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读后感1000字

　　《在世》是一本由[美] 休伯特·L.德雷福斯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425图书，本书定价：98，页数：201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世》精选点评：

　　●有意思，很熟悉。

　　●也许是最好的《存在与时间》的导论，德雷福斯很好地融合了海德格尔哲学与实用主义～

　　●很棒的一本书，上一次看到这么清晰研究海德格尔的书应该是《剑桥海德格尔研究指南》了。阐释的很清楚，从“在世”这个关键的概念出发洞穿了此在的生存论和存在论结构。不得不说“背景惯例“这个词直接解决了理解海德格尔的一大难点，其实这个词和王庆节在《海德格尔与哲学的开端》里提到的小孩的笑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提出了一个共享的背景对于此在的重要性，当此在出现时他就已经在世（在共享的背景惯例）之中了。

　　●我入大学以来至少上了两门现象学的导论，读了扎哈维、张祥龙的导论，还读了《存在与时间》(开头)和小观念——一直没有读出任何感觉。然而这本导论是真的好，而且是美国人写的，感觉问题意识一下就进去了。

　　●值得一读

　　●“生存论上的可能性在一个游戏空间中显现，而且既不同于一个主体所拥有的意向主义的、第一人称的可能性，也不同于第三人称的、客观的、逻辑的和物理的可能性。……在关于有因缘的、主动的存在者的地方，生存论上的因果性决定性地使行动得以成为可能，又决定性地限制着行动。”【229】实际上人从来也不是完全主动地，而是总处在前拉后拥的诱导和暗促之中。但也从来就不是完全被动的，总有那些让你可以构成新的意义，让你对自己所做的负责，为你自己所做的悔恨的“回旋空间”、“游戏空间”。

　　●易读版存在与时间

　　●是非常好的导读。但在和《存在与时间》对着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在啃两本《存在与时间》，《在世》有时还更难啃一点。

　　●翻译有些地方小错。

　　《在世》读后感(一)：译后记

　　《在世》是对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分第一篇的一个导引。德雷福斯的这部评论为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理解海德格尔这位艰涩的哲学家敞开了一条道路，展现了对于谈论世界现象来说必不可少的那些严格且富有启发意义的词汇。

　　至于这部评论的学术价值，不必多言，只需将关于它的几则评论移译于此即可：

　　哲学界等待这本书已经很久了。对于任何想理解《存在与时间》这部20世纪伟大的突破性著作的人来说，它都是一本不可或缺的书。德雷福斯的评论在对细节的哲学把握和澄清方面是无可匹敌的，它已经使得海德格尔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前所未有地可通达了。

　　——查尔斯·泰勒，麦吉尔大学哲学教授

　　在不加扭曲地解释海德格尔的哲学方面，休伯特·德雷福斯举世无双。如果海德格尔像德雷福斯让他清楚明白那样让自己清楚明白了的话，那么很久以前他就会在英语世界里把他自己确立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了。

　　——布莱恩·麦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

　　主流哲学家们……还从未提出过一个令人满意的阐释来把海德格尔转换成他们自己的语言……随着德雷福斯的《在世》于今年的出版，这个状况应该很快就会改变了。作为德雷福斯在伯克利教授这个主题25年的硕果，它无疑是迄今为止对海德格尔思想最清楚明白的阐释之一。

　　——安东尼·戈特利布，《纽约时报书评》

　　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缘起于应奇教授的盛情相邀，所以在译稿完成之际，他是第一个需要被感谢的人!

　　由于各种其他事情的干扰，这部译稿的完成过程一拖再拖，竟拖沓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其间王长刚编辑表现出来的极大耐心和宽容令人感动!感谢吴伟伟编辑为本译著的顺利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作。

　　由于翻译这部著作的契机，德雷福斯教授欣然邀请本人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访学一年。在访学期间，已87岁高龄的德雷福斯教授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之余，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形下，对本人在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给予了耐心细致的解答，他的敬业和专业精神令人动容。另外，对于教授本人及其夫人在日常生活方面所给予的关心和照顾，本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深深怀念访学伯克利的美好时光！深切缅怀德雷福斯教授！

　　朱松峰

　　2017年4月5日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2017年1月12日补记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在世》读后感(二)：解读《存在与时间》，如何让海德格尔变得友好

