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 Souls' Day读后感摘抄
《All Souls' Day》是一本由Cees Nooteboom著作，Picador出版的Paperback图书，本书定价：GBP 6.99，页数：3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All Souls' Day》读后感(一)：人们相信亡灵的归来
小说标题的万灵节（All souls’ day）不同于我们常说的万圣节（All Saints’ Day），在天主教等宗教中，万圣节是11月1日，纪念已经升入天堂的圣徒。而万灵节则为罗马天主教、圣公会等宗教的一个节日，在万圣节的次日，亦即11月2日。该节日纪念死去的信徒，但是这些信徒的罪还未洗净，故而尚不能上天堂。和中国清明节一样，在这一天，人们相信亡灵会归来。
《All Souls' Day》读后感(二)：希德嘉•冯•宾根
《万灵节》这小说中一再介绍中世纪才女，女修道院院长Hilgerd von Bingen的音乐。书中借德国哲学家阿诺之口，这样介绍她的音乐：“希德嘉•冯•宾根？如果宇宙是个问题的话，那么答案就是神秘主义，不过她的神秘主义体现在歌曲中。没有什么答案是完美的，不过比较起来我更愿意选择艺术。你到了日本，听够了这些严肃的男声后，回来听听她的音乐吧，那是一种执着与另外一种执着在较劲：一种执着是虚无感，是自我如若涅磐般消失；另一种执着是确信灵魂与上帝在一起，共享永生，在宇宙的和谐中哼唱。神圣的低音与神圣的高音！你得承认，这实在太美了，不管经历的事何等恐惧，何等坎坷，何等救赎，何等喜乐，他们总能写出相应的音乐来。几千年前，行星们以一种完美的和谐，合唱着赞颂上帝的歌曲，但是它们显然不再唱了，或许是因为它们知道我们就要来了。我们被放逐到宇宙遥远的角落，与此同时，我们的世界却又在缩小。不过尚有音乐，一慰平生啊。它里面既有和谐，又有撕心裂肺的不协调。你有没有随身听CD机，可以在飞机上用？…等你到了3000英尺高空的时候，听听我这些中世纪的唱诗班献诗吧。这样，你就可以接近天国了，人说此曲只应天上有啊。”
以前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听Nooteboom这么推崇，不禁找来一盒CD，The Origin of Fire，竟欲罢不能，每回做点什么事都要带上耳机，一遍一遍去听。这音乐能让人一下子安静下来。久而久之，竟觉得这小说和音乐在气质上如此类似，都带点神秘主义。回头去查Nooteboom的传记，发现他以前曾想去修道院做个修士，难怪！小说中想出家又舍不得老婆的法国语音师伯特兰，大概就是作者的化身吧。
再看阿诺对此人作品的其它介绍：“她们唱的是Studium Divinitatis: 圣乌尔苏拉席上的晨祷，是早晨的第一支赞美诗，那时玫瑰上还缀着朝露，河面的薄雾开始消散…”顺便说一句，圣乌尔苏拉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传说。相传公元五世纪时，有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威尔士公主，叫乌苏拉，与一位信奉异教的王子订婚，她要保全处女身份，去罗马朝圣还愿，于是与十位贵族女伴结伴出游，女伴各有一艘大船，上携千名少女。就这样，浩浩荡荡的11000处女大军沿莱茵河而下，谁知不幸遇到了匈奴军队，乌苏拉拒绝嫁给匈奴首领，匈奴首领遂将她和11,000名少女全部惨杀。今日的科隆原来就是以这位女子命名。希德嘉•冯•宾根似乎很喜欢这个传说，多首乐曲献给这位中世纪圣女。
“希德嘉•冯•宾根…还是哲学家和诗人呢！‘Aer enin volat…当那空气飘过…’瞧瞧，它一直在D和E两个调子间变幻…我们在第四唱和颂听到的是E调，现在又在第七唱和颂中听到了。这是女性原则…然后是第六，第八。换言之，他们当时想的是男性的尊严，女性的属灵，男性的权威。好了，这毕竟是中世纪早期。在现今的时代，这么说就存在政治正确的问题，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她把这对照表现得这么美？这在我们身上已经丢失了，我们这些现代的耳朵已经听不出这些细微的分辨了。”
《All Souls' Day》读后感(三)：摘录
摘录：
-- 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会把死亡和苦难，变成温和的追忆，叫那已经死去的人，音容笑貌重新出现？
