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修订本）》读后感精选

　　《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修订本）》是一本由沈迦 编撰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68.00元，页数：3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修订本）》读后感(一)：令人赏心悦目的一部民国书札整理作品

　　

这本书做得真精致啊！影印算是相当高清了，连信纸的纹路、褶皱都看得清清楚楚。整理的功夫也十分到位，翻阅一过，释文句读均无失误。做过旧时信札整理的人都明白，这是一项艰苦的活计，考验整理者的古汉语水平、文字学功底，很多时候还涉及到书法学的实践功夫——计算机打字时代，人们往往忘了手写是多么随意的一件事。同一个字，一千个人能写出一千个样子。即便同一个人，不同时间、不同心情、使用不用的毛笔，都会导致字形有很大差异。因此，学点书法（尤其是草书）原理，对于判断字形有极大帮助。日下从事民国书札整理者很大，但是合格的整理作品太少。很多整理者水平不够，导致文字辨识错误甚多的，居然也能发在各种学术刊物，甚至独立成书。唉……

　　《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修订本）》读后感(二)：一本“小众书”的下厂感言

　　

忙活了整整半年的《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修订版终于下！厂！啦！此书是沈迦老师“寻找苏慧廉”的副产品，十年前初版种种原因多有遗憾，适逢夏承焘先生诞辰一百廿周年，为纪乡贤他有意修订重版，出版生涯中沈老师惠我甚多，理应也乐于助他完成心愿，这样简单的发心，不想上了一条差点下不来的、开往民国的船……

年初开工我埋首编稿足不出户，正好杜绝了感染可能，初编完成已是疫情汹汹，从此这本小书如狂风巨浪中一叶扁舟，踏上未知旅程：先是我禁足家中，作者大人仓皇去国；之后疫情蔓延世界，怹又困居番邦不得还乡；出版进入尾声北京疫情复起，近日车流骤减，“堵城不堵”，饶是我心无旁骛亦不由心惊。

编辑古籍整理本，我实属自不量力（如上所述感情冲昏头脑）。幸有良师益友，每遇挑战必有进益。平心而论编辑不可能对每本书都倾尽全力，常有惭愧、遗憾、无奈。不过今日《夏》书下厂，我可坦然而欣慰地说自己每一步、所有细节均全力而为，产品所存之诸多不足，都是我能力尚不及处，前日笑说“夜夜孤灯冥思苦想还有什么智慧献给读者”（真没有了）。到这个份上，这本“小众”出版物在这个不按剧本推进的特殊年份里问世，不论她有什么样的命运，我都会安然接受。而今夜习习夏风，足可洗去我所有的疲惫、焦虑和压力。

好好编书福报多：半年来“入坑”夏承焘（以及谢玉岑等一众民国“旧”文人），成为疫情肆虐中一方偷闲避乱的精神桃花源。先生写给至友谢玉岑的信中云：“世劫汹汹，我两人犹闲情雅致如此，时有夷甫陆沉之惧耳。”在《天风阁学词日记》前言中，先生“自悔所学无济于时，尝思跳出故纸堆中，另觅新径”这些文字常令我有谬托知己之感。在瞿禅先生诗词文赋中醉不思出，“名扬环宇仰高才”的一代词宗不再遥远，越来越亲切可感。生于上上个庚子年的夏先生，仿佛在另一个世界，凝视着如蝼蚁的乱世众生，凝视着我。

一本书的出版要感谢的人太多，不能一一列出。与沈迦老师“确认过眼神”继续作者与编辑的愉快合作，是我的幸事，吵过的架就都忘了叭（尴尬脸）；另要感谢一位知名不具的老师，于我彷徨沮丧时多有勉励慰藉，困厄中的友谊如雪中送炭般宝贵。愿疫情早退，海晏河清，与永嘉师友江南重聚。最后以夏先生的一首《星辰》结束这个美好而凉爽的夏夜：

梦中湖海万吟人，

阅劫忽如陌路尘。

夜上庭柯看河汉，

芒寒色正几星辰。

　　《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修订本）》读后感(三)：读《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再探夏承焘执教九中往事（上）

　　

许新宇

名人手札是一朵艺术奇葩。它的内容包罗万象，字里行间，记录了名人之间的交谊往来、学术交流、情感表露等诸多信息，是信主的思想、学术观点、生活经历的自然流露；它的写法不拘一格，随心所言，意到笔随，是最见性情的无意文字，也是我们探寻文史研究，揭开历史迷云的可靠实证线索。

《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一书中，收录的手札共计七十三封，其中夏承焘致谢玉岑六十二封，致其他师友十一封。这些书信写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及有过往的近现代文化名人众多，是个可待深掘的文史宝藏。透过这些信札，我们可以窥见今日还云雾缥缈的民国学界文坛一角。

在与谢玉岑的通信中，有近一半是夏承焘在建德梅城的省立九中（现严州中学的前身）执教时用毛笔书写的。书写的信笺大多是九中的校笺，读来尤为亲切。所及内容除了工作、生活琐事外，几乎被学术交流所涵盖。我在这些书信中，读到了夏承焘在九中执教时的雪泥鸿爪，其中的一个个细节，足以构成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其中用九中的校笺有六种不同的规格，有蓝色八行、以“浙江省立第九中学信笺”为抬头的信笺，左右两边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印刷题词，有红色八行、以“浙江省立第九中学信笺”为抬头的信笺，有红色八行、以“浙江省立第九中学校中学部信笺”为抬头的信笺，有红色八行、以“浙江省立第九中学用笺”为抬头的信笺，有红色八行、以“浙江省立第九中学消费合作社监制信笺”留尾的信笺，左右两边有“遵守公约，厉行整洁”的印刷题词，有红色八行、以“浙江省立第九中学第（）院用笺”为抬头的信笺。

不要以为这样繁琐的例举是多余的，细节的关注往往是历史信息发现的最好突破口，从中可以探寻出当时的九中除了中学部，应该还有师范部、“消费合作社”这样的组织，这些多样化的教育格局，是我们研究民国教育史及教育体制的活材料。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夏承焘在九中执教不过三年的时间里，除了完成应有的教学任务外，教余时间几乎都用于读书、写作论文、创作诗词，及用不同的信笺，和老师、同学、亲友通信。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近三十岁的青年才俊，每晚在孤灯下夜读，用他那俊朗的书体在奋力疾书，在看似清苦寂寞的教师生涯中，却有着无比丰富的精神追求，着实令人敬佩。

1927年2月至3月，夏承焘曾在国民革命军浙江省防军宁波水上警察厅工作。3月至6月，他又应聘在宁波省立四中执教。到了1927年的夏间，当时二十八岁的夏承焘辞去四中的教职，回到故乡温州。此时，他收到了刚就任九中校长不久的同乡王亦文的数份函电，邀请他前往梅城执教。在1927年7月29日致谢玉岑的信函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王亦文新长第九中学，来数函电招致。舍下嫌严州僻左，颇不愿就。东野云龙之咏，远承拳拳，心感何似！苏生被逮，尚在杭狱。过甬时弟曾为一书营救，卒不得当，顷犹未定能否生还。蔡生家境尤惨，在甬闻讯，为之累唏。”

此言证实了我对夏承焘执教九中的缘由与王亦文有关的猜测，只是没想到，当初夏承焘并不情愿远赴偏僻的浙西山区梅城执教，看来最后是碍于同乡又是同学王亦文的情面，盛情难却，最终还是来九中就职，这倒为九中的校史写上了光彩的一页，这是后话了。

同年11月7日致谢玉岑信函中又提及：

“桐江山水，远胜永嘉，敝同乡在此者颇多。校中图书馆，藏旧书千余部，苦乏诗词集。学生程度较敝乡十中低。月薪可得百四十金，十月止发半薪。军事未弭，下数月尤难把握耳。冬间如得早归，当过沪一罄积愫。”

