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帝国》影评摘抄
《梦想帝国》影评(一)：“白猴子”眼中，中国房地产的野心时代
Dream Empire_腾讯视频
《梦想帝国》影评(二)：大梦初醒后的梦想帝国
如果说从拍摄纪录片的角度来看，David绝对是个门外汉。因为从他的话语里让我觉得，这部片子完全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片中前后所呈现出的视觉语言以及手法、设备的变化，完全不是出于他经过精心地思考和研究而呈现出来的。他真的只是在记录，在讲故事。让一个原本差不多是在中国混日子的他，进入了拍摄纪录片的新领域。他在中国学习城市化，进入“白猴子”行业后，却让他想拿起摄像机来记录下中国的城市化。
《梦想帝国》影评(三)：崇洋媚外？
網上評論一片讚好，有人說外國也普遍有這種限制外國人的政策；有人覺得中國，特別是北、上、廣、深一線城市太多「洋垃圾」，過來呃飲呃食，而且還有中國女人倒貼，非常傷害人民自尊心。
問題是，為什麼這些「洋垃圾」在中國可以生活得這麼好？近期有套紀錄片叫《夢想帝國（Dream Empire）》，特寫一眾來華搵食的窮鬼佬，他們大多沒有專業技能，但憑著一張白人、甚至黑人臉，很多企業會請他們做模特兒，或者在公關活動時邀請他們假表演，最常見的是新樓盤開幕，一班從來沒有夾過band也不會玩樂器的西人上台「咪咀」演出，營造一種「國際化」社區的高級感覺。
這些耍猴戲的外國人被稱為「白猴子」(white monkey gigs)，背後當然有中國經紀人在操縱，稱為「耍猴人」。
進一步問，為什麼白猴子可以形成產業？因為獵奇是人性，洋人愈少的地方，對白猴子的需求愈強烈；另一個原因是白人崇拜，雖然很多人不承認，《夢想帝國》中有一幕，經紀人赤裸裸為不同人種標價，白人最貴、會hip-hop的黑人次之，印度人沒有企業會用。印度人也很獵奇呀，但是中國人不喜歡看他們。
習大大講「四個自信」，其中一個是文化自信，背景就是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無自信，崇洋、白猴子現象也是由此洐生。一個國家要怎樣對自己的文化有自信？你的娛樂文化有外人欣賞、你的生活方式令人羨慕、你的道德品格被人尊重，這些軟實力就是自信來源。
建立軟實力很難，捷徑是把不順眼的人趕走，關起門來自我陶醉，但是現代資訊流通，這種短線的做法還能繼續蒙騙人嗎？
《梦想帝国》影评(四)：“白猴子”盛衰记
美国人大卫·博伦斯坦当过几年“白猴子”。他把这段经历拍成了纪录片《梦想帝国》。
漂在成都的西方人，很早就拿“白猴子（white monkey）”这个词互相调侃：“哎，我今天做了‘白猴子’演出。”“你今天做啥‘白猴子’了？”“白猴子”是在中国各种商业活动上走穴的西方人，这些业余演员的“角色”千奇百怪：新楼盘里的洋“保安”，远道而来的“著名歌手”，为商户开张助兴的外国“超模”……
2011年，小博在成都九眼桥遇到名叫雅娜的经纪人，他的“白猴子”生涯就此开始。演出时，他往往化身为“大卫·博伦齐奥”，是个“著名黑管乐手”。他也开始拍摄雅娜的故事，直到2014年。雅娜来自新疆，念过大学，比博伦斯坦大四个月，和重庆人吉米合伙开了一家经纪公司。雅娜的工作劲头很足，总是直白地提示客户：“用老外，感觉档次就不一样了。”
纪录片的故事开始于2012年。广场舞配乐迷离，舞者神情专注，雅娜独自走过人群，草草吃过夜宵，接到吉米的电话后赶去一家酒吧，那里有几个合乎标准的外国人。
“这个漂亮，身材可以。”稍晚，雅娜把新储备的“白猴子”记录到本子上。在酒吧、街头找到合乎标准的外国人，她会搭讪、照相，留联系方式。她希望对方有些文艺天分，能歌善舞，一个男人却用中文回答：“我能调很多酒……”
2017年6月14日，小博在成都为五十多位“白猴子”放映了他的纪录片。德国人博多告诉他，这个词是自己在2004年发明的。他做了十多年“白猴子”，曾和小博在 “热超波”乐队共事。现在，他成了“大牌儿”，在歌手谭维维的乐队担任贝斯手。
“白猴子”不只参加表演
在一处据说相当国际化的楼盘，几位“白猴子”从草丛间徐徐走来，五男三女，穿着、身材、肤色各异，仿佛伦敦塔卫兵、狂欢节皇后与看房者走到一起。场景是专门设计的，用来反映“白猴子”的荒诞本质，小博习惯形容为“卡夫卡式”，他受作家卡夫卡和戏剧家布莱希特影响很深。
某次与房地产有关的开业典礼，小博被要求充当美国领事馆官员，转达奥巴马总统对项目的大力支持。万事俱备，活动却突然取消。“白猴子”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说好的表演内容，第二天不知为何改变，再过一天又不一样了，第四天就彻底取消。他们完全不知道，谁在决定他们近几天的命运。
