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与法律》读后感100字
《疯癫与法律》是一本由王岳著作，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2.00，页数：25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疯癫与法律》读后感(一)：笔记
作为一个临床医学生，精神病学在我们的本科学习中接触较少，也很少有人想成为一位精神科医生，如果不进行专业培训即使一个一线医务工作者对这方面的疾病也知之甚少，更不要说精神病人在就诊过程中采取的强制措施所涉及到的法律知识，选择这一本书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有机会能看到我看不到的角落，用之前不会想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更让我听到了很多“远方的哭声”。
精神疾病又称精神病，是指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为临床表现的疾病。短短的文字定义对于这类疾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一个复杂庞大的认知体系，中方与西方一样，在对于这类疾病的认知问题上历经了一个曲折又漫长的过程。
西方社会对精神病的认识与治疗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开始。素有“西方医学之父”称号的希波克拉底对精神病的诊断提岀“体液说”。他认为，人体内有四种不一样的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身体是这四种体液的永恒战场，任何一种体液比例失衡都会引起身体不适，包括精神状态的变化。在希波克拉底看来，精神病并非所谓的恶魔侵袭所致，只不过是身体内部体液比例不平衡引起的脑部疾病，所以对脑部进行检查并加以治疗是可以使病人恢复健康的。后来经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思想洗礼，西方对精神病人的认识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他们认为这部分人只是丧失了理性, 无法自我控制意识与行为。因此, 为维护社会秩序, 必须对他们进行集中监控与诊疗，收容所在西方盛行。
我国古代并没有出现西方大规模收容院的模式，精神病人都采取家庭护理。富裕家庭会聘请仆人予以照料，贫穷家庭则只能将患者囚禁家中。随着西方人士和留洋学生在中国开办精神病学课程、建立精神病院，西方现代精神病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之后，中医精神病学便未再得到进一步完善。
直到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重视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问题，但九十年代才提出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概念。2012年颁布的《精神卫生法》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坚持以自愿为原则、以强制治疗为例外初步建立起了精神病人行政强制治疗制度。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精神病人行政强制治疗制度，但这一制度在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中仍然存在突出的问题，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
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需要我们每个人看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少数群体”，这虽然听起来离我们很远很远，但实则与每个社会个体息息相关，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与争取。
《疯癫与法律》读后感(二)：书评
《疯癫与法律》是一本围绕精神障碍者强制医疗的法律相关问题，进行系统介绍的医事法学专业著作，是不可多得的关于精神障碍医疗的专业著作，能够有效填补此研究领域研究著作的空白。
作为一个临床医学生，精神病学在我们的本科学习中接触较少，也很少有人想成为一位精神科医生，如果不进行专业培训即使一个一线医务工作者对这方面的疾病也知之甚少，更不要说精神病人在就诊过程中采取的强制措施所涉及到的法律知识，选择这一本书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有机会能看到我看不到的角落，用之前不会想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更让我听到了很多“远方的哭声”。
精神疾病又称精神病，是指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为临床表现的疾病。短短的文字定义对于这类疾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一个复杂庞大的认知体系，中方与西方一样，在对于这类疾病的认知问题上历经了一个曲折又漫长的过程。
西方社会对精神病的认识与治疗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开始。素有“西方医学之父”称号的希波克拉底对精神病的诊断提岀“体液说”。他认为，人体内有四种不一样的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身体是这四种体液的永恒战场，任何一种体液比例失衡都会引起身体不适，包括精神状态的变化。在希波克拉底看来，精神病并非所谓的恶魔侵袭所致，只不过是身体内部体液比例不平衡引起的脑部疾病，所以对脑部进行检查并加以治疗是可以使病人恢复健康的。后来经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思想洗礼，西方对精神病人的认识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他们认为这部分人只是丧失了理性, 无法自我控制意识与行为。因此, 为维护社会秩序, 必须对他们进行集中监控与诊疗，收容所在西方盛行。
我国古代并没有出现西方大规模收容院的模式，精神病人都采取家庭护理。富裕家庭会聘请仆人予以照料，贫穷家庭则只能将患者囚禁家中。随着西方人士和留洋学生在中国开办精神病学课程、建立精神病院，西方现代精神病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之后，中医精神病学便未再得到进一步完善。