寥寥数语，却留下了丰富的信息。执任校长的王亦文因是温州人，所以聘请了众多的温州籍教职员工，除了夏承焘，还有李杲明等人，想来在异地的同乡能时常聚会，生活也不至于过于寂寞。而夏氏的课余精力，已经着手从事唐宋词人年谱研究，这是他学术生涯的起点。在此封信中，他托谢玉岑代为寻检各种词人词话。后来享誉词学界的《唐宋词人年谱》便是以这些材料为依托的写成的。

谢玉岑出生于常州书香望族谢家，十四岁随常州名宿、前清进士钱名山学习经史，成为名山老人的寄园弟子。夏承焘与谢玉岑的友谊，始于1926年。1925年的秋天，谢玉岑应温州十中伍叔傥先生之邀，赴温州执教。虽然在温州的时间不长，但与同在十中执教的同事夏承焘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翌年秋天，谢即转至上海南洋中学任教。从一个侧面，可见民国时期的教育体制很是灵活机动，应职教师与用人学校双向选择，来去自由，所以教育人才频繁流动，给教育界带来了生气。

　　《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修订本）》读后感(四)：读《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再探夏承焘执教九中往事（下）

　　

许新宇

夏承焘在九中执教时，拟编著《词林年表》和《词话选》，因此需广泛搜集各种词集、词话、词人年谱。家乡温州籀园图书馆、当时所在的九中图书馆及谢玉岑执教的南洋中学图书馆，便成为他搜集资料的三大主要来源。所以在这一年与谢玉岑的通讯里，借书、买书与读书，成为他们的主要话题。可苦于九中图书馆中藏书与夏承焘的期望相去甚远，他在通信中向谢诉苦：“明年如无变更，弟当仍旧贯。月得百四十金，尚足敷衍。惟僻地买书不便极苦痛耳。明春动定，便祈告我。”到了岁末年底，学校放假，夏返瓯过年。

寒假一结束，夏返校继教，半月后与谢通信：“弟来严已半月，今年各同事多携眷，内子亦以前月同来。”到了六月初，夏在严州近一年，致谢的信中又倒苦水：“严州足山水之娱，唯求书甚难，殊厌居耳。已生倦意。”

总以为山清水秀的严陵故地，是教书修学的好地方，可真忽略了有词学之负的读书人夏承焘因为求书甚难的尴尬，在信中透露出的思迁之意也在所难免，所以徒生了“居严州无书可读，望杭州上海如琅嬛石室也”的向往。无奈之余，夏在信中总会向谢玉岑毫无忌讳地求书、求字，或代求熟知的名人字画，以这样的文雅之喜，解苦闷之心，可见当时民国文人交谊的风貌，其率真无忌也足见他们之间的交情之深。

在1928年10月10日的致谢玉岑信中，夏又发宏愿，在著述《词林年表》未完稿之际，又有作《中国学术大事表》之著的想法，内容涵盖极为广泛，想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但夏心中也没有底，在信中和谢商讨，想听听谢玉岑的意见。到了1929年的六、七月间，当夏承焘得知谢玉岑病体欠安，便急于告诫：“……知贵体欠和，极念，极念！伏望屏除万虑，静心调养，当勿药也。……温州出肺形草，据医云，治肺颇有效，价亦不昂。兄如常服此，可属舍下购奉。”朋友间真挚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着实令人感动。而后又摘抄医刊偏方奉出。到了这年的中秋之际，夏承焘又去信叮嘱谢玉岑，别忘了服药，不要劳累过度，祈节制珍重为要。10月的某日，夏承焘在医学报上偶见南京名医俞鸿宾载一中医土法治肺药方，摘抄下来告知谢玉岑，让他试试疗效。

眼看1929年即将过去，夏承焘去意已定，馆藏丰富的上海南洋中学图书馆一直是夏承焘的向往之地。当他听说谢玉岑有辞南中教职之念时，在致谢玉岑的信中提及，等这个学期结束将携眷返里，辞去九中教席，希望他能帮助留意上海的教职，言下之意就是他空出来的位置“可介弟暂代否？”其实，夏承焘想离开九中还有一个原因，时任九中校长的王亦文被人攻讦，“势将摇动”，不如大家一走了之。

寒假在大雪纷飞中悄然而至，这个冬天对夏承焘而，言特别的寒冷，他心中的愿望没有一个实现。上海的教职迟迟没有音讯，工作上的事他只得另作打算。由于大雪封道，滞留在梅城，使得夏承焘回老家温州过年的计划也落空了，他不得不做在梅城过年的准备。在除夕那一天，还给谢玉岑去了一封信，有言：“弟今冬归计为大寒中沮，决与杲明仍留此度岁。”

农历的新年，夏承焘是在冷清中度过的，新年的到来，会给他带来新的希望吗？查《天风阁学词日记》，独缺1930年1月1日至10月底的日记，这段时间，正是夏承焘留教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不过查《夏承焘教授学术活动年表》可知：

一月，初与邵潭秋通信。初与赵叔雍通函。

二月，作《白石年谱》第一稿成。

三月，游杭州及绍兴禹庙、兰亭。与冯沅君、陆侃如通函。

四月，赴沪，初与龙榆生把晤。初谒朱疆村。初晤冯沅君、陆侃如。返严州。

六月，参加严州九中《少奶奶的扇子》剧目演出，饰吴八大人。潭秋为介之江大学教席，月末离严赴杭。

七月，返温度暑假，经沪第二次晤榆生，第二次诣疆村。

八月，月末离温赴杭。

从夏承焘致谢玉岑的信中也得到了佐证：

“开岁，江西邵潭秋、龙榆生二君约至湖上觌面。”（2月13日）；

“春假送内子返温，过沪相左，不得一倾积想，怅惘无已。”（4月27日）；

“暑假归里，兄如在沪，极望图一快觌。”（5月27日）。

这些只言片语，大致能勾画出夏承焘在这段时间的活动行踪。

夏承焘是带着怎样的心情离开他工作、生活了三年的九中的？从他在离开九中之前还有兴趣出演《少奶奶的扇子》一剧可以想见，他的心情还不至于沮丧。

《少奶奶的扇子》是剧作家洪深根据原为十九世纪英国王尔德剧本《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编译改编的话剧本。在当时的中国开始建立现代话剧的实验活动还没几年的30年代初，一所省立中学能排演出这样一部话剧，不仅是件十分前卫的事，也说明在九中的师生中，不乏高水平的文艺人才。

如果不去翻这些历史的旧羽，谁会知道夏承焘是过了一把戏瘾才兴高采烈地离开九中的，难道他对九中，对严州就没有一点眷恋之情？这个疑惑曾经久留在我心中。不过我能理解，一个满怀学术抱负的年轻学人，经朋友邵潭秋的介绍，已得到了浙江之江大学的教席聘书，这对一个有学术追求的人而言，是欣喜的，所以，我们应该为夏承焘在当时走得如此决绝而感到庆幸。

　　《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修订本）》读后感(五)：夏承焘与谢玉岑

　　郑逸梅先生在《尺牍丛话》一书中尝云：“书札之可留者凡三，一重其人，二重其字，三重其文，否则无取也。”夏承焘致谢玉岑等人的七十三件手札，可谓“三重”俱备，故弥足珍贵。

