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情怀

　　记忆中年轻时的父亲夏天总是穿一条肥大的蓝色华达呢裤子、灰色的咔叽布上衣，一双干干净净的布鞋，颇有一副知青的派头。肩上常年挎的那个米黄色的木质保健箱，让人一眼就能认出他的身份：赤脚医生。如今，眼前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皮肤黝黑，齿牙零落，脊背微驼。黄褐色的斑点在他的脸上星罗棋布，岁月像一把利刀，无情地在他的额头刻下一道道沧桑。

　　父亲这一生，亦医亦农，以农立家，坎坎坷坷。在四十多年的从医生涯中，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用实际行动实践着“仁心济世，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把青春年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乡村医疗卫生事业。

　　父亲已经为当地农村服务了40多年。赤脚医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是无法理解何以在医生前面加上“赤脚”二字的，当医生就当医生，赤脚干嘛？其实很简单，当医生给人看病，赤脚是为下地干农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或是白天务农，晚上送医送药的农村基层兼职医疗人员，是一个半医半农的特殊村里人。

　　赤脚医生一般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习，基础医学、病理学等知识掌握的比较少。大病、重病治不了，复杂的病更不用说了。只能解决一些头痛脑热，擦损外伤等小病。虽说是小病，但能解决能治疗，也大大方便了村民群众。因为当时交通极为不便，村民们有病没法去大医院看，也没钱看病，所以村民群众十分敬重赤脚医生，都认为他们是村里的大知识分子，是救命恩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十分严重，地方病、传染病猖狂的肆虐，广大农民的健康受到严重的威胁，毛主席下达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全国各地积极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在农村培养医务人员。父亲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高小毕业生，当时的村支书找他谈话，问父亲是去当民办教师还是去村里的医疗站当大夫。父亲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父亲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医，是因为我奶奶的暴病身亡。父亲说，有一天我奶奶在后圏里起粪时，劳累过度，先是感冒，在医疗站取了几片药，吃了不见效，后又转到公社卫生所治疗，前后两天时间奶奶就去世了，父亲坚持认为是由于误诊。那时候医疗设备非常落后，医疗技术较差，极普通的疾病导致死亡的事例很多。当时父亲只有二十几岁，我四叔才六岁，奶奶的突然逝去犹如晴天霹雳，对全家人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父亲心中一直固执的认为奶奶的病是被耽误的。所以，当村支书问他时，他不假思索的选择了学医。

　　一、父亲的学医之路

　　父亲医术的学成来自两个途径，一是跟着师傅学，二是参加各种培训。

　　父亲只有高小文化， 先是跟着他的师傅学。说是师傅，其实就是村医疗站只比他年长一岁的一名赤脚医生。父亲以零基础入学，开始了他的学医之路。父亲从小就爱看书。天生好学，猎奇心强，本身又极为聪慧。师傅说他极有灵性，悟性好，要教他学习中医药学。自古以来中医有着自己的传承方式：师傅带徒弟，口传身授 。就这样，父亲走上了研学中医药的道路。先从认识中药、认识处方、抓药学起。会辨別两百余种中药、饮片，丸药包装。完全是边医边学，边学边医。跟着老一辈的中医前辈学医是很辛苦的事情，远不像现在的中医药大学般惬意与规律。可供看的书本及资料也极少，学习全靠个人的悟性与勤奋。三更半夜点着煤油灯背汤头、背药性、认中药、抄医书是常有的事情。背书经常到凌晨，什么《伤寒论》《本草纲目》、《医学衷中参西录》等医书都被父亲翻得稀巴烂。父亲说他的好多医学知识都是当时“抄到头脑中”的。父亲学习特别用心，白天留心观察师傅是怎么把脉的，怎么问诊的，怎么用药，怎么打针的，晚上就把师傅用药的方剂抄下来背会。所以，父亲依葫芦画瓢，很快就能给人看病了。父亲经常自豪的说起他的“三个一”，一天就会抓西药了，一周就认全了药房里二百多种中药，一个月就会打针了 。我不相信，说:“爹，现在的医生要上岗，至少学个三年五载的，还要考取行医证，进行岗前培训实习。你这不是非法行医草菅人命吗？”父亲生气的两眼一瞪:“别胡说，毛主席当时都说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毛主席真的那样说了吗？我满腹狐疑，百度了一下，还真是。1965年，毛主席做出著名的“六二六”指示，还说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民也养得起。”的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著名的“六二六”指示迅速催生了大批中国“赤脚医生”。父亲正是那个时候被“速成”的一名赤脚医生。他们也许医术不高，但人人都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也能够及时治疗。赤脚医生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就生活在农村，靠挣工分过日子，因此农民们养得起。农民们在大队医疗站或者公社卫生所看病，医疗费用主要从公社和大队积累资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员基本上不花什么钱，只收五分钱就能看病，大大方便了当地群众。

