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艺谋

　　引导语：我为自己有一个这么好的榜样、一个这么优秀的父亲而感到骄傲。

　　一

　　我一开始没想过自己会从事电影行业。我不到16岁就去了美国，本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建筑系。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喜欢艺术，我当时就想找一门专业，能把所有的艺术都融合在一起，然后就想到了建筑。我听别人说学建筑特别难，很多人5年才能毕业，我说什么最难我就学什么。

　　到了大三下半学期，我在一家挺不错的建筑师事务所实习。去了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实习了3个月，非常孤独，你不能跟别人有太多的交流，因为如果你说得太多，别人就会偷掉你的想法。

　　我当时很迷茫，便给父亲打了个电话。以前我从来都不听父母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问父亲我该怎么办。然后，我父亲说：“其实你想要的无非就是一种团队的创作方式，也有艺术的表达，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电影。”我说：“我确实一直想学电影，我一直在想等到我当了一名好的建筑师以后，可能是40岁以后再去学。我就是因为自己还没有做建筑，所以觉得不甘心。”

　　我父亲说：“其实有时候放弃比继续更需要勇气，因为决定放弃时你必须学会取舍。”我觉得他说的这番话很有道理，然后我就想试着去考纽约大学的电影学院。因为当时我很不安心，我觉得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应该让父母失望，我担心父亲会因为我放弃了学建筑而对我失望。但是他并没有这么想，反而鼓励我进行新的尝试，我当时很感动，于是就大胆地往前走了。

　　二

　　《28岁未成年》其实是我的编剧给我的一份文学报告，主题就是如果你能回到10年前和17岁的自己见面，你会对自己说什么。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我17岁的时候刚好是在美国读书，特别辛苦，因此很有感触。有时候创作就是一个非常小的点，一滴水突然一下就溅起一片浪花。从17岁到28岁其实是一个人最动荡的、最摸不清方向的年纪，但是你在这段时间所做出的任何选择都会造就现在的自己。

　　我回国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没长大呢，自己的青春才开始。那时，很多人经常说：“你怎么还不嫁人呢？”或者问：“你怎么还不拍电影啊？”我说：“我才二十六七岁，我还不知道我要不要拍电影、喜不喜欢拍电影呢，我得先尝试一下，先从剪辑做起。”

　　有句话叫“成名要趁早”，我坚决不认同这句话。那样的话，你会以成名为目的而不会在自己真正觉得水到渠成、胸有成竹的时候去做一件事情。我的最终目的不是成名，而是想表达一种很成熟的感情，跟观众产生一种共鸣。

　　我父亲是38岁时才拍第一部电影的。他在这之前有过很多生活经历，到纺织厂，下乡，然后当工人，又当学生，而且刚开始学的还不是导演，而是摄影。经验和经历对于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所以，着什么急啊！我觉得导演这个职业需要岁月的沉淀，如果我大学一毕业就去拍电影，可能有些仓促，我希望多积累一些经验。

　　第五代导演是受压抑的一代，而我们这一代其实是相反的，大环境没有太多的限制，但有时候我发现，我们这一代最大的障碍是自己。这可能就是我跟我父亲想表达的东西完全不同的原因吧。

　　很多人问我：“作为张艺谋的女儿，女承父业，有没有压力？”我倒觉得没有。我觉得更多的是鼓励，其实他对于我而言是一种动力，我为自己有一个这么好的榜样、一个这么优秀的父亲而感到骄傲，但是我俩是不一样的个体，所拍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

　　三

　　别人介绍我时都会说“这是张艺谋的女儿”，其实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就有一种优越感，导演是高高在上的，当所有的人围着他转的时候，听到别人说“这是导演的女儿”，我还是挺高兴的。因为他确实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艺术家，能成为他的女儿，确实是我的荣幸与自豪。

　　他从来不限制我，经常对我说：“如果你不想当导演，你可以永远做剪辑，也可以当制片人。”他没有强行规定我一定要怎么样。他也不会提示我应该怎么做，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如果提示我，我反而会有逆反心理。他自己就是一个创作者，他完全能理解当一个人想自己创作、自己发挥时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他绝对不会用任何东西来约束我。