万君超

本书收录夏承焘（1900-1986）致谢玉岑（1899-1935）书信六十二封，另有夏承焘致钱名山四封，致郑曼青、顾颉刚、胡小石、刘节、容庚、张孟劬、钱仲联各一封，共计七十三封。时间从1927至1935年。此批信札原为钱名山之孙、谢玉岑外甥、诗词学者钱璱之先生所藏的劫后之物，钱先生曾以此批信札写有数篇有关的文章，并作过部分信札的注释。沈迦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发现谢玉岑曾经到过温州的浙江第十中学执教过一年，时间1925年秋至1926年夏。浙江第十中学即现在的温州中学，亦是沈迦的母校。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朱自清、夏承焘、马孟容、夏鼐、陈叔平等名家皆曾先后在该校任教。但有关谢玉岑在该校任教的文字资料极少。后来沈迦通过网络有幸认识了谢玉岑长孙、谢伯子画廊主持人谢建新先生，知道有一批夏承焘致谢玉岑的书信存世。谢建新就将这批书札一一拍摄照片并刻录成光盘，再加钱璱之先生的注释手稿复印件，一起寄给了沈迦。

在此基础上，沈迦用了近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将这批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一一进行了笺释，大约是用一星期时间笺释一封。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除全部信札影印外，还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的文字内容：“时间”：即信札的时间，有些写明时间，有些则没有，就通过其他的资料进行考定其公历时间。“署款”：原信札上写明的阴历时间。“用笺”：信札所用的纸质情况。比如红格八行笺、便笺、公用信笺、普通宣纸等。“夏记”：即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等其他文字中是否有此信件的记载。“钱记”：即在钱璱之先生注释文稿中是否有此信件的记录。“今按”：是沈迦对此信件的文字考证。它包括该信件写作的时间背景等有关内容。“释文”：信件的释文、短句、标点。“注释”：关于信件中所涉及的人物、书籍、文字等进行注释。

对古人、前人的信札、手稿和书法墨迹等进行笺注，最大的难度是原稿的文字释读。夏承焘在信札里时常喜用古今字、异体字、通假字，而且多为行草书体，所以要一字无误地予以辨读的难度极大。沈迦有时为了一个字，会与爱好书法的朋友在QQ里聊上半天。其间，也为了几个字专程去常州，向钱璱之先生当面请教。沈迦在《后记》中曾经写道：“字算认出来了，但句子读不懂；句子读懂了，用典还不明白。这是我第一次点校古籍，也是从头开始学的过程。事非经过不知难，我终于明白，笺释古文的难度并不亚于翻译英文。”但他幸运地得到了许多益友们的帮助，疑难问题大多得到了解决。我曾在读书中信札影印件的同时，再与沈迦的“释文”做一一比对，几无错字或误字。使我这个自认为鉴阅过无数古今书法墨迹的人来说，也不得不为之肃然起敬。因为有许多疑难字，我不仅不认识，而且连“猜”都“猜”不出来。另在“释文”的断句、标点、分段等方面，几无明显“瑕疵”。

在本书的第五封和第九封信札中两次提及的况周颐《阮庵笔记》一书，沈迦在“注释”中没有笺释出来。此书我有台湾广文书局1977年影印本，所用版本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藏书。《阮庵笔记》又名《阮庵笔记五种》，晚清著名金石收藏家、两江总督端方（匋斋）题写书名，光绪丁未年（1907）刻于白门（即金陵）。应是木活字本。书中有《选巷丛谈》二卷、《卤底丛谈》、《兰云菱梦楼笔记》、《玉梅后词》，有许多清人诗词、古金石器物、碑帖目录等内容。此书在况周颐的诸种笔记中并不著名，然当年印本甚少。

夏承焘致谢玉岑等人的七十三件手札的内容，可以将之大致分为以下几大类：一是夏、谢两人关于词学研究、诗词创作的交流与探讨，包括借阅词学书籍等。这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是双方珍重友情，珍惜人才，提携道引。其三是夏、谢两人各自求对方的书画，以及夏代谢向其他学人求书法墨迹。信札中涉及到的当年词学同道有：朱彊村、吴梅、吴昌绶、任二北、龙榆生、周梦坡、唐玉虬、蔡松筠、叶恭绰、唐圭璋等人，而书画家、学者等更是难以详计。通过阅读这批信札，使我们了解到在民国年间，一批远离“新文化”运动的文人、学者和书画家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另有他们重友情，重承诺，相知相惜等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以及当年词学界的一些学术情况。古人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据夏承焘日记可知，谢玉岑也先后写给其信札约有百余封。

清人梁章矩《退庵随笔》中云：“凡朋友契阔之余，必借尺书以通情款。尝见有深交密契，一分手而音讯缺如者，非必其恝也。” 夏、谢两人虽然在温州相处仅仅只有一年，但后来却成为了真正的“深交密契”，亦师亦友。两人分别以后，鸿雁传书，几乎无话不谈。夏还曾请谢以清代常州诗人黄仲则的诗句“我近中年惜友生”篆刻一闲章。袁枚在《随园随笔》中云：“今师与弟子帖称友生。”可见夏视谢为其之“良师”。在夏承焘致谢玉岑的六十二封信札中，有许多是关于词学研究和填词方面的内容，因此方面极具专业性，故一般读者未必能解其中玄奥。但另有一些书画方面的内容，不妨当作艺林掌故阅读。

谢玉岑除在诗词上极具造诣外，还精擅书法，真隶行篆皆工。四体之中，隶篆尤佳，名重江南，故夏承焘在信件中亦时常向其求书。谢玉岑曾以贫鬻书，并定有润例，且请人画有《青山草堂鬻书图》，附润例于后。实除部分收取润例外，多为贻赠友朋。从夏承焘致谢玉岑信札中知，夏先后得到谢的横幅、篆书长联、金文小幅等书法和画作，另还通过谢向钱名山、张大千、郑曼青、谢月眉等人代求书画。谢玉岑也向夏承焘求书法作品和题跋。后谢玉岑在病中时，曾四方求文人学者书扇，以此消遣病中时光，他遂请夏承焘为之推荐。在夏承焘致谢玉岑书札中有写给顾颉刚、胡小石、刘节、容庚、张孟劬五人的信札，就是求书扇推荐信。但谢玉岑收到后因病革而未能寄出而遗留了下来。前辈风雅，令人神往。

夏承焘在1935年4月15日致谢玉岑信中有云：“此间马一浮字极佳，弟嫌其人有习气，不去求，杭州学人书家皆少有。郁达夫虽弟之同事，字不成字，可不必耳。”夏承焘当时任教于杭州的之江大学，但郁达夫只有在之江大学“预科”读书半年的履历（1912年），并未有在该校任教的记录。故“郁达夫虽弟之同事”不知何指？郁达夫曾任杭州作者协会理事，难道夏承焘也曾在此协会中兼职？在此存疑待考。

除信札的原稿之外，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人和前人的信札（尺牍）文字，其实都有增删润饰之嫌疑，所以它们的真实性就大打了折扣。有阅读的愉悦感而少有史料价值。郑逸梅先生在《尺牍丛话》一书中尝云：“书札之可留者凡三，一重其人，二重其字，三重其文，否则无取也。”夏承焘致谢玉岑等人的七十三件手札，可谓“三重”俱备，故弥足珍贵。我在此要真心感谢钱璱之先生和沈迦先生，以及其他许多的热心人士，为这批信札的整理、笺释、考订和出版所付出的心血。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其实就是这种不让其澌灭、并将之延续和传承的历史，这也正是中国文化中最伟大的精神内涵之一。

　　《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修订本）》读后感(六)：百年前的文艺青年范儿

　　

金丹霞 原载于《文汇报》

沈迦编撰的《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修订版，新星出版社2020年7月版）是本有意思的书。我不仅从中欣赏到夏承焘天真随性的文人书法，感受到夏承焘和谢玉岑的知己深情，而且从字里行间窥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艺青年们的工作生活状态。

夏承焘（1900—1986），温州人，词学成就卓著，有“一代词宗”之誉。谢玉岑（1899—1935），常州人，诗词、书画造诣精深。两人曾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前身）共事一年，此后书信往来不绝。

