这部片子吗？他们知道你制作的片子内容后会作何感想？你考虑过这部片子如果传回甘肃，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吗？丛峰答道：朋友们知道自己在拍，他们自己也参与了拍摄活动，但他只告诉自己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到北京来，就让他们看片子。正是考虑到片中的影响，所以纪录片仅在圈内放，不上网络。看得出，他在小心地维护这些朴实的朋友。
表达困境
看惯了叙事恢弘、解说清晰的纪录片，猛然接触这样镜头散乱、无任何解说和提示的纪录片，着实不很适应。看着周围坚持四个多小时看完片子的年轻观众，我心里在想，到底是什么吸引了他们？
“是片中对西部贫困状况的反映吗？”我问一位观影者。他说，不是，因为他对西部的贫困有心理准备。
“是对摄影的看好？”丛峰说，当今的时代，人人都可以拿起手中的摄像机，纪录生活；剪辑影片也不需要用专业的非线，有些软件就很好用。一位观众回应说，他就拿摄像机拍自己的家人拍了若干小时的素材。
当片中用特写拍到教师们喝的啤酒瓶上“中国名牌”标签时，全场一阵轻笑。他们可能觉得这是小地方酒厂的自吹自擂。可能是为了避免植入式广告的嫌疑，导演切掉了酒的品牌。其实在甘肃这块大地上，很多酒的品牌至少全国知名。随着人物从黄羊川到古浪县城，他们桌上的酒出现过啤酒、红酒和白酒。熟悉武威乃至甘肃的人，一看片子，就知道那是些什么酒，如黄河啤酒、西凉啤酒、莫高干红、威龙干红、皇台等等，不乏中国的上市公司。在这些欲望和繁华尚未兴盛的地方，商品却从未放弃他们的市场。
《甘肃的意大利》是丛峰为这三部纪录片取的总名。这个诗意而荒诞的名称引起过不少人的兴趣和追问。丛峰总是拿黄羊川这穷乡僻壤里台湾人所建的一座五星级豪华大宾馆来搪塞。当我这个甘肃人再次追问时，他用甘肃方言给了我最准确的回答，也让我一下子领会到他最初的本意。
甘肃的意大利，并不是时尚、奢华和现代的代名词，它只是来自于甘肃的方言：“一搭里”，意谓“一起的”。“甘肃的意大利”用最直白的话来讲，就是那些在甘肃曾和我一起的人们。这个解读，直通拍摄的意图、人物、题材以及影片的意义。而用“意大利”这个谐音，是丛峰精心构筑的一个外壳，上面织满了落后对现代的矛盾与反讽以及对这片落后地区快速现代化的诗意憧憬。
丛峰将自己在甘肃西部最深切的内心感受化为纪录片呈现给世界，用它们来映射当今飞速发展的时代里，那些近乎被主流社会疏离甚至远远抛在后面的农村、城乡结合部农民、教师们的生存困境、理想困境，却又不能像《华氏911》那样鲜明的表达立场和态度，所以，他选择了纪录，并不着一言。
杨照在谈到台湾纪录片《他们在岛屿上写作》时，还曾说过，“纪录本身是就是一种诠释。尤其是面对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面对众多即将消失的记忆。”透过西部一群低层普通民众的生活，来铺织这个时代不曾被普遍关注的记忆，也许这就是丛峰的愿望。而记录那些平常被掩盖，甚至不愿、不准被看到的真实，这类纪录片在中国不断出现，也说明了民主的进程吧。
《未完成的生活史》影评(四)：低级知识分子的酒精世界
低级知识分子的酒精世界
——《未完成的生活史》
抽烟为了咳嗽，喝酒为了难受。
马大夫在《未完成的生活史》开篇说：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于是，他们开始喝酒，划拳。
当然喝酒还为了娱乐……乐于酒精，痛于酒精，死于酒精。
划拳、喝酒——这件事情就至于有那么好玩？剧中人对喝酒频率的概念是：录了40盘带子，30盘都在喝酒。这个比例也如实准确地呈现在我们看到的《生活史》这部作品中。荒芜光秃的生活里喝酒是最大的快乐，没有之一。
划拳是为了迅速进入状态。然而为了防止喝成痴呆，也需要划拳，划拳非常锻炼脑力，就算喝到谁也不认识、看谁都是双胞胎的地步，那也起码还得识数，难度相当之高。而且划拳的时候还要大声喊数，喊到扯破脏腑，同时大脑在飞快做加减运算，如果算不清楚，就没人带你玩了。
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喝到high，喝嗨到又唱又跳的的程度也是可遇不可求。其次是酒风的问题，其次是喝了酒之后出的各种洋相。
轻者：有喝醉了在茅房里躺了一宿的；有把硼酸当成酒喝到肚子里损毁食道的，结果是去了一趟兰州，兰州似乎是个神奇的天堂般的城市，每当出事情到搞不定的时候，看来就需要去一趟兰州，这类事件在酒桌上是被当作笑话来讲的。