-- 你不相信艺术的不朽。真可笑。写作的人总信这个。他们是不朽的大师。完全相信他们会流芳千古，却不知文字印出来会被发霉，会被虫咬。即便真有什么存留下来了，我们说的是个什么时间概念呢？3000年？我们通过今日眼光阐释的作品，和当时写作者的原意有天壤之别…
--…你为什么不拿本黑格尔的著作，来换那条鱼呢？
--阿诺举起了杯子。“为我们短暂的生命干杯。为那些遨游在我们上方的成百上千万幽灵干杯，”阿诺说。“死去的王后，士兵，妓女，牧师…你们永远都不会孤寂。”
-- 拥有（拥有是他的说法）主要语种的人，不管说的是德语、英语，或是西班牙语，总是想当然地认为，那些不幸说着小语种的人，不管一开始多么费劲，总是有义务让全世界其它人听懂自己的话。
--(论欧洲语言中的阴性阳性）“你们的词语一跨过莱茵河就变性了。月光一照到斯特拉斯堡，就变成了女性，时间变成了男性，死亡成了女性，阳光变成了阳性。”
--荷兰语和德语是远亲，只是分道扬镳了。你们德语本该和我们在一起的，不过却变种了，荷兰人觉得它听起来古怪。有时候声音太大。因为你们这个国家山多，谷也多。这声音带回声的。荷兰的地比较平，什么都在表面上。我们缺乏深度，不过好处是我们更清晰。你们德国人总是在寻找隐密的山洞，黑暗的森林，阴暗的山谷，茂密的山坡，怪不得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瓦格纳式的迷雾，...女孩就是个例子。我说的是“女孩”这个词，在德文里，虽说的是女孩，你却得用its这样的代词：’Das Mädchen hat seine Puppe verloren.’女孩把自己的布娃娃丢了。你得承认，这听起来很古怪。好像女孩真是遇到了多大的不幸。在我们的荷兰低地，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发生。每个人都会看出这一点。荷兰过去被大海覆盖，我们将海水抽干，晾上一阵，然后在上头盖房子，现在你可以从窗外看到一切。我们没有什么可藏匿的，没有迷雾，没有秘密，只是小女孩和她的布娃娃。在我们那里，‘女孩’这个词我们用阴性。你有没有听过翻译成荷兰文的歌德作品？
--有知识的人遍地都是，不过很少有人既有知识，又能这么深入浅出讲解出来，且不居高临下，而是让你感觉到你能听懂所有细节 —— 至少是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后来，你在脑子里回忆的时候，你发现你其实懂得太少，不过总能记住一星半点。
--一个体系设计的时候只需几个人，其余的人得一直受其害。
--他的希腊课老师谈到奥德修斯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才有可能问：“我应该走向那一边？”
--统一，他们对统一简直一点都不懂。整个国家像装在盘子上一样端给了他们，他们却不知如何下手。
--现在是西德给他们的梦想埋单，不过是咬牙切齿地给他们埋单。
--大部分人只是手气不好，拿了一手坏牌。不过就像人类常做的那样，他们尽力而为：他们遭封锁而自由，受操纵而清醒。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帮凶，参与这样一个恐怖的误会，一个类似现实世界的误会：一个腐败的乌托邦。等钟摆摆向另外一边的时候，这乌托邦终告结束。不变的只有那痛苦，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还得承受另外一半人的自高自大，而他们只不过是拿了一手好牌而已。
--一个城市之所以是城市，靠的都是建筑和声音。包括已经逝去的建筑和声音。每个城市都充满声音。
----阿瑟说，“我昨夜的酒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呢。要是再喝，今天又废掉了。”
（阿诺回答:）“你这一天废掉总比把酒废掉好。"
--“是谁的书？”
“我的。”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谁写的？”
“啊，你猜猜看？”
“我知道作者的名字吗？”
“我不知道，不过他知道你的名字。”
阿瑟把手伸到报纸下，把书拿出来。是一本圣经。
--“欧洲人还没有转换到欧元呢。要是我们说了算的话，永远都不会转到欧元。我们辛辛苦苦一点积蓄都被见钱眼开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给浪费了。更不要说波兰人和捷克人。他们已经在敲门了…”
“不过你也得想想，五十年前，你们（德国人）还巴不得把他们占领过来呢！”
--"我自己翘辫子前，现在的政府也倒不了。“
“真没有想到你这么喜欢他们。你不是老骂他们‘这伙混蛋’吗？”
“是啊，不过也算是我的混蛋。我习惯他们了。"
--人总是两个方向都可以跑的，你只要告诉他们去哪个方向便可。
