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之我那脑海里的巨鹿
彪炳千古的巨鹿之战，成就了项羽，成就了刘邦，也成就了巨鹿。要不然今天一个小小县城，怎么能有如此显赫的名声？ 那场血流漂杵的战争，早已了无痕迹。就是山脉般的城墙，也被风吹雨打去。岂止两千多年前的旧事，就是五十多年前的巨鹿，也将被历史尘封，成了只能思想而不能靠近的回忆。
在我早年的记忆里，巨鹿城是个神圣的地方：巍峨高耸、雕龙画拄的石牌坊，标示着它的历史；熙熙攘攘、肩挑背负的人流，标示着它的繁华；拔地而起的五彩斑斓的教堂尖顶，标示着它的神秘。党政工商，林林总总的机构，标示着它的权威。还有，南街尽头棉花厂高高的烟筒，西街南侧凌乱但足够阔大的影院，棉花厂南侧波光粼粼的水坑，古老宽厚但已颓废断续的城墙，以及城墙外人来人往和外部世界相通的汽车北站……这一切，像一幅清晰灵动的画面，活跃和铭刻于我的记忆，至死都不会磨灭。
他说，很早很早以前，巨鹿城中间高，四面低，是个乌龟形状，人们也叫它龟城。这个地方很有灵气，每到晚上龟城就开始转动，到天明正好转一圈，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从未间断。后来这个秘密被南蛮子发现了，他们请来能人一看，大吃一惊，说这个地方不得了，将来要出帝王。为了防止后患，阻止帝王的形成和出世，南蛮子按照能人指点的破解之法，在龟心——也就是在巨鹿城十字街中心，打了一个深深的洞穴，在里面灌满了生石灰。据说，龟就这样被治死了，巨鹿城从此不再转动。当然，一块被治死的还有所谓孕育中的那个皇帝。
当时我还不太懂事，对父亲讲的故事自然是深信不疑。于是，我便产生了对南蛮子的气愤——他们真是太坏了，帝王可是天底下了不起的人物，巨鹿县出一个该有多好。可惜，这块风水宝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那群可恨的南蛮子断送了。愤慨和遗憾之余，有时去城里，走在十字街头，竟下意识的东张西望，寻找父亲故事中的那个洞穴的痕迹。这自然可笑，但确实是当年的真实情景。
我最早一次对巨鹿城的记忆，是人民政府惩办张百魁。那是轰动巨鹿的一件大事。张百魁在日伪时期，是巨鹿县伪警备队大队长。他死心塌地的投靠日本人，疯狂捕杀我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血债累累罄竹难书。八路军锄奸队几次要搞掉他，但都没有得手。解放后他毁容变相，畏罪潜逃。三年后被抓捕归案。由于他罪大恶极，民怨沸腾，惩处他是震动巨鹿的一件大事，一时县城空巷不说，三五十里的人也都扶老携幼而来，其中有受害者，也有受害者的亲属，他们都要亲眼看看正义战胜邪恶的结局，看看当年张牙舞爪、残害百姓的汉奸的最后下场。巨鹿县是1948年解放的，三年之后当是1951年的样子，那时我至多也就是四、五岁吧。对于为什么要惩办张百魁，我不是很清楚，但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坏的坏人。惩处他的那个场面我记得清清楚楚：在城西南县中学前面、阔大的操场上，矗立着许多秆子，上面捆绑着可以唱歌可以说话的东西（应当是扩音器了），而且声音是如此之大。在西面靠近城墙的地方，搭着一个不高的台子，台子一侧木柱上就捆绑着张百魁。台子东面阔大的场地，是一片人的海洋。那个场面，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留给我的印象却极为清晰和深刻。
我们村子距离县城不算远，只有六、七里路，但道路狭窄、弯曲，都是流淌的沙土，很难走。去县城的中途有一个歇脚点，在庙王庄村南路边。那里竖躺横卧着几块石碑，还有几株枝叶茂盛的柏树。我大多时候走到那里，都要玩耍一阵。夏天炎热，还会躺在光滑的碑面上歇息乘凉。去县城，最难走的地方是翻越城墙，但也最刺激。那个时候的城墙，虽然已经破败不堪，但在我童年的心中，依然是很高很陡，犹如一道耸立的大坝。每逢走到它的近前，需要鼓足了劲，一溜小跑才能攀登上去。下来也很陡，需要格外小心，但却省力气多了。每次从那里翻上爬下，都有一种新鲜感，一种临高履险、跨越天崭的自负感。
只要去县城，西街南侧的一个书店，我是必定要去的。直到我入伍前，这个习惯始终未变。那个书店不大，但却是县城唯一的，各种书都有，服务态度也好。我在那里买过数不清的书，而最后买的一套书，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我童年时所买的书，都是小人书之类。现在能够记得的，除了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外，还有一些当时电影、戏剧改编的作品。一本叫做《砍月桂的孩子》，留给我的印象特深。那本小人书说的是：有一个男孩，由于他的懒惰和贪婪，屡屡欺骗小伙伴，最后被神兔带到月亮上去，逼迫他无休止的砍伐月桂树，以惩罚他的虚伪和狡诈。由于那个故事的影响，一直到现在，我只要望见月亮，就联想到月桂树、小白兔和看月桂的孩子。而且越是细细的去看，去琢磨月亮上如烟如雾的阴影，越是觉得它像。我佩服设计这个故事的人，他利用人们心灵中最神圣的东西，和人们心灵中最缺憾的东西，巧妙的融会在一起，编织出了世界上这个精彩的故事，
