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定位的读后感大全
《人类学定位》是一本由[美] 古塔 / [美] 弗格森著作，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6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类学定位》精选点评：
●翻译太糙了，想杀人。。。
●人类学入门书籍来一发！
●这套书都还不错呢。
●这踏马的翻译引发全班集体吐槽。。。真不知道导师撒嘛是咋捏着鼻子给我们推荐的。。。
●……無力吐槽翻譯和排版……
●方法论
●这个。。。就感觉讲同性恋还行。会不会出版太晚了？会议94年开的，10后年才出版。。。
●购于地坛书市-看不懂
●这一系列翻译的最好的一部了
●我又开始读入门读物了- -
《人类学定位》读后感(一)：第六章 北美社会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兴起和衰落
在本章，克利尔以法律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创衰史，讨论了北美社会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兴起和衰落。克利尔分析的角度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是：学科内部的理论转变、人类学家的就业岗位、国家的政治文化背景。这三个维度可以说贯穿本章的始终。
纳达尔是筹建法律人类学分支学科的积极倡导者，在批判早期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对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没有什么贡献的情况下，纳达尔力主从比较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规划法律人类学的发展前景。法律人类学的发展和其他诸学科一道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即“科学”取得崇高地位，比较的方法占据核心，诸学科发展需要“在资料积累和理论构造方面取得系统的进步”；战后高校提供的就业岗位增加。这两个因素在后文也会屡有提及。
纳达尔对法律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建构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比如勾勒学科的历史，附上读书清单，指导研究生外出研究等。此外，纳达尔和他的合作者使用了“原始法律”一词，但是又不想仅仅局限在原始社会的研究，希望关注现代社会有关法律的诸多方面，而且还要和政治学、社会学，尤其是法学等学科区别开来。在这个部分，让笔者感触颇深的是，纳达尔在学科传统和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其实也反映了人类学学科当下面临的困境。在人类学学科初创及其早期时期，对原始社会和部落的研究是该学科引人注目的标杆。但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所谓原始社会的逐渐消亡，都实为紧迫的促使人类学学科作出时代的转向，然而传统的延续和奠基形成的学科格调让人类学学科很难破茧重生，所以近来学者中时常提及的“公共人类学”成为了学科发展的新趋向，只是在传统和现代的破立之间如何找寻学科的平衡还有待观察。
随后，文章也分析了法律人类学学科衰落的原因，譬如学科成立太晚、实体主义方法的复活、其他学会的成立等等。诚然，这些内外因的分析很中肯，不过作为读者应该再度站在和克利尔一样的宏观立场，意即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时代发展的层面上来。
在这个层面上看，克利尔又举了布朗和马琳诺夫斯基的例子予以佐证。我们通常认为，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最终战胜并取代了马琳诺夫斯基的个体和生物功能主义，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克利尔在美国的体验是，马氏才是绝对的胜出者，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气候。由于冷战，进化论被视同为马克思主义，进化论者遭到了挫败和迫害，尽管布朗既非进化论者也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功能主义的结构观点使他进入了社会的类型学，这就很容易被视为进化主义的进步观。
