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读后感锦集

　　《俄罗斯文学》是一本由[英国]卡特里奥娜·凯利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俄罗斯文学》精选点评：

　　●从普希金的《纪念碑》，看到俄罗斯文学的脉络。

　　●标记为csg

　　●《俄罗斯文学》是“牛津通识读本”之一。作者凯利在全书开头便写道，介绍俄罗斯文学主要有三种传统方式：一是罗列“正典”，即介绍著名作家和著名作品；二是简述文学运动和文化制度；三是个性化的文学鉴赏，如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或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之所为。但是这本《俄罗斯文学》另辟蹊径，以普希金的诗歌为出发点，分别讨论了俄罗斯的作家崇拜，俄罗斯文学为何能成为一种文化领导力和文学民俗，俄罗斯文学中的性别问题和作家的社会角色，俄罗斯文学在东西方文化合成中的自身文化使命，以及俄罗斯文学与宗教的关系等等。普希金和俄罗斯文化、文学、社会环境等等都是相辅相成的，窥一可见全貌，这种叙述角度确实新颖。

　　●以通识读本的小体量，怎样才能准确且拓展讨论俄罗斯文学这么大的课题？作者紧扣普希金，更确切地说，诗作《“纪念碑”》就是入口。第一章，叫《遗嘱》，提纲挈领。其余各章巧妙地以诗句为题，使之成为讨论的切点。“纪念碑”的多重内涵，既包括自我神话，也包括文学的生产机制，政治化与商业化、物质化。本书还探讨与普希金风格殊异的其他文学大家。另外，作者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视角探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及其与俄罗斯民族运动的精神结合。这个系列的一部佳作。

　　●文学的启示要比专著更自由也更独立；它往往透过真实的现象，将目光投向遥远辽阔的天际，简略地道出它的预言。 （帕维尔·安年科夫，1858年）

　　●不甚解

　　●从普希金的《纪念碑》铺陈开来。蛮有意思。

　　●厚重的俄罗斯文学，如何能够在一部导论般的作品中呈现大概？凯利的做法实在太妙，她从“纪念碑”和写出《“纪念碑”》的普希金——所谓的“俄罗斯文学之父”出发，绵密地编织各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既破陈见，又树新论，让人眼前一亮。“西方人普遍认为俄罗斯是个阴郁、潮湿的地方，那里的居民永远忧郁悲观，动辄哭泣，要么就没完没了地讨论灵魂”，但凯利不敢苟同，毕竟，他们也会尖刻地讽刺，以及时不时来个黑色幽默。

　　●从普希金出发讲了俄罗斯的诗人崇拜，不同时期作家们被寄予的期望，宗教等等，略有点学术化，对入门者不是太友好。

　　●吐槽一下，觉得这个作者对俄罗斯小说审美怪怪的，她写诗歌相关部分就正常多了。研究者视角很明显。几乎罔顾伟大的俄语小说成就，讨论小说时好多尴尬，给了普希金太多篇幅，觉得当不起这本书的名字...

　　《俄罗斯文学》读后感(一)：普希金：“我为自己竖起了一座纪念碑”

　　1837年2月10日，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逝世。不久，就有人提议为普希金建造纪念碑，屡次动议，都未获准。直到1860年皇村学校成立50周年，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才批准在学校花园里为诗人建造一座纪念碑。经过20年的社会募捐和方案征求，直到1880年才最终确立，由奥佩库申承担这项任务，塑造一个手抚胸口、低头沉思的诗人形象。1880年6月6日，纪念碑在莫斯科特维尔林荫道举行了揭幕典礼。1950年，纪念碑迁移到了普希金广场，成为莫斯科乃至俄罗斯的名胜之地，凡缅怀普希金，必定到此瞻仰。

　　这座纪念碑与诗人相得益彰。普希金，俄罗斯文学永恒的纪念碑。他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他是俄罗斯民族文学理念的先行者，他在诗歌、小说、戏剧乃至儿童文学等领域都树立了典范。别林斯基说普希金的创作是那个时代“俄罗斯社会的百科全书”，高尔基盛赞他为“一切开端的开端”“俄罗斯文学的始祖”。在某种程度上，普希金就是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文学最重要、最精髓的组成部分。

　　纪念碑是有形的，作品与思想则是无形的。普希金有一首特殊的诗歌，即写于1836年的《“我为自己竖起了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在这首诗歌里，普希金表达了自己对俄罗斯、对人民的感情，对诗歌的热爱，也明确地说道，“我的名字会远扬，只要在这月光下的世界/哪怕仅仅只有一个诗人流传”。诗篇不长，语言凝练，象征与意象纷呈，高度体现了普希金的文学才华，同时因其创作时间和主题而被看作“诗化的自杀遗言”。

　　“牛津通识读本”丛书之一的这部《俄罗斯文学》，有幅插图是普希金纪念碑的照片，每天都有鲜花环绕在碑座的底端。面对俄罗斯文学这么深广的课题，以通识读本的小体量，怎样才能准确且尽可能拓展探析呢？牛津大学俄罗斯文化学者、作者卡特里奥娜•凯利采取的方法，就是紧扣普希金来阐析然后加以延展。更确切地说，《“纪念碑”》就是入口。该书第一章，叫《遗嘱》，提纲挈领。其余各章巧妙地以诗句为题，使之成为讨论的切点。

