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读后感摘抄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是一本由柏杨 著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80，页数：2020-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读后感(一)：柏杨版资治通鉴28（泾原兵变||猪皇帝）

　　对大部分人来说，资治通鉴属于妇孺皆知但鲜少有人读过的鸿篇巨著。柏杨先生白话版的资治通鉴系列则为非文学专业背景的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了解这本书和这段历史。该系列共有36本，这本记载的2个历史事件都不是太有名，很多对历史不熟悉的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泾原兵变是781-784年期间，因泾原战区士卒认为赏赐不够优厚掀起的暴乱，皇上李适从长安出逃至奉天；猪皇帝记载了785-799年期间李适的昏庸之举。

　　泾原兵变的故事情节很简单，苛捐杂税导致百姓怨声载道，一个契机之下士卒叛变，叛军称王，皇上出逃，后来经过各方势力斗争，叛军杀的杀降的降，皇上重回长安城。

　　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当属陆贽，虽暂无宰相之名，但却给皇上李适提供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其中有兵变前夕对形式的准确判断：“人心不安，事情的变化就难以预测”，也有对兵变原因的深刻剖析：“上下严重隔阂”。然而陆贽的五十六篇奏章中，被采纳的只有十五篇不是很重要的，而且包括部分采纳的在内，正如柏杨先生评论的“对猪弹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当属宰相卢杞，在优柔寡断的皇上身边煽风点火、陷害忠良。而皇上李适将兵变原因推说为“天意”，认为“不关人事”，且认为自己“以诚待人”，因而“被奸邪之辈利用玩弄”。也难怪会被称为“猪皇帝”。

　　猪皇帝记载了785-799年，八世纪的最后十五年期间，皇上李适治下的军事、政治及社会百态，抗击吐蕃是这十五年的主线，在宰相李沁大力推动下，通过与外藩联盟，吐蕃在799年撤军。李适在任期间，宰相多达数十位，且更替频繁，可见李适多疑且优柔寡断。其中李沁是一位相当有成就的忠良之士，因李沁是李适父祖的老友，李适对其相对信任，虽然李沁因信仰道教、与儒学格格不入，在历史记载上未能获得好声望，但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李沁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良才。相比之下，陆贽虽然也有眼光谋略，但在搞定李适这件事上却屡受挫败，当然这也与个人背景有关。这段历史中最精彩的当属陆贽对全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其中深刻剖析了两税制度的由来与弊端，提出减税、确定缴税日期、禁止地主剥削等利于民生的政策建议，虽然并未被采纳，但也可从中一窥当时的社会生态。李适宠幸的宰相，诸如卢杞、裴延龄之辈，多为不学无术之才，因为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对李适一味赞同，同时满足其敛财的私心。家天下的时代，皇上敛财，听起来甚是可笑。自796年起，李适开始倚重宦官，宦官得宠之下对民生的欺压越发过分。李适其人，也不能说不善良，但却不具备作为一个皇上应有的明辨是非和决断力，在其位却不谋其政，实在是国家的不幸。

　　本书中柏杨先生的评注也颇有可读性，他对古籍记载的接纳具有批判性。如讲到郭子仪能在乱世以八十五岁高龄善终并福气绵延子孙，对于刘昫和宋祁评论的郭子仪“功劳虽倾盖天下，但领袖对他没有疑心；官位虽高到仅次于皇帝，但大家并不嫉妒；生活虽穷奢极侈，但人们并不认为他不对”，毫不客气地指出，郭子仪受猜忌、受怀疑的史实不绝于书，并指出郭子仪之所以能够善终的原因在于他的哈伊那（哈伊那是非洲的一种土狼，打斗起来战败方会把咽喉和小腹暴露给敌人以求放过）式策略，即把自己的咽喉小腹呈现给皇帝、宦官和权臣，以乞求对方的信任，因而他的善终更大程度上基于他的好运。柏杨先生还指出，史册记载的都是对郭子仪的歌颂之声，但他及其家人对百姓们的剥削勒索也是不争的事实。

　　陆贽的奏章，柏杨先生在序言中特意指出，不要因其长篇大论而跳过。在我看来，这是本书最大的亮点，其论证分析有理有据，读来比按年月日罗列的史实有趣多了，虽然略带些知识分子的理想化，但当局者能有如此眼光已很令人敬佩。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读后感(二)：阅读《资治通鉴》最好的方式

　　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邮寄的《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的时候，正好是周六，于是周六、周日两天就都贡献给了这本书。这是一套36本的大书。在书评圈，编辑老师采取一人邮寄一本，各自撰写书评的接龙式评点方法，方式新颖。书评写完后定是36篇不同风格的书评，集成一套，令人期待。

