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書紀》读后感100字
《日本書紀》是一本由[日]舍人亲王著作，后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9.00元，页数：4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日本書紀》为日本正史之首，官修“六国史”之第一种，是日本神话与早期历史的最重要著作。本书是国内首次引进，大家久等啦~
●挺好的，国内第一次出版，对于国内的日本史研究来说帮助肯定不小，一些日本史爱好者也不用为此发愁了
●等了十几年
●就体例来说，此书有些像《资治通鉴纲目》，以年代和月份为纲，以简略的事件和人物为目，暗含了历史评判功能，一、二卷为神代，是远古的神话传说，日本起源于一叶苇牙，三至三十卷为天皇时代，从神武天皇到持统天皇，也有类似武则天一样的女天皇，这是正史。 此书有两点难度：一、书纪用文言写成，有校记无注释，只歌谣有简释，且有较多的异体字，阅读有难度；二、文化上的差异，很多人名、地名、专有名词、风俗习惯等与中国不同，如果对日本的古代史没有大概的了解，理解有难度。 虽然阅读有难度，但此书是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整理本，意义重大，编辑们功不可没，还是推荐阅读。
●类似“日本史记”，装帧、印刷与字体都很不错。 相较于《古事纪》在一个历史事件只会选择某一种说法，书纪在叙述主流说法下把所有其他说法也记录下来，更有官方史书的意味。
●比不了古事记
●什么时候能出版啊
●日本拿神话当历史读 哎~
封面讲述了《日本书纪》中的一则神话故事：素戋呜尊肆意妄为，天照大神愤而闭居天石窟，苇原中国陷入长夜。于是天钿女命在天石窟前起舞，天照大神好奇细开磐户窥看，手力雄神趁机一举打开磐户——霎时，天照重返天原，日神之光满于六合。正封为手舞足蹈的天钿女命，封底为奋力打开磐户的手力雄神。故事的主角天照大神并未出现在画面中，构成了“缺席的在场”，别有趣味。原图可能是初代歌川豊国的锦绘作品，讲述的是记纪中著名的天岩户的故事（就是电影《阴阳师2》野村万斋女装跳舞那段）。未能查到原件下落，有若干复制品藏于早稻田大学等处。
修改方面，把一些琐碎的部份删掉，加入纸张斑驳掉色，让画面增加留白的范围。
加入印金与烫金互叠来象征和纸的碎箔，烫金一路从书名烫到书脊。虽然烫的是小点点，但实际使用的烫版面积较大，是比较昂贵的工艺。所以印务小哥有点不忍心，问是否将烫金改为印金节省成本，当然我们最后还是决定烫金，出来的效果有目共睹。
书名与作者的矩形框，采用了仿古的风格，希望能够跟画作融合。
内封为咖啡柳编搭配印金，显得沉稳内敛，又不失气度。
感谢设计总监陈老师。
《日本書紀》读后感(二)：《日本书纪》
《日本书纪》是日本留传至今最早的正史，被誉为“六国史之首”，而且，《日本书纪》为钦定正史，其影响远超其他史书。《日本书纪》全书三十卷，成书于养老四年（公元720年，《续日本纪》载“先是，一品舍人亲王奉敕，修日本纪。至是功成奏上。纪卅卷，系图一卷。”）。《日本书纪》的记事，从神话时代开始，直到持统天皇让位（公元697年）结束。可以说，如果没有《日本书纪》，就无法了解七世纪以前日本的历史。因此，在日本国内，有学者将《日本书纪》作为“国史学”放在首位进行研究，对其所做的注释和解释工作，也被看作是重要的史学传统之一，称为“解释史学”。
《日本书纪》这本书，在日本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小到民众的日常读物，大至学者的学术研究，都能从中看到这部书的影子。譬如在日本国内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漫画《火影忍者》里面，借用《日本书纪》的故事十分明显，这里试举四例： 其一，大蛇丸对战三代目火影使用的草雉剑： “我妻號手摩乳。此童女是吾兒也，號奇稻田姬。所以哭者，往時吾兒有八箇少女，每年爲八岐大虵所吞……時素戔鳴尊乃拔所帯十握劒，寸斬其虵。至尾，劒刃少缺，故割裂其尾視之，中有一劒。此所謂草雉劒也。”（《海贼王》里黄猿使用的“天丛云剑”也是此剑） 其二，宇智波鼬使用的天照和月读： “（伊弉諾尊）然後洗左眼，因以生神，號曰天照大神。復洗右眼，因以生神，號曰月讀尊”。
其三，宇智波鼬与大蛇丸的最后一战中，宇智波鼬在须佐能乎状态下用十拳剑砍掉八岐大蛇的头，并封印大蛇丸： “於是天照大神乃索取素戔鳴尊十握劒，打折爲三段，濯於天真名井，䶜（吉）然咀嚼。而吹棄氣噴之狹霧。所生神，號曰田心姬，次湍心姬，次市杵嶋姬。凡三女矣。” 其四，宇智波鼬与长门对战中，使用八坂之勾玉，配合鸣人和奇拉比的大招成功抵消长门的地爆天星： “素戔鳴尊將昇天時，有一神，號羽明玉。此神奉迎，而進以瑞八坂瓊之曲玉。故素戔鳴尊持其瓊玉，而到之於天上也。”
