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的“关怀”（增订版）》读后感10篇

　　《忍不住的“关怀”（增订版）》是一本由杨奎松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44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忍不住的“关怀”（增订版）》读后感(一)：《忍不住的“关怀”》读书笔记

　　中国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吗？何谓知识分子？

　　瞿秋白的那篇《多余的话》形容自己不过就是闹出了一桩“捉了老鹰在树上做窠”的历史的误会。

　　林觉民千古绝唱的《与妻书》写道：“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上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记，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巴枯宁式的共产主义是“兵营式共产主义”。

　　1、张东荪

　　张东荪的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新中国政治外交上绝对不应该也不能和强大的美国对抗，否则美国人终会取胜，结果蒋介石国民党一定会杀回来。

　　张东荪1960年有诗曰：“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

　　1972年2月中美两国发表标志着打开中美建交之门的《上海公报》，躺在病床上的他说了四个字：“还是我对”。

　　2、王芸生

　　1949年4月10日，王芸生在《进步日报》上发表了这篇题为《我到解放区来》的文章。此文甚至和费孝通的检讨一起，被收入《自我批评案例》一书，成为华侨学习的必读物。

　　王芸生对于黄炎培、章伯钧等在三反中拒绝与群众见面，交代问题结果都被保护过关，内心颇为安慰，相信过关没有问题。

　　王芸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作检讨时讲的那样，他建国后一切的妥协、忍耐和顺从，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希望至少能够保住大公报这块牌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报纸，是他一切社会政治地位的资本和全部事业的基础。但是从政治上给《大公报》盖上最后一块墓砖的，不是别人，正是1949年以后曾经在兹念兹的想要保住这块老牌子的王芸生。

　　3、潘光旦

　　近来各种文章著作流传甚广潘的“四个s”深感兴趣。以三个应付当时形势，一是submit（服从）,sustain（支撑）,surivive（死亡），succumb（死亡）。

　　费孝通明确认为：潘至死都是恪守着推己及人的儒家思想，对建国后自己的遭遇和命运，始终没有抱怨，没有感到冤。

　　梁启超评价潘光旦称；“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

　　多数中国学生不留美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当年盛行种族歧视，黄种人，特别是在国家自视甚高的中国留学生常常回因此收到强烈的刺激。

　　激怒新月派知识分子的，是国民党越来越无所顾忌地力推一党专政和独裁措施。但他们批评归批评，至多也是站在承认其合法性的角度要求它有所改变而已，并不会设想从根基上去否定它。

　　在思想上原本充分肯定和支持北平学生抗日行动的潘光旦，作为清华教务长却不得不执行任务，而保护整体学校利益和爱护、支持学生无法兼顾的后果，是他在众多清华左派学生的眼里明显成为了压制学生运动的校方代表。

　　1936年11月，在日本人的策划下，分裂势力伪蒙古军政府试图用武力驱赶驻守在绥远的中国军队，得到蒋介石中央军的帮助，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指派傅作义为总指挥，率晋绥主力予以了有力的还击，并乘胜于11月24日收复了被伪军占领的国民政府蒙政会所在地——百灵庙。

　　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引起众多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反感。闻一多就明确讲，他过去对蒋一直抱有好感，此书出版后，她的看法才开始大变。他们不仅对反蒋的云南王龙云非常重视，龙云也十分重视民盟的作用，不仅全力支持民盟的活动，而且把潘光旦等聘为省政府的顾问。

　　华罗庚在发言中直言潘口头上批评了自己的优生学理论，实际上并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看法。

　　费孝通敢于站出来为自己的同事，老师公开进行辩护，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甚至于根本就不是勇气，而是一种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才会有的近乎天真的傻气。

　　关于土家族民族识别问题，从一开始在湖南地方和中央部门之间就存在矛盾，卷入这样一种争论，实际上不亚于卷入一场政治漩涡中，对力图远离政治的潘光旦其实十分不利。但是，因为过分相信中央的权威、意志和作用，他对自己在这场争论中的地位和可能受到的冲击，无意发生了某种误判。

　　对政治的忍不住的关怀，何以到了1949年之后戛然而止了？如果说这是一种制度强迫造成的，为什么多数人大都或被动。或主动地逐渐改变了自己以往的观念，一度真诚地相信中央远比自己想得周到，做得好？

