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敦煌女儿”樊锦诗：北大才女，一去大漠就是一辈子！
2020年高考，留守女孩钟芳蓉考了676分，是湖南省文科第4名。
她选择报考北大考古专业，并于前天到北大报到，开始了在北大学习的生涯。
看了樊锦诗先生的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后，洗马君愈发欣赏钟芳蓉的选择，同时也更为敬佩樊锦诗先生。
决定重返敦煌的时候，樊锦诗暗下决心，“这一次去敦煌，一定要取得真经回来。”
那时的她觉得，最多也就在敦煌待上三四年吧。谁知，这一去，她在敦煌足足待了58年，吃了五十几次“李广杏”。
李广杏是敦煌的特产，每年六七月间成熟，即便在敦煌，每年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能品尝到这种美味的杏子。
孙悟空吃了七年烂桃山的桃子，菩提才教他真本事，而樊锦诗看透敦煌、取得“真经”，用了58年。
一生最好的年华，都在戈壁荒漠的漫天风沙里度过，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
在通常的报道里，我们可以看到樊锦诗“楷模”的一面，也就是扎根大漠，一生无悔。
但在她的自传里，洗马君却看到了不同于大家印象中的樊锦诗，看到了她作为“人”的一面，看到了她的脆弱，看到了她的迷惘。
《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
在书里，樊锦诗说，
“外界都认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选择的。说实话，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
然而，经过近六十年的守望和历练，她觉得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后来的岁月中，她屡次回望这次实习，认为正是这次实习，改变了她的命运。
从北京出发，火车最终通过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继续向西走，经过武威、张掖、酒泉。
她在茫茫的戈壁中偶尔可以看到远处的绿洲，越接近敦煌，就越能感觉到大漠的那种荒凉。
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樊锦诗终于下了火车，但这里不是敦煌莫高窟，莫高窟还远在130公里之外，还需要再坐汽车才能最终到达。
到的时候，她已是两腿发麻，两眼发晕。虽是如此，但樊锦诗心里最急切的事情，还是进入洞窟看壁画。
整整一个星期，攀缘着积沙掩埋的崖壁，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过去。
从北凉、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建筑，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随着洞窟一个一个在她面前展开，她忘记了疲惫，空气似乎都变温暖了。
莫高窟第61窟，东壁北侧供养人（五代）
莫高窟第285窟，《伏羲女娲图》（西魏）
不过，敦煌的气候和生活条件，还是让自幼体弱的樊锦诗感到了极度的不适，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失眠，经常到三四点钟就醒了。
那时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住的房子，就是从前的马厩，周围是土地、土墙、土灶、土炕、土桌……
饮水、洗衣，用的都是宕泉河里的苦咸水。深色的衣服晾干后，上面就泛着一道道的白碱。因为水的碱性很大，不适应的人喝完就拉肚子。
在敦煌，吃得最多的菜是“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春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榆树上结的榆钱。
榆钱摘下来撒上盐、和上面，在锅里一蒸，就是稀罕的美食。
那时的樊锦诗，因为营养不良和水土不服，身体虚弱到几乎走不动路。
实习没结束，樊锦诗就离开了敦煌，最后的实习报告也是在上海的家里整理写出来的。
全世界都把她忘记了
“我其实并没有想到，最后的毕业分配，把我分配去了敦煌。”
那时候的樊锦诗，并不想去敦煌，可怕的水土不服让她心有余悸。
然而，那个年代，樊锦诗跟很多年轻大学生一样，只要国家需要，就愿意无条件地服从。同时，敦煌石窟里的壁画和造像，也在不时撩动着她的心。
而且，当时的北大承诺去敦煌工作三四年后，就可以调回武汉，也就是樊锦诗爱人在的地方。
她不知道，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第二次来到敦煌，跟第一次一样，她仍是急切地想看到壁画。
那些早期壁画狂放热烈的土红色调，唐代金碧辉煌的经变画和青绿山水，那各种各样极富想象力的构图造型，斑斓瑰丽的色彩光影吸引着她。
“只要我一想到，迄今为止只有少数人才能够看到这么多不同朝代的壁画和塑像，我就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喜悦。”
虽是如此，樊锦诗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仍然感到孤独。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地上是扫不完的土。
她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她给忘了，望着黑皴皴的窗外，不止一次偷偷掉泪。
但她认为莫高窟就是她的家，她无路可退。
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还有哪里可以退，还有哪里可以躲呢？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更为安全和可靠。
她已经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进洞调查、记录、研究。习惯了每天进洞窟，习惯了洞窟里的黑暗，并享受每天清晨照入洞窟的第一缕朝阳。
只要进到洞里，樊锦诗什么烦心事都消失了。
留下，还是离开？
后来有了孩子，樊锦诗身为母亲，长期与丈夫、儿子两地分居，让她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有段时间她反复追问自己：留下，还是离开？
她觉得应该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应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有权利和家人吃一顿团圆的晚饭。
有一次，她们一家四口终于团圆了，她望着他们父子三人，心想要想办法解决分居问题。
1965年，与丈夫彭金章在莫高窟合影
有人给她支了个招，说只要半年不到单位上班，就算自动脱岗，自动离职，这样就可以离开这个单位。
于是，她在武汉住了半年，全心全意照顾他们父子三人的生活。
但是，在武汉，她却牵挂着敦煌，那些壁画总是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
有天晚上，孩子们都睡了，她还是睡不着，起来翻书。她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又捧起了一本关于敦煌石窟研究的书。
半年一过，她又回到了敦煌。
在敦煌，她常常会想到李商隐的一句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夕阳还是那样的夕阳，只是人已不再是昨日之人，有多少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之中。人其实很渺小，一生能做的事情非常少。
在后来的很多日子里，樊锦诗总是想到，上天赋予我们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为这个世界做点事。
她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她。
在与莫高窟朝朝暮暮的相处中，她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好像精神上被连根砍断，要和大地分离。
“我为莫高窟尽力了”
樊锦诗刚去敦煌的时候，同事们看她个子小，都叫她小樊。一位雕塑师就按照她的样子做了一个作品《青春》。
“那个雕塑很像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像我刚到敦煌时候的样子，那是我的青春。”
时光荏苒，当年的小樊，已经成为了八十二岁的樊先生，她已经在敦煌工作了近一甲子。
樊先生在《我心归处是敦煌》里说，自己总有一天会走的，她已经做好了准备。
她有时会想起王阳明临终前，学生问他还有什么心愿，他留下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如今让她聊以欣慰的是，她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我为莫高窟尽力了。”
樊锦诗，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曾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她长期扎根大漠，潜心考古研究，完成了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护和永续利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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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浓缩自《我心归处是敦煌》部分篇章，并进行了较大程度的编辑，如有任何错误，与原著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