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读后感摘抄

　　《学术与政治》是一本由马克斯•韦伯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7.00元，页数：2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学术与政治》精选点评：

　　●真的，这本书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直面绝望后闭上双眼

　　●后面几篇附录没看

　　●一战前的欧洲在今天看来各方面都不觉得陌生，唯独思想市场的活跃度和产品质量的差距实在太大，所以说思想史从来不是进化史，所有的思想产品都应该放到古今中外的思想市场上去被检阅和比价。

　　●本来只想摘取其中一点观点 但韦伯完全把我征服.之前听闻其《经济与社会》洋洋洒洒汪洋恣肆 此番看一本演讲稿就能略闻一二了

　　●科学是为了让人们找到通向“真正的生活”之路，这是一条合乎自然、合乎本性的路。

　　●首先，学术界已经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象牙塔了，其次科学研究并不能赋予你人生的意义，马克思韦伯这话说的真是让我瞬间对人生不报任何希望了。

　　●看了序和以学术为业

　　●这本书是由韦伯1919年的两篇演讲组成，也是他逝世的前一年，算是高度浓缩了其一生研究的成果，而这都是建立在他对西方宗教、政治与社会发展长期研究的基础之上。《以学术为业》再次确认了韦伯“价值无涉”的原则，学术需要以事实和知识上的联系为基础，以正直与诚实为工作原则才能有所发展；《以政治为业》则分析了如何在现代官僚或科层体制中，产生以政治为志业的政治家，韦伯理想中的政治家，是具有克里斯马特质的志业政治家，通过特殊的气质和才能来驾驭专业化的官僚队伍和科层制的领袖。

　　●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有千年沉寂的期待。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一)：我将无我，不负家国

　　走向学术之路，韦伯与顾颉刚不同，一个是兴味，一个是挣扎。学术的意义，二者一个认为是进步与除魅，一个则认为是学问之中的真实之美，一个冷峻，一个热烈。但他们都同属于那个世界性的意识危机之中，欧陆上的大战，中国的反传统与内外交困…… 作为百年后的读者，依然且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术灵感是否真的会来？大部分人是否只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工作者，却永远得不出自己的创见？在那个理想被搅动的天翻地覆的年代，理性被质疑，意义被颠覆，非理性的、萎靡颓废的风气在蔓延。仍有一位老者挑着孤灯，向一个个学子们宣讲：未来将会是极地黑暗笼罩之下的冰冷长夜，但在这条路上，必须永远有人奋力前行，即使前路迷茫，即使一生无成。他用近乎绝望的态度，给了无数人无穷的希望。我想，这便是此书的意义所在。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二)：科学作为天职——2017.11.7李猛老师北大讲座听课笔记

　　讲座原由——纪念韦伯100年前的同名演讲

　　韦伯对科学观念充满激情的献身，与对科学发展极其强烈的不安交织在一起——海德格尔

　　韦伯的思想受到了众多批评，但这些批评并没有减少批评者对韦伯的敬畏

　　如何理解韦伯的伟大？

　　知识就是力量，但面对生活最根本的问题，科学无能为力

　　科学的价值中立论的再反思，韦伯个人身上体现的价值中立论的背反

　　现代性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出现，且只出现在西方

　　专业化和职业化是现代国家和现代资本主义机制的必备要素，高等教育制度必须与专业化、职业化相适应

　　德国大学与美国大学这两种体制的对抗

　　前现代社会里，无论中西，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专家，而是培养文化人

　　训练有素的专家，取代了文化人和绅士，成为社会的中坚阶层

　　欧洲大学的美国化与美国政治的欧洲化同时并行

　　专业官员更应该秉承价值中立的原则，要把专业官员与政治家区分开来，问题是这种区分是很难操作的

　　人之为人，不能以激情去做的事情，就是没有价值的事情——韦伯

　　毫无保留地献身一项事业，是形成健全人格的必备条件

　　韦伯始终关注手段对于演进目标的适当性

　　社会的意识结构第一次与经济结构完全对应——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当科学家被要求局限于自己的专业工作，这种要求既是伦理，也是纪律，尤其是这种要求来自政治权力之时——左翼学者对韦伯的批评

　　技术批判从来不能直接给出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答案

　　专业化和价值中立，是否会导致官员成为绝对命令的盲从者和奴隶？

　　仅仅追求适应，这是一种儒家的官僚道德——韦伯

　　尽管儒教不能直接催生资本主义，但一旦有了资本主义的落地，儒教特有的适应性，能够很好地助推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

