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时间之维》读后感精选

　　《史学的时间之维》是一本由[美] 林恩·亨特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20-9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史学的时间之维》读后感(一)：对“现代性”的讨论（界面文化）

在本书中，作者从现代时间观念的形成入手，对现代性及其背后西方中心论和线性史观进行探讨与反思。现代性的定义依赖于现代，而现代的含义随着时间而不断扩展：英语中的现代（modern）来源于14世纪的中古法语词汇“moderne”，而法语和其他罗曼斯语言中的现代都来源自拉丁语，原意为现在（just now）、此时（at the present time）。作者论述道，在现代这个词的不断演变的过程中，欧洲人开始意识到现代和前现代之间的裂缝，而这种时间断裂感的源头也许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对中世纪概念的塑造，而将“中世纪”这个词发明出来正属于人们走向现代的贴标签策略。事实上，中世纪这个词在拉丁语、法语和德语里都出现于17世纪——当欧洲人着手建立一种使得历史时间具有进步方向的概念时，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种“中间感”。

这本书始于作者在2006年参与的“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讲座”。娜塔莉·戴维斯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者，著有《马丁·盖尔归来》，同时也是作者的前辈——作者正是在伯克利获得了第一个大学教职。林恩·亨特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欧金·韦伯现代欧洲史教授，也是新文化史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亨特著述颇丰，在新文化史、性别史、法国大革命史和史学理论等领域都有建树，其代表作有《新文化史》、《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等。2020年出版的主题为现代性的书籍值得关注的还有汪民安的《现代性》与芮塔·菲尔斯基的《现代性的性别》。 （界面文化）

　　《史学的时间之维》读后感(二)：【摘记】

〈美〉林恩·亨特著，《史学的时间之维》，熊月剑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第一章 时间是历史性的吗？

4 语言学家注意到，抛开动态描述（摇动裙摆、引擎、战车、箭头）和空间概念（短、长）来谈论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钟面不仅表现了运动（走动的指针），也表现了空间概念（指针跨越的空间）。即使更现代的时间概念也需要借助空间来表达（尽管是非直观地），比如我们要描述黑洞周围的空间—时间扭曲时：在后爱因斯坦时代，空间—时间或者说时空连续体（空间和时间这两个概念的结合有助于清楚地表达观点）通常被描述为一张橡胶皮，而地球就像一颗滚过橡胶皮的弹珠，使得胶皮表面泛起了轻微的皱褶。

5 我们都具有，或认为自己具有关于时间的直接经验，然而这却是我们生活维度中最具哲学意味和宇宙哲学意义的分歧。……我想要探讨的是时间对于历史学者的重要性。如同其他所有人一样，历史学者同样也预设时间是存在的。然而，尽管时间对于历史写作显然是相当重要的——什么是历史以及事物如何在时间中变化——历史写作者却并不常常去探究时间本身的意义。

5-6 在历史书写以及更广义的西方文化范围内，时间为何再次受到关注？关注时间本质的争论对历史学者是否有特殊的启示？西方基督教文化如何发展出自身独特的时间度量方式，以及这一方式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历史概念？在历史学科中，现代性——最有争议性的时间范畴——的角色是什么？现代性是一种时间经验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现代性是不是历史的规训，甚至历史概念本身就是一种西方的，帝国主义式的强加于人？我们是否应该，或者是否能够在历史学科内超越现代？

9 时间与科技的交织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存在。……史蒂芬·科恩（Stephen Kern）在《时空文化》中探讨了使人产生特殊时间感的“世纪末” ，“一系列科学和文化上的急剧转变促成了人们思考和体验时空的特殊的新模式”。

12-13 物理学领域认知的时间。大部分物理学基本原理都包含可逆性，而不是方向性。

13 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中，时间的加速目前几乎被视为现代生活中最关键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时间的加速就是现代生活本身。Eg.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关于“加速”的理论。

15-18 历史学者探讨时间，莱因哈特·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克里斯托夫·波米扬（Krzysztof Pomian）、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记忆之场”、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cois Hartog）“历史性体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时间不再是对创世之初（创世纪）的末日预言（耶稣再临）的实现，而是不断展开，囊括所有人，并且不再有预设的终点。时间成为世俗生活的一种媒介，而不是宗教体现，时间的测量方式也变得关键。最重要的是，现代性与这样一种共识联系在一起，即我们都生活在同样的时间媒介中，因而也需要通用的时间测量方式。

19 历史学者对时间的关注有着不同的来源，首先就是对此前占据主流地位的分析范式的厌倦：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年鉴学派、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认同政治。霍克海默、阿多诺、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齐美尔（Georg Simmel）、本雅明。

21 历史学者通常假设“现代性”是存在的，……历史学者通常不会检视他们使用的任何时间范畴。因此，柯塞勒克的先锋性著作以这样的句子开头：“历史时间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许是历史学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

23 事实上，即便是安德森，也没有完全理解现代西方时间模式的运转方式，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他太急于作出历史本身就是西方的一个标签这样的结论。

23 作为一种维度或者背景网格，现代时间模式被假定为普遍的，同质的，“深层的”（指的是可以回溯至非常久远之前）。其内涵是世俗的、自然的，而非神圣的、超自然的。……在这种与未来的新关系中，人们开始相信，研究自然（和社会）世界将会使他们“进步”，“前进”，“变得更加先进”，“弥补失去的时间”，换句话说，也就是获得某种对已逝时光的控制力。

……事实上，其内涵是在十七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之间固定下来的。……1687年，牛顿将“绝对时间”的特征定义为“均匀流动的，不依赖任何外界事物”，那么，同质性似乎是普遍性时间的必然结果。然而，时间的同质性在物理学中比在历史学中更容易理解。

