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代读后感锦集

　　《易代》是一本由周绚隆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页数：2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易代》读后感(一)：广西师大出版社版《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修订本）已在路上......

　　2021年8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推出周绚隆老师著《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的修订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易代》在中华书局本的基础上作了一些调整，四色印刷，32开，锁线胶装，成品尺寸：145㎜*210㎜，定价略有调整但肯定不会增加太多的（可以放心，肯定不是三位数）......

　　届时可能会做一些精装签名钤印本，具体细节，稍后公布。

　　《易代》读后感(二)：易代之际小人物的命运浮沉

　　讲述明清易代之际，嘉定侯岐曾家族几个不见于宏观史学的小人物的命运遭际和人生选择，也侧面反映了嘉定文人群体的事迹。一是关注到了历史中的个体。如同书中所说，“在官修史书中，只有对历史发展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才会被著录，其馀的芸芸众生们都被吸进了历史的黑洞。这既埋没个体，有时也会掩盖真相”。而本书通过收集和整理零散、私人的文献材料，还原了几个个体、一个家族、乃至一个社群的浮沉变化，丰富对历史的认识。二是关注的是特殊时代的大众心态史和社会生态史。作者在“义仆与恶仆”一章有这样一段论述：“其实所谓义仆、恶仆，都是人性本质在特定环境下的极端表现。往小里看，这关乎一个社会阶层的道德问题。往大里看，则是社会与时代因素相叠加，将人性中的善和恶做了放大”。其实用来解释全文所有人物的命运和选择都是说得通的。在外族入侵、社会易代的过程中，社会与时代因素叠加，个体在特定环境中面临抉择考验，都放大了人性中极端的一面。印象最深的是老实人陆元辅。他“为人忠厚笃实，所以身陷绝境的夏淑吉才会向他托孤；但其生性平易随分，故不会有壁立千仞的慷慨和决绝。这种性格不论为学还是为人，都容易缺少深度和锐气。如果没有那场天翻地覆的时代灾难，他很可能与众多的读书人一样，要在科举之路上逐队英雄，挣扎一生。但时代惨变，那场救孤的壮举把他忠厚担当的一面凸显了出来，而豪门的庇荫又让他蒙受了不小的舆论压力，暴露出了性格上软弱的一面”。

　　《易代》读后感(三)：读书雪恨和士人的精神世界——兼谈《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的微观史追求 李 瑾

　　丁亥（1647）五月十四日，清廷“非正式钦犯”、前朝国子监生侯岐曾因隐匿义士陈子龙在松江被杀，至此，侯氏“侍母全孤，留此残生”的“痴心妄想”划上了带血腥味儿的句点，持续了近一年半的日记也于被捕前一天戛然而止。三个月前即正月二十九日，这位嘉定文人纸笔对话时曾说：“予对侄云：吾之寓意书籍，非独销愁，实以雪恨，此胜白送日子几倍耶！” 《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中，作者周绚隆将这句私人独语概括为“读书雪恨”四字，并意犹未足地说：“本书原计划还有一个话题要写，是关于侯岐曾在日记中提到的‘读书雪恨’的问题。但是限于时间和精力，我最后决定放弃了。”事实上，周绚隆虽未专章就此问题予以铺陈敷衍，但侯岐曾精神世界中的恨和愁已全然成为周绚隆解读易代之际士人心路并借之构建个人史观的全部基础。

　　明清易代之际，夷夏之争甚于新旧之辨，但就个人言，家庭聚散、财富得失之痛楚更甚于前二者。其时，以“讨贼复仇”名义横扫关内的满清八旗子弟在民风素称“柔脆”的烟雨江南推行“剃发令”时，遭到了袖手谈心性的士人以“讨贼复仇”名义而展开的规模空前的抵抗，学者赵园对这一奋争极为看重，认为“明清之际这一台史家所乐道的大戏，是赖江左大夫的出色表演，才能有其持久魅力的”。以往的研究中，士人的抵抗固然被限定在易代、江南这一时空范畴之中，但他们的面孔则被格式化、样板化了，即其个人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已被超凡入圣、慷慨悲歌这样的政治/现实性评价指代，进而成为殉国/殉道或王朝政权更迭之下的超人人格构架的某种注脚——由此，则进一步被抽象为“如何处理汉人文明始终秉持的优越感和历史记忆，是否该修改其历史记忆以消弭其抵抗姿态？如何低成本、高效地建立起一个包容性更强以容纳多元民族文化的政治体制？如何在具有深厚影响力的汉文化阴影之下，建立起自身的统治合法性”这样的宏大问题。

　　显然，周绚隆是赞同这种整体性判断的，“我们不能不承认，宏观历史关注的只是一些重大事件，强调的是历史的最终结果”，但侯岐曾的日记显然颠覆并重新塑造了周绚隆的个人认知甚或观念逻辑，他明确反思说，“历史学家只重视对重大事件的著录和重要人物的介绍，平凡的生命在多数人笔下都被压缩成了数字”，“至于忠、孝、节、义等精神层面的东西，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常常只是敌我双方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宣扬和利用的概念”。周绚隆的这一概括，显然暗合了巴特菲尔德在《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中的批评：历史学家大都具有这样的倾向，即站在新教徒与辉格党的立场上写作，只要是成功的革命就去赞扬，强调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以及编造出一个修正当今的叙述。如果按照巴氏的说辞，辉格党式历史学家惯于根据历史的结果来选取历史叙事的路径，在专业上，这种路径是一种后置性史学，从结果出发，寻找、裁剪富有戏剧性的史料，达到自己的历史叙事目的，“制造一种巨大的视觉幻觉”，从而“这个逻辑站在辉格党人的一边，并且让辉格党人看上去似乎是进步的合作者”。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是一种一分为二、非黑即白的认知方式，它能够将世界分为进步的朋友和敌人，很容易找到推动历史发展的人和找到决定历史命运的时刻，以致于“未来与过去的冲突”，“可以称为进步党与反对党的争斗”。

　　幸运的是，周绚隆并没有沿用概念化的方式去研究侯岐曾和他的日记，否则，“一个在日记里满负着民族情结和家庭责任的鲜活生命”，将依旧“在历史的洪流中”“微如尘埃”，留不下“任何痕迹”。《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这部著作，落脚点虽然还是易代之际，即试图通过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这一“家”的命运去观察 “国”变，但出发点却是历史黑洞中鲜活的人物及其丰富而残酷不忍直视的内心世界。周绚隆切入微观史学的努力是理性的、有意为之的，其在构思书写逻辑之初，就意识到了宏观史学的局限性，并提出：“依据日记、私人书信、回忆录和诗文作品，来还原和描述侯岐曾家族几代人在明清易代之际的价值选择和人生际遇，并由此观察这段历史的所谓‘过程’，就成了我后来努力的方向。”不得不说，周绚隆的学术追求是可以得到雅克·雷维尔首肯的：“求助于微观分析首先可以理解为对已被普遍接受的社会史模式的脱离，后者从一开始即或明或暗地嵌入到一个宏观的结构中。这一脱离使得有可能摆脱陈规旧习，并批判地看待社会历史分析的手段和方法。此外，它还（跟随一些人类学家的引导）在历史分析中为用新的焦距审视规模的问题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史学途径。”