　　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需要人们对于创造财富投入激情

　　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用机器化的手段来确保尽职，而不再相信激情的力量

　　科学的祛魅化——人们可以用计算执行所有事务——理性化的时代——科学越是进步，世界就越没有意义

　　雅思贝尔斯把韦伯视为哲学家，但韦伯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为哲学家，他真正的工作是要评价各种价值之间的关系

　　韦伯的各种价值立场，最终指向的不是相对主义，而是一种严格与生活斗争的绝对主义

　　问题1：原文——“无论是哲学家还是新教徒，都要把自己的灵魂带向更高”，我们是要在韦伯的路上走得更远，还是要回到传统的路上？

　　答：我们已经无法回到传统，应该是把传统作为一种更高秩序的桥梁。终极秩序属于价值范畴，这并不是世界本身。

　　问题2：您的观点是否是要走上与韦伯的科学化、理性化相反的道路？这条路怎么走？

　　答：文化价值的客观性已经被现代科学的发展所消耗，我的意思是要逆转科学主义的思路，而不是取消科学；要逆转科学主义，那么需要借助文化传统的养分。

　　问题3：作为知识分子群体，是否要有勇气面对这种终极的虚无和无价值？这样才能避免某种独占真理的傲慢？

　　答：你的前半句话恰恰是韦伯所坚持的观点。作为科学人，世界是没有价值的；世界的价值来自于文化人的赋予。面对这种无意义或者无价值，要有这种直面和担当的勇敢。问题是：直面和担当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值得反思。知识人价值担当的幻觉效应。

　　问题4：解决专家没有精神的问题，要从传统里寻找养分，这种观点与社群主义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何在？

　　答：我所有的讨论，都在韦伯的范畴之中进行。社群主义也认为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种只有理性的社会之中；但我跟社群主义的不同，在于我不只倡导回到传统，还需要找到传统与人性之间的连接。通过传统的自然张力来激活传统。传统构成了与官僚机器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平衡。我们已经不可能摆脱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去造就一个桃花源式的乌托邦。

　　问题5：如果我们已经是一位官僚，我们能做的，跟知识分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同？

　　答：韦伯在1919年的演讲《以政治为业》与1917年的演讲《科学作为天职》齐名，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我们看不到政治家在今天的政治中发挥的作用，我们看到的都是专业官僚在其中的作用。哲学系的教授并不比社会学系的教授更像一位哲学家，他们都是职业人，官僚也都是职业人。能否改变所有人在这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当中的“螺丝钉”角色？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本文是蓑翁根据2017年11月7日李猛老师在北大题为“科学作为天职”的讲座录音整理的听课笔记，因笔记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加之本人学力有限，如有谬误，文责由蓑翁自负。）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三)：之于理想、言说和人生实践的“学术与政治”

　　今年是韦伯的《以学术为业》演讲发表一百周年，而距离韦伯发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也已经过去了整整九十八年。在这整整一百年的历史进程当中，世界经历了二战和冷战，无论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还是社会生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我们惊讶地看到：韦伯在这两篇演讲里对于学术和政治的定位与分析，仍然丝毫没有过时。这或许就是韦伯作为社会科学经典大师的魅力之所在。

　　在《以学术为业》当中，韦伯实际上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以学术为业”，这两种方式刚好对应着这篇演讲的两种中文译法，即“以学术为志业”和“以学术为职业”。在韦伯的界定当中，这两种方式既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韦伯首先从德国与美国学术体制的不同，来论述学术工作者在维持生计都不可能的状态下，是很难持续其学术理想的。尽管如此，仅仅把学术作为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跟把学术作为一种毕生的理想和生活方式，还是有着显著的不同。

　　接下来，韦伯强调：学术热情并不等同于学术能力和学术成果，这实际上讲述的，是一个“想不想做学术”与“能不能做学术”的区分问题。他同时提到：做研究与从事教学，有着截然不同的考量标准，对同一位学术工作者，要采取这样截然不同的两套考量标准，是非常悖谬和不科学的。可以看到，韦伯对于现代科层制和数目字管理背景下学术运作的种种弊端，有着非常强的预见性和准确判断。在今天中国的学术界，无论是清华外文系讲师方艳华的被解聘引发的关于学术、科研不能两全的讨论，还是中山大学甘阳老师被青年教师掌搧事件引发的对于中国“青椒”（青年学术工作者）生存境遇的关注，实际上都没有超越韦伯当年这篇演讲里的批判指向。