而重者，老田，死于饮酒过量；XXX，死于饮酒过量……对这些死生大事的谈论，却是用来让大家沉默的。彼情彼境被描述得直接到位、凝练利索：
“我掉了一点半眼泪，左眼里一点，右眼里半点，那半点我刹住了，没有掉出来！”
作为酒桌上的即兴表述，我没见过这么有诗意和悲情的大白话。
那么，能说出如此有水平的话的究竟都是些什么人？
文豪？教授？知识分子？艺术家？哲学家？
貌似都对，但是把这些身份统统降低4个版本以上，就差不多了。
他们对教导主任的前缀“正”还是“副”这样的字眼敏感；升迁与调动是他们酒桌上永远最核心的话题，荤段子与之并行……可是他们也谈论鬼谷子，他们是读过一点书的人、舞过文弄过墨、他们是酒家、是竹林群贤（闲）、是低级知识分子、是县级和镇级中学里教书的，对呀，他们是老师。
老师这个称谓，以前是个尊称。现在可不了，它老早就不再特指教与学的关系，而是对稍微年长于自己的同行、前辈等的普遍称呼，还可作更为广义上的笼统称呼，比如刚认识的陌生人，稍年长，不便直呼姓名，如果他是个领导，还可以叫X主任、X局长、X科长等，可要是这人没什么官职，若叫哥姐叔姨等更是别扭，那除了老师没有别的选择了。所以，山东人管任何人都叫老师，我在京沪高速上过临沂收费站的时候，收费员问我：你去哪儿啊？老师！比如有些特定情境中，管你叫老师就意味着骂人。比如京味电视剧中，刚介绍俩人认识，一个说，哎哟，X老师，久仰久仰……另一个说：可不敢当，我得叫您老师。“老师”这个词的多元性和立体含义真能够在某些场合制造出分不出是夸人呢还是骂人呢的神奇效果。比如，有一段时间北京等大城市流行管老婆叫老师，我常听见某著名导演在电视上说，我们家X老师怎么怎么着……让人分不出是真谦虚还是假低调。
有了“老师”这个万能词汇，生活真方便。
不过，现在反映过这一点来，稍有点赶不上趟了，因为这年头更时髦的是“同学”这个词。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政权建立之初的50年代，社会阶层是以人的职业分类为基础来划分的，即所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里素质比较高的那一部分人。
《生活史》里有把镜头对准那几个站在大门口晒太阳的老头，他们曾经当过老师，可是他貌似谦虚的口吻说教过几天书，也就是三四年吧。到底是几天还是三四年？这修辞修出境界来了。那个被点名讲他是最清楚南冲寺历史的老汉，他说自己也不清楚，还记得他们有曾经教过书的经历的人，说他们是真正的教育界的元老，写得一手好毛笔字，
《生活史》里拍到的这些曾经是神马神马的人后来全都成了门卫，看大门的，也就是保安。
在50年前的社会划分里，在他们当老师的那个年代，他们无疑只能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里素质较高的一部分。然而同为知识分子的教授、作家、科学家、院士、研究员、留学归国人员，他们不仅是工人阶级里素质较高的那一部分，也是知识分子里素质较高的那一部分，所以那些后来成了门卫的就算是教育界元老的人在当年只能是低级知识分子。
在今天社会结构已明显变化了的情况下，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社会阶层划分呈现了更加综合性、多样化和变化性的趋势。比如一个比较势利的说法：权贵、正在形成的中产、底层。今天的阶层划分中不稳定症候明显，就是此刻拥有权力和资本的人有可能明天就沦为草民。
《生活史》呈现的是一个极不活跃的稳定环境，主要被拍摄的那些人，生活在鼓浪这样一个相对发展缓慢闭塞的空间里，从乡镇到县的工作调动是他们能支付的最大代价的最大尺度的动荡，喝酒的方式和60年前一样，酒桌上说着和30年前一样的话题，使用着50年前的木制大蒸笼蒸馍，而这种蒸馍的传统是500年前的。
蒸馍是有一种仪式感的，因为大概一个月才蒸一次，一次蒸的馍能摆一案板，要够全家人吃一个月。主妇们对蒸馍这件事情都提前有着规划，看着馍快吃完了的时候，便需要计划下一次的蒸馍，需要提前一天发面，发面所用的酵头是上一次蒸馍时留下来的，蒸完馍之后要留一点发面作为下一次发面的酵头，如果万一忘记了，就得去别人家借，如果不愿去借就只能用酸奶或者醪糟之类的发酵品来替代酵头，这样发出来的面效果一定不如发面酵头发出来的好。发面需要掌握时间，蒸馍还得放碱，碱小了馍味道酸，碱大了发黄发苦。任何方面欠一点儿，都蒸不出好馍，有些人家蒸的馍就永远碱大，要蒸得一锅好馍，就需要整个规划和制作过程里任何一个步骤都精准而不出差错，然而主妇们手底下的火候与度量却不是靠时钟与刻度的标记，而是经验、手感和天分。所以，蒸馍有一种仪式感，它是生活史中周期性重复着的一件大事。
