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门》观后感摘抄
《中国门》是一部由王杨执导，David braid（音乐）主演的一部纪录片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门》观后感(一)：门，其实不只有一扇
虽然，如今的世界已经日趋多元化，高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不再是那一条狭窄的独木桥，但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山区及农村地区的孩子来说，高考依旧是改变他们人生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关卡。在看到高中学生们在操场集体阅读的镜头时，我却在想，这样的生活这是多么地扼杀青春时光。在采访里看到，孩子们认为读书可以武装自己，认为可以到很好的企业里工作，而不在做一名普通的打工者，可如果有一天，当他们发现他们考上大学，然后毕业，却发现让他们在青春年华里紧绷神经、那唯一的目标与价值观——大学生身份，在这个时代早已分文不值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感想呢？
《中国门》观后感(二)：门与命
在贫穷和希望中挣扎渴望改变命运的孩子，有多少变成仍旧在贫穷和希望中挣扎渴望改变命运的蚁族？从此岸到彼岸，是无边的苦海。知识只能改变极少一部分人的命运罢！芸芸众生，大都是庸庸之辈，你，我，他。等待可能永远也不会到来的转机，用青春搏前程，搏命运，却只能在等待中变得眼神黯淡，神情迷茫，身体疲惫，精神麻木。
在贫瘠干旱的土地上，寒窗苦读的学子起早贪黑，怀着期待一头扎进书山题海；在光怪陆离的城市里，咿呀学语的婴儿一脸懵懂，蹒跚着脚步被带进早教中心；倾全家之力培养出来的音乐生在高档小区为他人作嫁衣裳。梦是存在的，但付出与收获并不天然成正比。
阶层，像一座座珠峰，牢牢横亘在人与人之间，可望不可及。门，一扇一扇，打开，又关上。
《中国门》观后感(三)：中门 众门
该片用三个地区，三道门展现了中国此时新一代面临的境地。三，古义，多，即包罗万象。
甘肃 片中出现的校门，教室门，宿舍门，食堂门都代表高考门，代表文化门中的挣扎
北京 片中出现的天安门代表中国发达的首都，代表政治门中的压迫
上海 片中出现的豪宅的拒绝之门，代表经济门中的斗争
来自马翔的学生
《中国门》观后感(四)：開啟還是關閉？
門
鬥
闖
關
閘
闊
導演自己說拍攝的初衷不是停留在高考上，而是去說一個現存體制下的產物與現象。一開始的星星之火，凌晨5點半的燈光伴隨著緊接著密閉空間教室走廊里傳來的嚶嚶嗡嗡的聲音，讓剛在下午看完虹影《阿難》的我瞬間聯想到了某個年代為了不製造外傷而強迫把人塞進課桌，然後敲擊桌面進行噪音騷擾的情形，瞬間覺得恐怖了起來。
一開始介紹了影片分為三部份，有些人後來有質疑導演在電影結構上的零散，個人覺得導演可能也沒有太想好如何回答，這裡給導演提供一種解釋（我自認為的，作為一開始我引出了這六個字導演設計的心思，其實居然是沒心思隨意的。。呀，我更懷疑的是我腦子里被慣性思維所鉗制的思路）：穿插影片的是會寧這個地方的學生們，他們，就一直是現在狀態的，而北京可以作為一種將來的預期，至於上海這部份最被今天觀眾詬病的地方，可以作為一種過去和現在、將來的融合點，導演自己這裡也是把上海這部份作為第三部份去展現，當然後面還是回應到現實準備考試的會寧一中的孩子們。
過去、現在、將來，打散了出現在一部影片裡頭，當看著這幫孩子們在拼死拼活，將來的北京裡頭念書的外來的孩子還是找不到工作，各種選擇的時候，以及導演選擇的另一個中場階級人群裡頭的孩子成長的角度，都很血淋淋地在闡述一種現實。
同為經歷過高考大軍的我，看到最後父母送孩子進考場的那一幕，決定給爸爸發一條短信：看到鏡頭下父親的臉，和女兒說要好好看題不要慌，突然就感覺回到了那年你陪我高考的那三天。
這部戲有人覺得很壓抑，我給爸爸發短信的那個刹那，內心也是有點添堵，因為帶出來的不是孩子臉上的迷惘，他們還小不明白高考為他們開啟也有可能從此就關閉的一扇門只是中國門很多門中間的一扇。更多的壓抑是你從老師還有家長的神態、口氣中間所感覺到的東西，成人們尚且如此迷惑，作為還不能自主的孩子們，他們能得到內心的安全感么？
門這個字真是博大精深，尤其是繁體字下往門里填的東西就很有意思。不過感覺導演確實沒有刻意去營造一種壓抑，從關系的關到開闊的闊，一個活字打通了很多，blessing是英文的標題，一如準備考試的孩子們在燒香祈求的樣子和學習本身形成非常對比鮮明。
是開啟還是關閉，這不是看外界，而是要看你自己的選擇。一如導演的說法，拍攝紀錄片讓更多人去看到，去研究，去正視這個問題，然後行動起來。
就想說這麼多
以上
《中国门》观后感(五)：高考究竟是为了什么？
高考，这项在中国没办法才实行的选拔人才制度。随着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高考已经逐渐失去了以给每一个孩子以平等受教育权利的初衷了，而逐渐蜕变成了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生物生存规则了。
在人们看来中国飞速发展的今天，经济、科技的发展已经是天翻地覆了，随着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造成了不同地区之间严重的地区差异、教育教学资源的严重不平衡，已经让许多人站在了别人的终点开始起跑，更甚至站在别人下一代的终点开始起跑了。
这部纪录片有两个镜头令我印象深刻，一个是一个男孩子的妈妈给他送饭吃，然后他问他妈妈，我要是考上了大学，学费怎么办呐？他妈妈空洞的眼神坚定的说：“不怕，学费咋们可以贷款呢，你只需要先考上大学就行。”那个男孩子低头（忘了是否吃了两口饭）然后继续问到：“那生活费怎么办呐？”他妈妈的眼神很是茫然但是看着临考前的孩子还是说：“你先考上再说吧，里面还有菜……”是啊，学费可怎么办呢？生活费可怎么办呢？这些大山里面的贫苦孩子担心的是考上了大学费生活费怎么办？当然有人会说不是有贷款，有补助吗？但是你能不能再往后面想想，现如今他们就算是考上了好大学，靠着贷款和补助他们怎么和那些喝着牛奶，上着各种专门面向社会需求的培训班的孩子在大学、在社会竞争？毕业之后背负贷款和家徒四壁，然后凭着自己四年和这个现代社会接触的经验去打拼自己的人生，难道我们只能说命运对他们是如此的不公平了吗？先天的不足作为外人的我们不可能去改变，但是对于教育资源的倾斜是我们社会可以掌控的，给这些生在00/10后的山区孩子机会去接触这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让他们可以享受尽可能平等教育资源，这是社会对每个孩子义务，也是每个贫困地区孩子应该享受的最后的一点社会公平的权利。让他们知道大山外面有如此世界，有如此生活。
第二个画面是是那个男子子被问到大学想考哪里，他没有犹豫的就说出了首都北京啊！是啊 在他们眼中北京还是个美好的城市，是个对于他们充满希望的城市，他们可以实现从小的梦想去首都看升国旗，然而现实又会对他们如何？令人窒息的房价压力，令人逃离的消费水平，令人心凉的现实世界，他们可知道？
懵懂的年纪在历经现实的冲刷之后总会过去，憧憬的眼神在一次次碾压之后也会变的灰暗，难以想象那弱小的身躯怎么在如此小的年龄就承受这么多苦难，高考之后向往的生活是否能让他们如愿以偿？
门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时候才知道那是一道门，在黄沙漫天之际，若我们一次次苦苦追寻的，只是一层飘渺的海市蜃楼，梦绝还是灯灭？路在脚下，可门在何方？
《中国门》观后感(六)：一個台灣學生的小小看法