25 我们自身的记忆系统使得同质性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我们不会平等地记住每件事，不会认为生命中的每个事件都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25-26 我们知道，事件的重要性是会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我们的选择过程使得某些事件从历史背景中凸显出来，历史的前景和背景可以随着时间不断转换。在某个时刻显得相当重要的事件，在另一个时刻无关紧要。

27 简言之，时间同质性的假设创造了反复修改历史的可能性，以及回到过去，从时间的河流中打捞起原先未被注意的事件，使之成为新的叙事中心的可能性。

36 普遍的、同质的、深层的时间概念所具有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这一概念强化了西方科学、西方帝国主义、全球化以及目前流行的世界历史，而这些方面都可以被视为同一现象的不同侧面。这种普遍的、同质的、深层的时间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与西方科学的发展相伴随的。

第二章 现代性与历史

44 我的目标是解释“现代性”如何塑造了我们关于历史的思维，它何时成为一种概念，以及它如何塑造历史写作？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现代”如何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优越的时间范畴。

46 最重要的是，欧洲人开始意识到现代和前现代之间的裂缝。……“中世纪”一词难道不正是我们走向现代性过程中的一种贴标签策略吗？当欧洲人着手建立一种使得历史时间具有进步方向的概念时，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种“中间感”。

47 到了十八世纪中期，现代的优越性逐渐成为一种既定的事实，并开始塑造历史写作本身。

60 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最显著变化，或者说决定性的进步，就是人们与时间的新关系。然而，新日历的设计者懊恼地发现，这种时间经验无法作为命令颁布；它必须在人们的生活和学习中逐渐实施。

62 革命者狂热地建构这样一种叙述，即抹除过去并重视当下能够使法国人民自觉地重塑未来。……“大恐怖”正是来自这种“填补鸿沟”，“重建人类本性”的努力，换句话说，来自对时间效应的加速/催化。

法国大革命由此开启了一种新的唯意志论视野，即人类意志能够自觉塑造未来，并因此加速时间效应。同时，它也成为一种新的决定论清除了障碍。

65 一方面，现代性作为一种时间范畴是在文艺复兴（发明了中世纪）和法国大革命（致力于与过去的决裂）期间形成的。但是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形成又是间歇性的，有时几十年间进展甚缓，有时则变化相当迅速。……彼得·弗里茨（Peter Fritzsche）：“1800年前后，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几十年间发生了一些相当新的变化：人们普遍感受到新事物频频更新换代，因此‘过去’脱离了它自文艺复兴以来在事件和人物中所呈现出的典型状态，不再是走向未来的忠实向导。”

66与过去的断裂导致了一种文化忧郁……过去变得“晦涩难懂”，需要更谨慎的研究，但它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法国大革命将广大民众带上政治舞台，于是历史学家不得不在写作中关注这些民众。历史书写的类型增加了，……现代性与历史书写之间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现代性通过重构过去，开启了历史的新角色。

67 柯塞勒克晦涩地将加速定义为“经验空间”和“期待视阈”之间差距的“不断变化”。……他的意思是，由于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期待之间相距空前遥远，从一端向另一端转化的急迫感也会增加。加速既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也不是基于“自然时间”；而是“一种真正的历史品格”。……他的意思是，关于加速的生活经验是真实的；时间本身并无不同，但人们的时间经验改变了。理解柯塞勒克所说的“真正的历史品格”的唯一线索就是他强调“科技工业的进步”和“在环境中，时间节奏和间隔的加快”，比如由劳动分工的细化和机器生产所节约的时间造成的时间节奏的加快。

69 威廉·舒尔曼（William Scheuerman），“西方人沉浸于讨论社会加速现象的原因是，西方现代性可能正是社会加速的主要场域和发源地”。发源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二者共同促进了人们对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的偏好。加速的三种形式，三者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自我推进的反馈回路：科技的加速、社会改革或转化、日常生活节奏的加快。

71 科学研究完全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实验表明，人们感知到的时间的长度是由所面临的任务复杂习惯，而非任务本身决定的。而人们对任务复杂性的感知又取决于对任务的相对熟悉程度。

72 总的来说，通过制造更加复杂的任务，现代社会的日益分化影响了我们对时间的感知，但是这种复杂性又具有双重效应，既会造成时间的压缩，也会造成时间的延长。维维安·埃文斯（Vyvyan Evans）总结了这项研究：“时间性不是来自事件的客观属性及相互关系，而是构成对这些事件的一种主观反应。”

72 在历史学科内，这种频繁的更迭产生了两个令我担忧的后果：减少对“前现代”历史的关注；增加对现代直接信息和即时信息的关注，且过度追求创新。

75 现代性和历史学从一开始就是携手并进的。然而，现代性最终不只是一种时间模式。……现代性不仅是“为了支持现代或激进价值观和信仰而对传统观念的否定”，它提出了另一种检验价值观和信仰有效性的标准，这种标准不必与任何特定价值观或信仰相关联。在这个意义上，我确信现代性是存在的，因为理性这一标准让我们能够质疑现代时间模式，甚至理性本身的运转方式。

第三章 后时代抑或过去的未来

85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座标志着人们在将世界上所有文化合并为一种普遍的目的论的历史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对于黑格尔而言，“世界历史只不过是自由理念的结果”，他坚持认为，历史发展在他的时代达到了顶峰，特别是在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各邦。

88 进化的时间观常常被认为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罪魁祸首。

94 在这些关于时间的概念中，最成问题的就是现代性的目的论，即历史作为一个过程具有方向性，且终点就是现代性。我们很难消除构成这种目的论的某些元素，但仍然值得努力。

101 涂尔干强调时间对社会的建构；而米德（George HerbertMead）认为时间是被社会地建构起来，因为社会生活的能力来自自然本身。因此，社会和自然不是二分的，二者是连续的。

