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修订版）（新闻与传播

　　《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修订版）（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是一本由【美】詹姆斯·W.凯瑞 著 / G.斯图尔特·亚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胶订图书，本书定价：68元，页数：2019-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修订版）（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精选点评：

　　●其实只要读亚当和潘忠党的两篇序言以及译者丁未的后记就行了。凯瑞的原文中有价值的或许只有技术与文化的那部分。对电报的考察、电子革命的神话两篇文值得好好读读。

　　●重读就觉得到底作者还是美国人了，首尾两篇可以读

　　●应该早两年读凯瑞，本科论文能更好一点…

　　●选来当做朱朱的课程读后感书目的，好。

　　●整困了

　　●真的值得一看再看

　　●适合写相关论文的时候再次阅读

　　●前四篇的思考太深刻了，只读一遍不够。联系福柯的权力一起思考，更易理解。

　　●传播是仪式，是共享信仰的表征。所谓科学、客观、未来的神话无非是巩固美国实用自由主义的信仰，本书梳理了控制论传播观的基督教起源，对美国实用功能主义、自由进步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袪魅，重新拾起了芝加哥学派的传统。但凯瑞认为李普曼和杜威等人都无法解决“曼海姆悖论”的难题，走上了人文主义的局限性。作者主张回到历史、经验、阐释和批判的视角，回到现实具体的意识形态问题，即推崇英尼斯的研究。本书精华是以历史、经验、诠释和批判的方法通过分析电报对日常生活的时间和空间的占领，得出了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联系。（太过精彩！醍醐灌顶！）凯瑞是典型的文化人类学者，认为符号和表征可以诠释我们生活世界的意义并凝结共同体。他坚决地反对从政治经济的控制视角，主张从文化和仪式角度重构传播学。这无疑是对美国大众传播学的一大反拨。

　　《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修订版）（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读后感(一)：传播新视角：作为文化的传播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传播与文化，另一部分是技术与文化，总结一下就是：传播技术与文化的变迁关系。凯瑞提出对技术的分析既不能区别于文化，也不能脱离于文化。它把这种视角定义为在当前美国实证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对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全新视角。

　　《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修订版）（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读后感(二)：摘录

　　丁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

　　序一：

　　5 生命是一场交谈。当我们进入时，交谈已在进行，我们只取一瓢；在交谈还没结束时，我们却已退场。

　　6 想要理解社会秩序的来源与特征，就有必要从反思人类如何思考、制造符号并由此建构出共享的符号规则开始。 利用符号以建构一个可以共同生活的文化。

　　7 媒介不只是社会的附属物，而是社会肌理（social fabric)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章：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

　　21 从仪式的角度看，新闻不是信息，而是戏剧（drama）。

　　人们由于拥有共同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区里，传播即是他们借以拥有共同事物的途径。

　　传播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形式，也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周遭环境。

　　27 符号既是现实的表征（of），又为现实提供表征（for）。

　　第二章：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

　　41 社会科学的使命是理解我们从生活中发现的意义。

　　44 传播研究的三种策略：第一，把传播看作一种行为科学，目的在于阐明规律；第二，把传播看作一种形式科学（formal science），其目的在于阐明结构；第三，把传播看作一种文化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意义。

　　51 马克思•韦伯所言，人类是一种悬挂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

　　58 传播技术形态的变迁是如何影响经验建构的？只有将传播与技术、社会结构的生动意义联系在一起，才能确保我们对文化有进一步的理解。

　　59 格尔兹：如果剥去文化（也就是符号的）外衣，人类的本性具有普遍的相似性。

　　第三章：对“大众”和“媒介”的重新构想

　　71 杜威：视觉是一个旁观者，而听觉确实一个参与者。

　　76 语言（即传播）是一种行为方式—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互动—它不仅仅是再现或描述，事实上它是对世界的形塑与建构。

　　文化研究的中心议题是意义。

　　76-77 意义不是再现，而是行为的建构，通过这一建构，人类以互动的方式赋予这个灵动而又顽固的世界以足够的凝聚力（coherence）和秩序，并以此实现他们的意图。

