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的读后感大全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是一本由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5，页数：2018-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整体观点比较容易把握，论证因为材料剪裁得当、分析细腻严密而十分扎实，儿童保险那章出乎意料地有趣，担忧下层阶级父母会为了骗保摧毁自己的孩子，最终被统计证实不过是中产阶级的偏见：劳工阶级父母与孩子的经济纽带很容易导向唯利是图（童工同理）。而儿童神圣这一观念也是从中产阶级向劳工阶级渗透最终实现超阶级的「普遍性」的，买保险是为了得体的死（唉）。每一章都有值得再琢磨的点，但也需看到中国未必会原样经历这个过程，原因还是作者一再强调的文化。最后一章算是总结又非常开眼界，译后记译者的可爱真诚一览无余。总之比国内的儿童研究不知高到哪里去了。迷人的历时性分析啊
●面对万物皆可定价的大潮，作者讨论了1870——1930这一时期内无价的儿童经历的从无价到被定价再到返回无价神圣性的过程。以小见大的手法透析的是市场、家庭、法律和文化等综合因素交缠中的社会变迁过程。 ps：不太能理解的是译者在译后记里解释中国相较于美国更少的儿童意外死亡率时归结为小区制相对于街区制的优势，虽然是一句一笔带过的闲谈，但是总觉得对二者的差异的解释很难站得住脚。另外，书用的纸张质太好太硬了，但是开本不大，看的时候要用手按着，手疼。。。
●经济社会学的名作，阐述的自然是经济社会学的根本命题，即所谓市场的嵌入性。作者选取的题材特别巧妙，经验研究扎实细致，理论探讨简洁清晰。美中不足的是全书框架有些琐碎，没能很好处理讲事和讲理的关系，不少地方有被细节淹没之感，理论提升亦显不足。译文流畅，有极个别编辑排版错误。
●读进去过后会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读，主题是通过儿童价值和价格的变化，指出非经济因素（情感文化等）对经济因素的影响，他们共同作用于整个社会（后面半句有点奇怪，先这样写吧）。资料很充实，组织也很有逻辑，还挺有趣的（以及真的很深描～）
●如何给情感上无价的孩子定价，这项复杂的工作在法律思考与实践中造成了混乱。但是个人认为对保险的说明看不太出关联，并不认同作者认为的保险出于情感的考量，而意外死亡和领养都很有意思。
●泽利泽最厉害的地方是于平淡中问出绝妙的问题。若干年前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竞选，她和柯林斯很不凑巧地在同一年成为竞选对手，我那一票投给了柯林斯，但真的感觉手心手背都是肉。
●像道德与市场一样，仍然是经济理性和社会关系的迂回。想进一步看东亚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怎么诠释一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还有时代因素，如何诠释当下儿童成为消费主义狂欢下家庭成本最大的载体。
●从儿童之死（保险的赔偿）到儿童之生（儿童的遗弃与领养），折射出十九世纪末的有用儿童（功利性价值）向无用儿童（情感性价值）的迅速转变。对于事实的叙述与概括详尽，切入巧妙，但欠缺深入的分析，把这种转变归结为儿童观念的变迁显然太过潦草，甚至远不及最后一章无用儿童重新回归有用儿童很大程度上与妇女解放，母亲走进社会而对家庭的情感和精力投入减少直接相关这种解释简明扼要。
●新校
●儿童概念的生成有一个历史过程，背后是家庭经济结构，社会观念史，以及国家政策，知识分子的社会想象共同运作的结果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读后感(一)：对儿童的“爱”是怎么增加的
在儿童已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我们很难理解蒙田提及他早逝的孩子时说：“我有两三个孩子在婴儿时期就死了，不无遗憾，但没有过分的悲痛。”也不能想象菲利普.阿里耶斯所述：“劳动即玩耍……中世纪没有儿童。”