直到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重视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问题，但九十年代才提出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概念。2012年颁布的《精神卫生法》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坚持以自愿为原则、以强制治疗为例外初步建立起了精神病人行政强制治疗制度。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精神病人行政强制治疗制度，但这一制度在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中仍然存在突出的问题，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
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需要我们每个人看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少数群体”，这虽然听起来离我们很远很远，但实则与每个社会个体息息相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疯癫与法律》读后感(三)：读书笔记
《疯癫与法律》是一本围绕精神障碍者强制医疗的法律相关问题，进行系统介绍的医事法学专业著作，是不可多得的关于精神障碍医疗的专业著作，能够有效填补此研究领域研究著作的空白。
作为一个临床医学生，精神病学在我们的本科学习中接触较少，也很少有人想成为一位精神科医生，如果不进行专业培训即使一个一线医务工作者对这方面的疾病也知之甚少，更不要说精神病人在就诊过程中采取的强制措施所涉及到的法律知识，选择这一本书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有机会能看到我看不到的角落，用之前不会想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更让我听到了很多“远方的哭声”。
精神疾病又称精神病，是指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为临床表现的疾病。短短的文字定义对于这类疾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一个复杂庞大的认知体系，中方与西方一样，在对于这类疾病的认知问题上历经了一个曲折又漫长的过程。
西方社会对精神病的认识与治疗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开始。素有“西方医学之父”称号的希波克拉底对精神病的诊断提岀“体液说”。他认为，人体内有四种不一样的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身体是这四种体液的永恒战场，任何一种体液比例失衡都会引起身体不适，包括精神状态的变化。在希波克拉底看来，精神病并非所谓的恶魔侵袭所致，只不过是身体内部体液比例不平衡引起的脑部疾病，所以对脑部进行检查并加以治疗是可以使病人恢复健康的。后来经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思想洗礼，西方对精神病人的认识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他们认为这部分人只是丧失了理性, 无法自我控制意识与行为。因此, 为维护社会秩序, 必须对他们进行集中监控与诊疗，收容所在西方盛行。
我国古代并没有出现西方大规模收容院的模式，精神病人都采取家庭护理。富裕家庭会聘请仆人予以照料，贫穷家庭则只能将患者囚禁家中。随着西方人士和留洋学生在中国开办精神病学课程、建立精神病院，西方现代精神病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之后，中医精神病学便未再得到进一步完善。
直到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重视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问题，但九十年代才提出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概念。2012年颁布的《精神卫生法》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坚持以自愿为原则、以强制治疗为例外初步建立起了精神病人行政强制治疗制度。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精神病人行政强制治疗制度，但这一制度在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中仍然存在突出的问题，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
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需要我们每个人看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少数群体”，这虽然听起来离我们很远很远，但实则与每个社会个体息息相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与争取。
《疯癫与法律》读后感(四)：书评
《疯癫与法律》是一本围绕精神障碍者强制医疗的法律相关问题，进行系统介绍的医事法学专业著作，是不可多得的关于精神障碍医疗的专业著作，能够有效填补此研究领域研究著作的空白。
作为一个临床医学生，精神病学在我们的本科学习中接触较少，也很少有人想成为一位精神科医生，如果不进行专业培训即使一个一线医务工作者对这方面的疾病也知之甚少，更不要说精神病人在就诊过程中采取的强制措施所涉及到的法律知识，选择这一本书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有机会能看到我看不到的角落，用之前不会想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更让我听到了很多“远方的哭声”。
精神疾病又称精神病，是指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为临床表现的疾病。短短的文字定义对于这类疾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一个复杂庞大的认知体系，中方与西方一样，在对于这类疾病的认知问题上历经了一个曲折又漫长的过程。