　　父亲医术的提高主要来自于培训。当时全国各地都在积极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精神，北京、上海等大医院里的好多医学专家都主动请求，积极投身于广阔的农村送医问药，县上也办了赤脚医生培训班。父亲积极参加了培训，可以说父亲他们是相当幸运的，虽然没上过专门的医科学校，但是却遇到了一批来自大城市医院的医术高明的专家给他们上课。主要培训中医治疗方法。他们都特别珍惜每一次难得的培训机会，如饥似渴的学习。三个月的培训，父亲了解了之前没听过的好多医学术语。尤其是中医的“望、闻、问、切”，“辩证”“论治”等。学习了解剖学，当然不是真的人体解剖，而是用道具做出来的各种内脏。当时许多参加培训的村民都认为学这些既枯燥又恶心，有些人学了没几天坚持不了就回去了，但父亲却学得津津有味。

　　“一根银针一把草，方便群众疗效好”。当年治病主要依靠银针针灸。治疗农村的常见病，银针配草药是最治根本、也是成本最低的医疗手段。父亲针灸的手法就是在培训班上跟上海医学院来的专家学的，父亲先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按照老师讲的扎针要领和书上的穴位图示，拿起针就往自己身上扎，有些是要害穴位，一点也不敢马虎。他经过一次次给自己身上扎针，和别人互相扎针，硬是忍着疼痛，学会了针灸。父亲通常是白天认真听课，晚上在煤油灯下整理学习笔记，背诵理论知识。培训了三个多月，他没有逛过一次街。回过一次家。也确实学到了很多实用医术。那时候像这样的培训每年都有两三次，父亲每次都是被选为去培训的骨干。经过几年的学习中实践，实践中学习，父亲逐渐成长起来，医术也大为提高。父亲培训回来后，先被安排到村小学集体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一周的时间，主要传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并且每人配了一个医疗箱，配发给每人一本红壳壳的《赤脚医生手册》。手册里面常见的咳嗽病，复杂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农村最需要的传染病防控知识，比如教怎么灭蚊子、灭苍蝇。还有常见的西药，草药用药常识等，一应俱全。

　　八十年代初期，县上创建了“临泽卫校”，要对全县赤脚医生再次进行全员专业培训。据父亲讲，当时给他们上课的都是北京、上海等大医院医术高明的专家。跟着专家学习中西医、学习理论一年，又在县医院实习了三个月。那次培训经历是他医术提升最快的一年。他一边学习一边看病，出门看病，进门看书，同时总结实践经验。他深知这样的培训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抓住一切时机学习，经常在课余时间主动登门向专家求教。经过长时间的积累磨练，也因着父亲的勤奋、吃苦，加上他不停地思考、摸索、实践，不但积累了很多临床经验，也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他能看胃病、感冒、风湿、心肺和外伤等常见病症，特别是在中老年人慢性病及一些杂症上，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治疗方法。是永不间断的学习，让父亲在救死扶伤的道路上越走越好，越走越远。父亲这一生，一直在学习，他总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东西没学好，还撑不起乡亲们生老病死的重托。