本书演绎了儿童生命神圣化的过程；解析了衡量儿童生命的经济和情感价值的三大制度：儿童保险、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儿童的领养和买卖；从而使读者“看到”儿童在经济上无用、情感上无价的社会建构过程，这个过程让我们意识到，社会经济理性化和商品化的过程，并不像经典思想家预测的那样，有着横扫一切的同质化和不可避免的腐蚀性后果，人类意义系统和可变的社会关系也在持续地塑造世界。借助这一洞察，蒙田和阿里耶斯与现代世界的沟壑或许会减小；对于跻身在经济世界的儿童，如童模或童星，我们也会多一些解读角度。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读后感(二)：一段历史：曲折变化的儿童价值
某天和卢仨拾同志聊起两性关系，说到社会思想观念改变时，卢同志眼睛一亮，强行把话题拐了个弯：“你知道在19世纪的美国，如果一名儿童因意外丧生，事故过错方需要向其父母赔偿多少钱吗？”不等我回答，答案就率先出来了。“将死者生前可能提供的劳务价值减去其维持生活的所花费的费用，之后剩下的就是赔偿金。”
之前从没想过这方面的事，托无良媒体的福，在看到诸如死者家属向事故过错方索赔此类情况时，我总是无法避免地在心里将双方都画上叉，过错方须承担责任自是不用多说，但当我看到死者家属也将死者标上价格时，总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仿佛真挚的感情染上了铜臭味，诚然家属索要赔偿无可厚非。类似的事不只发生在中国，儿童早夭是每个家庭的不幸，但儿童对一个家庭，在他们的父母的心中究竟有多重要呢？相比于我没有任何帮助的肆意吐槽，社会学家选择写了一本书来作答。在此鸣谢优秀的卢仨拾同志，托他的福我才得以借阅这本《给无价的孩子定价》。
书中从童工市场、儿童保险、儿童市场等大致三个方面随历史进度剖析儿童在社会中的价值变动过程。说起童工，我第一反应是夏衍的《包身工》，之后就是契诃夫的《凡卡》，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作为中国人，对与长工、短工性质相同的童工在非常熟悉的，除了各类文艺作品的渲染，媒体对童工悲惨遭遇的报道也功不可没，文艺作品和媒体报道让童工变成了个别悲惨的例子，似乎所有不公的苦都塞给了这个运气不好的孩子，但在19世纪的每个国家里，童工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相比于今天的家长基于道德训练的目的而给儿童分配工作，19世纪的儿童是真正出于贴补家庭才去工作的，于是当一个劳工阶级的家庭丧失孩子，确实是失去了一个收入来源，19世纪的丧子父母在情感上的克制程度是今天的人们难以置信的。
出于在那个时代儿童的高夭折率，父母情感上的淡漠也不难理解：“在法国的一些地方，如果孩子死的太早，很可能就被直接埋在后院里，正如今天人们埋葬猫和狗一样。”人们对早夭的孩子的悼念是冷静而克制的，即使刚开始是热情的也会因为数次失去而渐渐冷淡。之后随着儿童生命变得神圣化，儿童的价值从经济上的劳务价值转变为情感上的无价，而这一特性也在婴儿贸易中发挥着作用。童工被渐渐禁止，儿童都被送进了学校，入学率上升，妇女们代替儿童加入了职场，面对年幼儿童的经济破产，为了满足失去经济来源的儿童的消费欲望，“零花钱”的概念才渐渐被公众熟知并接受。（多么曲折的发展，青少年的零花钱来之不易啊！）
在今天，孩子是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孩子的一点动静都会勾起父辈祖辈的心弦，如果孩子被拐卖，一个家庭就被毁了，而在19世纪的美国，有些婴儿就被当作生意的货物存在着，他们的价格就是他们的价值。儿童福利工作者的措施变成了婴儿贸易，并且这个市场愈演愈烈，从19世纪持续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可能这是儿童福利机构在社会福利保障不健全时的一条必经之路。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个概念也不可能凭空就能在社会上得到拥护者，我们今天的许多概念都是在一条条弯路中碰巧形成的。而如今经济模式变得愈来愈复杂，许多儿童通过互联网挣到了比他们父辈更多的钱，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儿童的价值还会经历一次剧变。
感谢作者维维安娜泽利泽，在司空见惯的事情中抽丝剥茧，还原了社会的观念变迁历程。感谢卢仨拾同志，在暑假前夕将这本书塞给我解闷，还不忘给我一份读后感帮我导读。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读后感(三)：孩子真的是无价的吗？
这是一本经济社会学读物，作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美国1870年代到1930年之间孩子在社会变迁中的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的变化。