在动漫大量引用、化用的同时，日本学界对《日本书纪》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逐步深入。権東祐的《速须左之男命的变貌：从〈古事记〉〈日本书纪〉到〈古语拾遗〉》依据《日本书纪》和《古语拾遗》讨论了速须左之男命形象的变迁；松本直树的《出云神话———记纪神话中的大国主神》则依据《日本书纪》和《古事记》两本书，探讨了大国主神形象的差异，而池添博彦的《食物文化考：日本书纪神话与稻作文化》，则是对神话中关于食物产生的起源神话进行了考察。 当然，还有对《日本书纪》中天皇世系部分做了研究的著作，譬如玉岗兼治的《上代文学中的死亡表达———以〈日本书纪〉为中心》，就是依据《日本书纪》中的天皇世系，对天皇死亡时的表述做了详细的梳理。
也许，有人认为《日本书纪》这部书在编纂的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的汉文典籍和外来资料，对书纪中的真实内容做了部分改动，或是润色，但诚如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所言，一切的文本皆如种种之拼接引用的马赛克片，一切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或变形。并且，时间和读者已经证明：《日本书纪》是一部了解日本历史和文化的最佳读物。
《日本書紀》读后感(三)：《日本書紀》编者前言
編者前言
《日本書紀》向與《古事記》合稱“記紀”，同爲日本奈良時代早期成書、述及日本神代直至持統天皇（《日本書紀》。《古事記》至推古天皇）爲止神話與史事的重要著作。和文寫成的《古事記》，經周作人先生等人翻譯，早在中國大陸流傳，澤被學人已久；而漢文寫成的《日本書紀》，雖素稱日本古代歷史的重要著作，對中國讀者亦無文字障礙，卻至今未在中國大陸出版整理本。我們此次出版，意在填補空白，爲中國讀者提供這一歷史名著的原貌。672年6月，日本國大海人皇子發兵吉野，進攻近江朝廷。《日本書紀》卷第二十八：
……朴井連雄君奏天皇曰：“臣以有私事，獨至美濃。時朝庭宣美濃、尾張兩國司曰：‘爲造山陵，豫差定人夫。’則人別令執兵。臣以爲，非爲山陵，必有事矣。若不早避，當有危歟？”或有人奏曰：“自近江京至于倭京，處處置候。亦命菟道守橋者，遮皇大弟宫舍人運私糧事。”……六月辛酉朔壬午，詔……曰：“今聞，近江朝庭之臣等，爲朕謀害。是以汝等三人，急往美濃國，告安八磨郡湯沐令多臣品治，宣示機要，而先發當郡兵。”
統治近江朝廷的大友皇子倉促應戰，然兵潰如山倒，一月之間即全軍覆滅，大津京陷落，大友皇子自縊死。此年爲壬申年，故史稱這次戰亂爲“壬申之亂”。
史載，大海人皇子“生而有岐㠜之姿，及壯，雄拔神武”。他是天智天皇同母弟，天智天皇所倡大化改新之後一系列鞏固統治的措施，他亦應有與焉。按日本古代皇位繼承體制紊亂，並無避免紛爭的長子繼承制；故以大海人皇子的功業與才幹，繼承天智天皇的皇位實爲意料中事。然天智天皇意在效仿中國長子繼承制度，突然宣布兒子大友皇子爲太政大臣，遂埋下戰亂的種子。天智十年（671），天皇病入膏肓，于病榻上迫大海人皇子出家爲僧，並要求五位重臣與大友皇子共同立誓，“六人同心，奉天皇詔。若有違者，必被天罰”。後代史家指出，此一場景頗似後來豐臣秀吉臨終託孤給五大老；也和秀賴一樣，大友皇子先父屍骨未寒，即被推翻殞命。
673年，大海人皇子即位，是爲天武天皇。這位雄才偉略的天皇，採取了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等諸多措施，樹立天皇世系對於豪強貴族的統治地位，全力建造諸政一新的律令國家；其文化上的舉措之一，便是決意編纂《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古事記》序：
……天皇詔之：“朕聞諸家之所賫帝紀及本辭，既違正實，多加虚僞。當今之時，不改其失，未經幾年，其旨欲滅。斯乃邦家之經緯，王化之鴻基焉。故惟撰錄帝紀，討覈旧辭，削僞定實，欲流後葉。”《古事記》爲舍人稗田阿禮受敕命“誦習帝皇日繼及先代舊辭”，至和銅四年（711）始由太安萬侣撰錄成書。《日本書紀》之編纂，則據本書卷第二十九天武天皇十年（681）紀：
丙戌，天皇御于大極殿，以詔川嶋皇子、忍壁皇子、廣瀨王、竹田王、桑田王、三野王、大錦下上毛野君三千、小錦中忌部連首、小錦下阿曇連稻敷、難波連大形、大山上中臣連大嶋、大山下平群臣子首，令記定帝紀及上古諸事。大嶋、子首親執筆以録焉。
全書三十卷並系圖一卷（今佚），述及神代至第四十一代持統天皇的歷史。編撰時間長達四十年，直至養老四年（720）始由皇子舍人親王主持編修完成。
作爲日本國史之首，《日本書紀》受到歷代極大重視。加之中世以來，神道家亦對此書深加信奉，祭典時需要誦讀前兩卷《神代紀》，故而寫本版本眾多，而尤以前兩卷爲最。據統計，本書各種傳本不下五百種，常見及善本亦近四十種。究其系統，略分古本系與卜部家本系兩種。前者歷史悠久，校勘價值極高，如目前所知數種最早寫本斷簡，皆爲平安時代初期甚或奈良時代末期寫成。然這些傳本大抵殘篇斷簡，即是存世卷數最多的“圖書寮本”（鎌倉時代至南北朝時代寫成）也僅有十二卷。
