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人读后感精选
《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人》是一本由[日]三浦国雄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页数：21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人》读后感(一)：立于浊流之人，希世之异人
青年读书大多为科举，科举则大多为做官发财，这样的人丝毫不会考虑如何实现自我，自我现状是否可以接受，以及自己对民众的责任感。王安石的孤独就源于，他与汲汲于名利的同辈青年的格格不入。他总是心怀莫可名状的疏离感，自觉不见容于时代、社会及周围的人们，就像一只因离群而寂寞的野兽，这不是矜持或自负，而是一种深刻的寂寥。王安石非常渴望有能理解和接纳自己的友人，与他们切磋琢磨，年龄、地位、家世都不拘泥，他只希望能让自己畅所欲言的对象。王安石的挚友有共同之处，第一是他们都具有好古的精神；第二，都对时代有所批判；第三，他们都具有与追求荣华相悖的反骨；最后都具备出众的学识，当然这些特质也是年轻的王安石所具备的。
政治归根结底是人际关系，王安石的政治理念：一是理想主义是在对现实社会的忧患意识驱动下，进行细致的现状分析，以实现三代盛世为目标的理想主义，比较起来，王安石的先王政治比他的反对派司马光等人遵奉的祖宗之法，目标要远大。二是实施政策的是人，所以必须建立培养有益于国家的人才培养系统，重视务实者和技术人员。三是削弱富商豪绅，皇帝（国家）直接统治人民；四是天下的财富要先掌握在皇帝（国家）手中，之后再与人民平均分配；五是王安石的政策是农本主义的，他认为农村安定，国家才能繁荣。六是王安石也承认发展流通经济的必要性，这是他的变法的现实主义一面，其实王安石的财政政策等非常积极，并不满足于征收税负和节流开支两项，增加国家财富，他还要求百姓努力开发土地资源，鼓励增加生产。
历经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王安石终于找回了自己，他痛感自身的软弱与自己信仰之心的天真，之前挂嘴边的四大皆空，不过是他政治上成功所带来的安心感和自我满足的衍生品。当调和理想与现实世界的纽带崩溃时，也就是考验自身真正价值的时刻，烦恼越重，领悟的也就越深。王安石担心的是，在不理解新法的后世之人眼里，他一心侍奉的神宗，会被视为桀纣一般的人物。无论后世之人以新法为是，以旧法为非，抑或是把自己一派视为桀，而把司马光等人捧为尧，一切终将归于尘土，自己的时代已成往事，新的时代注定已无自身的一席之地，执着于前程的是非，为后世的评价担忧，岂非自寻烦恼。王安石受到各种误解和中伤，大抵是因为其人其学之浩然豪阔，远远的将其所处的时代落在身后，生的太早的先觉者们都免不了苦恼于自己与时代与社会的龌龊。立于浊流之人，希世之异人，一个独自对抗时代的变革者，同时也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贤人。
《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人》读后感(二)：后记
如果笔者这本小传让王安石看，他会说些什么呢？肯定不会说“知我者唯三浦君”，搞不好会嘲笑笔者：“你是个螃蟹，只能掘出蟹壳那么大的坑罢了。”
我记得是去年接到的这个写王安石小传的工作。起初我是拒绝的。笔者是个懒怠的人，一听必须严格遵守期限完成，心里就先发怵。更要命的是我对王安石一无所知，想到要在一年之内读完王安石全集和各种参考文献，还要完成三百五十页稿纸的小传，就觉得此事不可行，我也没有自信能完成这种“不可能的任务”。不过后来策划方又来劝我，我就接下了这个工作。因为说着说着我就开始觉得自己大概能写出这本书了，总之是被人说服了。从很久前我就对王安石有兴趣，所以在人家的劝说中萌生了“趁此机会好好研究一下王安石”的无知者无畏的念头。