　　比如，第二章，叫《“我为自己竖起了一座纪念碑”》，副题“作家纪念物和作家崇拜”。作者说，这座雕像所选择的的形象说明了浪漫主义对俄罗斯文学文化的持久影响。若以感性的语言来表述，我想起徐葆耕先生的比喻，他说，普希金是俄罗斯民族的初恋情人，让这个已经强大起来的民族意识到了自己的美丽。俄罗斯民族由于有了普希金，它的文学和民族性都变得独特且丰富，向往人间真爱、追求自由、热爱生活，情感澎湃。普希金应当伫立在纪念碑之上，但同时，本书作者还指出，这座雕像的建造也是普希金崇拜制度化的里程碑。普希金的名人价值注定会被利用，被政治劫持，被商业物化，这是无法逃离的命运，在现代社会进一步强化。作者搜集了很多文化生产资料，让我们认清这一点。

　　普希金并不只是教科书上端凝的塑像，也不只是俄罗斯文学的教父，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真挚热烈的男人。一个永远的少年。据说，普希金求学时的学业评价：“他有着华而不实的才能和激情与纤细但又并不深沉的智慧……生性浮躁。”这个评语是有道理的。要不然，怎样的人才会冲动地决斗并以身相殉呢？常见的普希金诗歌大多是净本，我们还要读读普希金描写女人胴体的感官诗作《娜塔莉亚》，读读他与有夫之妇沃伦佐娃的私情暴露之后所写的暗黑色调的《焚毁的信》，诸如此类，或许能明白本书所指出的“纪念碑”的双重意义。被纪念，绝不只意味着被尊重。被单独抬举，常常意味着，人性部分的被抽离。

　　作为纪念碑的存在，仍是必要的。书中提到，在最初通过纪念碑接触到普希金的俄国人中，有一位就是茨维塔耶娃。当她还是孩童时，她常常在纪念碑所在的莫斯科广场上玩耍。是否有这样的原因呢？茨维塔耶娃就像永远的少女，她对爱情的渴望永不停歇，火在她内心燃烧，时时需要文字用力地抒发激情。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普希金恰恰出现在俄罗斯自我意识开端时期，他的出现像一束指路之光照亮了道路，普希金是一种先启和昭示。如果没有普希金，就不会有跟在他身后产生的那些天才人物。赫尔岑、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纳博科夫……作者畅谈作家们对普希金的回应。《“纪念碑”》是如此的自信，“我的名字将传遍伟大的俄罗斯”，“我的诗歌所激起的善良的感情”，的确得到了后世的证明。

　　当然，普希金只是一个源头，并不代表一切。所以，本书也会探讨与普希金风格殊异的其他文学大家。比如，托尔斯泰的救赎信仰与农民观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示的彼岸世界，契诃夫描绘小市民生活的喜剧笔调。作者还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视角探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及其与俄罗斯民族运动的精神结合。“民族国家”是19世纪的重大发明，整个欧洲虽然已经启蒙，但直到19世纪各民族才普遍觉醒。而普希金在他的18世纪里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站在民族文化的基石上博采众长，以至于到如今，人们还在讨论普希金文艺思想的俄罗斯性、斯拉夫性、欧洲性、欧亚性、全人类性。

　　追根溯源，从普希金那颗世界化了的“斯拉夫灵魂”里，我们仍能聆听俄罗斯民族与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与往昔、当下及未来的对话。面对这座纪念碑，我们也当低头沉思。

　　《俄罗斯文学》读后感(二)：《俄罗斯文学》读书笔记

　　以普希金《纪念碑》为引子，全书分为8个部分，分别为： 1.引子 2.作家崇拜 3.文学“正典” 4.其他作家对普希金的回应 5.道德 vs 美学 6.女性 7.殖民主义 8.宗教

　　1. 引子

　　普希金作品与俄罗斯语言关系紧密： “对文体语域、对语词的内涵极其敏感。” “这样极大的文体密度，因充分利用俄语语法提供的手段以实现的凝练而得到了平衡，由此便可以容纳大量的省略（即作者认为读者可以通过推断得出的语词都被省略了）。” “积极寻求...创造性重复...语词编织”

　　2. 作家崇拜

　　作家地位很高。 为作家树立纪念碑，雕像，博物馆，纪念匾成为国家力量和文化权威的表现方式。 世俗宗教。 长期存在，不受政治变动影响。

　　3. 主流文学

　　图书审查制度：强化版权责任，强调个人作者身份。引发寓言式写法。作家品牌价值。

　　苏联全阶段：“进步性”是判断已故作家作品是否入选“经典文学”的首要标准，即，是否持有能被表现为苏维埃思想先兆的观点。

　　1930s保守转向：“大倒退”。家庭和教育政策保守。“强调文化价值应超越社会环境，在建筑、音乐和绘画等领域出现了“古典”风格的复兴。1924年列宁去世时形成的列宁崇拜开始退潮，转而强调“苏联爱国主义”，这次的爱国主义运动围绕几位中心人物展开，他们的荣耀反射并进一步增强了“一切知识的领袖”，即斯大林本人的万丈光芒。” 普希金成为苏联文学的始祖和国家至上主义的宣传工具。民族作家。沙文主义。民族自豪感。 审查掉作家的不合主流的私生活的一面。