　　柏杨这套书自问世以来，就分别在中国友谊、北岳、湖南等几家出版社推出过。十几年前，我就在单位图书馆，利用大半年的时间，断断续续通读过中国友谊版的版本。当时名字叫做《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看封底，最后一册是22册《大分裂》，应该没有出完。

　　本次我收到的图书是第36册，也是最后一册。

　　这一册讲述的是赵宋王朝成立前夜的五代十国时期十三年间发生的事情，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山西境内。 作为一名山西人，读来非常亲切，仿佛与作者在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跟着作者穿越到一千多年前的山西，走遍三晋大地表里山河，看五代十国之间尔虞我诈的斗争。这里有刀光剑影，这里有铮铮铁骨，这里有两面三刀，这里有阳奉阴违，这里有你方唱罢我当场，这里有城头变幻大王旗。在这个大一统前的黑暗时段，历史中的人物用他们的鲜血乃至生命在时空中镌刻着属于他们的印记。

　　真得为我的老乡自豪！《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就出生在距离我家乡不远的夏县，同属古河东，共是大运城。随着时间的飞逝，年岁更迭，我们的语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阅读一千多年前古人编著的书籍时，语言就成了横亘在今人眼前难以逾越的鸿沟。为了使普通百姓能顺利阅了解前人的思想成果，台湾著名史学家柏杨利用十年时间对《资治通鉴》进行了白话翻译。通读全书，这套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对艰涩的文言文进行了白话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柏杨并没有拘泥于原著，进行逐字逐句的翻译，而是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进行了意译。并对于其中的年代、官职、地名等分别用西元纪年、当代官职、地名等进行叙述，原名称通过圆括号的方式备注到文中相应地方，令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对于文中的生僻字、通假字等，作者分别在该字的后面备注拼音，免除了读者查阅之苦。

　　二、作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精到的点评。在《资治通鉴》原文中，分别就附有司马光和欧阳修的评点，为了使读者对书中的事件、历史发展规律有更深刻地理解，柏杨在翻译的时候，采取“柏杨曰”的方式，对书中的人物事件进行点评。当时我初读此书的时候，就曾经专门读过“柏杨曰”的文字，本次重温，依然有回甘之味，欲罢不能。如柏杨在九五四年第13节，对欧阳修、司马光阐述的大节的评点观点进行了更深入的点评，指出大节建立在忠心之上，而又将忠心分为四等：神忠、人忠、狗忠、狼忠。试观古今世间，神忠者有几？人忠者又有几？世间遍为狗忠者，又都站立左右抨击狼忠。作者最后说道：“现代文明需要的是神性的忠，这当然不容易做到，但我们至少应有一种追求人性的忠的冲动，才是与日月并明的大节。欧阳修、司马光提倡的“大节”，不过是酱缸里的虫蛆之节。狗忠是产生可怕的所谓“英明领袖”的温床，而狼忠必然同时孕育在这个温床之中!中国人如果继续堕落，不提升自己的效忠层次，不幸的再忠错了对象、尽错了节，将使中国这个列车，加速冲向万丈深渊。”这里对中国人的劣根性进行了毫不客气地批判。

　　三、目所及处的地图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史实。书中大的事件，编者都插入了详细的地图，但是并不全是历史地图，而是在表述事件的历史地图中，在当代中国地图上标注清楚该事件的方位，令读者一目了然。这是人文社这一版本与其他版本不同之处，在其他版本中，所有地图均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但没有标注清楚当今方位，让读者在古今地名中迷茫、彷徨，虽然读懂了文字，但是在地图上依然没有读懂，这一版本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之外，这部书在封面设计上也是独树一帜。黑色的书封繁星点点，在其中标注历史事件，象征着中华文明史摇曳多姿，五彩斑斓。说到底，中华民族文明史就是大开大阖，各民族之间相互交融的历史；是名家辈出、群星璀璨的历史；是可歌可泣，令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他们如繁星一般闪烁在星空，让后人以他们的事迹为鉴，在历史的进程中走得更稳健，更从容。

　　柏杨让《资治通鉴》走进了现代人的世界，人们文学出版社以其标新立异的编排更让《柏杨版的资治通鉴》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读后感(三)：柏桥通今古，杨柳挽两马——读白话版《柏杨版资治通鉴》

　　文/张永涛

　　2020年3月7日是柏杨的百年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其扛鼎之作——36卷本的白话版《柏杨版资治通鉴》（以下简称“柏杨版通鉴”）——是为纪念。柏杨版通鉴一手联通今与古，一手挽结两司马，为当代人跻攀《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架设了阶梯，也为阅读国史创辟了新路。

　　一、柏桥联通今与古

　　司马光曾感叹过时人对通鉴的态度，“光修通鉴，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编，已欠伸思睡矣。”这条史料来自于助修通鉴的刘恕之子刘羲仲，当为信史。