　　二、 父亲的行医之路

　　父亲常年身背药箱行走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凭着过硬的专业技术和热情周到的服务，为村民们的身体健康撑起保护伞。谁家遇到头疼脑热、伤风感冒，都会来找他。遇到不能来的，只要家属来叫或者打个电话，不论路途远近，不论严寒酷暑还是日晒雨淋，哪怕在深夜，父亲也不会推辞，立刻背上药箱拿着手电筒摸黑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出诊，有时候会走很远的路，深夜出去，第二天早上才能回来。他好像一个陀螺，不停地在转，从来就没有休息日。小时候的我经常看到父亲很早出去，半夜回来。有时候凌晨两、三点钟又出去了。我们全家人都特别反对他半夜三更的出诊，夏天还好些，尤其冬天，父亲穿个破棉皮袄，戴个棉帽子，还冻得瑟瑟发抖。他就是典型的深夜出诊的“健康守门人”。如今，父亲背着药箱下队巡诊的情形仍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中。那时候晚上我们最怕的就是听到我家门口栓的那条大黄狗的叫声，狗一汪汪，我们就知道又有人来找父亲出诊了。白天最怕的就是看到家门口又拴着骆驼，因为那骆驼就是来驼父亲的，意味着父亲又要丢下我们去给阿拉右旗的牧民（当地人叫他们靼子）看病。而且一去就得好几天才能回来。父亲一年四季生活极不规律，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随时准备着，甚至连大年初一都要在医疗站侯着。病人多时一天几十人，从早一直忙到晚上，到家就累倒了，倒头便睡。有时候病人多，就直接把午饭给他送到诊所，忙里偷闲才能吃上一顿饭，长期的饮食不规律，导致父亲得了老胃病。

　　村里人农活忙，加之保健意识差，因此疾病预防工作和疫苗接种工作非常难搞，他们是不会主动来听疾病防控知识宣讲和接种疫苗的，尤其是流感时期或流脑时期，父亲的责任更大更辛苦，他就得放下家里的活儿挨家挨户进行劝说、宣讲、发糖丸。还要宣传讲解疾病预防知识，每次接到上级卫生部门的通知，领到糖丸和疫苗，父亲就带着他那些下队预防接种的全部家当:一辆自行车、一个药箱、一个听诊器、一管体温计、几盒糖丸、几盒疫苗、一支笔出发了，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履行他的职责。要是碰到村民没在家的，跑上三四趟都是常有的事。 真应了那句话 “卫生免疫宣教多 ，乡村医生跑断腿 ”。每年一到搞防疫的那些日子，父亲通常一天按时吃不上一顿饭，睡不上一个囫囵觉。我感觉父亲给人治病更多的是给病人精神上的诊治，但这种诊治对于村里人是多么的珍贵。

　　医以德为先，术以正为范。父亲不只是把行医当成养家糊口的手段，更多的把这当做了自己神圣的职责，义不容辞的义务。他是用心去干的，他好像永远都不会有职业倦怠，他干起来总是那么朝气蓬勃、光霁月明。他心系患者，尽量去根治、缓解患者的病痛，在和患者的交流中不断研究新的诊疗方法。他总是说：“患者痊愈就是对我最好的肯定和赞誉。他还说“我一直坚信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我治不好的病。”他接诊患者，有钱没钱都给看，那些年光乡亲们的赊账就记了好几本。他从不去催账，但却极少有不还的，哪怕搁个三年五年。有些老人若因病离世，或实在无力偿还的，他会一笔勾销。那时候他在培训班上学会了针灸，经常有患者找他扎针，他也从不收费，直到现在，依然扎针不收费。我们都劝父亲，该收的还是要收，那些年钱不值钱，五分钱就能看个病，那时候的乡亲们是多么淳朴啊！现如今不同了，医患关系也不比以往了。做任何治疗都得承担一定的风险，现在的医生是高危行业。稍有不慎，就会出医闹。但父亲自有他的一套“歪理”，父亲认为，他那时候学扎针就没交过学费，扎个针“嗖”的一下就进去了，又不是背麻袋，费不了多大力气，还不花成本，为啥要收钱？淳朴的老乡为了感激父亲，会给他送几把沙葱，几个鸡蛋，几碗小米。他总是乐呵呵的收下，比收了钱还高兴，父亲从医一辈子，没有任何单位、任何部门给他颁发过一张奖状，但他觉得乡亲们给的这点特产，就是给他的最高奖赏。什么叫“不忘初心”，也许在父亲的词典里压根就没有“初心”这个词，但他却用行动完美的诠释了“不忘初心”的涵义。

