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君主论》读后感1000字
《现代君主论》是一本由安东尼奥·葛兰西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18.00元，页数：16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代君主论》精选点评：
●大体上选摘自《狱中札记》，如果说君主是马基雅维利的大他者，那么共产党就是葛兰西的大他者，就是现代的君主。共产党本身要成为从实践中诞生的有机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的霸权，才能够真正领导革命。
●这本薄薄的小书给我的启迪倒比《狱中札记》多，后者读完一头雾水啊。党，一如葛兰西所说，是在卡里斯马人物俱往矣、现代政治环境中独有的现代君主，而坚定而深刻的党人，应该如葛兰西这般吧，冷静、智慧、洞见，往前眺望是马基雅维利，朝后眺望是马克思体系，继往开来的环节，这个否定卡里斯马的人却反讽地独具卡里斯玛风骚。后记读得诚惶诚恐，陈越卖弄艰涩的哲学概念。
●阿尔都塞《马基雅维利的孤独》，陈越老师《译后记：葛兰西和孤独》启发极大。
●把葛兰西纳入西马的范畴，应该说是西马给自己贴金，把葛兰西视为西马鼻祖，那西马只能算是出道即巅峰，然后再起不能。政治科学问题以及其后的代表制问题，已经是全然作为一种对取得领导权后政党国家的构想了，论官僚和法的观念反倒更贴近一般意义上的纯粹政治科学，也就是真正作为治理手段的科学形态。
●人民利益的党
●领导权与新君主
●阿尔都塞提出了“政治的原始积累”这个概念，如同闪电一般直击人的头脑
●英文版读过，中文版再刷，陈老师配的阿尔都塞和他自己的文章都是很好的辅助。
●谁明白了给我讲讲……
●好难啊好难啊
《现代君主论》读后感(一)：现代君主论
按书名所示，我理解作者是以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现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来对当代政治进行解读，并进行思考。 作者是近代最著名的共产主义思想家，但他的思想并不完全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倒颇有些思想自由派的感觉，说实话要不是他被墨索里尼关押，怕也会在党内受批判。但其思想非常深邃，非常难以理解，是有巨大影响的左翼思想家。此书虽短，内容依旧很是难以轻易理解。
《现代君主论》读后感(二)：屠龙术
……深深的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统治者，而深深地认识统治者的性质的人应属于人民。
除非有大批农民群众同时涌入政治生活，任何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都不可能形成。 （所以最终工农革命成功的大前提是土改？笑）
知识和道德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的纲领相结合；甚至经济改革的纲领才是一切知识和道德改革得以提出的具体方式。
（政治的要素……）第一要素就是的的确确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袖和被领导者。整个政治的科学和技艺都建立在这个原始的、（在某些普遍条件下）不可化约的事实的基础上。
党的历史必定是特定社会集团的历史。……一个党的意义和影响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它特有的活动在怎么样的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历史。
……因此，党的警察职能既可以是进步的，也可以是倒退的：如果这一职能旨在把反动力量约束在合法性范围内，并把落后群众提高到新的合法性的水平上来，那么它就是进步的；如果它旨在压制社会的生命力，并维持一种已经成为表面文章的、过时了的、反历史的合法性，那么，它就是倒退的。
只有通过创造另外一种领导权——一种新的支配一切的实践和意识——革命才能完成。
许多人都会很轻易的相信，他们只要把全部历史、全部政治的和哲学的智慧归结成几句套话，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装进自己的口袋了。
因此，你必须懂得，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因此，君主必须懂得怎样善于使用野兽和人类所特有的斗争方法。……这不外乎说，君主既然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师，他就必须知道怎样运用人性和兽性，并且必须知道，如果只具有一种性质而缺乏另一种性质，不论哪一种性质都是不经用的。