文永年間（1264—1274），神道家卜部兼文始講《書紀》，遂開《書紀》研究新局面。他的講義由其子兼方編成《釋日本紀》二十八卷，被認爲是前代《書紀》訓詁學的集大成之作。此後卜部家代治《書紀》，多有整理傳本，成爲《書紀》蔚爲大觀的卜部家本系統。這其中，現存最早傳本爲通稱“卜部兼方本”的卷一、卷二兩卷本；而目前所見最早的全三十卷本，爲通稱“內閣文庫本”的（傳）三條西實隆寫本。
慶長四年（1599），後陽成天皇敕旨，以木活字印行《書紀》前兩卷，此爲本書最早版本。其文字綜合卜部家各本校訂，頗有權威價值，遂爲此後諸本《神代紀》底本，稱“慶長敕版本”。慶長十五年（1610），取慶長敕版本前兩卷與（傳）三條西實隆本後二十八卷，合併以木活字印行，是爲慶長十五年古活字版本。然此版舛誤頗多，寬文九年（1669）遂有新版本印行。該本舛誤甚少，此後屢有覆刻，爲江戶時代流布本之祖本，亦爲此後諸整理本之底本。
我們此次出版排印本，以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慶長十五年古活字版本爲底本，而以明治三十年經濟雜誌社《國史大系》第一卷（簡稱“大系本”）及1994年小學館《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第二至四卷（簡稱“小學館本”）參校，採新式標點、橫排繁體。選用慶長十五年本爲底本，以其雖舛誤較多，但比之通行整理本以爲底本的流布本爲早，可以給讀者提供更多的選擇。考慮到我們的目的主要在爲中國讀者提供易讀易找的排印本，不必對版本做更多考證，故採用代表日本近代研究成果的大系本和代表當代研究進展的小學館本（均以寬文流布本爲底本）作爲校本。校訂原則列舉如下：
一、以小學館本爲主要校改依據。底本與小學館本文字相同而與大系本不同者，一般不改。
二、小學館本給出校勘記的校改異文酌情照改，腳註註明“原作×，據小學館本校改（或補，或刪）”。
三、小學館本與大系本相同且與底本不同的異文酌情照改，腳註註明“原作×，據校本改（或補，或刪）”。
四、小學館本未出校勘記的異文酌情照改，腳註註明“原作×，據小學館本改（或補，或刪）”。
五、底本文字經後人校改于字旁，凡與校本相同者徑從校本，不另出腳註。
六、底本可通的異文雖不同於校本，亦酌情保留，唯出腳註註明校本異文情況。
七、原書用字殊不統一，異體字較爲多見。爲使讀者了解原書面貌，我們對用字不強求統一，基本保持原書用字狀況，唯按現行出版規定爲錯誤者酌改。
八、原文歌謠均文字照錄，在腳註裡注出日文平假名（其前數字爲《日本書紀》歌謠序號），且作略譯，以便閲讀。略譯大致接近中國古歌風格，僅求不與本文有違和感而已。
《日本書紀》之歌謠與《古事記》歌謠多所類似。爲便比對，我們亦在相應腳註裡註明《古事記》中相關歌謠，以其歌謠序號表示。
我們在校訂整理本書的過程中，得到廣大讀者的熱情鼓勵，這是我們一直感激不盡的。校訂中出現的問題，懇願讀者批評指正。
《日本書紀》读后感(四)：日本书纪见知录（稿）
按，此本当为我国大陆首次出版之《日本書紀》校点本，至若《日本書紀》之影印，则大陆已有2014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本汉文史籍丛刊第二辑之一种，丛刊所影为庆长十五年之刻本，此本所用底本即为是，此影本又可见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数字馆藏。而我国台湾则在2012年由台大出版中心影印校勘了《日本書紀》圆威本（版本详情后叙，此处不赘）。其实书稿今年出版不如明年开年出版，因为明年是《日本書紀》完成1300年，像东京国立博物馆还有纪念特别展。
《日本書紀》虽为汉文所撰，然其文体间有倭习，其专名又有借音、借训混用，我国读者读之未可易如拾芥。今以吾鄙见，暂欲以数篇祭獭，或可为此本补充一二之背景。
由于未购入原书，是以先不就此本评议，先录一题，日后慢慢补遗。本文的字体上会有些奇怪，日本部分是日文简化字，汉籍部分则是繁体字，而我的语言则是简体字。另加粗为笔者所加。
書紀何名？
先是、一品舎人親王奉敕、修日本紀。至是攻成奏上。紀卅卷·系図一卷。——《続日本紀》養老四年（七二〇）五月癸酉條（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夫日本書紀者、一品舎人親王·從四位下勲五等太朝臣安麻呂等、奉敕所撰也。先是淨御原天皇御宇之日、有舎人、姓稗田、名阿礼、年廿八、為人謹恪、聞見聡慧。天皇敕阿礼、使習帝王本紀及先代旧事。未令撰録、世運遷代。豊国成姬天皇臨軒之年。詔正五位上安麻呂、俾撰阿礼所誦之言。和銅五年正月廿八日。初上彼書。所謂古事記三卷者也。清足姬天皇負扆之時。親王及安麻呂等、更撰此日本書紀三十卷幷帝王系図一卷。——《日本書紀私記》甲本 弘仁私記序（新訂增補国史大系本）以上两条是较早记载《日本書紀》编纂情况的文献，细心者可以发现《続日本紀》一条中称《日本書紀》为《日本紀》，这样的称法是否为个案呢？其实如果我们把《日本書紀私記》的弘仁私記序言录完，可以发现后面还有一句“詔刑部少輔從五位下多朝臣人長、使講日本紀”，同一篇序里出现《日本書紀》和《日本紀》两种说法，颇使人摸不着头脑，而镰仓时代末正安3年（1301年）卜部兼方《釈日本紀》的写本中，虽书名意思是释读《日本纪》，然而其所录的“延喜讲记延喜四年（904年）問”中却还有这样的问答:
此書號日本書紀。如何。説云。書本朝事故云。又問。何不云倭書。云日本書。如何。說云。本朝地在東極。近日所出。又取嘉名。仍號日本書。如此一来，《日本書紀》书名是否又应该是《日本書》？如何解释文献中异样的书名在日本学界至今未有定论。其实在江户时代，国学家本居宣長就对《日本書紀》的书名表示不满，他在《古事記伝》中吐槽《日本書紀》的“漢意”时这样说道:
按这个说法，首先《日本書紀》的书名不可理解。这是模仿中国王朝的国史《漢書》、《晋書》为御国（对日本的敬称）命名。但由于中国王朝屡次更换，所以不为其国命名就难以理解。而皇国是从和天地同长的过去开始延续到皇位继承，王朝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无需说哪个国家。［1］彼时本居宣長作为国学家十分排汉，他只是以为《日本書紀》是仿效中国正史书名，所以对《日本書紀》用“日本”国名表示不满，但并没有探讨“紀”与“書紀”的问题，一般认为对《日本書紀》书名问题真正的研究肇自江户时代后期的国学家伴信友，，他认为《日本書紀》原名应该是《日本紀》［2］，是弘仁年间的文人把“書”字添了进去，所以后来才有了《日本書紀》这个称呼。何以原名是《日本紀》，伴信友以为“舎人親王奉敕修日本紀”以及其后六国史中的《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的书名即是明证，若原题《日本書紀》，则《續日本紀》当题《續日本書紀》。然而伴信友没有注意到早期如《令集解》、《萬葉集》这类文献中已经出现过《日本書紀》的提法［3］。而且有趣的是虽然他的考证认为书名应该是《日本紀》，但他校订的赤志忠七版（明治十六年）六册本此书却题为《日本書紀》。
至于为什么《日本書紀》会后添一个“書”字，伴信友以《釈日本紀》中开题所引《日本書紀私記》“師説”为证［4］进行了说明。伴信友以为“師説”里讲师的解释说明了弘仁年间此书已为《日本書紀》，然而“師説”的依据对于今人来说比较奇怪。因为其解释的典据是“宋太子詹事范蔚宗撰後漢書之時、叙帝王事謂之書紀、敘臣下事謂之書列傳。”而无论从目录还是从传本《後漢書》里我们都没有发现这样的说法。这个问题在1983年粕谷興紀的研究中得到了解释［5］，其以为古本《後漢書》确有题“後漢書紀”者，“師説”并非空言，其实早年近藤正斎就在《正斎書籍考》中提到了这个特别的题名。然而其所见之《後漢書》焚毁于关东大地震，幸而1909年的《仮名遣及仮名字体沿革史料》中留下了此本影摹之残页［5］。
我们可以看到此本于“帝紀第一”旁书“（【旁小字】家本）後漢書紀”，在“唐章懐太子賢注”下书“（【旁小字】家本）皇太子臣䝨奉敕注”。近藤正斎以为这里的“家本”是李唐以来所传之古写本。如此《釈日本紀》中的“師説”即有了证据。
到了1929年，折口信夫也研究了书名问题［6］，他从《日本書紀》的文体出发，以为《日本書紀》的体例和体量都近于中国史书中的《前漢紀》、《後漢紀》或者《通鑑外紀》，所以认为此书当作《日本紀》。他大胆推测在《日本紀》之前日本还修有正史《日本書》（另外他还怀疑当时的执政者可能为了满足国际关系的虚弱，所以在没有修《日本書》的情况下就修了《日本紀》）。这样的猜测与汉献帝“乃令悦依左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的修史状况倒相似了。不过折口信夫没有很好解释为什么后来会出现《日本書紀》这样的题名。直到后来松本裕美对折口信夫的的论点进行了补充，她在《漢紀》的序文中找到了《漢紀》又被称为《漢書紀》的证据［7］，因为中有一句“漢書紀其義同矣”，所以日本史家也混用二名，如此从《日本書》到《日本書紀》的构想算完整了。可以补充的是《漢紀》在早年流传颇广，如今可见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发见的《漢紀》孝武皇帝紀残写本及大谷探索队所发掘的另一个孝武皇帝紀残写本［8］，则远邦日本也当多见。
1965年神田喜一郎有了与折口信夫不同的的观点［9］。他以为《日本書紀》原题应该就是“日本書”，他认为彼时日本国力上升，有了很强的国际意识，所以欲立《書》以为正史。至于《日本書紀》的名字是怎么来的，神田喜一郎推测《日本書》题名之下有小字的“紀”，以表明此为《日本書》中“紀”这一部分，之后在传抄的过程中就变成了《日本書紀》。
然而神田喜一郎之说同样猜测过大。如《日本書紀》原想作成《漢書》的模样，那么正如折口信夫的观点，编纂者写帝纪体量不当。而且在《日本書紀》之前原有帝纪，虽然原作已佚，但《正倉院文書》天平三十八年（746年）的手实状中有这样的记录