海德格尔

　　1889年生于德国巴登-符腾堡，梅斯基尔希乡村的海德格尔，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也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虽然《存在与时间》仅仅是一个未完成的版本，它的晦涩难懂，让人望而却步，以及海德格尔那成为人生污点的纳粹经历，都无法改变他在哲学史中的地位，无法阻止《存在与时间》成为20世纪的核心哲学著作之一。

《存在与时间》德文版

　　海德格尔终其一生，只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或者说他认为这样一个问题是一切哲学问题的本源，即“存在”。按照日常的思考方式，无论如何存在也不能成为一个问题。世界存在着，陆地海洋、山川河流、城市乡村均存在着，你我存于这样的世界上，看似一切尽合情理、平淡无奇，然而这一切的宁静随时都可以被一道乍现灵光打破，即“这个世界竟存在，这个世界上竟存在我”。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用柏拉图的疑问开宗明义：“当你们用到‘是’或‘存在’这样的词时，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些词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以为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感到困惑不安。”我们要把握存在，然而把握到无法把握之处。

　　究竟什么是存在？海德格尔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过所从事的活动和所照顾之物来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存在。生存就意味着，在其他事物中，与自己相关的存在。

　　对于那些知道海德格尔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却也明了自己永远不会真正去读《存在与时间》的人，休伯特·L.德雷福斯的《在世》（Being-in-theWorld）一书，为《存在与时间》提供了极好的注解。考虑到原始材料的难度，德雷福斯教授能够做到的可读性和清晰度，可能是个奇迹。在世界中的存在本身就是哲学的主要源泉，值得人们付出努力去发现海德格尔和日常生活中的真知灼见。

《在世》英文版

　　休伯特·L.德雷福斯生于1929年，于2017年去世，他是美国著名哲学家，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他的研究涉猎广泛，不仅包括现象学、存在主义、文艺哲学、以对海德格尔的注解和阐释而闻名，他更从现象学和解释学的传统出发，对人工智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的《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局限》被译成12种语言，并使受过分析哲学训练的学者理解大陆哲学家的作品。

休伯特·德雷福斯教授

　　《在世》（Being-in-theWorld）在成书前已经流传20多年，源于作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的《存在与时间》的课程中，形成的一系列讲课笔记。本书出版前的10年中，作者每年都修订这些笔记，吸收和回应教学中产生的疑问和新的观点。

　　德雷福斯认为《存在与时间》第一部的第一篇是全书最为重要及具有创新性的部分，因此他始终将笔记限于这一部分，海德格尔发展了他对在世（Being-in-the-world）的阐释，并将之用作对传统存在论和认识论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

　　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认为：“哲学界等待这本书已经很久了。对于任何想理解《存在与时间》这部20世纪伟大的突破性著作的人来说，它都是一本不可或缺的书。德雷福斯的评论在对细节的哲学把握和澄清方面是无可匹敌的，它已经使得海德格尔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前所未有的可通达了。”

　　迄今为止，仍然有很多人对海德格尔的作品感兴趣，也有越来越多的解读作品。然而，许多读本仍然未能澄清海德格尔作品的错综复杂之处。德雷福斯的笔记则是对《存在与时间》忠实而透彻的分析，它不牺牲深度与广度，同时又对海德格尔哲学的这一阶段进行了有序而可信的描述。他对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现象学的理解十分深刻，是每个海德格尔研究者不可错过的必读之物。

