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概论讲义读后感100字

　　《文学概论讲义》是一本由老舍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学概论讲义》读后感(一)：文学家的文学概论讲义，别有一番意旨

　　老舍，一代文学巨匠，兴来所致，成就了一部理论性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学概论讲义》，篇幅不长，无法与煌煌巨著相比，却将中国古今文学创作中的理论性问题阐释得极为透彻，非字字珠玑不能做到。

　　在舒乙的代前言《老舍先生与主流的逆反》中，除了能看到老舍先生创作的心路历程以及创作道路上的所见所遇，还有他对老舍先生这本《文学概论讲义》的评价。在指出老舍先生这本书的三个特点后，他认为这本书具有六种价值。我们可以将舒乙的这篇文章看作是对《文学概论讲义》的导读，将其通读后，再去看老舍先生的论述，事半功倍。

　　正如老舍先生开篇所言“在现代，无论研究什么学问，对于研究的对象须先有明确的认识，而后才能有所获得，才能不误入歧途”，理论性的东西更应该如此。一个理论家，从没有去进行过实践，只是站在别人实践的基础上去总结理论，那么这种理论有可能深奥但却不鲜活、缺少生命力。而老舍先生在写《文学概论讲义》之前，已经创作了四部非常经典的长篇小说，他对文学创作中的文学理论、或者说应该传授给学生或其他人的文学理论自然是了然于胸。恰是因为如此，所以老舍先生的《文学概论讲义》非常重视原创和知识的广度，当然，由于时代限制，书中的某些观点与今日理论有所抵梧，但却充满了启发性，值得人深思。

　　如果说《文学概论讲义》与当代文学理论著作的差别是什么的话，那么《文学概论讲义》是用来讲课用的，是讲稿，口语化特征鲜明，而当代文学理论著作是教材，需要任课教师先做成教案，“翻译”成口语形式再传授给学生。前者天马行空中不失系统、不离主线，后者规规矩矩标明了每个知识点的要点。如此，谁更能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归纳力，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今日，我们总是说学生怎么样怎么样，却很少反思自己的问题。就像这些理论性的东西，不仅给学生归纳出来了，且条条目目说得非常清晰，学生只要看一眼，就明白，一种不用“动脑子”的没有自我的明白。如此看来，老舍先生的《文学概论讲义》模式不应该过时。

　　理论，从来是枯燥的，如何将其具象化、生动化，需要作者的努力，但总而言之，不将其样板化，能充分调动读者的思考，就是最好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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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概论讲义》读后感(二)：让文学回归其本体价值——评老舍《文学概论讲义》

　　老舍的这本《文学概论讲义》，虽然是几十年前上课的教材，但拿到今天来看，仍然是非常惊艳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很多观点在今天依然闪耀，甚至是很多今人所不能意识到的。

　　1931年至1934年，老舍在齐鲁大学授课，写下了这本《文学概论讲义》，用十五讲，十余万字的篇幅讲述了文学的诸多命题，包括历代文说、文学的特质、创造、起源、风格，以及诗与散文的区别、文学的形式、倾向、批评，以及诗、戏剧和小说分述。

　　之所以称其为惊艳，评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两部分来进行评价：

　　一是观点的独到性。舒乙先生总结为六点，即反对文以载道、反对诗言志；强调文学的特质是感情、美、想象；强调文学是解释人生的；文学的使命是让人受感动；怎样表现感情和思想更重要；文学是独立的，不是政治的附庸。

　　这些观点，非常发人深思。以往人们常说文以载道，实际上是给文学戴上了很重的负担，让文学去指出社会的出路，指出道德的方向，把文学强嫁给政治和道德，显然已经使文学丧失了自身独立的价值。就象作家阎连科提到的，“颂政文学”还算是文学吗？

　　可以当下有这些对于主流文学观的疑问也比较正常，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迅猛发展的时候，老舍的这些言论显然是不符合主流的。但老舍说得有没有道理呢？

　　看了本书的分析，你会觉得老舍的这些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什么道德文学、政治文学，如果文学不去追求自身的价值，反而是沦为工具、附庸，那么文学就失去了其本真的意义。

　　文学描写不是要脱离时代，而是重在不是去描述时代，重在描述特定时代下的人性和人生。很多时候很多人把这两样都搞反了。

　　二是论据的丰富性。老舍写作本书的时代，和当下的时代是不同的，没有电脑网络、信息检索不方便，图书馆里的书肯定也没有现在多。但就是这样，据统计，老舍在书中引用了140位古今中外人物的著作、论述。