无论哪一个社会，除非在解决任务的充分必要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出现和发展过程中的时候，是不会给自己提出这个任务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在它的社会关系所包含的全部生命形式首先得到发展以前，是不会解体的，也不可能被取代。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他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他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腹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他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分析党的发展，就必须把他们的社会集团、党员群众、党的官僚和总部这三个方面区分开来。官僚是最危险的习惯势力、保守势力。一旦它最终构成了一个自顾自的、自以为能够独立于群众的固体的东西，那么，党最终就会落伍，就会在严峻的危机关头失去它的社会内容，像是成了一个空壳子。
（关于代议制）……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头脑好用的人们觉得自己被贬低到了最差的文盲水准，而在于这些自以为头脑好用的人想要剥夺普通人在决定国家生活进程时所拥有的哪怕很小的那一丁点儿权力。
（关于法律）……实际上，应该把国家看成一位教育者，因为他的目标完全在于创造一种新型的或者新水平的文明。……法律是由国家实施发展的整个积极的文明化活动中镇压的和消极的方面。
《现代君主论》读后感(三)：对比马基雅维利《君主论》而谈
葛兰西的《现代君主论》共有14个章节，下面就我的阅读结合相关学者的分析阐述自己的一点读后体会和感悟。
第一章：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学的札记
在葛兰西这位行动派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他的前人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出了关于政治运动的乌托邦解决方案。他试图提出一个从未存在的君主的模型来制造神话般的效果，并最终将《君主论》打造成一篇宣言性的政治论述。葛兰西在批判前人如索雷尔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解读的基础上，将“君主”这一观念提升至“政党”的层面，揭示出一个最重要的辩证法——唯心论背后预设的绝对的唯物论，以及自由背后预设的最大限度的决定论。现代君主的特性在于它是绝对的、有机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凝聚而成的。本书的第一节为全局构设了骨架。论文主要的两部分便是“集体意志”和“知识、道德的改革”。作者提示将以雅各宾派作为研究范本。后者则表现在戏剧性地讨论现代君主的方式上。对于葛兰西来说，“君主构成了现代世俗权力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如何塑造这一君主形象、正确认识其功能将直接影响现代民主运动的进程。
个人认为《现代君主论》对君主的定位是不同于《君主论》中的君主，前者的君主更像是一个政党，并且阐述了君主权力的凝聚过程。前者的君主可以影响现代民主运动的进程，但这里的君主并不是一个绝对群里的决定个体，而是一个多种权力代理的直接执行者。所以《现代君主论》不同于《君主论》中那种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
第二章：政治的科学；第三章：政治的要素；第四章：政党
葛兰西认为《君主论》中隐含着极深的革命性，我认为这种革命性是基于，对君主这个独立体地位或称号的追求，通过描写独立体的思维与行为艺术来激发人们对独立体的向往，进而又成为独立体的欲望，革命性来源于此。领导权问题是葛兰西政治理论的命脉，只有掌握领导权，发挥话语权，教化那些不明白事理的革命者和民主派。让他们在领袖的指引下，走向最终的胜利，这可以理解为通过专制主义来实现民主。
政治要素这一章通过对第一要素的分析，引出多种二元主体的“服从”关系，进而产生党，即现代意义上的君主。政党的活动中体现党的精神，也就是国家精神。这里就区别于《君主论》中的个人精神，并且将其视之为一切偶发的个人主义的行为。
第五章：“经济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某些方面