--她根本不屑去纠正他。男人无法容忍他人来纠正自己。
--原来这位就是和自己睡觉的女子，不，是睡了自己的女子，只是这种事情谁主谁次也看不出来。
--这位仁兄看起来活像一根穿着正式西服的胡萝卜。
--他感觉好像是回到了青春年少的时候，骑着个自行车，从心上人的家门口路过，却又生怕被她看见。
--在当初构思出这些话语的城市，当年的奴仆成了主人，却又牢牢陷入另外一种奴役，一种更糟糕的奴役！奴仆们投票选举自己的主人，好去继续做奴仆，他们和主人只有名义上的平等！哪个白痴想出了这样的办法来？可是这样的疯狂却在扩张。成百上千万的人甚至为此而死。
--人们都陷入了致命而肤浅的无思考状态，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体存在，去看同样的笑话，猜同样的字谜，买同样的书（通常买了不读）。他们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地做这一切，叫人郁闷不已。她认识的所有人都在练瑜珈，去巴厘岛休假，做指压按摩。他们忙忙碌碌参加各种活动，在家根本呆不住。很少有人能够享受独处。
--“科学家要不就是计算工具，要不就是神秘主义者，你自己挑好了。"
--真有恋爱这回事吗？我们只是听说有人被刺杀，被暗中跟踪，或是妒火中烧时互相开枪射击，可是爱情在哪里？
--从前，女王和英雄们才是神话、悲剧的的题材。比如受罚的俄狄浦斯王，复仇的美狄亚，反抗的安提格涅。你们已不再是国王，或者公主。你们的故事对自己或许重要，对他人十分琐碎。不断持续的片段，新闻，肥皂剧。你的的哀痛不会再产生大量的文字，叫他人去潜心研究，直到你被人淡忘。这使你更趋肤浅，更趋短暂，照我们的看法，更有悲剧性。你没有回声。没有观众。
待续
《All Souls' Day》读后感(四)：灵感是那“一小滴”：塞斯·诺特博姆访谈
塞斯•诺特博姆18岁那年离开天主教寄宿学校，此后五十多年间，他走遍了全世界。22岁时，他出版处女作《菲利普及其它》，此后陆续出版《荷兰山间》、《真相与表象之歌》、《木星！》、《骑士死了》和《下回分解》。他最近的小说《万灵之日》去年才出英文版。1983年，因《仪式》的出版，塞斯•诺特博姆首次被介绍给美国公众，此前他在荷兰和德国享有盛誉，尤以他自称的“旅游文学”著称。他的旅游文学结合了日记、散文和简介 。我们在纽约的阿岗昆酒店的大堂会面，坐在低低的沙发上聊着，如同两个绅士般的阴谋家。 诺特博姆看起来个头要比照片上小，个性随和，说话有趣。当天上午，他早早起来在街上行走，很想去斯特兰德书屋一游，希望能找到一本米兰•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晚上，他要去看昆德拉此书中提到的雅纳切克歌剧。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我很好奇，你再一次坐下来，接受这种采访的时候，脑海里都想些什么呢？
塞斯•诺特博姆：再一次坐下来接受采访？什么意思？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过去几年你接受过很多次这样的采访。
塞斯•诺特博姆：是的。但你知道，写作是私人的事情，而采访则是一种交互。接受采访时，受访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采访者。有些采访者对我的作品很熟，有的只是给某个日报或其它地方应付差事，并不是真的对我有什么认识。我得看采访者是谁，然后调整说话方式。采访最大的好处，是迫使你将某些观点明晰化 ，你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这和写作一样。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你有没有想过在采访中新造出一个自我出来？我记得纳博科夫曾经说过，在接受采访时总有诱惑，为不同的采访者创造出不同的自我。
塞斯•诺特博姆：过去四十年来，我一直在第三世界国家旅游，我写过我在欧洲、亚洲、南美的旅行。人们总是问：为什么你一直都在旅行？旅行是不是一种逃避呢？多年来，我为这个问题编造了不知道多少答案，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了。不过今日接受采访，我不打算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我想先从《万灵之日》说起。你的其他小说短得多，这一部的篇幅是其它小说的两倍以上。为什么？
塞斯•诺特博姆：这一点岂不是不言自明？是小说中的人物要求有这样的长度。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人物？