　　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立场，在这篇演讲里也有较多篇幅的论述。在韦伯看来，科学研究不涉及终极关怀，在价值多元化的世界里，科学唯有保持价值中立，才能维护其超然的学科地位。一方面，韦伯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重要著作在内的作品，才是的都是带有较强人文性的阐释方式进行展开，这些作品的阐释，跟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研究，有着明显不同的方法论视角；但在另一方面，韦伯又非常强调社会科学的科学属性，他的价值中立立场，以及他在《以政治为业》里提到的“理想类型”分析法，都是基于这种科学主义导向的产物。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如果说《以学术为业》更像是一篇面向大学生的演讲的话，那么《以政治为业》在很大程度上，倒更像是一篇结构完整的研究报告。现代政治学里的诸多重要命题，在这篇演讲里都有所体现，比如国家之于合法运用暴力的机构的定位、职业政治家的出现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发端、政治权威的三种类型、政党制度以及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关系、合格政治家的必备素质等等。当代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命题，很大一部分仍然延续着韦伯在这篇演讲里提出的问题意识牵引。

　　在这里，我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韦伯的这样两个论断：第一，法律理性主义的盛行是导致绝对专制国家（冯克利先生这里的翻译，指向的应该是“绝对主义国家”或者所谓“中央集权制专家”）的必要条件，全民意义上的对法律的遵从与敬畏，恰恰使得构建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成为可能。由此，我们能够深深提味“法治”与“民主”这两个词汇的不同指向。第二，韦伯点明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双重困境：如果采取卡里斯玛式的领袖民主制，那么这种带有超凡魅力的领袖的存在，必然会破坏现代国家的科层和制度；但是如果采取无领袖的民主制，或者所谓“法理权威”的民主制，那么国家所必然面临的，又是无休无止的派系斗争，和过度科层化带来的人浮于事和人的异化。我们必须承认：韦伯提出的这样一种现代政治的二律背反境地，直到今天，都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美妥善地解决。

　　在这篇演讲的最后，韦伯强调：合格的政治家，应该是能够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予以很好的结合；而政治的本性，就必然会面对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冲突。在这里，韦伯的潜在含义是：为了一个高尚的政治目的，那么相对卑劣和不太能走得上台面的政治手段，或许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也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一书中核心观点的延续。当然，如果我们结合韦伯本人在一战当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国家主义的立场，对他的这段论述，就能有更深刻的理解。究其一生，发生在韦伯本人身上的种种二元对立（对于自由主义的信奉与对于德国大国崛起的民族主义的热捧，对于价值中立的倡导与对卡里斯玛式政治领袖的呼唤），本身就是“学术与政治”这一命题的最好诠释。

　　2017.5.13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刊发于2017年6月14日出版的《第一财经日报》评论版。）

　　（附）《学术与政治》一书读书笔记：

　　18以学术为业与维持生计的关系，P21做研究与教学的不同考量标准，P24学术热情不等同于学术能力和学术成果，P35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P39价值的多元性，P48对世界祛魅化的肯定

　　56国家——人支配人的关系——暴力的合法性，P56-57权威的三种类型，P61-63职业政治家的出现，临时政治家与职业政治家的区别，P65不谋利的政治人与谋利的政治人，P68专业官僚体制取代君主大权独揽，P75法律理性主义与绝对专制国家的兴起，P86政党的官僚化，P92政党分肥制，政党与利益集团，P97资产阶级政党的权贵化，P98卡里斯玛的领袖民主制，破坏科层和制度——无领袖的民主制，职业政治家，派系斗争，科层化，P100政治家的必备素质——激情、责任感与恰如其分的判断力，P107政治与绝对伦理之间的冲突，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P110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冲突——政治的本性，P116合格的政治家——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结合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四)：《学术与政治》 马克斯·韦伯 著

　　Mar Weber 《Wissenschaft als Beruf & Politik als Beruf》

　　韦伯的这两篇演说——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其实当时是即兴发挥，后来韦伯根据速记稿修改后而成的（p2）。看来，韦伯当时是脱稿演说（不知道那个时代的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也算是出口成书了。当然，这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力，是长期思考和积累的结果。不是随随便便都能做到的。也可以看出韦伯学识之渊博。