101 芭芭拉·亚当（Barbara Adam）认为，进化指的是人类对自然时间的压缩，这与同样依赖生物节律的植物和动物很相似。相似之处在于，人类和动植物都是通过昼夜节律建立起与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以及与进化过程中的过去的关系。……时间是社会性的关键，对于米德而言，社会性只不过是调整自身，使自己同时处于不同视角和不同时间的过程。时间的象征性、概念化和计算系统都是进化论的发明。

104 如果在一种非目的论的语境中使用“古代”“中世纪”甚至“现代”和“现代性”，那么问题将会少得多。……为我们不必担心历史因此失去了方向性，正如我们也不必过分执著于进化的方向性。历史和进化都以不断增加的复杂性为特征，……进化中的复杂性创造了人类理性产生的条件，但社会组织中的复杂性却无法保证理性的解放或胜利。

108-109 底层研究（庶民研究）小组的发起人之一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鼓励历史学家更有创造性地对待“过去”，将其“作为日常世界中的人的历史”。“简言之，也就是呼吁从黑格尔式的世界史窠臼中拯救历史性”。……他认为，布洛赫（Marc Bloch）拥有“抓住日常感知范围内的历史性”所需的洞察力。

　　《史学的时间之维》读后感(三)：【摘记】

〈美〉林恩·亨特著，《史学的时间之维》，熊月剑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第一章 时间是历史性的吗？

4 语言学家注意到，抛开动态描述（摇动裙摆、引擎、战车、箭头）和空间概念（短、长）来谈论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钟面不仅表现了运动（走动的指针），也表现了空间概念（指针跨越的空间）。即使更现代的时间概念也需要借助空间来表达（尽管是非直观地），比如我们要描述黑洞周围的空间—时间扭曲时：在后爱因斯坦时代，空间—时间或者说时空连续体（空间和时间这两个概念的结合有助于清楚地表达观点）通常被描述为一张橡胶皮，而地球就像一颗滚过橡胶皮的弹珠，使得胶皮表面泛起了轻微的皱褶。

5 我们都具有，或认为自己具有关于时间的直接经验，然而这却是我们生活维度中最具哲学意味和宇宙哲学意义的分歧。……我想要探讨的是时间对于历史学者的重要性。如同其他所有人一样，历史学者同样也预设时间是存在的。然而，尽管时间对于历史写作显然是相当重要的——什么是历史以及事物如何在时间中变化——历史写作者却并不常常去探究时间本身的意义。

5-6 在历史书写以及更广义的西方文化范围内，时间为何再次受到关注？关注时间本质的争论对历史学者是否有特殊的启示？西方基督教文化如何发展出自身独特的时间度量方式，以及这一方式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历史概念？在历史学科中，现代性——最有争议性的时间范畴——的角色是什么？现代性是一种时间经验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现代性是不是历史的规训，甚至历史概念本身就是一种西方的，帝国主义式的强加于人？我们是否应该，或者是否能够在历史学科内超越现代？

9 时间与科技的交织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存在。……史蒂芬·科恩（Stephen Kern）在《时空文化》中探讨了使人产生特殊时间感的“世纪末” ，“一系列科学和文化上的急剧转变促成了人们思考和体验时空的特殊的新模式”。

12-13 物理学领域认知的时间。大部分物理学基本原理都包含可逆性，而不是方向性。

13 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中，时间的加速目前几乎被视为现代生活中最关键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时间的加速就是现代生活本身。Eg.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关于“加速”的理论。

15-18 历史学者探讨时间，莱因哈特·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克里斯托夫·波米扬（Krzysztof Pomian）、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记忆之场”、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cois Hartog）“历史性体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时间不再是对创世之初（创世纪）的末日预言（耶稣再临）的实现，而是不断展开，囊括所有人，并且不再有预设的终点。时间成为世俗生活的一种媒介，而不是宗教体现，时间的测量方式也变得关键。最重要的是，现代性与这样一种共识联系在一起，即我们都生活在同样的时间媒介中，因而也需要通用的时间测量方式。

19 历史学者对时间的关注有着不同的来源，首先就是对此前占据主流地位的分析范式的厌倦：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年鉴学派、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认同政治。霍克海默、阿多诺、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齐美尔（Georg Simmel）、本雅明。

21 历史学者通常假设“现代性”是存在的，……历史学者通常不会检视他们使用的任何时间范畴。因此，柯塞勒克的先锋性著作以这样的句子开头：“历史时间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许是历史学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

23 事实上，即便是安德森，也没有完全理解现代西方时间模式的运转方式，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他太急于作出历史本身就是西方的一个标签这样的结论。

23 作为一种维度或者背景网格，现代时间模式被假定为普遍的，同质的，“深层的”（指的是可以回溯至非常久远之前）。其内涵是世俗的、自然的，而非神圣的、超自然的。……在这种与未来的新关系中，人们开始相信，研究自然（和社会）世界将会使他们“进步”，“前进”，“变得更加先进”，“弥补失去的时间”，换句话说，也就是获得某种对已逝时光的控制力。

……事实上，其内涵是在十七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之间固定下来的。……1687年，牛顿将“绝对时间”的特征定义为“均匀流动的，不依赖任何外界事物”，那么，同质性似乎是普遍性时间的必然结果。然而，时间的同质性在物理学中比在历史学中更容易理解。

25 我们自身的记忆系统使得同质性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我们不会平等地记住每件事，不会认为生命中的每个事件都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25-26 我们知道，事件的重要性是会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我们的选择过程使得某些事件从历史背景中凸显出来，历史的前景和背景可以随着时间不断转换。在某个时刻显得相当重要的事件，在另一个时刻无关紧要。