这本书收录了夏承焘致谢玉岑的62封手札，写于1927年到1935年。那是两个年龄相差仅一岁的年轻人最有热情和活力的时光，也称得上是那个年代最典型的文青生活样本。

先说说工作。

文艺青年们任性而为，跳槽频繁。夏承焘使用的信笺有浙江省立第九中学、杭州之江大学校、杭州私立之江文理学院三种，都是他那几年间任教的三所学校。

事实上那段时间他工作过的单位不止这三家。在给谢玉岑的第一封信中，他就透露了这年（1927）春天辞去省立第十中学教职，去宁波水上警察厅工作的事。数月间“周流台甬杭沪”，当他发现这些工作实在“终非习性”，便毫不犹豫地脱离了公务员队伍，重回教育界。然而，在宁波任教省立第四中学仅一个学期后，他又辞职回老家了。

没多久，温州乐清人王亦文出任浙江省立第九中学校长，多次写信请夏承焘来校任教。夏承焘开始很不乐意，他嫌弃位于严州（今建德）的九中地处偏僻，“颇不愿就”。

夏承焘后来还是去了九中，想必和月薪140元的高工资有关。当时“敝同乡在此者颇多”——这当然是王亦文的缘故。此地山水“远胜永嘉（温州古称）”，但夏承焘还是不断抱怨学校图书馆“苦乏诗词集”。这是他对学校最不满意的地方。

最有意思的是夏承焘写于1929年12月19日的一封信，此时他来校任教刚两年。前半封信他还乐颠颠地鼓动谢玉岑来九中工作，因为王亦文也很欣赏谢玉岑的才华，夏承焘向往着“共学之乐”。后半段他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地对谢玉岑说，自己已经不打算在严州干下去了，请谢玉岑为他在上海留意谋个教职。他的两个理由是：“一因无师友典籍之益，二亦久居积厌。”

听起来好有道理。只是——“世劫汹汹”（夏承焘语）的年代里，这么轻易地就辞职合适吗？

四天后，夏承焘得知谢玉岑要辞去上海南洋中学教职，毛遂自荐说：“如未有替人，可介弟暂代否？”而且他还表示，此前月薪140元，在上海收入没这么多他也可以接受。

当然上海之行未遂，因为谢玉岑告诉他“上海课务甚忙”，夏承焘又改了主意。

1930年秋间，夏承焘再给谢玉岑写信的时候，他已经江西友人邵潭秋介绍，来到了杭州之江大学任教，“课事较闲，居住亦颇爽垲”。

夏承焘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岗位。

再看看日常生活。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朋友圈很热闹。本书不仅收录了夏承焘写给谢玉岑的62通信札，还有夏承焘致其他友人的11封书信。他们在信中谈论的主要内容就是借书、写诗，互赠金石书画，忙得不亦乐乎。

朋友圈中都是风雅之人，不是年龄相仿的文艺青年，就是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大家志同道合，爱好相投。今天你请我诗词唱和，明天我请你惠赐墨宝，后天你托他向另一位相熟的朋友求字，大后天他又请你为老父大寿泼墨助兴……

那时的金石字画都是浓浓情谊的见证，还没有成为收藏市场上明码标价的商品。

他们都很热心，互相引荐自己的朋友，因为，越是山水阻隔，通讯不便，越是渴望同道中人的切磋交流。对文艺青年来说，那是极为可贵的精神享受。

夏承焘告诉谢玉岑，最近和他通信讨论诗词的有四川周癸叔（厦大教授）、江西龙榆生（暨南教授），如果谢玉岑愿与他们通讯的话，他自告奋勇为他们从中牵线。

和今日朋友圈集赞的作用不同，夏承焘的朋友圈是用来“求批评”的。写就一首诗词，完成一篇论文，他忙不迭寄给好友，并不断追问：“谬漏百出，何无一语见教也？”得到点赞当然也很开心，不过他总是反复强调：“极盼批评，汝我不必客气。”夏承焘还多次请谢玉岑将自己的作品呈给沪上词家品鉴，“兄交游广，各老辈处可请益者，乞代绍介，求批评。”

除了“求批评”外，朋友圈重中之重的作用是“求书”。这批73封书信，几乎无一不谈及书。他们的书相互间借来借去，寄来寄去，是一种常态。

夏承焘苦恼于自己僻居严州，诗词类书籍“求之不得”，只能一遍遍向上海、杭州的师友求书，特别是谢玉岑任教的上海南洋中学，简直成了夏承焘的书库。

“辛、秦年谱请代访” “历代词人姓氏尊处有否？”“见宋元词佳刻及他种新材料，当不靳告我”，这样的嘱托比比皆是。

谢玉岑曾经把南洋中学的图书目录寄给夏承焘，夏承焘羡慕得两眼放光：“南中藏书宏富如是，健羡何似。”这也是他曾经动念去南洋中学求职的重要原因。

夏承焘常在信中许诺：“如可出假，乞邮我一阅，准三星期奉还”，“《声律通考》如未寄出，乞检《文房肆考》一部（四本，唐秉钧著，在贵校图书馆第七部第四类）一同惠假，二星期准届时挂号奉还。如不可借，亦乞即复”等等。其辞之恳，其情之切，令人动容。

“无交游、书卷之助”的夏承焘却有着学术上的勃勃雄心，他打算用五年时间完成《中国学术大事表》，分思想界、学者、文学界、艺术节等章节，他向谢玉岑讨教：“舍取定夺，决之吾兄，乞有以教我。”谢玉岑也倾吐自己研究清词的志向。两个年轻人就这样互相勉励着，帮衬着，一起奋力——奔跑。

自1926年温州一别，夏承焘和谢玉岑通了近10年的信件。其间二人只见过一次。浙沪相隔不远，想必年轻如他们，都以为来日方长。

1935年4月20日，谢玉岑因肺病在常州去世，年仅37岁。此前5日，夏承焘刚刚寄出了给谢玉岑的最后一封信。

夏承焘曾作《水调歌头》，请谢玉岑“教正”，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五车书，万章木，一婵娟。人生能长保此，应不羡东山。

这用来概括一百年前夏承焘谢玉岑们的人生追求，大致不差。

这想必也是从古至今，一代代文艺青年们共同追慕的生命境界吧？

　　《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修订本）》读后感(七)：青春知己——《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读后感

　　这份始于青春终生不渝的情谊，究竟有着怎样令人感念不已的细节？如今，沈迦又花费一年多时间，拿出厚厚的一本《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为这份早已尘封在岁月深处的知己情怀做了细密的注解。

金丹霞

谢玉岑何许人也？恕我浅陋，在看到沈迦2007年7月所写《永嘉佳日——谢玉岑在温州的时光》一文前，我不知道这位英年早逝的江南才俊曾被张大千赞誉，文人画“海内当推玉岑第一”；更不知道这位常州青年、著名画家谢稚柳的兄长曾来到温州执教于浙江省立十中，并与小自己一岁的夏承焘共事，从此结下一生的情谊。然而，这份始于青春终生不渝的情谊，究竟有着怎样令人感念不已的细节？如今，沈迦又花费一年多时间，拿出厚厚的一本《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为这份早已尘封在岁月深处的知己情怀做了细密的注解。

一

好运总是善待有心人。

因为写作《永嘉佳日》，沈迦结识并采访了谢玉岑的后人，得到一本《谢玉岑百年纪念集》。翻阅之后，他发现其中有谢家亲属钱璱之先生的一篇文章，提及手头还保存着夏承焘当年写给谢玉岑等人的70余封信札。这事引起了沈迦的浓厚兴趣，即发邮件问询手札的来龙去脉。