　　斯大林时代：形成了一个及其狭隘的文学正典。教育系统对经典文学谄媚和死记硬背。 “然而鼓励中学毕业生阅读有限的样板化经典文本，并将其视为文学创作的巅峰，以此为准绳来判断每一类作品的制度，最坏的副作用在于它促成了咄咄逼人的审美保守主义。... 因此，难怪那些更大胆的作品即便通过了审查，也往往会引发某一类读者的大量来信，我们不妨称这类读者为“深恶痛绝的坦波夫”——那往往是苏联“小知识分子”的一员，某个小地方的教师或工程师，一看到有什么违背了他或她通过出版物而熟知的某种残缺的“俄罗斯经典文学”精神，便惊恐万状，为之胆寒。”

　　后斯大林时代：作家与文学同侪的信件被纳入研究，与妻子和其他亲近之人的私人信件仍被认为是没有文学意义的。 旨在陈述“创作道路”。“主要任务是把作家生平写成一条关于苦难和凯旋的圣徒道路：偏离这一模式会引发激烈争论。”

　　1990s：“1990年代末，关于作家生平的防卫心理不减反增，原因是人们担心俄罗斯文学失去了传统上在俄罗斯文化中所处的主流地位。”“普希金变成了另一种保守主义的傀儡：这一次是一个四面楚歌的知识阶层的保守主义，他们觉得比起苏联统治时期，文化在后苏联时期面临着更加致命的威胁。”

　　“本章探讨了文学作品在俄罗斯传播的问题。 开头先提出了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有无支配权的论题，审查制度有时会帮助作家获得支配权，但更多的时候会起到阻碍作用。审查制度有时会刺激文学生产，但它对读者质量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在苏联时期，当时针对群众的教育和出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读者阶层，他们充满自信却认知有限，错把自己对经典作品的一知半解当成衡量审美标准的绝对尺度。 虽然学术批评要凭借对基础素材有更广博的了解，但其本身也受到严格限制，1956年之前尤其如此。政治上有争议的素材必须极力避免，“粗俗”或“琐碎”的主题也不得关涉，如此就导致了对作家作品的删节，也让人们避开为作家作传，除非传记只关注某位作家的“创作道路”，也就是只关注跟单个文学文本的写作有关的思想经历。”

　　4. 作家对普希金的回应

　　“化妆忏悔” 各种角度的回应都有：“正如审查制度培养了“伊索式语言”，“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这一狭隘的官方形象也培育出了“伊索式普希金”。”

　　5. Ethics vs Aesthetics

　　作家作为“思想大师”。 “公开说教”。意识形态 vs 艺术创作。虚构 vs 非虚构。媒介 vs 训谕。 说教 vs 表现。 “文类间”。

　　1830s起：更多识字人口，智识生活扩大，知识分子共识瓦解，共同道德价值观崩盘。 作家从元文本讽刺家变为强调其社会责任。 “激进派和保守派这时都基于意识形态，也就是面对重要的热点问题的态度，来评价文学。” 【反例：“19世纪末，俄罗斯颓废派效法其法国同类，主张艺术具有自主性，并坚持私利崇拜（颓废派理想的英雄，无论男女，不会献身社会进步，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追求快乐和感官满足）。”】

　　“卡特琳娜·克拉克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拓性研究《苏联小说：作为仪式的历史》首次出版于1981年，指出苏联现实主义所创作的那些说教和程式化小说，事实上是对自我改造的强力神话及忠诚感的表达，这些有助于维系苏联这个紧张不安的新国家。这些小说人物塑造潦草，也很少考虑人物心理的合理性，并且通过克服外部困难来强调进步，这些让它们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俄罗斯民间文学的手法，另一方面又与古典史诗结为盟友。”

　　苏联全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书写狂”。

　　后斯大林时代：说教地位下降，小说地位衰落。

　　6. 女性

　　普希金《我爱过你》close reading：开头几行是“女性语言”，使用传统的动词和修辞格。而后转为（男性）神祗的天赋，词不达意，夸张。最后一行宗教语言，既象征真诚，又代表“俄罗斯性”。“男性”的真诚取代了表面妩媚的“女性”技巧。

　　“关于“男性”的表达或经验是普世的，而“女性”的表达或经验意义有限的论点，是19世纪和20世纪俄罗斯文化中一股持续存在的力量。女性作家首先被冠以界定明确的文化角色，最重要的当属表达情感和提供个人道德指南。大致说来，人们认为男性作家启迪心智（prosveshchenie），女性作家教化德行（vospitanie）。”

　　女性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形式主义和后形式主义中被排除了。 形式主义：强调文学与日常语言，文学与副文学之间的壁垒。