27 简言之，时间同质性的假设创造了反复修改历史的可能性，以及回到过去，从时间的河流中打捞起原先未被注意的事件，使之成为新的叙事中心的可能性。

36 普遍的、同质的、深层的时间概念所具有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这一概念强化了西方科学、西方帝国主义、全球化以及目前流行的世界历史，而这些方面都可以被视为同一现象的不同侧面。这种普遍的、同质的、深层的时间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与西方科学的发展相伴随的。

第二章 现代性与历史

44 我的目标是解释“现代性”如何塑造了我们关于历史的思维，它何时成为一种概念，以及它如何塑造历史写作？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现代”如何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优越的时间范畴。

46 最重要的是，欧洲人开始意识到现代和前现代之间的裂缝。……“中世纪”一词难道不正是我们走向现代性过程中的一种贴标签策略吗？当欧洲人着手建立一种使得历史时间具有进步方向的概念时，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种“中间感”。

47 到了十八世纪中期，现代的优越性逐渐成为一种既定的事实，并开始塑造历史写作本身。

60 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最显著变化，或者说决定性的进步，就是人们与时间的新关系。然而，新日历的设计者懊恼地发现，这种时间经验无法作为命令颁布；它必须在人们的生活和学习中逐渐实施。

62 革命者狂热地建构这样一种叙述，即抹除过去并重视当下能够使法国人民自觉地重塑未来。……“大恐怖”正是来自这种“填补鸿沟”，“重建人类本性”的努力，换句话说，来自对时间效应的加速/催化。

法国大革命由此开启了一种新的唯意志论视野，即人类意志能够自觉塑造未来，并因此加速时间效应。同时，它也成为一种新的决定论清除了障碍。

65 一方面，现代性作为一种时间范畴是在文艺复兴（发明了中世纪）和法国大革命（致力于与过去的决裂）期间形成的。但是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形成又是间歇性的，有时几十年间进展甚缓，有时则变化相当迅速。……彼得·弗里茨（Peter Fritzsche）：“1800年前后，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几十年间发生了一些相当新的变化：人们普遍感受到新事物频频更新换代，因此‘过去’脱离了它自文艺复兴以来在事件和人物中所呈现出的典型状态，不再是走向未来的忠实向导。”

66与过去的断裂导致了一种文化忧郁……过去变得“晦涩难懂”，需要更谨慎的研究，但它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法国大革命将广大民众带上政治舞台，于是历史学家不得不在写作中关注这些民众。历史书写的类型增加了，……现代性与历史书写之间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现代性通过重构过去，开启了历史的新角色。

67 柯塞勒克晦涩地将加速定义为“经验空间”和“期待视阈”之间差距的“不断变化”。……他的意思是，由于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期待之间相距空前遥远，从一端向另一端转化的急迫感也会增加。加速既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也不是基于“自然时间”；而是“一种真正的历史品格”。……他的意思是，关于加速的生活经验是真实的；时间本身并无不同，但人们的时间经验改变了。理解柯塞勒克所说的“真正的历史品格”的唯一线索就是他强调“科技工业的进步”和“在环境中，时间节奏和间隔的加快”，比如由劳动分工的细化和机器生产所节约的时间造成的时间节奏的加快。

69 威廉·舒尔曼（William Scheuerman），“西方人沉浸于讨论社会加速现象的原因是，西方现代性可能正是社会加速的主要场域和发源地”。发源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二者共同促进了人们对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的偏好。加速的三种形式，三者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自我推进的反馈回路：科技的加速、社会改革或转化、日常生活节奏的加快。

71 科学研究完全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实验表明，人们感知到的时间的长度是由所面临的任务复杂习惯，而非任务本身决定的。而人们对任务复杂性的感知又取决于对任务的相对熟悉程度。

72 总的来说，通过制造更加复杂的任务，现代社会的日益分化影响了我们对时间的感知，但是这种复杂性又具有双重效应，既会造成时间的压缩，也会造成时间的延长。维维安·埃文斯（Vyvyan Evans）总结了这项研究：“时间性不是来自事件的客观属性及相互关系，而是构成对这些事件的一种主观反应。”

72 在历史学科内，这种频繁的更迭产生了两个令我担忧的后果：减少对“前现代”历史的关注；增加对现代直接信息和即时信息的关注，且过度追求创新。

75 现代性和历史学从一开始就是携手并进的。然而，现代性最终不只是一种时间模式。……现代性不仅是“为了支持现代或激进价值观和信仰而对传统观念的否定”，它提出了另一种检验价值观和信仰有效性的标准，这种标准不必与任何特定价值观或信仰相关联。在这个意义上，我确信现代性是存在的，因为理性这一标准让我们能够质疑现代时间模式，甚至理性本身的运转方式。

第三章 后时代抑或过去的未来

85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座标志着人们在将世界上所有文化合并为一种普遍的目的论的历史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对于黑格尔而言，“世界历史只不过是自由理念的结果”，他坚持认为，历史发展在他的时代达到了顶峰，特别是在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各邦。

88 进化的时间观常常被认为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罪魁祸首。

94 在这些关于时间的概念中，最成问题的就是现代性的目的论，即历史作为一个过程具有方向性，且终点就是现代性。我们很难消除构成这种目的论的某些元素，但仍然值得努力。

101 涂尔干强调时间对社会的建构；而米德（George HerbertMead）认为时间是被社会地建构起来，因为社会生活的能力来自自然本身。因此，社会和自然不是二分的，二者是连续的。

101 芭芭拉·亚当（Barbara Adam）认为，进化指的是人类对自然时间的压缩，这与同样依赖生物节律的植物和动物很相似。相似之处在于，人类和动植物都是通过昼夜节律建立起与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以及与进化过程中的过去的关系。……时间是社会性的关键，对于米德而言，社会性只不过是调整自身，使自己同时处于不同视角和不同时间的过程。时间的象征性、概念化和计算系统都是进化论的发明。