　　如今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是否依旧秉持着初心，尽职尽责的做好本职工作，尽心尽情的为人民服务呢？

　　父亲是个极其热心的人，出诊服务态度非常好。村里的、邻村的男女老少基本都认识他。他认真负责地接待每一位患者，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患者诊治，从未与病人发生过任何争执，赢得了患者的依赖与赞誉，与患者缔结了和谐的医患关系。尤其谁家的小孩子生病了，父亲对他们格外慈爱，小孩子怕打针，父亲便会抱在怀里千方百计去哄，或是给他们讲故事，或是给他们逗乐子，有时甚至买上一些糖送给孩子，待小孩子的注意力分散时，一眨眼一针就落下去了，还未等孩子“哇”的一声哭叫，针又拔出来了。也有的小孩子你就是给糖也哄不住，又哭又闹，又抓又咬，眼泪鼻涕口水的，把父亲弄的身上手上都是。有时候小孩子会把小便都洒在父亲身上，父亲也不恼，等小孩子闹够了，再哄着打针。那时候村里的小孩子见了父亲，既爱又怕，大都会缩进母亲的身后，伸出头来，怔怔地盯着父亲身上的红十字药箱——那里面，既有糖果，又有针筒。我可轻易吃不着他的糖，那时我就最爱偷吃他的糖丸子和鱼肝油丸子。一旦被父亲发现还要挨一顿骂。不光是小孩子，父亲对其他患者，也如同家人一般看待。电话还未普及的那些年，患者或者家属都是直接到家里来找他，每次有人登门，只要碰上饭点，他一定会留人吃罢饭再去抓药。一般的病人倒也罢了，遇到一些传染病患者，比如肺结核，乙肝病毒携带者，我们全家都非常反对他留这些病人吃饭。那时候民风淳朴，东家到西家串个门吃个饭是平常事，农村人也没有传染病防控意识。记得一次我们队里有个老年人到家里找父亲看病，刚好我们在吃下午饭，我们都知道那个老人全家都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母亲只象征性的搭讪了一下。父亲却热情的劝老人吃了饭再走，人走后母亲一边唠唠叨叨，一遍将老人端过的碗筷放到烧开的大锅里滚水消毒。那时候碗筷少，舍不得扔。为这些事母亲没少和父亲吵架拌嘴。倒不是母亲小气，心疼那碗饭，而是本来家里就老的老，小的小，母亲经常忙的不可开交，哪儿还有时间再去给那些碗筷消毒呢？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患者不懂医学常识也就罢了，父亲作为一名医生，怎么能不懂传染病的危害呢？他却总是说，吃个饭咋能传染上病呢，没那么玄乎。后来我逐渐懂了，常年与病人打交道，父亲早就把每一位患者当做自己的朋友、当做自己的兄弟姊妹了，哪里还有亲人吃碗饭你再嫌弃的道理？父亲就这样以他的真诚，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和信任。乡亲们也把他当做最信赖的人。很多慢性疾病的患者长期找父亲治疗，俨然已经和他成了好朋友，即便不就诊，也会时不时来找他拉呱唠嗑。直到现在，虽然他年事已高，本应退居二线了，但只要家里没啥事情，父亲就不顾母亲劝阻，坚持要到诊所去。我想，父亲的坚持，源于对行医本身的热爱，“舍不得、不愿意放弃”。周边的街坊邻居遇上什么不舒服的也都乐意来找他，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到诊所去看病，我弟弟给看完还总是说：“让你爹再给我号个脉抓个中药吧。”父亲也是一接到弟弟的电话，立马停下手头的活儿，骑上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往诊所赶去。