本书作者维维安娜·泽利泽，是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社会学家，曾任美国经济社会学学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一直致力于经济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代表作有《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亲密关系的购买》等。
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儿童的价值，立意就跟市面上同类型讨论儿童的书籍不一样，尽管这是选取美国1870年到1930年这段历史来作为论证依据，但在当下的社会，也是很受用的。特别是当下我们开放二胎以来，有的人随波逐流，看到别人生自己也生；而有的人却依然选择丁克，或者只生一个，到底是政策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还是人们的观念影响着政策的改变？通过本书，我们能切实找到答案。
维维安娜·泽利泽作者首先探讨的是儿童在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的改变。在18世纪的英格兰和欧洲，对于孩子突然的死亡，大家都是很冷漠，甚至是孩子的葬礼也是很简单操办，父母很少会去参加孩子的葬礼。但是到了19世纪，孩子的死亡成了很多家庭不能接受的，孩子过早死亡也引起了更多的关注，父母也不再克制自己的悲痛的情感，出现了新的大众文学类型，越来越多的文章安慰失去孩子的家庭。这一场情感革命的变革，才让越来越多的国家跟家庭重视孩子的葬礼，也开始重视儿童的生命，儿童心理健康也成了许多科学家研究的兴趣点所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孩子对于父母来说，是没有用的，因为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太高，孩子无法给家庭创造经济价值，唯一能回报给父母的是让父母情感上得到满足。有的人生孩子思想养儿防老，而有的生孩子仅仅是想获得情感上的满足，需求的不一样，孩子的作用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需要是有用的。
越来越多的孩子会通过帮父母分担家务，通过自己付出的劳动力获取价值，让孩子成为家庭经济的参与者，越来越重要。可是到后面，童工却从工业中被推出，最大的原因缺少教育的孩子的技术已经满足不了工业化的发展，也因为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妻子跟孩子都不需要出去外面工作，单靠家里的男人就可以独挡一面了，孩子开始接受教育。对于儿童的保护，也开始立法，合理化起来，虽然过程艰辛缓慢，困难重重，但却能让孩子更加受到重视，将孩子从现金关系中排除出去，让劳工家庭对待孩子有了新的观念，孩子也是家庭一份子，是值得父母做出牺牲的。
此外，作者还探讨了儿童保险的变化情况，这也是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转变的一个重大依据。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保险，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上保险，开始保障孩子以后的人生。在20世纪初，儿童保险成了保险业最具有争议性的产品，很多反对上儿童保险的人觉得把孩子的生命用商业来衡量，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对于孩子的死亡有利可图，是对神圣生命的一种亵渎。对于他们而言，被保的儿童不过是另外一个版本的童工，一种情况是从死亡中赚到钱，另一种则是从劳动中赚到钱。而让儿童保险得到广泛关注，最大的原因莫过于儿童死亡葬礼的昂贵，只有保险才能让死亡的孩子有一个体面的葬礼，当人们对哀悼仪式有了新的需求，才会推动囊中羞涩的父母为孩子投保。在19世纪末期对贫困儿童体面葬礼关注的潮流，成了保险业的卖点，表明了父母接受了关于儿童的哀悼方式。