　　以学术为业的人，大部分是教师，或者是在高等教育机构工作的人。韦伯在演讲中明确提出了学者与教师的区别，他认为“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p21）。优秀的学者可以是糟糕的教师，不受学生待见。而优秀的教师也可能是平庸的学者，难以在学术上有所作为。当然，我们并不能排除在学术和教学两方面都能十分出色的老师。然而，要两者兼具真的很困难。在我身边就有十分优秀的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但她并不是一位出色的研究人员。在考虑到学术能力与教学能力之间的差距的时候，韦伯吐槽了大学的人才管理模式，“说某某讲师是个很差劲的教师，通常宣判了他的学术死刑，即便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p22）。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有点言过其实了，也许当时的高校内的氛围就是如此吧。要想在大学内获得职位的晋升，韦伯认为运气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以至于他说“我几乎无法想象还有哪个行业，运气在其中起着这样重要的作用”（p20），他的亲身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对于教育，韦伯有着自己的看法，“以恰当的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现出来，使一个未曾受学但具备领悟力的头脑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继而能对它们进行独立的思考（对我们来说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大概是教育事业中最艰难的任务”（p22），他并不认为一门课门生众多，就是很好的完成了这一任务，因此他“对那些门庭若市的课程深感怀疑”（p22）。基于对大学里那些平庸之辈也能爬到你头上去的看法，韦伯认为“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p23），既然是赌博，那当然就有输赢，关键时刻还得看运气。这就是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看起来并不完美，甚至有点糟糕。

　　韦伯似乎这个时候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社会学家，在说到现在学术已经空前专业化的时候，他认为涉足相邻学科的工作并不是那么好完成，因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不知道韦伯认为自己达到这个位置没有。后面一句话却让我注意到了“凡是涉足相邻工作的学科，——我们这类学者偶尔为之，像社会学家那样的人则必然要经常如此.....”（p23），排除翻译的问题，我倒想知道韦伯把自己归类于哪一个学科的学者。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也说明了社会学确实是一个比较庞杂的学科。有时候连学者自己都会混淆自己的身份。

　　要想从事学术研究这个行业，看起来也需要一些天赋和灵感，至少是必须怀有热情。“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p24）。而且“我们得承认，热情是‘灵感’这一关键要素的前提”（p24），所以，别抱怨你的灵感迟迟不来了，看看你自己是否对自己的工作抱有足够的热情吧。看看你自己是否足够努力工作吧，“工作和热情，首要的是两者的结合，能够诱发想法的产生”（p25）。没有什么捷径，“总而言之，想法是当你坐在书桌前绞尽脑汁时不期而至的”（p25），也许这就是灵感的来源吧！做生意也差不多是同一个道理，“‘经商的想象力’——即想法或灵感”（p25）对于企业家或者商人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命运无常，有些事情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一个人是否具有科学灵感，取决于我们无法了解的命运，但也取决于‘天赋’的有无”（p26）。对于有天赋的人，他们也不能因此而任性，而是踏踏实实兑现自己的天赋，只有发自内心地献身于自己服务的学科，才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一句话，我们需要端正自己的态度，无论你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关于理智化的过程，韦伯通过列举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比如我们会花钱买东西，但是并不知道“为什么用钱可以买到东西，并且买到的东西时多时少？”（p29）试图说明“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进，并不意味着人对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也随之增加”（p29）。确实，比如今天，我们能够使用计算机（互联网）进行运算和交流，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却不清楚它的运行原理。但是，理智化也意味着另一层精神层面上的含义，“即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意味着为世界除魅”（p29）。这当然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但是，在我们追求理性化和所谓的文明进步的过程中，也会面临一些精神上的压力，因为文明是无止境，“文明人的个人生活已经被嵌入‘进步’和无限之中，就这种生活内在固有的意义而言，它不可能有个终结......”（p29）有些人 会因此而活得很累。因为“对于精神生活无休止生产出的一切，他只能捕捉到最细微的一点，而且都是些临时货色，并非终极产品”（p30）。所以，处于知识、思想和问题不断丰富的文明之中，没有人能够体会到登上巅峰的感觉，因为就进步的无限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人能够达到巅峰。因此，对于有这种追求的人来说，“死亡便成了没有意义的现象”（p30）。当然，“既然死亡没有意义，这样的文明生活也就没了意义，因为正是文明的生活，通过它的无意义的‘进步性’，宣告了死亡的无意义”（p30）。那么，献身于科学的意义又何在呢？文明的进步，科学的发展，“观念”和“理性实验”（p31）这些科学工作中的伟大工具开始服务于科学知识的发掘和积累。科学教会我们一种新的在现代社会生活的文明方式，按照现代科学的方式生存，是我们取得成功的适当方式。诸如历史和文化科学，“这些科学教会我们如何从其源头上理解政治、艺术、文学和社会现象。它们既不告诉我们，这些文化现象的过去和现在有无存在的价值，更不会回答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是否值得花费功夫去了解这些现象。它所预设的前提是，存在这样的关切，希望透过这些过程，参与文明人的共同体。但是他们不能向任何人‘科学地’证明，事情就是如此，并且它们所预设这一关切，也绝不能证明此关切是不证自明的”（p36）。所以，我们何必去纠结于这些呢。科学并不涉及终极关怀。我们无法寻求终极的意义（价值）是什么。