　　父亲是个极有爱心的人。他数十年如一日，尊重每个生命，把每个患者都当成了他的亲人。记得在一个下雨天的晚上，父亲吃完饭刚准备休息，家里来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年人，说他老伴的结膜炎又犯了，胸口疼得厉害。老人身边再没有亲人，只有一个女儿，还远嫁在外地。父亲二话没说，骑上自行车就赶到患者家中，将他接到诊所，经过几个小时的治疗，病情总算稳定下来，此时已经是午夜12点多了。父亲又将老人安全送回家中，临走之前还细心地叮嘱注意事项。当再次回到家时，已近凌晨1点，疲倦得几乎睁不开双眼，汗水也浸湿了衣物。像这样的事例在他40多年行医生涯中实在是太多太多，不胜枚举。每当有人问起这些事时，他总会憨笑着说：“接送病人确实很辛苦，但一想到患者所承受病痛的折磨和病人家属焦急的心情，苦点累点又算得了什么呢？

　　尤其令人难忘，至今一想起来还让人抓狂的是那一年的腊月二十几，快要过年了，家里来了几个阿拉右旗的靼子，带着三个小孩。听父亲讲，他们是一家子，他们的爸爸得了阑尾炎，疼的直打滚，斗大的汗珠子不停的往下掉。父亲见病情严重，怕贻误病情，坚决不收，让他们到县城去治，可是，这男人病倒了，女人和年幼的小孩实在无计可施，只能一遍遍的哀求父亲。这些靼子长期生活在山里，吃的牛羊肉，喝的牛羊奶，浑身散发着一股浓烈的腥味，把人熏的不敢到跟前去，用小弟的话说，就是“奇臭无比”。那时候正是寒冬腊月，我们全家人围着一个火炉都住在一间房子里，要是把他们一家也留下来，该怎么生活呢，我们全家人都激烈的反对，但我们终究不是父亲的对手，他一意孤行地把他们收留了下来。我们姊妹几个是敢怒不敢言，我那可爱的母亲，也只能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尽心尽力的给患病的靼子熬中药，做饭，炜热炕。一直伺候了十几天，他基本痊愈了，这家人才感激涕零的骑着骆驼离开了我家。那一年，我们的春节就是在浓浓的羊膻味和中药味中度过的，真是终身难忘！自此后，就有更多的牧民来找父亲看病，由于路途遥远，来回颠簸，有时病当日看不好，那些靼子们在我家住个三日两日也成了家常便饭，我们也就见怪不怪了。因着一次次的来来往往，父亲也和蒙古的一些牧民结下了深情厚谊，他们一有病就骑着骆驼来了，因为他们只相信父亲。还时不时地请父亲去山里为那儿的牧民们看病。由于山里地广人稀，牧民住户分散，父亲每去一趟山里，少说也得十天左右才能返回，虽然那时他每次回来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牛羊肉和奶酪，自豪的说着牧民们对他的最高礼遇和盛情款待，但是，年幼的我们却一点儿也不高兴，甚至一边咽着口水，一边拒绝吃他带来的那些稀罕肉。那时候阿拉右旗的书记还再三动员父亲，让我们全家迁到他们那儿去，还给了一些优惠条件，让父亲好专门为那儿的牧民们看病。父亲有点动心了，因为他每次从山里回来都会动情地说:“那些牧民们，见到我就像见到了救星，患者家属都会将平常舍不得用的新毛巾、舍不得吃的好东西递给我 。”那份乡里乡亲的医患情谊他一直铭记在心，令他难忘。不过，幸好在这件事情上母亲硬气了一回，死活不答应，要不然我们现在都在异地他乡啦！尽管后来牧民们的条件都好起来了，他们那儿也有了专门的医院了，再也不用找父亲去看病了，但是，他们和父亲的联系却一直没断过，他们要出山办事情，会顺路来看看父亲，我记得有一个叫王道立机（音译）的，前些年还时不时的到我们家里来。不过不是来看病的，他只是来看一看父亲。他也不再是骑着骆驼来的，而是骑着摩托来的。