　　引证的密度、频率、范围、准度着实让现在写论文不注重引证的人们汗颜。因为没有人能够凭空地创造出一些理论，都是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可以。尤其是《文学概论讲义》在论述的时候，采取了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就需要引用前人的论述和域外的观点，不然无从比较。

　　无论是文学的何种形式，包括诗、散文、戏剧、小说，都是人们赖以生活的精神食粮。有的时候，唯有文学才是艰苦岁月里的唯一精神支柱。

　　《文学概论讲义》读后感(三)：听老舍讲文学

　　对于长期做技术工作、又偏爱社科历史类书的我来说，文学方面是很弱的项，觉得对感悟类、文字、美学类的东西，会比较迟钝，感知没那么细腻和强烈。但还是很希望能够尽量均衡些，所以业余看书的时候，社科历史书之间，也会尽量穿插一些文学类，让自己各方面都接触一些。

　　文学对我来说，还是带着些神秘。但对老舍这样的大家来说，对文学的理解上升到足够的高度，同时又能举重若轻、娓娓道来，着实敬佩。最近读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薄薄一本，讲的内容却很深入，沉下心看，很有收获。

　　从老舍先生的观点来看，他是反对让文学作品完全用于承担道德、说教、学理这类目的的，他提倡文学保持自身那份艺术的、想象的美。很纯粹，关注心灵层面的体验。欣赏文学作品，也应该从文学的美入手，不要用逻辑的东西去硬套，要去感受作品传达的情感。

　　老舍说“诗之道在妙悟”，还说诗人会是因感情而忘形的，能够感悟到另一个世界，而喜欢侦探小说的读者会对诗有些茫然。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囧）。我就比较喜欢侦探类小说，喜欢推理分析谁是凶手，对诗歌的理解，的确是会摸不着头脑。

　　诗“是感情找到了思想，而思想找到了文字”。诗中的文字，会用象征的方式表现诗人的感情，总觉得自己抓不到。诗人那种“能在一粒沙中看见整个的宇宙，一秒钟里理会了永生”的了悟，总觉得飘忽、有距离感。但这些正是最能触动人心灵深处的东西。当然，想要改变非一日之功，需要慢慢学习体会。

　　喜欢艺术、喜欢创作的人，一定有很强烈的表达欲，虽然表达方式不尽相同。老舍说，人创作是“为满足个人”。这也算是他们最基本的出发点，满足自己的表达欲。老舍用了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艺术家遇到启示，便好像怀了孕，到时候非生产不可”。不管是创作诗歌、小说，还是绘画等等，首先是要把自己内心的感情、自己对自然和人生的体悟尽力表现出来。艺术品是创作者个性的表现，表达着他们内心的美和真理。

　　很佩服那些追求艺术无止境的人，有一股“非登峰造极不足消减渴望”的劲头，也只有这样纯粹的艺术家，能够追求到极致的美吧，而那种体验是绝少人能达到的。同样，其追求过程一定也异常艰辛。现实中很多艺术家也都经历了孜孜不倦的求索过程。

　　戏曲界的各位大师，都是通过“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练出来的；“六小龄童”那灵动有神的眼睛、轻巧的动作，背后也有盯乒乓球苦练的决心。再比如《月亮与六便士》里的斯特里克兰德，抛弃舒适的环境，落拓潦倒，在临终前终于创作出极致的作品，足蔚其追求艺术的心。其实这一点上，对各行各业都是同样道理。想要追求极致，必然历经磨练。

　　作为欣赏者，首先应该去试着发现作品的良美之处，训练自己那双发现美的眼睛、一颗感悟美的心灵。作者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融入到作品的文字中，需要用心去感知。如果能够体会到作者创作时的喜悦，获得共鸣，那种感觉一定很美好、很满足。生活中，我们都需要用这些文字的美来丰富自己的心灵。