在交往中建立起来的信任，使谢家后人很快给沈迦寄来了这批从未公开的手札资料图片。这些经日寇侵华和文革浩劫竟然意外保存下来的手札，最早的始于1927年7月，其时谢玉岑已离开温州去上海任教；最后一封写于1935年4月15日，五天后谢玉岑因肺病逝于常州，年仅37岁——从意气飞扬的青春岁月到遍历世事的人近中年，这些发黄的纸页恰如一枚枚精致的时光琥珀，凝固的点捺横撇间，透出的正是昔时天光霁月人文芬芳……

夏承焘是温州文化名人，因词学上的成就，后来被尊为“一代词宗”。从小爱好书画的沈迦，尤其偏爱文人翰墨，坐拥这些珍宝，自然满怀喜悦。于是稍闲时，便从电脑上调出一二封逐字阅读。看着看着，他冒出了一个念头：把这批信札注释出来！“除了感念夏是老乡外，最感动的是两个年轻人在兵荒马乱、经济拮据的时候，是用求学问、交益友为安身立命之本。说实话，我们时至今日都还不是很清楚，该如何安身立命呢！！”

沈迦踏踏实实下了一番笨功夫。夏承焘的行草，古朴清逸，潇洒不拘，信笔写来却有不少字迹难辨。还好身边有不少书法文字方面的行家可以请教，有时他甚至不惜为几个字专程赶到常州，向钱璱之老先生当面讨教。

字、词、典故、人事背景都需一一捋顺。在钱璱之先生释文稿的基础上，沈迦对照着夏承焘已出版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和未出版的藏于温州图书馆的《书卷养寿室日记》，以及手札中提到的人和书，逐一进行考订注释。

73封信札，平均每周释读一封，沈迦为此花了一年半时间。这是沈迦第一次做点校的活儿。这位曾经的报社编辑、如今的生意人，在这个纷繁喧闹的时代，用这样一种寂寞的方式向前辈学人致意———因为懂得，所以敬重。

二

年轻的夏承焘立志从事词人年谱研究，编著《词林年表》《词话选》，需要广泛搜寻各种词集、词话、词人年谱。家乡温州籀园图书馆、他当时所在的严州（浙江建德）中学图书馆及谢玉岑执教的上海南洋中学图书馆便成为搜集资料的三大主要来源。在1927年前后，夏承焘与谢玉岑的通信中，借书、读书成为主要话题。

这些信札让今天的读者看到了七八十年前，两位年轻人对诗词学问那份发自内心的挚爱。

“《听秋馆词话》极盼一阅，明正能转假付抄否？”

“年来欲尽搜清人词书。”

“《蕙风词》及词话三本，阅过奉还。请代购《词话》一部。”

“《律话》一种，弟渴欲一阅。”———信札中这样的内容比比皆是。

他们生逢乱世。1932年3月间，夏承焘写信告知谢玉岑“时有日机来往”，幸亏他所在的之江文理学院僻处山乡，然而吟诵着宋人“更待何时是太平”，怎不“百感惘惘也”。

他们体弱多病。谢玉岑“在沪久病”，夏承焘“亦苦孱弱，读书过多，觉体不支”。但对读书的酷爱却“苦不能自制耳。”他们遭际坎坷。1932年，谢玉岑的夫人去世，伉俪情深的谢玉岑哀痛不已，“人海剩飘零”，此后自号孤鸾，词风大变，“缠绵沉至”。

他们为生计各自奔波。自温州一别十来年，两人书信殷勤，虽然浙沪两地相隔并不遥远，却无从相见。“客处僻左，无师友之助，不能不益念吾兄耳。”当1930年4月，夏承焘赴沪却和谢玉岑失之交臂时，那种“不得一倾积想，怅惘无已”的心情可想而知。当谢玉岑辞去上海教职，想在京、浙谋事，已在杭州私立之江文理学院任教的夏承焘很高兴，托杭州的朋友帮忙留意。“窗前寒绿浮空，恨不与故人夷犹一叶，共诵白石词句也。”畅想着美好的“共学之乐”，他们多次相约，然而竟再也无缘聚首。

就这样，空间距离难能跨越，心灵契合直至生命的终点。

他们互相扶助，互相砥砺。夏承焘告知，自己所撰《词林年表》还打算补充些内容，《中国学术大事表》计划用五年时间完成；谢玉岑则准备撰写《清词史》，和夏承焘讨论清词流派，并督促夏承焘著述不要中途懈怠。夏承焘写成两篇讲义，诚恳地提出“印成俟另呈教，极盼批评，汝我不必客气。”他还常常把自己写的词“待定稿”寄给谢玉岑，请他“正律”，时时交流探讨诗词创作。28岁的夏承焘曾在信中自嘲：“世劫汹汹，我两人犹闲情雅致如此……”

他们彼此关怀，彼此牵系。1929年六七月间，夏承焘得知谢玉岑“在沪久病”，写信道：“知贵体欠和，极念，极念！”他打听到温州有一种肺形草，据说治肺病很有效，如果谢玉岑需要服这种药的话，他可以帮忙购买。此后，夏承焘在医学报上看到小蒜治肺病的药方，也急忙写信告之。得知玉岑身体逐渐恢复，“方深欣慰”，殷殷叮嘱：“望时时珍摄，为世道保重。”

1932年底，夏承焘自觉身体不适，疑患肺病。早已久病成医的谢玉岑叮嘱他服牛奶鸡蛋，并戒看书宜静摄。只是嗜书如命，自称“沉溺在书册中，作茧自缚”的夏承焘如何能做到，他给自己开出的药方是“读佛经及儒家哲理书药之”。谢玉岑也是如此，他一方面告诫好友，一方面却又计划着撰写《悼亡诗话》。在生命的最后时段，他还发愿“集近人词翰”，夏承焘热心张罗，广为搜求———他不知道，此时，他的好友已病入膏肓。

夏承焘曾请谢玉岑为他刻印“我近中年惜友生”。夏承焘借清代名诗人黄仲则的这句诗道出了自己的心声。然而他如何料到，造化弄人，和黄仲则同乡的谢玉岑，这两位常州才子竟如此的“人才相若，遭遇相若，早死相若”！

志同道合才能惺惺相惜———对诗词书画共同的热爱，让那个年代的文弱书生们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彼此，在昏昏乱世间依然高擎文化的火把。龙榆生、唐圭璋、顾颉刚、钱仲联、容庚、吴昌硕、郑曼青、朱祖谋、吴梅……这些屡屡在信札中被提及的名字，都是我们在文化史上需仰望的前辈大家。

谢玉岑逝后，也正是他的这些至交，王春渠、陆丹林、夏承焘等共同致力于谢玉岑遗稿的收集与整理，夏承焘并写《玉岑词序》，深情回顾：“予以丙寅春始识玉岑于永嘉。别十余年，书问往复无虚月。”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有心灵相守，有学问相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发表于2011年5月19日《温州日报》

　　《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修订本）》读后感(八)：永嘉佳日——谢玉岑在温州的时光

　　啼鹃犹唤，江山未觉风流远。回首池塘青遍处，一夜离情都满。

转一篇作者沈迦老师的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dc1ec010008l2.html谢玉岑先生

常州谢伯子画廊编辑先人作品集，征鄙斋藏品《谢玉岑致沈迈士诗札》入编。今日天晴，从镜框中取出此页未经装裱的诗稿，拿到窗前拍照。这张谢玉岑亲笔写给画家沈迈士（字祖德）的诗札虽未署年份，但沧桑之感直奔眼前。

如果说谢玉岑比张大千更出名，今人一定笑我说梦话。但在民国画坛，这是张大千都认可的事实。不过，因谢玉岑去世得早，后人对他了解不多。他留下的作品很少，不论是诗词或书画。他的画集至今没有汇编成册，诗作也仅一部民国时编就的《玉岑遗稿》留存于世。