　　因为爱国，谁能把国家弄好，就拥护谁，这正是当年许许多多知识份子的一种心态。把自己和国家的希望乃至个人的命运绑在一起，再正直的知识分子，也难免会被迫矮化自己的人格。若依据韦伯的责任伦理比信念伦理更重要的观点，他们的选择似乎也未必就错。以捍卫诸如正义合理性等永恒不变和大公无私的价值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所以会背叛自己的使命，目的就是为了民族国家。

　　美国作家安·兰徳有过一个略显极端的说法。他写道：“历史的每一页都在告诉我们，人类进步只有一个源泉，独立行动的个人。”

　　知识分子的使命又是什么呢？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做社会的良心。

　　汤因比推出其鸿篇巨制的《历史研究》，仍然毫不含糊地宣称：寿命有限的民族国家不能当作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雅斯贝尔斯也同样预言：“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0世纪史著作等身的霍布斯鲍姆坚持认为：作为一种带动变革的力量，民族国家已经式微，民族主义也会逐渐消失。“

　　任何知识分子一旦陷入到民族主义的悲情或亢奋之中，不仅变不变成以“世界观点”来看待民族国家问题的“世界公民”，或被“叙拉古的诱惑”所俘虏，忘记甚至被弃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职责和使命，怕也是早晚的事。

　　方亦元

　　2016.8.2日完稿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忍不住的“关怀”（增订版）》读后感(二)：知识分子干嘛要在政治领域混

　　一、知识分子有没有能力，有没有义务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

　　知识分子也是人，他们会有的弱点和问题不比我们少，而且越是把自我植根于精神和观念的人，也就越缺乏处理日常的能力。知识分子的专长在他自己的专业，对政治发声其实是跨界。但是中国自古有学而优则仕，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传统，加之多少有些不谙世事的书生意气，他们选择投身政治。也有不愿意涉足的，但政治却没有给他们这样选择的权利，被强硬的裹挟入洪流的知识分子成了牺牲品。

　　这就是“忍不住的关怀”

　　王芸生那段尤其感觉辛酸

　　建国后王芸生一切退让妥协检讨都是为了保住“大公报”，书里写王是如何一步步被抹杀独立性和锐气，连责任感和对报纸的感情都被碾碎，最后亲手埋葬了大公报。写检讨是对人格的撕裂，那种自戕自毁自我唾弃的文章让人掩卷不忍卒读。尤其作为知识分子，多半有些傲气，加之王有些比较敏感软弱的文人性格，心理上承受的痛苦可想而见。

　　忧患多由识字始。相比引车卖浆之辈，这些知识分子被粉碎了个人价值，在大潮冲击下心理压力更大。

　　因为大众对知识分子就是要“硬骨头”“个性”的要求是不是过高了？当我们不对他们抱有过分的期待，而以平常心看待的时候是不是能多一点理解和同情？

　　大流变与小漩涡

　　这样的教育方式下我看待历史和其他领域的问题往往会失之过简。

　　四、妈妈政治真的好可怕，呜呜你们这些不了解状况的公知快闭嘴吧

　　《忍不住的“关怀”（增订版）》读后感(三)：有没有从另一个角度研究民国知识分子的书

　　看了这本书，感觉没有解答我的疑问。我对解放后知识分子是如何屈服的不是太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这些知识分子表面上追求的是西方那一套，但是骨子里是中国式思维，他们有知识或者意识观念上的缺陷和盲点。

　　《忍不住的“关怀”（增订版）》读后感(四)：读完后重新审视了知识分子，也审视了自己

　　看了这本书，觉得悲哀起来。书里的三个知识分子，其实是有代表性的。第一个是直接参与了政治，第二个是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政治嗅觉灵敏因此可以紧跟时代，而第三个是既没有参与政治，也跟不上时代，最惨，死到临头还在替卖他的数钱。

　　然后想到，其实哪个朝代都是如此。知识分子历来自命清高，自以为识得几个字，看过几本书，就可以左右政治指点江山了，其实统治者吹口气就能指点了他。统治者看得起你，那是他的道德，看不起你，杀你全家。其实，从来都没有谁稀罕过你。懂得再多，不如在位者的枕边人知道得多。还想把握时代的命运，其实连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了。