在日本对王安石的研究主要是所谓东洋史的研究范围。而东洋史研究者撰写的相关论文汗牛充栋，我却没有时间充分阅读领会他们留下的丰富的先行研究成果。而且这些论文几乎都是对王安石新法的分析探索。我想从整体上把握王安石这个人，只读东洋史学家的研究论文就不够了。因此去年秋天我最先读了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之后我开始读王安石诗文。在南宋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和清水茂《王安石》的引导下，我一脚踏入了王安石诗文的世界，仿佛和活生生的王安石有了交往，逐渐对其人感兴趣了起来。
此外我也略微知道一些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名人。我二十多岁时在读罢司马光的文集和《资治通鉴》之后，曾写过一些粗浅的见解。我也在书中拜读过两宋道学派的诸位先生的言论。通过他们的记述，我所见的王安石曾是那么冷酷、偏狭而阴险——总之是当时第一的大恶人。他们所引述的王安石的主张同样也是那么冷峻苛刻没有融通。不过，当我沉下心来才逐渐发觉王安石并不全如他的敌人所说。
王安石的文章虽然逻辑复杂曲折而难以卒读，但与同时代的其他文章不同，具有一种新鲜的现实感。而王安石的诗歌是很难用一句话来评价的。我只能说从诗歌中所见的王安石，同那个力排众议、果断实行变法、意志不可动摇的王安石是很不相同的。敝人才疏学浅，王安石的许多诗还未读过，这很是遗憾。倘若那些作品我也能充分领会的话，大概就能描绘出更有血有肉，更富层次的王安石的形象。王安石的诗，尤其是他晚年所作的思想诗，就只能留给笔者作为今后的课题了。
窃以为王安石受到各种误解和中伤，大抵是因为其人、其学之浩然豪阔远远地将其所处时代的水准落在身后，生得太早的先觉者们，都免不了苦恼于自己与时代与社会的龃龉。王安石绝对不是一个卑劣的人。不过本书是否能将王安石的魅力充分地表现出来，这就只能依靠诸位读者的判断了。
其实笔者以往总是想绘声绘色地敷衍虚饰出一本书，这次撰写中国先贤小传的工作无疑是个好机会。但写此书却只是让我痛感到“撒谎”是需要丰富的才能的。没有此类才能，便只能走文献实证的道路。话虽如此，如果只摘引文献，本书便会枯燥无味，因此我还借助了一些当时记录王安石奇闻逸事的笔记、杂记等资料，并在其间发挥了一点有限度的想象力以揣测古人。因此如果有人说本书毫无文献基础，全是一些编造的有关王安石的故事，这就是对笔者不公了。我希望把这本小小的评传定位于笔者关于王安石这个“希世之异人”的个人见解。
“立于浊流之人”是本书的副标题。取这个副标题的时候笔者还没有确定对王安石总体的印象。现在本书已经基本完成了，我却也想不出更好的副标题。我想这个副标题蕴含着王安石这样的形象——一个独自对抗时流的变革者，同时也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贤人。
本书的校稿曾蒙京都大学大学院宋诗研究者高津孝君校阅，并见赐了几条中肯的意见。鹿儿岛大学的石川英昭君也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许多帮助。我在这里一并对二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三浦国雄
《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人》读后感(三)：探望千岁的王安石先生
今年是王安石先生千年华诞，翻开日本著名学者三浦国雄写的《王安石传》，探望千岁的老先生王荆公。
临川先生是个多姿多彩的历史人物：集儒释道于一身，融通三教，以一已之力为三家做注，称其“独步古今”亦不为过。创立了被称为“王学”的学问体系，唐宋八大家之一。第一流的散文家和诗人。政治家和思想家。公认地“被政治耽误了的文学家”。如同西赛罗之于凯撒，即使他的政敌，对其文学造诣也不得不表示钦佩。历史上位及人臣，同时有学术贡献的政治改革家凤毛鳞角。
临川先生虽是官户出身，享有种种特权，但家境并不富裕。比起世代簪缨、累世公卿的名门，根基很浅。王安石19岁丧父，22岁蟾宫折桂。随后撑起一家十几口人的生计。王家通过科举入仕从王安石祖父的弟弟进士及第，到王父王益，到临川先生的儿子王雱(24岁进士及第)，三弟安礼(28岁进士及第，此时介甫41岁)，大弟安国(此时介甫48岁)。王家女性亦有学识，不乏才媛：王母、王妻、王妹、王女皆通文墨，甚至有创作才华、政治智慧。临川先生和亲属间的关系很亲。