为了核对旧藏中的这两首诗，我曾至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寻找《玉岑遗稿》。上图保存的这本线装书（1949年铅活字印本）是民国著名画家陆丹林的旧物，封二上还有他的手泽。遗稿共四卷，诗仅一卷。未收写给沈迈士的这两首诗。好不容易找到这部古籍，于是把卷在手，翻前翻后。不意在传略中发现一段与家乡温州有关的史实：“癸亥秋南游永嘉，尽识其地文学之士，暇日登谢客岩，拜康乐公之墓，见者以为异人。居一年，念祖母年高不敢远游，客沪上最久。”

谢玉岑竟然来过温州？我一下子睁大了眼睛。后来在其弟谢稚柳所撰的《先兄玉岑行状》中也找到类似的记录：“癸亥秋，兄南游永嘉。受浙江第十中学聘，讲授文学。弟子数百人，翕然悦服。尽识永嘉瑞安文学之士，唱酬甚乐。暇日登谢客岩，拜康乐公之墓。永之人以兄之文采，庶几追踪康乐，叹为盛事。居永嘉一年，念王母年高，不敢远游，应王培孙先生聘，来海上主讲南洋中学文学。”

浙江第十中学就是今天温州中学的前身，也是我的母校。但我很清楚，母校校史中并无这一段记录。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温中百年校史中最辉煌的岁月，朱自清、夏承焘、马孟容、夏鼐、陈叔平等名师齐集籀园。母校是以这些名师为自豪的，但其中没有提到谢玉岑的名字。

谢玉岑是江苏常州人。明清以来，环太湖一带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今天常州比之附近的苏锡，有些衰落，但在当时，其人文之盛并不在苏州之下。谢玉岑原名谢觐虞，玉岑是他的字。他生于1899年，算百年前的“跨世纪婴儿”。民国时，常州文坛扛旗人物是名列“江南三大儒”之一的钱名山，此人是谢玉岑的老师，后来还成为他的岳父。“兄稍长即令游名山先生门，先生逊清名进士，光绪末弃官自京师归，讲学寄园，从游者众。兄及门，三年尽通经史，为文章下笔瑰异，篆分书追秦汉，不同凡近。名山先生甚奇之，妻以长女。”（谢稚柳《先兄玉岑行状》）名师出高徒，民国初年，谢玉岑就成为江南才俊，诗名与画名均享誉大江南北。

我有幸认识谢建新先生，他是谢玉岑的长孙，“大风堂”弟子谢伯子的长子。我向他了解谢玉岑执教温州这段历史。谢建新先生数十年来一直默默从事先辈史料的整理，对钱谢两门先人史实考订甚详。他告诉我，其祖父谢玉岑是经伍叔傥先生介绍于1925年秋去的温州。

我没想到他会说起伍叔傥，这也是个快要被今人遗忘了的名字。伍叔傥，瑞安人，“五四”时就读于蔡元培主政的北大，与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是同班同学。伍先生民国时在史学界很有名，还跟鲁迅在中山大学同事过的。温州历史对伍先生的记录也很少。据他的学生华师大教授钱谷融老先生回忆，伍先生做过中央大学国文系主任，后去了台湾。

据谢建新先生考证，谢玉岑是1925年秋天去的温州，而非传略中写的癸亥（1923）年。1924年9月齐卢战争爆发，乱兵劫掠常州，为避战乱，谢玉岑暂居上海。“1925年秋，友人李孟楚执教广州中山大学，招之去，因祖母年老未赴。适温州十中著名教育家伍叔傥招去该校。温州离家较广州近，遂赴温州执教一年。”谢建新给我寄来了尚在整理中的《谢玉岑年表》。我后来在夏承焘所写的《玉岑词序》中也读到这句话：“予以丙寅春始识玉岑于永嘉。别十余年，书问往复无虚月。”丙寅即1926年，此可证谢玉岑来温州之准确时间。

我近来一直在寻找谢玉岑1925-1926年在温州的活动踪迹，可惜稀若晨星。按时间推算，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华师大著名教授苏渊雷及成为烈士的蔡雄应是他在温州教书时学生。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蔡雄遇难，谢玉岑作《永嘉杂咏》一首：

？舍常传月下歌，清游前梦堕银河。

绛纱弟子才如海，槛风吪鸾可奈何！

诗后他特别注道“蔡生死后，苏生犹系杭狱”。

苏渊雷教授后来在《钵水斋外集》专门著文，回忆先师及这段往事。苏渊雷号称诗书画三绝，被家乡人称为“平阳才子”。这个号称“常州佳人”的老师，可能爱慕的就是学生的这份才气。

在1949年版《玉岑遗稿》中，我还找到几首与温州有关的诗：

江心潮落渡船忙，桃柳拦街举国狂。

康乐祠前修禊约，吾家春草满池塘。

山田长物荐黄柑，墙外辛夷簇粉团。

更喜梅开先岺上，一枝乞傍鬓边看。

闲行休沐日初西，角饮高楼酒力微。

多谢解闻施步障，寻常恩怨属蛾眉。

细雨芳园酒似潮，春裘寒倚此娇娆。

红桑早识能三变，多事花丛广绝交。

雁山仙府何曾到？空号看山住一年。

便数清游愧先德，慧根何敢望生天。

池塘春草，岭上红梅，这些浅白的诗句，让我们在半个多世纪后才领略到谢玉岑的诗才。这组题为《永嘉杂咏》的组诗中，还有一首诗记录了他自己的书法在温州受人追捧的情况：

退笔如山墨似泷，白鹅临水粲成行。

阿婆三五耽涂抹，多事银笺贵洛阳。

谢玉岑擅书，尤以篆、隶为精，所书钟鼎金文，时人曾以为“可胜缶翁”。缶翁便是吴昌硕。一座小城因一个过客的偶然到来而出现洛阳纸贵的盛况，这应是小城的荣幸。夏承焘也有诗咏其盛：

常州佳人落江湖，磨墨送日助歌呼。

永嘉看山留一段，潢家彝鼎填街衢。

擎砚诸生尽英发，环看飞毫起争夺。

……

这首题为《寄玉岑上海，并题其青山草堂鬻书图》的诗挺长，但夏承焘先生是一气呵成的。他在1931年1月29日的日记中这样记道：晨枕上读山谷诗，有兴作一七古，题玉岑青山鬻书图，披衣起，点笔即成。

两个才子，用这样文雅的方式，在一个清新的早晨表达了相互的欣赏。

一个才情卓越的文人的到来，总要给一座城市留下点什么。谢玉岑在温州短短的一年，到底写了多少首与温州有关的诗？

民国版《玉岑遗稿》中，《永嘉杂咏》题下有六首小诗。1989年谢氏后人自费重编《谢玉岑诗词集》，其中补遗卷中又增加了三首《永嘉杂咏》。上文曾提到的感慨苏渊雷系狱的那首便是其中之一。

另外两首分别写道：

二月春风鼓瑟希，小西湖水与云齐。

藏书楼下盟心语，南海鱼天忆李颀。

这首诗是怀念老友李颀（字孟楚）的，当时李颀邀他赴广州中山大学执教，因路遥，他谢绝了。这才有了就近的丙寅永嘉行。

清奇三雁数东瓯，秀发青衿丽句搜。

才子敢随黔夏后，八声檀板播甘州。

谢氏诗后自注，“黔夏谓瞿禅，旧作《八声甘州》颇为浙生传诵。”

瞿禅就是夏承焘。夏黔谢晳，指的是两人的肤色。从流传下来的照片中，我们还可以看见两人不同的风姿。

结识比他小一岁当时同在浙江十师任教的夏承焘，应算谢玉岑在温州的最大收获。当时两人都是青春年少，英雄相惜，从此成为至交。前不久我从温州新开张的古旧书店以打折价买到《夏承焘集》。在其中的《天风阁日记》中，读到不少关于两人交往酬唱的记录。