104 如果在一种非目的论的语境中使用“古代”“中世纪”甚至“现代”和“现代性”，那么问题将会少得多。……为我们不必担心历史因此失去了方向性，正如我们也不必过分执著于进化的方向性。历史和进化都以不断增加的复杂性为特征，……进化中的复杂性创造了人类理性产生的条件，但社会组织中的复杂性却无法保证理性的解放或胜利。

108-109 底层研究（庶民研究）小组的发起人之一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鼓励历史学家更有创造性地对待“过去”，将其“作为日常世界中的人的历史”。“简言之，也就是呼吁从黑格尔式的世界史窠臼中拯救历史性”。……他认为，布洛赫（Marc Bloch）拥有“抓住日常感知范围内的历史性”所需的洞察力。

　　《史学的时间之维》读后感(四)：林恩·亨特：我们对于现代政治的理解，依旧来自法国大革命的遗产（ 经济观察报书评）

朱天元/访、文

译者=董子云

历史学家之间有一种无言的默契，书写历史意味着深刻地介入现实。每一位历史学者都生活在自己研究对象所投下的长长的阴影之下，他们用写作与批判的方式与自己的研究对象生活在相同的时代，目睹他们情感中的伟岸与卑怯，赞美他们的崇高并为之扼腕。爱德华·卡尔对历史学家的使命有着判词一般的定义：“伟大的历史，恰恰实在历史学家对过去时代的想象为他对当前各种问题的识见所阐明时才写出来的。”对那些深深镌刻在人类精神成长史的历史事件之中，我们一遍又一遍重复地写作与阅读，往往看见的轮廓是属于自身所在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就属于这样的时刻。托克维尔赞颂大革命“引发法国革命中伟大行为的热情、勇气和爱国情操的来源。如此景观虽然短暂，却是无可比拟的壮观”，却也哀叹革命后的法国依旧在革命的激流中挣扎，新的民主通常意味着另一轮的专制。历史学者对于大革命的种种研究、以及不同面向的呈现，也成为法兰西民族共同的民族记忆与认同的源泉。历史学家沟通着过去与现代，但是彼此呈现的历史记忆却经常大相径庭。

出生于1795年的卡莱尔笔下的《法国大革命史》宛如第三等级的天启玄思，他哀叹法兰西伟大人物的消逝如同剧场灯火一般地熄灭，大革命犹如一场夹杂着恐怖与宗教情感的最终审判。在民主时代写作的米什莱则把大革命看作一场民众自导自演的民主史诗，他渴望唤醒逝者的灵魂同时希望从中提取属于大革命的时代的养分，书写以“自由”与“十字架”作为主体的法国史。四分之一世纪后的自由派立宪主义者泰纳则在《法国大革命史》中着力展现革命所呈现的恐怖的病态，他把革命视作一场荒谬的疾病，源头则来自卢梭与雅各宾派桀骜不驯的心灵，直到泰纳的时代，法国依旧在幼稚与疯狂之间摇摆，最好的体现则是巴黎公社。大革命孕育了现代法国，而它的儿女却未必愿意承认这位多面的母亲。

战后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开始告别孔德的实证主义与兰克史学，政治史与英雄们的丰功伟绩，不再占据历史学者的视线。以写作涵盖一切人类活动的历史为志向的年鉴学派，开始关注语言、结构与社会对历史的形塑，并从人类学、经济学不断地汲取思想。然而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论依旧没有结束，因为二十世纪的暴力与革命、以及意识形态的宗教化迫使历史学者不得不回顾自己的观念与知识，在对照之间反复衡量自身所处的时代。大革命犹如镜像，映射着二十世纪的历史。列宁在1904年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斗争比作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斗争，而苏联历史上的肃反、改造人性和对于革命意志的崇拜，也曾让法国知识分子如痴如醉，犹如当年他们的前辈眼中的罗伯斯庇尔与圣茹斯特。

1965年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与里歇合著的《法国革命史》，开始向被法国主流学界所把持的教条化的左派革命史学开战，傅勒批评信奉马克思主义史观的索布尔等人在左翼意识形态的狂热影响下把对于大革命的研究变成了一种宗教式的信仰与纪念活动，他呼吁把学术研究变成真正的公共讨论，超越“党派信仰和昏暗的论战”。曾经的傅勒也曾为左派观念所俘获，相信改造人性的可能与左派的历史承诺，直到他看破了革命的幻象，在完结了对苏联的狂热崇拜之后，他决心写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肃清极权主义的历史起源，并解释法国革命在历史上的失败。直到二十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对于未来的所有想象依旧源自于大革命的原型，而大革命也如同一座公开的公共空间，人们有时在喧哗中会刻意遗忘一段刺耳的噪音，也会突然想起一段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旋律，作为“神话”的大革命让人们对它的诠释与理解成为新的公共记忆。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历史学家所生产的知识也是仅仅是另一段传统与公共记忆，每一段被书写“革命的过去”都属于历史学家自身知识与政治立场的投影。

傅勒使法国大革命研究开始关注政治文化与语言作为重心，70年代之后西方史学界中的新文化史与之有着相似的旨趣。新文化史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来自年鉴学派。新文化史家大量关注仪式、符号、象征与语言，而作为一场政治革命与意识形态之战的法国大革命恰恰是研究者最好的样本。新文化史的领军人物林·亨特恰恰是以对于大革命的研究而闻名。与以往大革命研究所注重的阶级、权力和战争之外，林恩·亨特则聚焦于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是如何影响了大革命的政治行为，而正是这种象征与隐喻，对于日常生活的控制与改造，成为了大革命的血腥与狂热的土壤。在名作《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中，她从革命的诗学与政治社会学两个角度展开大革命如何震撼了世界，而正是以往研究者忽略的细节——图像、宣传文字、革命中的基层公务员中，她看见了法国革命的激进性所在与“法国人民如何成为欧洲所有民族中最辉煌与最危险的一支”。今年中信出版社引进了林·亨特的作品《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她试图在新文化史的细腻观察之外，展现一幅大革命的全球图景——大革命是如何发生，革命的恐怖能否避免，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的革命话语，是如何改变了一个习惯于匍匐与承认的世界。

