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十题》读后感1000字
《元曲十题》是一本由幺书仪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2021-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元曲十题》读后感(一):一本书解读元曲
假如就元曲让你提问题,你会提问些什么?是会问元曲与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社会地位有何不同?在文学界的影响有多大?还是会问元曲如何产生发展,或是问怎么来读元曲?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么书仪老师在《元曲十题》一书中就大家想知道的元曲的几大问题进行了条分缕析,让广大对元曲研究有兴趣的读者一起来了解元曲的“出身”与发展,来认识几大经典元曲的故事及内涵。
元曲,顾名思义,元代戏曲,但是一般来说,它包括了元杂剧和散曲。杂剧是戏曲,散曲是诗歌。大家比较熟悉的元杂剧有《西厢记》、《墙头马上》、《单刀会》、《赵氏孤儿》、《窦娥冤》等,而散曲最知名的有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白朴的《天净沙·秋》、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和《水仙子·咏江南》等。
《元曲十题》主体是对元杂剧的各个方面的研究,在最后仅收录了一篇白朴的散曲《天净沙》进行赏析。而元杂剧的故事性强、内涵深刻,对后世的影响也更深远,却也恰是广大读者、观众有较多理解不透的,所以更需要这类书的解读、分析。
元杂剧形式精炼,体制严整,雅俗共赏。作者么书仪老师以其对元明清文学深入、专业的硏究,为读者剖析了这些元杂剧代表作的表现手法和作品内涵。
说到元杂剧,不得不提关汉卿。么书仪老师在文中分析了关汉卿思想和创作的二重性,指出他作品中一方面表现了深刻的现实社会矛盾,给弱者以同情;而另一方面又透露着封建式的理想。矛盾的二重性在他的杂剧作品中有相应的表现。书中还选择了《西厢记》、《墙头马上》、《单刀会》、《赵氏孤儿》等经典剧目,进行深入浅出的研究、分析,给读者科普了元曲的专业知识,同时也厘清了元曲的发展历史,条理清晰。
原本看戏曲只看个故事情节,但是经作者的赏析后,对这些杂剧的创作背景和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有了深层次的认知。而且剖析深入、精辟从作品的表现力直入元曲家的“自我表现”,让读者看到活生生的元曲家本尊。
《元曲十题》读后感(二):脱口秀会不会是现代社会的元曲?
评《元曲十题》
前几年,有很多高雅的学科知识被“有趣化”,历史、哲学、生物、心理等学科纷纷用一种大众娱乐化的说法进入平常百姓家,水煮历史、爆炒哲学等话题一时成为一种写作的方式方法,很多人免去了门槛了解了更多学科的知识。这是好事,甚至现在流行的“奇葩说”也带着雅俗共赏的角度成为众人热捧的节目,让脱口秀成为了相声、小品之后的另一类娱乐节目。这是大众文化发展的一种现象,也是历史和社会进步中文化的一种讨人喜欢的表现方式。我甚至极端地猜想:脱口秀,会不会是现代社会的元曲?
从历史上看,民族迁徙交流和文化的融合都会产生新的文化方式,雅俗共赏其实也是元曲存在和发展最重要的原因,蒙古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知识分子和底层人民的融合都是元曲发展的内生动力。大多数元曲创作者都是这些出自底层的知识分子,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知识分子们自然拿自己手中的笔当作战斗的武器,用元曲表示社会的浮世绘,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元曲十题》中不仅讲述了元曲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来源,更是将其中的名篇进行解读,让我们更加坚信这种雅俗共赏的文化形式,其实是建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的。蒙古骑兵入主中原,不仅用军事力量统治中华,更是取消科举制堵住了科举取仕的路,蒙古族和色目人把持着帝国的权力,而其他民族只能被当作劣等公民对待。更多的文化知识分子不能“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前朝还留下的唐诗宋词这些精粹,这些自恃清高的文化人自然会将他们的精力转到愿意接受他们作品的普罗大众身上,他们尽情地改编和创作,最终将元曲推向当时的主流文化,最终成为元朝的标志性文化坐标。
这本《元曲十年》创作于三十多年前,因为是对元曲的背景分析和形式探讨,所以放在当今社会依然没有过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当时的社会文化更多是在反思文革、探究未来社会发展的新文化,伤痕文学和一些新文化形式成为当时的主流。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初具规模,通讯和网络的发达助推着文化向着大众化、娱乐化方向发展。
脱口秀来自西方的谈话节目,以亲民、通俗易懂、搞笑等方式赢得了很多人的认可,成为现在娱乐节目中的重要形式,它会不会是现代社会的元曲?从现在看,它依然是小众文化,只是相声、小品和诸多艺术表现形式中的一种;从发展趋势来说,它只能迎合部分观众的口味,而且很难在形式上有更大的创新和提升。就像元曲继承了唐诗宋词的瑰丽,最后衰败于明清一样;脱口秀以雅俗共赏的方式曾经获得了观众们的认可,但未来的发展,不太好预测。
2021-3-9
《元曲十题》读后感(三):元曲,到底是“远”还是“近”呢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四种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中,唐诗、宋词关注的人最多,喜欢的人也最多,明清小说里“四大名著”的名声也不必多说,剩下的就是元曲。能够四占其一,可见元曲的份量的确不轻。但元曲究竟何以为之,却未必尽人皆知,至少不如唐诗宋词那样信手拈来。
和唐诗宋词一样,要想弄明白元曲,首先要明确它的定义或者说范畴,然后就是代表作家、代表作品及其影响力等。普通人说起元曲,似乎并不在意它的概念和范畴,而是所谓的“元曲四大家”。一般所说的“元曲四大家”,当指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四位,分别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杂剧创作的成就——但也有部分人认为元曲四大家是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和白朴。王实甫当然也很有名气,他的代表作《西厢记》的名气显然远超他的名字。