　　2018.06.13雾凇

　　《文学概论讲义》读后感(四)：有理有据的文学概论

　　说实话，文学概论是比较枯燥的，从理论上分析文学的成因，品评文字的细腻，总给人一种过于正式，过于官方的感觉。大学时用的文学概论教材是童庆炳先生编著的，洋洋洒洒字多意满，学习起来实属不易，连教学时，老师也无奈地用道家的“无用之用”来解释文学概论这门课程学习的作用。可能是中国人对文学的理解不同，国人更多地喜欢心灵的触动，那一点妙悟，那一点心有灵犀，很难用语言形容，也不愿从字理语法的角度去分析，所以在中国文学概论这块的研究实在不多。

　　老舍先生的《文学概论讲义》颇出乎我的意料。老舍先生是大家所熟知的文学家，没曾想做起理论研究来，也丝毫不输旁人。这本书是他1931-1934年在齐鲁大学授课时写下来的讲义，其中援引140位作家、学者的观点，还将当时刚出现在欧亚的一些新的文艺理论加以介绍和引进。由此可见，老舍先生丰富的知识和阅读量。这本书不仅引用观点特别多，自己的观点也随处可见。老舍先生特有的一些语言特色，在其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引言中批判了中国人论文的毛病，以单字释辞，摘取古语作证，求实效。讥讽色彩浓厚，怼起人来，丝毫不留面子。

一提到文学，赶快去翻字典：啊，文，错画也。好了，一切全明白了。章太炎先生也不免此病：“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丝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这前半句便是“文，错画也”的说明；后半句为给“学”字找个地位，所以补上“论其法式”四个字。

　　此处讽刺了单字释辞的做法，由“文”入手，便速求于许慎的《说文解字》，胡乱解释，却自以为是。连章太炎先生也被diss了。

　　然而被diss的何止章太炎先生，刘勰的《文心雕龙》也被老舍先生吐槽了以下两处缺点。

刘勰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是把文与道捏合在一处，是六朝文论的由盛而衰。细分文体，而没认清文学的范围。空谈风神气势，并无深到的说明。

　　老舍先生极反对“文以载道”，他认为文学与道德应该是分开的，不能融合在一块。韩愈的古文运动虽提高了散文的地位，但却把诗降落在散文之下。

孔家的说诗，是以诗为教育政治的工具；到了韩愈，便直将文学与道德粘合在一处，成了不可分隔的，无道便无文学。道德是伦理的，文学是艺术的，道德是实际的，文学是要想象的。道德的目标在善，文艺的归宿是美；文学嫁给道德怎能生出美丽的小孩呢。

　　韩诗走入了自我营造的拘囿，《早春呈张水部十八员外》这样清丽的小诗实属少见，更多的是瘦硬的诗歌，以至推敲故事的出现，郊寒岛瘦的苦吟，这样的风气，宋代的江西诗派，明代的前后七子亦是如此。

　　文学，道德，美，情感，风格，这些词，在书中提及多次，也是老舍先生着力讨论的话题，文学需要有美，有情感，有想象，文学家需要有自己的风格，而不是道德凌驾于文学之上。无怪乎老舍先生那么决绝，宁愿《四世同堂》不出版，也不愿按“要求”修改后出版。

　　《文学概论讲义》读后感(五)：文学之思

　　接触老舍先生的作品要追溯到很久以前了，说起来其中还有个趣事，中学时候看中了老舍的合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可惜小时候零花钱少，怎么磨妈妈就是不给钱，妹妹教我睡梦中说买书的梦话。为了这本书，我还真是这么做了（真是戏精）。后来还真买下了这本9元的盗版书。而这本书伴随我20多年，依旧在身边。那个时候读书只会欣赏先生圆融幽默辛辣的笔锋，后来逐渐接触了更多的作品，而今读到老舍先生这本关于文学理论的著作，仿佛读出了更多的况味。

　　这部《文学概论讲义》是老舍先生1931至1934年间在齐鲁大学授课讲义整理而来的，文字深入浅出，读来予人亲切之感，仿佛先生就在面前，循循善诱，其中关于文学的形式，诗与散文的分别，乃至于各种文学形式——诗、戏剧、小说的讲解，对于个人的文学鉴赏都是大有裨益。看这本书的过程中，也佩服作者是花了太多心力，文中开篇就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治学方法令人敬佩，还探讨了文学的特质、创造、起源、风格，文学的形式与倾向，纵横古今，且在作品中旁征博引，引述了140位作家学者的观点，且观点鲜明，可见做为一位当代小说的先行者与作家，老舍先生在其中所下的功夫以及认真治学的态度。