之前在美術館的資料中心看到這部紀錄片時
剛看完的感想就像其他影評所說的
中國人（或者說大部分華人）都想透過讀書改變自己的命運
但是實際上讀了大半輩子的書，鑽研大半輩子的專長，考上自己理想的學校，
也不見得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有時候可能一切都要回歸原點
但儘管如此還是有很多父母以及很多人想藉由讀書
或者是想辦法讓自己變得「更聰明」或「更有才華」改變自己的命運，
賭一把運氣
於是考試升學就業的壓力就這樣在華人社會無盡循環
不過我這次要講的不是影片這個部分
而是一些關於大陸的學習風氣
我曾經問過一個大陸的重考生說「你們大陸有沒有補習班？」
那個學生就說沒有，都是在學校自習之類的
（我忘記具體名稱叫什麼，反正意思有點類似）
我當時心理想說，大陸人口這麼多，光自習真的沒問題嗎？
直到我實際看了這部影片以後才知道那個重考生所謂的「自習」到底是怎麼回事
學生連天都還沒亮就一群人進學校
每間教室都坐滿了人，從走廊就可以聽見各教室傳來的讀書聲
一進教室全班每個人都大聲朗誦課本或講義等工具書裡面的內容
書桌上都是一疊一疊的課本講義什麼的
光看到這個讀書氣氛，本來想睡覺的真的一瞬間就被嚇醒了
也因為這種氣氛，當下真有一種不拼命讀書不行的想法
更不用說一下課在操場還有一群人大聲朗誦課本
晚上在宿舍睡覺還捨不得睡，開手機當照明繼續讀書
說真的，這種氣氛底下，補習班什麼的根本都是浮雲
或者說根本可以不用有補習班這個東西了，搞不好在補習班還會「度咕」想睡覺
在那種環境自習的效果說不定還比上補習班有效一千倍
大陸學生很拼我們都知道，但是不是很能想像到底他們所謂的很拼是什麼
直到看過這部片以後終於了解大陸的「拼」到底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為什麼光是體會這樣的環境我就覺得有點可怕
當然這可能也是我對大陸地方的讀書氛圍的偏見
不過說到這裡我還是想跟台灣做一個小小的對照
台灣也是升學主義很重的地方
因為教改與傳統升學主義的過渡期，所以補習班愈來愈多
有很多想藉由讀書改變命運的學生和家長都會花一大筆錢在補習班這上面
但儘管如此無論在課堂還是在自習室都不太容易感受到升學的壓力
或者是說就算有些場合可以感受到壓力，也似乎是一種隱性的，
而不是像大陸學生自習這麼明顯
怎麼說呢？我覺得也是一種氣氛所然，而且是一種「盡在不言中」的氣氛
一群人安安靜靜的抄寫課本講義，一群人小小聲的默唸英文單詞
一群人默默的寫講義考卷上的練習題
在一片靜默之中就能感受到升學氛圍上無形的壓力
但儘管如此也還是會有一些不太認真的人在課堂或自習室上「周公online」或者聊天
也許是因為在氣氛上沒有很強烈的「我要讀書」、「我要改變命運」的「使命感」
所以才會有少數不太認真的人的情況出現
我在想在大陸這麼強烈升學競爭的氣氛下，應該很少會有人不認真或者「度咕」吧？
最後提一下大陸的上課氣氛
就像很多大陸學生和紀錄片所傳達的，
大陸的學生在老師問問題的時候很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
雖然很多大陸學生都跟我說，即使會回答，但是大部分能回答的都是很制式的答案
而很少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覺得有講總比沒講好
在台灣有很多學生被老師點名發言的時候
都是站在座位上然後一句話都不說，站在座位上發呆
不然就是想了很久才會說出一句短短的話
我常在想「就算隨便講或講錯都好嘛，什麼都不講這課要怎麼進行下去阿」
有時候覺得上課發言就是要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之類的。
以上就是我對這部片還有兩岸學習態度的看法
《中国门》观后感(七)：噩梦与希望：《中国门》里的中国梦
郭力昕/ 台湾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专任副教授
关于中国高考和大学生出路等题材的纪录片，我曾看过同时出品于2007年的周浩导演的《高三》，和杜海滨导演的《伞》（描述上海地区大学毕业生求职压力的第三段）。北京电影学院张献民教授在一篇网路文章里，曾对福建武平一中拼高考的《高三》里关于中国高考这件事，表达了反感：“反感之盛，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无可逃避，此一生，彼一生，无可逃者，唯死亡而已。现在比死亡多一位，守在成人仪式上。”
几年之后，王杨导演的纪录作品《中国门》，把我们带到甘肃会宁县这个远在大西北的知名高考状元县城，让我们见识了汇集自四方贫穷农村孩子的会宁一中，如何从校长，老师到家长，将通过高考以冀望经济脱困，阶级翻身的层层压力，加诸这批日夜苦读的学生身上。其实，《中国门》在这个议题上的关注面，展开得更为宽阔。它不但纪录那些彻底失去青春，只剩日夜背书的甘肃农民孩子，也将镜头转到北京，访查那些瑟缩在唐家岭地区如贫民窟一般，只能在街头干临时工的来自外地的大学毕业生。此外，本片继续带我们前往上海，见证一位从小被迫学钢琴的都市中产阶级女孩的不快乐成长经验，和一群带着走路还不稳的宝宝的年轻父母们，在“高级早教机构”的幼儿班里，参加让幼儿可以更早地“更聪明”的收费昂贵的英语训练课程。
一方面，我极为同意张献民对高考的反感。通过高考窄门所编制的成功，翻身，出人头地的“中国梦”，这个不仅适用于中国大陆，也遍及各个华人社会的，似乎一直醒不过来的连环噩梦。现代版的科举机制，和他所继续强化的封建价值和社会控制，正牢牢巩固这一套念书、升学、高考的完美而封闭的系统里。现在，通过高考以改变个人命运的思维，还可以跟“中国崛起”以改变国家命运的论述扣在一起：贫穷阶级通过考上大学，走向经济发达的城市生活，而以“更快更高更强”作为不只奥运更是经济建设指导原则的中国，更让国家经济发展成为唯一价值与意识形态，和农村活都市青年追求生命之小我和大我意义的绝对方向。
在《中国门》里，北京一位来自农村的青年坚定的说：“我觉得我不笨，也够勤劳，我相信我以后一定会好的，所以我决定留在北京。”抱着如此“中国梦”的年轻人，和那些抱着“美国梦”的各国移民，一样地可敬，也一样地悲哀。他们认为大都会里遍地都是机会，只要自己肯干，终能有出头的一天。他们无法看到今日美国或中国之资本市场的结构性剥削，早已让大多数底层的勤奋劳动力，恐怕永难翻身，只能在阶级化社会里原地打转，甚至消失。
有趣的是，导演王杨在这部影片，以及他对作品的阐述里，透漏出他对高考的一种更为复杂、开放的观点。影片确实清楚呈现了农村与都市青少年，同样沉重的不同压力，但是他认为高考带来的生活噩梦，与它给农村孩子弟提供的希望与可能，是相伴相生的。因此，在导演如是的提醒下，我们也许应该暂时稍微抽离“这些孩子正在被新科举压迫得喘不过气”这类立即的阅读效果，以思考“高考”与“中国梦”的辩证意义；如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尽管带来了资本主义与贫富差距加剧等各种问题，但许多可能{包括未来的政治改革）也得以从中发生的话，那么，让更多青年拼进大学这件事，不也能以同样的逻辑，期盼在那些想通过高考以改变个人命运的人里，将有一小部分的人得到基进反思的机会，终成未来改造中国命运的队伍？
我忽然想到一位目前在广州媒体工作的年轻朋友，正式来自于甘肃嘉峪关附近的青年。这位令我敬佩的好友，高考胜出进入北大，来到都市求学、工作，但他自己早早建立了深刻的省思能力，能够批判地看待自己的与国家的诸般问题，并且在平面媒体工作里，开始产生了无可忽视的影响力。《中国门》里那些凌晨五点半即涌入会宁一中开始背书的农村孩子，也极可能还藏着好些位将要真正改变中国未来的种子，值得我们在困顿中抱着期待。
（摘自“机不可失”cnex纪录片影展场刊）