　　《在世—— 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

　　出版机构：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

　　当当、亚马逊、京东有售

　　《在世》读后感(三)：被撕扯的海德格尔——德雷福斯论沉沦

　　按语：海德格尔的沉沦（verfallen）概念从来令人着迷又迷惑。一方面，海德格尔再三强调，“沉沦是存在论生存论上的结构”【SZ176】，不是一种道德立场或现代性批判，另一方面，其行文用词却又饱含批评的语气，处处暗示对常人（das Man）之不信任和沉沦生活之不自足。对沉沦的不同理解构成了解读《存在与时间》文本的不同进路，按前一方面，沉沦乃是中性的现象学-解释学之洞见，沉沦的日常世界（非本己性Uneigentlichkeit）乃支撑此在获得共同理解以进一步开展其能在之可能性的前提条件，而按后一方面，沉沦乃是存在主义的核心概念，摆脱沉沦状态是通达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必经之路。随着存在主义热潮褪去和对海德格尔研究的积累，盛行一时的存在主义解释消隐，学界往往倾向于认为，存在主义根本上误解了《存在与时间》，这在80年代曾兴起过萨特热的中国更是如此。然而，每一个初次阅读《存在与时间》的读者，都会或多或少地被海德格尔的宗教感召所传唤，并受其“闲言”、“畏”、“向死”、“良知”等论述之感染，掩卷遐思审视自身生活中的诸多要素。可以说，解读的矛盾或许内生于海之文本中，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揣度，以“沉沦”为核心的理解之分歧，本就是海自身思想纠结之所在。美国著名海德格尔专家德雷福斯（Hubert L. Dreyfus）在《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中，将海的沉沦分成两个层次来处理，很好地点出了“沉沦”概念令人捉摸不清的原因所在，暗示海德格尔自身文本中存在的不统一性。经过德雷福斯对“沉沦”的澄明，或许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解读海氏的进路——与其说《存在与时间》有着单一版本的最合理解释，不如说它自诞生为文字之初就一直处在亚里士多德-胡塞尔式的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上篇）和基督教-克尔凯郭尔的神学-存在主义幽思（下篇）的拉扯之中，这不仅不会遮掩思想在哲学史上的伟大，反倒使《存在与时间》更加丰富多汁、魅力迷人。（[美]德雷福斯：《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朱松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68-282页，第373-376页。） 德雷福斯指出，海德格尔的沉沦概念应该被分离为“结构性的”和“心理上的（动机性的）”，前者是“可理解性的基本结构”，而后者则是“一种受克尔凯郭尔影响的心理性的阐述”。德雷福斯要我们注意“沉沦”在《存在与时间》两次大规模出现时的不同处境——在上篇，沉沦跟随话语出现，而在下篇，沉沦与决断联系在一块。“沉沦在《存在与时间》的整个结构中变换着的位置是海德格尔在一种结构性阐述和一种动机性阐述之间踌躇的一个标志。”【269】海对话语的处理是高度现象学-解释学的，试点两点：1、世界因此在的操劳寻视充满意义Sinn，话语（Rede）将这些意义分环勾连（Artikulation/Gliederung）形成含义整体（Bedeutungsganze），此乃具体的语言（Sprache）成形之场域；2、在胡塞尔那里，命题作为空乏意向缺乏直观的充实，而海德格尔将其延展为脱离了与存在者的源始关系，这一步步发展到闲言（Gerede）和由闲言统摄的好奇和两可。 德雷福斯认为，沉沦概念的复杂性来自海德格尔未能区分结构性的沉沦（沉沦之生存论上的意义）和心理上的沉沦（沉沦之生存状态上的意义），当沉沦触及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用词（见附图）。结构性的沉沦是此在在世的必然结果。

消散与失落的存在：从结构性角度而言，此在总是消散于做某事而“忘我”，这点，在德雷福斯看来，是同现身情态和领会同样源始的生存论环节。【270】但从心理的角度而言，此在可能因着迷（fascination）而屈从消散的一般结构以至于从自身转离，这其中有一种心理性的诱惑，此在通过着迷而隐藏无性，从畏中逃遁出来，这便是沉沦的“安定”作用。【271-272】德雷福斯认为，一旦混淆这两者，本真存在似乎就不可能了，因为，“要成为本真的，此在必须接受消散的结构必然性，同时却并不将自身失落于其中”【271】，但此在不能在接受心理性着迷的同时获得本真性。 语言作为连根拔起：海德格尔区分了三种对具体用具的领会：1、源始的，即现实地使用用具；2、积极的，但是是一种二手的理解，以此在共在于世的背景获得一种平均的可理解性，达成对用具整体的多样性和特殊化的理解。但这里蕴含着陈词滥调的一般性的倾向；3、褫夺的，即内生于语言的沉沦倾向，语言丧失了它与所谈及的存在者的首要的存在联系，闲言。德雷福斯认为，从2到3的转变，是好奇（Neu-gier），然而，这种好奇依然是一种倾向而不是心理状态。【274-275】 反思与扭曲：此在“将它所打交道的存在者的存在回读到它自身的倾向”，即此在对自我的理解容易陷入平均的日常理解中，依据自己所操劳的东西来领会自身，或把自己当做现成存在者，而非能在。海德格尔暗示自身的“无性”必须寻找可理解性而具体化，而指引整体及其变样就是唯一的可理解性源泉【276-277】