王介甫一生没有一定的老师，阅读广泛，终身手不释卷，无师独悟。青年时代的王安石，时时处在孤独的痛苦中。笔者以为他是领先时代而产生的痛苦。
临川先生只有一位妻子，拒绝纳妾。当时名士风流，在夫人外有几位红粉知己为大众接受。
王安石的变法总体特征：农本主义。压制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增加社会的中产阶级数量。新法中的核心法规：
1069年：青苗法（国家贷款，借钱给家民购买秧苗。限制了大地主的利益。后被反对者朱熹借鉴，制定出社仓法）、均输法（物价管制政策。限制了大商人的利益）
1070年：募役法（接近于现代的个人所得税）
1071年：三舍法：培养官员的学校
1072年：市场法（青苗法的商人版本，国家向中、小商人贷款）
一般是明代张居正变法与宋代王安石变法并提。
元丰八年神宗享年38岁，随后熙宁变法被垂帘听政的普通妇人宣仁太后全废。次年66岁的王安石和马基雅维利一样，郁郁而终。亲爱的读者，我们还是乐观点的。临川先生身后享受的国际级的哀荣，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这是第一章到第七章讲的内容。
第八章讨论会展示了历代不同流派的代表性观点，这样读者能广听褒贬不同的评论，自己判断。无需一到表决时，就全部举手，可以有异议。
第九章的内容给笔者解开了两个“惑”：
1.笔者读人文精典作品，发现二千年前的西赛罗、塞涅卡皆有传世的人文之作，可中国著名历史人物没有人文作品传于后世。西方有帝王哲学家奥勒留，中国有以书画、词著名的帝王，没有哲学家这种类型的。三浦先生说 ：“儒家在心、生死及宇宙至理等领域的理论话语中是有缺失的”。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欠缺人文精神，仅此不足以成就二元论的人。佛教能流传至今，与佛教信仰的特性有很大关系--它弥补了儒家思想的情感与逻辑缺失。儒家思想更注重伦理、群体和今世，而佛教注重心灵、个体和来世。即读人文精典和佛教、道家作品对心灵有相近的作用。
2.临川先生是个集三种思想体系于一身，千年前既实践了佛道双修。佛教和道教都是对儒家缺失的补充，笔者找到了双修的理论支持。佛和道是可以打通的，但难度大。
这本书从第八章开始，是学者型作家才能写得出来的。三浦先生研究过道教，作品有《不老不死的欲求：三浦国雄道教论集》。
第九章从由人到中国社会的三大思想---儒、佛、道 。由人到城市(南京)：城市(南朝文化、紫金山里的寺庙)给人的滋养，以及人对城市的回馈，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书定林院窗》、《 登宝公塔》、《 钟山即事》、 《游钟山》、 《两山间》、《 金陵怀古四首》等等）。
三浦先生的这部作品，从微观到宏观，全面细致。细心地读者在书中能体味到二元论的人和多元论的人性。
紫金山上秋意绵绵，灵谷深松佛音缭绕。踏秋而行，寻觅临川先生的踪影。
2021年10月30日拙笔于紫金山
配图为笔者近日摄于灵谷寺
《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人》读后感(四)：探望千岁的老先生王安石
今年是王安石先生千年华诞，翻开日本著名学者三浦国雄写的《王安石传》，探望千岁的老先生王荆公。
临川先生是个多姿多彩的历史人物：集儒释道于一身，融通三教，以一已之力为三家做注，称其“独步古今”亦不为过。创立了被称为“王学”的学问体系。第一流的散文家和诗人。政治家和思想家。公认地“被政治耽误了的文学家”。如同西赛罗之于凯撒，即使他的政敌，对其文学造诣也不得不表示钦佩。历史上位及人臣，同时有学术贡献的政治改革家凤毛鳞角。
临川先生虽是官户出身，享有种种特权，但家境并不富裕。比起世代簪缨、累世公卿的名门，根基很浅。王安石19岁丧父，22岁蟾宫折桂。随后撑起一家十几口人的生计。王家通过科举入仕从王安石祖父的弟弟进士及第，到王父王益，到临川先生的儿子王雱(24岁进士及第)，三弟安礼(28岁进士及第)，大弟安国(此时介甫48岁)。王家女性亦有学识，不乏才媛：王母、王妻、王妹、王女皆通文墨，甚至有创作才华、政治智慧。临川先生和亲属间的关系很亲。临川先生只有一位妻子，拒绝纳妾。当时名士风流，在夫人外有几位红粉知己为大众接受。