作者还分析了领养风潮的来临。这是孩子从有用到无价的过程在不断变化，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90年代的中国，领养跟儿童买卖也同样是存在的。愿意花钱去买孩子的，都会从自己的需求出发，有的家庭喜欢男孩，就花更大的价钱买，有的家庭喜欢女儿，女儿的价格相对来说就便宜很多。而这些家庭这么做，想要孩子的初衷，刚开始都是希望孩子有所贡献，起到帮助，经济发展决定了父母对孩子不同时期的需求。在19世纪的时候，孩子的劳动力能决定他们的交换价值，而20世纪的时候，只要他们能给家庭带来欢乐，就是有用的。领养的方式也受到了法律的保护，要符合领养资格，才能领养孩子。
本书的中文翻译出版已经有八年光阴了，翻译者王水雄，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系主任，副教授，他跟本书作者研究领域一样，翻译风格通俗易懂，剖析的角度独特到位。本书在1985年还获得美国社会学界的至高荣誉赖特·米尔斯奖。
好了，让我们以希拉里·克林顿谈论到的儿童问题来小结一下这本书：每个孩子都应该有实现上帝赐予的潜能的机会，我们永远都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读完《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你会明白孩子的存在，无关乎经济，无关乎价值，他们是独立而存在的个体，却因我们创造了他们的存在，变得神圣，我们爱孩子，爱的是自己生命的延续。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读后感(四)：儿童是无价的情感资产，也是“现金商品”
原载：https://mp.weixin.qq.com/s/atTUZt1SsGIa5BGck7Ooow
最能激起广大中产阶级共鸣的话题是孩子。为什么养娃越来越贵了？选择丁克的人越来越多，在未来孩子会变成一种负资产吗？经济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的名作《给无价的孩子定价》，是理解孩子价值与价格的开创性研究作品。孩子在“经济上是无用的，而在情感上是无价的”，这种观念人们早习以为常。然而这种社会共识是如何出现的？泽利泽这本书给出了答案，她详尽展示了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对于儿童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这最终指向一个更为深切的理论关怀：社会如何“大于”市场？孩子在“经济上是无用的，而在情感上是无价的”，这种观念人们早习以为常。孩子在经济上是无用的，因为他们不会向父母提供钱和劳动力；孩子在情感上是无价的，因为他们给予父母爱、笑容和情绪上的满足。于是，人们一边抱怨养孩子太贵，一边又心满意足。
然而，这种中国人今天普遍接受的社会共识，是如何出现的？经济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的名作《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给出了答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这本书，把变动的“儿童”观念处理成“特定社会关系的文化产物”。这个研究是具体针对美国语境的。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看待14岁或更小的孩子的态度和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
在18世纪的美国乡下，孩子一出生就被视作未来的劳动力，也是父母晚年生活的保障。传统中国人很能理解这种想法，在乡下，小孩五六岁就帮着家里喂鸡打扫和做饭了。
在19世纪初期的美国，以劳动力和工资来衡量儿童价值的功利主义的标准，是相当普遍的。尤其是1860年之后，整个美国社会的迅速工业化，给贫困儿童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城市的劳工阶级家庭，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年长孩子的工资，以及年幼孩子在家务劳动中的帮忙。
不过，在19世纪中期，美国绝大多数城市中产阶级眼中的孩子，在经济上已经是“无用”的了。与养儿防老大不相同，中产阶级父亲为自己的生命投保，还用其他金融措施来保护他们还不能赚钱的孩子。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孩子的教育上。为孩子而工作，为他们计划，为他们花钱，甚至为他们而节衣缩食。