　　这本书对于任何有志于研究文学的人都有进益，做为一名当时已经著作丰厚的作家，老舍先生对于文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敢于抛开历朝文学中“文以载道”的传统，反对“诗言志”，认为文学作品是独立的，不是政治的附庸，不必强调思想性，以艺术性为重。这种理论在30年代左翼文艺理论当道的时代提出，可见老舍先生的勇气，即使今日看来，依然受益匪浅。老舍先生在创作小说时讲究不掺入作者私人的态度，但是在文学理论中的话尖锐如刀：“中国人，因为有这么长远的历史，最富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加以传统的思想势力很大，也最会苟简的利用这些经验；所以凡事都知其当然，不知所以然；只求实效，不去推理；只看片断，不求系统；因而发明的东西虽不少，而对于有系统的纯正的科学建树几乎等于零。文学研究也是如此。”私以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研究了，而是提出一种治学态度，是批判懒于独立思考，循规蹈矩的学习方式，即使今日如我一般看来，也是要觉得羞愧的。

　　另外作者也提出了一个观点，对文学来说怎么写比些什么更重要。这是关于写作方式的探讨，也是完全抛开“文以载道”“诗言志”等等理论，单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是全新的理论，老舍先生是想创立出全新的更有系统性的文学理论。且对于今日的文学依然适用，时至今日，在写作的人，究竟有多少人是盲目的写下每一个字，又有多少人思考过应该如何写作，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写作？《文学概论讲义》是让每个写下文字的人深思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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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概论讲义》读后感(六)：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与泉城四年

　　本文节选自关纪新先生《老舍评传》（增订本） 北京出版社 2019年2月

关纪新先生《老舍评传》（增订本） 北京出版社 2019年2月

　　老舍在齐鲁大学担任的职务，是该校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文学教授。

　　仅从这个职务安排上，就可以看出林济青院长对他的器重。还在老舍刚刚允下齐鲁的约请之际，林院长就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向一些教员放出风：“我请了个最有名的人来齐大，但现在还不能透露他的姓名。”老舍初抵济南，林济青亲自乘马车来迎接；老舍在校内工作期间，有时赶上林济青去外埠出差，还曾将文理学院的院务交由老舍来代理。

　　齐鲁大学终归是当时相当知名的高等学府，“白居”实属“不易”。老舍当时所开的课程，包括“文学概论”、“小说作法”、“世界名著研究”等几门，均侧重于对新文学的研讨。有些国学派的先生议论说：老舍在英国也不过是个教中文的官话先生，有什么资格当教授？他又不是研究国学的，为什么让他在国学研究所任职，并且从国学研究所的“哈佛燕京学社”资金中发工资？老舍听到这些说法，便报了个关于“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研究选题。有的教师问他：你是做新文学的，怎么报了这么个题目，能完成吗？老舍笑而作答：不研究国学，人家让拿薪水吗？

　　国学派先生们向立足未稳的老舍发难的另一个举动，是反对老舍主办《齐大月刊》。老舍初到齐鲁大学，校方曾请他兼任新开办的《齐大月刊》编辑部主任，老舍立即着手组稿撰稿，忙个不亦乐乎，仅用了个把月，九十多页的刊物就问世了，除了主要发表学术论文外，也登载一部分有特点的杂文、小说和诗歌。这也又惹恼了国学派，他们认为，校刊上只有发表清一色的论文才中规中矩，于是群起盘诘，终至《齐大月刊》在出版了两卷共八期之后，更名为《齐大季刊》，改组编辑部，不再由老舍做编辑部主任，让他改做一般编委。

　　齐鲁校园里的国学派先生们低估了老舍的学养。他们后来读了学校印制发行的老舍《文学概论讲义》，并且耳闻了学生们对老舍教学的赞赏之辞，方才晓得老舍才学的根柢之深和名不虚传。不过那已是后话。

　　老舍有自己的追求与志向，他犯不上跟他人争一日之短长。赢得更多的时间，放到心爱的文学事业上头，才是他求之不得的。

　　任教于齐鲁大学的第一年，老舍还是个单身汉，就住在学校办公楼二楼。他把日程安排得满而又满。身为一名教授，他惟恐稍有疏忽而误人子弟，对研读备课、编写讲义以及严格授课，特别上心。作为作家，教学之外，每有空隙时间，他还愿到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各处走走，熟悉一下生活其间的城市和它的人民。