只有蒸馍的那一天才能吃到刚出锅的馍，大部分的时候吃的馍是旧的，甚至是冷的和硬的，这种馍吃起来会掉渣，西北人管挣点零碎银两叫拾馍渣。任延秀的窗帘铺子大致就是拾馍渣的意思。
这是古典的北方的生活史，无论农耕与市井都是如此，《生活史》中的低级知识分子们今天也都还过着这样的日子，仍旧在乡镇与县城之间周旋，他们到底算什么人？应该被如何划分？底层？底层人民有天天喝数十元甚至100块钱以上一瓶的白酒的吗？
低级知识分子不处在精英文化的环境中，没有中心意识、使命感和救世理想。他们根本不谈论学术，从不忧国忧民，不谈论国计民生，他们算什么知识分子？如果知识分子的圈子拒绝接受他们，那他们到底算个什么？所以知识分子前面要有“低级”这个前缀，就像教导主任前面得正副分明。以县为核心的上下级关系、调动工作永远是点击率最高的话题，没有之一。区别于农民，这是知识分子的事情，也区别于高级知识分子，是低级知识分子的事情。是事实，也是传奇。
高级知识分子说当代中国文化心理与经济观念的严重失衡致使了现在这个全世界古往今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畸形社会。低级知识分子们在喝酒，在学习八荣八耻，他们说服务人民和热爱人民意思差球不多。
丛峰拍的是群像，圈子止于群像内部。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交范围可以有高级官员和企业家，低级知识分子则主要在这个群像内部消遣和娱乐，社交范围延伸到校长科长组长等九品芝麻官，没有生意人，饭馆老板都不会和他们一起喝酒。偶尔出现个局长也被界定在办事送礼搞搞腐败的情境中还不是一个阵营的，归根结底是局外人。官员和企业家可能同时也是文化人，而县城的饭馆老板和小卖部掌柜的决不会是思想家。
那丛峰又算是个什么人？他是个纪录片导演吧！可如果电影导演的群体拒绝他这样的个体呢？加前缀呗！
丛峰留着阿富汗恐怖分子似的胡子，手持摄影机，异乡人，如果有人问他，你是干嘛的？（包括从前做过什么，现在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为谁而做，甚至再加上你是哪个单位的？）这都不是能够轻易回答得清楚的，问答双方对这个问题的沟通一定需要好几个来回的解释，结果还不一定能彻底地清楚明了。
丛峰这样一个游离于知识分子领域、小众文化艺术圈、独立电影圈的身份不确定人士，在鼓浪县黄羊川镇的阶段性逗留，看起来的确非常可疑，从他的长相、身份到讲不清楚的做事动机，都是不安定的因素。
《未完成的生活史》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拍摄过程。
拍摄有两个最重要的含义。一是，什么时候停止拍摄；二是，现场什么时候关机。
丛峰几乎每隔半年去那里拍一次，他究竟是要拍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年，如果没有一个外部的事件来终止拍摄的话，什么时候停止拍摄是剪接思路里的一个内容，再漫长的拍摄过程也要终结于剪接和放映。《生活史》的剪接思路的形成也是一个反复经久考虑的漫长过程，剪接（包括拍摄）是受到未来放映场合和观众群体的制约的，丛峰大致可以想象未来能够看到这部作品的都是些什么人，这一点部分地与《马大夫》的放映经验有关系。《生活史》其作品与拍摄内容有一种相反的气质，它不是那么地奔放、无节制，恰恰充满了谨慎和操心，上照顾他的观众，下体察他的拍摄对象。甚至有一种顾虑，（这一点区别于《马大夫的诊所》）在于丛峰与被拍摄者之间的亲近关系，保持距离感，同时默认的共同阵营。丛峰对他的镜头里的低级知识分子们的生活现实了解得十分真切。
除了什么时候停止拍摄以外，是在场时，拍摄与不拍摄，开机与没开机的问题。
很多人指责独立纪录片内容的无聊与枯燥，说，他见过的某某地方发生过的某某事件，某某人身上的某某故事，如果拍成纪录片，比你们这些人拍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要牛B一万倍。
可问题是，纪录片的本质是你得去拍去，你去了你还得能拍得到。