我认为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四个主要因素是：民选政府，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市场经济。这里是对市场经济的分析。这一章葛兰西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实践的哲学，分析其为何在争取上层知识分子的过程中遭遇了挫折。葛兰西的解释是：经济主义散播了一种普遍的迷信，使得实践的哲学的文化扩张能力丧失大半。这也是为什么后者转而在人民群众和普通知识分子当中收获了颇多认同。当时的经济主义缺乏对人的主动能力的肯定，试图维护现存小集团的利益，缺乏考察革命进程的大局观。而且在他看来当时的市场经济即便放任自由也是一种国家调控模式，并非百分之百的经济自主表现形式。章节最后，他通过对有计划斗争的再次强调指明了创建历史整体唯一的方法，并重申：一切主动行为并非无用，更不会损害自身。
第六章：预见和前景
这一章体现了葛兰西的革命政党观，葛兰西试图通过对“武力”和“同意”的形式对比的分析，对国家层面的“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的辩论，揭示了政治行动中“双重前景”的问题。
第七章：局势分析。力量对比
葛兰西一贯主张基本社会关系的中心位置，认为国际关系、民族国家的地理位置都是后于其而发生的。接下来对意大利共产党的分析就是基于此意义上。
文中分析了某种思想方式的传播，来源于经济危机创造的某种有利条件。所谓力量对比就是指与经济相关的社会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最终，经济问题将通过转化，导致政治力量对比向军事对比的过渡，而这一过渡将对新一轮国家生活的最终确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第八章：对有机体危机时期政党结构某些方面的看法；第九章：论官僚
第八章首先分析了危机产生的原因，引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武力的解决办法，克里斯玛型的领袖来解决危机，构建一种动态性的平衡。
在葛兰西看来，“官僚”是一种极为危险的习惯势力，可能导致政党最终的落伍。并且，他不仅考察了统治阶层内部的官僚成分，更提醒读者注意社会中特定的广泛阶层，因为这些阶层是生产官僚的温床。又由于政治与军事的不分割性，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带有军事性的成分。而看似温和的“中立”态度，其实意味着“反对”。
我认为葛兰西对“中立”态度的分析是逻辑的一个亮点，“中立”作为一种态度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更别提同意意愿的表达，“中立”在此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反对”，一种软弱，妥协。在词义上，他虽没有表达偏向哪一方，但他的不表达，就是最强势态度的妥协，是一种助长此章中“反对”态度的表达。
第十章：固定比例定理；第十二章：代表制政体中的数量和质量
比例、数量、质量无非是追求一种平衡，可以使动态平衡，也可是静态平衡，甚至可以是混合平衡，这是对度的追求，是一种漫长的过程，在不断地平衡流动中追求一个重点似乎是很难的，或者说忽略时间维度的可能性，
在“政党”一节中，葛兰西就表示，对于任何政党来说，都存在着“普遍要素”、“最具有凝聚力的要素”以及“中间要素”这三者的固定比例。只有政党内部三者达到流动的平衡，才能够使之发挥最大的功效。所谓的平衡可以和“数量与质量”这一概念结合起来谈。“平衡”问题涉及到政党在外部取得成功的几率，“数量与质量”问题则解释了集体意志产生的漫长过程。
第十一章：社会学与政治科学
葛兰西将马基雅维利的学说部分定性为政治科学，认为它既能服务于反动的方面，又能成为进步人士的武器。但是更多的时候，“拿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将会造成‘国家’概念的贫困”。对此，葛兰西给出了富有创造性的阐释，他认为，既然科学和政治一样旨在改造人，使人们与从前的样子有所不同。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何尝不是一种政治呢？
仅以“改造人”这一标准，似乎是这样的，但这一维度的参考价值，似乎不足以决定科学与政治的同一性。科学与政治都使人与从前有所不同，但不同的手段和结果是有所不同的，科学是在实证的角度改造人，政治是在德行的角度改造人。
第十三章：领导权（市民社会）和分权；第十四章：法的观念
国家中拥有领导权的人对于其他各种权利的收买为的仍旧是将自己的局势“一劳永逸”地定型下来。而民众对于极端自由的诉求恰恰瓦解了其成行的可能性，因为人民选举权的获得其实是另一个架空的承诺，是统治集团给大众吃下的迷幻药，制造出某种权利被满足的幻想。这似乎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所描述的“独立君主”是一样的，但是葛兰西所追求的是民主政治，只不过其手段是专制主义的作为。
在“法的观念”这一节中，国家成为加速社会合理化发展的工具，一位教育者，一位道德审判者，不仅应该执行批判的功能，更应该褒奖值得嘉奖的举动，积极产生有效的后果。“法的观念”是摆脱道德，构成绝对根据的基础，国家是法律的践行者，而且法律也是国家施行行为的实施依据。
《现代君主论》读后感(四)：《现代君主论》全书笔记