问=经济观察报

答=林恩·亨特

译=董子云

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吗

1，问：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新文化史研究者，您的研究与著作（《法国大革命的中的政治、阶级与文化》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大多集中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对您的研究而言，法国大革命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是否对您而言，影响现代社会与现代政治的一切因素，我们都可以在大革命中找到他的起源？

答：我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初衷是因为它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辩中扮演中心角色：法国大革命究竟是不是一场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我依然相信，从某些方面讲，它确实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比如它反对贵族制，支持今天所谓现代国家的各种形态：民族主权而不是国王主权；代议制政府；征兵制；国家对公民福利负有责任等等。随着时间推移，我的兴趣点也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关注仪式、象征、语言、艺术和文学，而不是局限于关注主导政治的那些人物。我于是寻找的是无意识的政治和社会关系形式。随后我又感兴趣于全球史，于是就更为关注大革命对整个欧洲和美洲社会关系和政治的影响。但你说的基本上都对：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政治的大部分成分，从革命的观念开始，都起源于法国大革命。

2，问：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革命研究者，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倾向于社会结构、阶级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解释大革命的起源与过程。作为新文化史的开拓者，您颠覆了传统的政治史写作，更强调从政治文化、习俗、节日与图像的角度进入大革命的历史现场。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反思之前的历史书写，做出了这种反思与转变？

答：我很幸运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我的教授生涯，那里有颇具规模的历史学家、文学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他们都受到“文化转向”的吸引。而所谓“文化转向”，也就是相信社会和经济结构不能被看作是第一动因，因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切都是由其文化表征或者图像所塑造的。我自己的文化史转向（不是转向高级文化的历史，而是日常生活表征的历史）受到我在伯克利的朋友和同事的影响很大。我们读的是相同的作者，在各自学科思考类似的问题，也一直在探讨怎样最好地进行各自的研究。我们当时可以说是在创造自己的文化，它有它自己的表征，所以不出意外，我们创办的杂志就叫做《表征》（Representations）。在我本人的著作里，政治文化是大的背景，而我用“政治文化”指的是一些引导人们参与（我称其为“文化经纪人”）到新式政治实践（强调语言，象征与仪式）的一切。它之所以那么突出，是因为我在之前的研究中发现，阶级和经济差异不能完全解释大革命期间产生的巨大的政治分歧。大多数的贵族和成为革命领袖的资产阶级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但革命的不同派系之间则不然（斐扬派，吉伦特派，山岳派）。

3，问：在六十年代的法国，关于大革命的性质，曾经发生过以阿尔贝特·索布尔为代表的左派纪念史学与弗朗索瓦·孚雷为代表的修正派进行的关于大革命性质的争论。为什么大革命对于经历过二十世纪革命与暴力阴影的历史学家有着如此与众不同的意义？孚雷曾经说过：大革命的史学家都必须在米什莱和托克维尔之间做出抉择，您会做出这种“抉择”吗？

答：法国大革命对于法国领军的大革命历史学家来说，有一种生死攸关的意义，因为它深切地塑造了他们后来的很多历史，也因为它对后来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在法国政治内部颇有影响力的俄国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我而言，米什莱和托克维尔都是我的灵感来源，米什莱有难以置信的叙事神韵，而托克维尔有非凡的洞察力。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在索布尔和孚雷之间作选择。这两位我都认识，不过我和孚雷，还有和索布尔那边的米歇尔·伏维尔还有克劳德·马佐利克联系较多，和索布尔本人的联系相比较少。孚雷强调语言的重要性，这一点我很喜欢，但我也欣赏索布尔，因为他愿意深挖档案，来理解普通人、无套裤汉的选择。索布尔不是一个教条主义思想家，至少他在他那部关于无套裤汉的大作里不是这样的人。

4，问：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是一组在近代历史中有趣的对比。阿伦特认为美国革命是一场捍卫公共自由的革命，而法国大革命陷入了立宪与革命的恶性循环中。因此，美国革命的进步与成就也常常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暴力与恐怖的对照。但是不断有学者（比如罗伯特·帕尔默与雅克·戈德肖）对这种说法做出修正，他们认为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一样都是广义上大西洋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如何理解法国大革命的“特殊性”？

答：我一直很钦佩阿伦特，因为她愿意大胆地思考，但她所说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的区别我是从来不赞同的。两者都是暴力的社会和政治革命，而且都是更大的大西洋动荡的一部分，其所包括的范围甚至比帕尔默和戈德肖当时看到的还要广泛，当然了，是他们带领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的。现在，学者们对奴隶制及其后果的关注要比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要多得多。美国的“左派”在奴隶制问题上让步了；领导人通过维持对被奴役人民的暴力（更不用说对土著人民的持续暴力），避免了政治派别之间的暴力。法国人与美国人不同，他们不得不面对数个世纪之久的君主制和贵族统治传统，势必要将一个传统社会连根拔起。美国人在新大陆白手起家，他们已经没有了根系，随后又以尤为暴力的形式将非洲人和美洲土著人连根拔除。所以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要在不同地方寻找暴力。另外，法国是一个大国，法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影响到其他所有的欧洲强国，而那些国家大多是君主制和贵族制。新成立的美国人口少，距离远，因此，拿破仑肯将路易斯安那的领地卖给美国，为的是不让英国人染指。