《中国门》观后感(八)：暗夜寻路 ——王杨《中国门》
暗夜寻路
——王杨《中国门》
或许是因为导演的影响力，也或许是因为制作水平，虽然王杨的《中国门》（2011）比陈为军的《出路》（2012）早了一年，但前者的知名度却还是远逊于后者。
高考是谈论中国时不可能回避的话题。任何反思教育制度、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无不会从高考这个点来切入。这些作品或反映应试教育的异化，或反映贫困地区求学的艰难，或反映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辛酸，或反映不同地区触目惊心的教育贫富差距……王杨的《中国门》显然沿袭了这个思路，并且，实事求是地讲，这部纪录片也不是同类题材中最好的。
导演将这部纪录片命名为《中国门》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在影片的开头，赫然一段文字——
人生要不停地打开一扇扇门。一扇门代表一个世界。
传统中国，科举考学像一道窄门。
读书读得好的，就可以做官，有功名，得福贵。
当代中国，透过读书改变命运，仍然是大多数孩子的唯一选择。
接着，导演通过“門”“鬥”“闖”“闗”“閘”“闊”等几个与“门”有关的字串起了在甘肃会宁、北京和上海发生的关于教育的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会宁一中高三学生艰苦的生活和刻苦的学习，看到了走出大山却难以在大城市扎根的“蚁族”的漂泊，看到了上海家庭在高质量教育上的不计成本的投资。影片既通过“門”“鬥”“闖”“闗”“閘”“闊”形成一个纵向的线索；也通过高三生为考大学而奋斗与大学毕业生为找工作而挣扎的对比、以及会宁教育与上海教育的对比在横向上铺开；最后，以形形色色但却千篇一律的中国式的麻木的表情和迷茫的眼神来结束。
看过这部影片，我们可能会为其中的贫富差距而揪心，会为“蚁族”的漂泊而担心，会为西部教育的落后而痛心。然后，真正触动我的却是几个场景。
其中一个场景是在影片的开头。那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早晨，会宁一中的学生在操场上读书。导演最初将镜头对准了几个学生，他们那种机械得近乎痛苦的背书的情景让人感到有些滑稽。接着展现的是一个长镜头——在开阔的操场上，密密麻麻地站着以同样的方式在背书的学生，而更远处是荒凉的群山，山上映着朝霞的光辉。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愣住了。真的，这的确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早晨，可是，这里——会宁一中的操场却因为这些苦读的孩子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还有一个场景是在北京。走出大山的王晓志在北京漂泊了四年，终因找不到出路而选择离开。临走前，他说，来北京四年了，还没见过升旗，想在走之前到天安门广场看看。第二天一大早，他们便赶到了广场，耐心地等待。镜头在王晓志和旗台间切换，透过镜头，看不出他的表情有任何变化，更不知道他此刻的心境。国旗护卫队来了，国旗升起来了，在熹微的晨光中，王晓志的大眼睛眨了一下，终于露出了一丝满足的笑意。我说不清楚这个画面的含义，只是从王晓志的眼里读出了中国老百姓所特有的隐忍与坚强。
最让我感动的场景是在影片的最后。看完考场后，一群孩子到寺庙烧香祈福。所有孩子都在香炉前双手合十地跪着，香雾缭绕，耳边传来的是清脆的钟磬之声。看到孩子们虔诚严肃的神情，我内心突然感觉到一丝恐慌。在这些孩子心中，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宗教。我还没从这种不适应中走出来，接下来出现在镜头的是两个坐在山坡上的孩子的背影，他们面对的是苍茫的群山，山间是荒凉的会宁城。两个孩子没说话，镜头外却传来了歌声——“如今要到了离开家的时候，才理解儿行千里母担忧……”，声音带着黄土高原特有的浑厚、嘹亮与苍凉。镜头转动，一个又一个孩子出现在镜头中，最后镜头定格在一个身穿黑色外套、脖子系着表示好运的红丝带的大男孩那里。我根本没想到如此苍凉的歌声是这个孩子发出的。歌声结束，孩子们在一片欢呼中跑向群山。孩子们沿着荒凉的山路跑啊跑，欢呼声越来越小，黄土高原的风声却越来越大。最后，孩子们爬上了最高的一个山头，在呼啸的风中对着群山呐喊……
这是这几年来，最让我感动的一个镜头。我想起了在铁凝的《哦，香雪》里，那群姑娘们对着群山的呐喊；想起了在贾樟柯的《站台》里，那群年轻人对着群山的呐喊——那是对黄土高原的呐喊，那是对青春的呐喊，那是渴望改变命运的呐喊！
《中国门》并不是一部励志片，甚至整部影片都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没有旁白，人物的对话也不算多，有的只是单调低沉的配乐伴随着镜头在“門”“鬥”“闖”“闗”“閘”“闊”几个章节间响起。一如我们所熟知的高中生活，影片在很多地方展现了那种披星戴月的生存方式。然而，值得称道的是，导演所着力展现不是清冷的月色，也不是教室里辉煌的灯火，而是学生们在上学的路上，手电筒里所发出的星星点点的光芒。
正如影片开头所说的——“当代中国，透过读书改变命运，仍然是大多数孩子的唯一选择。”读书的确是可以改变命运的，纵然，作为过来人我们都深知，为了改变命运，我们还要继续付出很多很多。一直以来，在我们的宣传中，大山里的孩子都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但实际上，我觉得，他们所展现的更多的是改变命运的渴望。对他们来说，人生就像荒凉的暗夜，读书与高考是他们唯一可以照亮前方的东西。在无边的暗夜里，他们不知道身处何方，不知道身外是怎样的世界，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走出这个暗夜。但是，他们却依然在走，就像每天清晨他们都打着手电筒走在通向学校的路上一样。
手电筒所发出的星星点点的光芒在虚焦镜头下越来越模糊，最终连成一片灰白。但是，脚步却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匆忙而杂乱的脚步中，每个孩子都在凭借着那点微光寻找着自己的出路与前程。
他们可能是弱小的，也可能是落后的，甚至可能是愚昧的。但我们应当相信，在读书改变命运的这条路上，他们是虔诚而幸福的。
2015年1月10日
《中国门》观后感(九)：天才与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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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在看《中国门》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让孩子学会面对压力是好的事情，但若是为了应试教育而不得不去接受这样的压力。对于学生，对于家长，对于教育事业，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究竟是幸事还是莫大的悲哀。
——002——
片子很直白也很残酷，残酷得甚至让人有些心悸。对于那些背靠大山的子孙来说，高考或许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出路。他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美梦：去一个大城市，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然后以此作为一个跳板，彻底远离这个贫困而又闭塞的小村子。洗去曾经十几年的贫穷与落魄，就此开始新的生活。