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种观念逐渐普遍到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头脑中。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成功，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儿童劳动法和义务教育法推进，童工的数量逐渐下降。工业资本主义需要的是有技术、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儿童的生产性价值逐渐消失了。美国家庭对于“有用儿童”的诉求，逐渐被非经济的、教育性的诉求所取代。
一个正常的、可爱的孩子，不论来自什么社会阶级，都属于生活化的、非生产性的世界。他们上学、游戏，并从家里拿钱，甚至学习如何花父母的钱。
儿童工作，不再是“真正的”工作，它只是一种无可非议的教育形式，或者一种游戏。比如说，父母开工资让孩子干家务，不是因为需要一个童工，而是为了让孩子“锻炼锻炼”，赚赚零花钱，或者培养一种品格。
吊诡的是，20世纪“无用的儿童”，价格上远远超过了19世纪的童工。在1930年代，没孩子的夫妇已经花高价从黑市上购买可爱的婴儿。早先，人们在领养时总爱寻找那些强壮、年长的男孩；如今，人们则更喜欢婴儿，特别是漂亮的小女孩。女孩在情感性导向的领养中，变得如此吸引人。
可以说，儿童的价值，从效用品转向了感情品。
这意味着，在一个日益商业化的世界，儿童反而变得越发神圣化了。孩子是超越商业主义的，是神圣和无价的情感寄托。
孩子价值的提升，与妇女家庭角色的提升是一致的。世纪之交，全职太太越来越流行，这种观念也扩散到了工人阶级的认知里，尽管他们不一定能有条件实行。总之，孩子与母亲的组合，构成了一种对于“真母亲文化”和“真童年”的想象，二者把家庭生活的神圣性提升到了新高度。
泽利泽还细腻探讨了世纪之交人们对于儿童死亡的态度转变、童工立法的斗争、儿童工作的分化过程、儿童保险的推行、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以及儿童的领养与买卖等。
比如，为孩子买保险，在19世纪末期是为了买到一份体面的殡葬仪式，是对死去的孩子的一种尊重；而在20世纪，为孩子买保险则成了父母向活着的孩子表达爱与关注的方式。这种爱的象征性表达，也是一种准仪式性的生意。
这中间显然存在一种深刻的对立：人们一方面在文化上宣称儿童是无价的情感资产，另一方面则在社会安排上将孩子视为“现金商品”。
谈到最后，我们不得不说泽利泽真的很有“选题意识”和学科开创性。她的第一本书《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是透过保险来分析金钱与生命的交叉点，将可计算的价格与神圣的、无价的价值放在一起讨论。《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这本书也延续了这种视角，为儿童社会学的发展奠立了基础。
泽利泽的著作，在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点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人们称之为“泽利泽视角”。那些此前被认为是“不严肃的”经济现象的命题，也得到了来自文化角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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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家
维维安娜·泽利泽，美国当代经济社会学家， 古根汉奖学金社会科学类得主。她开创的“泽利泽视角”对经济社会学有着重要影响。代表作有《道德与市场》《给无价的孩子定价》《金钱的社会意义》《亲密关系的购买》。《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读后感(五)：变动的“儿童”与变动的社会文化
美国经济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的著作《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初版于20世纪80年代，追踪1870~1930年间美国经济上“无用”但情感上“无价”的儿童的社会建构过程。该书发端于对儿童人寿保险市场的研究，因其广博且深刻的洞见，穿透了社会学、经济行为与教育学的壁垒，成为一部探讨变动的“儿童”观念的文化分析经典作品。该书探讨的对象是美国的儿童，但探讨的范围跨越了国别的界限，进入了整个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范畴。近期重版，阅读仍有诸多启发。