　　读书读得想睡觉，我想是每个读书人都曾有过的体验，如从书的一面寻找原因，大致不外冗长、说教、繁杂等观感。通鉴294卷，载16朝1362年史事，计300余万字，篇幅大还则罢了，其体例更不适合一般阅读。作为严格的编年体，通鉴卷下分年，每年按月日先后纪事，无纲目层次之区分，载录史事极多，又千头万绪。在某个月里，可能并列出现几十条彼此无关的史事，又可能几个月后，才出现前述某一事件的后续，除非专注研治历史之人，普通读者很难理出头绪。对比纪传体的《史记》、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通鉴最大的拦路虎就是编年体体例，文言尚在其次。再有，司马光苦心孤诣的史论，所谓“臣光曰”毕竟是对天子而发，对今天的普通读者而言，容或有迂腐说教之感，“有如东风射马耳”。

　　司马光同代人“读未尽一编”，就打哈欠伸懒腰想睡觉，何况今年距温公逝世已934年，距通鉴成书更已936年。如果说通鉴在成书年代就已是一座高山，那我们距离这座高山又隔了一条千年的鸿沟，普通读者需要跨越鸿沟的桥梁，需要攀登高山的台阶，柏杨版通鉴就是以满足这种需要为使命的。

　　对当代读者而言，柏杨版通鉴最友好最体贴的一点就是对编年体体例的改良。该书第18卷《洛阳暴动河阴屠杀》对应通鉴梁纪一至十一（第145—155卷），原来的纪年如“梁纪一，起玄黓敦牂，尽阏逢涒滩，凡三年，”这是说第145卷梁纪一记载了三年的史事，起始之年是“玄黓敦牂”，结束之年是“阏逢涒滩”，这两个奇怪的年份名称是所谓的摄提格纪年法也就是木星纪年的专用词。具体记述史事时，又用帝王年号纪年干支纪日，比如梁纪一起始之年“玄黓敦牂”就是梁武帝天监元年，通鉴在此年之下从正月开始逐月逐日记载史事。

　　柏杨版通鉴则使用公元纪年，按照世纪、年代、年份立纲析目，以每一个年代（十年）或更短的时段为一章，并钩索主要史事写成提纲列于是章之下，尽可能给读者以阅读提示。上举通鉴梁纪一在柏杨版通鉴中与梁纪二、三合立为“公元六世纪——公元503年至509年”一章，并在其下列示“第九次南北大战”“仇池亡”“北魏元恪诬杀元勰”“佛教在北魏帝国盛行”等四条史事提纲。

　　此外，柏杨版通鉴全文以白话作通俗之翻译，在古地名之后夹注今地名，把官名现代化，于国家疆界、战争等则附绘地图，为读者沟通今古，使读者援今而得古。只有把经典引领到当下，我们才得以筹划未来。

　　二、杨柳挽结两司马

　　史家两司马，史学双璧《史记》和通鉴，是截然不同的。司马迁沉郁顿挫，司马光温柔敦厚，《史记》奇崛多气，通鉴朴实致密。柏杨从司马光的文本出发，但其修史的动机、情感和抱负则近于司马迁，一人挽结起了“史家两司马”。

　　众所周知，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下蚕室受宫刑，这段经历对《史记》的影响，大致就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所以他在《史记》中写游侠、刺客、日者、货殖，他对冤狱和酷吏特别敏感，韩安国被狱卒讥讽“死灰不可复燃”，周亚夫在狱中绝食自杀，李广为免落入狱吏之手而自刎，都被他浓墨重彩。这便是“意有郁结，著史发愤，垂空文以自见”。

　　柏杨也是如此。他在台湾曾因“文字狱”入狱九年，出狱后开始创作柏杨版通鉴。他在书中对君主制进行强烈的批判，认为君主独材是万恶之源；对儒家思想进行猛烈的抨击，认为儒家造成了中国人的奴性；对周亚夫、韩安国们更有感同身受的同情，对总是造成冤狱的司法制度屡屡控诉。柏杨版通鉴也是一部“发愤”甚至是“泄愤”之作。虽然发泄“私愤”可能有失史家的严谨公允，但柏杨版通鉴也因此有感情、有态度、有骨气，甚而有民主思想启蒙之功效。

　　柏杨的抱负实在不低。司马光编纂通鉴，抱负即在于“资治”，使执政者“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修史对其个人的意义是第二位的。司马迁不一样，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是历史，同时也是他的一家之言，但他不汲汲于当世名声，所以又说“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寄望于隔代知音。而柏杨，以白话翻译通鉴，直接名之以《柏杨版资治通鉴》，这是既要成一家之言，又要扬名于当世，若换一个性格低调之人做这桩功德，或许书名会处理成“白话版资治通鉴”，然后缀以某某编译或某某译著。