　　侯氏一家，书香世代。岐曾父震旸，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震旸子峒曾、岷曾、岐曾，峒曾天启五年（1625）进士，岷曾未婚早亡，岐曾国子监生。满清入关后，侯氏命运翻云覆雨。顺治二年（1645），嘉定城破，负责防务的峒曾及其四子中的二人殒身，岐曾奉母及家人远遁避祸。次年正月初一，岐曾始笔日记，“以备后人稽考”。越明年，即五月十一日，因藏匿抗清领袖陈子龙被捕，三日后遇难，其日记停留在被捕前一天。值得注意的是，在给朝廷的奏报里，被胡乱处死的侯岐曾甚至连名字都没被提及，“可以说他连正式的案犯都算不上”，然而就是这个非正式“罪人”留下的日记，让我们留意到了宏大的家国叙事中“一直被忽略的家族和他们的世界”。

　　金兹伯格在《乳酪和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序言中声称：“虽然过去历史学家被指责只想知道‘帝王们的丰功伟绩’，但在今天这已不再确切了。他们正越来越多地转向了那些被前人置之不理的、丢弃的、甚或是完全忽视的问题。”周绚隆以微观史学范式观照侯岐曾及其亲友们，恰恰基于如下两个“被前人置之不理的、丢弃的、甚或是完全忽视的问题”，一个是士人在国变时究竟有没有一心赴死之愿，一个是士人所遭受的究竟哪些是愁哪些是恨，而上述种种必须借助于士人的心理活动和选择才能观察清楚。关于前一点，周绚隆的研究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往认为的献身者即一心赴死的英雄好汉的观点，他指出：“进一步的阅读使我意外地发现，不论陈子龙还是黄淳耀、侯峒曾等一批烈士，原初并没有殉国的计划，他们的死有着许多未曾预料的原因，特别使陈子龙，他死的很不甘心。这引发了我对易代之际士人的生死观和出处选择的关注。夏完淳的诗句‘谁不誓捐躯，杀身良不易’，其实道破了大多数人的内心纠结。”当然，留恋生命并不意味着屈身事敌，屠刀加颈而慷慨面对之余，内心波澜起伏显然更符合人之为人的性理必然。即便是名满天下的傅山，虽“深自咤恨，以为不如速死之为愈”，更作《不死》诗以示羞惭，不终也苟全其身？

　　剖析侯岐曾的个人遭遇和心路历程，会发现国破家亡和日常屈辱既泾渭分明又纠葛不清——如果说国破家亡已为既定事实，但奔波流离、周转打点才是侯岐曾当下必须面对的生活常态。侯岐曾尝表示，其“生趣已尽，止为侍母全孤，留此残生”，但因其家本为望族，又和前朝关涉不断，故常如“惊弦之鸟”，不断更换名姓，在“须防耳目”中度日。其时，除躲避故旧，防止牵连外，侯岐曾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作为前朝忠臣、新朝罪人如何避免籍没家产和追缴租税，按照周绚隆的说法，“他的应对之策是分别行贿督抚和县令，同时打点一些重要的胥吏”，同时，还要应对赤裸裸的“来自各方的敲诈和需索”。尽管终日周旋，其“自籍令一下，惟与藐孤痛哭相对，从此枯鱼之肆也”、“钱财用尽，事难挽回”之态一直持续到被捕之日。前业已提示，家庭聚散、财富得失之痛甚于夷夏之争、新旧之辨，侯岐曾以世家、文人之身饱受新朝、人世之辱，此天然驱使其更念想前代，虽“时时恐蹈危机”，仍思“天下事何不可为耶”，以致包庇陈子龙，祸及自身，和小配角的身份和夏完淳同日赴难。

　　侯岐曾日记中有十三处记载“书籍”一词，其中多是搜集和料理事宜。由此可知，侯氏“寓意书籍”，虽自称“非独销愁，实以雪恨”，但愁和恨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书籍者，不过其“用遣无聊”而已。当然，“用遣无聊”也好，“销愁”“雪恨”也罢，都可看作是以文/书抒怀或志道的代词。侯岐曾在日记自序中称“且前此世务倥偬，日不暇给，今则坐卧斗室，翻幸流光多暇，犹得与笔墨作侣也”，“执笔为新天子纪年，敬俟南都克复之后”，也不仅仅试图以墨酒浇胸中块垒，而是犹如司马迁所言：“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侯岐曾的“读书雪恨”和吴宓的“学问存国”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九一四年四月六日，吴宓日记中说：“晚，与锡予谈，言国亡则吾辈将何作？余曰：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死，下则削发空门遁迹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余生。如是而已。锡予则谓，国亡之后不必死，而有二事可为：其小者，则以武力图恢复；其大者，则肆力学问，以绝大之魄力，用我国五千年之精神文明，创出一种极有势力之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之形式虽亡，而中国之精神、之灵魂永久长存宇宙，则中国不幸后之大幸也。”这种“断不可弃书，断不可卖书，宁受人讥骂，亦必大量细心保存书籍”的思量和做法，按周绚隆《中国文化的殉道者》一文来看，都是“在为后世留播文化种子”。

　　在《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前言中，有一语可为“读书雪恨”按语：“时至今日，每次重读这部日记，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他的作者重新恢复了生命，直接和我对话。” 旧朝不再，道文犹存，泣血兼无奈之语斑斑在目，如依是观，侯岐曾以书籍销愁雪恨，还真就算是做到了。

　　2010—7—10

　　《易代》读后感(四)：日记研究的空间及相关问题探讨 ——以周绚隆《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为中心

　　明清易代之际，江南士夫抵抗最烈，所受荼毒亦最酷，“扬州十日”“江阴保卫战”“嘉定三屠”，家破人亡的惨剧让人触目惊心，其中嘉定诸翟（今上海市闵行区诸翟镇）侯氏的遭遇很有代表性。