第二，北美社会理论中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主流。最具声望的心理学和经济学均视行为为个人利益或欲望所驱使的个体行动。马氏的理论正好迎合了此时的方法论潮流。当然，这也可以看作是社会理论研究的气候。
那么衰落的征兆又是怎样一步步凸显，并最终爆发改变了分支学科的发展轨迹呢？克利尔谈到，人类学家的大学就业岗位需求下降，人类学学诸多分支学科走向兼并；五六十年代经历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年轻人类学家不满极为分化学科的解释力，而提出了回归整体分析。这些外部和内部的原因一起，使人类学诸分支学科面临了急转直下的局面，兼并和取消成了时间的问题。
最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发展其实比彼时更为窘迫。“全球化进程在日益消除人类学家们所研究的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北美人类学家当然再不需要为了找一个讲其他语言的“他者”或寻找一种异文化而走的太远。”甚至形塑其文化的土著人也和人类学家一道构建一个藉以共享的地方。“通讯技术全球化也模糊了人类学家的家庭与田野调查地点之间的界限。”信息提供者的角色、媒体全球化、研究对象的世界联系都因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不可阻遏的变化趋势不仅影响了人类学分支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使人类学的自身定位与其他诸学科的关系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嬗变。
总结克利尔的大意，通俗地讲，北美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创衰和时代的发展，政治的利导以及内部的理论转变是分不开的。学术和政治密不可分，学术和时代也休戚相关，笔者思量，不仅人类学分支学科如此，想必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是如此。
《人类学定位》读后感(二)：第八章 你不能乘地铁去田野：地球村的“村落”认识论
帕萨洛以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头：研究无家可归者的民族志者，是否需要和他们一起睡在大街上。笔者认为，如果以一个严格民族志者的身份去考虑这句话，那么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你不睡一睡怎么能体会其中流浪者的苦楚和艰辛呢？但是如果有同仁跳出来，那么一定会有人不无自嘲地说，如果我是这个被询问者，那么我的回答肯定是没这个必要啊，为什么没必要呢，因为田野的内涵已经发生转变了，同吃同睡同潇洒并不一定能得出客观的科学认识。正像帕萨洛的反诘，“难道那些有用的知识只有冒险才能获得吗？”尽管在圈内圈外的人来看，这样的回答怎么看都像托辞（当然也有建设意义），但是抛开玩笑和自嘲的意味，我们也不得不去思考这样新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历史转向。在这背后隐匿的全球化大背景已经逐步侵蚀了旧有的人类学学科传统。
帕萨洛开篇写道，“人类学视野中的世界仍然是条块分割的“地区”和“地点”，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的人类学家已经不再被视为外来人而被视为是亲密的一家人和不可或缺的他者。”这句话的前半句是前殖民主义时代遗留的问题，后半句则表述了人类学家在田野中角色的转变。在这一前一后之间，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类学动向，那就是遗留的传统成为了束缚，持续的田野和时代变迁改变了人类学家情境定位。
带着如上两个方面的认识来理解这篇文章会更加容易一些。
帕萨洛在文章开头说自己的研究思路是，回顾他在地中海沿岸国家所作的研究，因为田野地点是巴黎和纽约，所以会产生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冲突，也即后面提到的两个问题。作者要在法国的女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中进行调查，遇到的两个问题如下：
第一，巴黎作为田野地点是否可行。