　　三、六经注我柏杨曰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讲过一段很好的话：“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这是说，经典是原理，但并不能涵盖后代的实际，所以对待经典的态度应该是掌握运用其原理，随时撰述当代的历史，这与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颇有几分声息相通。章学诚更有名的一句话是“六经皆史”，经主常，史主变，所以这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历史眼光，显然，柏杨版通鉴就是一部与时俱进的作品。

　　南宋陆九渊说过，“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一般认为“我注六经”是考据派，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严肃严谨；“六经注我”是义理派，让古人来为自己说话，生动活泼。柏杨是义理派，他的“柏杨曰”就是“六经注我”。

　　“柏杨曰”是柏杨版通鉴中对具体史事和人物的议论按语，通鉴本有“臣光曰”，上举第18卷《洛阳暴动河阴屠杀》对应的那段通鉴中，就有为南梁名将湛僧智所发的一条“臣光曰”，因为湛僧智能为国家利益把自己苦战多日的功劳让给他人，所以司马光称赞他“可谓君子矣”。“柏杨曰”的兴趣则不在这类先进典型正能量，他的议论多为针砭批判而发。

　　在上述同一段历史里，柏杨曰的是父遭诬陷舍身救之的吉翂、寄望于向皇帝伸冤却最终死于牢狱的元勰、南梁淮河大坝溃坝、北魏首都洛阳兵变、北魏胡太后毒杀亲儿、尔朱荣屠杀胡太后小皇帝及公卿大臣二千人的河阴之变、战无不胜的白袍陈庆之最终败于母国的颟顸决策。柏杨是作家写史，看重的是“人”，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司马光修的是“资治”通鉴，柏杨写的是“人性”通鉴。

　　即使是面对吉翂救父这样的题材，柏杨议论的也不是孝道。他评论道，“吉翂小娃代父一死的整个事件，都在背后有没有人指使上打转。只要有人指使，父子就一同治罪；没有人指使，则老爹就轻松出狱！没有一句话提到吉老爹是否冤枉。事实上，他是被诬陷的，但他却不能因为无罪获免，而是因为儿子没有人指使获免。翻来覆去，法律事件不用法律解决，却用政治解决。这就是文化传统。”

　　对吉翂事件，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中也有议论，他的观点是“后世不敢效缇萦吉翂代父”，是因为不再有像缇萦、吉翂那样诚心舍身救父的儿女，心不诚而勉力为之，终将为人识破弄巧成拙。王论与柏杨之曰相比，前者迂远敦厚，叹言人性之限，后者尖锐酸刻，针砭人性之恶。

　　求全责备，柏杨版通鉴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比如把“晋文公”“齐宣王”译作人物原名“姬重耳”“田婴齐”，虽可理解出于现代平等意识，但总觉得别扭，至于“尚书令”译作“总理”也实在是勉为其难，这类人名官名的处理，给读者带来的方便和困惑几乎是等量齐观的。柏杨以作家写史，下意识地开启了作家的上帝视角，对历史时有“以今责古”式的求全责备，缺乏钱穆所谓“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发愤说史有时不免流于情绪化，甚至流露几丝戾气，对阴谋、杀戮、冤狱、厚黑特别敏感，议论之际每每“对事又对人”，古人在他这里动辄得咎，常被骂为蠢材、脓包、瘪三、白痴，我尤其记得“颟顸”一词就是年轻时读《中国人史纲》《柏杨曰》学会的。当然，历史上笺注、改编、议论通鉴的大学者很多，比如袁枢、王应麟、胡三省、王夫之等，他们也都露过怯挨过批，其实就学术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与吹捧相比，求全责备更能成全责求的对象。

　　对于热爱通鉴、有志于通鉴的读者来说，柏杨版通鉴是起点，不是终点，是入门，不是入室。在柏杨版通鉴之后，通鉴胡三省注本和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应该列上阅读日程。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读后感(四)：冥契百代心灵，会通古今精神 从《柏杨版资治通鉴》谈古典今译

　　柏杨用大白话的现代汉语，全译了卷帙浩瀚的《资治通鉴》，籍由文字障碍的扫除，帮助读者打开禁锢于古老话语中的丰沛宝藏。

　　文/黄伟斌

　　现代文明的每一次突破或修正，都离不开对古典文明的深入挖掘。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一场提出当代问题，向着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寻求答案的返本运动。以赛亚▪ 伯林、哈耶克等当代思想家，则回到启蒙运动的起端，挖掘观念史的源头活水，重现汲取自由的创造力量，修正现代思想的迷失。