5，问：法国大革命开创了现代政治的新模式，它的种种遗产，比如政治动员模式、党派政治、反动的修辞等等，都在今天的政治模式中可以找到原型。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中，您也谈到了第一共和国的选举地图与当代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您认为大革命的影响，是否还可以在今天的法国政治中找到痕迹？为什么他的影响如此深远？

答：我认为一直到二战，选举地图都展现出一些显著的连续性。不过，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在今天则是不同的了。从很多方面来说，大革命已经融入了法国生活，这和19世纪甚至20世纪初不可同日而语。没有人（至少几乎没有人）希望复辟君主制了。左派也不再鼓吹19或20世纪意义上的革命或者共产主义（一切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所以说，右派不那么反动了，左派不那么革命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分歧都已经被抹平了，而是说出现了新的元素，比如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它们让一部分政治界限变模糊了。但大革命依旧在以不那么显著的方式产生影响：相信有可能塑造未来，相信现代性不同于传统，相信政府应该以某种直接的方式与人民联系在一起（但以哪些方式？）。

6，问：二十世纪的革命的行为模式甚至发展过程都与法国大革命有相似之处。甚至有人认为大革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列宁在1917年也把自己自比为雅各宾跑。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俄罗斯，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动员与政治语言的影响。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二十世纪的后发国家纷纷移植、本土化法国大革命，它对于后发国家的魅力在何处？

答：我认为法国大革命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告诉人民，只要联合起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那即使他们没有可与政府相匹敌的武器，也能推翻一个不公正的政府。从法国大革命中可以得到许多教训：如果军队的士兵来自人民，就不一定愿意去镇压人民；压倒性的武力不一定能压倒舆论的力量；游击战（抵抗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未必能打赢一场战争，但可以使战争无法持续下去。

大革命的悠长遗产

7，问：任何一场革命都依赖于某种思想资源去构建一个新世纪启蒙思想经常被视作大革命的助产士。您的同行达恩顿与罗杰·夏蒂埃等人从出版、印刷等方面追踪启蒙思想与公共舆论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经典的解释比如泰纳和托克维尔则认为这种“文人政治”诱导了公共舆论，使大革命走向了意想不到的恐怖与暴力。您如何看大革命与启蒙思想的关系的？我们应当追溯的是大革命的“思想起源”还是“文化起源”？

答：我认为，大革命的起源来自思想、文化、社会、经济和制度这几个领域。启蒙运动使资产阶级能够设想在社会、经济并最终在政治层面进行 “改良”。美国革命使人们得以想象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的情况。有暴力发生并不是因为启蒙思想的力量，而是因为大革命一旦发生，其影响太过深远，令大多数人都无法轻易理解。文盲、贫困和贵族精英的反抗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暴力的原因。

8，问：大革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关于“阶级”的定义。关于大革命是否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修正派与左派纪念史学之间产生了长久的争论。同时您提出了“革命政治阶级”这个概念来概括大革命中的主导力量。能否请您谈谈，您对阶级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何不同？“革命政治阶级”这个概念可以使我们对大革命增加哪些新的解释？

答：我用“政治阶级”这个说法是为了指代大革命的经历本身所造成的那种社会和政治形态。大革命前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无法解释谁为什么参与了大革命，谁又为什么抵制大革命，因为在两派立场上都可以找到王室官员、地主、工厂主、手工业者和农民。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者中虽然有一些参与了大革命，但他们并没有缔造大革命。革命的领导层，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绝大多数都出自以前的官员阶层，尤其是专业人员（主要是法律人员）。

最重要的是谁参与了革命的一方，而对我来说，这更多的是要用社会文化地位（相对的局外人，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中间人）来解释，而不是用相对于生产资料的地位来解释，更何况法国当时主要还是农业国家。大革命不是由资产阶级工厂主对抗贵族地主的结果；它是不同时期不同的支持者所缔造的。其支持者群体在不断变化，一开始王室官员较多，整个过程中律师也较多，1793-1794年工匠和教师多了起来，再后来地主也多了。我相信俄国革命也有类似的情况，最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并不是最革命的。反而是那些受到无产阶级化威胁的技术工人最有可能成为积极分子（19、20世纪法国的劳工运动也是如此）。

9，问：对于法兰西民族而言，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公开的集体记忆，同时也塑造了法国的国民意识。您曾经以“革命的诗学”为主题论述过作为象征物的节日、旗帜与服饰是如何成为大革命的一部分。请您谈谈这些象征是如何影响了大革命中的集体心态，而这些大革命的产物是不是对于旧制度下法国的宗教生活与日常信仰的另一种继承？

答：它们可以算是一种继承，因为革命者必须从他们熟悉的东西着手，但这些继承的东西很快就被新的颜色、新的服装、新的游行形式和新的象征所取代了。于是，传统的五月柱（没有叶子的柱子）变成了自由树（栽种好的橡树）；游行队伍携带的是革命物件而不是宗教物件；罗马式的自由女神像被征用，重塑成共和国的象征物；古代神话中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变成了人民力量的象征等等。符号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空间和对象，人们可以通过这个空间和对象来决定自己对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感受；他们可以支持、保持消极，也可以反抗。对于一个不习惯或不能够阅读的人群来说，这些符号尤其关键，但符号总是扮演这些角色。因此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喜欢戴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而仅仅是看到这种帽子人们就可能大打出手。

10，问：您研究过家庭在大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大革命的话语中革命领袖以家庭关系：兄妹、母子、兄弟来比拟共和国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女性也在大革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夏绿蒂·科戴。可是同样大革命之后妇女的权利与地位并未得到提高。在《民法典》中，妇女依旧从属于男性,甚至男性对女性控制更深。当时的革命者是如何看待妇女在共和国应当扮演的角色的，大革命对传统的家庭观念是否有实质上的革新？

