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之间的读后感大全
《虚实之间》是一本由胡宝国著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161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01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虚实之间》精选点评：
●真不错。属于“关于好书的好书”。看了文章才知道原来胡宝国是胡如雷的儿子。
●看胡老玩围脖玩的蛮开心。
●原來讀《虛實》，覺得前一半是實的，後一半是虛的，前一半是飯，後一半是粥。現在發現不對。虛的裏面也有實的，看著是粥，其實也要嚼。要是實的裏面也能有點虛的調劑一下，那就更完美了。
●同老的书，怎么可以不给五星好评呢？
●虚的部分没什么意思，实的部分都很有见地，尤其是第一篇文章里对陈寅恪与田余庆的比较相当精彩。从实证史学的角度看，田余庆“没预设，一心一意寻找历史线索，找不到则沉默”似乎比陈寅恪的“理论先行，点与点间较大跨越”要规范些，可上升到规律、终极原因的“释史”一直是史家诱惑，何也？一种说法是，任何生物包括人类，在漫长残酷的进化战场中要生存下来，必须得有把世界简单化的能力。比如，我们常说的“男人有钱就变坏”，“河南人怎么怎么”都是。另一种说法是，优秀的历史学家，尤其是思想史家容易产生黑格尔式的历史本质主义的偏向，即希望在纷纭繁杂的历史事实中抽得出一根发展线索，依此排列组合，历史过程将变得符合人类的认识形式，，既有价值目的可以发现，又有发展逻辑可以解释，还可以把握预测。
●同老好顶赞。
●好多都在往复上读过
●幽默
●同老棒棒的~
●“开始喝酒，是人控制酒，可喝到后来，就是酒控制人了。喝酒如此，人生大抵也如此。”
《虚实之间》读后感(一)：随感
关于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需要具备的两种能力——精致处理材料与小中见大的能力，得出结论——自己不适合搞魏晋南北朝史，顶多玩玩。 关于论唐长孺先生治学——我看的第一篇，也是最喜欢的一篇唐先生的文章也是讲赵至那篇。 周一良先生21岁大三时写了《魏收之史学》——感受：仰望高端玩家，史学史道阻且长。 钱穆先生与章学诚有相似处——章学诚站在整个学术史的立场来讲史学。 关于钱穆先生史学史的研究——启发：探讨对人的表现在史书体裁发展中的作用。
关于钱穆先生对于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评价——说实话关于“史学”这个概念在魏晋南北朝的成立及刘知几史家三才说的含义已经记不清了。如果说刘知几只知史法不知史学，那还得关注一下“史学”概念在当时的成立问题。
《虚实之间》读后感(二)：学者性情
《虚实之间》读后感(三)：《虚实之间》读后
今天，胡宝国先生的书到了，里面有几篇我看到过的文字。然后看看他的介绍，一甲子的人了，就有两部专著，另外，还有一部没出版。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胡先生的文字，不论是专业性的，还是闲聊的文字。他是那代人中不多见的长者，文字中不失俏皮和诙谐。但是文字娓娓道来，让人感觉亲切，又不失距离感。
当年在学校上往复论坛，最喜欢的就是将无同先生的文字。而后来看到这个圈子，太封闭也就不去了。有人喜欢扎堆，有人喜欢冷清下来。先生本性极好热闹，在往复上的文字，完全能看出先生善于表达的性格。
而另一方面，先生对自己的要求有极其严格，要发前人未发之言，不做前人已做之事。这样的要求，也许对于现代学术界来说，看似容易而实则大难。至少对于大师林立的魏晋史学这块来说，能够发前人之所未发，这就是要跟大师比肩，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除了一本《汉唐间史学发展》的小册子外，就散见几篇学术论文而已。
喜爱写作，而专业领域不可能给他充分的写作空间。这对于一个文字工作者未免残酷，在往复上的轻松文字，却是在史学探索领域之外，找到一片轻松写作的空间。这些文字虽然轻松，但也却不是随意写得出来的。
对此，个人私下认为，其实虽然胡先生忠于他的学术事业，但是学术事业却妨碍了他的性情与写作。胡先生的才学和他的著作文字的数量是不等值的，他的文字非常的优美，却鲜有发表的空间和心境。我想，如果不是时下枯槁的学术界，也许胡先生能有更多的文字问世——对于我这种喜爱胡先生文字的人来说，就更有福了。用他另一部书稿的名字，更能说明先生的心境——《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是徘徊还是犹豫呢？
《虚实之间》读后感(四)：旷达幽默
前些天埋头看罗宾斯《道德运气》，虽然他的观点已脱分析哲学的樊笼，可他分析哲学家的语言风格，绕来绕去，着实让人头晕，需要安神补脑，闭目冥搜，灵机一动，赶紧网购一本胡宝国《虚实之间》来救救急。胡宝国老师，往复论坛上的“将无同”，这本书中的文章多是往年网文，有些文章，读了好多遍，读了还想读。
作为史学家（胡老师不承认自己是“家”，只承认自己是“研究者”），胡老师对史学和史学研究有许多观察和思考，很给人启发。比如他就说：“杰出的学者并不是没有弱点，他们也不是因为克服了弱点才变得杰出。他们之所以有杰出贡献，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又如评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他说：“从求真的角度看，我对《拓跋史探》多有疑惑；从展现史家个人才华和魅力的角度看，我又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著作。这种矛盾的态度或许就说明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真与美有的时候并不能完全统一。”只有经过艰苦的思考，才能明白浅显的道理，不是吗？