　　古典之所以重要，古典之所以不可不读，正在这种寻本与启示的意义上。

　　今日中国思想界已经超越了五四以来全盘反传统的激进思维，重新追溯中国文明的古老源头，通过对古代典籍的挖掘和整理，对古代文字和制度的考证和辨识，重现诠释古典思想，以当世苦厄向历史追问。这就是孔子所谓的温故知新。冥契百代心灵，会通古今精神，把古典教育作为人格培养和文明复兴的基础，引导各个年龄和社会层次的人群重新阅读经典，为中华复兴灌注古典的文明精神。

　　处于现代世界而倡言读古典，困难在于古典语言屡经演变，与现代汉语差别太大，难以理解。古典学以语文学的训练为基础，古典学研究必须以扎实的语文学训练为基础，语词典故的训诂、词意概念的流变、语法结构，等等，都需要学者皓首穷经的研究。而对于普通读者和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来说，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在训诂和注释等工夫上面。如果有一种办法可以帮助这部分读者，既可以利用古典文献，而不需要对照注释逐字阅读原文，善莫大焉。这个办法就是“古文今译”。

　　把古文翻译成当代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并不是自现代白话文运动以后才有的事情。司马迁在写作《史记》的引用《尚书》时候，就已经运用翻译法，把其中奥义不易理解的远古文字翻译成当时（汉代）能够理解的语言。

　　目前，已经有大量古代典籍被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如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台湾三民书局《古籍今注新译丛书》等，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些翻译成现代白话文的古代典籍，为读者提供了学习经典的新选择。

　　我手头的这套《柏杨版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部古文新译的有趣作品。柏杨用大白话的现代汉语，全译了卷帙浩瀚的《资治通鉴》，籍由文字障碍的扫除，帮助读者打开禁锢于古老话语中的丰沛宝藏。

　　相比于市面上其他白话文译本，《柏杨版资治通鉴》有几个特点，值得今后从事古籍今译工作者借鉴。

　　首先，《柏杨版资治通鉴》在专有名词和古代制度词语翻译上，采取现代化的手段，与现代名词和制度结构对应。如“弘文馆”直接翻译为“皇家研究院”、“国学”翻译为“国立贵族大学”、“太学博士”翻译成“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使得唐代学术机构容易理解；他把“大漠都督府”翻译为“大漠军区”、“引驾”为“警卫员”、“礼部尚书”翻译为“国务院文官长”、“中书舍人”翻译成“立法院立法官”、“记室”为“机要秘书”，使得唐代官制变得清晰可辨；有些专有名词保留了原称呼，但括号添加的注释不仅好懂，还令人莞尔一笑。如武则天还是李世民的小老婆的时候，是“才人”，柏杨没有直接翻译这个名词，而是加了个淘气的注释：“小老婆群第十六级，正五品”。把专有名词现代化，或者加上现代化的注释，乍一看，觉得突兀，但整本书读下来以后，就能够对历朝历代的官制结构、社会结构有了一个很全面的了解，并且，这种基于现代背景的理解，精确程度八九不离十。

　　其次，柏杨翻译这部宋代典籍，运用了精彩、精确的现代观念。他主要采取了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对一些现代名词作中性化处理，用来对译古代观念。比如，柏杨翻译“胡人”这个词的时候，就用了“洋人”一词。你能说他不准确吗？如果把“洋人”一词去除“侵略”、“敌对”“外来政治经济文化之载体”等近现代史附加的概念意义，所谓的“洋人”，只是人种不同、文化与风俗不同，用于翻译“胡人”这个历史概念，不是非常合适吗？这种翻译法还能够祛除当年为这一人群取名“胡”时带有的文化优越感。第二种办法，寻找中性概念，对译包含分歧的古代概念。比如，在叙述民间叛乱时，司马光一般都是用“贼”字来称呼的，这是中国史书代表正统观念的处理办法，但与现代政治观念格格不入，但是，用新史观的“起义军”翻译，也不是很合适，古代频繁发生的民间叛乱，有些与“义”是不沾边的。柏杨在处理该词的时候，采用了非常中性的“民变军”的概念对应，非常妥帖。第三种办法，用现代含义概念，直接替换古代概念，因为，这些概念，在古代，表达得还不精炼，而现代汉语中，已经有很精炼的概念词汇了。例如，公元647年，李世民在与群臣总结政治经验，他认为自己有五点做得很好，其中第五点，“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柏杨翻译为：“自古以来的政治领袖，都是大汉族沙文主义，轻视蛮夷，只我对汉人和蛮人，同等看待，所以蛮夷部落依靠我如同依靠父母。”相比之下，柏杨比李世民讲的精炼多了。