　　在上篇中，海德格尔强调沉沦的结构性（此在为了生存必要操劳于物，语言内在地缺少直观的意向体验，对自我的反思一定是在与之打交道的世界中进行的），“属于常人之结构的平均可理解性与源始之物失去了联系”，而此在“就是在源始性的这种缺乏中被社会化的”。【278】

　　而在下篇中，海德格尔强调沉沦的心理性、动机性，对于海德格尔而言，这里可以被解释为克尔凯郭尔哲学的世俗化。德雷福斯点出克尔凯郭尔在面对现时代媒体时的关键分析：“文化惯例如何分散个人对绝对献身的基督教呼声及其危险的注意力”【373】，这种分散被克氏称为罪性，罪性是心理性的，我们积极接受这种状态以求得安定（安全的生存境界），在海德格尔那里，罪性就成了对无性的掩盖，沉沦是一种诱惑。

　　德雷福斯总结了克氏和海氏相对应对从畏的逃离的三个步骤：【375-376】

克：公众之罪性，在文化惯例中拒绝对基督的绝对献身；海：常人闲谈、好奇、两可，获得逃离性的惯例。 克：原罪，每一个个人积极地乘继罪性状况的方式；海：通过单单生活在公共世界中并在其中进行活动，继承这种逃离，进而沉沦。 克：犯罪，试图获得一种无危险的生活；海：常人的持久诱惑，掩盖无性。

　　由此，我们可以从德雷福斯抽丝剥茧的分析中明白海德格尔沉沦的“两可性”的缘由所在。将沉沦中获得的平均理解视为解释学意义上的本己理解的前提必然是结构性的，此在要在世，则必然沉沦，这种“沉沦”的拖力防止人能持续性地、真正地本己而在，能否用“向死”、“畏”来脱离这种沉沦，似乎变得模糊起来（或者说，这样的沉沦既然已经是结构性的了，还有何必要去脱离呢？）；而若把沉沦理解为一种对心理安定的诱惑，克服沉沦状态就显得容易得多，却丢掉了许多对此在共同生活的世界的正面理解。从德雷福斯区分的两个层次看海德格尔，海骤然变得清晰却同时复杂起来，《存在与时间》仿佛是那相较于柏拉图入世得多的亚里士多德（上篇）与不信任他人、不信任时代的克尔凯郭尔（下篇）的激烈交锋。以这样的角度去理解海德格尔，大概可以明白为什么他的希腊经验是无城邦的——克尔凯郭尔对现代民主制、对庸众的反感掩盖了《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德性的两座高峰——公正与大度。另外，以这样的视角去看海德格尔，可以发现其思想中的许多问题，如闲言总是对存在者的封闭吗？这可不可以视作是克尔凯郭尔的消极影响放大了胡塞尔的语言理论呢？或许闲言有更多的正面意义，作为平均的日常理解的闲言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仅是此在对世界事物有所理解的源泉之一（两可的理解），此在的本己经验，如畏、良心也会随着语言进入公众言谈，改变闲言之结构。常人之闲言和此在对世界的理解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解释学循环。这也通向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对于公共性的重视。

　　《在世》读后感(四)：文晗评《在世》︱海德格尔不能应对什么

　　一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出版于1927年）自1987年经陈嘉映、王庆节翻译成中文出版，已经三十二年了。这三十二年间，海德格尔在中国的哲学界一直是所谓显学。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北大哲学系，据说历届几乎所有的外国哲学博士论文，不是研究海德格尔，就是研究维特根斯坦。其中又以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为主导，甚至出现过一届博士研究生全部做海德格尔的盛况。在著名知识付费网站中国知网检索会发现，仅在2018年就有三百零五篇以“海德格尔”为主题的论文，也就是几乎每天有一篇关于海德格尔的论文发表。

　　时移世易，近些年来，对海德格尔的热情明显消退不少。这首先与国内西方哲学研究不断深入有关。这十年，国内学界先后经历了研究古希腊和早期近代政治哲学的两次浪潮，这一势头的最新进展似乎集中在了黑格尔和谢林研究上。这三次浪潮不断冲刷着我们对西方思想的理解，让我们发现了西方许多不同的思想面相。诚然，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为理解海德格尔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但遗憾的是，从国内到国际的“海学界”，都被一些八卦带偏了路。