　　7. 殖民主义

　　俄罗斯帝国对周边的征服。 浪漫主义对异国情调的追寻在俄罗斯转向国内，那些刚刚被帝国征服，尚未丧失强烈的地方特色的领土，特别是克里米亚，高加索地区。

　　俄罗斯把东方不断同化并融入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中。 “俄罗斯国家身份中核心部分的不确定性。与他者的接触可能导致俄罗斯与东方更加亲近，而不是加深俄罗斯的欧洲与远东领土之间的隔阂。” 欧亚主义。

　　同时是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同时采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两种视角。

　　普希金《高加索的俘虏》《巴赫奇萨赖的泪泉》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哦豁，普希金是1/8非洲人。）

　　1861农奴制改革。农奴问题。民俗。 “以民间风格创作的现代主义作品远比俄罗斯浪漫主义的作品更接近真实的农村民间文化，这是真正来自俄罗斯下层社会的诗人创作的诗歌在20世纪初首次进入文学主流的原因之一。” 克柳耶夫。叶赛宁。

　　“本书的大部分讨论都强调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中心意识，一代代评论家们要求写作服务于一个严肃的宗旨，各种纪念碑、非正式评论和历代教育系统所共同维护和赞誉的那个经久不变的伟大作家正典始终居于主流，这些都是那种中心意识的表达方式。 在第六章中，我提出这种中心意识将女作家置于其文化的边缘，可以说让她们变成了自己文学遗产上的外省人。 本章指出，那种中心意识本身也有局限。无疑，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罗斯作家都栖居在一种帝国意识之上，他们往往将非俄罗斯人看成多彩的民族学展品，看成或古怪或有趣的他者。 然而与此同时，帝国的地理外围地区，特别是“东方”，可能会让有所反思的俄国人自身的民族认同感变得不那么坚定，使他们质疑“东方”和“西方”之间差异的本质。 19世纪后半叶，在俄罗斯文化内部追求异国情调开始流行，此时人们认为民间传统是迷人的野蛮主题和语言的宝库，而不是必须“文雅化”才能进入上流社会的素材库。 民间传统地位的这一改变继而使得男性文化精英群体之外的作家们（农民、女性、少数民族）得益于自己的边缘地位，可以利用（在上文所用的转化意义上的）“外省性”，使之成为独特个性的标志，而不是低人一等的代名词。”

　　8. 宗教

　　普希金不重视宗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神学。 两个人都对神秘事物有种想当然的、如话家常的态度。

　　《俄罗斯文学》读后感(三)：刘文飞：另辟蹊径，纲举目张，态度审慎

　　刘文飞/文

　　（此为本书序言，原文无标题）

　　这本《俄罗斯文学》值得一读，作为“牛津通识读本”之一种，它体现了这套名牌丛书的整体特点，即用浓缩的笔墨在短小的篇幅里给出关于一门学问的概括介绍。此书原名 Russian Literatu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在英语中，“introduction”意为“引言”“导论”等，原本就应是简短扼要的，而在它前面又加了限定词“short”，而且还有进一步强调的“very”，这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是一本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极简指南”。对于不十分了解俄罗斯文学的读者而言，此书一册在手，便可获得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约略认知；而对于学习或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专业读者而言，此书无疑也具有很多借鉴意义。

　　作者在全书开头便写道，介绍俄罗斯文学主要有三种传统方式：一是罗列“正典”，即介绍著名作家和著名作品；二是简述文学运动和文化制度；三是个性化的文学鉴赏，如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或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之所为。但是，此书的性质和容量却不允许作者采用这三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于是作者便另辟蹊径，采取了一种“纲举目张”的结构方式。本书作者选中俄罗斯文学中最重要的人物普希金，又在普希金的作品中选中最重要的一首诗，即《“纪念碑”》，用作抓手。因为在她看来，普希金在《“纪念碑”》一诗短短的五小节二十行诗中便提出了七个在19世纪和20世纪俄罗斯文化中引起广泛共鸣的主题，作者就以这七个主题为“路标”，开始了她的“发现之旅”。