拍了一整天七八个小时的素材，可能全都没有用，但是，刚刚关机，却发生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可能拍纪录片的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杯具，惨痛而又耐人寻味。更多至关重要的事情，在作者根本不在场的情况下发生。
《生活史》中以字幕呈现的事件：XX死于喝酒过量；两个学生发生争执其中一个被捅死。——更多发生了的事情丛峰是没有拍到的。
佛法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
意思是说，菩萨关心做一件事情的动因、念头，起心动念间要有慈悲心，这当然需要无量的智慧，而众生远没有这么大的智慧，他们更多是为达到目的获得结果而产生做事的动力的。
我们要向菩萨学习，将做事的动机过滤到足够善和纯，当然这个太难了。丛峰拍《生活史》，有点榜样的意味，他已经对拍摄坚持到这个地步了，也就不再怕有什么没有拍到了。激烈与乏味同样都是生活史，酒桌上的对白就是浓缩的人生，何必再上演悲欢离合。
人的视觉是幻想形成的，鼓风机是放在炉子口为了让火更旺，上了笼的花卷和馒头需要旺火蒸，而蒜苗是在快出锅的时候才放。
中国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你看多了纪录片，尤其会发现和认同这一点。
在这一点上，《生活史》觉悟真相，自净其意。
吴蕾蕾
2011/3/6 於 沪
《未完成的生活史》影评(五)：历史的重点所在
今年云之南独立影像展，评委的选择已经偏向了实验前卫题材，与现实生活隔开出一段距离。在一些人看来，丛峰这部新作不算新鲜，里面既可以找到胡新宇《男人》的痕迹，也有他几部前作的苍凉影子。然而就片名来看，导演已经暗藏了惊人野心。他在琐碎且庞杂的生活中发现出某种规律，置身其中却又清醒旁观，承担了作为一名纪录片作者的高度责任。
这是一部关于个人、群体以及体制的群像电影，从中可以看到人的溃败还有那些逃脱不了的命运模式，它有全景有特写，有结构更有诗意，试图完成对人们灵魂上的指引。黄羊川职中的老师们，这些乡土知识分子形象生动，他们在恶化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并与之对抗。这帮人无法选择彻底的离开，一旦走出黄羊川，他们更会发现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身处体制的下游末端，他们更无力去对抗体制，只能在海量的酒精中麻痹自己，发完醉酒的牢骚，做尽荒唐可笑的举动，然后又去适从它，慢慢老去。然而，影片没有在妥协中失去灵光，它敏锐地发掘人性自身的亮点，从日常中捕获不经意的感动瞬间。面对这片太过遥远又异常熟悉的土地，我们只有感叹，即便囚困在沉重的体制枷锁当中，人和人的生活才是历史的重点所在。【艺术世界】
《未完成的生活史》影评(六)：生活有没有历史
■入评理由：第五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影评人奖获奖影片，“甘肃的意大利”系列纪录片的第三部（前两部是《信仰》、《马大夫的诊所》）。
卫西谛代表三位影评人给予的授奖词如下：“这部纪录片以谦和自然的手法描绘出当下中国地方生活的缩影，并以切身的视角与姿态记录了在令人无望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中，个人和群体溃败的发生。影片同时又敏锐地发现庸常生活仍具有的厚度与温度，影像平静朴素，但焕发史诗气质，令人深切感受到人的命运，历史和存在”。
■片名：《未完成的生活史》
■导演：丛峰
■上映日期：2011年3月26日（中国）
■读家：木卫二
■推荐指数：★★★★★☆
■一句话点评：一部关于人的群像电影，从中可以看到人的溃败还有那些逃脱不了的命运模式。
“昨天，她卧在贫瘠的山脚下，安静而沉默，几乎与世隔绝。今天，她站在群山顶峰，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明天，她将融入社会，走向世界。这便是我的家乡——黄羊川。”古浪县黄羊川职业中学初中学生王晓彤在她的一篇作文中如是说，如果这段话出自成年人，它最大的可能是喉舌读出的样板文，毫无疑问。由古至今，从小到大，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被不断打开。曾经的山山水水，长大后却想着一再逃离。逃离不了的，他们也接受了现实，安静而沉默。