　　在当地，还有好多像父亲这样的赤脚医生，他们都是农民健康的守护神，有了父亲这样的医生守护着乡亲，大家心中就非常地塌实。他们不管严寒酷暑、风霜雨雪、白天黑夜，几十年如一日地战斗在农村最基层的卫生战线上，默默无闻地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给当地村民提供医疗服务，用大爱与奉献诠释着“医者仁心”。

　　剑胆琴心是父亲的行医准则

　　1、父亲的“剑胆”

　　父亲至今依然清晰得记着第一天培训时有个专家说过的一句话：“当医生，最要紧的就是要有剑胆琴心。”父亲问专家，啥叫剑胆琴心，专家说，就是胆大心细！这个词他记了一辈子。这也是他一生行医秉持的准则:临诊时胆大心细，重诊不惊慌，轻诊不怠慢。所以，在他四十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几乎没有出过医疗事故。有好多次都是“有惊无险”。父亲至今还记得那是他刚进药房的第三天，师傅出去到农户家急诊，来了一个病人，捂着胸口，疼的直不起腰，父亲当时也慌了，打发他走吧，看他那痛苦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束手无策之中突然想起前几天有个病人也是这种症状，于是他赶紧把师傅开的那张病历找出来，照猫画虎的给抓了副药，没成想，歪打正着，那个病人吃了父亲开的药，竟然好了，迟后父亲才搞清楚原来那个人得的是胃病。

　　还有一次，父亲正在地里除草，突然母亲惊慌失措的跑来了，估计母亲是被吓着了，语无伦次，“快走，快走，要死人了”，父亲丢下锄头拔腿就跑，快到家门口，远远看到了几匹骆驼，几个靼子刚要把一个人往下抬，这个人满身满脸都是血，头上裹着一个“大饼子”，殷红的鲜血直往外渗。父亲大喝一声:“别下来，快到诊所”！旋即飞身跃上骆驼，由靼子骑着，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诊所，父亲轻轻揭下“红饼子”，清洗包扎上药止血，缝合伤口。这一系列治疗过程一个多小时。最后一针缝好，父亲就一下子瘫在了地上。父亲说，这时候，他才感到了后怕，脊背一阵阵发凉，好久坐不起来。经事后询问，原来是一群靼子酒后打架闹事把一个小伙子的头打破了，血流不止。他们当时惊慌失措，附近没有诊所，就和了一个大面饼子裹在头上，骑着骆驼飞奔而来，父亲从泥地里赶来，整个治疗过程一气呵成，什么消毒啦、防感染啦通通见鬼去吧，保命要紧。由于抢救及时，再加上患者比较年轻、皮实。来来回回换了几次药后，就完全康复了。那些靼子，一个个感恩戴德，一有个灾殃病痛的，就都骑着骆驼来找父亲。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各个堪称惊悚片，把我们听的目瞪口呆，毛骨悚然。但这些又都是真实的存在，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不那样做，就只能等死。

　　2、父亲的“琴心”

　　父亲外表粗犷，内心细腻，对自己的工作一丝不苟。多年的走乡串户，使他对每一位患者的情况了如指掌。在父亲简陋的办公桌上，有厚厚的一沓资料，上面详细记载着每个村民的姓名、病情、家庭地址等。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婴儿，父亲能对他们的家庭情况和身体状况如数家珍。他每接诊一个患者，总会耐心细致的询问，初诊的患者，他会询问发病症状，饮食及排便情况，“望、闻、问、切”一番，再对症下药。复诊的患者，他会询问先期用药情况、疗效如何。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遇到自己诊治不了的，会马上护送到上级医院。有一次，一个村民深夜出现了典型的高热，父亲给用药后又叮嘱家属，如果2个小时后烧还不退就要立刻送医院。天亮后他不放心，又赶到村民家回访，家属说：“好像没啥大碍了，还在睡觉呢。贾大夫，你放心去忙你的吧，有啥问题了再叫你。”父亲刚要返回诊所，冥冥之中总感觉不对，马上进屋去检查，病人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赶紧跟家属一起把病人护送到医院抢救。医院的大夫都说，所幸发现及时，否则会出人命的。