　　再次，柏杨不是简简单单的翻译古代典籍，而是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中国古书中，有很多尊君卑臣、尊男卑女的东西，迷信愚昧、残忍虐杀的内容比比皆是。所以胡适一直要说对这一类文化糟粕进行“胜残去杀”的改造。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也是出于这种看法。《资治通鉴》中，此类糟粕也比比皆是，但在古文全译中，总不能把这类文字直接删除吧。柏杨就采取了一种新颖的处理办法：他学司马光的“臣光曰”，在相关内容下，加上了“柏杨曰”。《资治通鉴》是总结政治经验的治乱之书，柏杨运用现代政治理念，对很多政治事件进行点评。比如，他在评论李世民去世前发布的一条阴险的任职文件，将徐（李）世勣贬为叠州军区总司令，针对这份任命的背后阴谋，柏杨曰：“我们并不责备李世民恶毒，也不责备李世勣逆诈，而只责备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使历史上一位名震千古的伟大君王，和一位名震宇寰的伟大将领，竟爆发出如此丑陋的内幕。那是一种把说谎当成美德，把城市当成罪恶的制度，互相用动人的言辞欺骗，谁对谁都没有真话，领袖和干部走在一条钢索之上……思念及此，至为惊骇。”在《柏杨版资治通鉴》中，此类评论，确实起到了清凉的作用，让我们既能欣赏这部古代经典的精妙，又能冷静下来思考。因此，“柏杨曰”，曰的就是为什么要阅读古典，曰的是要使古代典籍涉及的材料，关联与时代相关的大问题，关联更大的义理问题，关联对古典问题提出新的解释，成为建构现代文明的古典资源。

　　当然，这部《柏杨版资治通鉴》也不是完美的。我还是要提几点意见，希望能提供从事古文今译的专业人士参考。

　　首先，关于部分重要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的专有名词，在译文之后，最好备注原有名词。比如，在649年，李世民去世之后，蛮夷部落“听到消息，都悲哀痛哭，依照各自风俗，剪去头发，用刀划脸割耳，地上血迹斑斑。”查原文：“闻丧者皆恸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 剺面是当时西北少数民族的一个习俗，在涉及丧葬、送别、俘虏、讼冤时，都有以刀划面表达情绪的习俗。刚好我在读本书前几天，读了杜甫《哀王孙》诗：，其中就有“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一句，就与本词相关。如果在译文之后，加个小括号，把这个词备注一下，占不了多少篇幅，也不影响阅读的流畅，何乐而不为？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古典文学往往通过排比等手法的运用，朗朗上口，成为名篇。这些句子，在翻译成白话文之后，韵味全失，就像很多中国古诗词，翻译成外文之后，汉语韵文的味道就荡然无存了。如果采用庞德的办法，完全意译，实际上是一种再创作，不管意境和内容，其实跟汉语古诗没有什么关系了。古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也有这一类的问题。我的建议是，遇到这一类的文字，需要进行判断，如果现代汉语读者还是能够很好理解的，是不是不要翻译成白话文。比如，684年骆宾王起草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其中名句叠出，引起武则天惜才之意。其中，有些句子接近于现代汉语，如“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柏杨翻译为“新坟上的泥土还没有全干，六尺高的孤儿已不知道托付给谁！”和“不妨环顾今天帝国，究竟是谁家的天下！”翻译是准确的，但韵味就差了很多，如果武则天读的是这样的白话文，可能就不会有惜才之意了吧。这一类文字，是不是一定要翻译成白话文呢？还是有商榷的余地吧。当然，《资治通鉴》是史书，司马光也没有追求以文笔优美取胜，这一类问题并不严重。但如果其他古典美文翻译成白话文的话，就值得斟酌一番了。

　　总体来说，这部《柏杨版资治通鉴》是柏杨高深的古典学术功力的体现，它在古文今译方面达到了明白可喻的要求，在内容准确传达方面，达到了学术普及化的要求，再加上出版社精心制作了数量惊人的地图，配上精确有力的“柏杨曰”点评，本书总体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远远超出当前市面上品类繁多的《资治通鉴》译本，也为其他古典的今译工作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我想，在很多年之内，难以超越。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读后感(五)：从《柏杨版资治通鉴》想起“少读中国书”

　　本文应“人文社书评圈”之约撰写。作者笔名成蹊，运营个人微信平台“成蹊杂说”，已定期推出5期电子刊物《成蹊杂说季刊》，发表各类原创文章数十篇。

　　最近这些年，社会上涌动着一股强大的力量，鼓励人，特别是青少年，捧起书本，投入到“全民阅读”的滚滚洪流中去。一旦形成主潮，这势头就不可挡。当下的社会，不少行为是媒体和资本推动的，谁的声音高，谁的人脉广，谁的手头阔绰，谁就能更容易牵引大众的眼球。正因如此，读什么书，怎么读书，似乎就显得更加重要，而给出准确的答案也变得愈加困难了。