　　侯氏原系山西上谷杨氏一脉，后过继侯家，宋室南渡始迁至嘉定，世代经营，至明中后期已成当地巨族；家中子弟人才辈出，峒曾、岐曾、岷曾三兄弟被誉为“江南三凤”，下一代的玄演、玄洁、玄瀞、玄洵、玄汸、玄泓，被誉为“侯氏六俊”。峒曾（1591-1645）为天启五年（1625）进士，刚正不阿，为政有声，崇祯十六年（1643）擢顺天府丞，未至而京师已陷，福王在南京即位，以通政使司左通政召，以疾辞。清顺治元年（1644）闰六月，嘉定人民为反抗剃发令，公推峒曾与同乡进士黄淳耀为首领，树起“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清军反扑，城陷，峒曾及二子玄演、玄洁皆赴死。是时，峒曾之弟岐曾（1595-1647）与家人自城徙避于乡，负起奉母抚孤之责。然而，清廷对敢于抗命的家族惩处严厉，自峒曾殉难后，籍没之令频下，岐曾使尽浑身解数，行贿请托，也仅是将此结果延宕了一年多而已；顺治四年（1647）五月，他因藏匿陈子龙连染被逮，十四日被杀于松江，侯家被抄没，家资洗劫一空，妇女大受惨辱。此后侯氏族人纷纷逃难，甚至隐姓埋名，有清一代，渐无闻人，昔日名门，就此衰微。

　　《侯岐曾日记》（下文除必要之处，皆简称《日记》）起于丙戌年（顺治三年，1646）正月初一，止于丁亥年（顺治四年，1647）五月初十，这不足一年半的时间，正是侯氏由盛转衰的关键期。且《日记》除记重要时事及日常酬接外，亦将倾诉心曲、“事体宜存”（《日记》自序）的写给亲友的书札录入其中，因此，这部《日记》对于了解侯岐曾内心世界以及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日记》收入《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出版后，逐渐引起学界注意，出现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但或失之简，或失之浅，或属于历史文学创作，真正有分量的学术论著当推冯贤亮的《清初嘉定侯氏的“抗清”生活与江南社会》和周绚隆的《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下文简称《易代》）。冯著后来经过改编，成为其专著《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的第五章“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意在通过《日记》展现江南士绅们的抗清活动以及他们在清廷密网捕杀下的日常生活；周著《易代》分八章：“孤臣碧血遗民泪——读《侯岐曾日记》”“谁不誓捐躯杀身良不易——士人的生死选择”“彩云散后空凭吊——闺阁膺世变”“王谢雕梁事已非——膏粱悲飘蓬”“避秦无计矢报仇——烈士夏完淳”“此生只合老书帷——塾师陆元辅”“失侣青春首似蓬——寂寞夏淑吉”“义仆与恶仆”，意在为《日记》中出现的诸多人物立传。如何立好传，让日记里的人物具有鲜活的生命感，不再是被宏大历史叙事遮蔽了的简单文字符号或抽象统计数字，这是日记研究的一大主题，本文拟以《易代》为中心对此略做探讨，并延伸性讨论如何拓展日记研究的空间等相关问题。

　　一 人物与事件：殚力拼缀历史碎片

　　古代私人日记，虽然内容驳杂，目的、种类不一，但记录日常生活以备忘则为其大宗。故日记所及之人，常出现其他史料难以见到的宗亲姻戚、细民奴仆之名，且多书以简称或小名，即使所记人物于史有征，也常以字号乃至化名、代号称之；所记之事，亦常掐头去尾、简略言之。总之自己明白即可，不必像史传那样详其姓名字号及一生事迹。故日记中出现的人物和事件，初看往往只是一堆凌乱的文字符号，颇不易知其人其事。因此，欲研治日记里的人物，于此处必先究明，否则终如雾中观花，难有实获。

　　侯岐曾的日记，因涉及当时诸多抗清人物和事件，用语更加隐晦。如：

　　端哥原名完淳，今易名炤。先是瑗公依予虬江陈房，已改姓黄，名志华。时唯恐声迹少露，朝夕密通往来，止裁竹纸一小幅，缄题必呼“黄老”。予则久号“半生道人”矣。遭变来，道义至交远近略尽。其仅存者，俱改易姓名，如张采为山衣道人，姚宗典为虞文身，杨廷枢为庄复。入海诸贤，姑需后纪。

　　其亲家夏允彝化名黄志华，夏允彝子夏完淳化名夏炤，张采化名山衣道人，姚宗典化名虞文身，杨廷枢化名庄复，他自己则称半生道人。另外《日记》还记载陈子龙化名车公，仆人侯驯化名川马，杨廷枢又号中道人等。但是《日记》并未将所有涉及之人的化名、代称都予以交待，而且相熟之人以及家庭成员的称呼，常常有不同的称呼和变化。如丙戌三月的两则日记：

　　粥后，泓夫妇别去。七侄妇为其弟操舟迎去。晚得吴门信，云沈老将北行，许缓颊于涿州、虞山两相公。

　　午刻，两叔偕德符郡回，知三点少验。……侄出废文秘祝，亦犹存古意也。

　　泓夫妇尚可推知是玄泓夫妇，两叔也可推知是文侯、公羊二叔；然其余人是谁，则颇难晓。经《易代》考释，始知第一则中的七侄妇为玄演之妻姚妫俞，沈老则指公然索贿者沈宏之（字茂之），涿州指时任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冯铨，虞山指时任礼部右侍郎的钱谦益，沈宏之崇祯间曾做过冯铨的幕客，“缓颊”指沈得贿赂后答应为侯氏“籍没”之事向冯、钱两人说情。第二则中的德符指其内侄张懿实（字德符），废文则是姚妫俞之父姚宗典的另一称呼，《日记》中经常出现的“废老”“虞兄”也是指他，“存古”则是夏完淳之字，“存古意”指的是《日记》三月廿日所云的“见存古札，嘱通澥南音问”，即秘密与舟山鲁王方面联络。如果没有《易代》的解读，人物、事件皆如在五里雾中。

　　但要考索清楚这些人物或事件，又谈何容易？不但需要将《日记》本身的信息吃透，前后联系，反复排比；而且需要广泛查阅《日记》外的各种史料，寻绎其中的蛛丝马迹，层层剥笋，逐一落实。一句话，必须下足史家细密的考证工夫。

　　如侯门四位女眷出家后的法名，玄洵之妻夏淑吉法名净云；玄演之妻姚妫俞法名慧净，改号再生；玄洁之妻龚宛琼法名慧明，改号印光，又改妙指；峒曾之女达本法名道树，改号契中。这些法名在《日记》中都曾出现，但多未言明何人系何法号，《易代》完全靠前后文细心排比，推断得出；而且还据《夏完淳集》《国朝闺秀诗柳絮集》等史料考出夏淑吉另号神一和龙隐，借此纠正了自陈维崧《妇人集》以来将夏淑吉、夏龙隐当成两人之误。

　　再如《日记》中另一位出现频率较高的“管科”，侯家与官府交涉钱粮之事，多由他出面，似乎颇有地位，以至有的研究论著将之看作与侯家有亲戚关系的衙门中人。《易代》则据《月蝉笔露》所载“吏承牒报籍矣，老仆管科遇于途，醉之，去其籍”，考明管科系对侯家忠心耿耿的老仆人，使读者对明末清初仆人的重要性有了直观的认识。