印象很深的是其中的一个考生说：“最想去的，当然还是首都了。”当被问到为什么的时候，他摆弄着一旁的东西说：“但真正上大学的话可能还说不准，原因还很多吧。”
他说的是“原因还很多吧”，而英文字幕的翻译是：“I am not sure”。
I am not sure.
——003——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做着来北京的美梦。
他们以为首都宽厚而又包容，他们以为所有好的东西都在首都，他们以为所有厉害的人都在首都。于是他们在不断不断的前进努力着，向着北京开始了一步又一步的迈进。然而当他们奋斗了那么那么久，终于把那么多的努力变成无数个日日夜夜无穷无尽的奋斗与煎熬的时候；当他们背负了所有家人与老师的期望，终于赢得了属于他们或是本不属于他们的荣耀的时候；当他们头也不回的告别了那个封闭而又灰暗的小村庄，告别了那片干枯而又脆弱的土地，沿着那条无穷无尽的公路终于义无反顾的踏上旅途的时候。他们心中装着的，一定是满满的希望与勇气吧。
——是阿，我经历过了高考，我走过来了。我拿了半条命出来换取我后半生的幸福生活。我可以告别这个村庄，我可以告别曾经穷苦的生活，我可以改变我自己的人生，我可以改变我家庭的面貌。
而事实又是怎样呢。
——004——
在所有坎坷到走不下去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到曾经那个老师说过的话吧：“这么苦的高三我都走过来了，我还怕什么。”
是啊，高三很苦。但你总会有目标与期望。虽然艰难坎坷，但是希望尚在，梦想尚在。烈日下灿烂的微笑是被现实烧毁梦境后仅留的痕迹，是如破晓时的晨曦微光一般可以照亮所有的虚无。毕竟你知道最后的期限在哪里，你也知道我还需要再坚持多久。你甚至可以靠想象美好的未来来填补空虚的生活。
而以后呢，当他们拿着辛辛苦苦考上的大学毕业证去求职四处碰壁的时候；当他们怀揣着美好的梦想踏进社会大门的时候。他们想过么，辛辛苦苦的读了那么多年书，最终会输给资历，输给人脉，输给花言巧语。年轻的梦被现实生活挤压的支离破碎。到最后，这样的他们会很绝望。他们会想不清自己费尽了力气来到这个城市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会在大城市的灯火辉煌中失去方向，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迷失自我，会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忘记回家的路。
——005——
整部片子里最现实的一句话，一个考生问他年迈的母亲：
——“考上大学，生活费怎么办。”
片子里的母亲没有回答他，只是告诉他会有办法。其实很显然，她也很迷茫。她只是一个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小村子的妇人，她的生活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她根本想象不到外面的世界和外面的生活，更想象不到学费和生活费对于他们这个贫穷的家庭来说究竟是意味着什么。但她只能这样去回答她的孩子，因为那是她自己，也是她所能给他的唯一的希望。
——006——
其实看的时候觉得很残忍。他们有太大的憧憬与希望。他们在为了生存而高考，又在为了高考而生活。而当他们真正考上了大学，那么巨大的差距让他们怎样面对。当他们尝尽了世间的人情冷暖，会不会在某个孤枕难眠的夜晚，突然无可救药的怀念起曾经那个陪伴他长大的沉闷的山谷与灰色的村庄。
他们最终还是要面对很多高考没有教会他们的东西。
比如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007——
那个纪录片里最动容的，是他们在高考前的那天。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在山间的小路上奔跑着、笑着、闹着，互相鼓励拉扯着。站在那个能看到整个村子的地方冲着广阔的天空叫着。
于他们而言，那既是开始也是结束。告别这里，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虽然生活在别处，却甘之如饴。
——008——
完成了梦想的人离开了北京，实现梦想的人正在北京，做着好梦的人正在赶来北京的路上。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好在听李泉的新专辑《天才与尘埃》，就用这个来当做标题好了。
——愿他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end-
最后谈谈电影。王杨是我非常欣赏的纪录片导演，曾经很喜欢他的《寂静之声》。而在《中国门》里，我却看不到任何曾经他让我最为感动的那种“无法被传递的内心力量”。从纪录片的角度来看，最后那长达三分钟的家长面部焦灼表情的特写矫情得让人难以接受。
好吧，我看的是45分钟的阉割版。
-end-
《中国门》观后感(十)：媒体访谈摘录
【东方早报】高考：“中国式奋斗”背后的焦虑
纪录片《中国门》导演王杨谈中国教育
在王杨看来，“高考面前人人平等”正是高考神话的魅力所在，然而，他总觉得应该有一个“更人性的教育”存在。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不公平，是否能靠高考弥合？“中国式奋斗”背后的普遍焦虑怎样找到一个更恰当的出口？王杨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他只能“告诉观众我观察到了什么”。
早报记者 黄小河
深夜10点多，甘肃省会宁县的一所高中教学楼里依然灯火通明；就寝时间，看宿舍的老大爷劝学生赶紧上床躺着，“闭上眼，想想白天老师讲的”；熄灯不久，黑暗的宿舍里又亮起手电，男生继续熬夜苦读；一位女生信誓旦旦地对着镜头说，“虽然我们现在和大城市的学生没法比，但是我们可以和他们比未来！”……
在会宁这个典型的中国西部的贫困县城，这些都是高考前再常见不过景象，学生、老师、家长的表情如临大敌般紧张和严肃，在他们眼里，高考成为使命运发生转机的唯一筹码。导演王杨将这个场景拍进了自己2011年完成的纪录片《中国门》里，并称之为“中国式奋斗”。为了更好地阐释这种奋斗，《中国门》还在北京、上海取景，试图以三段不同背景下有关教育的故事，组成一幅当代教育现象集中呈现的现实图景。
在北京，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正面临人生中一次重大的选择，是留下还是离开？失业已让他举步维艰；上海繁华的夜景如梦如幻，一位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回忆起苦练钢琴的岁月，流下了辛酸的泪，父母的期待和曾经的付出让她备感压力……“一场高考、一次招聘会，都是改变命运的时刻。借用‘门’的概念，你能够看见一种恒定而超越时代的中国式奋斗。”王杨在自己的拍摄手记中感慨，“人生就像通过一扇扇门，一扇门代表一个世界。当代中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的必由之路。高考是一道门，毕业找工作又是一道门。对于普通人，这些人生拐点都异常重要，而对于社会，更多的是冰冷的数字和大大小小的挫折，我想用摄影机深入到这些时代和数字的深处，到板块的交界处去看个究竟。”