塞斯•诺特博姆：没错。还有柏林、共产主义、二战、恐怖主义，这些都是大题目。小说牵涉到这些历史性的话题，还有一个人对这些话题的反应，另外这里还有个人命运的反思，写少了怕是应付不了。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万灵之日》讲述了一个记录片制作人的妻儿前往西班牙度假，遇飞机失事身亡，制作人接着住在柏林，常在这个城市漫步。柏林这个城市有什么地方吸引你？
塞斯•诺特博姆：我与柏林很有渊源，只是这本书不是自传（比如我没有在飞机失事中失去妻儿）。首先，对荷兰人来说，柏林是一个从前敌国的首都，小时候我也常听到来自“元首”从这首都发来的消息、讲话、指示，这些东西都来自柏林。孩子的生活中会蕴涵这种强大的、神话般的内容。战后，我们和德国并无多少相干。我那时候还年轻，但一旦可以去旅行的时候，我就去了南方，去那些有光亮，那些还没有遭受破坏（或者说没有遭到同样破坏）的地方。关于德国的想法整个就像一个诅咒，只是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而已。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真相与表象之歌》中，你写道：“一个人坐到桌子边，突然想到了一个句子：上校爱上了医生的妻子。”
塞斯•诺特博姆：这是真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不明白，我写书是没有预先规划的。去年11月，我在休斯顿跟一些创作系学生做讲座，说到我动笔写小说的时候并无计划，他们都不肯相信。但是我真是没有计划。我会枯坐在那里，感到有些绝望，然后会想出第一句：上校爱上了医生的妻子，接着慢慢把一本书写出来。《真相与表象之歌》说的是小说和小说创作。我从来没有去过保加利亚，可是看过这书的人都以为我去过。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这和很多作家的做法相悖，他们写书事先会布局谋篇，会像插花一样去安排。
塞斯•诺特博姆：我记得我访问过在密西西比牛津市的福克纳故居。他用铅笔在墙上计划出了《寓言》中的每一天。对此，我只有羡慕的份，可惜自己做不到。相反，我的写作是进行细致绵密的描述。我的写作来自于旅行见闻。旅行让我能够更敏锐地描述《下回分解》中的里斯本和《万灵之日》中的柏林。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据我所知，在一定意义上说，你不是天主教小说家，但是你的小说中充满天主教的精神。
塞斯•诺特博姆：我的父亲在战争中去世，我妈妈1948年改嫁给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我被送往天主教寄宿学校，因为修士们能够提供最好的教育。也许继父希望我会成为一名牧师，这个结果并没有出现。但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我所有小说中都有修士，我现在还常有诱惑，在所有小说中安插一个修士。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你这种东奔西走的生活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塞斯•诺特博姆：我想任何一种生活都有不利的一面。但就像我在《诺特博姆酒店》中说的那样，过去五十年我去过太多地方，已经在自己心目中建立起一个酒店了，它是穷人的酒店，也是富人的酒店，是第三世界的酒店，也是第一世界的酒店，它的一侧是极地冰海，另一侧是加勒比海滩。它的房间不计其数，在每一个房间，我都写了一些东西，因为我的很多前期工作在旅行中完成了。《万灵之日》写于加利福尼亚州、澳大利亚、西班牙。我把这本书一直带着走，如同一个固定任务：积雪和柏林，柏林和积雪。这个意象一定深入骨髓了， 因为我写书的时候，离开德国已经有几年，动笔时我在阳光明媚的南加州。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像卡尔维诺或纳博科夫一样，你的书有独立的生命。你邀请其他人加入在这样的生命当中。
塞斯•诺特博姆：恐怕没有邀请人。举例来说，《真相和表象之歌》是我很珍惜的一本书。我不想再在欧洲出版它。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这是为什么？