　　又如龚得和，在《日记》中出现了90余次，系侯岐曾姻亲，但大名及事迹不详。《易代》根据新发现的《疁城龚氏族谱》，考知龚元侃字得和，娶侯岐曾三女儿侯达真（《日记》中云“女华”，《国朝闺秀诗柳絮集》云其名为“蓁宜”），龚元侃系达真祖母龚氏之族侄（应出了五服），因此属于亲上亲。《疁城龚氏族谱》收有龚元侃之子所撰《文学南溟（龚元侃号）公行状》和《侯孺人行略》，这使我们对其夫妇的了解一下变得详实起来。

　　当然，欲使《日记》中的人物具有生命活力和动态感，仅仅指实何人何事还远远不够，更不能止步于《日记》中的记载。高明的史家，会以日记中提供的内容为线索，广泛搜集和利用各种资料，竭尽所能地还原事件本身和人物真实面貌，最终使碎片化的文字符号连缀成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易代》自觉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其前言云：

　　日记虽因侯岐曾被杀中断了，却在我内心勾起了重重疑问：针对这个家庭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男人们死丧逃亡之后，侯家的女性是怎样熬过灾难的？侯氏后人的处境如何？深受侯岐曾思想影响的家庭教师陆元辅，在日后走向社会时，经历了怎样的思想转变？这一系列问题，促使我不断寻找材料和线索，希望能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

　　想要追寻这些人物在侯岐曾被杀之后的遭遇，从侯岐曾生前《日记》中自然无法获得答案，必须依赖其他各种传世资料。以陆元辅为例，《日记》中他的名字出现了60多次，作为侯氏的家塾先生，又是侯岐曾的学生，他与侯家关系无疑密切，但是可能正因为熟悉，《日记》中极少对其介绍。他闻名后世的救孤义举和与诸多显宦的交游，都发生在侯岐曾身亡之后。《易代》第六章专为之立传，就借助了大量《日记》之外的史料，主要根据陆氏的《陆菊隐先生诗文集》，并结合黄淳耀《陆翼王思诚录序》、陈瑚《菊隐先生文集序》《陆新川隐居七十诗序》、张云章《菊隐陆先生墓志铭》、归庄《小宛斋记》、钱澄之《菊隐诗为疁城陆翼王赋》《与陆翼王》、姜宸英《菊隐说》、计东《菊隐赠言册序》、钮琇《觚剩》、秦灜《己未词科录》、徐釚《送陆翼王南还》、王鸣盛《杕左堂集序》《朴村集书后》、民国《嘉定县续志》等史料总括而成。

　　《易代》中的陆元辅，自幼喜学，勤读不辍，后受业于黄淳耀和侯岐曾。黄淳耀对陆元辅有道德示范意义，侯岐曾更对其“勉以圣贤豪杰之事”。陆元辅为人宽厚，性情恬淡，为学不尚虚名，持论也不陷偏激。故明亡之际，在和多数读书人一样面临生死抉择时，他既不诎身贬节以求苟免，也不轻弃性命，做无谓的牺牲。这种性格决定了他后来人生道路的选择。

　　顺治三年（1646）四月初，侯玄泓邀陆元辅入家塾，教孤侄侯檠及长子开国读书。次年五月初十，侯氏再遭家难。危难之际，夏淑吉以孤子相托，陆元辅慨然允诺，成就了一段救孤的传奇。入侵者的暴虐，师友的鲜血，亲人的流离失所，加上自幼接受的夷夏之防、君亲之伦，都让他对这个异族建立的新政权一时难以认同。但是，这一切都抵不过现实的残酷和时间的无情，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步稳定，自知明朝恢复无望，迫于生计的陆元辅的对抗情绪逐渐淡化。

　　顺治十二年（1655），陆元辅的学生马莹乡试中举，有人从道义的立场表示惋惜，陆元辅撰写《送马生入泮序》声援自己的学生，认为人虽无法选择时代，但只要道宗先圣，心存正统，即使参加了异族政权，也可以使“儒道不坠”，收到“时否而心亨，迹污而道洁”的效果。陆元辅借机对自己的人生重新进行定位，那就是在传道授经之余努力保存先世文献，坚持个人著述。

　　作为黄淳耀与侯岐曾的门人，他曾立志要做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当然不会在新朝求仕，康熙十七年（1678）朝廷召举博学鸿词，礼部尚书吴正治以其名荐，次年与试，他以语多规谏落第，但他又并没有隐居的资本，唯一擅长的就是教馆授徒。这样既能维持生计，也能继续传经授道，保斯文之不坠。因此他长期辗转于诸多豪门的家塾中授徒著书，又自号菊隐，始终不失自尊，以理学名家自持，直至晚年归家，贫病而终。该章标题“此生只合老书帷”是陆元辅《岁暮有感》中的诗句，也是他一生的形象写照。

　　有赖于材料的广泛搜罗和多角度的考证分析，陆元辅的生命史和内心世界第一次被丰富和清晰地呈现出来。看来，学术研究，无论自诩理论多么高明，方法多么玄妙，但有一些基本规律颠扑不破，需要共同遵循，那就是追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弄清史实。

　　顺便指出，《易代》附录的“侯氏家族成员信息简表”，虽曰“信息简表”，其实信息量很大，也是著者广稽史料后化繁为简的心血之作，是研究侯氏家族必须参考的指南。

　　二 存史与立传：深味乱世人的心态

　　侯岐曾撰述这部《日记》的初衷，在该书自序中曾有交待：

　　乙酉以前，予止有出书稿，诗文、杂撰，附入其中。乙酉以后，家遭覆荡，身陷□□。其间岁时阅历，都非耳目恒遘，为宜札记，以备后人稽考。且前此世务倥偬，日不暇给，今则坐卧斗室，翻幸流光多暇，犹得与笔墨作侣也。日纪断自丙戌为始，称“丙戌”者，亦犹义熙以后，止纪甲子云耳。所闻闽浙义师齐奋，隆武恩诏初颁，而干戈阻绝，遥遥未可为据也。执笔为新天子纪年，敬俟南都克复之后。

　　“义熙”为东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刘裕缢杀安帝，立恭帝，旋逼其禅位于己，国号“宋”，改元永初。陶渊明从此诗文纪年止书甲子，不用年号，表明誓不合作。侯岐曾亦仿此明志，以遗民自誓。从前他并无写日记的习惯，只是遭遇国破家亡的奇变，才将每日见闻记录下来，“以备后人稽考”，可见他借日记存史的意识非常明显。这层意思，侯岐曾在丙戌（1646）十二月七日的日记中再次提及：“予有日纪，本为身丁大乱，虽穷乡日多异闻，欲一笔之，以备它年野史采择。”