日本帝紀一卷十九枚可略知原有之帝纪卷帙非繁，而且即使当时修史确纂颇多卷帝纪，其内文体裁当非若现在的《日本書紀》。我们知道《隋書·經籍志》将纪传体史籍归为一类，言“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又以编年归一类，言“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爲準。起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爲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於世。”《日本書紀》的编者如欲立正史，则必然明了“以紀傳為正史，編年為古史”（章学诚语）之体裁泾渭，毕竟《日本書紀》第十四、十五卷还引过《隋書》［10］。
还可以补充的是，无论折口信夫还是神田喜一郎都以日本欲在国际上争得地位为依据进行论述。而在讲日本史的常识时，也常认为日本编纂的“记纪”中，《古事記》行文为和文《日本書紀》行文为汉文，这是因为《古事記》是给本国所撰，而《日本書紀》则是要传与中国以名正典。然而这些说法都需要一个重要的证据，即《日本書紀》传入中国。王铁钧曾以为《新唐書》中的日本传中所有的天皇谱系就是源自记纪二书，然而1983年木宫之彦的《入宋僧奝然の研究》中其实已提出其实《新唐書》所见天皇谱系史源当为奝然所献之《王年代紀》。马云超曾有介绍研究此考证［11］，他还提到“众所周知，《日本书纪》成书于公元720年，《新唐书》则编纂于北宋仁宗年间，嘉佑五年（1060）成书，其间300多年的唐宋史料中，却找不到任何记载可以证明《日本书纪》的传入”。我另外检了几个韩国文献的数据库，也没有找到韩国古籍中有《日本書紀》（일본서기）的记录，而在韩国2013年出版的三卷本《譯註日本書紀》（역주 일본서기）的长篇解题（해제）中也只以“韩半岛相关文献（한반도 관련 문헌）”一小节讲述了《日本書紀》与朝鲜半岛史籍百濟三書（백제삼서）等的联系。未言朝鲜半岛曾有《日本書紀》的传本。如果我们未来仍不能得到此类史料之吉光片羽，那么假设的《日本書》的成书动机就只能悬于半空了。且《釈日本紀》有引延喜《公望私記》中这样的说法:
問。大唐謂此国為倭。而今謂日本者。是唐朝之所名歟。将我国自稱歟。答。延喜講記曰。自唐所号也。隋文帝開皇中。入唐使小野妹子。改倭号為日本。然而依隋皇暗物理。遂不許。至唐武徳中。初号日本之号。延喜4年（904）矢田部公望复讲《日本書紀》（关于“日本紀講筵”将述于后题），此类奉诏讲解的对象自然是平安时期的皇族与权贵，而矢田部公望居然讲“日本”之号是“自唐所号”，可见彼时“日本”的国号未被重视。如此欲言《日本書紀》之书名有微言大义恐难稳妥［12］。
应该说《日本書紀》书名的研究已经限于资料而难有新见了，即使如《日本書紀》研究界的两个权威坂本太郎和小島憲之也没有更好的解释［13］。值得注意的是池田昌広和塚口義信的研究。2007年池田昌広在总结批评了前人成说之后，提出《日本書紀》编纂者想制作的是通史，他被戸川芳郎研究帝纪的文章所启发，认为六朝时流行撰通史，如呉・韋昭的《洞紀》、呉・徐整《三五暦紀》［14］及晋・皇甫謐《帝王世紀》等，日本当是传袭了这一种史学传统（而非“書”或“紀”的史学传统），如此一来提出有《日本書》的说法就因为撰史传统不同站不住脚了，如此，池田昌広以为应当相信“一品舎人親王奉敕修日本紀“这个最权威的史料，书名应当作《日本紀》［15］。
而塚口義信在2011年发表了一个新说，颇为学界所注意［16］。他从《日本書紀》所佚的一卷系图出发，抛开了之前非此即彼的说法，提出《日本書紀》和《日本紀》指代的是两个概念。
塚口義信首先奇怪的是《日本書紀》现存的如岩崎本、前田本、北野本以及图书寮本之类古写本的卷首和卷尾皆书“日本書紀”，而六国史中后续的几种却是继承《日本紀》。于是他推敲《続日本紀》中的那句“先是、一品舎人親王奉敕、修日本紀。至是攻成奏上。紀卅卷·系図一卷”，觉得研究的突破点在“系図一卷”上，他推测舎人親王奏的《日本紀》包含了《日本書紀》以及“系図一卷”。而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个猜想呢？塚口義信从《日本書紀私記》甲本（《弘仁私記》（6））的序中找到这样一句:
清足姬天皇負扆之時。（【小字】淨御原天武天皇之孫、日下太子之子也。世號飯高天皇、扆、戶牅之間也。負斧扆者、言以其所處名之、今案天子座之後也。）親王及安麻呂等。更撰此日本書紀三十卷幷帝王系図一卷。（【小字】今見在圖書寮及民間也。）
除此之外，塚口義信还从镰仓时期的《本朝書籍目録》所录书目中也找到了类似的证据。
日本書紀 三十卷 舎人親王撰、從神代持統、凡四十一代......帝王系図一卷 舎人親王撰然而这个书证其中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查验了一下《本朝書籍目録》，其中写的是：
日本紀 三十卷舍人親王撰從神武（【红字改】代）至持統四十一代……氏族帝王系圖 一卷（【小字】舍人親王撰）可见《本朝書籍目録》原本中是作《日本紀》而非《日本書紀》塚口義信或是引用了荆木美行论文中的书证而未查验原书，所以导致了错误［17］。镰仓时代的目录虽然不能作证，但塚口義信的猜想还是值得考虑的。另外早期东亚史籍文献以卷为单位，则其题名之体例或未如宋以后刻本齐整，此或史学在中古成型之一端，我们必须在考量文本和史学传统之外，考量文本的形式，当然彼时东亚史学知识的构建则有赖于更多的出土文献了。最后笔者以为《日本書紀》书名之谜或廿四史第一部的《史記》同把玩了。今以王国维总结《史記》书名的一段话作结此篇:
是漢人所謂“史記”，皆泛言古史，不指太史公書，明太史公書當時未有“史記”之名也。故在前漢，則著録於向、歆《七略》者謂之“太史公百三十篇”，《楊惲傳》謂之“太史公記”。《宣元六王傳》謂之“太史公書”。其在後漢，則班彪《略論》，王充《論衡》超奇、案書、對作等篇，宋忠注《世本》，（【小字】《左傳正義》引。）亦謂之“太史公書”；應劭《風俗通》謂之“太史公記”，（【小字】見卷一及卷六。）亦謂之“太史記”。（【小字】見卷二）是兩漢不稱“史記”之證也。惟《後漢書·班彪傳》稱“司馬遷作《史記》”，乃范曄語；《西京雜記》卷二稱“司馬遷發憤作《史記》”，則吳均語耳。稱“太史公書”為“史記”，蓋始於《魏志·王肅傳》，乃《太史公記》之略語。晉荀勖《穆天子傳序》亦稱“太史公記”，《抱朴子·内篇》猶以“太史公記”與“史記”互稱。可知以“史記”名書，始於魏晉間矣。竊意史公原書，本有小題而無大題，此種著述，秦漢間人本謂之“記”。《六國表》云“太史公讀《秦記》”，《漢書·藝文志》“春秋”類“《漢著記》百九十卷”，後漢班固、劉珍等在東觀所做者亦謂之“漢記”，乃其所也。其略稱“史記”者，猶稱《漢舊儀注》爲“漢舊儀”、“漢舊注”，《説文解字》爲“説文”，《世説新語》爲“世説”矣。——《王國維手定觀堂集林》卷十一 史林三 太史公行年考（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本）注脚
［1］这里根据早稻田大学図書館公開本《古事記伝》将原文录于下（未录汉字旁训读，变体假名转写成现行假名）
いで其論は、まづ日本書紀といふ題號こそ心得ね。こは漢の国史の、漢書晋書などいふ名に傚て、御國の號を標られたるなれども、漢國は代々に国號のかはる故に、其代の號もて名づけざれば、分り難ければこそあれ、皇國は、天地の共遠長く天津日嗣續坐て、かはらせ賜ふことし無ければ、其と分て云べきにあらず。——本居宣長撰《古事記伝》卷一 書紀の論ひ除了本居宣長，河村秀根也谈过《日本書紀》的书名问题，他因见古本未有“日本”二字，所以以为是书原名《書紀》，所以把他研究作品的书名也写作《書紀集解》。釋紀開題曰宋太子詹事范蔚宗撰後漢書、叙帝王事謂紀、叙臣下事謂之書列傳、然則書紀之名依之驗今本作帝紀、先輩所見古本與今不同也。按許慎說文序曰、著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劉
《日本書紀》读后感(五)：异域山川，风月同天：从《日本书纪》看汉唐风韵与日本和歌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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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异域山川，风月同天，千年前的日本和歌
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如果要比谁最会“秀”的话，日本如果说自己是第二，那恐怕就没人敢称第一了。就拿这次国外援助抗疫物资一事来说吧，那些毫无人情味的国家咱就不提了，像俄罗斯这样的钢铁直男，撂下东西就跑，连句客套话也不说，难怪网友纷纷评论说：“俄罗斯，拜托你学学日本，好歹念首诗吧！”
是啊，日本不禁送来许多援助物资，还非常贴心地在上面印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八个大字，结果差点把国内的社交媒体统统刷爆，许多网友惭愧地表示：看到这八个字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文学造诣还不如人家日本人，真是枉为中华文明的正统传人啊。
话说回来，其实这两句诗并非今人所作，它成诗于一千两百多年前的日本奈良时代。当时，日本天武天皇之孙长屋王想延请中国的高僧大德赴日传法，特意命人缝制了一千件工艺极为精美的袈裟，派使者乘船来到大唐，将这些袈裟赠送给中国的僧人，而袈裟上就印着这首诗：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寄诸佛子，共结来缘。
据说，鉴真大和尚正是因为看到这首诗，才深为日本国一心向佛的诚心所感动，不顾海路艰难、生死难料，毅然决定东渡。鉴真的东渡之行并不顺利，但他纵然双目失明，依然不改初心，终于成功抵达了日本奈良，并在那里建立寺院、弘扬佛法，被尊为日本律宗之祖。
或许，让鉴真大和尚毅然东渡的，正是这首日本诗歌中所表达出来的的美好愿景：“虽然我们没有居住在同一片疆土上，但却沐浴着同样的惠风霁月，正如来自东土大唐的佛法可以普度世间所有众生一样。”