　　第四章：克服文化研究的阻力

　　第五章：电子革命的神话

　　第六章：时间、空间与传播手段—献给哈罗德•英尼斯

　　143 英尼斯认为，传播技术的变迁通过利益结构（思考对象）的变更、符号特征（用来思考的事物）的改变、社区性质（思想得以发展的场所）的变化对文化产生影响。

　　《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修订版）（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读后感(三)：突破传播研究的单向度

　　传播是什么？

　　每一个学习和研究传播理论的人，都会首先遇到这个问题。但实际上，采取“某物是什么”的提问方式，是一种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提问方式，这种定义方式意味着，一定有某种定义比其他更“正确”。这种思维方式来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中，因为多数情况下存在着大家认可的统一的数据获取方式和判断结果的标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找出一个最符合标准的解释，它当然比其他解释更‘正确’”[1]。不凑巧的是，人文社科各学科内部普遍无法找到统一的范式、核心，对此，学者们“将原因归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物与人）、主题性质的不同（稳定与易变）所造成的研究方法上的不同要求（实证与理解），认为自然科学所崇尚的实证方法和客观性原则在社会学中无法坚持到底，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导致了社会学领域的支离破碎和多元化（缺乏凝聚力和统一的目标使命）”。[2]

　　学科内部的分散和分裂，一度使人文社科学者怀疑自己研究的学科是否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但与此同时，德国哲学家康德对本质主义提出了质疑。康德的哲学，明确地站在独断论的对立面，反对莽撞地越过经验的界限，武断地判定世界是什么，而是先考虑人本身的能力如何可能。“这种批判的重点不是处理各种事实，而是处理它们的各种可能性的条件或状况”[3]。正为传播学研究开启了思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确定传播客观上是什么（并且是否存在“客观”也值得质疑），而是人们如何对它作出界定、规定它的功能。这些实践观念才是真正影响我们社会的东西。”[4]

　　应该说，李普曼的批评切中了这个时代的病根，但利用图像隐喻理解新闻存在弊端。比如，没有人说过新闻可以完全客观地再现现实，并且这的确不可能做到，但正因为不可能达到，人们才将此立为一个标杆，并为之不懈努力，逼近真相。再比如，图像隐喻预设了一个前提：存在一个独立于人之外的、绝然客观的现实。对此，杜威的批评充满了建构主义的意味： “现实并无被发现的本质，而是具有一定限度内被建构的特征”，“如果现实是我们愿意相信的、用来支持我们共同目标的事物”的话，那么称现实是由人类行动尤其是符号行动和特定的联合行动所建构的，则更为恰当”（59）。

　　打个比方更容易理解。比如chui shao ren之死，用纯客观的态度来看，这只不过是一个人感染virus之后死亡了，但没有任何现实可以褪去意义的衣衫，纯粹而赤裸地进入人类世界。真正的“现实”对目田派来说，不是一个自然人的死亡，而是quan li的腐化、言论目田被控制后的恶果，是郭嘉制度的缺陷，这才是“现实”。在左派眼中，chui shao ren之死的现实又会是另外一种模样：西方势力color革命、fan hua势力得逞的信号，部分公知“不好好说话”、哀怨的表现等等。“现实”的不同，就会导致我们以后的行为的不同，就会建构新的现实。因此，“现实是一种难得的资源，像其他稀有资源一样，人们为此你争我夺……一旦世界这张空白的画布被涂抹、被勾勒，它也就被占有、被限定了”（65）。如果说李普曼的观点是绝望的，描述了共识的碎裂，杜威则重视共识的重新建立，杜威看重的是人们通过言谈、行动和公共理性共同参与，建构世界和未来。在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要在后文引用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我们通过符号创造世界，并居住在这个被创造的世界中”。

　　毫无疑问，对传播概念的革新，会改变我们对传播甚至对整个社会的看待方式。作者在书中将传播学从发霉的5w模式、议程设置、受众认知、两级传播理论中解放出来，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现象学、后实证主义熔为一炉，读起来有极大的快感。但欣喜过后，仍存在不少疑虑。比如，如果是把传播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又该如何去研究？传播的意涵被扩大到这个程度，我们还有共通的研究范式、规则吗？还是说，作为一个“九省通衢”之地，杰出的传播研究只能由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半路出家”成就，就如传播学的几大鼻祖一般？这注定是一条每个人自己走的路。