《中国门》并不是个励志片，其中年轻人的奋斗看得人感到压抑，甚至感到了主人公身上某种病态的期望。用王杨自己的话说，在转了一圈完成拍摄以后，他逐渐清晰地感受到这种畸形教育背后的病根儿，皆因人人都焦虑，人人内心都缺乏安全感，个人所面对的局面，正是当代群体的寓言，“人的奋斗和社会的现实形成一种悖论，一个怪圈。同样的，这是危机，也是转机的开始。”
6月6日，由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CNEX（北京国际交流协会影像文化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的“CNEX-AOC‘明日家园’主题纪录片影展”即将在安徽大学磬苑校区开幕，影展以《中国门》作为开幕影片，该片曾入选2011第54届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展映单元，入围2012第8届克罗地亚ZagrebDox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单元。据影展策展人、CNEX基金会项目与媒体经理王磊介绍，将《中国门》安排在6月6日高考前一天，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引起社会对教育的探讨与关注。
早报记者结合纪录片创作和有关教育的话题在影展开幕前采访了《中国门》导演王杨。没看过7年前轰动一时的纪录片《高三》的王杨，对高考的态度是矛盾的，他认为高考至少保证了孩子们在起跑线上得到有限的公平，但高考未必是人性的、理想的，“我并不是教育专家，我只能提出问题，告诉观众我观察到了什么，他们的生存状态才是我最关心的。……如果我有了孩子，我当然希望他能够多跟大自然接触，有一个很轻松快乐的童年，但是我也害怕，也许那个时候会不自然地被卷入这个奋斗的洪流中，也会跟其他家长一样。”
“我拍的不仅仅是教育”
东方早报：《中国门》是一部反映中国教育现状的纪录片，是不是你的切身经历让你有了创作冲动？你从中最想表述什么？
王杨：我一直对教育都比较感兴趣，因为教育和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也经历过高考，后来从大学走出来，最后进入社会。
你说得对，这种切身经历让我有了冲动，再加上我偶然在《南方周末》上看到过一个报道会宁（高考学生）的专题，哎，我突然觉得这个问题特别的突出。其实我所知道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只是会宁这个地方会变得特别明显。再加上那年的CNEX基金会征集纪录片提案的主题叫做“危机与转机”，此前我申报CNEX的提案项目是关于大学毕业生的问题。我意识到应该做一个更全面的观察。我认为我的纪录片更多的是以观察的方式（进行的），（有）一个旁观者“我”的节奏。我可能不单纯思考高考的问题或者教育的问题，而是思考在这样一个时代下，人的压力或者人在社会当中的一些变化，人的生存状态是我最想知道的。
东方早报：为什么会选择会宁、北京、上海这三个拍摄地点？
王杨：会宁那个报道成了一个出口，衍生出一个好奇，让我特别想去那儿看看。我去了之后，那里的确很让人很惊奇，令我觉得很震撼。陪读的家长、努力奋斗的孩子，紧张的氛围。但我并不想把视角仅仅是放在考大学这件事儿上。其实因为扩招，大学生现在并不稀奇，我的问题是，这些孩子这样为了高考努力奋斗，那他们的未来真的会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吗？
所以沿着这样一个思路就到了北京，我就拍到了所谓的“蚁族”。而且正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这样的大学毕业生漂在北京的生活。最终我发现，我真正关心的是他们精神层面的变化，他们郁闷的内心世界，我关心的并不是工作难不难找，生活稳不稳定，我一直觉得，我们过分强调了这个“难”，也许这个时代是很难找工作，但谁说过去那个时代就不难找工作？我们应该把这个“难”，仅仅看做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从大学的“门”出来，再进入职场的“门”，从职场的“门”走出来，又回到生活的“门”，不管你经历哪个没经历哪个，这都是生活的常态。北京之后，我觉得应该去上海看看，也因为之前我没有去过上海，上海给了我新的感受，我想看看这个城市的普通家庭、或者中产家庭，他们在教育面前有什么不一样的状态；第一天到了上海，制片带我去了外滩，我问他，这么多漂亮的楼里边住的都是谁？制片说，“我们上海人其实也不太清楚这里边住了谁。”然后天逐渐暗了下来，华灯初上，我突然觉得有一种海市蜃楼的感觉，你知道吗，我一路从山沟里来到上海，这让我感觉很梦幻，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可是等我拍了那个音乐学院的学生之后，我发现，大家内心深处还是一样的。即使是中产阶层的家庭，他拥有财富，他什么都不缺，但他还是会有更高的追求，他的面前仍旧有一道道门，应该说，每个人的面前都会有这样一道道门。所以，我要讲述的，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更像是一个通道，引导我们观察社会某种核心化的感受，《中国门》就是这样跨越地界来探讨这样一个个人生阶段的纪录片。
“拍片缘于矛盾的公平性”
东方早报：除了你刚刚说的跨地域、阶段性的“门”，“中国门”应该有更多中国意味在里边吧？
王杨：没错，借用“门”的概念，我试图发现一种恒定而超越时代的中国式奋斗。会宁的孩子每天四五点钟就要起床，然后拿着手电筒去上学，我觉得他们不管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真的显得很勇敢。
从这一点看，我想不仅仅是这一代的孩子，也会让我联想到整个中国社会，甚至会联想到中国近代史，某种类似的形象上的感动，你看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青年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进而改变了历史。辛亥革命也好，五四运动也好，而在某种程度上，个人的奋斗其实就是国家的奋斗，推开门和天亮实际上是一个道理。青年人一步步往前走，从乡村走到大城市，但是即便到了大城市，他们发现还是有很多问题，但你不能说这种奋斗是毫无意义的。
门的一方面是它很沉重，我们推开它需要很大的毅力，当这么重的东西能被推开的时候，那种回报和喜悦，希望也就出现了，这种光亮的出现也让人感动。对于人的个体来说，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一个关口，也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跟家庭背景、资源、社会等级，我觉得可能也不能叫做等级，就是二元对立，它的背后也关乎政治和经济的问题。也关乎城乡对立的问题。抛开一切因素，其实在跨过“门”的那一刹那，这个形象就已经在我的内心有了相当大的触动。
东方早报：能否结合下自己的经历谈下中国式奋斗？你观察到的核心化感受是什么？
王杨：我本身是城市普通家庭出身，你说压力大吧也还可以，大家在考我也在考，那样的高三，仅仅是苦中作乐吗？也许还是要反思，不光是我，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反思。我并不是一个典型奋斗的例子，因为我的家庭教育还是比较宽松的，我的压力并不是很大，更多的感受可能来自我的同学和朋友，也许是我和他们的成长经历不太一样，所以我会往后退一步或者退半步来看其他人。