王介甫一生没有一定的老师，阅读广泛，终身手不释卷，无师独悟。青年时代的王安石，时时处在孤独的痛苦中。笔者以为他是领先时代而产生的痛苦。
新法中的核心法规：
1069年：青苗法（国家贷款，借钱给家民购买秧苗。限制了大地主的利益。王安石的反对者朱熹的社仓法是参考了青苗法才制定出的）、均输法（物价管制政策。限制了大商人的利益）
1070年：募役法（接近于现代的个人所得税）
1071年：三舍法：培养官员的学校
1072年：市场法（青苗法的商人版本，国家向中、小商人贷款）
一般是明代张居正变法与宋代王安石变法并提。
元丰八年神宗享年38岁，随后熙宁变法被垂帘听政的普通妇人宣仁太后全废。次年66岁的王安石和马基雅维利一样，郁郁而终。
这是第一章到第七章讲的内容。
第八章讨论会展示了历代不同流派的代表性观点，这样读者能广听褒贬不同的评论，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不用一到表决时就全部举手，可以有异议。
第九章的内容给笔者解开了两个“惑”：
1.笔者读人文精典作品，发现二千年前的西赛罗、塞涅卡皆有传世的人文之作，可中国同一时期的著名历史人物没有人文作品传于后世。西方有帝王哲学家奥勒留，中国有以书画、词著名的帝王，但没有哲学家这种类型的。三溥先生说 ：“儒家在心、生死及宇宙至理等领域的理论话语中是有缺失的”。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本身欠缺人文精神，对二元论的人来说，这是不够的。佛教能流传至今，与佛教信仰的特性有很大关系--它弥补了儒家思想的情感与逻辑缺失。儒家思想更注重伦理、群体和今世，而佛教注重心灵、个体和来世。即读人文精典和佛教、道家作品对心灵有相近的作用。
2.笔者的一位友人数年前佛道双修。笔者虽不否定友人的想法，但不积极。这两种思想体系会不会水火不容？会否走火入魔？这两种思想有没有交集，会不会永远是两条平行线？囿于对佛、道的了解不深，这些问题一直在笔者心中。而临川先生是个集三种思想体系于一身，千年前既实践了佛道双修。佛教和道教都是对儒家缺失的人文补充，笔者找到了双修的理论支持。佛和道是可以打通的，但难度大。
这本书从第八章开始，是学者型作家才能写得出来的。三浦先生研究过道教，是前日本道教学会会长，作品有《不老不死的欲求：三浦国雄道教论集》。
第九章从由人到中国社会的三大思想---儒、佛、道 。由人到城市(南京)：城市(佛教、南朝文化)给人的滋养，以及人给城市留下的文化遗产（《书定林院窗》、《登宝公塔》、《钟山即事》、《游钟山》、《俩山间》、《金陵怀古四首》等等）。
总地说来，三浦先生的传记兼顾微观、宏观，全面细致。
紫金山上秋色灿灿，灵谷深松佛音缭绕。踏秋而行，寻觅临川先生的踪影。
2021.10.30拙笔于紫金山
配图为笔者最近摄于灵谷寺
灵谷深松
《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人》读后感(五)：中译本自序
2018年12月，笔者承蒙方旭东教授邀约，获得了赴华东师范大学举办讲座的机会。笔者也曾数度造访上海，然而此番沪上之行却有出乎意料之事仿佛在等待着我的到来。初次见面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张钰翰向我提出希望在中国翻译出版拙著《王安石》的计划。据张编辑说，多年前他到东京旅行时偶然在旧书店购得拙作，也就是在那时他便萌生了将其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念头。《王安石》在日本出版还是1985年的事，33年之后当年耗费无数心力的作品有机会在中国学的道统所在被重新赋予新的生命，这是何等的荣幸，以至于笔者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闻张编辑本身即是研究宋史的专家，拙著能得到他的肯定，我便再无半点踌躇，唯有欣然领命。