雅娜打来电话，一个“乡村之夜”需要一支乡村乐队。小博的一个好朋友正好在中国旅行，他就推荐过去。那朋友是位有名的乡村乐手，创作与弹唱俱佳。彩排时，一个老板看到他，大为不满，想找一个“美女”表演。
最终，一位基本不会英文，也不怎么会唱歌的西班牙姑娘占据了舞台中心。老板解释：“其实世界大同，地球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乡村。”响应他的号召，一队乌干达人上台，跳起欢快的非洲舞蹈。真正的乡村歌手坐在舞台后部，观看异国情调的“乡村音乐”，他的吉他根本没插电线。“他们一直在玩弄我们，我们是他们的橡皮泥（Play-Doh）。”小博调侃，中文抑扬顿挫，表意清晰。
在重庆郊区的一次国际漂流比赛里，“白猴子”又成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运动员。他们擎着“祖国”的旗帜，在隆重的开幕式上一一出场。小博成了加拿大人，“很有讽刺味道，基本上没有人代表真正的国家，他们乱套了”。
“很有意思，我们表演那些观念：发展、国际化，富裕而美好的未来。”小博猜想，“白猴子”表演的是基层官员和商人们心目中的美好未来。关注中国城市化问题后，他发现“国际化”这个词用得特别多，后来又发现“天堂”“乌托邦”等词汇颇受欢迎。
小博非常推崇纪录片《杀戮演绎》。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找到印尼1965年政变中的杀人凶手，让他们表演自己过去的罪行，重现残酷的往事。2013年，小博开始在纽约市立大学念人类学博士，关注起每个国家的核心神话，譬如美国的“民主”，中国的“发展”。他认为，神话与现实的差距越大，“表演”就越发荒谬，特朗普当总统是最好的例证。
最早向小博解释”白猴子“意义的，是一位中国财经媒体编辑：“对很多参加演出的老外来说，他参加的只是一场表演而已，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参加的其实是中国很重大的变化浪潮。”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举一动，风吹草动，都会对国内经济甚至全球发挥关键影响。”这位李姓编辑说，自己对未来不无忧心。2011年和2012年，中国两年的水泥产量超过了美国整个20世纪。雅娜家不宽裕，她希望能在重庆买一套房子，把父母接过来，“让他们过得幸福点”。
“不表示她比美国人更种族主义”
“白猴子”这个词带着明显的的种族主义色彩，用来自嘲却透着无奈与讽刺。所谓“白猴子”，是所有外国“演员”的统称，不限于欧美白人。
“老外给我调酒，就觉得好有身份，好有面子。”雅娜深谙推销之道，她告诉客户，“演艺人员”分白人和黑人，“用白人的话，价格贵是贵了，档次一下就提升起来了”。客户表示预算有限，她继续推销：“实在出不起钱，又想达到吸引人、国际化的效果，我建议还是用黑人。”她转而列举非裔的种种优势，诸如性格开放，宣传效果好，价格便宜。
客户仍然犹豫，打起印度人的主意：“如果用他们，价格会不会便宜一些？”雅娜有些措手不及，她很少接触印度裔，只好笼统说价格“跟黑人差不多”。
在美国展映《梦想帝国》，小博听到的第一个问题，都与这一幕有关。美国人注意政治正确，觉得这种说法太过冒犯。小博存心逗他们，也问过雅娜几次，为什么非裔“白猴子”价格这么低，得到的答案大约是：这就是现实。
小博清楚，非裔在美国地位确实很低，从媒体报道、影视作品，大城市的现状都能观察到，“说起来人人平等，然后就忘记了”。“我们每一个人，通过对历史的了解和理解，会学到一种习焉不察的不同种族的高低次序。”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不表示她比美国人更种族主义，一样的，她只是不讲政治正确，更愿意说而已。”
2015年，小博剪出一部七分钟的短片《在中国租个老外》（Rent-a-Foreigner in China），发布于《纽约时报》网站。留言区热帖的第一条，是一位网友调侃，如果自己年轻些，一定买身牛仔装，照电影《独行侠》打扮一番，再去中国淘金。编辑选出的评论头条，则细致分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与“白猴子”、国际化的关联。两栏的第二位，都在感慨族裔与价格的关系。
《在中国租个老外》里拍到了一家整形医院的开张，几位身材高大的男性“白猴子”出席。“我们只是展示给他们白色的面孔。”他们明白，自己受到的礼遇源于肤色。几个人起初西装革履，引来一阵尖叫，主持人介绍，其中一位位列“全美顶尖超模前二十名”。