黄羊川，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城东南。这里有座中学叫黄羊川职业技术中学，《未完成的生活史》把镜头对准了当地的一群老师。贫瘠、与世隔绝，这就是电影里的环境和故事场所。再有片中人物说的，去一趟南方回来，发现这边根本不是人呆的地方。然而这些都不是残忍，真正的生活残忍不是看得见的生老病死，而是如同《未完成的生活史》主人公的突然感慨：当他调离黄羊川，进了城，他站在群山顶峰，看出去的依然是山，一道道难以穿透的屏障。铜墙铁壁，封闭着不能叫做秘密的秘密。旧有的生活已经远去，县城的生活在继续，影片末了，余留下一股让人绝望的情绪。
不同于墙壁之间的课堂，影片更多讲述他们在工作以外的普通生活。黄羊川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不时就有风沙的席卷肆虐，师生们一起种下小树苗。他们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在办公室里聊天，夜夜划拳醉酒，唱唱跳跳。在貌似平静的生活影像下，昼短夜长、寒来暑往，他们就这样在酒精中燃烧自己的生命，走过四季，走完人生的一年又一年。
在无望和残忍中，电影也有一些小温情，比如聚会和拉家常。即便没有太多的后期处理，但是间杂出现的西北风光却让人心旷神怡。积雪的山、湛蓝的天，绿意还有田野。与之相对应的，这帮人的日常生活就是粗糙的灰色，未经处理的一堆沙，不断洋洒，不断重复，没有什么新鲜可言。他们无非也就是盖了楼、搬了家，有人调走、又有人死了。像老田等几位人物，给小孩塞红包，某一天就突然没了。光是这几处地方，我就几乎认定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中也出现过。仅有的人生体验不过二十几年，早些时候的记忆往往来自长辈或亲人印象，尤其是当他们陷入醉酒吆喝的状态，闹出荒唐搞笑的举动，我总会产生一种不真实感。而这种不真实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总会被凸显放大，进而变得印象深刻，形成错觉，再出现于往后的许多场合。身在首尔的朋友印证了我的看法，他说影片所讲的东西，与他接触的生活太相似，也太残忍了。换言之，他因为这种残忍下意识去拒绝这部电影，而因为这种残忍，我彻底喜欢上了《未完成的生活史》。
按照丛峰的作者阐述，他把第一部分看做大海，是一个大的全景，人来人往。第二部分是不断推进、聚焦，成为一个人的特写。我倒是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两部分的依赖关系就好比荒漠中的沙丘，大海里的浪花。小人物逃离不了命运模式，只有屈服认输，甘愿重复。相比其他充满洁癖和过度洁癖的导演，丛峰多次强调自己身在那里，他的生活经历也迫使他在这部电影中投入了很多感情，有些就是纯粹私人的。可以发现，丛大胡子（导演）的在场也成为了某种判断标准，主人公不适应县城中学，因为校长和周围人不待见这台摄像机。摄像机是怪物的化身，被集体所隔离的他也成了奇怪的动物。所以，观众会发现，在这部电影的其他地方，反倒没有任何称得上奇怪的东西。毕竟也只有在中国，各种内幕是见怪不怪，大家都习以为常。而这些捎带讽刺性质的东西，并不是《未完成的生活史》的用力点，它们只是组成生活的一部分。
去年底，在镇上计生办工作的表哥给我打过电话，闲扯完一番家常。他突然说，他和另一位表哥都没出过省，我却不带停的到处跑，确实需要很大勇气。另一位表哥在镇上中学教书，当年与他同批进入学校的年轻老师，有的晋升、有的下海、有的再婚，说起来也都是一堆琐碎。事后我想了很久，我根本不知道勇气为何，又或者我觉得，选择他们那样的生活，选择了《未完成的生活史》的普通生活，那是不是更需要一种惊人的勇气。与导演一样，我也不知道生活又没有历史，但有些东西，从你出生在这片土地，它就已经写好了，等着你用毕生时间去翻过，一一对照，然后发现早已写好的结果。【北京青年报】
《未完成的生活史》影评(七)：中国之春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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