　　读史书，一直被认为具有反思过去、启迪未来的功能。《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北宋司马光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协修，历时19年完成的，与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并称“史学双璧”。几乎每一位读书人都会收藏这样一套史学名著，或掌灯长读，或随手翻阅，就算只是工整地码放在书柜中，也会带给人心灵莫大的充盈和归属感。

　　现代读书人与古人在文字上或多或少有几分隔膜，于是史学家将这些古籍原著加以校译，或用现代汉语全文翻译，“点校本”、“白话本”因此应运而生，其中不乏如杨伯峻、张大可等大家的译本。

　　《柏杨版资治通鉴》是现代作家柏杨先生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耗时十年，著近千万言，完成的一部史学巨作。他用白话文体将《资治通鉴》翻译改写，补录史书中的缺漏，并加入“柏杨曰”作为个人点评，别具特色、自成一格。

　　这部“大书”在1993年由台湾的远流出版公司最早出版，两年前（2018年），出版社推出了“二十五周年纪念版”。1984年11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将此书首次引入中国大陆，取名《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直到1993年8月才将全部72册出齐。此后大陆多家出版社又推出多个版本，比较知名的有2007年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年万卷出版公司，2019年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还推出过《柏杨说史：少年读〈资治通鉴〉》。

　　2020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纪念作家柏杨先生诞辰100周年，全新出版了36册套装本。各册封面统一为黑色，如浩渺的天空上分布着无数星斗，星斗旁标注各册标题，将上至春秋战国下至宋朝建立之前总共1362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散布在历史银河之中。

　　面对这样一部史书经典以及林林总总的后世译本，如何筛选、怎样阅读才能做到“取其精华去其槽粕”呢？我再次想到鲁迅先生。1925年，《京报副刊》请鲁迅推荐《青年必读书》，鲁迅交了白卷。他在推荐书单“附注”中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此言一出，便招致其同时代人的“赞同和嘲骂”。

　　现在我们知道，鲁迅说这话是针对旧文化带给中国人沉重的精神枷锁，是反对封建专制思想对百姓的毒害，以求焕发民族生机的“呐喊”。这呐喊并非构建在空中楼阁上的虚无，而是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深的理解，以及对古书大量阅读后的主动扬弃。他著作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之关系》等一系列文学史论作品就是这一“扬弃”过程的伟大成果。

　　柏杨以揭露中国文化的病态与社会黑暗面为己任，被大陆文坛誉为“鲁迅精神的传人”。他还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渐进的社会改革者，台湾人认为柏杨“接上的是五四新文运动中由胡适所代表的那一支传统”。鲁迅也好，胡适也罢，他们都是百多年前致力于开启民智、打破传统、建设新文化的中坚。将柏杨与他们相提并论，无疑是对其五四新文化精神的肯定。

　　柏杨，1920年生，河南辉县人。1950年起，以“郭衣洞”之名从事小说创作，为写作生涯之始。1960年代用“柏杨”笔名为台湾的《自立晚报》及《公论报》撰写杂文。1968年3月7日在台湾以挑拨人民与政府间感情罪名被捕，至1977年4月1日始被释放。出狱后，续为台湾的《中国时报》及《台湾时报》撰写专栏，并曾赴多国发表演讲。柏杨作品类型广泛，包含小说、杂文、诗、报导文学、历史著作、文学选集等，代表作有《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史纲》、《柏杨版资治通鉴》。2008年4月29日因病在台湾去世，享年八十九岁。2007年，柏杨将自己数十年珍藏的一万多件文献文物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并亲笔写下“重回大陆真好”。如今，读者还可以在馆中看到复原的柏杨书房。

　　《柏杨版资治通鉴》一经出版就获得极大成功。柏杨把书籍的畅销归功于“白话文”的体例。他说，现代语文可以使已死的或垂死的古籍，获取新的生命。虽然有些人提出种种理由，反对把古籍译成现代语文，其实只不过少数人企图永远垄断古籍知识，不允许她脱出自己掌心的心理，这将使古籍成为少数知识贵族的私产，才真正对国家民族造成伤害。……我比司马光先生幸运得多……通鉴不是武侠小说，也不是通俗读物，它是严肃的正史。读者不但包括小学生，还包括体力劳动的工人，和被米面儿女缠身的家庭主妇，这都是现代语文的伟大功绩。（《柏杨版资治通鉴•跋》）

　　所有作品面世后都将面临公众的评判，对《柏杨版资治通鉴》褒贬的不同的声音也此起彼伏。赞美者认为作品文笔犀利，文风流畅，通俗易懂，帝王将相和贫民百姓在他笔下都栩栩如生，精彩之处看得人酣畅淋漓；而批评者认为柏杨文言文功力不够，翻译谬误会对误导读者，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准确度把握有偏差、写作上具有较大主观性的问题。