　　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等名胜，给老舍的印象是鲜明的，他感到，这些地方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存在着一些生命的痕迹”，“就是一风一雨也仿佛含着无限的情意似的”。[1]对济南城充盈的中国文化气氛，他尤觉亲切：

不像上海与武汉那样完全洋化。它似乎真是稳立在中国的文化上……以善作洋奴自夸的人物与神情，在这里是不易找到的。这使人觉得舒服一些。一个不以跳舞开香槟为理想的生活的人，到了这里自自然然会感到一些平淡而可爱的滋味。[2]

　　济南，是老舍成年以后，除北京之外，第一座真正塌下心来加以体会的国内城市。那里，虽没有了老舍熟识的北京式的浓重的故都气象和弥漫着的旗人文化韵味，少了许多自幼相知的旗人朋友，却也让老舍很快就培养出了好感。济南，坐落在古齐鲁大地的中央，与诞生了儒家文化的孔、孟故里相毗邻，民风社情，体现着中原传统的天然征象。“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流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你的幻想要是这么个境界，那便是济南。”[3]生活在济南的老舍，在这块中华文化的丰厚土壤上，找到自己新的生命契合点。这对着意观察和思考古国文化与民族精神状态的作家老舍来说，是又一块难得的“福地”。以往，对这样充分显现汉族传统人文性格的大都会，他还了解得不很多。一向离不开朋友的老舍，开始在当地结交各种各样的新朋友——这些朋友，不论是文化教育界里的学者、教授，还是下层平民中间的拳师、艺人、商贩、车夫，已多是汉族人。

　　老舍的社会文化视野，从此更加开阔了。

　　他在济南生活了四载之后，便昵称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4]。

　　为了表达对第二故乡的这份情意，来济南整一年的时候，他写作完成了以当地社会现实事件作背景的长篇小说《大明湖》。

　　老舍来齐鲁大学的前两年，1928年的5月3日，济南城里出现了震惊全国的“五三惨案”。当时，军阀混战，逐鹿华北，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阻止英美等国势力的扩张北上，派军队支持奉系张作霖，武力攻占济南，控制津浦铁路；在日军的屠刀底下，短短几天时间，当地军民毙命数千人。

　　直至老舍来到济南，市内百姓们仍然牢牢笼罩在“五三惨案”阴影下面。“五三惨案的血还鲜红的在马路上，城根下，假如有记性的人会闭目想一会儿。”“那被敌人击破的城楼还挂着‘勿忘国耻’的破布条在那儿含羞的立着。”[5]从来就对外寇入侵恶行怀有满腔义愤的作家，将注意力聚集到这一事件上来，开始访查有关的详情，“不是那些报纸登载过的大事，而是实际上的屠杀与恐怖的情形”[6]。半年之后，大概情况基本摸清，他即动笔写作《大明湖》。

　　作品并不是从正面描写“五三”的，故事基本发生在惨案来临之前。主人公出自两个家庭，一家只有母女俩，另一家则是兄弟三个。前一家的母亲“受着性欲与穷困的两重压迫”[7]，逐步沦为暗娼，结局是无奈之下投了大明湖；女儿也没能跳出与母亲一样的命运，当她也要跳湖的时候，让哥儿仨给救了。兄弟三人中的老大、老二，是长得一样而性格极不相同的双胞胎。老大娶了从湖中救上来的姑娘。“大团圆”故事刚露端倪，却发生了“五三惨案”，老三被杀，存活下来的主人公们，不得不领略着国破家亡的滋味。

　　这部悲剧作品本身的命运，也是悲剧。1931年夏天，老舍将书稿寄给《小说月报》，谁知，在即将发排之际，1932年年初，上海又发生日军入侵的“一·二八”事件，在闸北的战火中，书稿被全数焚毁。而作者本人未曾留下底稿。

　　老舍没有心思再重新默写这部长篇。《大明湖》成了作者生前惟一的全部写完却又没有能跟读者见面的长篇小说。

　　据老舍回忆，人们才知道，这部作品起码有着两个值得注意的特征：一是小说里面“没有一句幽默的话，因为想着‘五三’”[8]；二是其中“居然描写了一位共产党员”，他是小说里曾跟母亲接触过的一个人，这说明作家在思想上似乎有了些变化，除了对民族解放斗争仍然异常关切之外，“听到阶级斗争这一名词”，也开始“动心”[9]。老舍并没有说明他是否曾以这个共产党人的形象，给作品里的人们展示扭转悲苦命运的出路。作者或许还是没有那么做，他对共产党的认识毕竟极其有限。