【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学的札记】
《君主论》的根本特征在于：不是成体系的论述，而是“活生生的”书，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科学以戏剧性的“神话”形式融为一体。这样的论述不同于乌托邦和经院学术论文，而给马基雅维利的观念赋予了幻想和艺术的形式
《君主论》表现出的形式既非冷漠的乌托邦也非说理，而是通过创造具体的幻想影响四分五裂的人民，唤起和组织他们的集体意志，可以视为“神话”的样板加以研究
（索雷尔的“神话”指“一些想象——能激起符合社会主义反对现代社会的各种战争形式的情感——的整体”，且并非乌托邦——“必须将神话视为当前行动的一种手段，所有有关如何把神话运用到未来历史的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葛兰西在批判接受了这一概念（批判其自发主义和非建设性））
《君主论》的乌托邦特征在于书中的君主是纯理论的抽象，一个领袖和理想首领的象征
（阿尔都塞：马基雅维利的乌托邦“不是意识形态的乌托邦，而且很大程度上也不是政治的乌托邦”，而是“理论的乌托邦”，在理论中出现并在理论中产生后果。“这是对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的可能性条件的思考，是对无法思考的事物的思考。”）
到了结尾，马基雅维利自己成了人民，与人民融为一体，他成了他们自觉的喉舌，感觉到自己与他们的认同。整个“逻辑”过程不过是人们的自我反思，是在人民意识中作出的内在推理，到结尾发出的情不自禁的呼号。结尾使得《君主论》像是一篇“政治宣言”
对索雷尔“神话”的批判：神话的最高表现——总罢工是一种“被动行为”，是纯粹否定性和“非建设性”的。集体意志处于不稳定的原初阶段，破坏/否定和建设/肯定被对立起来，而在党的政治纲领中二者必须相统一，前者一定暗含后者
“现代君主，作为神话-君主，不可能是某一现实任务或具体个人，它只能是一个有机体，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要素，通过它，那个得到承认并在行动中多多少少得到维护的集体意志开始凝聚成形。历史发展已经提供出来的这个有机体，就是政党——它作为最初的细胞，包含着追求普遍与总体的集体意志的胚芽。”
雅各宾派是马基雅维利君主的“十足化身”。
“雅各宾主义的榜样说明了一个集体意志是怎样具体形成和行动的，并且至少在有些方面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必须在现代意义上给集体意志和一般的政治意志下一个定义：把它定义为为历史必然性的积极意识，定义为一场实实在在的历史剧的主人公。”
“集体意志”问题：“什么时候才可以说，已经存在着使一个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觉醒和发展的条件呢？”——必须对特定国家的社会结构做出历史的（经济的）分析，并对唤醒这种意志的尝试及失败原因作出“戏剧性的”描述
“经济-社团的”局面在政治上是封建社会最坏的形式，不可能形成实际的雅各宾力量
1815年以来的全部历史都表明传统的阶级如何极力阻挠这种具体意志的形成，在一个消极平衡的国际体系内维护自身的“经济-社团”的权力
《现代君主论》必须有一部分专门讨论知识和道德改革，即宗教和世界观的问题。
现代君主必须而且必然是知识和道德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要为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在今后的发展、为实现更高更完整的现代文明形式奠定基础
“一方面是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的形成，而现代君主既是这一意志的组织者，同时也是这一意志的积极主动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是知识和道德改革——这两大论点应该构成全书的骨架。必须把提纲掣领的具体论点统统放在第一部分，也就是说，它们应该“戏剧性地”从讨论中产生，而不是冷漠的、学究气的论述。”
知识和道德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的纲领相结合。
现代君主取代了神或绝对命令的地位，构成了现代世俗权力的基础，构成整个生活和一切习俗关系完全世俗化的基础
【政治的科学】
马基雅维利为政治问题指出的方向至今还未成为“常识”（政治是一种独立的活动，自身具有区别道德与宗教的原则和规律）。因而产生了马基雅维利对其自身时代意义的难题，以及其著作中抱有目的的难题
马基雅维利真正的用意是在政治上教育“那些不明白的人”——为了达到某些目的，必须承认某些必要的手段——哪怕是暴君（僭主）的手段也在所不惜。实际上就是当时的革命阶级、意大利“人民”和“民族”、市民民主派。他要劝说这些力量使其相信必须有一位不仅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知道怎样得到它的“领袖”，使其接受这样的领袖哪怕其行为可能与当时的普遍意识形态——宗教相对立。