　　《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商务印书馆，2018年3月出版

　　很明显，这几年关于海德格尔“纳粹问题”的讨论，在不断把海德格尔推到公众面前的同时，也使其本人的名声江河日下。如果说施米特在许多人眼里是纳粹的桂冠法学家，那海德格尔大概就是纳粹的哲学王了。在这些人看来，由于二人与纳粹的纠葛，他们的思想便是“邪恶的”“有毒的”。然而，且不论实践行动与理论智慧的距离，即便海德格尔的思想有毒，他提出的哲学问题是否也不值一提呢？海德格尔围绕“存在”（Sein，或译“是”）的一系列讨论——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自然、存在与技艺、存在与生命是否也丧失了意义？吊诡的是，恰恰是在这些人看来，哲学主要以“问题”，而非“哲学史”为核心，但具体到海德格尔的时候，他们往往罔顾问题，单单瞩目海德格尔的“私人生活史”。

　　相较而言，来自大洋彼岸——许多人眼中意识形态对立日渐严重、阶层分化日甚一日的美国——的一位哲学研究者，反倒显得更加“面向事情本身”。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Dreyfus，1929-2017）的《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下文所注均为中译本页码）无疑是一本可以帮助我们从八卦绯闻、秘辛野史制造的迷雾中解脱出来的优秀研究著作。

　　《在世》英文版

　　二

　　美国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已经有较长的历史。1963年，威廉·理查德森（WilliamRichardson）出版了第一本研究海德格尔的专著《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到思》（Heidegger:ThroughPhenomenologytoThought）。理查德森较为遵循海德格尔对其本人思路的诠释，区分了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在整体思路上更加倾向于海德格尔后期。而他的学生，斯坦福大学教授托马斯·希恩（Thomas Sheehan）则一反其老师建立的经典范式，在2014年出版的著作《理解海德格尔：一种范式转换》（MakingSenseofHeidegger:AParadigmShift），以《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的意义”问题为核心，完全按照现象学的方式解释整个海德格尔哲学，在欧美现象学和海学界掀起了讨论热潮。

　　《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到思》与《理解海德格尔：一种范式转换》

　　与这对师徒以及他们周围的许多学者（如理查德·波尔特[Richard Polt]、瓦莱加·努伊[DanielaVallega-Neu]、理查德·卡波比安科[Richard Capobianco]等人）在海德格尔文本之内形成的争论不同，德雷福斯更为注重海德格尔哲学的实践面相。

　　德雷福斯早年的成名实际上就源于他在人工智能领域对海德格尔和现象学思想的运用。贯穿整个学术生涯，他以海德格尔思想考察人工智能问题，在学术界和工业界都影响很大。早在1965年，德雷福斯担任兰德公司顾问的时候，他就撰写了一份名为“炼金术与人工智能”的报告，引起轩然大波；其后他又在1972年以这份报告为基础，出版了著作《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WhatComputersCan'tDo:TheLimitsofArtificialIntelligence），该书也成为了以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哲学，讨论人工智能的经典著作。1992年，德雷福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出版了《计算机仍然不能做什么》（WhatComputersStillCan'tDo:ACritiqueofArtificialReason）。中文学界在1986年即翻译了《计算机不能做什么》，比《存在与时间》的中译本还要早一年。德雷福斯的这些著作集中批判了人工智能的认知主义模式，后者又包含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两大流派。他认为，传统人工智能学说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还原为一套形式化规则，这种理性主义还原论的做法实际上源于西方形而上学一直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与之相反，德雷福斯认为，人与世界打交道的原初方式并不是认识与知识，而是实践。人在生活中最为原初的行为不是遵循某些形式化的规则，通过理性反思在头脑中形成规则再付诸实践，而是在具体情境当中与人或物打交道，在这种打交道里理解意义，不断改进打交道的方式，从而应对（coping）生活中的各种复杂状况。德雷福斯实践倾向的学问风格也影响了他的学生，据托马斯·希恩（Thomas Sheehan）教授说，德雷福斯的学生中甚至有将海德格尔哲学与医学护理结合起来的。而他许多成名的弟子如豪格兰德（John Haugeland）、奥克兰特（MarkOkrent）在风格上也与乃师保持一致。

　　《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休伯特·德雷福斯著，宁春岩译，马希文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10月出版