元曲包括元杂剧和散曲两部分。元曲四大家及其代表作,当然很多人也不陌生,但估计多半也就止步于此。散曲却是不少人能够念得出来几首,特别是被后人誉为“秋思之祖”的《天净沙·秋思》,不仅语言极为凝练却容量巨大,而且意蕴深远、结构精巧、顿挫有致。如果实在记不得其他的散曲,单单记得这首小令,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不过,这样倒是也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对于多数传统文学爱好者来说,元曲确实是很容易就被束之高阁的,受欢迎的程度是远逊于唐诗、宋词的——这也是事实。
如果真想对元曲有所了解和把握,从么书仪的《元曲十讲》入手,不失为一条“捷径”。值得注意的是,《元曲十讲》中的各篇,大多发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已经超过了三十年时光。虽然“时过”,却不存在“境迁”的问题,其中的见解,依然堪称“真知灼见”,讲得非常好。
在《元曲十讲》这本“大家小书”中,么书仪首先讲解了元杂剧与正统文学的区别,然后就是关汉卿、王实甫、白朴等知名元杂剧诸家及其代表作,虽然未必能够涵盖元曲的各个方面,但弄明白这些,元曲的面貌自然也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不再是“水中花”“镜中月”,似乎很近,其实远之又远。
了解元曲,首先要明确,以往对元曲是存在一定误解或者说曲解,总觉得元曲不是正统文学,没有唐诗、宋词那样超然的地位,总觉得元曲仿佛就是“下里巴人”、上不得台面,这些理解显然很不正确。而是要就作品来说作品,从艺术成就的高低来评价它的位置。不信,看一看“元曲四大家”,看一看《窦娥冤》《救风尘》《拜月亭》《梧桐雨》《汉宫秋》《墙头马上》《倩女幽魂》《赵氏孤儿》和《西厢记》,哪个不是响当当的“高大上”呢?可见,人云亦云要不得,元曲的“宝藏”非常值得去好好挖掘!
《元曲十题》读后感(四):《元曲十题》:同为婢女的红娘与袭人皆愿“满头花、拖地锦”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宝玉向黛玉呈《会真记》时说:“真真这是好书!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
《会真记》指的就是元杂剧中最广为流传的《西厢记》。《会真记》系唐代元稹[zhěn]创作的《莺莺传》,也即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最初的蓝本。
幺书仪在《怎样读<西厢记>》一文中提到,在读《王西厢》之前,如果忽略了从《莺莺传》到《董西厢》的重构过程,对认识《王西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会是一种不小的缺憾。
这里提到的《王西厢》即为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也称《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而《董西厢》则是金代戏曲作家董解元创作的《西厢记诸宫调》。
以流变的眼光看,《莺莺传》是“西厢”故事的起始,《董西厢》是“西厢”故事的定本,王实甫《西厢记》则主要是对这个故事的文饰和润色。应该说,在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方面,《董西厢》、《王西厢》更为接近,它们将《会真记》中的莺莺从封建固念中解脱出来,把“始乱终弃”的张生改写成对爱情执着追求的情种。
在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中,除却男女两位主人公之外,对故事情节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当属婢女红娘。
有人说,红娘是作者的代言人,直接体现了作者的意图,作者把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加在了红娘身上。幺书仪在《红娘形象的复杂性》一文中也提到,红娘可以算得是智慧和力量的化身,红娘的多重身份促使作者须以复杂多变的手法进行红娘性格的塑造,从而造就了红娘思想性格的复杂性。
身为莺莺婢女的红娘为促成小姐与张生的爱情,在面对小姐的意中人张生时,竭尽所能地为张生出谋划策、传书递简。当张生提出以金帛酬谢时严词拒绝,红娘唯愿“满头花、拖地锦”。
“满头花、拖地锦”,在元剧中屡有出现。“满头花”为元代女子出嫁时的妆扮,“拖地锦”则为元代女子结婚时的衣裙。也就是说,红娘的心愿是在促成了小姐莺莺与张生的姻缘之后,自己能够成为张生的小夫人(妾)。
从这一点上来看,《西厢记》中的红娘与《红楼梦》中的袭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红楼梦》第三十四回宝玉挨打之后,袭人对王夫人提议说让宝玉搬出园子,与众姐妹分开来住,虽说是就金钏跳井宝玉挨打说起,实则袭人存了私心。一方面可以在宝玉母亲王夫人面前留个“一心为主”的好印象,另一方面又可以让宝玉远离姐妹们,多与自己亲近些。
果然,袭人这一说非常见效。王夫人当即表示“我索性就把他交给你了”,同时又暗暗将袭人的月例提至二两,与赵姨娘、周姨娘相当(见《红楼梦》第三十四回)。
另外,红娘劝张生“以功名为重”、袭人愿宝玉考举人进士,一是受当下封建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为自身谋依靠的思虑。
当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不能一语概之的,红娘也好,袭人也罢,她们身上都有着非常复杂的人物性格,并不能简单地将她们的行动出发点归于私心使然。
恰如幺书仪所说的那样——
这种分析,并不是对红娘人格的亵渎,红娘当初也绝不是为了希望当小夫人才为崔张的情事热心奔走的,即使她有如上所述的实际考虑,也是当时的社会传统所决定了的——红娘不作从嫁媵婢之类,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命运等待着她呢?因此,这种分析当然也不会磨灭了她的侠义心肠性格的光辉。前述提到的几篇文章均收录于幺书仪著的《元曲十题》中。“唐诗、宋词、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明清小说”是中国古代文体的四种形式,元曲作为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文艺形式,应该获得更加广泛的推广,让更多的文艺爱好者认识了解元曲魅力。