　　在整个历史时代大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命运如何就是看他和统治阶级的关系如何。关系好的，跟得紧的命运就好，关系疏远的甚至跟反了的，命运就很惨。

　　但是和当权者关系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没有上辈子的亲戚，这辈子的同学，下辈子的父母关系，一般很难凑活。没有背景的，给当一辈子驴马，到时一脚踢掉的要多少。

　　所以，要重新审视所谓的知识分子。也重新审视自己。依我看，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唯一区别就是对生活美学的欣赏程度的差异而已。读书，无非就是让我们的精神世界更丰富一些，从而更快活一些而已，假如你认为那是快活的话。

　　《忍不住的“关怀”（增订版）》读后感(五)：金陵客：忍不住的“关怀”，还是抵不住的“诱惑”？

　　金陵客：忍不住的“关怀”，还是抵不住的“诱惑”？

　　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法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一样。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国历史“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梁启超语）。因笔者比较喜欢近代史，架上已经搜罗不少。翻检书目，我发现作者相对集中，恰好是“三老四少”。这几位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界比较出名的作者。三老（金冲及、张海鹏、杨天石），是几位“三〇”后老头，史学耆宿、学界前辈；四少（沈志华、杨奎松、茅海建、汪朝光），几位“五〇后”的少壮派学者（当然也不年轻了），他们现在是学界的中坚力量，备受瞩目。除此之外，还有因《红太阳》出名，刚刚去世的高华，以及“六〇后”研究国民党出名的王奇生。

　　杨奎松与中国近代史

　　杨奎松，老杨，是我喜欢的历史学家，《忍不住的“关怀”》是他2013年的新书。应该说《忍不住》不是老杨的得意之作。

　　作品集中每部书均是动辄四五十万字的如砖巨著，史料扎实，条理分析，如老吏断狱，于无声处听惊雷，如无观点处而显立场。这四本书，每本书都既叫好也叫座，属于学术畅销书。能看出杨奎松写作的高产与高质量。这是老杨给我的印象。

　　忍不住的“关怀”

　　《忍不住的“关怀”》与他前面的四部代表作比，显得有些急就章。如老杨在序言中所说，因身在国外，来不及详细校对书中的参考引文，导致小错繁多，因而引起了不必要得笔墨官司。豆瓣上有双方的争论的文字。

　　在我这个老读者看来，老杨这回有点栽。究其原因，出书太急。作为历史学者的老杨，这次有点想当“公知”。忍不住的“关怀”，变成了抵不住的“诱惑”。在江湖上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原来老杨经常写学术批评文字，用力过猛，苛责过甚。这次自己河边湿鞋，被人家匿名找上门来炮轰，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近代这几个知识分子与社会活动家的故事，是作者们喜欢的题材。各类学者，各色文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回忆录、口述史、考证、演绎、戏说，不一而足，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细节。此类作品读得多了，总能感觉到有为民国洗地，讽刺当朝的味道。

　　伟大时代

　　书归正传，还要说说老杨的《忍不住的“关怀”》。此书的副标题是，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是巨大的历史转折点，标志着百年来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另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之所以引用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是想让大家感受那个时代的气氛。有诗人曾描述这是“时间开始了——” 1945年抗战结束时，原本以为需要5年的解放战争，只用了3年左右就胜利了，这一切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各派中间人士都需要适应。

　　书生政治

　　《忍不住》书中以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为例，解说了1949年建国前后的社会与政治。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在这巨变的时代，内心的纠结与彷徨，是可以理解的。行动上是适应还是逃避，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有很深的入世情节，属于没落的士大夫阶级。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没有直接的工、农、兵经验，纸上谈兵的居多，对自己的评价偏高，老是想小本作大生意。

　　潘光旦，1899年生，中国近代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于潘光旦，我颇多遗憾与惋惜。潘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其学生费孝通也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由于新中国要求意识形态上的全面马克思主义化，在具体的操作上有些粗糙，取消了社会学的合法性。社会学，被改为民族学并入中国民族大学。潘本人，纯粹书生，于政治根本外行。由于时代大潮的影响，有自觉不自觉地卷入政治中。而且反应总是慢半拍，凡事认死理，且有极强的“牛皮筋”式韧性。以至于成为右派，而后平反，最后又被打倒，无怨无悔无愁无恨的死在费孝通的怀里，没感到冤屈，原因也在这里。