　　《计算机仍然不能做什么》

　　德雷福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很明显依赖于他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他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主义模式的批判，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笛卡尔式的认识论的批判如出一辙。海德格尔的思考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此在的在世存在优先于认知”（此在，Dasein，海德格尔用来代替“主体”“自我”等传统哲学界定作为个体的人的术语）。海德格尔正是通过描述此在“在世生存”，并在世界之中与工具打交道的原初生命经验，来批评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认识论模式。德雷福斯无疑化用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在人工智能领域展现了这一思想的穿透力和实际可应用性。而体现德雷福斯对海德格尔思想精深研究的正是《在世》一书。该书是德雷福斯思索海德格尔哲学的集大成之作，我们由此也可以将它视为德雷福斯思想的隐秘核心。

　　三

　　《在世》虽然凝结了德雷福斯的核心思想，但它首先是一本对《存在与时间》上半部作注疏式解读的作品。注疏经典著作在中西思想中都有传统，经典著作内在包含的张力及其复杂性使这种注疏非常必要且重要。《存在与时间》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本身包含了许多生僻艰涩的术语、词汇，而由于海德格尔本人试图在此书中重新追问古老的“存在”问题，不可避免地将漫长哲学史中许多重要问题以及不同流派的思想融汇在了一起，这就使得这本书尤为难读。因此好的注疏式著作便更为不可或缺。（现今国内学者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研究，相较国外同行已经相差无几，比如张汝伦教授的《〈存在与时间〉释义》完整解读了整本《存在与时间》，比之德雷福斯此书也不遑多让。）

　　海德格尔

　　按照海德格尔本来的计划，《存在与时间》要写成两部分共六篇。在导论第八节中，海德格尔将他原本的规划论述如下：第一部分分成三篇：（一）准备性的此在基础分析；（二）此在与时间性；（三）时间与存在。第二部分同样分成三篇：（一）康德的图型说和时间学说——提出时间转态问题的先导；（二）笛卡尔的“cogito sum”（我思我在）的存在论基础以及“res cogitans”（思执）这一提法对中世纪存在论的继承；（三）亚里士多德论时间——古代存在论的现象基础和界限的判别式。而实际出版的《存在与时间》只完成了第一部分的前两篇。一般认为，海德格尔从1927年到1930年代的一系列讲稿，比如《现象学基本问题》（全集二十四卷），两本康德书，以及关于哲学史的大量讲稿，都可以看作是对这一计划的展开，甚至1962年的讲座稿《时间与存在》也可以视为这一计划的延续与终结。

　　《存在与时间》初版本

　　显然，《存在与时间》作为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完整系统的“著作”，构成了海德格尔一百余卷全集的核心和基础。在德雷福斯看来，《存在与时间》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挑战了传统哲学的五个假定（第4-10页）：

　　一，清楚明白（Explicitness）。德雷福斯指出，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的传统都认为，我们是通过运用规则来认知和行动的，并认为我们应当清楚这些预设的规则，以便能够明智地掌控我们的生活。与之相反，海德格尔则认为，使我们得以社会化的那些人所共享的日常技艺（everyday skills）、辨别力（discrimination）和实践（practices），让我们能够分辨客体，将自己理解为主体，或者一般来说，为理解世界与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海德格尔强调，只有当这些实践保留在背景（background）中时才能起作用。这种保留在背景中、无法被言明的实践称为“存在的领会”（the understandingof being）。对于存在的领会无法以清楚明白，且不依赖于语境的方式被详加说明，从而传达给任何理性的存在者，或在一台计算机中被描绘出来。

　　二，心灵表象（Mental Representation）。根据传统认识论和认知主义，为了能够感知和行动，并且与客体相关联，在我们的心灵中必须有能够把心灵指向每一个客体的某个内容、某个内在的表象。海德格尔质疑这一点，也就是说，海德格尔不认为经验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带有心灵内容（内在之物）的自足主体和一个独立客体（外在之物）之间的关系。这种主客之间的认识关系，实际上以在世存在的、超越主客对立而得到理解的更根本的方式，为先决条件。

　　三，理论整体主义（Theoretical Holism）。海德格尔否认如是观点：必须有一种关于日常的有序领域的理论，特别是，假定能够有一种关于常识世界（commonsense world）的理论。与之相对，海德格尔认为我们需要返回人的日常活动现象（phenomenonofeverydayhuman activity），停止对内在的/超越的、表象的/被表象的、主体的/客体的等传统对子，以及主体内部如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清楚明白的/默会的、反思的/非反思的等对子变换花样。