1928年11月14日，得玉岑上海复，谓予词逼真玉田，然玉田不足依傍，幸早舍去。玉岑之意，殆在五代北宋乎。

1929年1月23日，接玉岑函，嘱为鬻书图作长古。

1929年10月26日，灯下作玉岑书，告符丈作古……并告以小蒜大蒜治肺病法。

1930年10月27日，早接玉岑常州观子巷十九号信，已以病返常矣。

1930年12月23日，友人中有二人天资境地，可致力问学，玉岑困于病，冷生困于交游，殆天靳之。

目前已出版的天风阁日记开始于1928年，当时谢玉岑已返回上海，夏承焘也已转到杭州执教。他们从1926年在温州相识起，把那份相互欣赏、相互鼓励、相互帮助的友谊延续到生命的终结。

那时的学校应该还没有“编制”一说，好的学校与好的老师双向自由选择。谢玉岑来了，又去了。1926年夏，因上海南洋中学校长王培孙邀请，谢玉岑离温赴沪。“上海离常州当然比温州更近，便于侍奉祖母等，因此离开温州至南洋中学任教。”谢建新代祖父向我这样解释。

谢玉岑当时作《南浦》词——“丙寅仲夏临发永嘉，赋示诸生。”

一雨落桐花，掩斜晖、心事顿成秋院。易急采菱歌，青嶂晚、云涌暝潮初转。啼鹃犹唤，江山未觉风流远。回首池塘青遍处，一夜离情都满。

何时社燕还逢，说赚人词赋，长卿应倦。鸥讯堕鱼天。梦痕在、旧谱洲东畔。鼓鼙不管，鹿车安顿眉颦暖。只恐明朝桃李艳，又惹看花肠断。

这是片更宽阔的天地，在上海他开始与张善子、张大千、汤定之、符铁年、谢公展、王师子、郑午昌、陆丹林等名士交往。那些与他集社、交往、唱和者的名字，今天连起来，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史。在这份名单中，我看到温州人郑曼青、张红薇、方介堪等人的身影。

印人方介堪为谢玉岑刻印十余方。谢氏殁后，方介堪有长诗《梦哭玉岑》，其中有句：念我客沪滨，穷愁人易老。刻印聊自给，难免世人诮。感君独见厚，每遇话情好。当君卧病日，邮书屡来告。印人类多寿，一一为我道。买石甫镌寄，英灵去已渺。展牍墨犹新，挥涕空悲悼。”

而郑曼青因与谢氏同列钱名山门下，而交情更深。他们一起读书，一起作诗，一起画画，一起远游。谢玉岑曾与郑曼青、张大千合作《岁寒图》，画后余兴不减，于是又作一长诗寄给夏承焘：

三日不相见，古人以为言。

吾与瞿禅别，奄忽将十年。

湖水一苇杭，欲往何迁延？

岂无尘事累，乃与病为缘。

欲恐一朝见，少日非华颠。

去年海上劫，性命幸苟全。

今年岁云暮，北望仍烽烟，

蹈海何足惜，失学祗自怜。

安得湖上尘，与君共简编。

竹叶斟美酝，梅花蹑飞仙。

邵清而唐豪，相惜皆夔蚿。

偃仰冰雪怀，揖让庠序贤。

作画寄此意，息壤从君传。

谢玉岑与张大千的交往更是成为近代画史上的一段佳话。据说他俩均赁居上海西门路西门里，比邻而居。那时张大千还未出道，而谢玉岑已名动江南。谢玉岑为提携张大千，在他的画上题句，大千之画随之更为有名。谢稚柳那时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只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兄长及他的文友。

如果天假玉岑以年，他必将成为一代宗师。后来名播世界成为大画家的张大千认为，在非专业画家即文人画家中，“海内当推玉岑第一”。后人评玉岑一生业绩，认为其词名大于书名，书名又大于画名。我至今没见过他的画作真迹，据说多逸笔，水墨清淡，极疏简之致。

1935年3月18日，年仅37岁的谢玉岑因肺病在常州去世。

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修订本）评价人数不足沈迦 编撰 / 2020 / 新星出版社

　　《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修订本）》读后感(九)：第一流的教师教出来的学生往往是第二流的？

　　

词学家、诗词作家、教育家夏承焘先生，出生在上上个庚子年，也就是一九零零年，今年是他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晚号瞿髯，

浙江永嘉（今温州市）人

今天提起夏承焘这个名字，很多人已觉得陌生。其实中学语文课上人人都用过的工具书、豆瓣评分高达9.4分的《宋词鉴赏辞典》，便是夏承焘先生领衔编写。

夏承焘出身一个布匹小商人家庭，资本不厚，家里人口众多，常有入不敷出之时。父亲虽很想培养一个“读书人”，但难以同时供兄弟二人上学，哥哥炎生自愿放弃学业，随父经商。日后夏承焘常感叹：如果不是哥哥的牺牲，自己哪有今日？

上小学的夏承焘曾与郑振铎是同窗好友。和很多家境普通的孩子一样，夏承焘小学毕业选择了师范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有零用钱。当年有两千余人报考温州市范学校，夏承焘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师范，可算一百多年前的“学霸”了。

既无家学渊源，又无经济实力，更无社会背景，求学成才之路可想而知怎样漫长而坎坷。尤其在起步阶段，尚无缘求教于名师，几乎全靠自学、苦学。

一进入温州师范学校，夏承焘就潜心古籍，读经、读诗文。据说“十三经”除了《尔雅》都背诵过，有一次他背书太疲倦了，从椅子上摔到地面。

青年时期的他对于读书如饥似渴，在《我的学词经验》中，自述二十五岁时，专门将家搬到籀园图书馆附近，天天去借书看。但未过几年，家门口的书库已不能让夏承焘满足了——“书读完了！”

青年谢玉岑小像

于是他在一九二八年写给至交好友、也是民国文坛才子的谢玉岑的信中屡次感叹，“严州足山川之娱，惟求书甚难，殊厌居耳。”“居严州无书可读，望杭州、上海如琅嬛石室也。”

在青年夏承焘看来，严州虽然风光优美，但能找到的书已不能满足学习研究之需求，便毫无吸引力了。所以他一再恳请友人帮助找书、寄书、借书。

老师的一句赞美与鼓励，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有一次夏承焘从同学那得到一部《词谱》，第一次试着填了一首《如梦令》，其中有一句：“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国文老师张震轩给这一句密密加圈，连声夸他作得好。他说就是从那时起，他下定了一生研究词的决心。老师画的朱红圈圈令他终生难忘。

夏承焘十八岁毕业时，张震轩老师赠诗两首，其中有“听尔夏声知必大”之句，可谓慧眼独具。也是“借君吉言”，日后的夏承焘凭借天分与学力，尽展其才，终生不忘启蒙师恩。张震轩先生研究《史记》为主，但教出了日后执掌东南教席、驰名全国的“一代词宗”，也当是毕生的骄傲与快事。

青年夏承焘小像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或许因为读书机会来之不易，爱才、惜才、育才、护才贯穿了夏承焘漫长的教学生涯甚至整个人生。选择读师范是经济条件所限，但其待人谦恭慈祥的作风、诲人不倦的精神、精辟生动的讲课，都是成为最杰出教师的必要条件。

治学、教书是青年夏承焘即已决心终生从事的事业：自1918年师范毕业后执教永嘉县立任桥小学，到1972年自杭州大学退休，期间夏先生教过小学、中学、大学，从未中断，教龄达五十四年之久。

他一生读书、著书、教书，曾写过一篇《教书乐》，认为教书有三大好处：在治学上，可以和学生切磋讨论、“教学相长”；在交友上，每任教一年可以多交数十位青年朋友，是金钱无法计算的报酬；身为教师可以规范言行，不致行为堕落。（最后一个好处如今似已黯晦消沉久矣……）