　　书生，脱离工农兵的书生,参与实际政治，这并不是在书斋里写文章，难免犯幼稚病，那是十分危险的。书生政治，往往以悲剧收场。后来者，成为事后诸葛亮容易，但也很难参透当事人当时的情况与心迹。历史大潮中，这是沧海一粟，是大时代的小故事。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们的悲剧，往往不是因为被“忍不住的关怀”，而是因为“抵不住的诱惑”。他们毕竟是书生。

　　《忍不住的“关怀”（增订版）》读后感(六)：好

　　杨奎松的这本书主要谈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作者在序言里把中俄知识分子做了比较。俄国知识分子多站在政府对立面，以批判和反对为第一要务；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更热衷于参与政府，对政府的依覆感特别强。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正统，中国自古有学而优则士的说法，所谓出仕就是做官，饭碗操在别人手上，和西方学者独立研究立足社会立场自然大不相同。

　　清政府取消科举之后，实际断绝了千年来知识分子参与政府的正当渠道，路不通心还在，所谓忍不住的关怀。

　　本书选取了3个人物作为研究样本。

　　张东荪

　　有风骨，也有爱国情怀，如作者观点，他就是那一类既不懂政治又“忍不住”，最终被政治风暴碾碎的无数书生之一。他们的出发点和一片诚心不可谓不真，他们真以为自己是“当为帝王师”的，可却没看清现实：在新政权的眼里他们宁非说是不被需要也无用处的落后分子（“留着没什么用，改造也太困难”——《故国人民有所思》）。建国初期需要“团结和利用”，到了政权稳定，他们

　　还要说些什么出格的话，做点不合适宜的事，结果不堪多言。

　　王芸生

　　“投诚”和解放后的主动配合，实际是为了保住自己一手办起的大公报。但可悲的是，大公报却迅速的枯萎和死亡。

　　国共在报纸检查制度上的本质区别。国民党采取事后查封，这种做法仅打击了报社而无损于新闻，毕竟报纸已经在读者手中。中X的做法则是完全把报纸当作宣传和“教育”的工具，所以“不利于人民的不报，少利于人民的少报，多利于人民的多报."标准则完全取决于中X。

　　报纸新闻性的日益丧失，统一通讯社和不允许随便评论，强制规定发文格式的做法使千报一面。大公报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加上知识分子外流导致的读者量下降，大公报已经难以支撑。王芸生只得提出公私合营，这又使大公报的独立性进步一下降，最终沦为转讲经济，几乎无人看懂的专业报纸。

　　潘光旦

　　3人中潘光旦留下的资料最多，作者花费的笔墨也最多，是三人当中形象最完整丰满的。潘光旦的留美背景使他深受民权和平等思想熏陶，然而在美国受到的歧视又使他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他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一切主义，党派都抱怀疑不信任态度。一方面反对中X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厌恶国民党一党专政党在国上的做法。他的人品、学识和修养，都是很让我钦佩的。

　　他的思想转变和接受历程比较类似于传销集团内部新人渐渐接纳的过程，从怀疑到附和，从附和到相信，从相信到狂热。

　　常有人痛斥解放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软弱，在运动中什么话都说了，什么无耻事都做了。但杨奎松的态度是同情和理解，他认为知识分子首先是人，他们有普通人的弱点和受限于时代的眼光，他们做错有些是真因为熬不住，而有些则真以为他们做的是“为国家好”。但另一方面，杨奎松也提到知识分子在关怀政治之前首先应该关怀的是“人”，在服务于国家与民族之前首先是世界公民，应当站在人类而非某国国民的角度去思考行动，坚守人类的道德地线。

　　得到良好教育者与普通人相比更具有独立思考和质疑、批判社会不公不义的能力，所谓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

　　《忍不住的“关怀”（增订版）》读后感(七)：转发马希哲编辑推荐

　　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一直与社会变迁、政治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群体在建国初期的遭遇尤为引人关注。这一问题与今日社会牵涉太多，再加上众多写作者的学养和态度千差万别，导致有关历史叙述语焉不详，从而限制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

　　杨奎松教授也意识到了这种现象，所以他在由“革命史”转向“建国史”研究之初，首先关注的是1949年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杨奎松发现，在那段时期，同为知识分子，每个人的思想转变原因、过程、结果大不一样。