　　过后，对《大明湖》的写作格调，老舍有这样的说法：

文字太平实”，“我是个爽快的人，当说起笑话来，我的想像便能充分的活动，随笔所至自自然然就有趣味。教我哭丧着脸讲严重的问题与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话也不来了！[10]

　　看来，当时的作家，已经开始对自己更适合写作什么题材和什么类型的作品，做了比较深刻的思考。

　　日本侵略者引燃的战火，吞没了老舍回国后写出的第一个长篇。老舍不无酸楚地把这场火劫，说成是“走了‘红’运”[11]。他的眼光没有仅仅盯在一己的损失上，心中更为焦虑的，依旧是江河日下的国事。

　　于是，又有了从1932年夏季开始在《现代》杂志上连载的下一部长篇小说——《猫城记》。这部作品，无疑地，属于老舍创作活动中的一出重头戏，凝聚着作者对国家现状的深度悲愤和对民族劣根性的尖刻抨击。不幸的是，《猫城记》在阐释方式上存在着一些缺陷。在当时文坛左翼乃至后来政坛左翼的心目中，老舍《猫城记》的政治“过错”，曾被看得相当严重。

　　其实，老舍本人对刚刚写出的《猫城记》，也不大满意。依照他当时的看法，这“是本失败的作品。它毫不留情地揭显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说真的，《猫城记》根本应当幽默，因为它是篇讽刺文章，讽刺与幽默在分析时有显然的不同，但在应用上永远不能严格的分隔开”。[12]他是着重从写作风格上进行自我检讨的。

　　1931年暑期老舍结婚成家之后，在济南的居所，迁到南新街54号。这是一处不很大的院落，一方由老舍夫妇来酿造生活的小天地。他还是那么忙，忙于教学，忙于写作，有了自己的小天地，他们固有的生活情趣日益充分体现出来：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有盆养的也有畦栽的，朋友们来此驻足赏花、斟酒畅叙，叫主人感到生活得充实和丰富。老舍从来就是个豁出性命做事情的人，而朋友来了，他从不怠慢，必得倾其所有热心款待，朋友走了，他才加倍努力地备课、写书。在国事堪忧的年代，老舍凭借着这点儿生活调剂，不断地面对着“快乐与悲苦的代换”[13]。

　　《文学概论讲义》，是老舍在齐鲁大学授课时自撰的教材，曾由校方印刷发行。几近五十年之后，这份十二万字的讲义被研究者重新发掘出来，并获得了正式出版。这是颇有价值的一本书，在人们面前，展现了身为文学教授的老舍，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对文艺理论的独特把握和阐述。书中涉猎的范畴相当宽泛，从中国历代文论，谈到文学的起源与特质，还分别论及文学的创造、文学的风格、文学的形式、文学的倾向和文学的批评等等。老舍不曾念过大学，却通过长期不懈的自修，研读了古今中外多种文学理论著作，仅从这份讲义中援引的大约一百四十位不同国别不同历史时期的文人、学者的著述，就能够窥见作者所下功夫之深。

　　通览全书，我们不但可以得到上述感受，还对老舍的早期美学思想有了真切的印象。他注重对文学及艺术创造内在规律的思考，指出文学艺术的首要功能是审美功能，强调文学的特质在于感情、美和想象，反对中国传统文坛上古来就充斥着的“文以载道”理论准则。他尖锐地批评了那种以文学作为宣扬旧式伦理工具的实用主义“信条”：

文人也是如此，他们读书作文……一定要把那抽象的哲学名辞搬来应用——道啊，理啊等等总在笔尖上转。文学就不准是种无所为、无所求的艺术吗？不许。一件东西必定有用处，不然便不算一件东西；文学必须会干点什么，不拘是载道，还是说理，反正它得有用。[14]

　　他呼吁，文学创作应当丢开“道”这把束缚创造的尺子，“跑入文学的乐园，自由的呼吸那带花香的空气去”[15]。在系统地评估中国历代诗论的时候，他对清代“性灵派”诗学大家袁枚给以首肯：“他只认性灵，认定创造，那么，诗便是从心所欲而为言，无须摹仿，无须拘束；这样，诗才能自由，而文艺的独立完全告成了。”[16]