回想起来，笔者的本科毕业论文是讨论《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硕士论文的主题则是围绕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尤其是其中涉及历史评判的以“臣光曰”起首的部分）。那段时间里，我花了两年时间钻研多达294卷的《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共20册），之后又转入了朱熹与朱子学的研究。也正是在这期间，我与王安石邂逅了。但关于本书的选题却并非由我本心自悟，而是如后记所言，乃是应出版社之邀约而得。在那以前，我也只是站在“旧法党”与“道学派”的一方，以他们的视角来远观王安石。通过本书的写作，我才得以直面荆公本人，真正聆听他的声音。这在我当时的治学生涯中也是初次之体验。因此，本书也可以说是我对王安石体悟之旅的一份记录。
我在原书后记中曾提到，日本的王安石研究是由专攻中国史的学者推动的，而这些研究的主题大都与王安石的政治改革相关。诚然，论及王安石，其主持的牵涉广泛的改革自然不容忽视，但仅限于此却又错失了荆公丰富多彩的诸般面相。王安石兼通儒释道三家，独自构筑起被称为“王学”的学问体系，其诗文亦为人称道。笔者所愿就是希冀能从整体上勾勒出王安石的全貌，这也是本书所追求的效果。然而临近搁笔之际，笔者方知面对一个如此多姿多彩的人物，自己的笔墨是何其苍白。不过仅就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王安石形象而言，笔者倒还颇有几分自信。
本书在日本付梓那年笔者正好45岁，彼时我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道教，但王安石却一直留在我的心底。尤其是他创作的带有玄学派诗歌（即Metaphysical poetry，英国17世纪的诗歌流派）韵味的《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等诗作，对其进行分析与解读至今仍是余之心愿。笔者今年恰是杖朝之年（虚岁已经81岁），算是进入了人生最后的阶段，或许正适合体悟荆公晚年诗作所反映的他心中的那片风景。南宋的李壁曾为王安石的诗歌作注。近年在日本发现了保存有李壁笺注原貌的朝鲜活字本汉籍，与过去通行的版本相比，朝鲜活字本的内容要多出一倍，堪称解读王安石诗作的必备伴侣。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该书全部影印出版实在是学界的幸事，笔者案头自然也少不了它的身影。
今时，我不禁回忆起三十多年前本书在日本出版时的情景。笔者在创作这部王安石评传时尝试了一些崭新的想法，比如“以诗证史”，将王安石的诗作为传记的资料来使用；还有就是在本书第八章创造的“天上的研讨会”的形式，借后世实际存在的人物之口，从不同角度自由地评判王安石。上述独具匠心的创造曾令笔者颇为自负。遗憾的是，该书问世时却没有任何来自学界和读者的声音传入笔者的耳中，我也没有看到关于本书的书评。多年以后，网络上倒是出现了一些类似读后感的评价，但留在我记忆中的也只有“通俗性读物”“虽说有趣，但像小说一样的虚构感过于强烈”等批评性的意见而已。借此机会，我也想为自己做一番小小的辩护。确实，本书并非针对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通过本书我更期待能向一般读者传达我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本书是一部“通俗性读物”亦不为过。然而，包括诗歌在内，本书所使用的全部资料皆有所本，无一处是笔者随意捏造。只是因为这些汉文资料的原貌对于日本读者来说过于生涩，笔者才不得不对其稍加润色。即便是那场“天上的研讨会”，虽非每一段发言都逐字逐句照搬原文，但由于融汇了每一位学者的基本观点，如果说这些言论出自其人之口，亦无半点不自然之处。这一点还是可以通过史料来证明的。