　　易代之际，“存史”意识在遗民中可谓普遍现象，最著名的如宋遗民郑思肖的诗文集《心史》，其《总后叙》云：“夫天下治，史在朝廷；天下乱，史寄匹夫。史也者，所以载治乱、辨得失、明正朔、定纲常也……史而匹夫，天下事大不幸矣。我罹大变，心疢骨寒，力未昭于事功，笔已断其忠逆。所谓诗，所谓文，实国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系焉。”明末清初的士人，从处境、情感、心态和思想上与郑思肖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他们将该书引为知音，为之题跋吟咏不绝。同时，明遗民们也以自己的诗文抒亡国之痛，发去国之悲，昭不屈之节，寄光复之念；他们为忠义之士立传，希望其流芳后世，不朽于天地间。这其实蕴含了一种对新朝的文化对抗。侯岐曾的日记里，就特详于对南明政权及其相关人物的记载，哪怕是不能确定的讹传，他也会一一笔之于书，因此金元钰在题跋《日记》时才说：“忠孝之言，缠绵悱恻，几使后人不忍卒读。”从《日记》看，侯岐曾还拟将忠义死节之士汇编成册：

　　予有《死事纪略》《备考》二帙，止及本色（邑）。其它方在搜考，适元晋为予道新安事，因附识日纪中，俟异日别为一帙。

　　别人有类似行为，他也积极支持：

　　乃若平生至交，十九捐躯赴难，麟伤凤落，痛愤何足以云。承问，略具一纸，以俟史笔发挥。

　　通过记叙人物事迹反映历史，谓纪传体，中国史书向以纪传体为正史，侯岐曾欲为忠节之士立传或支持他人为之立传，也是仿效中国正史传统，希望他们被列入史册，彪炳千秋。但侯氏立传的标准只是忠节之士，今人对此时段人物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士大夫阶层及与之相关的遗民群体，与之相比，《易代》的视野更为开阔，他有意将目光下沉到更为广泛的阶层，其前言云：

　　一个在日记里满负着民族情结和家庭责任的鲜活生命，在历史的洪流中却微如尘埃！日记里那些泣血的文字和强烈的感情，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并未能留下任何痕迹。……因此，依据日记、私人书信、回忆录和诗文作品，来还原和描述侯岐曾家族几代人在明清易代之际的价值选择和人生遭际，并由此观察这段历史的所谓“过程”，自然就成了我后来努力的方向。

　　《易代》为之立传的人物中，既包括侯岐曾、陈子龙、夏完淳这样的忠义名士，也包括家族中或平凡或不平凡的妻儿老幼，甚至包括塾师和奴仆。可以说，《易代》想写的不仅是侯岐曾一人的生命史，也是嘉定侯氏一家的生命史，进而呈现一种处于传续和裂变过程的社会生命史。这种写法与林耀华的《金翼》有相似之处，亦可谓之曰“生命传记法”。不过依据作者亲身经验写成的《金翼》，用的是小说体裁，敷演空间较大，故事结构完整。《易代》追求言必有据，宁愿让读者觉得意犹未尽也不多做材料之外的发挥，秉承的是严谨的史家态度。如第三章“彩云散后空凭吊——闺阁膺世变”、第四章“王谢雕梁事已非——膏粱悲飘蓬”，分别考述侯门女眷的悲惨遭遇和侯门子孙的坚守挣扎，笔挟风霜，简要精审，很见功夫。但由于侯氏资料传世不多，作者又严于约束文字，每人分析有限，读之总觉有所欠缺。但是材料一旦相对丰富，《易代》完全可以写出生动饱满的人物生命传记来。第七章“失侣青春首似蓬——寂寞夏淑吉”，就是全书最令人难忘的章节之一。

　　夏淑吉生于官宦之家，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才貌双全，为人艳羡，然婚后命运之惨，又使人痛惜。崇祯十年（1637），夏淑吉嫁给侯岐曾的儿子玄洵，结婚次年，玄洵即因病而逝，让已怀身孕的夏淑吉陷入了无尽的悲哀。这场短暂的婚姻，留给夏淑吉的唯一安慰，是儿子侯檠。后来心灰意冷的夏淑吉托迹空门，法号净云。然而明清鼎革后，不幸的事接踵而来，父亲夏允彝因抗清失败自尽，公公侯岐曾和弟弟夏完淳先后被杀，祖母和庶姑（岐曾之妾）投水而亡，儿子侯檠成了这位几近绝望的年轻母亲挣扎着活下去的主要精神支撑。面对着一连串的亲人的丧亡和诸多灾难，夏淑吉表现出了罕见的冷静和担当。她曾为侯氏籍产和取租之事，充任信使，前往松江找李雯帮忙。侯岐曾被杀以后，侯氏一门死丧狼藉，活着的人或出逃在外，或被缉拿在狱。又是夏淑吉挺身而出，于混乱中收拾残局。她不仅收埋了祖母龚氏和公公侯岐曾、庶婆刘氏的遗尸，又营救被逮的玄泓，并抚养其子侯荣。就是这样一位奇女子，上天却吝于给她些微照顾。顺治十年（1653），侯檠抛下他年轻的寡母，因病离世，让阅尽人间惨剧的夏淑吉，失去了红尘中最后的系恋，她心灰意懒，从此谢绝人事，一心焚修。连续的精神打击和生活磨难，无疑给夏淑吉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侯檠谢世后的第八个年头，她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死时年仅四十二岁。

　　林耀华在《金翼》中说：“人类生活螺旋式发展，诸如我们在黄家简要了解到的出生、教育、成婚、死亡等等，是一些总是会使生活脱离常规的阶段。每一个阶段引起一场危机，每场危机都激起变化，并伴随着一个把生活从偏离拉回到常规的仪式。”夏淑吉的一生，除了婚前少许的光亮，其他每一个阶段都是灰暗而令人绝望的。她的人生，是真正的悲剧，也是易代之际遗民家族及其女性的一个缩影。

　　当然，《易代》的“生命传记法”，并非仅止于对历史事实的爬梳考证，而是以考证为进入人物内心的前提，复以同情之理解与人物形成对话关系，呈现其内心世界的变化。《易代》前言云：

　　时至今日，每次重读这部日记，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它的作者重新恢复了生命，直接和我在对话。……。我从没像读《侯岐曾日记》那样，能透过一个人的内心来理解这段历史，甚至跟着日记的主人一起经受种种煎熬。

　　社会的变化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不可能选择历史，也没有谁能完全超越自己的时代。这种影响既见诸士人阶层，也见诸底层民众。不论早年参加过直言社，深受侯岐曾思想影响的家庭教师陆元辅，还是侯氏家仆的身上，都有世易时移、人心变化的痕迹。考察这两类人，对我们理解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心态变化，认识历史转折中这一看不见的过程，是有参考意义的。