马基雅维利主义历来有助于提高保守统治集团的传统政治技巧，实践哲学亦然，但不能掩盖其本质上的革命性
【政治的要素】
第一要素：存在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领袖和被领导者。“整个政治的科学和技艺都建立在这个原始的，（在某些普遍条件下）不可化约的事实的基础上。”
因此有必要考察人们如何在目的一定的情况下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统治，因而怎样以最佳方式培养统治者（政治科学和技艺的第一步）；另一方面如何找到抵抗力最小的途径，即确保被统治者服从的最理性途径
到目前为止，“党”一直是产生领袖和领导作用最合适的方法
“国家精神”预设了“连续性”，预设了任何行为都属于复杂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对这一过程负有责任，对在这一过程中行动负有责任，以及对与各种力量的相互依存负有责任（能感受到其在主动起作用且是“物质的”和肉身的东西）——这才是特定情况下被称为“国家精神”的东西。这种对“持续性”的认识应当是具体而非抽象的。
证明党的精神是“国家精神”的根本要素已经是眼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政党】
极权政体中王权机构的传统职能实际上是由政党取代的
一个有机党的知识总部通常不属于任何分支中的一个，而是像一个超越各党之上、独立的指挥力量那样起作用
在极权的一党执政的国家里，这样的党已经不再发挥严格的政治职能，而只具有技术性的、宣传的和警察的职能，以及在道德和文化上施加影响的职能。
两种形式的党：一种由文化精英人士组成，职能是运用文化的和一般意识形态的观点领导各同盟党（实际上是一个有机党的不同分支）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活动。另一种是由群众组成的党，政治职能是对一个政治中心报以忠诚，群众只是被用来“调动”的（通过各种意识形态或弥赛亚神话）
什么是一个党的历史？
必须考虑整个社会集团，因为党是这个社会集团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最先进分子。党的历史必须是特定社会集团的历史。（包括其朋友、同盟军、对手和敌人）
一个党的历史只能从社会和国家生活（包括国际关系）的复杂图景中呈现出来。因此写一部党史就是从一个专题性观点去写一个国家的通史，旨在突出这个国家的独特方面。
“一个党永远也不会完全地形成，这意味着额每一次发展都创造着新的任务和职能，也意味着对于某些党来说确实存在着一个悖论：只有当它们不复存在的时候，也就是当它们的存在已经成为历史的累赘的时候，它们才算是完全地形成了。”
一个致力于消灭阶级分化的党只有当其不复存在时才能臻于完善——意味着阶级不复存在
一个党什么时候才获得了历史的“必要”性？——其“取得胜利”的条件，即不可避免地取得国家政权的条件至少已经处在形成过程中，而人们也可以正常预见这些条件的进一步发展时。
一个党的存在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
（1）普遍的要素：由普通人组成，其贡献在于纪律和信仰。他们的力量在于有人将其集中和组织起来，否则就是一盘散沙
（2）最具有凝聚力的要素：形成民族范围内的中心，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可以将人们集中起来并给予其纪律约束
（3）中间要素：作为第一要素和第二要素之间的纽带，使其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道德和知识上保持联系。
（陈越：这个“中间要素”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理论与实践，君主与人民之间存在的正题/反题的思辨僵局。“中间要素”就是现代革命政党的“有机知识分子”，甚至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有机体”的一切——“政党中的一切成员都应该视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有机”关系从根本上改写并取代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与群众的关系，构成了“民族-人民”的历史基础。
但是，这个“中间要素”并非是一个纯理论的“合题”（综合），概念的辩证法的结果（理念）、矛盾的统一或平衡等等。而是全部力量对比的不平衡的汇合点，是矛盾发展的“最薄弱环节”，是“理论”必须在斗争占据和重新占据的立场。有机知识分子的造就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而占据这一立场仅仅是一个开始，并提出一个新的政治难题提：领导权的难题）
对任何党来说都存在上述三个要素之间的“固定比例”