西方社会对精神病的认识与治疗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开始。素有“西方医学之父”称号的希波克拉底对精神病的诊断提岀“体液说”。他认为，人体内有四种不一样的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身体是这四种体液的永恒战场，任何一种体液比例失衡都会引起身体不适，包括精神状态的变化。在希波克拉底看来，精神病并非所谓的恶魔侵袭所致，只不过是身体内部体液比例不平衡引起的脑部疾病，所以对脑部进行检查并加以治疗是可以使病人恢复健康的。后来经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思想洗礼，西方对精神病人的认识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他们认为这部分人只是丧失了理性, 无法自我控制意识与行为。因此, 为维护社会秩序, 必须对他们进行集中监控与诊疗，收容所在西方盛行。
我国古代并没有出现西方大规模收容院的模式，精神病人都采取家庭护理。富裕家庭会聘请仆人予以照料，贫穷家庭则只能将患者囚禁家中。随着西方人士和留洋学生在中国开办精神病学课程、建立精神病院，西方现代精神病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之后，中医精神病学便未再得到进一步完善。
直到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重视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问题，但九十年代才提出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概念。2012年颁布的《精神卫生法》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坚持以自愿为原则、以强制治疗为例外初步建立起了精神病人行政强制治疗制度。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精神病人行政强制治疗制度，但这一制度在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中仍然存在突出的问题，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
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需要我们每个人看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少数群体”，这虽然听起来离我们很远很远，但实则与每个社会个体息息相关，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与争取。
《疯癫与法律》读后感(五)：感想
《疯癫与法律》是一本围绕精神障碍者强制医疗的法律相关问题，进行系统介绍的医事法学专业著作，是不可多得的关于精神障碍医疗的专业著作，能够有效填补此研究领域研究著作的空白。
作为一个临床医学生，精神病学在我们的本科学习中接触较少，也很少有人想成为一位精神科医生，如果不进行专业培训即使一个一线医务工作者对这方面的疾病也知之甚少，更不要说精神病人在就诊过程中采取的强制措施所涉及到的法律知识，选择这一本书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有机会能看到我看不到的角落，用之前不会想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更让我听到了很多“远方的哭声”。
精神疾病又称精神病，是指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为临床表现的疾病。短短的文字定义对于这类疾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一个复杂庞大的认知体系，中方与西方一样，在对于这类疾病的认知问题上历经了一个曲折又漫长的过程。
西方社会对精神病的认识与治疗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开始。素有“西方医学之父”称号的希波克拉底对精神病的诊断提岀“体液说”。他认为，人体内有四种不一样的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身体是这四种体液的永恒战场，任何一种体液比例失衡都会引起身体不适，包括精神状态的变化。在希波克拉底看来，精神病并非所谓的恶魔侵袭所致，只不过是身体内部体液比例不平衡引起的脑部疾病，所以对脑部进行检查并加以治疗是可以使病人恢复健康的。后来经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思想洗礼，西方对精神病人的认识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他们认为这部分人只是丧失了理性, 无法自我控制意识与行为。因此, 为维护社会秩序, 必须对他们进行集中监控与诊疗，收容所在西方盛行。
我国古代并没有出现西方大规模收容院的模式，精神病人都采取家庭护理。富裕家庭会聘请仆人予以照料，贫穷家庭则只能将患者囚禁家中。随着西方人士和留洋学生在中国开办精神病学课程、建立精神病院，西方现代精神病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之后，中医精神病学便未再得到进一步完善。
直到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重视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问题，但九十年代才提出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概念。2012年颁布的《精神卫生法》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坚持以自愿为原则、以强制治疗为例外初步建立起了精神病人行政强制治疗制度。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精神病人行政强制治疗制度，但这一制度在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中仍然存在突出的问题，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
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需要我们每个人看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少数群体”，这虽然听起来离我们很远很远，但实则与每个社会个体息息相关，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与争取。
《疯癫与法律》读后感(六)：疯癫与法律读后感