过了一会儿，他们像真正的模特一样面无表情地走起猫步，手里捧着或提着手袋，身上只着内裤。镜头捕捉到一位女性观众，观看得非常投入，眼神好奇，又有些许钦羡。炫目灯光下，工作人员努力鼓掌，活跃气氛，有些观众用手机拍摄赤裸的“超模”，场景不免令人难过。
这段内容，没有出现在《梦想帝国》里。三位“白猴子”希望，长片可以剪掉医院轶事。小博照办了，他也同情他们。
雅娜的工作继续。他们找到一位非裔“白猴子”，绰号叫“王子”。短促的谈话间，他的国籍由刚果变成德国，最后定为法国。“王子”参加了一处楼盘的开业仪式，卖力歌舞，显然不专业，但观众仍然兴高采烈。一位开发商代表告诉台下的众多购房者，这个项目“非常高端、尊崇”，适合“追求极致、精致生活的这一群人”。
小博猜想，许多购房者没有真正见过外国人。其实，“白猴子”们大多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觉得。他们告诉小博，倘若对工作内容有所了解，自己大概会不好意思。
2012年内，雅娜的公司换了办公室，是从前的七八倍大，觉得梦想正一步步实现。2013年，小博回国念博士，但经常跑回来拍摄，后来又请假专心于纪录片。那一年里，新楼盘主要是远郊的“新城”，“白猴子”的演出地点越来越偏远。
既是总体，又是单纯的零件
拍摄《梦想帝国》，小博得到了丹麦基金的支持，但他乐于将其视为“成都艺术圈子出来的一个作品”。他把自己看做“半个成都人”，来中国如同回故乡。
2006年，小博18岁，在中国度过了大一暑假。他头一次出国，却被“忽悠”了。因为年纪太小，没法参加和平队，他通过“美中教育中心”网站找到免费来中国的方法：在贫困地区做志愿者，为缺乏教育机会的孩子义务授课，网站负责提供机票和住宿。小博被顺利录取，到中国才发现，自己被派到富庶的温州。学校里有许多富二代，工资很高，但都被网站拿走了。
学校里有位30岁出头的戴老师，人很友善，性情活泼，很快和小博他们交了朋友。他有个离奇的英文名“William Jefferson Foster”，英语水平不错，时常提到一个美国作家：“写过我的故事，我觉得很好。”大家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都没有放在心上。
项目最后一个星期，戴老师突然问起：“写我的那个人在，要不要跟他一起吃个饭？”作家叫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是戴老师在涪陵念书时的外教，为《纽约客》等杂志撰写关于中国的稿件。小博没看过《纽约客》，只是觉得何伟人不错，而且真把戴老师写进了《江城》与《甲骨文》两本书。
不久，小博读了何伟的书，喜欢通过个人故事反映大社会的写法。他想再来中国，2007年愿者上钩，又参加了那个志愿者项目，这次被派到成都。
2011年，何伟的非虚构作品《寻路中国》在大陆出版，反响热烈，刺激了中国本土非虚构写作兴起，热潮持续到现在。
“一是外国人的叙事会提供新鲜的角度和陌生化的体验。一是中国近几十年变化太快，对于真实的把握和反思，整个社会，不止是精英阶层，都有很大的需求。”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张吉人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他编辑了《寻路中国》在内的三种何伟作品，以及《东北游记》等关于中国的翻译作品。
在张吉人眼中，《寻路中国》出版之后六年，外国作者观察中国的角度更多样，记录了各种社会群体和现象。“对于非虚构写作，写作者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关键是如何把握视角切换时的平衡，这个很考验工夫。”张吉人说，何伟做得不错，写的并不像新闻作品，“感觉像读文学性很强的人类学作品。”
小博也在寻求新的角度，他不断调整理论假设，也在与雅娜互相影响。他想把卡夫卡和布莱希特所关注的，人与社会的关系拍出来。村上春树小说《天黑以后》中的一句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既是具有千差万别的面孔和精神的人，又是集合体的无名部分。”村上用这句话形容都市通勤列车上的乘客，说他们“既是一个总体，又是单纯的零件”。
2013年，小博遇到一位房地产大亨。大亨兴致勃勃地展示自己的新城，不断重复“都是我的”。在购物中心类似水族馆的巨型景观前，他踌躇满志地讲述自己的雄心与梦想；雅娜的信心却开始动摇，犹豫是否继续与合伙人吉米一起工作。虽然生意不那么好做了，但她觉得公司还有希望。