　　这种不仅重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而且更加重视一个时代或某一群体人心变化的研究，其实已进入心态史学的领域。明清鼎革之际，山河变色，生灵涂炭，各方势力错综，民族矛盾突显、文化矛盾剧烈，生命有朝不保夕之虞，士人内心充满莫以名状的紧张感与冲突感，实不可以常理推测。《易代》不止一次感慨，“太平年代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乱世人的心情”，“太平年代的人，真的难以理解乱世的人心”，因此《易代》在分析人物时，特别注意揭示这一激烈时代士人精神活动的复杂性。

　　如第一章“孤臣碧血遗民泪——读《侯岐曾日记》”，大致从隐迹避祸、籍没追租、遗民情结、家族变化四个方面，考述侯岐曾在乱后如何隐忍苟活，如何面对亲人丧亡的伤痛和官府盘剥的折磨，如何纠结于时好时坏的光复消息带来的希望与失望、欣喜与忧惧，如何痛心于局势变化对家庭亲情和社会环境造成的冲击等，将一位既因忠孝传统不能忘情于明朝光复，又负保全家族之责顾虑重重的遗民心态刻画得非常具体。

　　第五章“避秦无计矢报仇——烈士夏完淳”，既着力突出夏完淳视死如归的刚烈一面：“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又发掘其眷惜家人的柔情一面：“呜呼，言至于此，肝肠寸断，执笔心酸，对纸泪滴。欲书则一字俱无，欲言则万般难吐。吾死矣，吾死矣，方寸已乱。平生为他人指画了了，今日为夫人一思究竟，便如乱丝积麻。”对乱世中夏完淳内心复杂性的揭示也颇为生动。

　　心态史研究，容易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化和片面化弊病，《易代》对此似有足够的警惕。他为之单独立传的四人——侯岐曾、陆元辅、夏淑吉、夏完淳，虽然命运、性格和心态各有差异，但在乱世之际皆有其一定的代表性。另外四章更是群体讨论。第三章、第四章分别考述覆巢之下的侯氏女性和男性群体命运，第八章“义仆与恶仆”从侯氏家仆延伸到明清之际的奴仆关系，都有意识地将群体的命运遭遇和价值观念纳入研究视野，以增强问题的整体感。第二章“谁不誓捐躯杀身良不易——士人的生死选择”写得尤为出色。

　　该章从标题中夏完淳的两句诗“谁不誓捐躯，杀身良不易”说起，认为这种面临生死抉择时的内心彷徨，其实是一代士人的精神写照。当国家覆亡的消息传来时，那些地位越高的人心理上的压力越大，最初的冲动可能使他们想到过死，有诗坛“江左三大家”之称的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皆想到过自尽，但最后都降了清。而拒不降清的夏允彝、夏完淳、黄淳耀、陈子龙、侯峒曾、侯岐曾等人，其实最初并未想死，特别是陈子龙，死得很不甘心。不过，他们虽然对生命留恋，但在势穷力竭、屠刃加颈之时，均能舍生取义、慷慨面对，不愧为英雄。而像李雯、宋徵舆等在新政权统治下出仕的贰臣，想起尽节者或面对隐居者时，内心总有挥之不去的尴尬和愧疚，他们不自觉地又跌入了一种道德的困境中。即使隐居不仕之人，面对有些死者，也会有精神包袱。如嘉定的王泰际与黄淳耀为同榜进士，嘉定城破前，王泰际急走南门，逃脱苟活，没有和黄淳耀共同殉难。入清以后，他虽然坚持隐居不出，以遗民终老，但“畏死”的形象始终让他不能自安。该章细腻地分析了易代之际士人不同的生死观和出处选择，对此没有一味歌赞或是谴责，而是从“同情之理解”的角度，认为“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取舍之际，各人的考虑永远是不同的”，既看到一个时代众生的某种共相，又注意到个体在人生重要节点上各不相同的心灵挣扎和生存选择，可谓抓住了心态史研究的精髓。

　　一般认为，兴起于20世纪的心态史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相融合的产物，近年来心态史除关注日记、志书、笔记、家谱、档案外，对集部文献越来越重视。而在文学研究领域，对具有人物生命史、心灵史意义的别集做文本细读与分析，向来是文学的入门训练之一；以带有感性力量的文字，呈现诸相真实和心灵奥秘，也本应是文学的看家本领。从这个意义看，心态史又可说是历史学、心理学和文学三者相融合的产物。《易代》充分发挥了其作者是文学博士出身的优长，语言洗练准确又深情隽永，带有很强的感染力。如评夏氏姐弟的这两段文字：

　　十七岁的少年，为大义所激，不畏艰险，视死如归，千古所难。但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回首云中的故乡，对亲人的无限挂念，又不能不令他内心纠结。对于一个尚未成立的少年来说，这样的命运实在是过于残酷！这最后的哀鸣，刺穿历史的长空，足令听者动容。

　　虽云佛法广大，无奈苦海无边；都说人生苦短，有时度日如年。夏淑吉用短暂的一生，承受了太多的苦难。这既是个人的不幸，更是时代的悲哀。历史的舞台虽然已经变换了背景，但生命的光华却永不褪色，我们应该记住她曾经青春曼妙、光彩照人，曾经德才兼备、勇而有谋，也曾经守节抚孤、志坚情柔。

　　像这样简洁深刻而又饱含情感力度、带有感性之痛的文字，观之谁能不动容呢？可以说，《易代》之所以能肉骨还魂、传神共情地为人物立传，是与其深厚的文字表达功夫分不开的。

　　三 身体与情感：拓展日记研究空间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二），凭着坚实的史料考证、真切的生命传记和精微的心态分析，《易代》作者仿佛和侯歧曾相会于三四百年前的历史时空，《日记》中的人物仿佛也一一复活。总体而言，《易代》为《日记》中人物立传的目的无疑是成功的，但是，抛去一些难免的笔误和校对疏漏不论，《易代》仍有美中不足之处。

　　《易代》的作者颇具侠气，他有感于“平凡的生命在多数人笔下都被压缩成了数字，更多的时候甚至都进不了统计数字中”，因此除了要为那些于史有征的人物树碑立传，也要为那些容易被人遗忘、忽略的小人物鸣不平，为他们幽渺的生命和尊严发出呐喊，认为也许他们才真正代表着社会的大多数人。据笔者所知，这本书最初拟名《易代：大变局中的小人物》，正反映出作者这一可贵的思想。但是，受限于材料，恰恰是最能体现其理念的第八章“义仆与恶仆”写得最为薄弱。