　　[1] 《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p5

　　[2] 吴小英：《社会学危机的涵义》，载《社会学研究》

　　[3] ［阿根廷］恩内斯特·拉克劳：《话语》，载《文化研究》，2005（5）

　　[4] 《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p15

　　《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修订版）（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读后感(四)：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读后总结

　　【一、引言。】

　　这本书从十二月初开始看，跌跌撞撞看了半个月总算是勉强看完了。我说的“勉强”是因为这本书看完后我很难一下“消化”掉书中的内容，一来可能本书本来涉及的内容就多，不那么易懂；二来可能是因为我知识储备的不够，理解能力也有所欠缺。但之所以看了半个月也不全然是因为书的难度，而是因为这半个月还有许多其它的事：完成两篇文献综述写作（结课作业）、备考参考六级、去苏州参加本科母校长三角校友会的成立仪式。不过不管怎么说，尽管没算读的太懂，但也算是读完了，我还是尝试着从我的个人角度对本书进行一个读后总结，同时这本身也算是个学习的过程。对本书的总结，我尽可能地从基础性的内容着手，这样也有助于我自己的吸收记忆，至于更深入的理解，只期将来再有机会重温经典。本文共约4400字，有对本书感兴趣的朋友，请自行阅读原著，并一切以原著为准。

　　【二、作者简介。】

　　该书的作者是美国文化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杰出的媒介理论家、批评家詹姆斯·凯瑞（1934-2006），美国维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系教授潘忠党称“凯瑞被认为是美国版文化研究的奠基者”。获商科文凭，传播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传播学院院长，艾奥瓦州立大学乔治·H.盖洛普中心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教授，美国《传播》杂志主编，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美国新闻记者协会主席。詹姆斯·凯瑞的传播学研究开始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正是拉扎斯菲尔德开创的效果研究模式盛行的时候，而凯瑞认为，效果研究模式是经验式的研究，对明确无误的事情加以验证，结果就是裹足不前。凯瑞当时的思想深受约翰·杜威和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进而凯瑞找到了传播学的另一源头，传播的仪式观。为传播学的分析开辟了另一路径。

　　【三、本书概括总结。】

　　《作为文化的传播》这本论文集最初出版于1989年，它的中文版最早于2005年由华夏出版社作为“传播·社会·文化”译丛的其中一本出版。我现在看完的这本是201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其中的一本出版的，由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丁未教授翻译。在本书总序中，编委会写道：“新闻学产生于新闻实践。传播学则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以及新闻学相互融合的产物……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的解读，另一种是去语境化的解读。前者力图丛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这是我作为一个跨专业的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需要补充的基础知识点之一。

　　这本书除却导言分为两部分八章，汇集了詹姆斯·凯瑞18年（按书发表年份推测，应该是1972-1989年间）来的演讲和研讨会论文，是从文化角度研究传播手段和现代技术的奠基之作。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美国学者》杂志上读到第一版《电子革命的神话》后致信凯瑞，对他“将学术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无畏的品格”表示赞赏。

　　本书第一部分是“传播与文化”，共有四篇文章。

　　第二章《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一文主要是对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理论的思考，凯瑞指出“美国人一本正经地信奉人的理性是政治行动的手段”，但社会科学工作者却大多信奉人的行动“受内在的、无意识的或外在的、环境的法则与功能的支配”。相应之下，民主思想则认为“具有协同与合作能力的人类心智及其文化上的拓展和技术上的成就”是“最重要的创造手段”，它提升了人类理性的地位，令人类能够进行自我管理。

　　第三章《对“大众”和“媒介”的重新构想》，凯瑞说：“我们必须放弃语言是某种值指涉、对应、再现或语言的功能首先是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断言诸如此类的观点；我们必须代之以这样一种观点：语言（即传播）是一种行为方式——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互动——它不仅仅是再现或描述，事实上它是对世界的形塑与建构。”在凯瑞看来，传播与交谈这两个词意味着塑造、了解、判断和说出这些社会过程。

　　本书第二部分是“技术与文化”，也是四篇文章。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民主党人），他在与约翰·奎克合写的《电子至上的神话》和《未来的历史》两篇文章中（分别为本书第五章、第七章）展示了自己的政治观。这两篇文章揭穿了由技术发明引发的、受精英蛊惑的幻想与亢奋，论证了借用利奥·马克斯的“技术至上”一词如何转移了人们对技术发明给共同体生活所带来的社会代价的注意力。凯瑞认为这种修辞就是一种“虚假意识”。