　　还有一次一个60多岁的本村妇女，拿着一个瓶瓶来找父亲，她说这是在县医院开的药，硬要父亲给她打针，父亲说哪里开的药就到哪里去打，否则万一发生意外不好说。后来实在拗不过她，父亲看她实在可怜，跟前也没个照顾的人，县医院也没法去，就答应替她打针。父亲用磨砂呲的一下把瓶口划开，正准备往针管里推药液，突然感觉有些异样，仔细一看，原来这不是药液，是蔬菜上打的农药。和药水颜色一样，瓶瓶一样，这个妇女不识字拿错了。把父亲惊出了一身冷汗。这要打进去，后果不堪设想。父亲因此也一直教育我那从医的哥哥和弟弟，看病一定要有耐心，要细心，拿捏要准确，诊断要及时，更不能拖延，贻误病情。

　　采集中药是父亲行医的“必修课”

　　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这可以说是赤脚医生工作的真实写照，当时医疗设备十分简陋。除了一个药箱，几片普通的药片，一支针筒，几块纱布，别的就少得可怜。乡里配给的西药根本无法满足群众看病的需要，而且群众也没有钱买西药。为了节约合作医疗经费，上山“采集中药”就成为了赤脚医生们的“必修课”。上山采来各种草药，自己回家尝百草研究，自采自用。当时很多赤脚医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父亲也不例外。为了减轻村民看病的负担、增加药的品种，当时的平川公社卫生所组织各大队的赤脚医生去肃南的山里采药，春采叶，夏采花，秋采实，冬采根，那时候家中到处都是黄的花，绿的草，紫的梗，红的果。他们去之前会带上许多当地的土特产，送给那些裕固族牧民，和牧民搞好关系，一月半载的住在牧民家里，牧民们还会告诉他们那儿的药材多，好采。他们白天翻山越岭去采药，晚上就着月光捡药。像鱼腥草、蒲公英、车前草、柴胡，大黄等等，这些有的清热解毒、有的利湿利水、有的治疗腹泻，药采回来一般都是免费送给病人的。山上有时还会有狗熊出没，他们就按照牧民教给的法子躲起来。父亲有一次去采大黄，不慎从几十米高的山上滑下来，幸好下落时架在一棵大树丫杈上，躲过了一劫。只是腿受伤了，但他只用草药简单缚了一下，忍着伤痛继续去采。

　　父亲的连年奔波劳累，也连累了母亲。母亲要照顾爷爷和年幼的我们姊妹仨，还要操持家务，干农活的担子也全部压在了母亲瘦弱的肩头。甚至有时候母亲还得充当护士的角色。那时侯的不锈钢针注射器、吊针都不是一次性的，每次使用完后得放到大锅煮沸的开水里消毒，循环利用也是那个时代最深刻的记忆了。我的母亲，也经常中午或者晚上不能休息，要熬夜烧大锅水给针管针头消毒。直到九十年代，条件稍好些了，才买了一个高压锅消毒。算是稍微给母亲减轻了点负担。

　　当年毛主席倡导的”赤脚医生”制度，花最少的钱，解决了大部分农村人看病难的问题。后来，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导致合作医疗制度瓦解，1985 年，卫生部宣布取消“赤脚医生”的名称，经考核合格者转为乡村医生。至此，“赤脚医生”制度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换汤不换药，虽然名称变了，但父亲他们的职责没有变，相较以前，随着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加大，各方面医疗设施更为先进，各项制度也愈加规范。尤其是近年来，省市县各级卫生部门逐年加大了对最基层县村级卫生室标准化建设，让更多村民尽快享受到了便捷的医疗服务。进一步巩固了村医队伍，加强了对村医的培训和考核。各级财政落实了村医日常工作、药品零差率补助、14项公共卫生补助经费和一般诊疗费。年终经考核只要基本完成规定的目标任务，乡村医生每月收入3000元以上。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村民看病省钱了，村医的待遇也提高了。村医也享受养老保险了，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父亲也常常感慨:“党的政策就是好啊，惠及各行各业，连我们这些没文凭没编制的赤脚医生，国家都没忘呐！”父亲还自豪的说:“时代在变化，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正欣欣向荣。无论‘赤脚医生’经历怎样的变革，我们都是村民健康的守护神！”难以想象，这位年迈的老人，一提起“医疗卫生”这样的话题就会侃侃而谈，讲的头头是道，一字一句都满是情怀。