胡先生对历史学家有这样的看法：
胡老师的幽默，很吸引人。他发现自己的文章被抄袭，马上就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积极意义，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时下评价论文、专著的水准，常常会提到一个‘引用率’的指标。我觉得考虑到目前的实际情况，仅仅关注‘引用率’是不够的，还应该关注‘抄袭率’。学术界应该建立起这样的共识：如果一篇文章多次被人抄袭，那这篇文章就应该算是好文章，评奖、提职称都应该考虑到这个因素。”胡老师走上史学研究的道路，是他的父亲、历史学家胡如雷先生引导的结果。他的幽默，恐怕也跟父亲有关。在《火锅》中，胡老师讲到：
父亲具有极强的模仿能力。每逢此时，大家常常动员他模仿点什么。我还记得，他曾用陕西话学杨虎城讲演。传说中，杨虎城曾发表抗日讲演。杨虎城说：“我今天本来不想讲，狗日的参谋长一定要我讲。我就讲一句，谁不抗日，我日他妈！”这些粗俗的话用陕西土话说出来实在是有趣。他还会用山东方言说《论语》中那段孔子夸颜回的话。孔子对颜回说：“你篮子吃饭，瓢喝水（儿），三间破房还没个门（儿），人家都替你淌眼泪（儿）啊，你还不当回事（儿），回儿啊，回儿啊，你真他娘是个好人儿！”
读到这儿，把我这个山东人儿给笑死啦！
（胡宝国：《虚实之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虚实之间》读后感(五)：敏锐与分寸--读胡宝国先生《虚实之间》札记
读完胡宝国先生的《虚实之间》 （201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我不能完全摆脱作古正经的道学气，这有点像美国自由主义左派的“政治正确”，根深蒂固。还是胡先生说得透彻。他说人应该去自觉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但每个人最大最根本的缺点关乎天性，往往难以改变。胡宝国先生曾经自我揭露其最大的缺点，就是懒。懒到小时候吃奶眼睛都眯着。我认为他的自我批评很对。因为仅仅读这本小书，内行人就能看出来他史学功夫很深，境界颇高，文章有创见有通识，文字清通蕴藉，各方面学术条件都堪称一流。回头检索其论文，《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三国志》裴注研究》，也都是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里的一流水准。可胡先生因为太懒，结果是专著只出了一本《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按他的才能来说，这的确太单薄了。但每一篇论文都是有特色的新的东西，这在当下又是很了不起的。
胡先生大概为人通脱，因为他很会自解，他在此书里头评论史学家的同时捎带着原谅了自己的疏懒：我们通常认为，一个研究者应特别注意克服自己的弱点。因为你的优势不用管也会发挥作用，而弱点如果不被克服就会妨碍进步了。这个认识看似合理，其实是有些问题的。经验告诉我们，人能克服的弱点其实都是比较次要的，真正严重的致命的弱点往往是无法克服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庆先生也是如此。杰出的学者并不是没有弱点，他们也不是因为克服了弱点才变得杰出。他们之所以有杰出贡献，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庆先生也是成功的。
胡先生他自己成功在哪儿呢？大概是虽然写得不多，但质量很高，足以传世。最重要，他做学问得到很大的愉悦。如广州人的口头禅：最紧要是开心。这话对，可他的父亲胡如雷看到他少年时十点钟还在开心地睡懒觉，发出的告诫还是有效和正确的：“一个人可以有一千种毛病，就是不能有一种毛病，那就是懒惰。”我妄自猜测，胡宝国先生成绩与才华的不成正比，这种遗憾原因除了他对当下学风的鄙夷不屑，学术环境的恶劣外，是不是还是因为他没法完全克服自己的懒呢？这个缺点很可能让他找到各种借口，无法持续地艰苦地工作，以至于达到他景慕的大师们的成就。如果论学识、技术、境界，他其实是很有可能做到的。
他的水平集中体现在《虚实之间》谈魏晋史学研究与评论相关几位史学家的文字里。
他说“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资料少，所以任何人要想在这个领域取得大的成就，都必须具备两种能力。首先是精致处理材料的能力，要尽可能以有限的材料榨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其次，还得具备“小中见大”的能力。”中古史研究受限于资料少，这是稍微接触魏晋南北朝史的爱好者都知道的。但他谈到的史学家因此要具备的关键能力却是行家的一语中的。对此，我可以稍微引申一下，研究魏晋南北朝和研究近代史在材料多少上正好在两个极端，这也决定了各自对研究者要求的不太一样：前者一定需要极高的智慧，才能以少见多，小中见大，所以魏晋南北朝研究的杰出者无益不是聪明绝顶之辈：陈寅恪、汤用彤、余嘉锡、周一良、唐长孺、阎步克、田余庆；而研究近代史的，因为要长时间爬梳海量的资料档案，所以坚韧耐心是第一位的，如茅海建、桑兵、杨天石等，只要沉下心分析研读材料，就不难做出相当的成果。在近代史领域，如陈旭麓这样天资卓绝的具有强大的理论构建能力的学者就不多见了。