　　《易代》前七章均以诗句或诗化语言作为正标题，再以副标题点出立传对象，唯独第八章缺少副标题，直接以立传对象“义仆与恶仆”为正题，形式上与前七章已觉不谐；内容上，义仆部分写得相对具体，侯驯的忠义形象还算感人，但对另一位在《日记》中出现50多次的忠义老仆管科只是一笔带过，未免遗憾；朱国俊也是《日记》中经常出现的侯氏心腹之仆，如“要说我真病真危，即日呜呼哀哉。此语务使官府闻之，吃紧！吃紧”，“国俊谓吾家出入，须防耳目，苦劝且止，不得不止，似亦有数焉”，他与主人的关系似乎值得一提。《日记》中还有侯岐曾自论义仆之语：“弦斋陷□，其仆王乾、李应万里赴难。又治书苍头钱尔彦，患难中未尝须臾离，何武陵之多义仆耶！”如能引入论述，效果无疑更佳。侯氏恶仆仅举出潘恭一人，事又不详，以他族恶仆来补充，亦未能对前人所写有所突破。这当然主要是因为仆人资料太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致。但相比他章，该章挖掘不深，有简单化和概念化之嫌也是事实。

　　《日记》毕竟为一己之史，呈现的是某一文体某一时间段的限知视角，欲得事物之全貌，就需要有广泛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既包括与本人其他文体的比较，更包括与相关的他人著述的比较。同一件事情，《日记》如何表达？其他文体如何表达？不同人不同时段又如何表达？中间有哪些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易代》也很重视对史料的广泛搜辑和比较方法的运用。如对夏完淳事迹的考述，就以《日记》与夏氏文集以及官方文件等互相比较，弄清了通海案的一些细节，也使人对夏完淳那篇情文并茂的名文《与李舒章求宽侯氏书》出笼的背景和经过有了全面的了解。再如清兵下江南以后，为了筹集军费和粮饷，曾向江南士绅摊卖人参，但又百般掩饰，甚至美化清廷下诏禁止摊派。《易代》则对比《日记》的相关记载“褚元携人参一缄来，乃青溪新令称奉旨求鬻于绅氓。吾家分得半斤，应输值十五金有零”“城信来，亦言鬻参事，吾家父子几派四斤。今图领一免三，又有数金杂费，而三十二金正价，不待言矣”，从当事人的角度揭穿了洪承畴所谓皇上“爱恤民生”，不准“摊派科敛”的谎言。然而百密一疏，《易代》也有遗珠之憾。

　　如第六章写陆元辅，所用材料极为丰富，也使用了张云章的《菊隐陆先生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却遗漏了侯开国的《征君陆菊隐先生行状》（以下简称《行状》）。一般来说，行状写于墓志之前，其功能是为撰写墓志或史传提供事实依据，因此行状所记要比墓志详细。如能将《行状》与《墓志》对比使用，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如对陆元辅试博学宏词科的记载：

　　戊午春博学鸿儒，汉阳吴公正治首以先生名入奏，时先生归方一年，力请当事代辞者再，皆不获，始束装就道，而部牒逾期矣。既至，仍馆孙氏（按指孙承泽），未尝事干谒，日检其家经史诸秘本，亲自缮录，或经月不出。其明年春，御试体仁阁，先生于诗赋中辄多讽谏语，主者得卷不敢荐；因奏荐举诸士年七十而未与选者，得授中书正字等衔以宠之，盖为先生辈发也。时先生年六十有三，具以实对，曰：“某三十年老秀才，无意进取久矣，若复引年饰词以博虚秩，是欺君也。”都人咸高其节。（《行状》）

　　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前大学士吴公正治首以先生名荐，州县敦迫至京。先生念异时师友，尝抱隐痛，又既弃诸生，不欲违初心。召试诡不入格，又多规切语，主者得之不敢献。然先生辈三四人，诸公雅重其名，因奏未与选者，年近七十以上，加中书正字等衔以宠之。时先生年六十有三，具以实对，遂罢去。（《墓志》）

　　《墓志》所记较简，删去了《行状》中陆氏自语：“某三十年老秀才，无意进取久矣，若复引年饰词以博虚秩，是欺君也。”但增入“先生念异时师友，尝抱隐痛，又既弃诸生，不欲违初心”“诡不入格”等语，突出了陆氏抗节的遗民形象。其实《行状》中的陆元辅，虽不以功名为念，但也没有刻意对抗的姿态，甚至连故意考不上的痕迹都不明显，这也许更接近真实生活中的陆元辅。《行状》与《墓志》还都记有陆元辅对个人著述的极端重视：

　　易箦前三日，开国自虞山归候先生于榻前，目眵不能视，因附耳高声者再。乃执开国手，亦高声呼余字者三，曰：“汝归甚好，我著述中有第三支未详，汝精考索，为我急检补入。”开国因问何书，则杂以他语，卒不知其所以，伤哉。（《行状》）

　　先生殆病矣，犹矻矻事编纂不少休，语云章曰：“余于书，有所未卒业者若干种，与志所欲为稍稍裒聚而未编次者。今老矣，子能为我续成之乎？”云章唯唯，缩踖而退。（《墓志》）

　　不论是病危之时还是临终之际，陆元辅首先想到的都是著述之事。侯开国系陆元辅最亲近的弟子，张云章与陆元辅则属互相钦佩的文友，通过不同人物的亲自经历，可以进一步证实陆元辅是以著述安身立命和为价值追求的。陆元辅著述的目录，《墓志》和《行状》也有记载，但《墓志》只作胪列：“所著有《十三经注疏类抄》若干卷，《续经籍考》若干卷，《明季争光录》若干卷（按《行状》作《明史褒争光录》若干卷），《菊隐纪闻》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尝欲辑本邑文献，未有成书。又《经籍考》虽经编次而欲重加论列，以续马端临之后，此先生未竟之志也。”而《行状》不仅比《墓志》多出“《十三经辨疑》若干卷、《考异》若干卷”，且每种均加解说，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古人日记，对于身体的敏感和关注是一大特点，这正是身体史研究的范畴。几乎每部稍具规模的日记原稿里（强调原稿，是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日记有些曾经作者或后人删节改编），都有不少关于自己或他人疾病伤痛的记载。这可能和《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影响有关，更可能出于对生命本能的爱护和重视，古代医疗条件有限，疾病容易威胁到生命，故甚受人重视，况且医治多凭经验，不仅需要医者细心体察病症，亦需患者或家属详述其症。侯岐曾的日记，也有很多关于疾病的记载，最常见的病是疟疾，江南本就是疟疾的高发地带，侯岐曾家族多人包括他自己都曾染此病。特别是侯岐曾，因穷于应付籍没和追租，身心疲惫，顺治三年（1646）九月患上了疟疾，从此寒热交替，深受折磨，直至次年五月初八《日记》仍载“寒发稍轻”，未能痊愈，中间又时而便秘，时而暴泄，痒疾频发，实是痛苦不堪：