近年教书，意味醰醰，乐此不疲，可以终身……一日无课，辄觉心气不舒，念明日有课，今晚即陶陶动兴。工作与趣味合一，乐哉吾生……以胁肩谄笑为大乐者，安能知我。

试想，这样“一日不上课就觉得不舒服”的老师怎么可能教不好学生呢？他教学生做研究，“心头书要多，案头书要少”；诗词赋文创作要写“人人心头所有，人人笔下所无”，他作诗“我爱青年似青竹，凌霄气概肯虚心”赠与学生，真正把传授知识和传授做人的道理结合起来。

他说：“第一流的教师教出来的学生往往是第二流的，而第二流的教师反而能教出第一流的学生来。”

但他自己不仅成为了第一流学者，也培育出英才无数：如翻译家、被称为最好的莎士比亚译者的朱生豪，语言文字学家任铭善、蒋礼鸿，园林建筑学家陈从周，戏曲小说专家徐朔方，词学大家吴熊和等，均亲炙先生，有的传承词学一脉、卓然成家，有的则另辟学术新境。其中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应是被誉为台湾“国宝级”女作家的琦君了。

朱生豪

任铭善

蒋礼鸿

陈从周

琦君(1917-2006)，原名潘希真，浙江温州市瓯海区人，被誉为“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

化雨春风无近远，先生传道六十载

和老师夏承焘不同，琦君出身世家望族，父亲潘鉴宗曾在北洋政府任师长，返回乡里后与当地文人墨客往来密切，夏承焘就是他最敬佩和欣赏的读书人。琦君在回忆恩师的文章中说：

我童年时在故乡，记得他常来家中，和父亲在书房里论文吟诗，琅琅之声，萦绕庭院。他走后，父亲总显得心神格外怡悦。对我的家庭教师说，“我女儿得你启蒙教导，稍有基础以后，希望将来能再追随这位夏先生学诗词。”我在旁听了就背起那一百零一首唐诗来，表示自己“颇有资格”。及至我卒业高中，升入杭州之江大学，才有幸真正受业于瞿禅老师。所以他赠我诗中有“我年十九客瞿溪，正是希真学语时……”

琦君的父亲潘鉴宗

琦君进入之江大学后的第一门课是《文心雕龙》。少不经事、满怀好奇的小女儿眼中，“短发无多休落帽，长风不断任吹衣”的夏老师，如神仙中人，学问高不可攀，人则亲切温和，如春风风人，夏雨雨人：

他一袭青衫，潇潇洒洒地走进课堂，笑容满面地说：“今天我们上第一节课，先聊聊天。你们喜欢之江大学吗？”那时同学们彼此之间都还不熟悉，女孩子更胆怯，只低声说“喜欢”。他说：“要大声地说喜欢。我就非常喜欢之江大学。这儿人情款切，学风淳厚，风景优美。之江是最好的读书环境……”

夏承焘先生在西湖湖畔留影

夏先生另一位弟子吴战垒也回忆过老师课堂“说词”之风采，不妨一看：

夏先生说词不用讲义，娓娓而谈，庄谐杂陈，课堂上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真使人有如坐春风之感。

琦君青年时代频遇挫折，性格又多愁善感，一度体弱多病，意志也渐渐颓靡。夏承焘曾去信劝勉：

“无闻有‘强哉矫’气度，汝事事依人，未肯独立，此不及无闻处。境遇身体不好，固可原谅耳。汝之不及无闻，犹我之不及心叔。望各自勉力学去。”

“强哉矫”出自《四书》之《中庸》，为“强大”意。对学生婉转批评的同时亦自我批评，诚挚体谅，热心鼓励。其中提到的“吴闻”是琦君好友，后与丧偶的夏先生结为夫妇；“心叔”是指语言文字学家任铭善，虽是夏氏弟子，却被夏先生视为畏友，彼此知交扶持一生。

陈平原教授在《大学何为》中说：“我想象中的大学教授，除了教学与研究，还必须能跟学生真诚对话，而且，有故事可以流传，有音容笑貌可以追忆。”夏承焘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达到“理想”、可为“模范”的“大学教授”吧！

民国先生像：左二为夏承焘，左三为王季思

“琦君”笔名的由来，也是因夏承焘老师取“希世之珍琦”的“琦”字来称呼她，再加上“君”字的敬称，由此可见师生渊源、感情之深厚了。夏先生对于学生有知人之明，更知因材施教。每每有文学创作上的体悟，常第一时间分享给琦君。

有次他读了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沉迷不可自拔，于是给琦君去信，说自己虽平生过眼万卷书，但都不及此书感人至深。建议琦君找来英文原著阅读，定能“益汝神智，富汝心灵，不仅文字之娱”。

知徒莫若师，青年时代经历的家庭变故、情感磋磨，以及丰富敏感的情感世界，甚至多愁多病之体，都为她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铺垫了道路。老师的深相期许，想必更是最好的创作动力与源泉。试想读到这样的勉励之语、殷殷期望，哪位学生能不深受鼓舞、进德修业：

近读奥尔珂德《小妇人》，念希真他日如能有此不朽之作，真吾党之光。以汝之性情身世，可以为此。幸时时体贴人情，观察物态，修养性格。对人要有佛家怜悯心肠，不得著一分憎恨。期以十年，必能有成，目前即着手作札记，随时随处体验，发挥女性温柔敦厚之美德。

难怪琦君说每闻恩师教诲，如同“名山古刹中的木鱼清馨之音，时时敲击心头，助我领悟人生至理”。令人欣慰的是，她没有辜负恩师期望，也没有浪费其文学天赋，赴台湾后数十年文坛耕耘不辍，被誉为台湾“国宝级”女作家。长篇小说《橘子红了》因改编影视作品广为大陆读者熟知。其散文以描物记人、儿童故事为主，以怀乡忆旧独树一帜，文风平实和煦，笔调清新，于娓娓道来中见真挚深沉，佳作迭出，并有多篇选入语文课本。

电视剧《橘子红了》剧照

家国巨变，遥隔海峡。1986年5月11日，夏承焘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7岁。缀有“一代词宗”四个大字的红旗覆盖在先生遗体之上。闻知噩耗，悲痛难遣的琦君只能以短诗一首，送别四十年分别不得一见的授业恩师：

师恩似海无由报，哭奠天涯路渺茫。

杖履追随成一梦，封书难寄泪千行。

琦君的好友叶嘉莹先生，八十年代已偶尔返回大陆开课。她也在为夏先生撰写的悼诗中，替好友表达了一份哀悼之情：

先生高弟吾知友，每话师恩感旧深。

一夕大星沉不起，沧波隔海最伤心。

叶嘉莹先生

“胡地衣冠懒穿戴，每年间花开儿的心不开”，十五载春秋匆匆而过。2001年10月，琦君终于踏上以“方块字”铺砌了半个多世纪的回乡路，从客居的美国回来参加“琦君文学馆”开馆仪式。故乡有情，旧地重游，迟暮之年的女作家，想必也会忆起几十年心心念念的瞿禅师。

2006年，“二十世纪最富有中国风味的散文家”琦君于台湾辞世，享年90岁。如果真有天堂，想必她定可与恩师重逢，诗词唱和，乐而忘忧。

琦君晚年照

夏承焘赠与的诗词、格言等珍贵书札，琦君随身携带，视若至宝，战乱流离之中，愁怀难遣之时，以乡音吟诵，以感念师恩。幸有这些美好的诗词篇章，让我们今天得以重温这一段温暖的师生深情：

夏承焘赠琦君诗两首

南鸟北雁共飘零，海角秋声不可听。

我有客怀谁解得，水心祠下数山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