　　第一章对作为普希金文学“遗嘱”的《“纪念碑”》一诗展开分析，并巧妙地从中挑出七个诗句，作为接下来七个章节的标题。第二章《“我为自己竖起了一座纪念碑”—作家纪念物和作家崇拜》讨论俄罗斯的“作家崇拜”问题，认为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上的普希金纪念碑于1880年落成“是普希金崇拜制度化的一个里程碑”，这一传统随后延续下来，不断强化、泛化，造就了许多俄罗斯作家心目中的“纪念碑情结”；第三章《“我的名字将传遍伟大的俄罗斯”—普希金与俄罗斯文学正典》以普希金被经典化、正典化的过程为线索，思索俄罗斯文学成为一种“文化领导力”和“文学民俗”的原因，以及俄罗斯文学读者“激进的审美保守主义”生成的历史语境；第四章《“我的名字会远扬，哪怕仅仅有一个诗人流传”—作家们对普希金的回应》讨论俄罗斯作家在各自的创作中对普希金传统做出的回应，“面具很多”、因而具有多种解释可能性的普希金，在他之后的俄罗斯作家中间经历着一个神话的建构、解构和不断重构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俄罗斯文学自身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第五章《“我的诗歌所激起的善良的感情” —被当作“思想大师”的作家们》指出，在普希金的同时代人和后代的心目中，他的“思想大师”“民族导师”的身份还是份量最重的，作者借此考察了俄苏文学与意识形态、道德立场和“公开说教”之间的关联和互动；第六章《“和愚蠢的人们又何必较量”—男人、女人与社会》讨论俄罗斯文学中的性别问题和俄罗斯作家的社会角色问题；第七章《“她的各族的语言都将把我呼唤”—俄罗斯文学与“原始文化”》介入俄罗斯文学关于帝国的文学想象世界，从普希金的“文学上的‘高加索大发现’”起，俄罗斯文学始终呈现出一个悖论的特征，即它“既是殖民主义的，又是后殖民主义的，同时采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这两种对立的视角”，它在东西文化的合成中感觉到自身的文化使命，同时也在通过对帝国内部“文明”与“野蛮”之对峙来彰显俄罗斯民族的文学优越感；最后一章《“哦，诗神，继续听从上帝的意旨吧”—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以普希金究竟是否是“积极的信徒”这一问题为引子，讨论俄罗斯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指出它既是高度精神的，热衷于神秘主义，同时又是“日常东正教”的，是一种“肉体的神学”，因而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俄罗斯文学（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恰在于它能够拥抱精神和物质两个世界”。

　　作者在书中声称，“本书无意成为一部循规蹈矩的文学史”，通读全书，感觉它的确不“循规蹈矩”，甚至也不像是一部“文学史”。作者在第一章的开头曾提及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并认为那部同样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俄国文学史》（其实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初版并非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可算是“极简”通识读本的鼻祖。以赛亚· 伯林在评价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时曾说它“十分个性化”，这部《俄罗斯文学》似乎也具有同样的特征。这里所言的“个性化”，主要是指这几个方面：

　　首先是作者的叙述角度。研究俄罗斯文学的西方学者通常对俄罗斯文学所谓的进步性、人民性和世界影响等问题兴趣不大，甚至在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上也不愿多费笔墨，他们似乎更愿意从文化史、思想史、民族精神发展史的角度来打量俄罗斯文学。此书亦如此，作者将俄罗斯文学的整体概括分解为若干论题，如俄罗斯作家的社会角色和地位、俄罗斯的“作家崇拜”现象及其原因、俄罗斯文学与书刊审查制度间的微妙关系、文学中的性别和殖民问题、文学和宗教意识的关系等，并由此展开她的思考，亮出她的观点，此书也因此成为一种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文化学阐释之尝试，是对俄罗斯文学所做的立体扫描。因此，这部译成中文仅十余万字的普及性读物，也能让人读出作者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独特理解，能感受到被作者精心置入字里行间的学术性。

　　其次是作者的主观立场。像大多数西方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一样，作者在面对其研究对象时的态度是审视的、审慎的，其中不无挑剔，甚至挑衅。比如，她认为俄罗斯文学史家的“主要任务是把作家生平写成一条关于苦难和凯旋的圣徒道路”，俄国历代统治者都善于“用官方爱国主义绑架俄罗斯作家”。她认为，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经典文学教育，其“效果似乎不过是延续了某种文学民俗”，而“最坏的副作用在于它促成了咄咄逼人的审美保守主义”。她直言不讳地写道：“普希金嗜酒如命，沉溺嫖赌，酷爱醋栗果酱，而托尔斯泰对上述四样中的至少三样同样偏爱有加。”她甚至将俄罗斯的普希金学者称为“看门狗”。这样的言辞和表达方式是不可能出现在俄罗斯学者的相关著作中的。作者摆出的这一姿态，既是欧美学界强调学者独立人格的学术传统的一种体现，恐怕也像西尼亚夫斯基在《与普希金散步》中所做的那样，意在解构一种权威，即便是文学的权威。

　　最后是此书的叙述调性。与作者对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俄罗斯作家略带调侃，甚至不无苛求的态度不同，作者在面对其读者时反倒体现出了某种亲切和随意。在这里，作者的教师身份或许起到了一定作用，此书毕竟也是一本面向大学生的“通识读本”。个性再强的老师在面对学生时往往也会温情脉脉，娓娓道来，让听者有一种参与感。作者在前言中写道：“读完本书不会让你对俄罗斯文学无所不知，但我希望你能从中得到启发，愿意更多地了解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文学文化，并跟我一样醉心于对它的探索和写作。”全书的结尾也是作者这一文字风格的最好体现：“在俄罗斯本国，作家们往往被视为圣贤，被视为指导人们如何生活的道德楷模；然而阅读俄罗斯文学还有很多其他理由。和其他任何文学一样，它以新颖出奇的方式表现世界，它探究人们有时宁愿不去思考的人类经验领域（疯狂、杀人欲望、暴政）； 它不仅刺激人们的头脑，也带来感官的愉悦—将语言拓展至极限的愉悦、大笑的愉悦、乘着想象的翅膀飞升的愉悦。”