　　他的新书《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选取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这三位主流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梳理大量档案、日记、报刊、回忆录等，以客观态度还原了三人改造思想的曲折经过，认为在政治大环境中，他们的人生经历、理论素养、政治信念和个人性格都对各自的人生命运有很大影响。

　　潘光旦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受胡适等人影响，开始对政治有所议论。杨奎松从潘光旦的文章和大量批判材料中发现，潘光旦在没有多大压力的情况下，努力适应新政权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在多次思想改造中，潘光旦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感受到自己过去知识的“落伍”与“无用”，事事都努力从好的方面去设想、去理解。潘光旦后来成为重点斗争对象，其实并非有预谋的结果，而与一些偶然因素和潘光旦对批斗的应对方式有关。他后来为土家族呼吁，也因为触碰了中央和地方关系，对个人命运有很大影响。

　　1949年后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很多个体的遭遇共同组成的，只有尽量从当时的环境去理解，才能接近历史真相，在此基础上去谈论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也更有意义。杨奎松教授通过三个个案研究给我们的启发和提示，正在于此。

　　=====================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

　　《忍不住的“关怀”（增订版）》读后感(八)：忍不住的吐槽：杨奎松老师著作及其他

　　杨奎松老师作为国内顶尖学者，其学术水准毋庸置疑。

　　杨老师明显深受我国传统历史研究方法影响，他自己也以行动阐明了这一点：实事求是、冷静客观。

　　不论是先前的《革命》四书还是这本《关怀》，都是如此。

　　杨老师的叙述路径一般是这样的：先是举出背景，列出简单事实，然后摆出一确凿证据，“你看是这样的吧”；紧接着还要摆出辅证，“你看确实是这样的吧”，当你已经确信的时候，他一般还会从反面来举证，“你看我没说错吧”。当你已经感佩的时候，杨老师还会从逻辑链条出发进行常理性的推断，哪怕史料缺乏，也让你不得不感叹杨老师推断有理。当你已经饱和了，杨老师还要夹杂着对其他学者论据不足或者论证无力的批评。当你读着他的著作，感叹杨老师梳理过如此多的史料，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同先人交流了许久，一定有很多议论和感慨吧，他却戛然而止，丝毫没有感情的流露，淡定的让人想抽之。读杨老师著作读多了不得不说，杨老师确实像清道夫，他研究过的史实上虽做不到百分之一百的客观，但大方向上绝对如此，因此，如果你没有精力精读杨的书，完全可以只看看他的叙述，有杨老师作担保，这些过程或者史实肯定没有问题的，大胆的看，你会发现他的书很快就能看完。

　　杨老师真的没有理论功力吗？不是的，这一点在他的非研究型著作《谈古阅今》中就有所体现。在《关怀》的序言中杨老师先是引用了萨义德、郑也夫，后面还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纵横古今，连贯中西，乍一读我心中一喜，难道杨老师听到我心中的吐槽了吗？决定要改变写作方式了吗？但是读到正文我就知道我错了，浓浓的考据风扑面而来，还是一如既往的扎实有力，读到潘光旦已是深夜，我几度睡着。。。。唯一提神的是潘光旦的最后一节的标题居然是“余论”，杨老师终于要议论了吗，终于也要玩下理论了吗？结果可想而知，其实还是叙述论证，只是在结尾感叹：通过读他们的遭遇，我们应该理解他们啊！（大意如此）。我不得不说，从知道到理解在逻辑链条上并不能一步完成，就像很多大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却没人能做到一样，这需要充分的论证和理论甚至情感支撑。但杨老师确是一如既往的淡定。

　　说到这，不得不说一下高华老师。高老师无疑是个十分敏感和很有洞察力的人，其实他手中的很多材料尤其是十几年前他能掌握的材料别人其实也有，但他却能穿透迷雾，从中厘出一条比较清晰的暗线。如果说杨老师做学问更多的靠的是考据的功夫，那么高华无疑更多是靠自己的敏锐，但是敏锐的背后，追求逻辑自洽的背后，是一些臆测和论证不充分，这一点在他的红太阳的许多论述中都有体现。