中国精神病收治乱，上访者被扣精神病帽子七成患者没有接受有效治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9年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另有研究数据显示，我国重性精神病患者数量已超过1600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精神病发病率已占我国全部疾病发病率总数的20%，而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为10%。此外，世卫组织还预测，未来20年中国的这一比例将增长至25%。 与高发病率和庞大的患者人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经费投入过少。据了解，国外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约为20%，而我国仅有1%。
报告指出，我国没有把精神障碍的救治当做政府责任。长期以来，绝大多数精神病人由家人负责看管并居家治疗。病人家属一则缺乏必要的医护知识以及技能，二则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照顾患者，三则难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
对于有暴力倾向的重症患者，政府给予的救助远远不够。家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社会救助又严重 不足，重重压力之下的家庭只能被迫放弃治疗，或者把患者囚禁起来，或者遗弃。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江苏宿迁一男子遭车祸患精神病，妻子无奈将其锁进铁笼六年;江苏兴化一精神病儿家中施暴伤人，四亲人不堪忍受将其杀害;重庆一男子照顾精神病妻子40年，为结束妻子痛苦将其杀死……
近年来，在一些地方，精神病医疗成了一个赚钱的行业，有的医院把非自愿住院及治疗视为普通消费行为，对付款人或送治人负责，视付款人为服务对象，而不对患者负责。有的地方，还给一些上访者扣上了“精神病”的帽子，从而引发了许多匪夷所思、触目惊心的个案。
由于精神病学被滥用，一些精神科医师也成了受害者。国内知名的精神病学专家、陕西省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纪术茂教授因为写信反映医院领导的问题，被自己所在医院诊断为精神病患者，这一诊断结果还写在了该院给上级部门的回复文件上。而诊断的依据，仅是医生的几句私下闲聊。 这种“该收治不收治、不该收治被收治”的情况导致了原本稀缺的医疗资源的浪费，还会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和伤害，激化社会冲突，导致社会不和谐。
精神病医疗行业，早已瞄准有支付能力的主流人群。
修建越来越多的精神病院，提供越来越多的床位，然而，医疗服务的交易方式，是自愿，还是非自愿？医疗服务，是为病人服务，还是为送治人服务？
精神病自愿治疗市场发育，需要尊重精神病人的意愿，有严格的隐私保护制度，司法保护制度，对医护人员也有较高的职业操守要求。然而，这种趋势尚未在《精神卫生法》中呈现。
《疯癫与法律》读后感(七)：《疯癫与法律》的读后感
最近有幸拜读这本《疯癫与法律》，虽然晦涩难懂，但整本阅览下来依旧能有所得。所谓疯癫世人无外乎认为人们神经错乱、精神失常，是他们眼中的所谓社会的局外人，是这个社会的异类，被人孤立排斥。在很早很早以前，疯癫的历史就已经存在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论是在我国的战国时期，还是在中世纪早期的古罗马都可以看见疯癫的影子。
然而在我看来，那时候人们对疯癫的认识远远不足，以致于妖魔化这一客观事实。我很喜欢书中所说的这句话，病的不是人，是人心，是社会。“疯癫不疯癫，精神不精神”，不正是我们绝大数人的写照吗？虽然书中是以精神障碍与医学科学发展加之在法律层面上如何看待，甚至如何判定精神障碍者在日常生活中触犯法律的问题，单纯的看是用法律来应对和解决其可能发生的风险，但是作者前后参考各个国家的的法律，然后讨论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并且不失公平公正的来处理这类问题，并不是片面的只结合精神障碍与法律之间的关系。1930年“布拉格会议”明确指出了强制医疗的目的及适用对象：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是精神患者及精神异常犯人，强制医疗的目的是采用治疗处置的手段，使上述对象适应社会生活。书中详细阐述了关于对精神障碍者强制医疗的法律性质和基本原则，解释了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对行为自由人采取“限制其自由”的措施。有人站出来说强制收治是将社会责任推卸为个人责任，野蛮剥夺个人自由，已达到维护社会现有秩序的目的而已。以致于我们不得不思考，难道病人就没有“人权”了吗？还是说只是被某些人剥夺了其享有的权利，这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反思的。因为我们所谓的正常人总是在最低能接受多少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可以获得多少利益之间做最佳的平衡。有人获得利益，便有人就遭受了损失。这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到我们日常话的口头禅，自由、民主。但是我们真的人人自由，人人民主吗？我无法给出答案，但是我敢肯定的是，至少法律不会偏袒任何一方。精神障碍者本身便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儿精神障碍者中的未成年人、妇女、宗教信徒、少数族裔和难民，就更是“弱者中的弱者”，极易受到侵害，而我们并没有给与更多的关怀和保护。
现实中我们其实对精神障碍者相关的法律制定，并没有健全和完善。在生活中我们将精神疾病看成与奴隶制一样，都是强迫人变成非人存在。作者在最后两章便考虑到对精神障碍者强制医疗救济保障机制的完善，说到目前除了《刑事诉讼法》的特别规定外，精神障碍者强制医疗还没有被列入政府法律援助范畴，只能依靠民间法律援助对精神障碍者权益保护给予特殊照顾。对于相关法律的完善，当然需要我们相关部门的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但是我们作为医学大家族的一份子，也应该关系和投入到精神障碍者的医学科学研究中。保障病人的法律权益和让精神障碍者真正重新融入到社会的大家庭中一样重要。就像王岳老师所说，疯癫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现象可谓历史悠久，伴随着诸多人文科学的质疑，近现代精神病学逐渐成熟，但我们仍应时刻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