　　关于一部“极简指南”的序也不应该很长，但在结束序言之前还是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此书的作者。卡特里奥娜· 凯利（Catriona Kelly） 1959年生于伦敦，后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俄语，其间曾在沃罗涅日大学进修。在牛津大学毕业后任教于伦敦大学，1996年返回牛津，在牛津大学新学院任教授，当时她才37岁，这在牛津文科专业中十分罕见，因为她在此时已经出版了两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即《彼得鲁什卡：俄国狂欢木偶戏》（Petrushka: The Russian Carnival Puppet Theatre，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0年）和《俄国女性写作史》（A History of Russian Women’s Writing: 1820—1992，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4年）。凯利教授学术兴趣广泛，学术产出丰厚，从俄国现代派诗歌到俄国女性文学，从俄国文化中的性别问题到儿童问题，从彼得堡城的文化记忆到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纷纷成为她的研究对象。除这部《俄罗斯文学》外，她陆续出版的著作还有：《改良俄国：叶卡捷琳娜至叶利钦时代的咨询文献、礼貌文化和性别》（Refining Russia: Advice Literature, Polite Culture, and Gender from Catherine to Yeltsin，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1年）、《帕夫利克同志：一位苏联儿童英雄的飞升和坠落》（Comrade Pavlik: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oviet Boy Hero，格兰塔图书公司， 2005 年； Товарищ Павлик: Взлет и пад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мальчик-героя，新文学评论出版社， 2009年），以及《圣彼得堡：往昔的阴影》（St. Petersburg: Shadows of the Past，耶鲁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

　　20年前，序者有幸在牛津结识凯利教授，记得当时听过她的一次讲座，内容是关于苏联二三十年代墙报文化的讨论。在牛津大学一间古色古香的教室里，年轻的凯利教授通过幻灯片展示出许多很有“历史感”的墙报图片，让人目不暇接；她睿智幽默的口吻，更是不时引起一阵阵会意的笑声。这位牛津教授在学术选题上的独到眼光以及她在面对研究对象时的审视立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写这篇序言之前，我曾在电子邮件中问她有何建议，她回答说没有任何建议，但仍很好奇我会写些什么。我在邮件中告诉她，我的序言将这样结尾：

　　我建议读者们用凯利教授的方式去面对俄罗斯文学，用凯利教授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方式去对待她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成果，也就是一种审视的方式，思索的方式；就像作者在前言中所希望的那样，她此书的目的就在于“激发思考，激起争论”。

　　《俄罗斯文学》读后感(四)：胡学星评《俄罗斯文学》︱“迷宫”内外的普希金与俄国文学

　　译林出版社引进了牛津通识读本丛书，其中包括卡特里奥娜·凯利所著的《俄罗斯文学》。该书已由马睿译出，并于2019年12月正式出版。作者凯利是牛津大学的教授，她在“前言”中已明确，不希望把这个读本写成一部“循规蹈矩的文学史”。那么，究竟要怎样写，会写成什么样？初读下来，发现这本书的写作确实与众不同，既不是作家生平与作品的罗列，也不是对文学运动的概述或文学鉴赏。凯利的做法颇为独特，她将普希金的《“纪念碑”》一诗拆解开来，从中挑出七句诗来表征作家崇拜等俄国文学传统，并将这些传统一一揭示出来。在完成拆解“纪念碑”这一步骤后，凯利开始“拆解”七句诗所表征的俄国文学传统。借助这些 “路标”，凯利开启了对俄罗斯文学这座“迷宫”的“发现之旅”，并使之呈现出立体性、动态性和开放性。 1836年，普希金创作了被当作“文学遗嘱”的一首诗，名为《“我为自己竖起来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全诗分五个小节，共计二十行。凯利在撰写《俄罗斯文学》一书时，将普希金的这首诗作为抓手。在该书的“前言”和第一章中，作者对该书的写作方法，尤其对选择“纪念碑”作为抓手的原因作了说明：“不光有助于了解这首诗本身的意义，至少同样有助于了解俄罗斯文化价值观的演变”，还在于“在短短的五小节二十行诗中，它提出了七个主题，它们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罗斯文化中引起了广泛共鸣”。