第二要素是必须存在的，不管处在多么游移分散的状态也总是产生于现存的客观物质条件，在此前提下会不可避免地形成第一要素，第一要素又会形成第三要素作为自身的延续和表现方式
第二要素的立身之本在于在第一、三要素中构成可以使自己重新形成的酵素。接班人的培养与争取胜利是同等重要的因素
某些政党同时也履行一种警察的职能——维护特定的政治和法律秩序。因此必须提出党行使这一职能的方法和倾向问题。意义是用于镇压还是宣传，具有反动还是进步性，是为了压制社会的生命力还是将人民群众提升到新的合法性水平上来。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还是官僚集中制行使职能
【“经济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某些方面】
保护自由贸易运动的立场以一种错误理论为基础——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区分。而自由放任实际上只是一种国家调控形式，是一个政治纲领，出于统治集团的一个分支
理论的工团主义出自一个从属集团，这个集团无法占据统治地位，超越经济-社团的阶段上升到一方面取得市民社会的伦理-政治领导权，另一方面取得国家统治地位的阶段。它自称要表现的从属集团的独立自主实际上已经为统治集团的知识领导权牺牲了，这是因为工团主义无非是自由放任的一个方面，从属集团向统治集团转化的可能性被排除了
历史经济主义的特点：
（1）考察各种历史联系时没有区分“相对稳定的”对象和偶然的波动。它所说的经济事实指的是小集团中的个人私利，而没有考虑经济上各阶级的形成及它们固有的一切关系
（2）将经济发展归结为劳动工具方面的技术变革
不仅要在历史编纂学理论中，更要在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反对经济主义，在后一领域必须通过发展领导权概念进行斗争
对待现实的政治运动应当分析（1）追随这场运动的群众的社会成分 （2）在由于新运动的产生而证明出现转变的力量对比中，这些群众发挥了怎样的职能 （3）由领袖人物提出并得到普遍同意的那些目标具有怎样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迎合了哪些实际需要 （4）检验手段与提出的目的是否一致（5）最后以政治而非道德主义的形式提出假设：这场运动势必发生根本的改变，以至于完全背离追随群众预期目的
经济主义的假设只肯定了一个直接有利因素——具备一定、直接或间接的财力
对妥协的厌恶也与经济主义密切相关——坚信在历史发展中存在与自然规律同样的客观规律，信仰命定的目的论。同时还伴随一种倾向——认为武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问题：未考虑“时间”要素，归根结底也未考虑“经济”本身——群众的意识形态状况实际上总是落后于其经济状况，必须通过自觉的有计划的斗争才能“理解”群众在他们经济地位上的需要
必须具备相应的政治主动性才能使经济运动摆脱传统政策的束缚，改变某些力量的政治方向，使一个新的、同心协力的、经济-政治的历史整体才能实现。唯一具体可行的途径是妥协
【预见和前景】
“双重前景可以在不同的水平上出现，从最基本的到最复杂的；但是在理论上，它们都可以归结为两个根本性的平面，相当于马基雅维利所谓半人半马的怪物的两重性：野兽和人，武力和同意，权威和领导权，暴力和文明，个体阶段和普遍阶段，策动和宣传，战术和战略，等等。”
“第一种‘前景’越‘直接’、越基本，第二种‘前景’就势必越‘遥远’、越复杂、越崇高。”
预见仅仅意味着将现在和过去真正地看成一种运动，即在这一过程中确认哪些是基本和稳定的要素
不可能有纯粹“客观的”预见，一个有所预见的人实际上所具有的只是其希望获胜的“纲领”，而他的预见本身就是获胜的要素之一，甚至可以说只有在预见的客观方面是跟一个纲领联系在一起的限度内，这个方面才有客观性可言。因为（1）激情有助于使得智力更敏锐、直觉更透彻 （2）现实本身就是人类意志作用于物质社会的结果，排除自愿因素并将他人意志的干预仅仅视为普遍角逐中的客观因素，是对现实本身的割裂
一旦“预见者”有了一个需要实现的纲领，这就足以使他达到那些本质的东西，达到那些“可以组织起来”，可以给它们确定方向或改变方向的要素，也就是那些惟一可以预见的要素。认为存在机械论的客观规律的看法根本没有“预见”他人意志的存在和其产生的作用
行动的政治家必须关心“应当是什么”的问题
“行动的政治家是创造者，是唤醒别人的人，但他既不是无中生有的创造，也不是在自己欲望和梦想的混沌虚空里活动。他依靠有效的现实，但到底什么是这个有效现实呢？它是静止不变的吗？难道它不是在不断运动和变换着的平衡中形成的力量对比吗？运用意志去为那些实际存在和起作用的力量创造新的平衡，同时依靠我们认为是进步的那种特定的力量，给它提供取得胜利的条件——这一切固然是在有效现实的领域里活动，但目的却是为了支配和克服这个现实，至少是有助于支配和克服这个现实。因此‘应当是什么’就是具体的，而且它还是对于现实做出的唯一的现实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解释；它是惟一的行动的历史学的哲学，是惟一的政治。”