我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在找工作，很不容易，却发现还有另一些人，他们并不着急找工作，每天该玩儿玩儿。我就奇怪，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着急呢？最后我发现，家里已经帮他找了很好的工作，这个事儿让我当时有了一种很深的反思，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市场经济下成长起来的，应该没有不公平的概念。
大部分人会觉得，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会得到我们想要的，这件事出现以后，我就深深感到这种不公平。拍完回到会宁，会宁的孩子反差更大！比如说，会宁的孩子会比大城市的孩子显得更苍老一些，也可能是那边风沙大，相同的年纪压力更大，那个地方的农村是一个极端环境下的农村，他们需要去城市，不仅仅是因为好，有可能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在教育面前，地域不同，反差就如此之大，这个鸿沟不仅仅是贫富差距的问题。你即使解决了他经济上的问题，他还是会往大城市里来。我记得有一个孩子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的时候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能和城市里的孩子比，但是我们有信心和他们比我们的未来！”你会发现远处的大城市，对他们来说是既爱又恨的地方:为什么我会生在农村，而别人会生在城市！
另外一个方面，他又很期待去这样的地方，因为那个遥远的地方是汇集了这个国家所有精华的地方，这种励志的东西其实是对心理造成一定的摧残的，因为当他经历了一圈的时候，当他不能接受在大城市扎不了根的这个现实的时候，压力会变得比刚开始更大。
我觉得我做这部纪录片的冲动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公平性。如果现在都是学校自主招生，或是完全放开的话，那我觉得更多的利益会往更多有资源的人的手里聚拢，对我来说，这就是焦点。而说到公平性，恰恰最为矛盾的一点是，高考面前人人平等，还是用分数来看输赢，所以万人争抢过独木桥，这是有道理的。但往往很多人不清楚高考只是其中一道门，这真的是非常矛盾的事情。
“对孩子过分期望
的背后是不安全感”
东方早报：在会宁有段场景很令我震惊，一位老师对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好学生说，“你们是考清华北大的学生，但是你们的理综现在相当危险，你们要明白，得理综者得天下。”他的话令人毛骨悚然。同学们更是如临大敌的表情。
也许大城市里的老师也会说同样的话，但是没有他那么严肃，用战争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对于这样一种氛围，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这样紧张的气氛，你的拍摄不会干扰到他们吗？
王杨：没错，我和你的感受一样，那就是一个如同战场的氛围，很紧张。其实我还有很多镜头没有放进去，比如他们上厕所、打开水，这样跟学习无关的事情，都是一溜小跑，节奏非常快，比北京上海快多了，这个氛围是很压抑。至于我们的拍摄，我们先找了当地的教育部门，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有一定的合作。我们说明来意，他们很快就同意了。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进去会打扰他们，当然我们也采取了一种克制的方式，在视角上，基本上是一个观察式的，带有主观的，镜头就像我的眼睛，我带着大家去看，包括很多时候是有一定距离的，在他们上课的时候，很多镜头是用长焦镜头调的，所以我们希望尽量做到不要打扰到他们，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多打扰到他们，我们都觉得是一种罪过。没有任何干预，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只是把他们的生活记录下来。
东方早报：你最后一段拍了上海的幼儿早教，一些三四岁的孩子在父母的陪伴下就已经开始接受脑开发教育了，这段放在后面，显得很梦幻，像一个轮回，又似一个魔咒。
王杨：（笑）早教这段放在最后，我也觉得很梦幻，转了一圈之后，我发现了教育的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最主要的，我发现了最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个时代的人都很焦虑，无论他在什么位置，那些带着孩子来参加早教的父母其实并不缺钱，但是他们还是从（孩子）0到4岁时就已经来咨询了，其实这里边就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对孩子的过分期望，这个病态的背后就是谁也逃不掉的不安全感。
“好教育：在公平状态下更有人性的教育”
东方早报：王朔曾说过，“我最恨成功这个词儿，我干吗要让我女儿成功，成功不就是挣很多钱，然后让很多人知道！”你怎么定义成功？
王杨：我认为这种想法只是基于他这样生活背景下的一种人的看法。如果对于会宁的孩子来说，就会觉得我挣了很多钱了，这就是成功，这个成功的定义对他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缺什么想什么，无可厚非。
会宁那个地方，孩子们的选项太少，高考考到一个好点儿的大学，几乎是唯一的出路。其实成功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大城市的孩子其实有很多条路，高考只是其中一条。当然我认为现在教育的这种状况，也可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经的阶段，我们不应该太过于担心，也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会变得更好，比如说我去台湾，台湾以前教育情况也是这样，但我现在去，发现社会导向已经有所改变，大家都在问自己，我为什么而活？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教育。当然我并不是一个教育学家，这只是我内心深处对现实的一种反观。
东方早报：最近几天，著名学者、教育学家李开复在微博上公开抵制一档求职类电视节目《非你莫属》，你看过这个节目吗？你也拍了大学生求职，怎么看这件事情？
王杨：我也看到过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些报道，当然我没怎么看过《非你莫属》这个节目，我还是认为这种节目更多的是一种娱乐性的节目，并不能代表真正现实的求职。在我理解上来说，大学生求职面临的不仅是工作，还有一个社会体系。
东亚国家的社会规则都会非常严密，体系是一个非常正规的模板，但是其实它会留出很多的豁口，这种模块化的东西其实是可以组装的，所以它虽然看上去死板，但事实上应该是非常灵活的。当然这里会存在有些负面的做法，可以定义为捍卫这种体系的安全感，而这些掌握社会话语权的人提出的这些所谓条条框框，只是寻求自身体系的安全感，不是为了事情本身，或者创造一个东西，所以就会变成体制本身把创新的氛围破坏掉了，自然也就会出现这样一系列求职的怪圈现象。