　　我的父亲，只是赤脚医生中的一员，极其普通，极其平凡。在农村，还有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村民守护神”。遥想当年，约60%赤脚医生转化为乡村医生，在七、八十年代，他们身背药箱，奔走于千家万户，田间地头，为老百姓除病魔、保健康、驱蚊蝇、灭疟疾。九十年代，他们依然夜以继日为百姓求医问药解除病痛。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又把他们推到了“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第一线，在防治“非典”工作中，父亲和弟弟负责疫情排查和宣教工作，为了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外出返乡人员情况，他们每天挨家挨户，逐个排查，跟群众沟通了解，一旦发现有外地返乡人员，立即登记汇报，实施隔离，测量体温，消毒。分发非典”预防宣传手册，宣讲非典防治知识。有的返乡人员怕被隔离，晚上悄悄回来不露面，白天躲起来，父亲他们只要发现蛛丝马迹就紧追不舍，一天几趟跑，直到把人找见，登记消毒并向上级汇报完毕才能松一口气。他们以“宁可误判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决心和斗志，不知疲倦地奋战在“抗非”第一线。在防治非典的数十个日日夜夜，父亲和弟弟没睡过一次囫囵觉，人也消瘦了，累病了，晒黑了，但他们无怨无悔。当前，他们又投身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充分发挥着基层卫生工作者在普及保健知识、提高公民健康素养中的积极作用。为我们的广大农民朋友送去了健康和基本医疗。当年的那些“赤脚医生”们，如今都已年逾古稀，大多退居二线了，有些甚至已逝去了。他们当中，好多都是子承父业，两代甚至三代人继续奋战在医疗卫生战线上。我认为用“劳苦功高”这个词来形容他们一点儿也不为过。因为我也自小就见证了他们工作中的辛苦，从他们这些“赤脚医生”身上真正体现了什么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这些赤脚医生们，也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一辈子生活在农村、工作在农村，为广大农民治病，真正是毛主席“为人民服务”号召的实践者。他们也是老百姓心目中永远的“最美乡村医生！”我为我的父亲，和像父亲一样的曾经的赤脚医生们，感到尤为骄傲，引以为荣。

　　父亲四十多年的行医之路，他已经想不起来有多少日夜是奔波在路上的，又有多少回是半夜被村民叩开门紧急出诊的。在他大半辈子的岁月里，不知走了多少路，进了多少村民的家。村里的泥泞小道变成了水泥路、柏油马路。村里的道路一年比一年平坦、宽阔，但是没有变化的是条条村道上都烙上了父亲出诊时那匆忙而又沉稳的脚印，也渗透了他辛勤的汗水，这一程又一程的往返带走了病魔与痛苦，给村民带来了欢声笑语和幸福生活。四十多年行医路，父亲是学到老，活到老。赤脚医生证、乡村医生证、全科医生证，证件在变迁，时代在变迁，唯一不变的是他那颗心中永远装着乡亲们、永远服务乡亲们的心，还有一份浓浓的情怀。在我们家里，至今还保存着父亲收藏的七八十年代看病的老物件，木头药箱掉了漆，折射出岁月的沧桑，煤油灯、马灯是夜里看病时照明用的，还有一个白瓷托盘，是以前放置注射器的。这些也都是他一路坚守的证明。

　　时至今日，“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村民们对“赤脚医生”最温馨的回忆。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是父亲工作的真实写照。40余年奔波忙碌的身影，40余年矢志不渝的情怀，他把人生中最绚丽的年华献给了自己钟爱的乡村医疗卫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