　　教师不应该在课堂上带着任何的政治色彩教学。“在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p36）。韦伯认为教师从事的工作与政治是两码事，从教育的角度而言是这样，从科研的角度而言更是这样。“因为对实际政治问题所持的意见，同对政治结构和党派地位的科学分析完全是两码事”（p37）。教师作为学术教育工作者，他的职责是而且只能是“做到知识上的诚实”（p37），认识或者是追求知识上的诚实，传授知识上的诚实。韦伯认为“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呆的地方”，先知和煽动家应该到听众能发表批评的地方去。教师不应该向学生灌输甚至兜售自己任何的政治立场（见解）。实际上，教师不应该在课堂上呈现任何的价值判断，他所做的只是需要列举事实而已，如何做出判断以及判断如何是学生自己的事。这也是基于尊重价值的多元性的要求。“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情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p38）。对于一些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教育机构，或者是认为老师应该教授（影响）一切的老师而言，要做到这一点确实有点困难。有些国家教师“政治正确”的立场甚至还会影响到他们学术研究的态度。教师不是政治家，也不应该是领袖，作为学者的素质并不是在生活领域或者是政治领域造就的，领袖的职业是到生活市场、政治市场和其他能够发表不同看法并产生激烈评论的市场上去发表他们的看法，而这样的市场至少不包括“在听众可能有不同看法，却被责令保持沉默的地方”（p43）。事实上，作为教师，不管他们是不是领袖，“他们的位置根本没有为他们提供就此做出自我证明的机会”（p42）。在美国，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对于教师的态度是“他卖给我他的学问和方法，为的是赚我父亲的钱，就像菜市场的女商贩向我母亲兜售卷心菜一样”（p42）。情况就是如此，美国人眼里的教师没有那么神圣，也没有被期待成教授孩子一切的领袖人物。在中国，也许教师承担的角色和任务更为复杂一些。

　　韦伯认为作为“职业”的科学，有以下的功能，首先，他教会了我们技术知识；其次，它训练了我们的思维方法，以及这种方法所必须的手段和训练；第三，它使我们达到“头脑的清明”的目标（p43）。对于世界观或者是终极立场之类的东西，只要你侍奉某个神，“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p44）。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对事情有正确的了解之后，对自己行为的终极意义做出说明（p44），我们只需要坚持和忠实于这样一个终极的、走着内心意义的结论就可以了。“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者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它也不属于智者和哲人对世界意义所做沉思的一部分”（p45）。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出现及存续，世界已经被除魅，我们知道祈祷也不会等到上帝的到来，“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消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p48）。对此，韦伯也给出了宝贵和实际的建议。“从这里我们应当得出的教训是，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p49）。

　　政治总是和暴力联系在一起的，与相应的政治团体（党派）联系在一起，因而政治大多数也就和领袖（人物）联系在一起，广义上来说，“一切自主的（selbstaendig）领导行为，都可纳入其中”（p54）。当今国家的统治也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p55）。“国家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由正当的（或被视为正当的）暴力手段来支持的”（p56）。政治和权力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国家被认为是暴力使用‘权’的唯一来源。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p55）。显然，那些积极从事政治的人，无论是处于私心还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亦或是两者兼具，他们都需要去追求和掌握更多的权力。因为，政治本身就是权力游戏，或者说是暴力游戏。有权力就有高低之分，就有支配与服从，统治与被统治，这是人类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当然，这和人类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本身并不矛盾。