塞斯•诺特博姆：嗯，我想它恐怕也不会畅销。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那么一定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写畅销书呢？你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你走过很多地方。为什么不写出一部约翰•格里沙姆那样的小说呢？
塞斯•诺特博姆：我不能。我做不到。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看过这类书籍。不过他们的书都有情节。显然是很独创的情节，写得好，不然大众不会这么喜欢。可是你让卡尔维诺写一部格里沙姆式小说试试？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我已经注意到，继你其它几部小说之后，在《下回分解》中费尔南多•佩索阿 再次出现。佩索阿是什么地方这么吸引人，你自己对他又是什么感受呢？
塞斯•诺特博姆：他做了一件我们许多人都想做的事，只是如果我们现在来做的话，就显得像在模仿了：他创造出除自身之外的其他作家来。也就是说，将自己分裂，分裂成虚构的其他人，但又能写出真实的小说来。我相信，这是你所能想到的最大的虚构。记住玛丽莲•梦露的一句话：“真实的花园中有想象的…”，不，“想象的花园中有真正的蟾蜍”。我是说创造出虚构的诗人，写出真正的诗歌来。很棒。他们没有护照，他们却能写书。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喧嚣之书》 中有那么多美丽的忧伤，无尽地重复，书中还写了各样的应对方法。
塞斯•诺特博姆：他酗酒死了。留下两万七千页未发表的手稿。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最后，我们可否讨论一下你唯一翻译成英文的旅行作品《绕道去圣地亚哥》 。我想知道为什么此书没有那么零散？叙述者长篇累牍，一说就是好几个章节，而此书分明可以分散成很多自成一体的文章。
塞斯•诺特博姆：我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书来写，它只是一系列文章。我常会回头去写圣地亚哥。对我来说，它是西班牙的精神首都。西班牙就如同不同国家的结合，只是通过这个地方汇聚在一起，因为它是西班牙守护者、使徒雅各的埋葬地。我只是一篇一篇地写，没有想到它会成为一本书。不过最终还是成了一本书，但是我想这书也会原谅自己吧，但愿你能理解这一点。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目前来说，你是不是像你自己说的那样，在“等待下一部小说”呢？
塞斯•诺特博姆：没错，我始终这么看，觉得自己是在“等待下一部小说”。这一点很难准确描述，不过这有点像化学里的情形。你加一滴什么东西进来，固体能变成液体。所以这一两年我还只能忍一忍，脑子里得想些主题，不管是不是急迫。在某个时候，但愿那“一小滴”会来，这样我就可以重新开始…担负起给新的小说虚构人物的重任来。我记得在《洛杉矶时报》上看到过，《万灵之日》的情节很淡。我哪里会去在乎情节？谁会去在乎情节呢？以情节见长的作家成千上万。这本书里当然也有些情节，但主要还是散漫的思考和哲学论述。你要是问为什么这么写，我会说这么写的书太少了。所以我就写得这么散漫，当然了，取舍都是读者的权利。不过我很想念…想念小说里的这些人物，这是不是自我陶醉呢？时间会告诉我们的。我真的想念这些人物。我觉得自己创作出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人物，就算小说结束了，他们还可以一直在一起神聊，永远这么海阔天空说下去。为什么不这么说下去呢？如果他们真能这样的话，那么我就算是创作出了一部普鲁斯特式的小说，当然我这里说的是类型而不是质量。另外，我耳朵里也常回响起一种声音来。1962年，因为一次偶然机会，我结识了玛丽•麦卡锡。我那时候还是个初出茅庐的作家，在爱丁堡参加一次作家会议。我在那里遇到了几个人，如诺曼•梅勒…还有玛丽•麦卡锡。
托马斯•麦格尼格尔：这是1962年那次关于威廉•巴罗斯的会议。玛丽•麦卡锡是《裸体午餐》的坚决支持者。
塞斯•诺特博姆：是的，这些都对。玛丽不知何故，怎么说呢，喜欢上了我。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她去世。我经常去她在缅因和巴黎的家中拜访。这种关系维持得很困难。她无法看我的书，以为还没有翻译过来。对她来说，这交往基于直觉或曰本能。我可以看她的书。我很佩服她的散文。她的思维很敏锐。当然，看到这样的人物觉得我有些才华，我受宠若惊。《仪式》翻译之后，我就像是要赶考一样，因为她完全有可能说她不喜欢。我曾听到她跟别人评论一些书籍时说：“这是我一年来看到的最糟糕的书。”诸如此类，听到这些话我都会感同身受浑身发颤。但她却决定喜欢我这本书。后来，等我们更熟悉了，她曾在信中问我：“荷兰的某某某现在怎样了？”我会回答说：“某某某刚出版一部600页的小说了。”她回信说：“塞斯，你给我写短点。”