这种来自日本的古雅诗歌，就是日本人常说的“和歌”，它泛指除俳句之外的日本古典歌诗，主要包括长歌、短歌、旋头歌、佛足石歌等类型。中国古代诗歌在和歌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日本民族和汉民族的性格、风俗不同，日本和歌与中国古诗的味道也不相同，一言以蔽之，中国古诗拥有一种“复合之美”，而日本和歌则具有“单纯之美”。
举个例子，同样是送别友人之作，唐诗是这样写的：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而日本诗人却是这样写的：
明石浦，朝雾朦胧。
岛影后，一叶行舟，牵我远愁。
如果细品这两首诗，就能体悟出中日两国在审美情趣上的细微区别。唐诗之妙自是无需赘言，至于和歌之美，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讲得非常到位、非常透彻：“很浅，浅得有味道。很轻，很薄，半透明，纸的木的竹的。日本味。非唐非宋，也非近代中国的白话诗。不见哪儿有力度、深度，或有智慧出现。你要写却写不出来。”
正如唐诗和宋词被称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两座高峰”一样，日本的和歌与俳句也被并称为“日本古典文学的两座高峰”，在日本的和歌当中，充满了对自然万物、欢喜哀愁的叹惋和珍重，正所谓“鱼跃在花见，花开在眼前，用刹那，问候浮生。”
读着那些隽永的诗句，不由让我们心生好奇：日本的和歌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又是怎样留存至今，对当代日本的社会文化风俗产生巨大影响的呢？从《日本书纪》这本书中，我们就能一窥其中门径。
《日本书纪》是日本正史之首、官修“六国史”之第一种，我们完全可以说，《日本书纪》在日本国的地位，就相当于《史记》在中国的地位。
这本书的作者舍人亲王是日本皇族，他是第40代天皇天武天皇的儿子。天武天皇在位时，下令由舍人亲王主持编撰《日本书纪》，经四十年始完成进呈。这本书从上古神话时代，一直记录到公元697年持统天皇让位，除了记录日本各代天皇的政治、经济、宗教活动之外，还大量涉及到日本与中国、朝鲜的外交关系，极具历史研究价值
在日本，《日本书纪》向来与《古事记》并称为“记纪”，是了解与研究日本神话与历史的最重要著作，但该书至今未在中国大陆出版整理本。此次后浪出版公司为了向中国读者提供这一历史名著的原貌，让更多人了解日本国的神话传说与历史事件，首次将此书引入国内，对于国内的日本文化爱好者来说，这实乃是一大福音。
02 从《日本书纪》中寻找日本和歌的起源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最初的诗歌都源自先民的劳动、信仰和生活，其内容多为渔猎、狩猎、战斗，以及殡葬、祭祀、求婚。从劳动的配合、信仰的希求，到性欲的冲动、战斗的呼号，在生活与劳作中，先民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日常用语的，带有独特韵律的语言体系，那纯粹是对内心真挚情绪的原始表达，然后经过不断完善和发展，才形成了后来的诗歌。
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诗经》，它又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是指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雅》是指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而《颂》则是指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祝词”。
而在《日本书纪》里，也有许多地方描述了古代日本特有的“酒乐歌”，也就是歌颂天神授予天皇寿酒的祝词。例如，第五卷“崇神天皇”一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冬十二月丙申朔乙卯，天皇以大田田根子令祭大神。是日，活日自举神酒，献天皇。乃歌之曰：“此神酒，非我造也，建倭国者，大物主造也。唯其无疆兮，唯其无疆兮。三轮之殿兮！惟愿夜饮达旦，开朝门始出也。三轮之殿兮！”
这就是一段最典型的日式祝词，其文体庄重、谨严，但词章冗长、抽象晦涩。虽然形式上流于单调，但对音律之美却有着极佳的表现力。在这段祝词中，就凝聚着古代大和民族高超的修辞技巧，其中包括了反复法、列举法、对句法、比喻法等多种表现方法，初具诗歌的基本特征。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这种兼含叙事要素和抒情要素的日本祝词，正是日本和歌的起源。
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其中收录的许多和歌，明显继承了古代祝词的表现形式，但其格律要比祝词更完整，语句也比祝词更有感情，更具诗歌的韵律之美。比如，在明日香皇女木缶殡宫之时，一位名叫柿本人麻吕的日本诗人为其作了一首长歌，其中就有这样的诗句：