东方早报：即使高考的分数使我们的孩子能够公平地站在一起选择，但是在毕业后，仍有可能面临不同的对待，教育的症结一直会延伸到老，那你觉得理想化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
王杨：我不清楚问题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什么是好的。如果在一个公平的状态下，去展开更有人性的教育，这应该是好的教育。这个人性其实是过于理性化的，这个城乡的差距能不能不要这么大？一个没有背景的人和一个有背景的人能否被等同对待？
地域公平性虽然和人性教育似乎像是沾不上边，其实是一回事儿，应该让孩子在更自由、更宽松的环境下选择，最起码它有超过两项或两项以上的选择。如果我有了孩子，我当然希望他能够多跟大自然接触，有一个很轻松快乐的童年，但是我也害怕，也许那个时候会不自然地被卷入这个奋斗的洪流中，也会跟其他家长一样，我还真的不知道哎（笑）。
王杨
1984年生于陕西咸阳，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2007年筹建《青年电影手册》，现任执行主编。2007年成立“王杨电影工作室”，同年完成纪录片《地上-空间》，2008年完成纪录片《寂静之声》，2009年完成五集系列纪录片《毕业生》。2011年完成的纪录片《中国门》入围第54届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展映单元、第8届克罗地亚ZagrebDox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
【第一财经日报】王杨：社会正在发生某种断裂
“教育”只是刚入围克罗地亚Zagreb Dox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影片《中国门》的表面主题，其隐藏的话题是：连每个人做梦的权利都有巨大的鸿沟
大年三十，西安漫城白雪。王杨并没有回家过年，为了拍摄纪录片《纺织城》，他索性就在跟拍对象张爷爷家吃了一顿饺子。
建立于1953年的纺织工业城即将被拆迁，导演王杨的远方亲戚杨先生是位历史学者，在整理纺织城相关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家庭的秘密。这里的人，这里的事，引起了王杨的极大兴趣。
在此之前，有过三部纪录片长片拍摄经历的王杨对空间，而不是个人更感兴趣。“年轻人刚开始拍片时总会追求新鲜的概念、不一样的视角。”王杨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但现在，这个年轻的导演正在学习如何做减法，试图通过聚焦个人来提取这个时代的张力。
《中国门》正是王杨糅杂自己内心情感的一次尝试。这部刚刚入围克罗地亚ZagrebDox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影片，延续了王杨一贯的结构主义风格，通过对会宁、北京、上海一组组人物群像的展示，记录了年轻人改变自我命运的艰难。表面说的是教育，更深层的，则切中了人们对公平的向往。
解开中国底层景象的“中国门”
第一财经日报：你对“门”这个字进行了现实意义的多重阐释，比如将影片以“门为闯”、“门为斗”进行结构，它是否是你自我境遇的某种投射？
王杨：之前我也拍过毕业生题材的纪录片。我对这群人很熟悉。自己当然也是从这样的教育体制里走出的一员。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城市家庭，见证到这个过程的艰辛，也遭遇到一些不公平，因而一直都埋下了一些疑问。
日报：能否解释一下你所隐喻的“中国门”？
王扬：《中国门》表面说的是教育，其实它更像一把钥匙，由它打开教育这扇门背后的种种景象。来自底层、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又怎么通过奋斗去跨过人生的每一道门，包括高考。
从贫困县会宁到上海再到北京，走了一圈后，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当下社会的某种断裂。社会、人才流动的有效机制似乎是缺失的。虽然有高考，包括其他考试制度，但人们改变命运的努力在大环境下有些无力感。
日报：对于高考、教育制度的讨论很多，如何突破呢？
王杨：对于纪录片，题材当然很重要。我拍这个题材是个巧合，我恰好听到这些状况，也能够拍到他们。其次，我触碰这个话题，关心的不是教育如何改革，也不是要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纠结于“怎么办”不应当是纪录片导演的责任。我只是提出问题，将那些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如实反映。因为大时代背景下，人的状态才最让我感兴趣。
日报：我认为，《中国门》不仅仅是在浅表地述说教育制度，背后更多地凸显出一种城乡、地域包括阶层差异的现状？
王杨：这就是我创作的目的之一。
日报：你曾说，你试图通过《中国门》发现一种恒定而超越时代的中国式奋斗，那是什么？希望探讨的又是什么？
王杨：公平和个人意义的极大缺失，一直纠缠着中国历史。《中国门》里，教育只是映衬，其背后隐藏的是：连每个人做梦的权利都有巨大的鸿沟。
片中人物将超越道德判断本身
日报：你是怎么说服校方以及学生家长许可拍摄，毕竟周围有一台摄像机有可能会令学生分心？
王杨：首先我们和当地教育局沟通，征得他们同意后，校方也表示支持。的确在拍之前，没有想过打扰学生这件事。不过，当你看到孩子以这样的方式努力后，反而不敢多去采访一分钟，觉得那是非常大的罪过。
学生吃饭、学习在一起，有的人一天吃一个馍馍，打开水都得小跑。所以，我们调整了拍摄方式，并没有采取跟拍式的记录形式，非得把他的家庭弄得很清楚，也不可能长期地盯拍。等他们必须回乡拿生活用品时，我们才一起去，尽量避免提前安排而影响他们。那时，他们的状态更适合以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在会宁的拍摄也是为什么我要把《中国门》板块化操作的重要原因，在会宁感兴趣的问题通过上海、北京的背景延伸而展开。
日报：你的拍摄对象中，有贫困县的高三学生，有唐家岭的北漂毕业生，有家道中落的音乐学院学子，你是怎么选择这些拍摄对象的？
王杨：在北京的贫困待业大学生是会宁学子生活轨迹的延续。我们是自己跑到唐家岭等“蚁族”聚集地去找人的。发现了一些人，他们不适合，但他们认识的人可能恰好合适。拍摄纪录片有时候有一些运气的东西在里面。
在上海，我选择了一家早教机构的人物作为拍摄对象。你可以看到，小孩在4岁前就已捆绑在教育链条里了。报名早教机构的家庭大多是城市中产，他们和遥远的会宁人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搁在这里就是一个疑问。而拍摄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则是一种“超越”，我们展示了她一路走来的心理状态。家境普通的她也学习音乐，对教育的付出，对现状的失落和常人一样。在这里，她不代表简单意义上的“穷富对抗”，超越了道德判断本身。
日报：《中国门》人物的个人故事并不是十分特别，却符合你关于“门”的剪辑框架。我可否将其理解为一种“主题先行”式的命题作文？如果是，你如何看待纪录片的客观性呢？
王杨：我承认，是有一些主题先行的因素。一开始，片子的定位就是关于教育，聚焦会宁的高三学子。但会宁的拍摄启发了我跟着学生的预设足迹，去到上海、北京，展开另一段的记录。