第二，研究法国的性别问题，作者却要在地中海沿岸进行调查。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问题，而且帕萨洛也认真分析了从布隆代尔到卡帕尔的“地中海文化”的研究意识，但是笔者没有看到这和前述的研究有什么关系。但是隐约中感觉，大概能和全文有关联的应该是作者言及的“文化区域”这一概念。对于传统田野调查而言，特定的带有明显人为划定的边界区域，已经不再是我们小心翼翼遵循的守则，对于某一研究领域和社会现象，它已经扩展到了“文化区域”的广大层面上。
不过，这也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不可控的环境中，怎样进行田野工作。这同时也是一个后殖民主义民族志首先要关注的问题。从博士做研究开始，帕萨洛经常听到的就是，“只有明确界定田野工作地点的计划才能被资助。”这样讨厌的提醒相信绝大多数初长成的小人类学家都会经历，不过在时代引领学科转向面前，恐怕这样的提醒迟早要被口水淹没了。尽管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如果我们赞同的话，只是这中间还有很长的认识论转变的路要走，无论是对申请者还是对资助者。
于是，帕萨洛祭出了“距离认识论”的大旗，这是相当具备说服力的论证要点，而且正不断地被理论家和普通人所认可。作者继续说道，“‘客观性’并非‘距离’的作用，‘他者’也不是地域上而是理论上的观点。”访谈完无家可归的简，又能迅即见到苏联政治家谢瓦尔德拉泽，帕萨洛快速的情景转换，并没有被他看作一个是进入田野，另一个是远离田野的过程。相反，他认为，这些都是他需要研究的对象。作者秉持的观点是，“他者”是一种并不确定的假设。
但是在深入边缘群体研究的时候，作为边缘群体的流浪者的声音却遭到了绝大多数理论家和人类学家的质疑，质疑他们表述的真实性，因此这也因应了格尔茨的大论“当地人自己阐述自己不可靠，因而人类学家就是阐释者。”帕萨洛对此不以为然，他在深入倾听无家可归者的心声后，发现了新的问题角度——许多无家可归者自己选择了流浪。正是在这样的感受产生以后，他才去尝试界定田野，选择分析单位和撰写研究计划。
但是在进行这种尝试后，作者又在担心研究经费问题，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作者的研究行为都不太可能会被接受为科学的规范的田野调查，所幸作者获得了一部分款子用以支付研究费用，但是此时作者不无伤感的喟叹道，“挑战民族志传统权威观点需要付出代价，它面临的常常是决定人类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看不见的权力。”
最后，帕萨洛反思了人类学及其研究对象。“我们作为人类学家所使用或挑战的单位或分类，是普遍和被移植的“支配--服从体系”中的某些方面，这种体系质问我们，也质问我们的研究对象。除非人类学采用能够认识和理解不稳定的、杂乱的以及非神圣经历的单元和策略分析，否则，我们将无法对对象进行充分的社会分析，我们仍将遭遇我们所创造的后殖民问题。”
田野概念的重新界定、距离和他者的重新界定、对传统民族志观点的挑战是本章集中论述的几个方面。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转向是和第七章的论述是相呼应的，第七章着重从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空间来定义田野观念，本章则是从“文化区域”和知识论角度进行再定义。两者都大大扩展了传统的田野观念，随即，新的田野观正呼之欲出。
《人类学定位》读后感(三)：第七章 人类学和对科学的文化研究：从城堡到木偶人
这是一篇有着吸引人的题目，却又令人生恶的文章。因为你带着满心有趣的期待，却面临了牵强难忍的比喻；你希望看到一个论证详实无可辩驳的例子，却被一大串跨界的故事狠狠地打蒙。笔者禁不住要问一句，难道是作为人类学菜鸟的我，智商真的不高吗？
是为序。
马丁开篇提到了这样一个科学研究现象：图维克在从事科学医学和技术研究时至少涉及了二十门学科。马丁意在告诉读者，当下的科学研究绝对处在一个跨学科、跨学界的潮流年代，这是当前出现的新趋势。作者独特的论述角度是，把西方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人类学研究，不能把视野仅仅局限于“田野地点”或“他者的地理或文化空间”。也许作者这篇文章就是这样一个新的田野尝试。
激发马丁研究西方社会的三个因素：
1、西方科学研究深奥但引人入胜，像去做一件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坐在车里推车，又如马库斯的例子中的鱼，在不可见的水中游，却想看到这不可见的水。那么，科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东西。
2、把科学看作是一种“事物如何存在的特殊叙述”和“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这种制度的发展极为恐怖，因为导致了一种单向度的思维模式，新科学变成了新独裁。