我在县城的书店里买了小人书，一般在县城是不看的。因为那里人多车多，心里不安静不踏实。等到走出长长的南街，翻越高高的城墙，踏上回家的小路，才开始那幸福的精神享受。我从兜里把书掏出来，细细看那封面，就像久久饥饿的人面对一块香喷喷的大饼。如果是一本小人书还好办，开读就是了；如果是两本，就要仔细掂量斟酌一下，看看先读哪一本后读哪一本更好些。回家的路是熟悉的，因此读起来几乎不用看路，完全靠感觉就能把握距离和方向。当然，有时感觉也误人，常有因读书而走冤枉路的时候。一两本小人书，在路上就“消灭”干净了，回到家里，就成了可以给伙伴们卖弄的“学问”。
去县城，大多时候是跟着父亲去。父亲是当家人，肩膀上挑着一家子的生计。他去县城，不像我似的单纯。他要去棉花市场，布匹市场，牲口市场，木料市场，蔬菜市场…… 我就跟在他的后面，游走县城的各个街道，游走市场的各个角落。在我童年的眼中，巨鹿远远胜过今天的大都市。我惊奇那个地方的阔大，惊奇那个地方的人多，惊奇那个地方的货物齐全……当然，还惊奇父亲把手伸在长袍布襟之下，与买者或卖者讨价还价的情形——我不明白，他们只是各自伸出一只手，在一个谁也看不见的地方，是运用怎样的语言，来谈判货物价格的？在县城的集市上，使我最害怕的，莫过于父亲在卖东西的时候，因事情暂时离开，把摊子交给我看管。此时，面对买主的问价或购买，紧张而倔苯的我，常常反应迟钝，差三错四，手忙脚乱，破绽百出。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清楚的知道，自己绝对不是一个做买卖的材料。因而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管有没有机会，我从来没有动过下海经商的念头。而我最为高兴的，是年前逛鞭炮市场。每逢临近年关，县城西街礼堂门前那一段路的两侧，货案子上摆满了红纸黄纸包裹的鞭炮。你呼我叫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和“二起脚”在空中接二连三的爆炸声，把一个市场烘托的年味十足。此时，我兴高采烈的游走其间，认真进行比较选择，购买最理想的过年燃放的鞭炮。
我真正走进县城，是在公元1958年的夏季。那年我在村子里读完小学，报考了县城高小。在久盼无音几近绝望的时候，一个炎热的正在吃饭的中午，收到了入学通知书。就是那张通知书，引领我走进县城，在以后两年的时间里，和它如影随形、朝夕相处。
也许是那时的学习过于紧张，也许是学校的纪律过于严格，也许是我的眼光过于迟钝，在最初投入它的怀抱，本该有许多留影、许多感触的岁月，现在寻找起来，竟是一片空白。这不能不是一个缺憾，但又是无可掩饰的事实。我只零碎的记得，我在二十四班，班主任是靳世勋，班里一部分同学是县城人，有的至今我还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但我从来没有到任何一位同学家中去过。我不在学校住宿，早来晚走，中午带一顿饭。由于家中贫穷，我带的饭基本是全班最差的，每逢吃饭总是自己悄悄吃，不敢和同学们围拢一起。我的学习成绩一般，且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因而不为人瞩目。在学校两年，从来没有得过什么荣誉，当过什么头头，受到过那一位老师的青睐。有的，倒是偶尔受到侮辱。记得有一次，一个同学的墨水瓶丢了，他怀疑是我拿的，一些学生和个别老师也竟这么看。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蒙受屈辱。在那里学习了两年，虽然后来没有考上中学，但还是受益匪浅。那所学校，留给我怀念的地方不多，唯一一段美好的记忆，是从校园到后面体育场中间的那一段路。因为那段路要跨越一道高高的城墙，而站在那段城墙上，可以看城看村，看云看树，或者夕阳，或者白云，让人有一种飞升起来，融入大自然的美妙享受。
高小毕业后，由于没有考中学，我回到了自己的村子。后来，鬼使神差的命运，使我再一次返回城里。不过，这次不是学习，而是“打工”——到县交通管理站当修路工。这是大哥托人给我安排的，目的是要我走出农村，也给家里在经济上创造些收入。县交通管理站在县城的最北端，和汽车站在一起。县城北街的道路弯曲不平，下雨泥泞，我每次回家，那是一条必经的坎坷之路。我刚一上班，没有到县城集中，吃住在家里，每天背着粪筐，独自到巨鹿至平乡的公路上干活。后来，去了县城，和二十几个工友生活在一起，主要任务是维修道路。先在郭城路段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了林庄路段。前后一共干了三个多月，把巨鹿县的公路跑了个遍。每个月挣钱不多，但也积攒不少。更重要的是，结识了一些朋友，接触了一下社会，了解了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世界。