　　四，超然与客观性（Detachment and Objectivity）。传统哲学假设，超然的理论视角优越于有因缘（involved）的实践视角。换言之，只有借助超然的沉思，只有在描述事物和人之前，从日常的实践操劳中撤离，才能发现实在。而在德雷福斯看来，海德格尔和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一样，都反对这种观点。

　　五，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德雷福斯认为，海德格尔反对将哲学活动最终还原到个体主体的活动之上，而是与狄尔泰一样，认为文化的意义和机制必须被看作社会科学和哲学中被给定的基本事物。他认为，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类似，十分强调诉诸对日常社会实践的描述来消解哲学问题。

　　实际上，不难发现，德雷福斯列出的海德格尔反对的五个传统哲学设定，组合在一起正是笛卡尔哲学中“我思”的形象：为哲学寻找一个确定的个体化的基础，从这个被还原到超然与客观性地位的个体主体的心灵表象出发，以清楚明白的方式建构关于心灵与世界的整体理论。这个略有些漫画化的笛卡尔形象也是近五百年西方认识论哲学给人们的普遍印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德雷福斯构建的海德格尔哲学的形象，是一个深刻卷入（involve）到日常社会生活中，不会主动在自己与外物之间建立对抗，进而以抽象的原则简化客体，而是直面事情本身的复杂性，从对“存在”的理解出发应对（coping）事情本身的实践者形象。

　　海德格尔

　　正因如此，虽然海德格尔的思想中仍然有一个向来我属的此在存在，但这一此在在德雷福斯看来却是“通透”（transparency）的（80页）。所谓通透，指的是此在通常以一种日常的、四处走动的方式来把握其周围的世界。这种把握被海德格尔称为“循视”（Umsicht，circumspection），也就是说，此在的日常活动是非专题的、非自我指涉的，这些活动中“存在着意识，但没有自我意识”。就此在的通透来说，学界已有许多讨论，德雷福斯的细致之处在于，他非常敏锐地分辨了通透与一个完全透明的机器人或昆虫之间五个方面的区别：（一）循视是一种知觉样式；（二）关联行止（Verhalten，comportment）有适应能力，以各种方式应对情境；（三）关联行止绽露了不同方面的存在者；（四）如果什么出了错，人和高等动物会吃惊；（五）如果行动遇到了困难，我们必定集中注意力，切换到蓄意（deliberate）的主体/客体意向性（83-84页）。正是这五个特点，使此在的行动并不是无心灵的、机械的，不是单纯对世界的反应行动。

　　相应地，德雷福斯创造了“应对”（coping）的概念来解释此在的活动。应对是构成德雷福斯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在世》开篇，德雷福斯就说，“海德格尔的新路数的基础是一种关于作为一切可理解性之基础的‘无心的’日常应对技艺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mindless’everydaycopingskill）（第3页）。此后，他又说，“海德格尔想搞出一种对日常的、非蓄意的、正在进行的应对活动的阐释”（70页）。显然，德雷福斯的应对概念与海德格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化用的“明智”（prudence）和“操心”（Sorge）一脉相承。应对活动就是日常活动中无意识的、正在进行的、针对具体情境所采用的具体应对手段。这种应对活动包含此在对于存在的预先领会，同时也包含此在自身传统和文化中，被给予的那些事实性要素。

　　德雷福斯，2011年。

　　但与此在的操心活动不同，应对活动似乎更偏重存在者层面。换言之，如果我们接受海德格尔关于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的区分，那么，应对活动似乎是处于非本真状态层面的活动。也就是说，应对活动作为一种无意识的、消散于世界之中的、正在进行的活动，实际上与此在的沉沦关系更为紧密。此时的此在没有受到良知的呼唤，也没有在畏之中作出决断（畏，Angst，字面意思即害怕，根据海德格尔的区分，怕总是怕某个具体存在者，但畏之所畏是不确定的、非具体的，畏的是在世本身，是“无家可归”），而只是沉浸于对具体事物的处理之中。这种应对活动虽然已经有了对于存在的预先领会，但恐怕尚不自知。就此而言，德雷福斯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完全看作“关于作为一切可理解性之基础的‘无心的’日常应对技艺的现象学”似乎是有失偏颇的。