　　学术性著作虽然冠以“学术”，但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可读性，这一点《天朝的崩溃》写的就很好。茅老师以青春逼人的气势，夹以超越常人的冷板凳功夫，掺以各种理论和个人情感，给人以极强的阅读冲击力，尤其是那句一个帝国被一个女人打败了（大意），百年的屈辱史、国仇家恨跃然纸上，让人没有办法不跟随他的笔端喜怒哀乐，读完让人意犹未尽，感慨不已。高华老师的著作读后也深有感触，杨老师的著作写的也真是不错，但读完却觉得总算读完了。。。。。但不幸的是，茅海建老师华丽完成了从青年学者到一流学者转身后，放弃了自己遭受老前辈批评的写法，转身变成了老前辈，《戊戌事变史实考》还颇可一读，能做砖头使的《我史鉴注》真是让人生畏。

　　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的是最近频频出现于国内各大高校最高端讲坛，讲述中国人历史的美国人——傅高义。坦白来讲，以杨老师和茅老师的路数，傅的《邓小平》最起码能挑出几百处错误（可以参考杨老师非常不屑的《苦难辉煌》读后感），但丝毫不能阻止很多人对这本书的关注。很多同学对此书颇为不满，你觉得写的不好可以不看，但他还非得看，还细看，挑毛病，颇有要砸场子的感觉，哈佛荣休教授的牌子岂是那么好拿又那么好砸的？这切不表，单说傅高义的选题还是很有眼光的，当年写日本现在写中国都是明证，连《邓》出版的日期说不准都是故意选好的，所以虽然八十多了依然满中国到处淘金，在写作手法上后半本可读性也很强，很多细节性的描写（例如邓外貌的描写）让人印象深刻，这跟国内学者的著述有着极大不同。傅本来就是学社会学的，就像有些美国一些研究唐诗的学者只是略通汉语，要是用杨老师的 标准来要求，国外的汉学家们都得下岗。虽然历史学的基本要求是求是求实，但学习西方学者的理论运作和写作视角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话语权更多的还是掌握在他们手中，能够吸引最多的注意力才能产生最大的影响，也才能让别人认可国人的学术水准。

　　梁启超曾说：好的历史学家不但能够看到漫天群星，更应该能看到凌乱之中的星图（大意）。杨奎松是能够看到星图的，但他不愿意表露。高华老师很明显的看到了星图，但却漏掉了一些星星。茅海建早年驰骋想自己划星图，现在也回到了找星图的老路上。我认为他们身上其实有一些共同点：时代因素导致了知识结构上的欠缺，加上国内史学研究中或明或暗轻视理论研究的倾向（当然国内的理论研究确实挺挫。。。。），使他们对于理论的运用不是那么的得心应手。尽管高华老师做了一些尝试，但明显还不是那么的融会贯通。

　　：由于大量的能量都被大脑利用，加之国内人文学术圈普遍穷苦，导致国内许多著名学者外貌不佳。在这点上，杨老师略带清秀的面庞明显胜出。

　　《忍不住的“关怀”（增订版）》读后感(九)：近代知识分子的悲伤

　　书印刷的很好，可惜错别字不少，责任编辑颇不负责任：

　　.54“孙东荪”应为张东荪；P57“全文注销来”应为“刊登”；P142两处“注销”应为刊登；P149《大报》应为“大公报”等。

　　《忍不住的“关怀”（增订版）》读后感(十)：思想锥心坦白难 ——知识分子的自改造与被改造

　　三人虽然教育背景不同，性格和经历也迥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受中国儒家入世传统的深刻影响：张东荪虽然研究西方哲学，服膺美国的政治制度，但他到底脱不开“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教化，本质上是“中国古代的那种‘国士’和‘天下士’”；报人王芸生表面上是个英式改良主义者，但对自己思想的定性却是“半封建半自由主义的诤臣思想”；至于留学美国的潘光旦，更是熟读经史子集，习惯以儒学的观念思考问题，在他看来，孔孟之所以伟大，除了是学术家、教育家外，“也在他们是政论家”，“不得其位则议论政治，不议论即不足以收辅导与督责之效。”

　　为什么在“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式的新文化运动摧枯拉朽几十年后，这批率先栉浴欧风美雨的书生，还是没有成为“为学术而学术”式的西欧型知识分子呢？杨认为这是因为他们都受过旧学教育，留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刻烙印；而且近代以来，中国受了太多内乱和无政府之苦，受了列强太多的歧视和压迫，书生的家国情怀，其实毋宁说是被强化而不是被冲淡了。