3、在对科学的文化研究中尽管各种学科都非常具有代表性，但文化人类学或许是一种重要且独特的补充。
城堡的比喻
多数人认为科学家和社会其他部分是相分离的，就像孤立于山中的城堡。图维克对现代世界高能物理学的研究认为，科学家只是向我们描述科学城堡的内部现象，而很少到城堡外面去冒险，充其量是站在城堡的墙上窥视外面的世界。马丁针对图维克的工作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假如有一个民族志者在城堡四周徘徊，并对之进行研究，想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情景。
拉托突破了城堡的界限，试图使科学实践和其他社会科学之间产生沟通。
另外一个关于城堡的分析方法是拉普和海斯，他们注意到了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以及城堡周围的强势群体、利益群体。不仅在他们之间且在科学城堡内部世界之间，也经常用一种权力的方式进行互动。二者进行了基因研究和孕妇、基因遗传实验和麻风病人的关系。这就在科学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了必要的联系。
城堡的孤立是前科学时代可能出现的现象，笔者认为这样的比喻大概和“理想类型”有着相同的旨趣，因为纯粹以这样方式存在着的科学现象肯定不会多，所以推测这应该是作者力图构造的一个分析工具。
根茎的比喻
这一部分的主要目的意在，探讨城堡自身的布局和设计，科学家在其中的行动逻辑，城堡和外面的世界如何联系在一起。马丁觉得城堡的比喻已经失去了解释的效力，所以为了找寻一个新的可以解释的工具，他就选择了根茎。那么根茎具有什么特征呢？
“根茎的任何部分都可以且必须和其他部分相连。”
“根茎很容易在许多方面相互联系在一起，但又不会受到它的各种联系的影响。”
“根茎可以像一滴油向四面扩散一样的生长，这种景象就很好的弥补了科学和其他学科的断裂关系。”
对根茎的理解，我们还是不要太沉浸于这种比喻当中，还原回到作者的意图，仍旧是力图建立科学和社会及其他学科的关系，并认为他们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以生物学为例，马丁反对支离破碎的解剖，而力主进行身体整体的系统研究，以及身体和周边环境的关系。
木偶人和行动中的木偶人
科学的人类学研究类似于猫的木偶戏。即需要合作的、跨学科的方法进行文化模式研究。
但是这种模式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断裂性。
作者举了在一个跨国公司参加“赋予学习能力训练”的亲身实践，然后述说了工人们、领导们参加时和参加后的表现和感想种种，最后关键的转折是一个研究免疫和科学家怎样和这样的活动产生联系。大概勉强让读者信的过去的说，因为这样的训练可以提高个体的合作能力以适应全球化市场的生存，就好比一个免疫系统。（我汗！反正，作者搜肠刮肚，终于将科学和其他社会现象扯上了关系）
最后一言以蔽之，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不能仅仅局限在某一单一的领域。
文末，马丁终于简明扼要的指出论点：我们所从事科学研究的田野，已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那些老一辈人类学家所工作的田野了，我们的田野主要的不只是注重地理上的空间领域而是包括各种相互隔离的学科知识上的空间领域。
简评：看到最后，真的，你很想哭，因为会一再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智商真的出了毛病。我仍旧是承认马丁的立意和批驳是高远的，只是真的不敢对这样的比喻和论述抱着恭维的态度。也许有人会驳斥说，这才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作为中国人我们是不能超越性的去理解的。如果一定要这样说，那么也无可厚非。然而据笔者阅读西方文摘和杂志的经验，我实难抱着菜鸟的标签灰头土脸地跑开。说句开玩笑的话，菜鸟再菜，好歹也是鸟啊！
几句拙言，权当笑语，望诸位学仁批评指正。
《人类学定位》读后感(四)：破解问题与纠结学理
阅读该书是对智力与耐心的极大挑战，你要不断抑制将翻译者揪出来暴打一顿的冲动。本书看了一遍，绝对不想看第二眼！尽管基本不知所云，但好歹本人算溜了一遍，不记录一下就真白瞎了。以下简单梳理：
整本书针对啥问题呢？这个社会啊嗖嗖地变化，学科啊唰唰地发展，人类学“田野”的正统概念和调查传统已经跟不上时代啦，所以，一帮美国人类学家聚在一起开了个会，七嘴八舌地讨论怎么办啊。最后，与会者基本达成共识：“田野”要变！要变！！关于如何变的七嘴八舌就凑成了这本书。
各章作者如是说，本人如是感觉：