1.“儿童”是一项近代发明
什么是“儿童”？百度词条的基本解释：“古代凡年龄大于婴儿而尚未成年的人都叫儿童，现代只指年纪小于少年的幼孩。”并取孔子语、杜甫诗、贺知章诗等为佐证。维基百科的基本解释：“儿童（英语：child），是指从生命诞生之始到青春期之前的人类。但儿童时期的年龄段各有不同。而较多国家的定义与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相同，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的法律规定的年龄不到18岁的。儿童亦可指父母亲的孩子，是任何年龄段的儿子或者女儿。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说‘大自然的孩子’或者‘老小孩’。”
排除特定情况，可以发现，两种“儿童”的解释都着重年龄段，通常指0~14周岁的孩子，属于非常简单化的年龄区分。仅仅把儿童视作“未成年人”，这就够了吗？不。这是一种古老的观念的遗存，忽视了“儿童”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内涵。
法国中世纪史、社会史名家菲力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在其先驱性的研究《儿童的世纪》里，梳理了西方文明里文学、艺术、服装、游戏等领域的“儿童”形象，他们几乎都以“低龄的成年人”的面貌出现，没有经历现代所谓的“童年”时期，上层阶级的孩子从小就接受类似成人的教养，下层阶级的孩子则从小就要和大人一样担负起养家的职责。阿利埃斯总结，“传统社会看不到儿童”。儿童观念对应于一种对儿童特殊性的意识，这种特殊性可以将儿童与成年做基本的区分。这种意识在中世纪不存在。直到14世纪，西方油画里才渐渐显示专门化的儿童服装，开始承认儿童的人格，赋予儿童的特殊性以诗意和亲情。到了16、17世纪，随着启蒙运动的推进，人们才真正意识到“儿童”的存在。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这样的发声，意味着“儿童”的诞生。
泽利泽在本书中引述了阿利埃斯的观点，并且指出，在16、17世纪的欧洲，童年作为生命的独立阶段的“发现”，成为日益增加的家庭生活重要性的一种判断标准。童年的概念与家庭的概念紧密联系，儿童的利益是容纳于家庭利益的特别的表达形式。在19世纪的美国，日益增加的经济生产与家庭之间的分化，转变了家庭凝聚力的基础。正如卡尔·戴格勒（Carl Degler）在《争执》中指出的，与“孩子是珍贵的”这一新概念携手并进的，是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妇女与儿童的经济角色的变迁需要重新界定他们的价值。
2.“儿童”的情感化和“神圣化”
“儿童”的价值，与文化相关，也与经济发展、医疗水平等关系密切。儿童的高死亡率一直是居高不下的事实，因此传统文化教导父母对此保持克制甚至漠然的态度。到了十九世纪晚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待死亡的文化反应不再劝诫忍受，他人的死亡特别是近亲的死亡被界定为压倒性的悲剧，年幼孩子的夭折更是其中最为糟糕的事情。
本书通过20世纪初期几起幼儿交通伤亡事件的回顾，展现了儿童和家庭在新兴的工业社会中占据的新地位。根据全美保险行业在1927年的统计，“汽车危险”被认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存在，并且这种危险主要指向了下等阶层孩子特殊的脆弱性。媒体报道习惯指责父母的疏忽，而穷人们的愤怒则指向了阶层分化，他们的孩子不得不在倒头游荡，时刻陷入危险。这在当时引起了一系列的抗议运动。丧子之痛的情感创伤引起了共鸣。这股风潮逐渐波及到中产阶级和其他人群，更何况，交通事故对于任何家庭的孩子都是很难避免的。
“孩子生命是独一无二的神圣价值。”这个观念最终成为了超越阶级差异的公众诉求。
作者指出，对儿童生命的优先保护是通过对儿童空间和时间的再组织来实现的。安全教导强化了孩子们规避风险的意识，更重要的事，是改变城市儿童的日常行为，让他们由街头走向室内，进入游乐场和教室，或者特定的公共空间，比如运动场。在理想的家庭模式里，孩子还需要拥有自己独处的房间。所有阶层的孩子都需要接种疫苗以预防疾病，获得更好的营养照顾。对儿童健康的关注，还引发了20世纪初的大讨论——童工之争。