当初到王安石南京故居访古探幽的经历让我至今难忘。那是在1987年的6月，46岁的笔者受当时供职的大学委派赴上海大学文学院访学。我每周一次前往祝瑞开教授在温州路的府上受教，那是专门为我开设的一对一的中国思想史讲座。闲暇之时，我便依兴致所至各处云游。虽然研修的时间只有短短六个月，但人到中年终于得偿留学中国的夙愿，每天都可收获新知，所遇之人无不温婉亲切，回想起来真如梦境一般。
我本应在拙著出版前造访南京这座王安石所钟爱的南朝古都，但却无此机缘，这次金陵访古也算是在本书出版后的一种弥补吧。因此对我来说，这次预定中的南京之行的最大亮点莫过于前往坐落于南京东郊中山门以北的半山园（王安石故居）参观。我边问边行，到达目的地后却得知王安石故居位于海军指挥学院的校园以内。凭借不算流利的中文我说服了年轻的警卫放行，但由于学校面积太大，我还是难以辨明故居所在的位置，于是只好向途中遇到的人求助。那个人把我带到一间屋子里并示意我在此等待后便离开了。随后一位军官气质的人走了进来，并向我提出一系列问题：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你是何时到南京的？南京市外事办负责和你联系的人是谁？（笔者当时持有的是上海大学给南京市外事办出具的介绍信）诸如此类。最后我被遗憾地告知这次不能参观王安石故居，如果以后还想来的话则需正式办理相关的手续。经过漫长的等待，笔者还是被礼送出校，终于与王安石缘悭一面。王安石故居位于军事重地，未能如愿造访是我的准备不足。而其坟茔所在今日已不可考，以王安石的希世之才竟不知埋骨何处，则实在有些岂有此理。顺带一提，朱熹位于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黄坑镇的墓地倒是保存完好。也是在研修期间的1987年8月，笔者如愿到朱熹墓前凭吊。福建秀美自然风光环抱的朱熹永眠之地令我感慨万千。关于那次经历，笔者也把它记录到了我的另一部评传《朱子传》（2010年东京平凡社出版）之中。
闲话休提，书归正文。虽然《王安石》在日本出版后谈不上有多大反响，却在2005年由首尔的出版社出版了韩译本（李承妍译）。还有一句闲话，其实《王安石》最早的海外译本是1989年在中国台湾出版的汉译本。然而无论是在出版前还是出版后，台湾方面都没有与笔者或者在日本出版本书的集英社联系。换句话说，那是一本不折不扣的盗版书。我之所以得知这一盗版的存在，还是因为我的一位朋友在当地旅行期间无意中于书肆购得了一册。及至看到书的版权页所印“版权所有·请勿翻印”的字样，笔者唯有哑然失笑。
此次担任拙稿翻译的是与笔者同在四川大学任教的李若愚君。我事后才获悉他与担任本书编辑的张钰翰竟然是大学时代的同窗。2018年5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四川大学开办讲座，那也是我和李若愚邂逅的契机。循例我在讲座之后要与四川大学的师生到火锅店聚餐，李君也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与我们一起大快朵颐。席间我才知道他专攻日本近代政治史，并且也有来日本留学的经历。
大约半个月以前，我收到了张编辑寄来的译稿。集中拜读之后，我发现原作中日语的精微之处都被精准而富于文采的汉语所替代，李若愚先生高超的日语解读能力令我心生赞叹。如前文所说，原作设定的读者群是日本的一般读者，所以也就没有标注所用史料的来源。译者竟能准确地将其一一检索出来，并在译本中标注出处，这无疑大大提高了本书在学术层面的可信度。笔者当年的一些粗疏之处也得到了译者的修正。通过外语阅读自己的著作又有一种阅读他人文字的新鲜感，这大半要归功于译者。
今年是王安石的千年华诞。拙著能有机缘在此难得之时节出版，实为一大幸事。对于拙著能否被中国的读者接受，如果我说没有丝毫的不安，那大概是一句假话。但是，有缘与本书的编辑者和翻译者相遇，能让我笔下的《王安石》重归故里，老夫已然足慰平生。想到这里，我便不会像当年的王安石一样因担忧自己不被世人所理解而难以释怀了。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于日本神户三浦国雄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