【局势分析 力量对比】
研究怎样对“局势”进行分析，确认不同的力量对比，有助于我们初步说明什么是政治的科学和技艺。同时还要说明应该怎样理解战略和战术，战略“计划”、宣传和策动，以及关于政治组织和行政的有机部署或科学
国际关系后于基本的社会关系，经济基础的每一次有机更新都通过技术-军事的表现形式在国际领域有机地改变那些绝对和相对的关系。另一方面国际关系也对（各党在领导权上的）政治关系产生反作用，一个民族的直接经济生活越从属于国际关系，一定的党就越是会出来代表这种局势
在研究经济基础时，需要将有机的（相对稳定的）运动和“行情”的（表现为偶然的、直接的和近乎碰运气的）运动区分开来
行情现象没有重大历史意义，只产生关乎小统治集团和个人的政治批评；有机的现象却可以产生历史-社会批评，关心大集团的划分，从而超出直接负责人和领导成员的范围
当经济基础中结构性的矛盾已经凸显，各种政治力量却还在为了保留和捍卫这个基础而积极行动，试图在一定限度内化解那些矛盾，这些努力构成了“偶然”现象的基础，各种敌对力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组织起来的。
历史-政治分析的一个常见错误就是看不到有机现象和偶然现象之间的正确关系
两种误区：“经济主义”/教条主义；意识形态主义
“恰恰是对频率不断变化着的这些‘浪潮起伏’的研究，使得我们有可能一方面重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经济基础中重构有机的运动和行情的运动之间的关系。”
“力量对比”的问题：
“力量对比”的不同阶段和水平：
（1）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的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客观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可以以精确科学或物理科学的准确度来衡量。这个基本结构使我们可能去研究社会中是否存在对其进行改造的充分必要条件
（2）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对社会各阶级所达到的同质性、自觉性和组织性程度作出的评价
三个阶段：
A. 经济-社团阶段，作为同业集团的联合
.人们意识到社会集团成员需要团结起来，但仍限于经济领域，提出了国家的问题，但只是为了在政治-法律方面与统治集团平分秋色，政治参与未脱离现有基本框架
C.政治阶段，从经济基础向上层建筑的明确过渡；“党”的出现并将自身普及到整个社会领域，形成一致的政治经济目标的同时也形成了知识和道德的统一；在“普遍的”层面上提出问题，造成了某个主要集团的领导权；国家生活被视为主要集团利益和各从属集团利益之间不稳定（法律范围内）的平衡不断形成又不断被打破的过程。（处于统治集团支配下）
历史现实中这些阶段是相互交织的，国际关系也与民族国家的这些内部关系相纠缠
国际和国内力量之间的这种关系由于不同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经济基础和力量对比而变得更为复杂
（3）军事力量的对比关系，具有直接决定意义
两个不同水平：严格的或技术-军事意义上的军事水平；政治-军事水平。二者必须同时动用
被压迫民族最初只能动用“政治-军事”的力量来反抗掌握领导权的军事力量，即只能动用某种形式的政治行动，这种行动足以造成军事性质的影响：（a）可以有效地从内部破坏掌握领导权民族的战争能力 （b）可以迫使掌握领导权的军事力量在广大领土上分散开来，使其战争能力失去用途
经济危机究竟是不是造成根本性历史危机的直接原因？
经济危机只能造成一个更有利的环境以传播某些思想方式、提出并解决根本性问题的方式。
“无论怎样，力量平衡之所以发生破裂，并不是由于直接的机械的原因，即有意打破平衡而且的确也打破了平衡的那个社会集团所带来的贫困。它是在凌驾于直接经济世界之上的冲突框架内发生的，它与各阶级的“声望”（未来的经济利益）有关，与争取独立、自主和权力的日益激化的情绪有关。经济的好与坏，作为产生新的历史现实的原因，这个特殊的问题只是不同水平上的力量对比的一个方面。”
“凡此种种因素都是全部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发生‘行情波动’的具体表现，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社会力量对比向着政治力量对比，以及最终向着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力量对比的过渡。”
力量对比的分析不能成为目的本身，只有其能够为实践活动、意志的某种主动性提供辩护的时候才有意义可言。
根本任务在于不懈地关注这种力量的形成和发展，使其变得越来越具有同质性、坚实性和自觉性
【对有机体危机时期政党结构某些方面的看法】
危机：社会集团脱离了它们传统的党，党和其成员都不再被其阶级视为自身的表现形式，这类危机的一旦发生就会使局势变得微妙而危险——为武力解决或克里斯玛型的“替天行道者”提供了活动舞台