答：大多数革命者认为，妇女主要应发挥母亲的作用，培养好的公民（这是追随了卢梭的想法）。虽然1804年《民法典》明确规定妇女处于从属地位，但在此之前，革命者有过更为自由的观念：1792年他们为离婚规定的条件非常自由，这一规定到1804年以前都是有效的，然后又延续到了1814年；他们给予所有子女（而不仅仅是最年长的男性）平等的继承权，这是有利于妇女的一个重大变化；大革命本身的庆典活动表明，当时人认为妇女的角色十分重要，因为她们是大多数节庆的主要参与者。革命者最为反对的是父亲的无限权力（拿破仑则试图恢复之）。

历史学家的现实责任

11，问：历史学在战后面临着几重的转变，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历史学研究由传统的政治史开始转向与社会学、人类学对话由社会结构、经济层面的历史叙述模式，再到您所主导的文化史研究，从社群、仪式、象征、话语的新的转向。这也使得传统的政治史逐渐衰落。同样，对于新文化史也有批评的声音认为过于强调文化的因素，也会有碎片化的趋势。能否请您分享一下您对于新文化史的反思，未来的历史学研究又会产生怎样的新形态？

答：学者们总是在寻找新的方法，以获得新的信息来源和新的解释。虽然传统的政治史在学者中可能已经衰落（在普通读者中则不然，传记和军事史仍然是他们最喜欢的读物），但它并没有消失。我本人认为自己也在做某种政治史，只是我做的这种政治史对艺术、文学、文化等方面更加开放。我确实认为历史学家偶尔需要后退一步，思考如何综合他们收集到的信息，这也是我喜欢写教科书的一个原因，比如这本《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现在我们正处于全球研究的热潮中，这无疑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写作，因为它是一个尤为关键的现代全球性事件。而我们对环境研究甚至动物研究的兴趣也大为提高。对于这方面有重要意义的是，索邦大学法国大革命史教席的持有者皮埃尔·塞尔纳，最近既写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全球背景，也写了对动物态度的变迁方面的作品。而这两个领域最重要的问题是奴隶制及其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角色。

12，问：历史学面对着后现代史学的挑战，历史学更多地被视作一种叙事而不再是一门科学。很多历史学家在反思，历史学研究与诗人、小说家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您如何看待被后现代理论所挑战的历史学，历史学家需要调整自我传统的定位并作出改变吗？

答：我认为历史学家一直在针对后现代主义做出调整，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们对于把自己研究成果书写出来的方式有了更明确的自我意识。不过，此时此刻，我认为对历史学家造成更大压力的，是他们需要直面针对黑人的制度性和无意识的种族主义。奴隶制对美洲、欧洲和非洲（也许在亚洲没有那么重要）的当前政治有非常深的影响，难怪学者们现在都在迫切地质问，为什么它被忽视了这么久。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它没有被忽视，但是它的影响也没有完全被吸收。所以我认为这是今后自我反思的一个重要途径。

13，问：在BLM运动中，欧美的知识界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推倒雕像、重新评判美国历史上重要人物的地位与功过的思考。这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新左派历史学家重写美国历史的趋势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美国从立国之初就是种族主义性质的，美国宪法是一项不公正的法律，南北战争并没有真正重建社会，罗斯福新政是民粹主义的产物，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是受经济利益驱使的大冒险。历史学家必须抛弃自己的历史自豪感，才能让公众看见美国社会的真正问题。您怎么看这一系列重估历史的反思，历史学者在面对大众时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

答：这场运动并不仅限于美国历史。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法国大革命是思考各种问题的非常棒的实验室！这也是另一个让我沉醉于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汪达尔主义”这个概念是谁发明的？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格雷瓜尔修道院长（此人还宣扬让黑人和被奴役人民获取自由）。而世界历史上，破坏偶像运动最重要的篇章是什么？是法国大革命，它摧毁了君主制的雕像和象征。而法国大革命展现的，正是这些问题所固有的模糊性：与摧毁旧制度雕像和象征紧密联系的，是革命者在法国创建了最早的公共国家博物馆（卢浮宫）和其他一些博物馆。没收来的财产（贵族，教会和国王的财产，后来还有来自意大利和德意志各国的战利品）充实了博物馆，而人们对于这些物件的崇拜已经不再是宗教意义上而是审美意义上的了。但审美总是和其他事物纠葛不清（比如政治）。

我并不是说研究法国大革命可以为我们当前的困境提供答案，但它确实提供了思考这些困境的方式，即让我们看到其他人面对类似问题是怎么做的。毕竟，革命者们认为，之前的一切都有污点；但他们也意识到，抹去一切有关受奴役的过去的回忆，势必会同时摧毁他们生活和思想的大部分景观。于是他们努力去寻找了前进的道路。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人一样，（在我看来）都需要有三样东西：1）对过去的认识，这样才能拥有一种身份意识；2）不断反思自己做过的事，以便为更好的未来而努力——其中包括承认错误；3）对未来的认识，这样反思才有持久的意义。

所以具体而言，从一位美国公民的角度，我认为我们应当承认美国历史从最开始就有种族主义（针对原住民和奴隶）的污点，但这不是美国历史唯一具有的成分。美国历史还包括人们对于创造一个不同的未来的期望，这一点是引人瞩目的。美国宪法既反映了种族主义，也拉开了一个不同的未来的序幕。南北战争并没有创设一个新的两种族制社会，但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什么人在尝试。新政也许有民粹主义的根源，但它也将美国引向了有效的福利国家制度。美国加入二战无疑也有不同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不是所有动机都是好的，但我们是否真的希望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世界呢？问一下南京政府时候的中国人。正如你所看到的，我相信批评，特别是通过研究而形成的批评，对任何社会的健康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也认为，对比自己或社区更大的某种东西的归属感同样至关重要。这是如何平衡这两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