　　普希金

　　第一章以诗句“我为自己竖起来一座纪念碑”为标题，主要探讨作家纪念物和作家崇拜现象，揭示了各种形式的纪念碑被赋予的意义。第二章选用诗句“我的名字将传遍伟大的俄罗斯”，认为普希金更希望让作品成为自己的“纪念碑”，讨论了文学作品的传播问题，涉及十八世纪末开始的图书审查制度、文学“进步性”、审美保守主义等文学和文化现象。第三章以《“纪念碑”》第二小节中的诗句为标题“我的名字会远扬，哪怕仅仅有一个诗人流传”，既展示了普希金对后世作家的影响，譬如《青铜骑士》在安德烈·别雷的现代主义小说《彼得堡》中的回响等，也指出普希金在文学语言、体裁创新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有被夸大之嫌，譬如他“没有为鸿篇巨制的心理小说提供典范”，托尔斯泰、契诃夫、布罗茨基、西尼亚夫斯基等不同时代的作家都有“反普希金”的表现。第五章题为“我的诗歌所激起的善良的感情”，讨论在俄罗斯习惯于将作家看作“思想大师”这一传统和现象：别林斯基希望普希金创作“有着无懈可击的严肃性和对全民族的重要意义”的作品，果戈理的作品“强调其社会责任”，托尔斯泰主张艺术要“致力于善的传播”等，话题涉及到权力、意识形态和艺术创作的关系，谈到了作家们的“道德妥协”现象，并指出西方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期待：“许多西方读者希望俄罗斯作家为他们提供直接无反讽的伦理问题讨论，全然不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在西方早已过时。”第六章以诗句“和愚蠢的人们又何必较量”为题，探讨女性写作问题。第七章“她的各族的语言都将把我呼唤”，主要讨论了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所代表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中心意识”，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罗斯作家都栖居在一种帝国意识之上，他们往往将非俄罗斯人看成多彩的民族学展品，看成或古怪或有趣的他者。”第八章“哦，诗神，继续听从上帝的意旨吧”，探讨俄罗斯文学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认为俄罗斯文学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它能够拥抱精神和物质两个世界”。在全书的最后，作者提醒读者不要误以为“已经抵达了迷宫的中心”：“相反，这样的中心并不存在：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回到起点的小径入口。” 凯利在读本最后所说的“回到起点”，既表明她对俄罗斯文学的介绍已告一段落，也是一种提示，希望读者意识到这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它对任何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都未做出“定论”。显然，这不是人们通常见到的那种文学史，而是从社会文化视角中呈现出来的一种文学历程，是一部鲜活的文学史，其首要的一个特征即为立体性。 我们知道，在平面造型艺术中，要获得立体性的效果，需要借助明暗、透视、色彩等艺术造型手段。在这部《俄罗斯文学》中，突出明暗关系成为体现人物或创作之立体性的方法之一。时至今日，历经二百多年，俄罗斯历史上早就形成了“普希金神话”，普希金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之父”，被称作“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如果采用视觉感受形成的明暗关系去判断，对普希金的这些称颂显然属于“明”的一面。要体现普希金这个人物的立体性，自然需要补全其“暗”的一面。为了获得真切的视觉印象，明与暗缺一不可。普希金有时让人觉得陌生，盖源于此：“对普希金感觉陌生的不光是外国人，俄罗斯评论家也谈到过这一点。亲西方的评论家认为，这表明普希金是真正的文明人，是可耻的落后社会中的一枝独秀；而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这是个重大的悲剧，象征着知识分子与‘俄国人民’的疏离。” 在意识到普希金身上存在明暗关系不合理这一缺陷后，作者凯利在撰写《俄罗斯文学》这本书时采取了多种手段，她要为光彩照人的普希金形象补上“暗影”，以使之获得立体效果。譬如，在提到1880年开始矗立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上的雕像时，除了谈到这座普希金雕像巧妙地表现出诗人灵感乍现的瞬间外，还谈到雕像留给列夫·托尔斯泰的印象：像一个男仆在向主人宣布“上菜了”。更为可笑的是，在雕像的底座上，竟然镌刻着《“纪念碑”》这首诗，而这首诗的“主题恰恰是将诗歌的活的丰碑与死沉的金石截然对立”。此外，书中还谈到普希金“嗜酒如命，沉溺嫖赌，酷爱醋栗果酱，而托尔斯泰对上述四样中的至少三样同样偏爱有加”。在论及普希金的创作时，认为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并非别林斯基所谓的“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而是“偷听八卦的有趣篇章和‘操纵情节’的实例”。在介绍普希金有“民族诗人”称号的同时，也没有回避披萨列夫的评论，后者曾称《一八二五年十月十九日》一诗为“通篇押韵的胡言乱语”。在提及普希金的《青铜骑士》《黑桃皇后》等作品时，也不忘关注他的秘密作品如《加百列颂》等。当然，在介绍其他作家或作品时，同样未曾忘记这种明暗关系，譬如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普遍人类自由的预言家”之时，不忘指出他在《作家日记》（1876-1881）中显而易见的泛斯拉夫弥赛亚主义和反犹主义。简言之，凡书中论及的作家或作品都没有被简单地盖棺定论，围绕着他（它）们的争论仍在继续：对作家形象的塑造体现着明与暗的依存关系，对作品的解读和评价保持着褒与贬的对立状态。所有这些努力都在回避“定论”，而是指向作者凯利所说的目标——“回到起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