　　检读老舍这些在我国中原文坛上堪称卓尔不群的理论主张，我们发现，他的文艺思想，与满族传统的文论是多么切近！清代构建满族诗文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纳兰性德、铁保等人，都在自己的文论阐述中，反复指出过只有自由地抒发个人性情，才能写出“排众独出”的好作品[17]。老舍作为满族现代作家，从本民族文艺思想的基点起步，又广泛地汲取了西方文艺理论的补养，他敢于站在大学的讲台上，胸有成竹地，向中原正统的“文以载道”原则，发动认真的挑战。老舍曾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多次体现出对文艺创作必得“发乎情，止乎礼义”一套教条的偏离，在《文学概论讲义》中，他甚至毫不迟疑地说明：“不管所宣传的主义是什么和好与不好，多少是叫文艺受损失的。以文学为工具，文艺便成为奴性的；以文艺为奴仆的，文艺也不会真诚的伺候他。”[18]

　　老舍讲授“文学概论”的时候，中国的左翼文学界，刚刚提出了把“文学革命”变为“革命文学”的主张。对此，老舍也从他的文艺观出发，发表了看法：

普罗文艺中所宣传的主义也许是很精确的，但是假如它们不能成为文艺，岂非劳而无功？……现在我们只听见一片呐喊，还没见到真正血红的普罗文艺作品，那就是说，他们有了题目而没有能交上卷子；因为他们太重视了‘普罗’而忘了‘文艺’。[19]

　　老舍说这席话，证实了他依旧是一位“革命文学”的旁观者，而不是实践者，按照自己对文艺的理解，他也不大赞成“以文艺放在政治之下”的文学创作；当然，从他的话语中，人们同样可以感觉，这时的老舍，已经初步理解了普罗文艺主张的“精确”，他不是站在敌对立场上诋毁这一主张的提出，而是站在关切的角度，对在该主张之下尚未创造出一批“真正血红的”作品感到焦虑。

　　与《文学概论讲义》差不多同时被写出来的，应该还有老舍为讲授“近代文艺批评”、“小说作法”等课程预备的讲义。但是，这些同样能够反映出老舍文艺观的历史资料，迄今未发现。

　　既做教授，老舍就不能不在讲课上耗费主要的心力，自他来到济南，因为找不到相对集中的创作时间，只好把写作长篇小说的日程，全都挤到暑假前后来安排，这也就是他在齐鲁大学任教的四个年头里，为什么每年都只有到了夏季才能出手一部长篇小说的缘由。他在国内文学界的名声愈来愈大，各地文学刊物也愈办愈多，约稿函雪片似的飞来，让他有点儿为难。本来，老舍是不大写短篇小说的，跟一般的小说作者感觉恰好相反，他有一套短篇较长篇更难写的说辞。赶到这时被逼无奈，他也只好“由靠背戏改唱短打”[20]，利用平日随时捕捉到的空隙时段，写起短篇小说来了。从1931年10月发表《五九》算起，到1934年1月发表《也是三角》，共十五篇，是老舍在济南期间写出的短篇小说的大多数，曾被收入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赶集》中间。该集子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于1934年9月首次出版。

　　老舍来齐鲁大学工作期间，还不时地写出过一些杂文和诗歌，因为多具有他那种特殊的幽默格调，在汇编成集的时候，便冠以《老舍幽默诗文集》的总题，这个集子，也在1934年的4月，由时代图书公司出版。

　　在济南，最艰苦的两次创作劳动，要数在1933年和1934年夏天分别写长篇小说《离婚》和《牛天赐传》。关于《离婚》，他说：

从暑假前大考的时候写起，到七月十五，我写得了十二万字。原定在八月十五交卷，居然能早了一个月，这是生平最痛快的一件事。天气非常的热——济南的热法是至少可以和南京比一比的——我每天早晨七点动手，写到九点；九点以后便连喘气也很费事了。[21]

　　而写《牛天赐传》的时候，天气更加恼人：

早晨一睁眼，屋里——是屋里——就九十多度（指华氏温度表上面的读数，换算一下，大约在32℃以上——引者注）！小孩拒绝吃奶，专门哭号；大人不肯吃饭，立志喝水！可是我得赶文章，昏昏忽忽，半睡半醒，左手挥扇与打苍蝇，右手握笔疾写，汗顺着手背流到纸上。[22]