再次使我加深对县城印象的重大事件，是“文化大革命”。县城里“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成了各村农民关注和议论的中心。“破四旧，立四新”，红宝书、红袖标，学生停课闹革命，揪斗走资派，大辩论，大串联……老百姓有说不尽、讲不完的新闻。后来，县城里的红卫兵，纷纷到农村串联，鼓动和组织农民成立造反组织，斗争地富反坏右，抓走资派，夺权……城市的风暴也刮到乡下，安静的农村也涌起了波澜。许多村里的红卫兵组织和县里的同类组织挂钩，县里的风吹草动不仅波及到农村，而且更吸引了农村人对那场政治运动的关注。
那时候，正是我对任何事物都感到新奇的年龄。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政治“大革命”，十亿人为之疯狂起舞，我也不会超然。每次去县城，我的注意力几乎都放在关注解析这件事上。县城里的学生，后来形成两个严重对立的组织：“双十二”与“野战军”。双方都发誓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保卫红色政权，可是却激烈冲突，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两派在县十字街南北两侧的建筑制高点上，各自安装了高音喇叭，声嘶力竭的互相诅咒，互相攻击，昼夜不息。甚至还发生过武力攻防之战。在县城的十字街，西南角是主营布匹的百货商场；西北角是五金杂货店；东北角是综合百货商场；东南角是个小洋楼。这里是巨鹿县“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双方组织的广播站都设在这里，双方组织的大字报也贴在这里，双方组织的大辩论发生在这里，双方组织的各种传单、快报也挥洒在这里……甚至批斗“走资派”也选择在这里。百姓们逢集赶会，不能不经过这里，但又最怕路过这里，因为这里是学生们集会辩论的场所，也是群众围观看热闹的地方，道路常常因此而堵塞的水泄不通。
巨鹿县“文化大革命”中激烈的派别冲突，最后以“野战军”被镇压而告结束。记得是1967年。荷枪实弹的部队开进县城，大军压境，气氛骇人。在宣布“野战军”为反革命组织后，坚决进行了镇压和取缔，重要骨干被抓捕入狱，受蒙蔽者则接受教育，自我反省，划清界限。三十多年过后，回想当年一幕，令人不寒而栗。
1976年，随着他老人家去世，“文化大革命”终于落下了帷幕。但“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深伤巨创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带有极“左”烙印的各种标语，还披风淋雨的存在；各种极“左“言论，还充斥着广播、电视、报纸；各种派系和对立情绪，还在悄悄的和公开的较量；墙上厚厚的大字报的残余，还在夕阳下放射着幽幽白光……唯一不存在的（在我对巨鹿县城的印象中），是十字街西街口那座巍然屹立的石牌坊。我不知道它修建于什么年代，但我赞叹它的壮观和雄伟。她大约是巨鹿县最值得自豪和最古老的一个建筑物了。而她，竟然被毁于“文化大革命”，被毁于“破旧立新”的运动之中！
其实，在那场历史性的浩劫中，受伤害和被粉碎的何止是巨鹿县的一座石牌坊！
1969年底，我当兵离开了故乡。虽然身在异地，但我依然关心着巨鹿。可是，在年复一年的岁月中，在千里迢迢的另一个地方，我问询了诸多来自家乡的故人，也发出了类似于地球人寻找太空人般的希望对接的信息，但始终是一种企望，一种奢望，一种没有结果的单相思。十年之后，我面对久违的她时，看到的依然是她不变的容貌——旧时的街道，旧时的房屋，旧时的做派，甚至连她的十年前的某些重大缺陷——道路上一个个深坑、街道两侧一个个临时搭建的不雅的建筑——都完好如初。于是，我再次默默祈祷，默默等待，祈祷和等待巨鹿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祈祷和等待巨鹿的草长莺飞，树绿花红。
终于在又过了一个十年，我如愿以偿了：巨鹿——这个长期昏睡于地下的僵直的蛹（何止一个巨鹿啊），终于在改革开放的艳阳天里苏醒、蠕动、振作、脱化，成为一只迎春飞舞的彩蝶。
一个新的巨鹿，在众望所归里诞生：城东，新开辟的一条宽阔的南北大街，云集了县委、县政府、县招待所等机关单位，云集了百货商场、批发市场和集贸市场，云集了新增加的和搬迁过来的大量人口。当然，也云集了赏心悦目的霓虹灯光和催人奋进的现代化气息。
由于交通和地形原因，巨鹿县城的建设在继续向北和向东拓展。巨鹿城的整体面貌，就像一盆造型独特的盆景：老城是古老皴裂的树基，新城是树基之侧拔地而起的新干。它们相映相衬，既不乏赏心悦目的现代新绿，又保留着古貌古心的历史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