第二章：基本莫名其妙。没看出伊斯梅尔有啥特殊，人类学田野调查历史追溯不完整，对其未来也没说清要怎么样。
第三章：对于过去发生的事，多个地点发生的事，我们要怎么办呢？对前者，可用档案研究法。档案研究是不是“田野”呢？哎呀，说不清楚，反正根据问题的需要采用就是了。对后者，虽然有好多资金上啦、语言上的困难，但它特别适合做流动人群、制度变迁的研究哦！
第四章：该如何处理历史的偶然性、瞬间现象？1、非自然形成的聚落形式，如难民营。人类学通常因其是反常文化而放弃研究，而作者没说该怎么办，但她自己就去办了。2、瞬间现象。人类学执着于对稳定社会结构的分析，而瞬间现象却散落视野之外。但这些偶然性社区记忆可能发生强有力的形构或转换。（此处几乎没有事例甚至论述来支撑该观点。）3、新闻（大量偶然事件）其实可以形塑人类学家的观点，所以大量“见证”资料的积累，可以帮助人类学家获取真理。新闻无法做到完全可观，人类学家有可能治疗该局限性，让新闻工作者尽量诚实。
第五章：白种美国学者做非洲研究，这是人类学“主流”；非裔美国学者做非洲—美国研究，是“非主流”——美国种族关系深刻地塑造了美国人类学的职业世界。种族、性别、阶级身份在“田野”中以不同的方式来定义人类学家，作者希望打破黑/白、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
第六章：（这章的翻译稍好哦，亲！）目前美国人类学界，除了心理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等老牌分支学科依然牛逼外，另一些分支学科都兴起又衰落鸟。为嘛呢？兴盛是由于功能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复杂多样性必须通过分类而被简化，所以人类学积极抢占其他学科的地盘。但70年代后，人类学就业岗位日少，人类学家们又质疑客观报告（奇怪哦），所以研究对象转移，多分支学科合并。再有，好多人类学家转向欧洲的社会政治思想，对好多分支学科不感兴趣，比如法律学界对法律人类学感兴趣，人类学界根本不管，所以法律人类学就被法律学吞没。
现今的趋势是，人类学“自我”、“他者”越来越混同，“我”所属的团体成为研究对象；全球化进程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学家不需要长途跋涉就能接触到“他者”、获得信息。
第七章：（完全晕菜。）人类学的田野不仅要扩展地理空间，还要拓展到学科领域，比如自然科学界，把自然科学和科学家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去研究：科学家如何思考，科学研究如何与社会发生关系。
第八章：现在的社会好纷乱，“他者”团体好多，“田野”也好广阔！可以在本地做田野，对象可以是同性恋者，可以是流浪者，可以……无所不包啊。
第九章：虚拟人类学家是研究“自我”而非“他者”的人类学家，具有杂交性：既是“本土居民”（研究者自己所属的群体），又是“民族志者”（研究者）。因为这和人类学主流研究“他者”大相径庭，所以研究者自己常常发生角色混乱、不自信，而且在人类学家群体中也活得异常憋屈。但这样的研究者又常有一种可能做出特殊贡献的自豪。
第十章：该章作者似乎比前几章作者要保守些，强调田野调查仍是人类学自我定位的中心，田野仍要研究者离开家去一个特定的异地，哪怕该异地就在自我的社区中或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在具体的田野活动中必须坚持与对话者进行没有性别的、没有种族的、没有性活动的深入互动。田野就意味着“旅行”，即位移。旅行的多样性必须被关注（要咋关注，没看懂）。
最后，本书的导向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类学田野区域要扩大，没有啥场域是不能研究滴，没有啥方法是不能使用滴！
个人感觉美国人类学传统挺顽固滴，人类学家们对理论都挺煞有介事滴。本来所有的研究就应该从问题出发去确定田野范围和方法，哪怕田野在时空上是模糊的，哪怕方法是怪模怪样的。你看看我们的顾颉刚们研究孟姜女，那活脱脱的~破解实际问题比纠结学理好玩多了，我没长进地想。
《人类学定位》读后感(五)：第十章 广泛的实践：田野、旅行与人类学训练
一个地理学家在天上坐飞机转一圈，算不算田野调查？地理学科和人类学科尽管不同，但是田野实践的方式还是有同一性的。克利福德说，“事实上，在所有重视田野工作的科学中，“在当场”进行研究的实践以及观察比较其中的细微差异，这两者是必要条件。”
在本章作者想呈现和解决的几个人类学遗留问题是：田野工作形成中的旅行角色、身体缺位与短期离家居住问题。论述的几个方面分别为：
第一部分，田野调查工作仍是人类学学科自我定位的中心。
第二部分，田野工作的具体空间实践形式，人类学如何与文学和旅行相结合。
第三部分，欧美正统旅行史很长时间都结构化了人类学研究。