　　像老舍这样一位既要教好书又要大量创作文学作品的教授兼作家，假期历来没有属于过他，而“暑”与“寒”，却并不因为他没有度假就对他留着点儿情面。他对此有自己的解释：

一想及拉车的，当巡警的，卖苦力气的，我还抱怨什么？[23]

　　《离婚》和《牛天赐传》，都是专门关注市民阶层精神现象的作品，在创作风格上，也体现出了老舍决计“返归幽默”后的面貌。特别是前者，可说得上是他在济南写下的一部出类拔萃的长篇代表作。

　　1933年9月，家中多了一个成员，新生的女孩儿。当上了父亲的老舍，以济南的“济”字为她命名——“舒济”。女儿长得很喜人，刚满一岁，就会“扯书”了。老舍以一首小诗，记录下他由家庭生活中得到的欢欣：

爸笑妈随女扯书，一家三口乐安居。济南山水充名士，篮里猫球盆里鱼。

　　所谓“球”者，是家里养的一只爱猫。

　　1934年7月，老舍辞去齐鲁大学教职；8月里，南下上海。这时，他的心气特别高：得意之作《离婚》以及《老舍幽默诗文集》已见了书，《赶集》正付梓，而刚脱手的《牛天赐传》也确定了要在《论语》杂志上头连载，他一心想要丢下教务当一名专业“写家”的欲望再次拱起，到上海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书而专以写作挣饭吃”[24]。

　　在炎热的申城住了十几天，他的心却凉了半截，所有的朋友都是“兜底儿一句话：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25]。他晓得，自己没法不收收心了。

　　上海之行，他天天处在旧雨新知中间，包括跟左翼作家茅盾，也有了第一次的结识。其间，朋友们还安排了一次聚餐，为的是让他有机会和鲁迅会面，结果，因为鲁迅收到间接转去的邀请晚了些，未能及时就约。老舍后来一直忘不了这件憾事：“与先生见面的机会遂永远失掉！”[26]

　　[1]　 老舍：《吊济南》，《老舍文集》第十四卷，第96页。

　　[2]　 老舍：《吊济南》，《老舍文集》第十四卷，第97页。

　　[3]　 老舍：《一些印象》，《老舍文集》第十四卷，第1页。

　　[4]　 老舍：《吊济南》，《老舍文集》第十四卷，第96页。

　　[5]　 老舍：《吊济南》，《老舍文集》第十四卷，第98页。

　　[6]　 老舍：《我怎样写〈大明湖〉》，《老舍文集》第十五卷，第184页。

　　[7]　 同上，第184—185页。

　　[8]　 同上，第184页。

　　[9]　 老舍：《老舍选集·自序》，《老舍文集》第十六卷，第222页。

　　[10]　 老舍：《我怎样写〈大明湖〉》，《老舍文集》第十五卷，第186页。

　　[11]　 同上，第186页。

　　[12]　 同上，第187页。

　　[13]　 老舍：《吊济南》，《老舍文集》第十四卷，第96页。

　　[14]　 老舍：《文学概论讲义》，《老舍文集》第十五卷，第8页。

　　[15]　 同上，第10页。

　　[16]　 同上，第8页。

　　[17]　 可以参见纳兰性德《原诗》、《渌水亭杂识》、《赋论》、《填词》和铁保《续刻梅庵诗钞自序》、《梅庵自编年谱》等文章。

　　[18]　 老舍：《文学概论讲义》，《老舍文集》第十五卷，第33页。

　　[19]　 老舍：《文学概论讲义》，《老舍文集》第十五卷，第37页。

　　[20]　老舍：《赶集·序》，《老舍文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 3页。

　　[21]　 老舍：《我怎样写〈离婚〉》，《老舍文集》第十五卷，第192页。

　　[22]　 老舍：《我怎样写〈牛天赐传〉》，《老舍文集》第十五卷，第201页。

　　[23]　 老舍：《夏之一周间》，《老舍文集》第十四卷，第417页。

　　[24]　 老舍：《樱海集·序》，《老舍文集》第八卷，第153页。

　　[25]　 同上，第154页。

　　[26]　 老舍：《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老舍文集》第十四卷，第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