译自：http://www.bookforum.com/archive/sum_02/interview_nooteboom.html
《All Souls' Day》读后感(五)：每个人都被万灵环绕
塞斯•诺特博姆（Cees Nooteboom）是荷兰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游记作家、翻译。《纽约时报书评》杂志称其为“20世纪的乡村说书人。” 纽约的《村声》周报称其为“作家中的作家，其著作常象征着艺术本身，其作品中的典故随手拈来，尽管其作品都不长，但是有些读者读起来，可能得重温一下西方（甚至还有东方）文化和文学史才行。”《华盛顿邮报》说“诺特博姆作品主题宏大，但他绝非眼高手低之辈。他在寻常事物中灌注哲学思考。他的思想会不经意地突然出现，叫你猝不及防，如同一个荒废橱柜里藏着的天使。”
对中国读者来说，诺特博姆的名字还略显陌生，但他的部分作品已经开始引进，如其游记作品《绕道去圣地亚哥》。《万灵节》被德国一杂志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50部小说之一。
《万灵节》（All Souls’ Day）这部小说标题的万灵节不同于我们常说的万圣节（All Saints’ Day），在天主教等宗教中，万圣节是11月1日，纪念已经升入天堂的圣徒。而万灵节则为罗马天主教、圣公会等宗教的一个节日，在万圣节的次日，亦即11月2日。该节日纪念死去的信徒，其罪尚未洗净，还不能上天堂。和中国清明节一样，在这一天，人们相信亡灵会归来。
这部小说的主要场景并不是发生在万灵节，然而故事的主人公阿瑟•唐恩倒像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节日当中。阿瑟是一个荷兰纪录片摄影师，除了经常接受国际拍摄任务之外，他还有个爱好，就是拍摄黄昏或者凌晨，其时暮色或晨光半明半暗。阿瑟个人也生活在半明半暗，阳间和冥界的交错之中：十年前，他的妻儿在飞机失事中丧生。其亡灵不时浮上心头来，而他却又要努力习惯新的生活。他孤身一人，“了无牵挂，却又藕断丝连，通过看不见的线路和世界连接。语音，留言。都是些朋友，多半是同事，一些和自己生活差不多的人。他们用他的公寓，他也用他们的。要不就住便宜的旅馆和寄宿公寓，一个漂浮的世界。纽约，马德里，柏林。”这漂浮生活中，他落脚最多的是德国柏林。而统一后的柏林本身，也在历史和现实的明暗交错之下。历史的幽灵，仍在这个统一后的城市徘徊。阿瑟在柏林的街上走，就如同一个导游一样，带我们进入这个城市的东西结合处，带入这个城市的现在和过去，带入这个城市的灵魂深处。
阿瑟在这个城市有一群古怪的朋友，酗酒的俄国女物理学家，多才多艺的荷兰雕塑家，口才迷人的德国哲学家。他们常在德国的一个小酒馆喝酒，品尝各式德国传统美食，如酸奶酪、烩猪肚、中世纪食谱做成的黑面包、做成大教堂状的香肠大拼盘。他们在一起吃着，聊着，他们的谈话充满智慧。和这样一群朋友在一起，想庸俗一点都难。连酒馆的老板舒尔泽先生，也都文质彬彬，如我们所说的儒商。他执意保留着德国美食传统，不叫那全球化中的美式快餐，打败饮食世界的多姿多彩。几个德国、荷兰、俄国知识分子在一起相聚的时候，他们对传统流连忘返，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对一个动物的灭绝而大呼小叫，而对一道烩猪肚这样的美食，对格拉斯笔下女子的优雅气质的灭绝无动于衷。唯有粗俗和无礼代代相传。
只是曲高者和寡，深刻的人是孤独的。这群知交一旦离开酒店短暂的相聚，回到自己的生活，就如陷入了各自的孤岛。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万灵作伴，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过去要去对付。俄国人季诺碧亚常会记起在俄国吃不饱肚子的那些漫漫长夜。饥饿让她脱离困境后不停大吃，吃成了胖子。漫漫长夜中的失眠，让她习惯了仰望星空，开始热衷于外星探索。
这小说当中，阿瑟还有个红颜知己，在荷兰的厄娜，他们的友谊让人看到男女之间也可以这么无限接近却永不越轨。阿瑟是厄娜的禁果。而厄娜则是阿瑟永可倚靠的安慰，我们谁不希望找到这样可贵的朋友呢？