　　凯瑞关于技术的思想多受哈罗德·英尼斯的影响，英尼斯对凯瑞思想体系的重要性充分反映在本书第六章《空间、时间与传播手段——献给哈罗德·英尼斯》一文。凯瑞尤其重视英尼斯提出的传播技术在空间与时间上给文化带来的“偏向”。英尼斯认为，像印刷和电子媒介这类“轻的、可携带的”媒介促进了空间的组织发展，有助于控制广阔的疆域；另一些像讲话（在口语传统中）、不易携带的纸莎草以及印刷出现之前的手抄技术则受时间的束缚，形成了规模有限的社区，也为知识、精神的长久保存创造了条件。因此，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也在空间的拓展与控制上深受媒介技术的扭曲或偏向。其标志不光是技术，还有我们使用的语言。受英尼斯的启发，凯瑞发现“航海、发现、运动、扩张、帝国、控制”这些词语在“符号和概念服务于空间物理、航海技术、土木工程的利益”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回顾麦克卢汉关于“鱼与水”的那句名言时，凯瑞认为，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环境很不协调地由组织、控制和空间这些符号构成。

　　本书最后一章《技术与意识形态——以电报为个案》以大量的细节演绎了凯瑞的学术使命——文化的兴衰进行了历史的、理论的博大精深的阐释。凯瑞认为关于电报的最简单也最重要的观点，是它标志着“运输”与“传播”之间的截然分离。在电报之前，它们是同义词。电报终结了这种同一性，使符号能独立于地理而运动，独立于运输且比运输还要快捷。

　　【四、结语。】

　　以上就是关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的我的读后总结了。可以说，即便是上文我一个字一个字对照原著打下来的内容，我也有许多暂时难以完全理解，但是正如我开头所述，我把写读后总结的这一过程也当作学习的一部分，是用来“输入”而不是“输出”的，因此，无需说总结下来的内容都必须是我先前完全理解的，而只要是我觉得应该记录进“总结”中的就可以了。读书是个长期的过程，读后总结也是需要一直坚持下去的。争取每本书读完都写个读后总结或者读后感，可以复杂，可以简单，可以深度，可以浅显，总之，写了可能就会比没写的收获多些，写了下来，今后没事再读起来时，又会算是一个全新的学习，这样持之以恒，总会有所收获，有所进步。

　　——————————

　　【注】：

　　①拉扎斯菲尔德：美籍奥地利人，著名社会学家，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先后获哲学、人文学和法学博士学位，与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施拉姆并称为“传播学五大奠基人”，提出“政治既有倾向假说”、“选择性接触”、“意见领袖”、“两级传播理论”等概念，对研究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传播学研究的“工具制作者”。；

　　②杜威：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也是机能主义心理学和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如果说皮尔士创立了实用主义的方法，威廉·詹姆斯建立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那么，杜威则建造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大厦；

　　③芝加哥学派：许多不同学科学派的统称，因这些学派都源自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或芝加哥市，故名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包括芝加哥经济学派、芝加哥建筑学派、芝加哥传播学派、芝加哥数学分析学派、芝加哥气象学派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芝加哥经济学派和芝加哥社会学派。

　　④麦克卢汉：加拿大人，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1933年在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1934年在同一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此后不久到剑桥大学留学，继续文学方面的研究；1942年获得剑桥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机器新娘》（1951年）和《理解媒介》。三大学说：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的延伸、热媒介与冷媒介）

　　⑤克利福德·格尔茨：美国人类学家，解释人类学的提出者。在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文化的诠释》中，他对於文化概念的深入探讨和诠释，包括如深层描述等概念，其影响超出人类学，而及於社会学、文化史、文化研究等方面。此外在另一部重要著作《地方性知识》中，以实例来深入探讨人类学对于个别地区的研究所获得的种种知识，有其如何的意义；

　　⑥英尼斯：经济史学家，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鼻祖，也是麦克卢汉的老师。他一生的事业可以从1940年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早期的他是声名卓著的经济史学家和经济理论家，后期的他则沉浸在从古到今的经济与传播关系的研究之中。他提出的主要理论为：媒介偏倚理论：媒介时间的偏倚和空间的偏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