　　当然，这里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在于海德格尔本人思想的张力。在论述“沉沦”的第十三章，德雷福斯充分展现了沉沦问题中的内在冲突。德雷福斯区分了沉沦的结构意义和心理意义：前者指沉沦作为生存论结构，表明此在被从其存在的原始意义那里拖离；后者指沉沦源于此在从畏那里逃离。在德雷福斯看来，“此在在消散中从自身坠落的结构性倾向，甚至是它抵抗这一倾向的失败，都与此在的心理上的诱惑不同，这种诱惑积极地拥抱消散，为的是隐藏其令人不安的无性，即为的是从畏逃遁”（272页）。然而，如果结构性的沉沦源于心理的沉沦，这就意味着此在本质上就是非本真地沉沦于世，本真的生存就不再可能。显然，海德格尔的思考不会止步于此，德雷福斯同样也看到了这一点。在附录关于沉沦的解释中，德雷福斯说：“（本真生存的）决断是如此导致的敞开状态：接受了关于透彻的总体性选择的伦理幻象的失灵，并意识到了自我是无力的和空洞的……此在根本没有进行选择。相反，此在作为揭示存在的一种方式接受了承认其本质性的、空洞的敞开状态的呼声。”（379-380页）很明显，这种接受了存在的呼唤、接受了自己无力状态的此在，恐怕无法去“选择它自己的英雄”（287页），而应对活动也无法在这种此在的活动中取得根本性的地位。

　　如果说在沉沦于世的社会化生活中，应对活动仍然是此在的主要活动，那么，在经过这一存在的呼召之后，此在接受了自己的无力，转变为一个等待存在来临的空场，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转变，恐怕很难以单纯的应对活动来加以理解。纯粹从实践出发对海德格尔的解释，无疑在《存在与时间》的文本中就遭遇了困难。这也许是德雷福斯没有在此书中对应对活动给出一个明确定义的根本原因。

　　海德格尔墓

　　即便如此，我们会看到，德雷福斯以实践和应对为核心，所描绘的这样一个与传统哲学孤独沉思者形象大相径庭的实践者形象，仍然切中了海德格尔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面相。海德格尔之后，以阿伦特、施特劳斯、列维纳斯为代表的不同思想流派，凭借各自不同的思想渊源对实践哲学的复兴，无疑是继承且发展了海德格尔思想的这一面。但仍有必要强调的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没有就此穷尽。

　　列维纳斯

　　四

　　在《在世》附录对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讨论中，德雷福斯通过比较海德格尔与克尔凯郭尔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

后期海德格尔对于如下问题没有多少兴趣：一个人如何能够发现生活是值得过的，哪怕是在一种虚无主义的文化之中。他所关注的反而是对哲学培植虚无主义的方式进行诊断，并保存尚未屈从于技术至平整化的那些文化实践。拯救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个体的文化的可能性，乃是海德格尔后期作品的关切核心。（405页）

　　与之相应，德雷福斯得出了如下结论：

这些存在领会中的每一个都容许有不同种类的存在者显现。古希腊人在事物的美和力量中遭遇它们，把人作为诗人、政治家和英雄来遭遇；基督徒把受造物作为被恰当归类和使用的东西来遭遇，把人作为圣徒和罪人来遭遇；而我们现代人把对象作为被主体控制和组织以满足它们的欲望的东西来遭遇。或者，最近我们进入了技术的最后阶段，我们把一切（包括我们自己）都经验为仅仅为了越来越高的效率而被改善、转变和订造的资源。（402-403页）

　　显然，海德格尔后期将技术作为人类整体所面对的最大危机，导致他所理解的自然（phusis）在与技术的对立中走向了超善恶的境地。这样理解的自然显然不同于古希腊与习俗相对的自然，这也许才是他写下《黑色笔记本》中许多言论的根本原因所在。

　　《黑色笔记本》

　　因此，需要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海德格尔具体政治言论的对错与否，而是海德格尔哲学思想所能展开的世界图景或者政治图景。当他在1930年代中期讨论民族此在，当他讨论赫拉克利特的战争概念以及“争斗”（Auseinandersetzung）“冲突”（Streit）等概念，当他在战后又突然仿佛穿透世事一般谈论“泰然任之”“最后一个上帝”——这其中的思想线索是否一脉相承？还是说，在每一个不同时段，其中仍有许多可能的思想图景没来得及展开？对于每一个哲学研究者来说，海德格尔作为哲学家参与到上世纪最大的政治事件所带来的冲突和张力，以及由此引发的他本人思想的断裂与延续，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关心并检讨的。德雷福斯此书显然为这种检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