“教育”只是一个通道，重要的是如何记录当代中国社会的某种感受。沿着这个思路，主题先行就不是铁板一块。它提供了一个路标，我们在过程中又重新发现。我的视角代替了会宁孩子去看未来和未来的命运。为什么会延伸到北京、上海，是来自自己内心的想法，我想跨越地域去看一看，不同的人面对共同命运的状态。
而客观性某种程度上就是内心的真实，反映了你和拍摄对象间的关系。《中国门》采取了一种更观察式的方式，将所有的信息搅拌并产生结果，可以暂称之为心理主义的真实。
日报：作为一名学法律出身的人，是否更容易倾向于在纪录片中承担道德使命感？
王杨：纪录片这个本体，决定了道德性是它的某种魂魄。纪录片需要社会反响，激荡讨论，形成实际推动力。纪录片本身就是身体力行的东西。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来了，对于每个中国家庭和孩子而言，这是一个希望与失望一体两面。在6月2日刚刚展映的纪录片《中国门》里，80后导演王杨带着摄制组从贫穷的西部中国走到繁华的东部中国，围绕“高考”这个主题，延展向中国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门》是CNEX（由两岸三地热爱纪录片的人士组成的非营利机构）2010年年度“危机与转机”主题下的命题作文，曾入围第54届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展映单元。这部作品在高考之外，同时也审视着大学生毕业，现代早期教育等问题。
【新京报】选择奋斗，期待未来
新京报：这部反映高考的片子为什么叫“中国门”？片中的高三生活在西部偏远地区选材，不像东部和南部的现代高中生活那样丰富多样。在当下的中国，它具有代表性吗？
王杨：开始叫“毕业”，后来觉得叫“门”可能更合适，因为这不仅是高考的问题，还是教育制度、社会公平和资源分布的问题。是几乎每个中国孩子中国家庭都要面对的门槛考验。而且高考后，人生还有无数的门槛、考试和竞争。片中的会宁一中取材自甘肃的状元县会宁，那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鉴定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土地盐碱化，干旱。他们只有奋斗，别无选择。一个被拍摄的孩子说：“我不能和城里的孩子比过去，但可以和他们比未来。”会宁正是过去中国的缩影，虽然是高考状元县，能考上北大清华的只有几个，被淘汰的是大多数。即使现在，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西部，和会宁的孩子一样的还是大多数，它们仍是中国的现实。
新京报：片中不仅有高考部分，还有大学生就业，现代儿童早期教育的部分，你是否想借此探讨一下中国教育问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王杨：片中的确有这种意图，因此选材跨越了地域，从西部到北京，再到上海。现实部分是在北京找工作的大学生，上海早教部分是我对未来的设想，它的教育理念有合理科学之处，比如要培养孩子的社交与领导能力，但片中孩子的表情并不快乐。我在想，现实压力有多大，希望0到4岁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中产阶级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和会宁那些贫穷的家长一样，实质上都是沉重的。在离开上海时，我喝醉流泪了，想到会宁的孩子，尤其是片尾家长的眼神——下雨天，眼巴巴地等着孩子高考，那就是他们的未来，反差太大了。
“活”出门外，给予祝福
新京报：从艺术性角度，这部纪录片更像一部“作者电影”，你使用了大量“门”字的变体，每个字都是一个主题，把你的各个段落连接起来。
王杨：在几条线索中，都有“门”字的变体，第一次是繁体的“斗”，讲会宁的孩子准备高考，背水一战；第二次变成了“闯”，讲西部的孩子大学毕业，想在北京找工作；第三次是繁体的“关”，再次回到会宁。这里重点是关系，与高考相关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关系；第四次是“闸”字，水坝的闸门前后都有很大的压力。里面有上海的中产阶级对孩子的早教，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的女生回忆自己的成长；最后一次是“阔”字，镜头从上海回到会宁，孩子们准备高考。门里面那个活字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一种祝福。
新京报：片中出现了大量抒情的意象，比如打手电筒，比如临考前的孩子爬上土坡。你是否担心过，观众可能会觉得它主题先行，影响纪录片的客观纪实性？
王杨：我个人在尝试纪录片的心理现实主义，表现形式的真实性不是仅仅客观复原物质现实，它是导演拿着摄影机去记录的，加进作者的部分。这才是艺术的真实，并不影响片子的客观纪实性。在片尾有个段落，是会宁一中的孩子打着手电筒赶着上早自习，影调非常暗晦，片尾原本放了鲁迅的一段话“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与我对片子主题的判断一致，但是我拿掉了，否则片子在理解上的导向性太明显。孩子们的现实和未来充满挑战，但是我还是看到他们在努力奋斗，用一颗单纯的心，想要拿成绩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
高校巡展，启发思考
新京报：片中会宁的老师提到了“过门的艺术”。如何理解它？
王杨：在会宁拍摄的三个月，老师的办公室就是我们的休息室。我们时常聊天，作为贫困地区状元县的老师，他们压力很大很矛盾，知道填鸭式的教学并不好，也希望改变学生的素质，但迫于生计、社会舆论和多方面压力，不得不一届届重复应试教育。在高考前，他们提到了过门的艺术，让学生每过一道门心里就想着自己一定能成功，也是一种心理安慰。虽然他们也知道，被淘汰的孩子将是大多数。这些孩子有考去上海的，也有没考上的，复读，打工，务农。我很想回访一次，把片子拿到会宁放给孩子们去看。片子出来，肯定会有人愿意去帮助他们。会宁当地有南方的老板和慈善人士，对优秀的贫困学生做一些对口的资助，但即使有人帮助，高考这个门槛也是绕不过去的。
新京报：作为在“危机与转机”主题下创作的高考纪录片，你觉得在高考这个问题上，危机与转机体现在哪里？
王杨：题材是去年cnex的主题“危机与转机”，片中的转机就是“孩子们的希望和愿望”。对高考我个人的感受很复杂，这是唯一的方式？考核方式能否更科学？这么大一个国家，在选拔人才方面问题非常复杂，现在我们还没有答案。高考有一定公平性，当代教育对公平的需求远远大于技术改革，但自主招生也可能催生出新的腐败；同时，教育存在着区域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这种不公平性附加在高考制度上。
纪录片导演常有道德困惑，我们能对拍摄个体有什么帮助呢？面对着这些贫穷的孩子，内心时常很挣扎。即使高考结束后，这种不公平，城乡差距、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还是存在的。我很高兴片子即将去高校巡展，如果大学生看到后，有所启发思考，愿意去调查研究，教育学家和社会学家参与进来，慈善人士更多捐助，人们的希望和愿望化为行动，就是片子最大的意义。
C20-C2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雅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