　　关于支配权的类型，韦伯指出了三种基本的正当支配类型——“传统的”支配、“超凡魅力的”支配和“法制的”支配。这三种支配类型我们应该都烂熟于心了，“传统的”支配，也就是昔日的家族长制和世袭君主所实行的，是一种人们继习（继承习得）而来的权威。“超凡魅力”型的支配则是来源于个人的人格魅力，它建立在对个人的极端信仰和崇拜的基础上，为一些伟大领袖和英雄人物所拥有和实行。“法制的”的支配“是依靠‘法制’，依靠对法律条款之有效性和客观性‘功能’的信任而实行的支配；这些法律，则是以理性方式建立的规则为基础的”（p57）。当然，这几种支配类型或者说是权威类型仅仅是基于理想类型的划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多种支配权交叉重叠，共同发挥支配作用。

　　韦伯为我们区分了以政治为业的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而生存”（p63）。现实社会中人们通常是两者兼为之，但还是有所偏重的。“‘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p63）。无论他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p63）。他打心底里都是“为”政治而活着的（p63）。而“靠”政治生存的人，是“力求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者，是将政治作为职业，‘靠’它吃饭”（p63）。一个生命脱离了它（政治）就没有意义，一个脱离了它之后还可以另寻饭碗，这就是两者本质的区别。韦伯认为，从经济角度上来理解，职业政治家应该是一个不必“靠”它吃饭的人，“政治家不必在经济上依赖政治给他带来的收入”（p64）。除此之外，政治家要想有所作为，还必须要拥有一定的追求经济利益（以维持生存）以外的时间，也就是韦伯所说的“经济上的‘闲暇’”（p64）。“这就是说，他的收入不必依靠他本人持续不断地将精力和头脑完全用于、或至少用于经济效益的经营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食利者（Rentner）才是完全具备‘闲暇’条件的人。他因此是个完全的不劳而获者”（p64）。韦伯进一步指出，“领导国家和政党的人，如果他们（从经济的角度讲）并不靠政治维生，而是全身心地为政治而生存，那就必然意味着，这个领导阶层是在‘财阀统治’（plutokratische）的原则下组成的”（p65）。当然，社会职业分红如此，付出辛苦劳作的人理应获得回报，无论这种回报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职业政治家分得属于他们的一份蛋糕，即便他们不是蛋糕的直接制作者，但是他们有责任和义务使每一个蛋糕师都能够安心做出做好自己的蛋糕。他们是规则的制定和秩序的维护者，以至于蛋糕师做出的蛋糕不会被抢走，而且让每个人都能合理地分到一块蛋糕。

　　关于职业政治家的来源，韦伯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僧侣阶层，第二个阶层是“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文人”，第三个阶层是宫廷贵族，第四个阶层是绅士阶层（英格兰制度所特有的由小贵族和城市食利者所组成的显贵阶层p73），第五个阶层是大学里训练出来的法律学家。“无论在何处，以促进理性化国家的发展为方向的政治革新，一概是由受过训练的法律学家发动的”（p74）。而理性化是现代化（民主）国家的重要特征。“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近代法律家和近代民主便水乳交融密不可分”（p75）。法律讲究逻辑和辩护，而“实际上，如今的政治，极大程度上是在公众之中利用言辩和文字来操作的。增强文字的效果，恰好是适合于律师来做的工作，而不是完全适合文官的工作”（p76）。我们还需要区分真正的政治家和官吏。“真正的官吏，就其适当职责而言，是不能投身于政治的……他的适当工作应是从事无党派立场的“行政管理”（p76）。当然，现在的很多行政官员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他们“维系着统治秩序存亡的利益”，毫无疑问，他们不应该带着某种政治偏向或者是党派立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Sine ira et studio’（‘无示好恶’）地领导他的部门”（p76）。与一般官吏不同的是，“采取立场，充满激情——‘ira et studium’（好恶分明）——是政治家的本色，尤其是政治领袖的本色”（p76）。文官或者是行政人员只需要忠实地履行（执行）上司给他的任务（命令）即可，他不需要做出判断也不需要承担判断错误所带来的责任压力和风险。他的荣誉在于服从命令，就像军队里的士兵一样。而“政治领袖，即处在领袖地位的政治家，他的荣誉恰恰在于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要完全承担起个人责任，他无法、也不可以拒绝或转嫁这一责任”（p76）。换句话说，“官员要具有高度的道德立场，他的这种素质，决定着他是个贫乏的政治家”（p76）。