克里斯玛型人物的出现意味着出现了一种静态的平衡（构成平衡的各要素可能相差悬殊，但一切都取决于进步力量的不成熟），无论是保守还是进步力量都无法取胜
——统治阶级领导权的危机
一个相关的重要问题在于党是否有能力抵制习惯势力，抵制僵化和落伍倾向
分析党的发展必须将其社会集团、党员群众、党的官僚和总部三者区分开来
对官僚的分析不仅应当包括实际上的军事和官僚成分，还应当包括某些社会阶层，因为在特定的国家综合体中官僚在传统上是从这些阶层中选拔的
【论官僚】
新的社会统治集团在一定时间内不可能无视传统的和既定的利益，不能无视已然存在和法定的官员形态。
脑体劳动的统一、立法权和行政权更加紧密的联系都可以成为解决官员和知识分子难题的灵感来源
需要研究和考察现实的政治经济关系，其组织形式，它们的连接方式和职能遍布有机集中制和民主集中制的一切领域和不同表现形式（国家生活、国家间生活、政治文化团体和经济联合体生活等）
只有民主集中制才会产生“有机性”，是一种运动中的“集中制”，是使组织不断适应现实运动，使下面的推动力与上面指令相配合，使基层群众中产生的分子不断介入统治机器骨架从而保证连续性和经验的稳步积累的过程。
之所以是“有机的”是因为其考虑到运动，这种运动作为历史现实呈现的有机方式并未机械地僵化为官僚制度；同时还考虑到相对稳定而持久的东西，或至少是在容易预见的方向上运动着的东西。国家内部的稳定性因素就体现为统治集团中央核心的有机发展过程。
官僚集中制占据上风意味着统治集团达到饱和，成为狭隘的小集团，保护自身特权。很大原因是缺少来自下层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即外围力量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固定比例原理】
以此了解政党如何形成：
某些前提在历史上的“自动作用”（某些客观条件的存在）被一些党和有能力的人转变为政治可能性，这些党和个人（在质和量上）的缺乏也会使“自动作用”不起作用。必须要有一定的领袖、特定的社会集团（固定“量”）才能使乌合之众联合为一体。
【社会学和政治科学】
社会学的兴盛同政治科学与政治技艺的概念在19世纪的衰落相联系。社会学里真正重要的是政治科学。“政治”成为议会政治或小集团政治的同义语。人们逐渐认为社会找到了确定无疑的理性基础，可以用自然科学方法加以研究。
不考虑人的意志和主动性，将社会学仅仅视为对制约人们的规律和条件的研究是错误的。
——问题是：什么是“科学”本身？
“科学改造了人，使他们的样子与从前有所不同，就这一点而言，难道科学本身不就是‘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吗？”
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政治学，一种是传统被称为“哲学”的那种科学，另一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科学
【代表制政体中的数量和质量】
一般选民的意见并不能都可以“等量齐观”，数字仅仅具有工具的价值，衡量的是积极分子、精英和先锋队等少数人意见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观念和意见并非自发地“诞生”于每个个人的头脑，它们有一个形成、辐射、传播和说服的中心——按照现实的政治形式整合并提出这些观念和意见的人们组成的集团，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个人
【领导权（市民社会）和分权】
分权和为实现分权而进行的全部讨论，以及伴随分权产生的法理，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之间斗争的结果
即社会内部出现了“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永恒冲突”（克罗齐），教会可以代表市民社会的总体，国家则代表一切旨在将某个特定发展阶段和局势永远定型下来的企图——在这个意义上教会本身就可以变为国家
上述冲突就在世俗的或正在进行世俗化的市民社会和国家-教会二者间出现（此时的教会已经成为国家的组成部分，成为某个特权集团垄断的政治社会的组成部分，这个集团和教会结盟是为了在教会代表的那部分“市民社会”领域的帮助下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垄断）
对自由主义来说分权的根本重要性在于：全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包括其力量和弱点，都可以在分权原则中得到概括。
【法的观念】
法的观念必将摆脱一切超验和绝对的残余，即摆脱一切道德主义的迷恋。应当将国家视为一位“教育者”，目的在于创造一种新型的或新水平的文明。法律是国家用以创造并维持一定类型的文明和公民（及相应的共同生活和人际关系）、移风易俗的工具，是由国家实施发展的整个积极的文明化活动中镇压和消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