　　或者用荣格（C. G. Jung）的心理学理论来说，儒家积极入世、倾向泛道德主义（Pan-Moralism，殷海光发明的概念）的“士”乃中国文化一种特有的“典型”（Archetype），每个知识分子，不管保守派还是极端西化派，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这个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遗产，不要说是民国那一代人，直到今天恐怕亦是如此。这种对家事国事天下事忍不住的“关怀”，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点，也是其致命软肋，“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尤其是49年前后。

　　可以看到，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中，书生们只要还活着，便迟早会被改造成党想要的样子（至少表面上），交代党早已认定的事实。早点改造、交代反而有利；越是心存侥幸，越是“挤牙膏”，痛苦就越冗长。“怀疑、抗拒改造者”的典型潘光旦，就被反复要求做检讨，不“过关”便不允许其恢复正常研究和工作。十个月之久的改造过程使他的精神一度濒于崩溃，有一次“在检讨时甚至当场哭了起来。”最后的结果，自然如杨奎松所说的那样，除了陈寅恪外，“迄今为止，我们几乎找不到当年留在大陆的著名知识分子，还有谁曾经在这一运动中宁折不弯，靠抗争渡过了这一关。”

　　在改造潘光旦时，所用的方法有群众批判、历史审查、当众忏悔、写书面检讨、子女表态……几乎集思想改造运动的大成。为了他能“从极落后的深渊中爬出来”，清华大学党总支几乎是不计工时，不计成本，甚至动员其女儿潘乃穆做他的思想工作，组织同系青年教师与他个别会谈，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词虽来自俄共，但东欧、苏俄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不会像中国那样，将大量的时间、精力用在仪式感极强的思想改造上。这种鲜明的“中国特色”，只能从本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根源。

　　王汎森就曾指出，早在明代的心学团体、乡约组织中，便有“一股巨大的道德转化的焦虑”。由于人们觉得自己的能力有限，所以必须通过记功过簿、审阅日记、开省过会等方式，“将自己的最隐秘的思想与生活公开化，由他人帮助检讨批判”。王将这种现象称作“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从明清士大夫到五四青年，“以一种类似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方法，藉助群体的力量以促进自己道德转化的传统并未中断。”所以当俄国的思潮传入中国后，“人们便自然而然地以传统的一套办法加以涵化，将旧的方式套入新的术语中。”只不过，明清时期的个体道德焦虑感，后来一转变成了集体道德焦虑感；出于自愿的暴露隐私，也成了被动检讨，“转而逐渐变成整人斗人的工具”。

　　集体道德焦虑感的效果很像走方阵——其最终效果，并不取决于绝大多数走得好、严格遵循节拍的人，而取决于少数几个走得最差的人。很明显，不把“害群之马”彻底改造或干脆肉体消灭，其他所有人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这就是为什么，越是经过刻骨铭心的过程最终被“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对于落后分子就越发痛恨。思想改造运动越是到后期，怨气就积累得越多，并越向少数不按规定走正步的人身上集中，各种斯文扫地、上纲上线的言论在这一阶段都会出现。

　　张东荪事件曝光后，周一良、冯友兰著名知识分子等纷纷表态要求严办，马寅初更是声称“要是我就枪毙他了。”潘光旦检讨时，也受到昔日民盟同事的“落井下石”。思想改造运动虽由政府发起，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最大压力并不来自上面的党政机关，而来自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事们。这种“方阵效应”令人想起福柯（Michel Foucault）对于最完善权力的定义：“ 它的力量就表现在它从不干预，它是自动施展的，毫不喧哗，它形成一种能产生连锁效应的机制。”

　　杨奎松特地提醒读者，当年的知识分子“既不是受个人私利驱动，也未必是在违反个人良知与道德的情况下去做这些事情的。”因为我们今天的普世道德早已“被当做反动的东西否定和摧毁”，所以“不是他们没有道德良心了，而是他们的道德良心改造成党需要的阶级的道德良心了。”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在告密、当“卧底”、甚至批斗亲友时，他们都是充满道德光荣感的。

　　2013-7-18初稿

　　2013-7-25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