　　动态性可视作《俄罗斯文学》写作策略的第二个特点。在介绍一位作家或者一部作品时，将其在不同评论家、不同思潮、不同时代语境下所获得的“状态”呈现出来，即是我们所说的动态性。动态是相对于静态而言的，在文学史写作中留心并体现动态变化，自然有助于摆脱刻板而僵化的写作范式，避免将文学史变成简单的资料罗列。这种动态性体现在全书的每一部分，限于篇幅，在此仅以第三章为例加以说明。第三章谈论的主题是“普希金与俄罗斯文学正典”，讨论了普希金及其作品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的跌宕起伏，人们对诗人的态度多有变化，呈现出一种动态过程。 在十八世纪末，作家的作者身份得到强调，开始实行图书审查制度，旨在让作者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负责，不再提倡匿名出版。此时，“俄罗斯需要能和法国、德国或英国文学分庭抗礼的文学”，这种局面让普希金有了使命感，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成为“民族诗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评论家皮萨列夫评价普希金的一首诗为“通篇押韵的胡言乱语”。1880年在莫斯科竖立普希金纪念碑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话和屠格涅夫的致辞都充满了溢美之词。1898年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讥讽人们居然把普希金这么一个花花公子和好色之徒塑造成民族圣贤”。1899年，普希金诞辰一百周年，人们对“民族诗人普希金”的崇拜有增无减。二十世纪初，相对于契诃夫、果戈理、拉季舍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高尔基和托尔斯泰，普希金并不受欢迎。在将进步性作为衡量尺牍的年代，诗人普希金要让步于罗蒙诺索夫、涅克拉索夫等人。1920年代，“普希金被认为是艺术天分极高但观点可疑的人”。1949年普希金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被誉为“天才中的天才”。后来，由于审美保守主义泛滥，人们能读到的普希金作品仅有两部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上尉的女儿》。这一章从图书审查制度谈起，考察了普希金的形象建构及其作品在解读或评价上的动态性变化，让读者置身于社会历史文化的“斗转星移”之中，参悟与思考俄罗斯文学的现象与特质。

　　《上尉的女儿》

　　开放性可算作《俄罗斯文学》写作策略的第三个特点，表现为叙述角度的对话潜质、问题讨论的未完成性等多个方面。开放性与前面提到的两个特点（立体性、动态性）相辅相成，共同展示作者凯利的一种姿态，即她欢迎广大同行与读者参与讨论。 首先，《俄罗斯文学》一书的叙述角度具有对话潜质。正如该书的序言作者刘文飞教授所言，西方作者“似乎更愿意从文化史、思想史、民族精神发展史的角度来打量俄罗斯文学”，这明显有别于采用进步性、人民性等概念去考察俄罗斯文学的习惯做法。本书作者凯利作为西方学者，她在介绍俄罗斯文学时，所采取的叙述角度更具西方特色。相对于罗列作品清单等文学史写作“套路”，凯利的做法简直属于离经叛道。除了凯利挑中的《“纪念碑”》的七句诗，其余十三句诗为何没被选中？它们是否也能发挥“路标”的作用呢？《俄罗斯文学》一书在章节和主题设计等方面不走寻常路，由此带来的“发现”也不会寻常，这必然导致该书与传统文学史之间的对话。 此外，开放性还表现为问题讨论的未完成性。就拿对普希金的评价来说，我们在“前言”中读到的话是这样的：“普希金与但丁、莎士比亚或歌德一样，天赋异禀，思想深邃；阅读他的作品回报颇丰。”而书中另一处则提到，“普希金崇拜的浮夸风气惹得人们把他理解为小丑、游戏者、可与之‘散漫溜达’的讨喜熟人”。作者之所以同时提供性质绝然不同的信息，是想让读者们更真切地感受到问题讨论正处于“进行时”。作者忙于张罗一场超越时空的圆桌会议，邀请普希金的不少同行参加讨论，发言者立场各有不同，甚至针锋相对：别林斯基宣称：“每一位受过教育的俄国人都应当拥有一部普希金全集，否则他就没有资格声称自己受过教育或声称自己是俄国人。”托尔斯泰则称普希金是“花花公子和好色之徒”，布罗茨基在《献给玛丽娅·斯图亚特的二十首十四行诗》中，不无嘲讽地戏仿普希金的《“我爱过您”》…… 我们知道，开放性是相对于封闭性而言的。作者在书中并置各种“他者”的声音，无形中让作家或作品保持着“热度”，表现出活力，从而脱离封闭状态。《俄罗斯文学》的写作策略具有开放性，还在于它重视考察俄罗斯作家与西方作家之间的影响关系。譬如，谈到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与简·奥斯汀的《劝导》、维克拉姆塞斯的《金门》之间的相似性，谈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之间的关系，狄更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阿赫玛托娃对T. S. 艾略特和詹姆斯·乔伊斯的崇拜，茨维塔耶娃对赛珍珠的痴迷等。

　　列夫·托尔斯泰

　　《俄罗斯文学》一书的作者以超人的学术勇气、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学养，抛开罗列作家或作品清单的文学史惯常做法，而是聚焦俄罗斯文学的热点问题，追根溯源，旁征博引，将俄罗斯文学生态的立体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确，《俄罗斯文学》不是一本“循规蹈矩的文学史”，没有流于固化知识的陈述，而是如该书作者所希望的那样，旨在“激发思考，激起争论”。总之，这是一本不落俗套的书，无论是书的写法，还是书的内容，当然还有译文的精准，都能激起阅读的兴趣，给我们的认知带来一份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