　　方幸疟期已移阳分，且从轻发落矣。忽而寒从足起，忽而热满周身，昏沉竟日，尚无滴汗。灯下勉起，忽发大吐，更馀又发大吐，竟夕雨汗三四番，皆前此未有。

　　予六七日大便不行，几欲废食，仍勉进糜。午余发热为常，宜羸瘦益甚，血肉至去其七分矣。所能自保者，神气耳。夜来发热颇厉，得微汗，渐解。尤苦痒甚，则热倍难除。

　　以至侯岐曾感叹：“每当热发，昏沉彻昼夜，几入鬼录。”侯氏之所以疟疾久而不愈，进而导致其他生理功能紊乱，也许正是内外交困，压力过大所致。《日记》对此也有透露：“疟者，虐也，三日疟乃不意身尝之。祸患生平未经，则疾疢亦应生平所未经也。予致病有四大端：有不尽哭之哀，有不敢声之怒，有微而渐著之劳，有宿而愈壮之火。”将心态史与身体史结合起来，我们对侯岐曾的理解会更加深刻。

　　《易代》对疾病问题也有关注，只是力度不够，仅在第七章描述了夏淑吉之夫侯玄洵的病情，指出他于崇祯十一年（1638）死于心脏病，但对病状的分析未免笼统。文中引《月蝉笔露》记玄洵“中鬲（膈）痛急，不能俯仰”，似为心绞痛发作症状，但文中又引侯峒曾《侄洵病中记序》，“其病从先天来，火伏焦腑间，长而发愤沉挚，百虑攻中，郁积致然。……家人见之，谓发狂疾”，《月蝉笔露》亦有玄洵胸痛时作诗“每竟一幅，高跳狂叫……戊寅端坐而逝”的记载，则心绞痛发作时恰恰会迫使病人停止活动，不想说话，更不可能“高跳狂叫”。综合分析，玄洵实应为先天性心脏病或心肌病，成年后百虑攻中，心神受扰，并发精神病，最后很可能死于心肌梗死，心脏骤停，端坐而亡。玄洵的死亡，也意味着夏淑吉人生悲剧的开始。

　　身体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显学之一，其研究范围当然不仅是疾病伤痛及与之相关的医疗史、药物史等，还包括研究身体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等，乃至衍生出身体政治学、身体社会学、身体文化学、身体叙事学、身体美学等分支学科。比如前述侯岐曾让仆人朱国俊向官府报告他“真病真危，即日呜呼哀哉”，就是以身体疾病对抗政治压迫的一种手段，其实“托病”无论古今皆是人们常用的一种策略。可见身体史这一角度，在日记研究中可以大有作为。

　　与身体史相似，情感史在日记研究中也有很大的开拓空间。情感史虽在20世纪80年代后获得迅速发展，但它成为史学界共识的标志，是在2015年8月在中国山东省济南市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当时“历史化的情感”成为会议四大议题之一。情感是社会交流的基本方式，其中蕴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甚至能够创造或改变历史，比如“冲冠一怒为红颜”。情感史与心态史联系密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前者是从后者中分化或细化出来的，因为广义的“心态”包括信仰、情感、习俗等所有主观方面。但心态史重在考察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呈现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状态，没有将情感专门独立出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喜怒哀乐等情感视为人类以生理为基础而产生的具有普遍性的特征。情感史则不仅重视个人的情感体验，而且更加重视情感表达（不一定是内心真实情感体验）背后的历史意义，“通过研究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之间的张力来解读社会的权力关系、组织结构与文化特征”“一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包含着情感因素，个人或团体是否表达他们的情感，如何表达情感，为什么表达以及何时、何地、向谁表达情感，甚至故意表达与真实的内心情感体验相反的情感等，这些都是情感史家所关注的问题”。日记属于私密性质的个人成长记录，其中自然蕴藏着丰富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颇宜从情感史角度切入研究。《易代》未能专力于此，本文也因篇幅所限，仅举侯岐曾日记中的两例说明其价值：

　　予八十一岁之乳母适至，病惫极矣，检赠一衣而去。予因念坡老在黄州，丧七十二岁之乳母，屡形简牍，重感人命脆弱，至于悼念久之。今吾与乳母明知向后勿复相见矣，而意思都觉淡然，此非情有厚薄也。坡老虽在迁谪，而居然太平；予虽栖故乡，而洊经离丧。所见不同，自有如此，因复咏坡诗云：“存亡见惯还闲事。”此语未便造太上，正自一往有深情耳。

　　自己行将就木的乳母来求帮衬，侯岐曾却因家中内外事交困，只赠一衣了事，可想老乳母肯定是失望而去，侯岐曾在《日记》中表达的情感好像是勘破生死存亡，因此一切淡然处之，但他内心情感体验真实如此吗？乳母因对被哺乳人有养育之恩，地位较为特殊，非一般雇工可比，中国传统文化和情感准则也要求善待乳母，侯岐曾引苏轼对乳母的态度与自己对比，并反复辩说，认为太上忘情其实“一往有深情”，正反映出其内心是为之不安的。

　　赇事，吾对诸仆但云必须商决龙江，而诸仆裂眼相向，吾不禁发怒，急提贷物掷付管科去，此昨午事也。

　　侯岐曾兄弟此时尚未分家，日常收支合计一处，嘉定之难后峒曾仅存子玄瀞，奉母住于龙江故宅。侯岐曾为免籍没之危，不断向官府行贿，所需费用皆要从家族总账支出。从礼法制度和情感准则讲，家族中凡有重要的事情和花费，都宜与玄瀞母子商量而定。未料侯岐曾的仆人们对此却不以为然，甚至横目相对。仆人势利，对孤儿寡母不免轻视，但没想到会有将主人置于独断专行、滥用财产等不义之地的危险，故侯岐曾才会大发脾气。从《日记》后来的记载看，外界确实渐渐流传出对侯岐曾的非议，似与家族财产有关，逼得侯岐曾只好分家，内心受到很大打击和伤害。诸仆敢于对主人“裂眼相向”，既说明侯岐曾御下宽仁，也说明他诸事过于依赖仆从，才造成其骄横之气，这也是明清之际主奴关系的普遍现象。从主仆两方面的不同情感表达，我们确能窥见其背后的社会形态和文化特点。

　　由于侧重点不同，作者对某些方面重描彩绘，就可能造成对其他方面关注不够，这几乎是所有写作者难以避免的问题，因此《易代》对于身体史和情感史较少着墨，说来并不算什么缺陷。但越是好的作品，人们越会对其吹毛求疵，求全责备，有时读之不能尽兴，恨不得挥笔添补。只是原作如此结构和取材，自有其用意所在，真要添补，或成蛇足。不过，能够使作品具有相对开放性和召唤性的空间，吸引读者参与进来，愿意为之感动为之忧喜，为之想象为之再创造，这可能也是一部优秀著作的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