　　我没有经历叛逆期，刚有一点儿叛逆的苗头的时候，15岁的我就出国了。我和父母天各一方，只能通过电话联系，他们连我干什么都不了解，还怎么管我呢？出国之后我反而觉得家庭太温馨了，因为在异国他乡，没有人无条件地对我好，更没有人管制我，我便没有所谓的发泄的过程。我跟父亲的关系还不错，他经常和我通电话，对我嘘寒问暖。我工作以后，更能感受到他的不容易，就更加理解他。(日志文章 www.wenzhangba.com)

　　我有没有因为父亲的光环，而感觉失去了所谓的自我价值？没有。在我的性格定型的时期，如果我天天在国内，别人就会说这是谁谁谁的女儿；但是在国外，别人不知道我父亲是谁，甚至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他的电影，所以我觉得这对我帮助挺大的。当我回国的时候，我已经26岁了，所以如果别人介绍我时再说这是谁谁谁的女儿，我也已经习惯了。我性格最不成熟、最摇摆不定的那个阶段，我刚好在国外。如果当时我在他身边，我的生活肯定是另外一种状态。

　　我上纽约大学的时候，跟父亲开玩笑，说：“也许有一天我真会当导演。”然后他说：“不过你跟我不一样，咱们肯定会拍出不一样的东西。”接着他也开玩笑说：“你再怎么拍，估计也达不到我的成就，所以你就按自己的路走吧。”

　　他说这句话其实是想告诉我，不要让自己太累。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不要有压力，走自己的路，自己想拍什么就去拍什么。”

　　四

　　父亲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红高粱》。特别是现在，当我在拍我的处女作时，我再去看他的处女作便明显感觉到，那种力度、那种很生动的东西，是一生中只会有一次的。

　　做了导演之后，我也更理解他了。以前觉得他不容易，只是因为他要做很多事情，很辛苦；现在觉得他不容易，是因为我知道，他一直在寻求如何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当这种表达遇到阻碍的时候，他要面临放弃或者取舍或者妥协。当我自己做了导演我才能体会到，一名导演内心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也能更深层次地理解他了。

　　但是我觉得我永远理解不了我父亲那一代人，我觉得没有任何后代能理解他们那一代的情感。父亲也会跟我讲起他的故事，我听的时候，甚至有想把它们拍成电影的冲动。但是我觉得他更多的还是留给自己的东西比较多，他不会诉苦，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是很可怕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比较幸运，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除非我们自己毁掉自己的前途。

　　同时，我又觉得我从小就很理解我父亲，这个东西没法去定一个时间点，它是一种基因、一种感觉。他的那种隐忍、压抑的性格也潜藏在我的身体里，这种DNA没有办法改变，我也是这种性格。我在美国待了这么长时间，会相对比较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他永远都是把自己的情绪默默地藏在心里，永远不会让别人感到他有什么不高兴或者不舒服的，一旦出了事，什么责任都是他自己承担。

　　我从小就得面对父母离异这件事情，因为在我小时候，父亲是一位个性张扬的人物，我经常能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他的报道，甚至他跟我母亲的事情也会被报道出来。对此，我母亲的态度就是不理不睬，我的态度也是不理不睬，因为别人说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知道自己过得还好就行。

　　那时候我对父亲倒没有恨，只能说是埋怨，就会问母亲：“为什么别的孩子有爸爸，我却没有？”每回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母亲都很难回答。我又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问了两次我便不问了。

　　但我母亲是非常维护我父亲的，她一直都说：“你父亲是一个好父亲，他一直都那么努力。你知道他多辛苦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他其实非常爱你，只不过他可能不能经常告诉你而已。”母亲经常跟我说这些话，也促使了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一直非常好。

　　我的父母在我面前都是很平和、很友好的。所以对他俩离异这件事，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理解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当追求不一样的时候，两个人走不到一起，就会分开。

　　我脑海里关于父亲的最早的画面，就是他穿着一件军大衣来幼儿园看我。我记得我蹲在地上玩儿，然后抬头看，他刚好是背光站着，旁边有一个太阳，我就感觉一个绿绿的、很高大的身影就这么看着我，等着我跟他回家。那时候我有点害怕他，觉得他特别高大……直到现在，这个画面我始终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