友谊地久天长，而爱情朝夕万变。阿瑟在柏林偶遇一个历史专业的女博士，同样来自荷兰，却在研究西班牙某个中世纪女王。在书斋之外，她是空手道高手，是个女妖一般的舞者，是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尤物。博士自有自己的幽灵在折磨她。过去她曾被强暴。往事不堪回首。她纵深一跃，跳到了中世纪的故纸堆中。
阿瑟爱上了她，爱情让他日渐走出过去的阴影。可是还不如说是她爱上了阿瑟。阿瑟去找她找不到，却在黄昏的时候，像猫一样抓门，进门之后，一言不发，脱个精光，骑到荷兰摄影师身上，女博士成了女骑士。她显然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女权到不能容忍男方的任何主动行为，包括打电话找他。这场恋爱注定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游戏和梦在柏林的图书馆，在日本四国的八十八寺，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展开。最后的下场却是悲剧。大家回到各自的生活，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每个人还如同那万圣节的亡灵一样不得超脱。然而一些变化确实又在发生，阿瑟在友谊当中找到了安慰，而女博士看来是要心无旁骛，矢志钻研学问了。
人世间多少个这样的事情在发生着，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人类在一男一女的关系上生发出气象万千的故事来。好多事情被埋没了，然而人类的对话还在绵延不绝，穿越正史的记录，回荡在不间断的时空之中。人类是孤独的，当我们将人类历史作为一条长河的时候，我们又不是孤独的。书中的德国哲学家阿诺举杯说：“为我们短暂的生命干杯。为那些遨游在我们上方的成百上千万幽灵干杯，…死去的王后，士兵，妓女，牧师…你们永远都不会孤寂。”
小说中每个人都被过去的幽灵纠缠，而过去合在一起，便是历史。而作家似在暗示，历史是一种虚构，而文学却是一种真实。常听人说：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
小说中的女博士研究一个非常冷僻的话题，中世纪西班牙女王。虽然她最后跑到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资料，可是所有这些资料加在一起，又能说明多少真相呢？在那遥远的过去，我们对真相又能有多少了解呢？治史其实就是一悖论，你写历史，你的使命是要接近真实，可是你不去想象，如果填补文献之间的沟壑？作者引用马可•布洛赫的告诫说：“历史现象，脱离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则无法理解。”而你若是去想象，就开始在打虚构的擦边球了。小说的最后一页，引用的是罗伯特•卡拉素在《卡什亡国考》中的一段话：“近数十载，今人治史，好取毫枝末节，虽渺远无关亦趋之也。史家吞吐之故纸汗牛充栋，及至成书成文，虽誊録书手，问津者亦鲜也，而况学人乎？治史者偶可诉诸动机，自我欺哄耳。学者涉于文献之海，自觉拨云见日，去伪见真。或饰其文以数字、图表，自诩科学。然史之辙迹，皆无声之谜。史料搜罗日众，则此理益昭昭也。逝者如斯，曩昔之生灵运命，沉寂无边，自成一体，与前无涉，与后无干，非名号、公证、文书之考订所能涵括也。”
然后这个女子却要放逐自己到中世纪，我们跟着一道放逐，哲学家阿诺也跟着研究起中世纪的音乐来。这小说提到的中世纪圣歌，或是冯•宾根所作的曲子都很好听。可是今人的演绎，又有多少还是原貌？
历史和现实纠结，故去的亲人和自己的生命交错。亡灵和过去成了生命的场，在我们每个人的周围。过去看不见，琐碎，有些正在发生之中就开始被人遗忘，历史学家不会去关注，它们却形成了我们的生命，影响着我们各式各样的决策。科幻小说中常言“回到未来”，而这部小说，则是让我们迈入过去，因过去写就了我们的现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也写道：“于是我们划着船，继续向前，逆流而上，船毫不停歇地倒退着，迈向过去。”
小说中记载了两个历史，一个是史家笔下的历史，它们是大事、大人物，另外一部历史是“无名”的历史，无数发生过的琐屑，它们构成了人类的历史传承，虽然它们一直在流逝，甚至还在发生的时候就被人遗忘。沉默寡言的摄影师一边记载着柏林墙倒塌这样的重大事件，一边自己在捕捉自己的“无名”历史：它们是脚印，雪地，倒影，形形色色的声音…历史学生奥瑞恩吉的研究则和他的捕捉形成一种有趣的回应。如果说阿瑟在捕捉、挽留当下的历史，奥瑞恩吉则在回溯历史，试图捕捉历史中的“当下”。二人奇特的交往就如同一首曲子，两个主题往来交错，韵味无穷。