对于劳工阶层来说，孩子向来是家庭经济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从小就被赋予“小大人”的角色，为家庭创收，分担父母的辛劳。作者采用一系列的史料和数据，证明了在20世纪之前，儿童的“有用”功能是普遍的观念。因此，1870~1930年期间，有关童工是否合法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可以理解为传统与现代的文明冲撞。“童工立法的反对者向儿童的经济有用性致敬。童工立法的支持者则在争取他们的无用性。”作者介绍了美国各州童工立法的艰难进程与特殊案例，这项冲突显然涉及深刻的文化思潮的演进。
最终，“从有用到无用”，孩子被界定为应当是情感对象，而不是生产行动者。但是，隐藏的问题仍有很多。比如，家务劳动是否应该付酬？怎样界定童工行为，比如儿童演员是否属于童工？假如儿童出于家庭贫困等原因决心去工作，是否就应当阻止、剥夺他们的意愿？
作者的论述留给我们这些思考，表明对“儿童”的相关理解仍然波动反复。
3.重新定义“儿童”，从有用到无用再回到有用
20世纪，对“儿童”的经济价值的衡量，事实上转向了另一个层面。即情感的经济学方面的特殊实践。为此，作者进行了三方面的考察：儿童保险业的成功、儿童意外死亡案件的审理、从育婴所到婴儿黑市的儿童市场的变迁。
儿童保险最初以一种现代哀悼的方式被出售，因为在传统文化里，夭折的孩子往往只是被草草掩埋，现在它为儿童体面的葬礼提供了资金，随后成为父母之爱和哀思寄托的象征性表达，得到推广。关于儿童意外死亡案件，陪审团会考虑父母的悲痛程度，情感被纳入“定价”的因素之一。贩卖儿童从侧面证实了儿童经济价值的上升，法律严厉打击买卖儿童，但“领养”是模糊而矛盾的。领养会否成为买卖的变种，经济因素在领养中的效应，领养人的动机是出于利己还是利他，必须考量认知、情感和道德态度。
这三方面的考察表明了给儿童“定价”的神圣原则，同时作者还强调了，这种定价过程因为与经济挂钩而导致的各种脱轨。包括儿童因保金死于父母之手，儿童案件赔偿金额的标准缺失，黑市的猖獗，领养的暧昧，等等。“儿童”的情感化，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很难达成共识。这也是迄今为止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菲力浦•阿利埃斯在《儿童的世纪》里已经指出，大概从17世纪末开始，学校代替学徒制成为教育的方式，这意味着儿童与成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区别开始受到重视，然而这也开启了儿童长期被幽闭的过程。维维安娜·泽利泽在本书中称之为“驯化”，其实是异曲同工的说法，都指出了学校教育的不足。过分重视儿童肌体与生命，有可能弱化他们精神上的强健。有意识的方向性教导，也可能导致多样化个性的泯灭。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感兴趣，用一种如今已经习以为常的关怀聚焦孩子的成绩，这种情感在以前也是没有的。
美国哲学家加雷斯•B•马修斯在《儿童哲学》里谈及两个伦理原则——自主原则和亲权原则，前者强调理性的个人应当自决，后者强调个人的自主应当受到限制。那么，当儿童的个体存在被突出之时，现代的儿童能自己做主吗？在何种程度上给自己做主呢？比如，童星常常在起初被亲人压榨，后来又因钱生隙与家庭反目，本书就有不少类似例子。普通家庭的孩子能享有多少自主权，也是个问题。儿童平权要求给予儿童越来越多的自主权，或者在愈来愈小的年龄行使自主权，这是好事吗？我们可以预期，这种来回拉锯永远不会停止。
自从“儿童”被发现，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现在我们似乎正在面临“童年的消逝”。尼尔•波兹曼曾经感叹，我们的儿童在行为举止、语言习惯、处世态度和需求欲望，甚至身体外表上，与成人越来越难以分辨了。信息纷杂的环境，让儿童过早丢失了天真。“儿童”的出现是文化的产物，那么，“儿童”是否会如波兹曼所预测的，随着文化的衰落而消失呢？本书作者不像波兹曼那样悲观，她主张儿童的角色应当随着变动的家庭结构和新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而被重新界定。国家建立充足的社会政策来支持与孩子相关的家庭福利，让孩子从有用到无用再回到有用，成为协作性家庭单元的无价而有用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