天长地久不断绝，一念此名便相思。
千秋万代无穷爱，皇女馨香明日期。
可以看出，这首早期的和歌作品中，仍然带着一丝上古祝词的影子，但无论是音律还是修辞，都超越了古老的祝词，诗中不仅体现出诗人对逝者“天长地久”“千秋万代”的美好祈愿，也表达了诗人对红颜薄命、生离死别的哀哀之情。
这就是情感的力量。和歌中充沛浓郁的情感，能让读者产生共鸣，因此和歌才能给读者带去“未闻其声，先知其意”的感觉，这正是和歌能在日本长盛不衰、传承至今的原因。
03 和歌对日本文化及社会风俗之影响
和歌被誉为“日本文学之魂”，对日本文化和社会风俗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例如，日本的新国号“令和”，其出处即为《万叶集》中一首题为《梅花歌并序》的和歌：
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加以曙岭移云，松挂罗而倾盖；夕岫结雾，鸟封谷而迷林。庭舞新蝶，空归故雁。于是盖天坐地，促膝飞觞。忘言一室之里，开衿烟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宛，何以摅情？诗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矣！宜赋园梅，聊成短咏。
实际上，日本古代有很多天皇都是和歌高手，据《日本书纪》记载，第23代显宗天皇就曾写过这样一首和歌：
川之畔，有杨木兮，从水而靡，其根不失兮。
显宗天皇的父亲市边押磐皇子，是被第21代天皇雄略天皇所杀的，因此，显宗天皇在即位之前，曾像春秋时期的重耳一样，有过一段漫长的流亡生涯。他曾在播磨国以饲牧牛马为生，后来，在参加国司的新居贺筵时，显宗天皇决定表明身份，即作此歌。
这首和歌描写的是河边任水冲涤、不失本心的杨柳，不仅与新居贺筵之意相合，也寓含着这位命途多舛的天皇对未来命运的期盼。《源氏物语》曾引用这首和歌，而《荣华物语》中也有一首和歌，其中有“川边杨柳风吹动，其根没水静不移”的诗句，显然是化用了显宗天皇这首和歌。
而第36代孝德天皇也作过一首和歌：
彼木之株，花遍开也。吁嗟吾爱，夫何不开也？
这首和歌写于天皇妻子离世之际，前两句是描述自然的恒常之景，后两句则表现出对人间生离死别的悲痛之叹。花已开而人不见，和唐代诗人崔护那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有异曲同工之妙，由物及人，表达出孝德天皇那种曲折且哀痛的情怀。
日本和歌拥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它并没有随着时代进步而消亡，恰恰相反，它跨越了千年的时空，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从天皇的深宫传到民间的巷陌，成为寻常百姓茶余饭后的消遣活动。
这还要从一种名为“曲水之宴”的娱乐活动说起。曲水之宴起源于魏晋时期，是文人雅士和王孙贵族极为热衷的聚会娱乐。而最广为人知的一次“曲水之宴”，当属王羲之在兰亭组织的“曲水流觞”了。
后来，进入战乱频仍的南北朝时期之后，这种高雅而雍容的“曲水之宴”在中国就失去了传播的土壤，但它并没有彻底消亡，而是随着中国文化一同漂洋过海，在东瀛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了。
自奈良时代以后，曲水之宴就成为了天皇与大臣们的正式宴会活动，举办时间也承自中国，为旧历的三月三日，也就是上巳节。据《日本书纪》记载，显宗天皇即位后，就曾在宫中的后花园举办过一次曲水之宴：“三月上巳，幸后苑，曲水宴。”
到了现代，曲水之宴已经从天皇专属的宴饮活动，变成寻常百姓也能欣赏和参与的高雅活动。位于日本岩手县的天台宗寺院——毛越寺，就以承办曲水之宴而闻名。
每年五月的第四个周日，毛越寺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曲水之宴。宴会开始时，参加活动的歌者都会穿着平安时代的贵族服装登场，男性身着衣冠与狩衣，而女性则穿着袿和十二单。
所有歌者都将登上一艘龙头鹢首的巨大画船，渡过大泉池。同时，还会有两艘小舟来回往返，将其余参会者接到对岸。等众人依次落座后，毛越寺的僧侣就会和着古典乐曲“催马乐”，表演庄严的延年舞“若女”。从这一刻起，曲水之宴就正式开始了。
参加曲水之宴的宾客们依次排坐在一条引自山泉的水渠两旁，按照事先公布的歌题来吟诵和歌。水渠中有一些载有酒杯的鸳鸯羽觞顺流而下，宾客们如果能在酒杯到达自己面前时，写出一首符合格律的和歌，就能饮用杯中的美酒。
一首首与眼前情境无比契合的优美和歌，以韵律分明的声调徐徐吟出，再加上吟诗者身上沿袭自平安时代的风雅仪态和姿容——这样一幅蕴含着日本千年风流的画卷，怎能不让人“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