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里的“小刺激”：我看第92届奥斯卡获奖名单 | 程波
文/程波
这个大年中国人过得很特殊，全民抗击疫情，众志成城，也有各种滋味。在此大势下，电影能成为还算热门的话题，一个是大年初一《囧妈》网络免费上线带来的小争议；一个是第92届奥斯卡获奖名单揭晓，特别是韩国影片《寄生虫》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以前的最佳外语片）四项大奖所带来的“小刺激”。
说是刺激不为过。本届奥斯卡颁奖礼一开始风平浪静，按部就班，各种奖项没有什么多大意外，甚至奉俊昊发表奥斯卡奖最佳导演获奖感言时也说：“赢了最佳国际影片之后，我以为我今天就完事了，可以休息了。”在他摘得最佳导演后，估计绝大多数人不会想到最佳影片还是给了《寄生虫》。这个不按好莱坞习惯出牌、很不平衡的反转，对观众和影迷的情绪都形成了高潮到来前的第二次推动，效果不错，挺刺激的。毕竟，与《寄生虫》一同竞争的还是《1917》《小丑》《爱尔兰人》《好莱坞往事》《婚姻生活》《急速车王》《乔乔的异想世界》《小妇人》等一众实力不俗的作品。
本届奥斯卡可谓是“大年”，作品各有所长，虽没有哪一部有绝对优势，但《1917》《小丑》《爱尔兰人》《好莱坞往事》各自都还是有着不小的获得最佳影片的呼声。《1917》长镜头技术策略运用于战争环境和战争类型影片之中，艺术上具有元电影性又有很好的视听效果和观影感受。《小丑》作为第一部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漫改超级英雄电影，体现了DC在与漫威竞争中剑走偏锋的策略，暗黑价值观上虽有争议，但在社会批判和人物塑造上都很有深度和亮点。马丁·斯科塞斯老骥伏枥，带着一群老戏骨，与奈飞合作，这新瓶装着的“黑帮史诗片”的老酒味道也是很醇厚的，确实“是电影”。《好莱坞往事》动人之处一是在于反身性（不论是反思还是致敬），二是在于真实历史和虚构故事之间的互文与错位，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艺术观念和手法上的自由。《寄生虫》能从这样的竞争中最终夺魁，特别是在与《爱尔兰人》和老马丁几乎一无所获的对比中获得四个大奖，这个反转和高潮，确实是很刺激的，“寄生虫”一下子就变身为“寄生兽”了。
我们知道，奥斯卡评奖机制不是“小评委会”模式，而是“大专业人士投票”（本届超过8000名美国电影科学学会邀请的会员投票），大样本、大数据往往使得“冷门”和“个人偏好”的机率会更低一些。同时，奥斯卡与欧洲三大电影节特别是戛纳电影节之间的评价标准往往并不一致，能在同一个年度拿下戛纳金棕榈最佳影片和奥斯卡外语片的作品并不是很罕见，但能拿到双料最佳影片的历史上只有1956年的《君子好逑》，64年后《寄生虫》是做到这一点的第二部影片。从某种意义上说，有这样的结果，这是电影工作者“终极梦想”，这一点确实很刺激。
《寄生虫》是一部来自韩国的非英语片，是亚洲电影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有人说，从此韩国乃至整个亚洲导演就分为“奉俊昊和其他人”了，这虽有夸张，有帮牛人得瑟之嫌，但多个创造历史的“第一”，听着实刺激。不过，我们要知道这刺激背后的情况是：韩国电影这些年在国内电影政策和产业机制的支持下，走出了早期边学欧洲边学好莱坞的阶段，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自足性和辨识度。更有意思的是，奉俊昊是韩国导演中比较重视类型与艺术平衡的导演，成功的《杀人回忆》《母亲》如此，不、那么成功的《雪国列车》如此，这次“特别成功”的《寄生虫》还是如此——对于社会阶层分化和对抗寓言式的呈现，用具有犯罪电影和黑色电影类型的元素，承载了对人性中猥琐与恣肆、善与恶、伪善与瞬恶的思考。奉俊昊在多部电影里具体的故事视角和策略不同，但战略方向大概一致，也可以说《寄生虫》是不断同向积累后的结果。这和见什么题材热就拍什么、看什么类型火就弄什么的策略相比较而言，多了一些艺术的定力和电影的初心。
说这份获奖名单，特别是《寄生虫》是刺激真不为过，但转念一想，对中国观众和电影来说，我们不希望它是让人泄气的大刺激，而希望它是个给人启发的“小刺激”。
《寄生虫》的这个刺激，是隔岸的火还是别人家的孩子，是切肤之痛还是隔靴之痒？不论是哪一种，也不论刺激的形态是麻辣味的还是柠檬味的，有应激反应很正常。即便你觉得《寄生虫》获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关做得好，这和选举中拉票公关是一个路数，与当年《莎翁情史》捧得最佳影片奖的操作可有一比，这也可以理解。但更重要的是刺激之后，如何处理事不关己与妄自菲薄之间的关系。中国电影的势头、现状和前景，有我们非常振奋和有信心的一面，也有让人担心焦虑的地方。或许“矫枉”有时需要一点“过正”，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会让事情显得荒诞，这些年一直存在的“奥斯卡虚无论”和“奥斯卡至上论”就是这样两个极端。“中国故事”有时候要注重脚穿在自己鞋里舒服就行的感受，也需要尝试着穿着这双鞋舒舒服服地跑起来，走得更快一点，去更多地方和更多人进行交流，找到合适的发展之路。那么，不封闭但又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事，特别是对于中国电影政策、制度环境、创作生态、产业形态进行优化改革就显得十分重要。
奉俊昊说有一句话一直刻在他心中：最个人的东西就是最有创造性的东西。在中国当代电影的现实语境中，完全保留创作者的“个人写作”，有时候很难在市场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获得认可，但在诸如“新主流电影”和“（重）工业化电影”发展中为“手工打造的高品质艺术电影”留有较为自由的空间，还是可行的。“中国故事”要实现有效国际传播，发挥中国文化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表达的多样性”是一个和“主流文化母体”联系在一起的重要问题。环境对电影的艺术性和创作者的电影美学态度给予更大的宽容度和自由度，电影创作者们更多一些“但行好事，不问前程”的定力和“无功利的功利性”，那么，中国电影就不会常常受刺激，也可以变得常常很刺激了。
（本微信公众号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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