田野到底是什么？曾经的田野调查和现在的田野调查有什么不同？人类学赖以支撑学科门楣的田野调查发什么了什么样的历史转向？今天的人类学家有没有迷失在被在广泛意义上使用的“田野调查”中？这是克利福德集中探讨的几个话题。
克利福德再度回到了田野调查的定义上，他认为探求异质性经验、进行实例研究、一年以上的调查时间是田野调查必备的三个要素。
在时下学科界限被不断打破的学术潮流中，有必要进一步审慎的判断田野调查转向所带来的问题。布朗的研究中，他“乘着地铁去田野”，而且未设置明确的田野地点，这是克利福德较为关注的一个例子。因为文化和社交关系使的研究的地点范围很广，迫使田野研究超越了一个狭隘的地理空间范围。克利福德疑而不惑的是，布朗如何在边界不确定的田野中进行诠释？在阿富汗做研究的爱德华兹采用了多点民族志的研究手法，力图展现“阿富汗”文化的全貌，但这种研究行径是分散的，是游击式的四处涉猎，所以克利福德又关注了其中潜在的边界问题。对这两个例子的援引，克利福德强调了如下的田野工作认识观念：
“田野工作一般要求离开家去一个特定的异地。”
“深入的田野工作规定了人类学的学科风格，它是学科自我认同与被他人认同的关键。”
“现在田野工作是而且仍然是人类学的中心，即便是在这样学科交叉的年代。”
尤其是最后一条，可以说，这是克利福德保守姿态在文中一再被阐释的要旨。
一个叫哈丁的学者将参与观察、文化批评、媒体和文献分析等方法糅合在一起。在适应社会变迁的学科研究中，这也确实是一枝初上树梢的嫩芽。克利福德首先承认了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新趋势，但他对这种所谓的新趋势仍旧抱着警惕的态度，学科的交融以及“田野调查将成为一种研究工具”，而且无论谁都在自以为是的肆无忌惮的使用，这会深刻抹杀了人类学学科赖以生存的基础。在无可阻挡地学科界限不断模糊的今天，田野工作不再是人类学引以为傲的指挥棒，因为在它被广泛召唤和使用的其他学科中，田野工作甚至已经被改变和扭曲了初始的状态，也即人人可田野，处处可田野。这种以新趋势标榜的转向给人类学带来的不是变革的动力，而是自身定位不明的学科认同危机。克利福对此是深深忧虑的。
回顾传统，自博厄斯和马琳诺夫斯基之后，深入调查之风占据主导。彼时，人类学辨明自身的首要任务是区别与传教士、旅行家和殖民官员角色的不同。人类学家和传教士不同，在于“研究日程和态度方面的现实差异”。而旅行家的角色仿佛和人类学家产生了纠葛，但前者短暂的文学目标不利于进行文化差异比较的科学实践。“田野已经是一种制度化的居住和旅行的混合实践。”所以尽管二者生产知识的方式不同，不过基于极大的重叠和相互依赖、
旅行文学和学术田野仍旧处在在不停的协商当中。
此外，田野中对于感情的态度、种族和性别的叙述手法以及有无深度的历史分析、是否发生性关系（看来我去异国找个女朋友的想法泡汤了，可恶的克利福德！）、人类学家自我呈现的方式都是亟待再次予以明确的田野调查要素。克利福德坚定不移的认为，“在具体的田野活动中必须坚持一种训练有素的习惯，即要与对话者进行没有性别的、没有种族的、没有性活动的深入互动。”
最后，克利福德从更加宽广的视角，对田野进行了再定义。他认为在“内与外”，“异与同”的二元认识当中，人类学家的角色确乎已然发生了改变，而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改变的是方式而不是本质。田野的本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很有可能是我们歪曲了它——那么人类学的学科定位就会面临窘境。克利福德提倡更加解放意义的全球观念，呼吁人类学研究从西方的话语权力支配体系中解放出来，非西方的人类学学家可以去西方社会进行研究。像斯科特的旅行一样，既要在西方旅行，也要在西方以外旅行。在这其中，旅行者、云游诗人和民族志者共同协商文化的意义。空间实践、居住和流动模式构造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新趋势尽管势不可挡，但是作为年轻的人类学者不能在茫然躁动的“后现代”、“解构”话语里迷失了自己。“一个多样性的中心化的人类学”给出了克利福德最终的诊断，一如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多样性一样，人类学不断拓展的研究方式也应该在多样性的国度里站稳脚跟，但是成其为中心的“深度田野调查”却是安身立命之本。
克利福德在本文中的态度大概可以将其称为人类学家中的保守主义者，这里的“保守”没有讽刺的意味。将这章放到本书的最末，我想古塔和弗格森也有这样的深意：无论时代和学科怎样发展，警醒的基调应该时刻传承下去，泥古不化固然会僵死，破旧立新也不应过于盲目。克利福德就像一个舵手，驾驶着这艘人类学之舟在广袤的知识海洋里巡弋，并时刻提醒着我们，在看似一望无垠的海平面之下随时会有暗礁蛰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