雅娜仍然有梦想。她不想“做很糟糕的底层人”，给自己定下目标，每天自由阅读、“时尚阅读”和画画各一个小时。虽然越来越拮据，她还想为父母买房。城里或远郊新城的部分新房，却迟迟卖不出去。这些楼盘的推广活动，便是“白猴子”的用武之地。他们暗示楼盘的国际化前景，以及购房者未来的高素质邻居。
2014年，“白猴子”的演出少了许多，他们扮演起医生、工程师和商人，拍摄广告片。吉米从Youtube上物色东欧歌手，邀请他们来中国巡演，“白猴子”们惊呼“乌克兰人入侵”。“这个行业完全转型了。”小博说，现在许多外国人已经不再做“白猴子”了。
有些中国业主也发现了“白猴子”的真相，他们周围并没有宣传中的外国邻居，楼盘质量也很可疑。 听到小博转述，雅娜觉得失望和内疚，“没想过那么糟糕”。她怀疑自己的工作，自觉两年间性格改变很大，从开朗、爱说话变得喜欢独处，不愿交流。
“头几个镜头，她看起来像刚刚毕业，到最后有点女人的感觉。她慢慢理解重庆这座城市，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小博见证了雅娜在三年里的巨大变化。
雅娜决定找吉米谈判，清算股份，退出公司。谈到成功的意义时，她问吉米：“我为什么要成为富人？”两人都一时语塞。纪录片最后一幕，雅娜独自乘坐出租车，车窗上的光斑飞逝而去。父亲突然打电话来，担心她生活困难，劝她回新疆，但她不愿服输。挂电话后，她一脸委屈，很快哭了起来。
“老了可以看一下，我这时候什么样”
小博一直弄不清楚，baizuo是什么意思，总以为是“白吃白做”的意思。其实他自己就是标准的“白左”——白人左派。到现在，他还因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而难过，不愿看政治题材美剧《纸牌屋》。他正拍摄关于美国互联网“巨魔”（troll）的纪录片。
“巨魔”指发攻击性或煽动性网帖挑起事端的网民，或相应的发帖行为，有些类似中文互联网的愤青或“小粉红”。“巨魔”大多支持特朗普，以言论自由名义，发表种族主义或歧视女性的言论。相比20年前，欧美青年整体偏右，“巨魔”显得很酷。
在小博眼中，受福柯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美国左派如今只能在电视上批评老百姓大男子主义、恐同或恐伊斯兰，说他们不够政治正确。左派只管价值观，而忽视穷人的境遇。特朗普当选背后的社会变迁，他感受很深。他母亲老家在匹兹堡附近，钢铁工业衰落之后，小镇日渐破败，从前的钢厂变成了毒品实验室。
小博印象里，竞选时，特朗普提及毒品问题多过希拉里。这种策略的结果是，他母亲的亲人都投票给特朗普，哪怕这种选择实际损害了自身利益。
“八年前他们都投奥巴马的票，他们觉得’变化’（注：奥巴马的重要竞选口号）可以，这次觉得特朗普更‘变化’，更有希望。”小博相信，那些穷人被抛弃了，他们只看特朗普高参斯蒂芬·班农创办的极右翼媒体布莱巴特新闻，并不关心政策。他想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以理解和解决自己的困惑。
2016年夏天，小博第一次放《梦想帝国》给雅娜看，心里忐忑不安。出乎意料，雅娜哭了，她没想到有人会这样记录自己的生活，一直说：“我老了可以看一下，我这时候什么样。”
“从纪录片导演角度来看，她是一个完美的对象，因为她很诚实、很大方。”小博说，这次拍摄，也改变了自己。他的预设是学术的，询问为什么卖掉股份，本来准备听到与经济相关的回答，但雅娜讲的，却是女性在社会中的困境和个人焦虑。
拍摄期间的采访通常很久，两人讨论各种各样的内容，小博讲了许多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话题。拍摄结束那天，他们去了一家书店，雅娜征求小博意见，自己该读什么书。小博送她尼采的《道德谱系学》和卡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它们都有存在主义意味，雅娜很喜欢《在路上》。
他们保持联系，一起参加了一些电影节，其中有专门的女性电影节，这是小博的意外收获。雅娜回了一段老家，度过最沮丧的时期，现在恢复了积极。她有时还在介绍“白猴子”演出，6月做了许多；又学习了《易经》，为一位风水大师工作；她还学了一些与“电”有关的技术，但具体内容小博忘记了。
距第一次来中国已经十年，小博喜欢成都人的热情，也目睹了中国的巨大变化。他观察到癫狂的“双11”，将来或许会专门拍中国的消费主义转型。
手机文化是他注意到的另一种变化。“网红、新媒体、直播的情况，哦，太可怕了，某些方面越来越异常。”小博非常严肃地说道，“我们拍一部片，可以得奖，可以参加电影节。但对比一下，它的流量比不上任何一个一般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