在此书中，胡宝国先生对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的学问思考很深，对他们的优点与不足看得很透。这是这本书让我最佩服的地方。因为他们的书我也看了，却看不到胡先生的程度。自愧不如，当然是佩服得很。
他说田余庆先生：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完整链条。他由此谈到田余庆与陈寅恪两位大师学术路数的不同：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史。从表面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找历史线索，但从深层次上看，他有时实际上不自觉地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自己的理论。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宁可沉默。。。。。。。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论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问题涉及的时段较长，显得有气魄。而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筹了。田余庆先生的优势是思考缜密、深刻，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客观地说，陈寅恪先生在他认为有意义的许多细节，许多点上也有极精致的，令人叹服的考辨，但是在点与点之间则往往有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多。
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而且他说得非常漂亮，又完整又精确又美。胡宝国是周一良的学生，受唐长孺的学术影响也很深。他赞叹唐长孺：他在研究领域的广泛，眼光的敏锐，小中见大诸方面都像陈寅恪。但他下结论时要比陈先生更稳一些。他总是把话说得极有分寸，让人难以反驳。所以和唐先生商榷的文章极难见到。
写道此处，他笔锋拓开，提到：“老友阎步克先生曾不止一次和我说起研究者在学术上成熟的标志。他认为分寸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敏锐才能看到新问题，发现新材料，或者从常见的普通材料里发现新的意义与线索，陈寅恪先生的博大与敏锐是举世难寻的，但的确有一种清高的遗老风度，又往往思之过头，想象过甚，在分寸感上屡屡过界，这导致了他的结论不断被商榷与质疑。过犹不及，分寸感不是保守，而是科学的承认自己认知的可能有限。
他赞赏钱穆有会通千古的大气象，所以他的著作虽然提到中西文化比较时，经常天真幼稚，但总是比一般通史耐读有味。钱穆先生屡次告诫学生，读书是不能只看到书，还要能看到书背后的“人”。其实，他的很多精彩见解，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看到了书背后的“人”，而更重要的是，他还看到了“人”背后的“社会”。我以为，人们常说的“读书破万卷”，“书要读进去也要能读出来”，这里面的“破”与“出来”，就要落实在书背后的“人”与“社会”上。读书如果不与自己的人生与实践发生关系，那读书的用处的确是不大的。
除了评论史学与史学家，此书还有一部分是回忆亲友与虚构人物，回忆情理并茂，写得克制蕴藉，很有回味。虚构部分如短篇讽刺小说，简笔传神、深刻，胡先生说自己早年理想是作文学家，这不是瞎说的。他性格里有深情与通达两方面。
他在回忆父亲胡如雷先生的文字里说：他（其父）是一个很少后悔的人，我记得母亲去世后，他真的有点后悔了，后悔母亲生前没有得到他的多少照顾。我劝他说：“人生如同写文章。我们写文章总是要一改再改。之所以改，就是因为有错误，而人生这篇文章却不能改，只能一遍写成，当然会有许多错误了。”我很少听到有儿子这样劝父亲的，这是一个思想者的劝法。但细品这话，里头的人生的沉痛与无奈是很重的。
我想，这种对人生的明悟，这种明悟中的沉痛与无奈，一方面来自他的人生经历以及对人生的反省，一方面也来自于对魏晋南北朝的研究。对于士族而言，那是一个危险、混乱、残忍、黑暗又自由、多元的时期。这个历史段的许多现象与清末到目前的一百七十年有不少相通处甚至异质同构性。这种自己与社会，历史与当下的亲切而紧密的对比、呼应，使得历史学者在其研究过程中产生了新角度、新感情、新思想。胡先生说“看田先生（田余庆）30多岁的文章，就能感受到这是一位极有才华的年轻学者。但如果不经过“文化大GM”，不亲眼见一见政治的复杂、残酷，他也未见得就能把东晋政治史写得那样出神入化。”我前一段读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佩服得很，当时也想：如果罗先生没有流离偏远，沉寂下层的人生，没有亲身体验过建国以来种种剧烈深刻的变动，大概也写不出这样深刻透彻、体贴入微又包含感情的著作来。再上推到顾准、陈寅恪、王夫之以至于司马迁，何尝不如此。
所以我很同意胡先生这一句话：就我的经验来看，往往不是“历史”使得我们更能认清楚“现在”，倒是“现在”常常使得我们我们更好理解“历史”。正是因为“现在”左右着历史研究者，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历史研究者才能不断地站在“现在”的位置上提出自己对历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