坏小说如可乐，爽快而不健康。好小说如陈年佳酿，入口回味不尽。这小说情节并不曲折，甚至有时候显得沉闷，但是故事却很有嚼头，情节所串起来的那些思考最为精彩。这部小说被评论者称为“思想小说”（a novel of ideas）。故事的每个枝节都被作者用来连缀自己的思绪的片段。我最喜欢看的是阿瑟的狐朋狗友在酒馆里的胡侃，或是阿瑟自己柏林雪地漫步时的遐想。这些聊天和遐想无所不及。《卫报》说诺特博姆在艺术、哲学、语义学和纯粹咬文嚼字的胡说八道都驾轻就熟。澳大利亚《世纪报》（The Age) 则说读者最好带一本百科全书来看此书。从奥德修斯的远航，到尼采抱着驴子哭泣；从冯宾根的音乐，到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画作，作者的思路四通八达。诺特博姆自由穿梭于欧洲的各国文化，以至于阿瑟和女博士的恋爱，反成了冰糖葫芦中间的那根棍子。
有时候这个棍子还不够用，不足以串起他的思绪，故而诺特博姆还用了几个章节的画外音、插入语。在这几个章节，作家直接叙述他所看到的故事，直接开始讲述自己的思想。这样的颇具实验色彩的夹叙夹议算是怎么回事呢？作者没有明说这些章节的叙述者是谁，是观察一切的亡灵，还是作家自己？看过电影《柏林苍穹下》（Wings of Desire) 的朋友们一定都对柏林上空的天使们印象深刻。这些天使们可以看见所有的人间行为，他们知道一切，但是他们并不干预。这本小说穿插的几个章节就如同这部电影里天使的视角，也可以说作家把希腊戏剧里合唱队的做法嫁接到小说上的大胆尝试。通过小说中阿瑟的例子，我们似乎也能看出作者是要直接进入作品，却又试图不留痕迹。阿瑟在亚特拉斯山脉南部一骆驼集市上所拍镜头中，曾经留下自己的阴影，而本人不出现在画面当中，用阿诺的话来说，这是“上镜而不出镜的一个办法”。不管这样做的是作者本人，还是其笔下的人物，这种作者和作品的有趣互动，都让人寻思良久。如阿瑟自己所想的那样，他倒不是想抢自己作品的镜头，和作品一起不朽。他不过是一个人间万象的收集者，狩猎者，他收藏意象、声音，却又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流失。他甚至想进入其中与其一起消逝。
诺特博姆小说的文字有时充满诗意，有时则有浓厚思辩色彩。作家带着我们在欧洲思想的沟壑和山峦之间奔走。《万灵节》中的诺特博姆是一个具有大欧洲情怀的欧洲人，他对德国、西班牙文化的了解恐怕不亚于德国和西班牙人自己。他也时刻在思考德国人的忏悔、忧郁和严谨、荷兰人的敞亮、透明与狡诈的来龙去脉。他眼中的欧洲有时候是一个地形上的整体，“柏林总让他觉得他是站在一个大平原的中央，而这平原一直蔓延到俄罗斯腹地。柏林、华沙、莫斯科，这些都是途中的小站而已。”可是这个整体确实蕴含着诸多不和谐的声音。“身为外国人，你甚至都不能提‘民主’二字，否则从未参与过杀戮的年轻一辈会警告你不要低估他们的国家，现在不要，将来也不要。他们会把最近的恐怖事件说给你听：纵火；某个安哥拉人被人从东德火车上抛下来；某个人拒绝说‘向希特勒致敬！’结果差点被光头党打死。如果你说这些袭击实在可怕，实在要去谴责，但是也发生在法国、英国、瑞典。”
诺特博姆也在思考柏林墙的倒塌对德国，对欧洲究竟意味着什么。东德和西德表面上是统一了，然而精神上未必统一。当初统一时种植的热情，最后长成了法尔克广场那样歪歪斜斜不成材的小树。“你可以把柏林墙拆掉，但是这墙是不会消失的。”西德人对东德人充满敌视、猜疑和鄙视。“你还记得当时那欢天喜地的情景吗？还记得人们在查理检查站发香蕉的情景吗？欢迎东部来的弟兄姐妹？你听过他们最近的谈话没有？老是讲他们穿得如何如何，他们言谈举止如何如何。同样肤色，内里却有这些种族歧视的话语。老是在说他们什么什么不能做，或者是他们如何好吃懒做。‘战后连我们都没钱去马洛卡这些地方度假，他们倒好，成群结队地去。’‘这些人中间一半人向国安局出卖另外一半同胞，现在倒好，我们和他们所有这些人困在一起了。’‘要是照我的意思，柏林墙还是不要拆的。’‘不能就这样把两个国家捆到一起来，四十年的历史不能说没就没的，他们和我们不一样。’诸如此类，一个接着一个说法。” 而东德人“觉得自己被人忽悠了，”而两边的人都是“对统一简直一点都不懂。整个国家像装在盘子上一样端给了他们，他们却不知如何下手。”这样深深的隔阂也如一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日渐整合的欧洲之上。统一之后，一样是背负着各自的历史，一样心怀猜疑，一样相互回避，想来阿瑟与女博士的爱情，又何尝不是东西德统一，甚至整个欧洲走向共同体的一个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