　　无论如何，《柏杨版资治通鉴》是一部用批判性思维阅读，用人本主义眼光为史书做注脚的实例，被认为将旧时帝王之“借鉴”，转化为现代百姓的“明镜”。读者在阅读时也需具有同样的立场，才能体会柏杨希望读者都能从中获取的人生经验。

　　以下以第26分册《开元盛世 范阳兵变》为例稍加说明，不希望被“剧透”的读者大可忽略，直接跳到本文结尾。

　　开元年间（712—741年），唐朝在玄宗李隆基治理下国力达到鼎盛，形成了“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的盛世局面，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顶峰阶段。在柏杨为《开元盛世 范阳兵变》撰写的《前言》中说：

　　“读中国通史或编年史，就会发现中国人受苦受难的时候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时候少。然而，自‘贞观之治’之后，经过两个疯狂女野心家──武曌和她的儿媳妇韦皇后，折腾了四十年之久（七世纪七〇年代至八世纪〇〇年代），而终于出现开元盛世。不仅因为盛世之难以出现而显得可贵，而且在这个盛世中，中国除了政治安定、社会治安良好、人民生活富裕外，教育也很发达，文学、音乐、绘画、雕刻、宗教，都臻巅峰，或正臻向巅峰。开元盛世约四十年，而本册只有二十六年，正是盛世中的盛世。不过，也就在本册快要结束之际，我们发现有些被盛世培养出来的当权人物，并不珍惜他所依赖的盛世，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就是创造这个盛世的君王李隆基先生，令人扼腕。”

　　柏杨是站在“受苦受难”的百姓立场上看待这个盛世的，无论是歌颂时代的功绩，还是对掌权者的“折腾”以及王朝由盛而衰的“扼腕”，都体现了人道精神和人本立场。国家的兴盛可以为百姓造福，需要加倍珍惜和谨慎对待，切不可学习李隆基有恃无恐，任其衰落。

　　唐王朝一直采取征兵制，“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这令百姓“家又不免杂徭，浸以贫弱，逃亡略尽”，苦不堪言。722年，张说提议采取募兵制，代替之前的征兵制，而且不追查过去，优先录用，被李隆基采纳。此后“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这样利国利民的好办法被柏杨大加称颂：“柏杨曰：将领们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要士卒把钱财存放在总部保管，然后把他们硬生生凌虐至死，其中有多少悲惨故事，催人泪下！士卒要想不死，只有逃亡。张说之改为募兵，不但使国家的兵员恢复，同时也拯救了多少青年战士的性命！”

　　针对司马光观点的“柏杨曰”则更加精彩，也最能体现本书的独特价值。731年四月，李隆基要求在全国各地兴建姜子牙庙，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祭祀姜子牙的开端。司马光对此举表达不满，“臣光曰：经纬天地之谓文，戡定祸乱之谓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称圣人，未之有也。故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虽不试，犹能兵莱夷，却费人，曰：‘吾战则克’，岂孔子专文而太公专武乎？孔子所以祀于学者，礼有先圣先师故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岂太公得与之抗衡哉！”（《资治通鉴》）

　　司马光认为孔子是文武全才，历史上没有人能与孔子相提并论的，何况姜子牙！此处“柏杨曰：司马光对于把孔丘被排斥‘武庙’之外，大为不悦。理由十分离奇……这就好像一个人只不过开了两公里汽车，就认为他有足够资格参加航天员俱乐部，且有能力领导航天员登陆冥王星一样。”这样的评语乍听起来令人捧腹，简直是对孔子的莫大嘲讽，更颠覆了各个朝代祭孔遵儒的传统。其实，这是柏杨独立、客观的历史观的鲜明体现。他不对各个哲学门派做绝对的判断，儒家有儒家的优点，也有儒家的缺点和弱点，用这种观点写历史就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

　　柏杨认为，《资治通鉴》是写给帝王看的，可是事实上帝王并没有从中获益，获益的反而倒是平民。他希望读者能从阅读中获得借鉴，可以让人做个“清明的第三者”，小至市井人事，大至国情世局，都可用大时空的角度冷静地去检查。读者是否已经找到阅读史书，特别是《柏杨版资治通鉴》这部辉煌巨著的方法了？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鲁迅先生劝青年“少读中国书”的初衷也将得以实现，柏杨先生的辛劳也将得以宽慰。

　　成蹊 2020年4月15日 写成

　　附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书评圈组建于201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发起。旨在与热爱阅读，乐于用文字记录与分享，有情怀、有识见、有温度的读者一起推介好的作品，共享最真诚的阅读感受。目前，书评圈群友共计200余人，并以两周一次的约评周期，为书与读者的相遇提供了交流、探讨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