　　新闻工作者和政党内的成员都是与“政治”极为密切相关的人员。新闻工作者似乎没有那么多的闲暇时间，但是他对公众产生的影响力使得每一个政治家都倾向于与他交好，至少不会与他交恶“所有的政治家都需要新闻界的影响力，因此也需要和新闻界保持联系”（p78）。但是，在公社交界，“新闻工作者似乎属于一个贱民等级，‘社交界’总是根据他们中间品行最差者来评价他们”（p77）。新闻工作者缺乏宽裕的时间，“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下，新闻职业的生涯都不是政治领袖步步高升的正常渠道”（p79）。关于政党的经营，我们需要指出政党的领导非常重要，某种意义上说，“一切领袖的‘超凡魅力’因素在政党制度中发挥着作用”（p86）。领袖需要具备超强的意志力和演说能力。正确韦伯所说，推举领袖时，“除了在意志上够格——这在全世界都是决定性因素——之外，煽动性演说的能力尤其重要”（p90）。当然，演说的技巧有很多，但是，无一例外，都是在争取观众的认可。就这个意义上来说，煽动性演说和用事实说话的演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以政治为业或者说是“政治生涯可以让人产生权力感”（p100）。自古以来，权力对人类就有些天然的吸引力，当然，现在也不例外。所有人对于权力几乎都趋之若鹜，但是，不能让所有人都拥有权力，当权力平分了，它也不能发挥权力应有的效应，不再是权力了。所以，从古至今，权力都是掌握在少数人手机的，这就意味着只有有着特定的权力特质的人才能够当上领袖或者政治家。“我们可以说，有三种前提性的素质，对于政治家是决定性的：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p100）。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体现在“他能够在现实作用于自己的时候，保持内心的沉着冷静”（p101），当然，“这也表现在他与事与人都能保持距离。‘缺乏距离’，乃是政治家致命的罪过之一，也是我们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一旦养成便注定会在政治上无能的素质之一”（p101）。政治家既需要有激情又同时需要保持沉着冷静，这似乎是一对矛盾，而使他区别于“‘无生育能力的亢奋’”的纯粹政治票友的是“保持一切意义下的距离感”（p101）。除此以外，政治家还需要客服“一种十分庸俗的虚荣”（p101）。因为当你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的时候，你便无法与自我或者是公众保持距离。虚荣是一种病，“虚荣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品性，大概没有人能够完全摆脱它”（p101）。韦伯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学术和学者的圈子里，虚荣是一种职业病”（p101）。

　　韦伯指出“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也可以是‘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p107）。我们知道，“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同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之间有着极其深刻的对立。（p107）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对立与矛盾，“政治的决定性手段是暴力”（p108），要获得“善的”结果，其过程和手段必然会遭受道德的质疑，甚至还会伴随“极可能出现的罪恶的副效应”（p108）。因此，从道德的观点来讲，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已经到达了非常紧张的地步。所以，任何想要从事政治的人，必须要意识到这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对于那些有志于从事一般政治的人来说，他必须要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怨无悔；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p117）。

　　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培养的就是政治正确，从老师到学生都是一样。现在的学者还要区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者之间的竞争也是相当残酷的。体质内的觉得体制外的清高自傲，不食人间烟火。体制外的觉得体制内的太庸俗，有阿谀奉承追名逐利之嫌。不管怎么说，如果仅仅是停留在这个层面的竞争，那就脱离了学术的本质。学术研究需要用事实说话，而不需要涉及太多的价值判断。我觉得如果你这个人从学术上来说是OK的，那你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去追求名利也是OK的。如果你这个人学术品性不行，即使你再淡薄名利追求宁静以致远，你也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合格的学者，至少不是一个让人满意的学者。当然，现在的学术职业化程度很高了，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技术化和标准化了，甚至可以说是量化生产了。一个老师或者教授就是一个计件产出的工人，要想混得好一些，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定的标准化的任务，所谓定时定量定标准。

　　我对以学术为业还没有多大的兴趣，一方面是自己能力不足，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外部环境（原因）的影响。我现在所做的不过是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把应该做的事做好而已。至于以政治为业，那就更谈不上了。

　　y/2016.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